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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学校里演白雪公主时，是个生荨麻疹的白雪公主。她在班级的夜间舞会上的选美竞赛中名列第二时，也是个生荨麻疹的亚军。她第一次跟哈佛大学学生菲立普深交时，得了荨麻疹。她的父母对她十分钟爱，比如让她买称心的羊毛衫和注目的手镯，以便参加青年人的竞争，或是在她初到纽约时为她支付房租。他们不断寄支票给她。她第三次跟有妇之夫交往又得了荨麻疹，她担心以后会老是这样。她告诉母亲，母亲觉得有些不对头，于是寄给她一张二十五元的支票，让她去买些治疗的东西。她一紧张就发荨麻疹，弄得她父母几乎是把她泡在炉甘石溶液里。 她开始学打字和速记时，就觉得皮下奇痒，接着就象虫叮斑一样扩散到全身，几天后再消退；她由于得了这种病，感到很窘。她不喜欢先拖拖拉拉，然后又拼命地赶。她不想对自己要求过高。只要能把工作干好，当个女秘书也不错。她不愿当个职业妇女，不愿意象精力充沛、高度紧张、狼吞虎咽的编辑主任，以及眼睛不断抽动的节目编导那样——她们愿意干那是她们的事。乔安娜可不想重患荨麻疹。 三岁的孩子挺烦人。他俩经常精疲力尽。有一次睡觉时，特德看到她身上的荨麻疹，问道：“那是什么？”“没什么，大概是吃多了水果。” 网球看来倒是一剂灵药。打过几个小时网球，症状就消失了。过了几个星期，她完全被网球迷住了。她父母在她中学时代就让她学网球，就象早先让她学钢琴和跳舞一样。在大学里，她定期打网球，每次把球打回去都叫对手惊奇。到纽约以后就难得打了，只是在认识特德之前在旅游地偶尔打过几回。她跟特德从来没有一起打过。特德爱骑自行车，有时上附近一个学校运动场跟附近的孩子们打篮球，回到家的时候经常是一边淌着汗、喘着气，一边缅怀着当年在勃朗区年轻力壮的好日子。爱米说她也能打几下网球，她和乔安娜买了网球场入场券，于是乔安娜在中央公园重新打起球来了。最初，她们凑幼儿园上课时间每周打一次，接着增加到两次，然后乔安娜报名参加了每周第三天的网球课。如果打得好，她就洋洋得意，打得不好，就垂头丧气；不论上哪儿去，她都在细细回顾自己的动作，晚上入睡前也还是在品评比赛中的得失。她开始收看电视中的比赛，水平也提高了，经常以悬殊的比分击败爱米。整个春天她一直在打网球。 由于经济支绌，公司要求特德减薪百分之十并且只休假一星期。乔安娜坚持说，如果炎暑期间每天带比里上门可罗雀的游戏场去，她的头脑都会给烤焦的。特德表示谅解，他们商定出钱让比里去参加幼儿园里的一个夏季游戏团。他俩准备在八月间到乡下去简朴地过上一星期，但是乔安娜得停止上网球课，省下费用来。不过她还是照常打球，因为比里早上都不在家。她和爱米跟另外两个在幼儿园里结识的女人每天进行双打。她给晒黑了，穿着白的网球衫，戴着发带把头发拢得整整齐齐，脚上穿着带绒球的袜子，手提着阿迪达斯网球拍袋。至少从外表看来，她现在干的不论什么事，都非常得心应手。 男人们请她去打网球。这么漂亮的姑娘，球也打得不错，当然有人愿意在网球上降格以求，以便丰富社交生活。她受到自己那些流转不已的幻想的诱惑：她想跟漂亮的路易斯或埃里克或卡尔好好打上一局，然后带着闪烁的汗珠跟他们一起回去，亲热一番并且纵谈网球。 她觉得八月间的一星期休假长得没有尽头。特德想谈谈业务以及公司和自己能否把职位保持到年终。她明白特德目前的处境很困难，但是对他来说也是如此。为什么他们不能多谈谈她的事呢？该怎样巧妙地谈论细微末节呢？她日常得处理的无数琐事把她拖垮了。特德会以为这都是些不值一提的琐事。 汉普顿湾是中产阶级的旅游地，在宣传小册子上讲得挺不坏，他们租了一套经济实惠的公寓，却发现这儿实际上充斥着小船、渔场和蚊子。比里不适应这个尽是些大孩子的新环境，老是象虫子一样绕着乔安娜的腿打转。 “去玩呀，比里！你没有东西玩吗？” “我没法决定。” 决定？她感到奇怪——三岁的孩子会用“决定”这个词吗？他那么聪明，那么漂亮，又那么叫人头疼。 “那就游泳去吧。” “天哪，乔安娜。他哪会游泳呀？” “那你跟他游泳去。我要休息。我不能休息一会儿吗？” 父子俩到池子里去戏水了，她发誓再也不为他们去度假，再也不上没有网球的地方去了。 特德找到了球场。当地一个网球俱乐部在周末以外的时间里按小时把场地租给外地来的人，甚至还有个代领孩子的人。乔安娜不是答应过跟他打球的吗？她带着球拍，特德可以借一个。在城里，他在人前说自己是被网球夺去了妻子的鳏夫，现在正值假期，她总能陪他打上一小时了吧？ 她觉得这一小时就象这一星期一样长得没有尽头。特德这辈子只打过几次网球。他在网球场上就象头野熊。他俩的边上有一局混合双打，是几个上了年纪的人。特德的球老是飞过去打断他们的比赛，他老是忘记不应该在他们身后走过去检球，他把球还给他们的动作也很迟钝，比里又从看管他的那个十几岁的姑娘身边逃开，瞪着黑眼睛透过她身后的篱笆朝里张望，哀叫着讨苹果汁喝，给了他，他又要另一个牌子的。乔安娜把比里撵回看管人身边去，特德把一只球打到篱笆外边去了，却拿隔壁场地上的一个球打了起来。乔安娜觉得丢脸极了。他这样的人只在离家不远的学校场地上打过球，一点没有教养。 第二天是他们假期的最后一天，总算熬到了这个日子，她把特德和比里撇在游泳池里，独自到海滩去。她坐在码头上，望着油腻腻的水。他们知道她走开了吗？他们会着急吗？她可不着急。她能在那儿坐上几个小时，一点儿也不想到他们。回到城里第一件事就是找爱米，星期一早上打球去；已经损失了一个星期啦。特德打得那么糟，大概把她的水平也拉下来了。天气热得很。这是最糟的一次休假，最糟的一段时间。岸边有供游客使用的划子。她找到一条干的船，推船离了岸。她先用桨划了一阵子，就把桨收回来了，让船随波逐流。汽艇开过，她的船就会跟着颠簸。她只是为了让船顺着水势才划几下，大部分时问只是漂荡。最好的光阴是哪一段时间呢？中学时代吗？有一次马蒂罗素请她出去玩而后请维基科尔时，科尔脸红了。她当时知道自已是楚楚动人的。而今他们在哪儿呢？会不会科尔也在什么地方的船上漂荡，并且在想乔安娜怎么样。大学时代有些日子也不坏。在纽约的第一年最叫人兴奋，以后时好时坏，但是整个这一段时闽，或者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比现在强。现在生活真无聊，偶尔不感到无聊也只足因为她要和比里厮斗，受到压力，甚至于这种厮斗也叫人感到无聊了，特德也叫人感到无聊，假期照理应该是无聊生活中的一个间歇，可它也叫人感到无聊。她可以从船边翻下水去，这总比把头伸进烤箱强些。那不是这种大热天干的事。她的父母会痛哭流涕，出钱办最体面的丧事。比里也可以从此不挨她骂了。特德能够相当好地适应新环境，不到两年就会再次结婚，娶个勃朗区的胖女人，她会给他做饭，让他吃得象他父亲一样胖。 她划回码头时，看到他们父子俩站在水边——她家的两个男人。他们拿绳子系着一只牛奶瓶，里面放了面包，用来捉小鱼。他们没注意到她走开了。 “我今天上J华尔特那儿去了。” “是吗？” “找几个人，打听打听。” “怎么样？” “没啥可干。” “当然罗，现在市面萧条。我不是减薪了吗？” “他们说会给我留心的。” “乔安娜！” “我想去问问。打听一下又没损害你半根毫毛。” “噢，你既然要谈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干脆讲讲清楚。你离职的时候挣多少？一百七十五元一星期吧？我们假定你还能挣那么多，你又能给家里多少呢？算它一百三十吧。雇个管家得多少钱？” “一百” “还得碰运气才能雇到。这样算你挣了三十元。中饭每星期十二元，乘公共汽车五元，零食三元，一共二十元。总的说来，你去工作的话，家里收入多了十元。可是要上班就得多买不少衣服，一个月买一件毛衣、一条裙子，我们就亏空啦。” “别算经济账啦” “不算不行。你去工作，我们负担不起。” “我有我的需要。” “比里需要一个安定的家。算了，乔安娜，再过几年，不就行了吗？你要把他的生活都搞得乱七八糟吗？” 在其他场合，特德比别的文夫还要迁就。他带比里上公园，有时也做饭，那是他单身汉时期学会的快餐式烹调。他顾家的程度超过他的父亲和父亲那一代人。可是在乔安娜去工作这一重大问题上，他是顽固不化的。 她会在各种情况下提起这件事，但是特德的态度从未有过改变。 “我们干脆定下来，再生个孩子算了！” “我想睡觉了。你请便好了，我不插手。” 她的时间全花在家务工作上，买东西，做饭，买衣服，把比里带到东带到西。她打网球。时间过得很慢——但还是在过去。她现在三十二岁，孩子快满四岁了。她最喜欢比里的时候是他安安稳稳地入睡的时候，因为她不用为了涂错了花生酱之类的小事跟他纠缠不休。 她翻阅杂志寻找文章来为她的想法辩护。她并不反常。旁的母亲，至少其中几个，跟她的想法相问。作为母亲呆在家里不是好受的。对这种穷极无聊的生活，她有权利生气，这不限于她一个人。她、苔尔玛，还有爱米，虽然生活在纽约城里，实际上却是乡下人，她们每天在游戏场周围守着，等待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 特德知道她烦躁不安。但他认为自己帮着料理一些家务，就是同舟共济了。他跟旁的男人谈起这件事。《每周新闻》的推销员马甫告诉他，自己的家庭关系不稳定，而且据他所知人人都是如此，他们准备搬到郊区去从头开始。特德的上级广告经理杰姆奥康纳已经结婚二十五年了，他在水冷器边吐露了真言，说：“女人终究是女人。”他说话时象个受人敬重的长者，嘴里却有中午喝的威士忌的酒味。特德不大跟乔安娜争论，与其说关系紧张，不如说是关系冷淡。乔安娜有时会生气，有时累得没兴致，特德也是这样。别人处理得也不见得好些。有一次他在吃中饭的时候碰到牙科医师查理，这是他们第一回单独交谈，而且没谈到孩子。“乔安娜和我之间的关系马马虎虎过得去……”查理会意地点点头。牙科医师——可是正派的公民。他对特德漏了真情，说他跟他那个牙科护士发生暖昧关系已经两年了。 尽管如此，特德还坚信他们的婚姻挺不错。可能是他不好，才使乔安娜疏远了。他一直忙于业务，对家事不够关心。乔安娜还相当漂亮。应当再生个孩子，这样会更亲近些，生比里的时候就是如此。不应该等待。应该有四个人：特德、乔安娜、比里和另一个漂亮的小东西。这样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家庭，可以骑摩托车在城里兜风，就象广告画里一样。开头几年会比较艰难，但是慢慢会好起来，而且他们已经亲身经历过一次，那就更会好起来。要是能顺利处理得好，几年后孩子大了，他们就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的美丽的妻子，美丽的孩子。为了日子越过越好，创造出尽善尽美的世界，形成一个以他这个丈夫和父亲为中心的新天地；为了弥补他早年因其貌不扬而深藏不露的苦闷，弥补他父母以往对他的抱怨，弥补他自己为探索出路而虚度的岁月，为了这一切，他必须做出非同凡响的成绩来；这个成绩，就是他所憧憬的那个美丽的小小帝国，那个他在自我陶醉之中建造的空中楼阁。 “我要用画着查理勃朗的台布。” “好的，比里。” “我要芹姆戴的那种帽子。大家都戴小丑帽，我却戴王冠。” “行。” “写下来，不然你要忘记的，妈。” “我是在写。查理勃朗台布，帽子。” “我戴王冠。” “已经写啦。看到这个字母K吗?那就是代表王冠。” “能给我买个蛋糕吗？” “当然可以。写在清单上啦。” “J在哪儿？” “这是蛋糕。蛋糕是C开始的。” “我要一只米老鼠蛋糕。” “不知道巴斯金—罗宾斯店有没有米老鼠蛋糕。” “妈，求求你。我爱米老鼠。我就是欢喜它。” “我去瞧瞧巴斯金—罗宾斯卖不卖米老鼠蛋糕。他们不卖，我们就上卡佛尔店去，要是他们也不卖，给你买个唐老鸭行不行？” “唐老鸭也行。不过我欢喜米老鼠。” “我知道啦。” “我快四岁了，妈。我现在是个大孩子了，对吗？” 十个四岁的孩子轮流在彼此家里演出，这次轮到访问比里了。幼儿园里他们同在一班，生日也都相近，他们过生日时请比里去玩，现在比里过生日，他们也来祝贺他。乔安娜和比里一起拟定菜单。他说：他过生日请客要安排得“好得不能再好”，就是说要有烘馅饼、汽水和冰淇淋蛋糕。他们在附近的卡佛尔店里找到了米老鼠蛋糕，她买了许多小篮子装儿童糖果，以前她工作的时候曾经在长虹饭店组织过一次盛大的宴会，招待一百位经理、董事和他们的夫人。她买了适用于请客的东西。她买了一套万能工具的玩具，作为爸爸妈妈送给孩子比里的礼物，买了成套的有查理勃朗画像的纸盘和桌布。在四月里的一个星期天，她跟特德把一切都擦洗干净后，这一伙小鬼头来了，把家里闹了个天翻地覆，小米尼亚隆森对巧克力过敏，但是又不说，吃了以后当场浑身发出疹子，乔安娜克莱默呆在她身边也发起荨麻疹来。 “特德，现在不是玩翻斗卡车的时候，我们得打扫。” “我不过瞧一眼。别那么紧张，别高声叫嚷。”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啦。我想睡觉。” “我来做善后工作就是。” “不，不要。我不欢喜你干的活儿。” “幸亏我不是清洁女工。” “清洁女工是我，所以不劳你干。” “乔安娜，往好处想想。今天请客安排得多出色。” “当然啦，我都快累死了。” “你听我……” “你以为变个戏法，一切就会准备就绪吗？这些好看的小篮子和讨厌的查理勃朗台布是打哪儿来的，为了这次见鬼的请客，我忙了三天工夫。” “比里玩得真高兴。” “我知道。他买到了米老鼠蛋糕。” “乔安娜……” “我为孩子安排吃喝游戏，安排得棒极了，我只配给他们安排吃喝游戏。这就是我的工作。” “睡吧。” “行，乱七八糟的房间到明天再收拾好了，反正有我在家干。” 他们不吭声地睡着了。夜里她起了床，走进比里的房间，比里跟一头玩具熊、一条狗、一只洋娃娃一起睡觉，他称这些东西为他的“人”。地上扔着当天的战利品，万能工具、多米诺骨牌、玩具卡车和木球，都是随着胜利地迎来四岁而得到的。她想喊醒他，对他说：比里，比里，你别满四岁，还是做一岁的孩子吧，我们可以重新开始，我跟你玩，跟你笑，我再也不对你叫嚷，我们俩也不会老是争执不休，我会抱你，吻你，爱抚你；两岁也不会那么可怕，我会当一个好妈妈；三岁会过得很好；到了四岁，你就成了我的小小的男子汉了，你在街上握着我的手，我们一边走，一边什么都谈，我不会成为完人，我不可能是完人，但我也不会刻薄的，比里，不会刻薄的，我要更关心你，更爱你，我们的生活会充满了乐趣——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开始，我当真愿意一试，比里。但是，她却离开了比里的房间，走进了厨房，为的是怕自己的哭声惊醒了孩子。 她开始给自己记分。每当她跟比里生气或失去耐心，她都记上一笔；她一天到晚在家照看一个四岁的孩子难免不生气。不过这证明她不好，她对孩子的影响也不好；进一步也可以说孩子对她的影响也不好。她开始也给特德记分。每当他做了有伤体面的事，例如把衬衫扔在椅子上等等，这就证明他是个布朗克斯区的粗人。要是他谈他的工作，唠叨个没完，就是重男轻女的家伙。不论他怎么想帮忙，每件事还都得由她于。还有家务——这些事没法记分，什么事都得她这位花生酱主妇去干。家里的杂务事，每天上街买东西，手纸用完了换卷新的——这种事每干一件她都觉得是一种委屈。还有那些互相宴请，下次轮到他们了，也得由她安排：拟定菜单，买食品，烹调——特德只管斟酒，好家伙；比里晚上一醒过来吵着要果汁喝，而特德只顾酣睡，一切全由她包了。一种压力，要捱过每一天都得承受巨大的压力，这一回荨麻疹的症状没消退，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搔抓患处直到出血。 除此以外，特德还在鼓吹他的那套看法。他说对生第一个孩子他尽力不够。回想起来真叫人啼笑皆非。他知道了当母亲不容易，所以现在愿意更多出些力。上一回分娩并不顾利，现在生过了孩子，彼此能协调得更好。 “比里出生的时候，我抱着你，给你打气，记得吗？” “真的？” “当然罗！我抱着你，你在使劲按压。” “真有这事？我记不清你当时是不是在场。” 他并不气馁。 “乔安娜，我们很会生孩子。” “是呀，你是个好爸爸，特德。” 这一点她相信。特德对待比里挺不错。可是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再生个孩子吗？亏他想得出来。一切都压在她肩上。她身上又痒了。 起初她想留个条子给他。这样她有时间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得有条理些。她甚至问自己：应该手写以示亲切呢，还是用打字机？打字可以清楚些，但是太缺乏个人感情了。接着她又想到出走以后寄一封没有回信地址的短信。最后，她拿定主意，认为夫妻一场至少也应该和他面谈一次，作一次短暂的问答式的谈话。 比里和他的“人”睡着了。乔安娜和特德正准备收拾盘子和汉堡包，那是他们一年里第三十回吃汉堡包。 “特德，我要离开你了。” “什么？” “我在这儿快闷死了。” “你快怎么了？” “我刚才说过了，我打算离开你。” “我不明白。” “我想你大概是不明白。我重说一遍。特德，我打算离开你。听懂了吗？” “这是开玩笑吧？” “哈，哈。” “乔安娜？” “我们的婚姻结束了。” “我不相信。” “你就努力想法子相信吧！” “前不久我们还在谈论生第二个孩子呐。” “那是你在谈。” “乔安娜，我们的确碰到过一些问题。但是人人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嘛。” “别人的事跟我无关。” “我们连争执都不多。” “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点，一点儿都没有。除了账单、宴会和少量的夫妇生活以外，再没有共同之处。” “我不明白。” “你不用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天哪，我什么地方做错了事呢。” “女人必须独立自主。” “我同意。那又怎么样呢？” “我快闷死了。我一定得走。” “这太荒唐了。我不答应。” “你不答应？” “我不会让你走。” “真的吗？再过五分钟左右我就走了，管你答应不答应。” “这不是个办法，乔安娜。这样不行。” “为什么不行？” “总得先想点办法。应该去找人谈谈。” “我知道那些精神分析疗法专家。去找他们的大都是中产阶级，婚姻与他们利害攸关。” “你胡说些什么？” “我已经讲过了。我一定得走。现在就走。” “乔安娜——” “女权主义者协会赞赏我的行动。” “什么女权主义者？哪儿有什么女权主义者？” “我要走的，特德。” “上哪儿去？找个地方痛哭一场吗？” “说不上来。” “说不上来？” “这无关紧要。” “什么？” “就是这样。你慢慢地听懂了吧？” “乔安娜，我听说过别人有这种事，可我不相信我们家也会发生。至少不会这样发生。哪儿有这么宣布的。”“随便用哪种方式讲都一样。我原想留个便条给你。那样或许反倒好了。” “我们是小学生吗？你要跟你相爱的老朋友绝交吗？我们是结发夫妻呀！” “我不爱你．特德。我讨厌我的生活。我讨厌呆在这里。我身上的压力太大，脑袋都快炸了。” “乔安娜——” “我一天也不想再呆下去了，一分钟也不想呆了。” “我要去打听一下．找个婚姻顾问之类的人。解决这种问题肯定有更加明智的办法。” “你没听我说，特德。你从来不听我说。我要走了。我的心早就不在这儿了。” “听我说。有时我觉得自己过分热中于业务了。我的心思全在工作上。我很抱歉。” “没什么，特德。那毫无关系。问题和你的兴趣毫不相干——问题是我。我不能够再这样生活下去，只好到此为止。我要为自己找个新出路。” “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是说．怎么处理好呢？是不是要我搬出去？是不是另外有人？是不是让他搬进来？” “你简直什么也没弄明白。” “你显然事先把什么都安排好了。这该死的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带上整理好的提包，再从我们俩共同的储蓄里提两千元钱，我就走了。” “你走啦？比里呢？我们喊醒他吧？他的提包也整理好了吗？” 她这时才第一次犹豫起来。 “不……我……不要比里。我不带比里走。没有我，他会过得更好一些。” “老天爷，乔安娜！乔安娜！” 她再也说不出话了。她走进卧室，拎起手提箱和网球拍袋，走到大门口，打开门，走了出去。特德呆在那儿望着，不知所措。他还当真以为过一个小时她就会回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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