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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帕尔马之恋


  ●这次征服可不容易,因为肖邦是个爱挑剔的人。
  ●她已经突然受到了爱的垄击,爱情已经占住了她的心,她不能让理智来控制自己了。
  ●但是,肖邦的身体却惊人地走下坡路……

  1837年的夏天,灿烂辉煌而又荒诞无稽。乔治·桑的朋友都发现,年轻的钢琴家肖邦最使她思念不已,神魂颠倒,但她枉费心机也没能把他吸引到诺昂来。她曾一度认为,肖邦似乎是上帝有意为她而降生的。
  弗雷德里克·肖邦,这个不幸的波兰流亡者,很易动感情,十分怀念家乡、怀念祖国,更眷念那温存的母爱。
  “要是有人愿意管束我的话,”他曾这样说过,“我会感到很高兴”。
  这时,确实有人愿意把他看作自己的情人和孩子。
  因为米歇尔的专横使乔治·桑遗憾没有人顺从她,而肖邦比乔治·桑小七岁,她能指望肖邦像儿子,差不多像幼小的儿子一样顺从她,看见这个年轻的音乐家体弱多病,焦躁不安,对于她这个想做母亲和护士的人,该有多少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他的相貌同李斯特一样漂亮。他身材中等而瘦弱,两手纤细,一双小脚,灰黄的头发近乎栗色,褐色的双眼与其说有活力而不如说很忧郁,面颊正中长着一个鹰钩鼻子。他的微笑甜润,嗓音低沉,整个人显出某种庄严的、难以形容的贵族气质,致使所有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流亡国外的大阔佬。
  有多少回,乔治·桑望着诺昂的金色菩提树冥思默想,那漂亮的形象就来到了她的笔端,使笔不住跳动,使她无法再写下去。
  马勒菲依是一个正直诚实的青年,可才疏学浅;而肖邦却是天才。乔治·桑受过音乐的熏陶。小时候,她就经常坐在奶奶玛丽的羽管风琴旁,欣赏诗意盎然的音乐。结婚后,她又常蹲伏在李斯特的钢琴旁,分享使她深受感动的音乐。她比任何人都更理解音乐的语言。由于玛丽·达古尔征服了李斯特,那么她的办法就是要使肖邦归顺。
  这一切,都使乔治·桑急欲接近这柔弱而有才华的音乐家。
  这次征服可不容易,因为肖邦是个爱挑剔的人。他讨厌一切喧闹的争论,讨厌别人衣冠不整,特别讨厌一切丑恶言行。他最喜欢的环境,是摆设令人赞叹的沙龙,里而坐满举止高雅、喜爱音乐的美女,她们在半明半暗中等着听一首吐露隐秘的《夜曲》。他喜欢使高雅的听众深深地陷入沉思,继而突然间以英勇豪迈的感情,歌唱受苦受难的波兰,打动他们的心。在政治上,肖邦是个保守主义者;在爱情上,他多情而又羞怯。见异思迁的精神恋爱观,适合他性格上的弱点。总之,这个相当痛苦的人,他的生活很不协调。
  肖邦和乔治·桑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就严肃地评价这个浪漫派的女作家。她一副男人的打扮,嘴里吸着雪茄,亲昵地称呼她那些古怪的朋友。除了文艺界,她不和其他人来往。她与那些漂亮的、天使般的波兰金发女郎不相同!而直到这个时候,肖邦还纯真地喜欢她们。
  大家都知道,肖邦起初是不愿去乔治·桑家的。去过法兰西旅馆后,他曾说:“这个乔治·桑多么讨厌!她真是个女人?我总表示怀疑。”
  1837年,乔治·桑回到巴黎,肖邦反而同意与她相见了。
  肖邦的内心深处仍是很痛苦的。“我们从一个著名的大师的工作室出来,”肖邦说,“因为几个为我们调琴的独特的意大利提琴制造家不在,不灵巧的手不善于引发出我们的新声。没有弦乐器制造家,我们只好将这新声压抑在心里了……”
  肖邦要娶的波兰姑娘玛丽遵照父母的旨意,渐渐地疏远了肖邦,原因是肖邦的体弱多病,令人感到很担忧。肖邦从没对人谈起这件忧伤的事,但他感到需要安慰。
  就在这时,乔治·桑给了他所有的安慰。人们在肖邦的一个小本子里,找到一封乔治·桑写给他的信,信是对折着夹在本子里的。在信的角上,乔治·桑写了这样几个字:“大家爱慕您”,并且签了名。而在乔治·桑签名的下面,多尔瓦尔夫人写道:“我也一样!我也一样!一样!”
  1837年10月,肖邦在日记中写道:
  我见过她三次。在我演奏时,她眼睛深情地看着我。我演奏一首有点阴郁的曲子《多瑙河的传说》,我的心跟着乐曲飞回到故乡。而她忧郁而奇怪的眼睛,老是盯着我,这双眼睛在说什么呢?她倚在钢琴旁边,灼热的眼光使我的全身发烧……我们被鲜花包围,我的心被征服了!我又见过她两次,从此她爱上了我……
  肖邦在乔治·桑身上找到了一种力量,不由得被她吸引,因为这力量支持着他。乔治·桑这个音乐爱好者,会珍重他,给他灵感,甚至能给他出主意。她这个慷慨的女人,只求献身于他。
  尽管肖邦生性害羞,好像生来就怕冷,终究经不住诱惑。
  诗人亨利·海涅很羡慕他俩,给他们这一对勾划了几笔。她栗色的秀发一直披到肩上,有点暗淡而似睡的双眼,是那样的温存和安详;她的微笑充满了天真的娇媚;她的嗓音低沉不清,她生性沉默寡言,听得多而说得少。他异常敏感,稍为触动一下,就是一个伤口,稍有一点声响,也会引起雷鸣;他喜欢两人独处,隐居在神秘的生活之中,但是,有时因为被强烈迷人的或者说是古怪的念头驱使,才走出来。
  1838年春天,乔治·桑几次来到巴黎。晚上,他俩经常住在一起。肖邦演奏音乐;后来两个人都沉醉在吹过的晚风之中,这是燃烧着的天国之爱火。
  可怜的马勒菲依完全被忘却了。
  但是,和肖邦在一起,难以做出结论,爱情的季节变化无常。早上说:这显然是无法忍受的,可是晚上却说:这是最大的幸福。然而,这种羞怯和害臊,比起娇揉造作、故作媚态,更有把握地激起她的情欲。他整日躲开别人,神情冷淡,却使乔治·桑神魂颠倒。
  在这变换不走的气氛下,1838年初夏,乔治·桑写了封信给肖邦最好的朋友阿尔贝·克齐马拉伯爵。他是一个好打扮的波兰大胖子,穿一件时髦名牌外套,上面缝满了绦子和花边。乔治·桑称他为自己的丈夫,因而肖邦被看成是他们的孩子。这封认真斟酌过的信,长达三十二页。乔治·桑在信里直率地写了大部分人过去和现在敢想不敢说的事。因此,在伪君子的眼中,似乎任何以诚相见,都是厚颜无耻。
  乔治·桑在给克齐马拉的信中这样写道:
  让咱们最后一次把问题明显摆出来吧,因为您对这个问题的最后的答复,将决定你今后的行动。您主张,既然我们热爱的人的幸福要求我们竭尽全力;那么,不要最后才考虑自己,也不要全然不顾自己。这样,我们的看法就完全一致了。请您好好地听我说;并请清楚地回答我,不要含糊,直截了当……
  信中说的是些什么呢?肖邦要爱、或者以为要爱的是波兰姑娘。首先要知道她是否还会给他带来幸福。乔治·桑不愿做一个损害朋友的人。如果那青梅竹马的女友是位纯洁美貌的姑娘,她不愿做争风吃醋的妖精。此外,乔治·桑心想,既然自己已经和一个称心如意的人(指的是马勒菲依)有了婚姻般的关系,感情融洽,也很体面;那个人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她,她不想抛弃他。如果“我们的孩子”(就是说肖邦)决心投入乔治·桑的怀抱,她也许会感到害怕:因为这种爱情“只能在它赖以产生的条件下发展,也就是说,断断续续地发展。如果一阵风吹过来,把我们中的一个人吹到另一个人身边,我们将在星际邀游……”
  因此,只有两种可能。
  其一,如果那个女人生来是要使肖邦获得纯真的幸福,而特别多虑的肖邦,又拒绝以不同的方式去爱两个不同的人;那么乔治·桑就会离去,并尽力使自己忘记他。
  其次,情况刚刚相反,如果同那个女人结婚,就是断送艺术家的灵魂,如果肖邦在顾全家庭幸福和严守教规的情况下,能够抽出几小时去享受充满温存、诗意和贞洁的爱情,那么乔治·桑确实愿意继续去看他。乔治·桑绝不会干涉他的生活,妨碍他的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和社会观念。肖邦相应地不责问她的行为:因为“我们将不是每天都见面,不是每天都会有激情;但是,总会有些美好的时光和圣洁的感情……”
  还有一个次要的问题,但有必要提出来,那就是完全献身的问题。是让人占有,还是不让人占有?乔治·桑对这个问题掉以轻心的态度,实在引人注意和令人吃惊。她承认,关于这一点,她的聪明和她的感情从来没有这样吻合过:因为“在这上面,我既没有什么秘密,没有什么理论,没有什么学说,没有什么定见,也没有下定什么决心……”
  她素来为自己的这种天性感到自豪。她干过不少值得自我责备的蠢事,却没有干过庸俗恶毒的事:
  感情总是胜过理智的,我希望处在这两者的边界上,这对我从来都是毫无益处的。我多次改变主意。我尤其相信忠诚,宣扬过它,实行过它,而且要求别人也这样做。有些人缺乏忠诚,我也一样,然而,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在不忠诚的时候,总是在劫难逃;这是一种理想的本能,促使我去摆脱不完善,追求那些我认为接近完善的东西……
  总之,乔治·桑并不是那种水性扬花的女子,她总是忠实于她所爱的东西。就这个意义而言,她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而且,她只是由于别人的过错,爱情被扼杀,才不再保持忠贞。
  在当前这情况下,她对自己十分不满,因为确实没有理由怨恨马勒菲依。而肖邦所造成的结果,又使她感到惊愕。如果有时间让她思考和权衡一下,她就会明白,这样做也许是不好的。但是,她已经突然受到了爱的袭击,爱情已经占住了她的心,她不能让理智来控制她自己了。
  卢梭和他的情感伦理理论对此是有责任的。不管怎么说,让别人爱并不会扩大错误,最轻微的亲抚都会使不忠的忧虑烟消云散。“失掉了爱情,就等于失掉了一切……”要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想要一起生活,他们不应违背人的本能,在完全结合的问题上退却。和肖邦一起,必要时她将被迫不再保持贞洁,条件是肖邦也不守贞洁,那是出于对她,或者对另一个女人的忠诚,而不是像虔敬的宗教徒一样鄙视人类粗鄙的行为。乔治·桑觉得“蔑视肉欲”这个口号是可怕的:
  我相信肖邦曾说过,某些行为会破坏美好的回忆。这难道是他说的蠢话,是他设想到的事吗?那可怜的女人在肉体之爱当中,竟给她留下这样的印象,她究竟是谁?他有过不相配的情妇?多么可怜的宝贝啊!在男人的眼里,所有的女人,都应该被绞死,因为她们糟蹋了造物主最受尊敬、最神圣的小东西,亵渎了神奇的秘密,玷污了宇宙生命中最严肃、最崇高的行为。
  这就是那封有名的信。它特别以其通情达理引人注目。有人说她想占有肖邦,又保留马勒菲依,还找了些合乎道德的借口,企图使人相信她追求的只是这两个年青人的幸福。也许是这样的。但是,那些充满激情的人,谁不会绞尽脑汁,使他的生活在感官和感情两方面协调一致呢?乔治·桑在她的《私人日记》中发问:
  那么,所有像你们那样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呢?你们用眼睛、耳朵和记忆来做什么呢,你们说我厚颜无耻,那是因为我看见并记住了使你们自欺欺人的伪善行为,因为我为盲日地追随伪善的德行而感到脸红……
  她错了吗?这个自认道德败坏的女人,道德家接受并宽恕了她。因为她认了罪,她不但不会削弱原则,而是加强原则。放荡的拜伦或者波德莱尔,虽然受到惩罚,仍不失为道德的见证人。
  而正是她心安理得和毫不惭愧的反叛,激怒了社会。那些虚伪的读者,绝对不能容忍乔治·桑的这封信。因为她在信中坦率从容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因为这封信竟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如果换个男人来写信,那么人们会发现,这不只是一个男人,而几乎代表了所有的男人。然而,乔治·桑就像男人一样地生活。这既是她的特点,也是她的弱点。她却认为这正是自己的光荣。
  此外,问题在于肖邦极其谨慎,真实情形乔治·桑是难以想象的,从去年起,肖邦就中止了同玛丽的婚约。那是因为肖邦很痛苦,需要慷慨大度的温存,任凭自己在乔治·桑的怀抱里寻找温柔的宽慰。
  克齐马拉的答复大概给乔治·桑吃了定心丸,因为乔治·桑很快就从诺昂回到巴黎。
  1838年夏天,令人感到幸福。波兰姑娘玛丽的形象在肖邦的脑子里慢慢淡漠了,最后,只剩下一些诗一般的回忆。肖邦工作很努力,并且发表了一本《练习曲》,献给李斯特的情妇达古尔怕爵夫人,他过分腼腆,所以不会将这练习曲献给乔治·桑。
  在这对情侣中,却是男的要求保守秘密,显得不合常理。因为马勒菲依的缘故,乔治·桑这次不得不谨慎从事。她满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他:
  他这个人是这样和善聪明,以致我渐渐地不能引导他领会和知晓一切。这是一块可塑的蜡块,我在上面留下我的印记;而且,当我想改变印记时,只要几分谨慎和耐心,就能够成功……
  这块蜡在使用的时候,并不像她认为的那样软弱,马勒菲依在被抛弃以后,变得十分嫉妒,并想要抵抗。1838年夏天,他就要与一个来诺昂的朋友决斗,因为这个人曾向乔治·桑献过殷勤。
  乔治·桑事先光明正大地通知这位年轻的家庭教师,说他得宠的时间已经结束,爱情从此将转变为友谊。但是,她和另一个男人一有来往,争吵就可能要重演,肖邦尤其不应该是那个第三者。乔治·桑害怕肖邦受到马勒菲依的伤害,因而当马勒菲依到一个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去时,她赶紧给那个朋友写信求援。信中说:
  当你们谈到女人的问题的时候,请清楚地告诉他,女人不属于使用暴力的男人;两人互相割喉咙,绝不能重修旧好……
  这场风波使玛丽·达古尔感到很高兴:“我说,多么可怜的马勒菲依啊!他现在躺在床上,因为虚荣心受到了损害而病倒了,从此不存任何幻想: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她说马勒菲依返回巴黎了。
  马勒菲依,这个可怜的人,一点也不知道乔治·桑又有了新欢,他甚至在《音乐报》上向肖邦表示敬意。
  最后,不知道是什么鬼灵感,使他猜疑起来,进而在肖邦的房门外窥视。乔治·桑每晚都要到那房间去,被他撞上了。马勒菲依在那里变成戏剧性的人物,他叫着、吼着,他凶相毕露,想要杀人。朋友克齐马拉扑到这几个出名的冤家对头中间。人们让马勒菲依安静下来,乔治·桑和肖邦一起溜走了。他们去了帕尔马,在爱神木的树荫下,编织美好的爱情了!
  乔治·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编织美好的爱情:如果她不离开巴黎,就会重新引起争风吃醋的风波;另外,在炎热的气候条件下生活,莫里斯的身体会好起来。肖邦整天咳个不停,令人不安;他自己担心和乔治·桑的这种暧昧关系一旦公开,丑闻会使他虔诚的家族大为震惊。
  至于乔治·桑,她在什么地方都能同样有规律地工作;而且,她总是需要同新情人像正式夫妻一样生活。近五年来,她经受了很大的痛苦,感到很烦恼;希望有一个安静的隐居之地。她和肖邦约定,她带着两个孩子出发,每天赶路不多,途经里昂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肖邦在途中与他们汇合,然后一起乘船去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群岛。
  1838年11月,他们来到马略卡岛的首府帕尔马。离开巴黎时,天气寒冷;到西班牙时,阳光灿烂,初次印象就十分美好。
  置身在帕尔马的树下,那是棕榈、雪松、芦荟、橙树、柠檬树、无花果树和石榴树;碧空万里,大海蔚蓝,群山苍翠。空气清新,人们仿佛在天上一般。白天,太阳高照,大家穿着夏天的衣服,天气很热;晚上,整夜歌声和吉他声接连不断。他们住的房子建于阿拉伯人时期,葡萄藤从宽广的阳台伸出,垂挂在墙上。总之,生活在这里,令他们十分愉快。
  但是,肖邦很快就感到失望了。那两个陈设很差的房间,根本就没有怎么布置,只有几张铺着深灰色垫子的帆布床,一把草垫椅子。他们吃的是鱼和大蒜,一种变了质的油把这里的房子、居民以及原野的空气都熏臭了,令人十分恶心。这足以使一个过分讲究而又敏感的人感到不舒服。
  乔治·桑东奔西忙,找到了一个住所。他们想请人装修一下也很难,马略卡人干活既偷懒质量又很差。当地人惯于在大风中生活,房子没有玻璃窗,也没有门锁。
  最后,一位名叫戈梅兹的先生把一所乡间小屋出租给这对情人。房子座落在山脚下,每月租金为一百法郎。
  因为有甜密的爱情支持,最初的日子倒是过得愉快。他们轻松惬意地闲逛,到了12月中旬还在平台上度过美好的夜晚。乔治·桑常常想起威尼斯:入夜,大理石上汩旧的流水声多么神秘;她也忆及诺昂:成群的夜莺在林中整夜欢唱。
  马略卡岛的夜晚极其安静,只有雌驴脖子上的铃铛和远处微弱的海浪声,有时会打破沉寂。
  但是,好景不常。雨季开始了。大雨滂沱。戈梅兹先生租给他们的小屋,屋里很潮湿,又没有壁炉。建这房子并不是为了抵挡大风暴。墙壁很单薄,房内涂的一层石灰,经雨水一泡,全都如海绵似地膨胀起来。寒冷像一件冰外套,突然罩在他们身上。房里火盆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气味,使肖邦的咳嗽又发作了。
  就从这时起,肖邦成了当地居民讨厌和惧怕的人物。胆小的戈梅兹写道:“我们遇到了一个得了传染病的人,怪不得他叫我们离开他的屋子。”
  城里的三个医生都到这里来给肖邦会诊。一个医生闻他咳出的东西,另一个叩诊他咳嗽的部位,还有一个医生在他咳时,给他听诊。肖邦费了很大的力气才逃脱了放血和服发疱药。
  由于这些西班牙医生明确地指出,肺痨病是传染的,戈梅兹先生就把房客赶了出去。他们只得去瓦尔德莫札修道院落脚。
  旧道院破败荒凉,尚未倒坍,院里的人都被赶走了。一个政治流亡者匆匆离开故土,留下了他的单人小室和家具。乔治·桑他们在十二月中旬穿过灌木丛和阿福花,搬到这个山间的陋室里来往。
  瓦尔德莫札旧道院面积很小,只够十二个修士和一个主持居住。它居高临下,两边靠海。1836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修道院的单人小室,由国家经祖。但是,由于可怕的迷信,这里没人敢住。乔治·桑他们孤独地住进了修道院。
  他们的邻居中有一个药剂师,一个圣器室管理人,和一个名叫安东尼姬的老太婆。她替他们干活。但事实上,她要拿走最漂亮的衣服,先尝最可口的饭菜。帮忙做家务的,还有当地大个子巫婆卡达里娜,以及头发乱蓬蓬的小鬼妮娜。
  修道院小礼拜堂和回廊,装饰着阿拉伯风格的镶嵌画。晚上,在月光下,这古老的建筑物就显得十分奇特。索朗芝和莫里斯常常沿着螺旋形的楼梯爬到屋顶上去玩。
  郁郁葱葱的青山,黄褐色的悬崖峭壁,孤零零的棕榈树,都消失在玫瑰色的天空里。在阳光明媚的白天,景色雄伟壮丽。然而,他们在瓦尔德莫札旧道院的暂住,实在是失败。肖邦吃不惯当地的饭,乔治·桑只得自己做饭。她亲自下厨,还要到帕尔马的店铺买东西。她带着孩子们,顶着大雨,来往奔波,坐破旧的马车,穿过暴涨的激流。同时,她还要修改《莱莉亚》,写小说《斯皮里底翁》——因为她需要钱,布洛兹资助了他们的旅行,可要她交稿——乔治·桑强健的身体,很能适应这种紧张的生活节奏。
  老鹰在他们的床顶上方翱翔,浓雾时常笼罩着群山;小灯替他们在荒凉的修道院里照路,看上去像鬼火一般闪烁。从来没有什么住所比这里的更加浪漫。
  肖邦工作在他的修士小室里,房门比巴黎住宅中通马车的大门还要高。他的头发一点也不鬈曲,手上没有带白手套,脸色和往常一样苍白。后来,肖邦终于收到了他的竖式小钢琴,这钢琴一直被扣在帕尔马海关。过去,在钢琴上,常放着巴赫的作品和他自己手写的曲谱。他一直因失去了自己的习惯,和自己熟悉的东西而难过。
  邻居们并不喜欢这几个法国人。他们不去教堂祈祷,引起了邻居的反感。当地市长和本堂神甫说他们是异教徒。农民们联合起来敲竹杠。他们要出高价,才能买到鱼、蛋和蔬菜。索朗芝的衣服也十分引人注目,因为人们认为,一个十岁的女孩,不应穿男人的服装。
  这里的气候很适合孩子们的成长。索朗芝容光焕发;莫里斯也神奇般地恢复了健康。他们的母亲,一惯勤勉地工作,努力教他们学习。
  但是,肖邦的身体却惊人地走下坡路,咳嗽使他整日无精打采,十分虚弱。乔治·桑感到很难过,不能使他得到很好的调养。她常大发脾气,因为女仆们偷吃肉汤,又没有新鲜的面包。天气越冷,忧伤的情绪就越妨碍乔治·桑努力使大家快乐和安宁。
  当地的医生诊断肖邦是喉结核,并建议他放血和禁食。乔治·桑觉得放血有生命危险,并且不相信诊断结果。
  尽管肖邦感到很不舒服,他还是坚持工作。在马略卡岛的这些日子里,他创作了不少《叙事曲》和《前奏曲》。据说,其中很多乐曲是他焦急等待乔治·桑夜间散步归来时,灵感大发而写成的。
  每晚乔治·桑都和孩子们外出散步,直到很晚才回来。
  “我们加快了步子,”乔治·桑这样写道,“以免病人担忧。这种优虑的确很强烈,而且像是凝固在一种平静的失望里。他流着眼泪演奏一首十分出色的《前奏曲》。看见我们回来,他大叫着站了起来;接着,显得神情失常,用一种奇怪的腔调对我们说:‘啊!我很明白,你们已经死了!……’而当他清醒过来,并看到我们很好时,他因回想刚才梦幻中我们遇险的情景而感到难过。后来,他向我承认,在等待我们回来时,他像是做了一个恶梦;由于无法分辨梦境与现实,他就弹起钢琴,渐渐地就平静了下来,昏昏沉沉的,以为自己死了。他好像掉进一个湖里,冰冷沉重的水滴,有节奏地滴落在他的胸前。我叫他听,那雨水真的是滴在屋顶上,节奏分明;他却否认听到过这声音。我用‘模声谐音’这个词,他竟怒气冲冲。他极力表示反对,他有理由反对这种幼稚的听觉模仿。他的音乐才华充满了大自然神秘的和谐,是由他的音乐思想卓越体现的,而绝不是外界声音的刻板重复。这天晚上,他创作的乐曲,在他的想象和在歌曲中,都已变成了从天而降的泪水,敲击着他的心房。”
  肖邦就这样,在浪漫的环境中,创作了不朽的杰作。但是,他很快就讨厌马略卡岛。暂住在瓦尔德莫札旧道院,对他是一种折磨,对乔治·桑也是一种痛苦:
  肖邦在社交场合,显得温文尔雅,活泼可爱;但当疾病缠身时,他心里却感到失望,精神上好像被活活地剥皮那样痛苦,一片玫瑰叶子的折皱,一只苍蝇的影子,都会使他感到放血一般难受。除了她和孩子们,西班牙的一切都会引起他的反感和愤慨;与岛上生活的不便相比,急于离开的念头更加折磨他。
  启程的日期终于决定了。从帕尔马到巴塞罗那,旅途十分可怕。在轮船上,从货舱里散发出生猪的臭味十分难闻。船长见肖邦咳嗽,怕他弄脏干净的床铺,给他一个最差的铺位。水手们用鞭子来抽打生猪,治疗晕船,猪群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狂叫。
  肖邦在船上咳出了很多血,到达巴塞罗那时,他差一点死去。从巴塞罗那到马赛,法国轮船上的医生十分细心地照看他这个病人。看来二月份他回不了巴黎。乔治·桑做为这个“家庭”的家长,把全家安顿在马赛的一家旅馆。
  马赛的风光秀丽迷人,乔治·桑却无动于衷:“因为,我只要稍微探首窗外,走到街上或去到港口,我就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块糖、一箱肥皂或一包蜡烛了。幸亏肖邦用他的钢琴赶走了烦恼,并将诗意带到了我们的住所……”
  有闲者、猎奇者和文学乞丐,都围在她的门外。
  乔治·桑说:“我的门口总是挤满了,所有的文学渣滓都来纠缠我,所有的音乐败类都尾随肖邦,为了应付这种局面,我让肖邦装死。如果情况没有改变,我们就四处寄发我们两人的讣告,让别人为我们哭泣,使我们得到安宁。我们想整个三月份都躲在旅馆里,避开那不时刮来的相当猛烈的西北风。我们四月份到乡下租几间好的农舍住,五月份就回诺昂。”
  在旅馆里,尽管孩子们在周围嬉戏吵闹,乔治·桑每天仍旧要写完十五页或二十页小说。她从马略卡岛带来了修改过的《莱莉亚》和一本抽象神秘的小说《斯皮里底翁》。
  她继续慈母般虔诚地照顾肖邦。她不能出门,因为肖邦不能孤独一人呆在家里,周围没有孩子嬉戏和朗读的声音,他就会感到烦躁。肖邦略微胖了些,几乎不咳嗽。肖邦身体好时,她带他去意大利的热那亚,做一次缪塞式的出游,就像当年他带马勒菲依去弗朗夏尔一样。
  玛丽·达古尔,挖苦乔治·桑已经“肖邦化了”。
  乔治·桑给自己放血,我总对她说:“换了我,我比您更爱肖邦啊!”省得挨那么多刀呀!后来,她就不可能写《致马尔西的信》,也不可能缠住博卡日了。对一些善良的人来说,那可真是大好了。根据我分别了解他们的情况看,他们也许是因为同居了一个月,才彼此传染伤风的。这是两个正好相反的人,但没关系,这可是太妙了。而马勒菲依呢?他在这些纠纷中会怎么样呢!像他所说的那样,再去培养他那卡斯蒂利亚人的骄做?乔治·桑常常振振有词地向我证实,马勒菲依特别愚蠢可笑,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从来也不太担心莫里斯的健康状况。不管怎么说,西班牙的阳光对于爱情的冲动来讲,是一种灵丹妙药。肖邦是我唯一喜欢的钢琴家,他的演奏不仅不会令我生厌,反而使我听得入神。
  这封信被收信人恶作剧般地交给了乔治·桑。乔治·桑果真发火了。由于信的主人要她发誓不要泄露是谁提供这情况的,她认为最简便的办法是不回复达古尔夫人的信:“我不愿意假装友好。”这话使玛丽和李斯特大为吃惊。
  李斯特从中撮合,改善情妇和乔治·桑的关系,便写给一位朋友,说:“既然我们是她过去朋友,就在我们中间,悄悄说说算了吧.”
  1839年5月底,肖邦和乔治·桑离开马赛,前往诺昂。他们好像市民一样,在沿途的旅馆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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