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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巴尔扎克


  ●有人笑里藏刀,私下早已做好准备。报仇的工具是大师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让于勒·桑多放心,他小说里的主人公同他毫无瓜葛。
  ●在处理乔治·桑、李斯特和玛丽·达古尔与自己的关系时,巴尔扎克耍了个花招。

  经过诺昂这个夏天汹涌澎湃的涨潮之后的退潮,弗利西安·马勒菲依像块船板,同乔治·桑和她的孩子们一起,留在了诺昂的海滩上。
  这个年轻人1813年出生在毛里求斯,九岁回到法国。他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子,身体瘦弱,轮廓优美,目光锋利,小胡子直竖起。因为贫穷和孤独,他寻找靠山,谋取职位。他是在法兰西旅馆里由玛丽·达古尔介绍给乔治·桑的。
  乔治·桑觉得他丑得出奇,虚荣心重,愚蠢。相反,玛丽·达古尔断定他忠直、善良,才智横溢,极力替他辩护。乔治·桑向她的朋友发脾气,责怪玛丽·达古尔缺乏鉴赏力,竟然容忍那个长得那么丑陋的家伙。尤其是李斯特对她透露说马勒菲依爱上了她,更加使她恼火。她把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不客气地奚落了一番,直至宣称他引起她身体上不可抑制的反感。
  然而,因为乔治·桑同古板的帕尔丹不很和睦,她想给莫里斯找一个新家庭教师。玛丽·达古尔推荐马勒菲依的弟弟列昂,乔治·桑却突然选中了弗利西安。
  不久,她同他一起到枫丹白露去,住在不列颠旅馆;而莫里斯当时住在拉夏特尔附近的古斯塔夫的家里。马勒菲依成了“一个高尚的人物”,特别忠实,乔治·桑决定在他的陪同下作一次远游,到弗朗夏尔山口去,以前她同缪塞在那里过了难忘的一夜。
  在枫丹白露的小住期间,乔治·桑被意外的消息打扰——母亲索菲·杜邦突然得了重病。乔治·桑奔向巴黎照顾她。
  不久,索菲·杜邦在平静中离开了人世。
  乔治·桑一生中最富悲剧性的事件、最不幸的情感就这样结束了,可怜的母亲不在人世了,她不由得流了许多眼泪。
  在巴黎处理母亲的后事这段时间,乔治·桑虚惊了一场。她听到传说,她的儿子被抢走了。于是,她赶忙派马勒菲依坐驿车去诺昂找他。
  她相信是卡西米尔抢走了莫里斯。拉夏特尔的一个朋友曾写信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正在那里。
  事实并非如此,帕佩把莫里斯交给了马勒菲依,并且同意负责照料索朗芝。
  卡西米尔并没有企图抢走莫里斯,可是他却萌生了拐带索朗芝到吉勒里的荒唐念头。
  乔治·桑大发雷霆,经许可去见了专区区长。她在马勒菲依和一个诉讼代理人的陪同下,坐上驿车飞驰前往报警,让警察包围了吉勒里。
  杜德望先生变得温文尔雅,手牵着索朗芝一直走到他富丽堂皇的住所门口。索朗芝像一位公主,在两国边境线上,被交到乔治·桑的手里。
  此后,因为她是在离比利牛斯山不远的地方,乔治·桑就想进行第二次情感远游。马勒菲依已经继承了弗朗夏尔的激情。这次马尔博雷的游览,给她和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然后他们心里踏实地回到贝里。冬天剩下的时间,各人做各人的事。
  乔治·桑不辞辛劳,写了长篇小说又写短篇小说。马勒菲依写了剧本又写小说,一本接一本。莫里斯画了一张又一张的漫画。索朗芝总在吃鸡腿,弹钢琴老走调。
  有人笑里藏刀,私下早已作好准备。报仇的工具是大师巴尔扎克。
  从桑多事件以后,巴尔扎克对乔治·桑一直很冷淡。他不仅在乔治·桑与桑多绝交期间支持小于勒,而且在于勒从意大利回来后,还给他提供食宿,以换取桑多曾许诺的泛泛的帮助。由于过份懒惰,桑多却没有践约。
  巴尔扎克跟乔治·桑一样狂热地工作,两个月写一本小说,必要时甚至十六天写一本。小于勒生性软弱、怠情,激怒了这些精神坚强的的庞然大物。而桑多呢,他很快对这急风暴雨式的生活感到厌倦。巴尔扎克曾经这样谈到他:“这是一个听任命运摆布的人,他一生有许多计划,却从来不去实现。”
  他接着讲:“与于勒·桑多相交是我的一个错误。你绝对想象不到会有像他这样无所事事、漫不经心的人。他缺乏毅力,意志薄弱;讲起话来娓娓动人,但毫无行动,往往一事无成,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身体上,都毫无献身精神。我像一位大老爷一时心血来潮,为他花了不少的钱财。我把他放在我的怀抱里,对他说:‘于勒,这是一场戏,你就写这个戏吧。写了这个戏后,再写一个。写一个通俗笑剧,以后在体育馆上演……’但他对我说他不可能在任何人后面动手干活。三年之内,他没有写出半本书!搞文艺批评,他觉得太难。他对友谊失望,犹如对爱情失望。一切都完了。”
  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分手了。1831年初,桑多准备潜心写一部关于乔治·桑的小说《玛里亚娜》。有人对他说巴尔扎克正在写一部关于桑多与乔治·桑艳史的小说,为此,他写信给巴尔扎克。
  有人从巴黎写信给我说,这是我同一个您认识的人的故事。这是一部涉及大家的故事,人们很可能弄错。然而,人们确信您书中每一页都是我青年时代的每一页。关于这件事,有两点使我感到不安:其一,因为出于对我的友谊,您对另一个人就不显得大严厉。其二,因为在这时刻我自己写我命定的历史,为时并不晚。
  巴尔扎克让他放心,他小说里的主人公同于勒·桑多毫无瓜葛。
  巴尔扎克因为终于能够与乔治·桑在桑多的问题上有共同的感受,他再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同坚强有力而又讨人喜欢的女友来往。1838年2月,巴尔扎克写信给乔治·桑,请求允许他到诺昂去朝拜她。
  乔治·桑不喜欢同才子们闹翻,便热情地邀请他。
  巴尔扎克因此到了诺昂。以下是巴尔扎克自己对此行的记述:
  我于星期六抵达诺昂城堡。将近晚上七点半钟,我见到乔治·桑。她身着睡袍,晚饭以后吸着雪茄烟,坐在单独的大房间的壁炉旁。她趿着漂亮的黄拖鞋,穿着雅致的长袜和一条红长裤。她有了双层下巴,非常胖。她没有一根白发,尽管经历过可怕的不幸。茶褐色的皮肤没有什么变化,美丽的大眼睛依然熠熠闪光。当她思考的时候,样子仍然愚笨。我仔细研究了一番之后,便对她讲了我的看法。于是,她的整个面部表情都在她的眼中。她在诺昂已经一年了,特别忧郁,但是拼命地工作着……
  她深深地隐退了,闭门不出,谴责婚姻和爱情,因为在这两方面,她只是感到失望。过去,符合她理想的男人很少,问题全在于此。今后她的意中人也不会多,尤其是她一点也不可爱,因此她被别人爱就很困难了。她像个男子,是个艺术家;她伟大慷慨而又忠实贞洁;她具有男子的伟大性格;所以,她不是一般的女子。经过三天推心置腹的交谈,我不像过去那样感到,在她身旁就会感染上一种要对一切女人大献殷勤的毛病,这种病在法国和波兰十分流行。我是在和一个男同志谈话。她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全社会却不喜欢。我们态度严肃、诚心诚意地讨论了婚姻和自由等重大问题,虽然天真烂漫,却像伟大的牧师带领人群前进那样自觉。
  我大获全胜,使杜德望夫人承认结婚是必要的。我确信她以后会相信的,而且我认为向她证明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她是一位优秀的母亲,孩子们热爱她。但她把女儿索朗芝打扮得像个小男孩,就不好了。从道德上讲,乔治·桑像一个年方二十的小伙子,因为她内心纯真谨慎,只是在外表上才像个艺术家。

  杜德望夫人所干的一切蠢事,在漂亮而伟大的人物的心目中,却是荣耀的事。她被多尔瓦尔、博卡日、拉姆奈,以及其他很多人欺骗。出于同样的感情,她上了李斯特和玛丽·达古尔的当。但是最近她才明白这对情人同多尔瓦尔一样骗她,因为虽然她工作能力强、特别聪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极易受骗。她给我讲了李斯特和达古尔夫人的事。这为我提供了素材,我马上就动手写一部小说:《爱情的苦役犯》,或者《强迫的爱情》。而她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写的。她是一个女强人,希望比男人更像男人,尤其是因为她跳出女人的角色,她简直不像一个女人。女人要吸引人,而她却排斥人。因为我很男人化,如果她要在我身上找到那种效果,那她应该对跟我类似的男人起作用。她将永远是不幸的。因此她今天爱一个比她差的男人,在这契约中只有对一个心灵美好的女人感到失意与绝望。一个女人应该始终爱一个比她强的男人,否则她会上当,就像事情本应该发生的那样。
  巴尔扎克也许为了让自己醋意十足的情妇放心,说他对乔治·桑的外貌体态漠不关心,乔治·桑男子气很重。这当然都是夸大其词,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从来不对乔治·桑怀有肉欲。由此,完全摆脱了一切束缚,这两个伟大的天才能够自由地交谈。
  交谈本应该是热烈而融洽的,然而这两个“伟男子”对任何事的意见都不能趋于一致。乔治·桑是卢梭的忠实门徒,相信原始的自由和进步。巴尔扎克是一个悔罪的卢梭主义者,他相信原罪并认为不可能改变自然本性。乔治·桑是个共和主义者,巴尔扎克是个君主主义者。乔治·桑鼓吹妇女解放,主张恋爱婚姻。巴尔扎克支持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害怕已婚的妇女自由过了头。乔治·桑在小说中塑造了十分理想化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找寻他们,然而却找不到。巴尔扎克在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女人的爱情。在《迪莱克达》这部小说中,他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无情地描绘了男女奷情与腐化堕落。
  巴尔扎克认为,他使乔治·桑改变了对婚姻问题的看法,不是为了她本人,而是为了其他的妇女。这个伟大的智者可能对乔治·桑的思想起到有益的影响。至于《爱情的苦役犯》,巴尔扎克发挥了乔治·桑提出的主题,并以此创作了一篇杰作《贝阿特丽克丝》,或者叫《强迫的爱情》。
  在这部小说中,巴尔扎克暗示了玛丽·达古尔的企图,即把李斯特和她本人变成新的但丁和新的贝阿特丽克丝。李斯特曾苦涩他说:“但丁!贝阿特丽克丝!是但丁们创造了贝阿特丽克丝们,而真正的贝阿特丽克丝在十八岁的时候就死了。”玛丽·达古尔当时三十三岁,比李斯特大六岁。
  至于乔治·桑,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成了费利西泰·德图什。大师对她的肖像勾画充满了赞扬的口气:“她有天分,心眼极好。她过着特殊的生活,即人们认为她过的不是普通的生活……”相反,小说中的贝阿特丽克丝则是对玛丽·达古尔严厉的讽刺:“她有点矮揉造作,似乎通晓一切难题……”至于热纳罗·孔提,巴尔扎克发誓他不是李斯特的原型。李斯特以他惯常的尊严拒绝承认,但也不为之生气。
  其实,像巴尔扎克一惯做的那样,素材虽说是搬移来的,但主题思想极为深刻。但玛丽·达古尔不能原谅乔治·桑和巴尔扎克,照她的说法,这部小说是“在诺昂的几天晤谈之后”写成的。
  1839年9月,《贝阿特丽克丝》以长篇连载的形式,发表在《世纪报》上。
  此时,巴尔扎克写信给乔治·桑:
  我希望您会感到高兴。如果有某些东西使您不愉快,我指望我们之间真诚的关系和坦率长久的友谊,会使您对我指出。
  小说在书店出售了,然而乔治·桑担心李斯特和玛丽·达古尔有什么反应,就请巴尔扎克替她掩饰,写一封信给她,好让她在必要时可以出示。巴尔扎克这时却耍了一个花招;他在写信给乔治·桑的信中说:
  我已料想到《贝阿特丽克丝》一书会发生些什么事情。热衷于给我们制造麻烦的那些人,永远不会成功。因为我们有着深厚的友情,我们彼此都没有把八天看成是八年。要我知道关于您和您的内心的什么事,那是很困难的……有人不是也对我说过《贝阿特丽克丝》是一幅肖像,而这一切都好像是你们大家的故事吗?可惜!对于我所做的,这类事总是这样落在我头上!因此,至于所谓贝阿特丽克丝的人物原型,这未免太过份了!创造一个贝阿特丽克丝,除了我在序言中谈到的理由以外,没有别的理由。这就足够了。
  在乡间,戏剧性的夏天结下的果实,就这样成了一篇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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