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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何通缉荣宗敬?


  荣公馆便门的玉兰树下,停着黑色林肯轿车。下午一点钟,荣宗敬手提公事包,急匆匆走下花岗岩台阶,一眼就看到了丧魂落魄的弟弟正朝他走来。
  “宗敬!你上哪里去?”
  “去总公司上班呵。”
  “什么?”荣德生呆住了。宗敬还去总公司上班,难道昨天发生的事不是真的?或者是无锡县衙的人弄错了?
  荣宗敬看到弟弟在一夜之间憔悴了许多,一早又赶来上海,深深地被德生对他的挚爱之情感动了。“来,我们上楼慢慢地说吧。”他一手搂着弟弟走上台阶,走过走廊,走上楼梯,走进书房。搂得很紧,这亲昵举动在他们兄弟之间是前所未有的。
  蒋介石通缉荣宗敬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以他为首的纱厂联合拒绝认购50万元“二五库券”。北伐军到达长江下游的时候,上海方面就已经由虞洽卿等人发起,号召各业捐款,表示拥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又由财政部明令发行“二五库券”,开始了对工商金融界的大肆搜刮。据“华商纱厂联合会议案、议事录”记载:

  1927年5月2日,华商纱厂联合会临时会讨论认购库券事,主席荣宗敬交议:商业联合会函请分摊附税库券50万元,请公议案。
  主席继称:查本埠会员纱厂有纱锭六十余万枚,约需每一锭子派库券8角强;倘联合常、锡各厂合计,以80万绽分摊,每绽约派库券6角强。
  公议:各厂经营不振,经济困难,实无力负担;然为维护政府计,唯有由会长向外界借款50万元,并由各厂按照锭数多少分配数额担保。

  这次会议以“无力负担”为前提,以“惟有借款”作为设想,事实上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形成决议。至五月四日,纱联会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决议如下:

  国库券50万元先由本会各厂勉认12.5万,请[荣]宗敬、[吴]书麟先生向福源钱庄暂挪12.5万元缴付财政委员会,即由各厂按锭数付还。

  荣宗敬和纱联会竟敢逆蒋总司令的龙鳞,于是就有了五月十五日的通缉令。“依附孙传芳”云云,确实是借口而已。
  荣家兄弟正在商谈请吴稚晖帮忙疏通之事,荣公馆又来了几位客人。第一位是纱联会副会长穆藕初,“你们兄弟都在,这就更好啦!”他带来的是好消息,今天上午纱联会又召集了临时会议,由穆藕初主持,记录如下:

    会议提议,本会各厂派销附税库券50万元。除已由各厂认缴四分之
  一外,其余四分之三计37.5万元,当局仍在催缴,应如何筹措之处,敬
  希公议。
    议决如下:(1)致电蒋总司令为会长[荣宗敬]解释误会;(2)库
  券案,决由各厂勉力担任,余数如不足额,再设法筹措,但须由会长交
  付。

  荣宗敬看过后,倔脾气却又上来了。“藕公,我谢谢你和各同仁的好意。但此次临时会议并非由我主持,这决议是无效的。姓蒋的要通缉我,连他带卫士出入租界还得工部局发给通行证哩,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穆藕初劝导说:“宗公!你不要糊涂。现在是什么人的天下?外面军队在杀人,警察在杀人,杜月笙手下的流氓帮会也在杀人。我有个族侄在报馆工作,我敢担保他不是共产党,也被不明不白地被杀害啦!你能永远不出租界吗?就是在租界里也不见得就安全呀!”
  荣宗敬在鼻子里哼了声,他无法辩驳,但仍不服气。
  第二位客人是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派给他所属银行、公司的库券是1000万元,他干脆就既不讨论也不答复,直接躲进了公共租界。傅筱庵与孙传芳的关系,若说“甘心依附”,倒也算不得冤枉。1925年,他正是在孙传芳的卵翼下登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宝座的。他走进书房就惊惊乍乍的说:“宗敬兄!我已经秘密地买好去大连的船票了,劝你也到香港或者外国去躲避一阵吧!”
  “有那么严重吗?”荣宗敬不以为然地说。
  “嘿嘿!蒋介石的为人,你我都很清楚。古诗上不是有‘冲冠一怒为红颜’之句吗?听说宋家三小姐已经接受我们这位将军的求婚了,他发怒不为红颜,一只手砍共产党的脑袋,一只手抢资本家的钱袋。”傅筱庵从桌上拿起纱联会的决议看了一眼,又说:“迟啦!要他先取消通缉令再购库券,蒋某绝不会答应的。”
  这时又来了两个客人,一个是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一个是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荣德生的三女儿不久前嫁给了宋汉章的儿子宋美扬,他是来探望姻亲的。陈光甫就不同了,他现在是“二五库券”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已成为金融界和政界的显贵,无疑是来规劝老朋友的。
  宋汉章对荣德生说:“亲家,我已经辞职了。”
  “为啥?”荣德生问。
  “向中行派销1000万元,我没有答应,蒋来电严辞斥责,我实在应付不了哇!”
  “敲诈勒索!与绑票有什么两样?”荣宗敬愤愤地说,“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理当体恤国民,保护实业,如此强征暴敛,孙先生‘天下为公’的公理何在?!”
  傅筱庵又火上加油:“段棋瑞是军阀,张作霖是土匪,蒋介石是流氓。一个比一个坏!”
  陈光甫笑笑说:“傅公既有此高见,怎么又要去大连呢?东三省可是土匪的天下呀!”
  “张少帅管不着大连!”傅筱庵果然不久去了大连,直到1932年通缉令撤销后才回到上海。此公在大连五年没有白住,到了1938年竟当上了由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任命的上海市长,两年后就被他的“两代义仆”朱升用菜刀砍了脑袋。
  陈光甫作为荣氏兄弟的多年好友,认为应当说几句切实的话了:“宗敬,今天德生也在这里,希望你们能冷静地听我一句话。好汉不吃眼前亏,50万元就认了吧!‘二五库券’的分派,不必讳言,我是参与了的。纱联会才分派50万,与各行各业比较,并不算多呀!”言外之意,他是从中帮了忙的。
  直到此时未发一言的荣德生,终于说话了:“宗敬,我看光甫的话在理,我们权当碰上一场火灾。认了吧!”
  “火灾?火灾是意外不测!”荣宗敬的犟脾气一来,怎么也不肯买帐。“强迫借款开了头,以后还有个完吗?各家纱厂营业不振,雪上加霜,就更挣扎不起啦!”
  “可是宗敬兄,是纱锭子厉害,还是枪杆子厉害?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
  宋汉章也劝道:“宗敬,你跟我不同,我可以辞职不干,你却是离不得总公司的。倘若蒋介石给你动真的,那就不可收拾了。”
  荣宗敬虽然还咽不下这口气,但在一片规劝声中,终于挺直身子,傲然说:“我要是愿意,别说是纱联会共摊,就是独捐50万,也不在话下!”
  至此,客人就起身告辞了。荣氏兄弟把他们送到门口,待客人上车后,荣德生对哥哥说:
  “宗敬,吴老先生那里,我们一起去走一趟好吗?”
  “还是你去吧。”荣宗敬说,“要带张支票去吧?”
  “千万不能!”荣德生说,“老先生是最清高不过的,别说支票金条决不肯收,有人送书画古董还被他扔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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