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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人吴稚晖


  吴稚晖名眺,后改名敬恒,字稚晖,无锡人背后称他为吴疯子。他家在无锡与武进交界的雪堰桥,桥南属无锡,桥北属武进,吴稚晖的家在桥北,应该算是武进县人。因为他六岁丧母后寄居在无锡江尖外祖母家,在无锡长大,在无锡受教育,说得一口地道无锡话,所以他在多数场合自称无锡人。
  吴稚晖是个怪人,但并不疯。他聪明好学,先后从张鼎臣、侯翔千、孙伯肃等名师学习经史和古文辞,16岁就以文章初露头角,还练得一手好书法。23岁考取秀才,25岁入江阴南菁书院,乡试中举人,但在北京会试中却名落孙山——因为他不愿学也做不好八股。
  “吴疯子”这个外号,大概是由以下几件事情造成的:
  有一天,满族大官僚江苏学政溥良坐着八抬大轿经过孔庙前,在下马碑前没有下轿,吴稚晖就气愤地拾起砖石向轿中乱掷,弄得溥良衣帽歪斜,十分狼狈。差役把吴稚晖捉住了,他大声宣称:“南菁书院学生吴稚晖是也!”溥良命送交无锡县教谕查究。藩台、臬台、将军、学政,是巡抚以下的几位主要助手,学政则相当于今天的“文教副省长”。教谕很难处理,就将吴稚晖转送南菁书院。院长黄玄同却对吴的尊孔精神颇为欣赏,只给予羁押三天、游街示众的处罚。溥良也怕事情闯出去会有“非圣蔑贤”的名声,只得说几句严加管教之类的话就算了事。
  以后,茂名杨颐放了江苏学政,竟公然在画舫宴客,微服狎妓。吴稚晖约同学田其田,穿了四开裤箭袖袍,头插松枝,插上红萝卜,手持草纸一束,不穿裤子。上船后,故意跌了个四脚朝天,还大呼“生员叩见大人,请尝花酒三杯”。杨学政大怒,一面命把两个疯子赶走,一面查明来历,命黄玄同将此二人革去秀才,赶出书院。黄玄同与广东梁鼎芬等人认为,生员冒犯学政理当有罪,但学政微服狎妓也该处分,此事经过许多周折,最后以停学了事。
  戊戌政变以后,吴稚晖的尊孔忠君思想发生了大变化,成了江南维新派的活动分子。知县以“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为题,命生员作文。吴稚晖就在《无锡白话报》上发表文章说:“八股若存,中国必亡;不耕不织,咬文嚼字,又有何用?武场考试和猴戏没有分别。甲午一战,弓箭与洋枪之不敌已可分晓,为什么还要啃着狗骨头不放呢?”为此,吴稚晖在国内待不住了,就东渡日本考入了高等师范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有自费留学生蔡锷等9人,打算进日本成城学堂然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当时进士官学校主要有两条途径,公派学生先在官办的振武学校读完三年,成绩合格即可免考进入士官学校,自费生则需在日本成城学校——此校有“士官生摇篮”之称——毕业。而中国人进入成城,是必须由驻日公使出具身份证明的。当时的驻日公使蔡钧是个顽固守旧派,不肯为蔡锷等维新人物作保,于是吴稚晖和孙叔方等就率领20余留学生到公使馆静坐,蔡钧非但不允,还要求日本警察厅以妨害治安罪逮捕了孙、吴等人,日警方判处“递解回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吴孙事件”。
  当吴稚晖、孙叔方等人被押至日本上新桥火车站时,梁启超、吴震修、张秉彝、侯毅始等人都从横滨赶来道别。次日押至神户,吴稚晖愤怒不已,即留下绝命书,在登轮时跳人海中,以死抗议,幸经救出。梁启超为此曾在《清议报》著文道:“吴君之被逮也,以为士可杀不可辱,欲以一死唤醒群梦,引起国民利权思想。”这是确切的评议。此时,蔡元培恐中途再生事故,特地赶到神户陪同吴稚晖同船回国,以后又一起创立“爱国学社”,创办《苏报》鼓吹革命。
  这三件事只有吴稚晖做得出来,确实都有点“疯”。成为党国元老之后,不疯了,但仍然是个怪人。他一生不做官,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要他出任教育总长,吴稚晖回答说:“我愿任奔走之劳,做宫我是做不像的。”在总统府住了四天就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了。蒋介石几次要他出来做官,他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脾气也不好,不敢当呀!”终其一生只当了个中央监察委员,而且是个从不办公事的委员。教书当编辑,穷得无米下锅了,就挂单卖字。吴稚晖的篆书居当时四大书法家(还有胡汉民的隶书,于右任的行书,谭延kai的楷书)之首,很有名气,维持他规定的“两粥一饭,小荤大素”还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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