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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国际刑警组织,魔鬼必与他们同在。”柯柏说。
  贝克一言不发,柯柏揽着他的肩膀。
  “那些垃圾还是用法文写吗?”
  “当然,这是土鲁斯警方转来的。他们有人失踪了。”贝克说。
  “法国警方?”柯柏说,“去年他们托我们寻人,国际刑警组织安排的,那是狄尔索尔摩的一个小姑娘。我们找了三个月,后来法国警方寄来一封长信,我一个字也不懂,只好交给别人翻译;谁知报纸第二天就登出消息,说一位瑞典游客找到她。找到她?狗屁!当时她正坐在那个举世闻名的咖啡店,瑞典嬉皮士最常去的那间,叫什么的……”
  “巨蛋族。”
  “她正和同居的几个阿拉伯人坐在那儿,而且已经待在那儿六个月了。那天下午信才翻译好。信上说法国警方已经找了三个多月,他们确认她已不在法国,甚至可能死了。‘正常的’失踪一般在两周内可以结案,但这次,他们说,可能是个大案子。”
  贝克把信折好放在抽屉里。
  “他们说些什么?”柯柏问。
  “你是说那个土鲁斯的女孩?一周前,西班牙警方在马荷卡岛找到她。”
  “真要命!这么多的官方手续,这么长的信,只为了说明一件这么小的事。”
  “正是如此。”贝克说。
  “无论如何,你那个女孩一定是瑞典人,每个人一开始都这么想。奇怪——”
  “什么?”
  “竟然没有人想念她,不管她是谁。就算是我,有时也会想起她啊!”
  柯柏的声调逐渐变了。
  “这令我愤怒。”他说,“真的很愤怒。你手上现在有多少无头公案了?”
  “连这一件共二十七件。”
  “这么多?”
  “没错。
  “别想太多了。”柯柏说。
  “不会的。”
  好的建议总是说得比做得容易,贝克边想边起身,踱步到窗边。
  “我得赶回去处理手上那个犯人。”柯柏说,“他可以一边笑,一边杀人,多可怕!起先他喝了瓶汽水,接着就拿斧头杀死自己一家老小;然后他想放火烧房子,再用锯子割自己的喉咙。幸好及时逮到他,妙的是他又在警局哭闹着食物难吃。今天下午我得押送他去疯人院。”柯柏补了一句,“人啊,多奇怪的动物!”
  然后他“砰”地一声关上门离开。
  警局和克里斯丁堡旅馆间的树木,已开始变色、落叶了天空仍然低霾,似乎即将下雨。今天是九月二十九日了,秋意袭人。
  贝克无聊地看着抽了一半的烟,想到自己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想到六个月长的寒冬正直扑面来。
  “可邻的小朋友,不管你是谁。”他自言自语着。
  贝克了解,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破案的可能就愈来愈渺茫,他们很可能永远不知道受害者是谁,更别提捉拿凶手了除非他再犯一次案。曝尸于防波堤上的女人,至少还有张脸有个尸体和一个没刻上姓名的坟墓,靠这些线索还可以追查下去。但是凶手可能是谁却还没有个底,连轮廓都没有,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然而模糊的概念中看不出杀人动机,看不到锐利的武器,也显现不出勒毙者的双手。
  马丁·贝克整理一下思绪:
  “牢记你拥有警察最重要的三项美德。”他说服自己,“你坚守岗位,能作逻辑的思考,而且非常冷静。你不允许自己失去镇定,而且不管什么案子,你永远表现得很专业。‘不情愿的’、‘可怕的’、‘残忍的’这种种字眼只属于报纸,跟你的思考毫无关系,谋杀案凶手也是个普通人。”
  自从上次在莫塔拉的城市饭店分别后,他一直没再见过艾柏格,虽然两人电话联络不断。他记得上星期通话时,艾柏格最后说的是:
  “放假?这个案子没解决我就不放假。我很快会把所有资料搜集好,即使我得独力把伯伦市铲平,我也要继续下去。”
  最近艾柏格已经变得不是“固执”两个字可以形容了,马丁·贝克这样想。
  “该死,该死,该死!”
  他一边嘀咕,一边用拳头敲打前额。然后他回到桌前坐下,把椅子向左转九十度,失神地望着打字机上的纸。他试着回忆本来要写的东西,那是柯柏拿着那封信进来时打断的。
  过了六小时,下午四点五十八分了,他穿戴好大衣和帽子,准备开始诅咒那挤得要命的、往南开的地铁了。外面还下着雨,他开始闻到湿衣服发出的霉味,也开始对又要被一群陌生的躯体紧紧围住站着而感到恐慌。
  四点五十九分,史丹斯敦来了,他跟平常一样,没敲门就进来了。这令人有点生气,但还可以忍受,比起米兰德啄木鸟般的讯号或柯柏打雷似地猛敲好多了。
  “这是失踪女子组传来的消息。你最好寄一封感谢函给美国大使馆,是他们代为传话的。”他读着这张淡红色的电报。“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上次是什么地方?”
  “纽约州阿斯托立雅市。”
  “就是他们寄了三页资料来,却忘了提她是黑人那次吗?”
  “没错。”马丁·贝克说。
  史丹斯敦把电报交给他说:
  “这个号码可以找大使馆里的一个人,你应该和他联络看看。”
  能将挤地铁的酷刑延后,马丁·贝克多少有点暗自高兴。他回座位拨电话,但是太晚了,大使馆下班了。
  第二天是星期三,天气更糟了。早报上登出一篇旧闻,提到应该是在瑞典南部,一个叫做瑞恩的地方,有个二十五岁的家庭主妇失踪了,她度假之后就未返回家中。
  中午以前他们就把柯柏的叙述内容和修饰过的照片,分送给瑞典南部的警局和一位叫做艾玛·卡夫卡的侦探队长,他服务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凶杀组。
  午餐之后,马丁·贝克觉得脖子上的淋巴腺开始肿起来了,以至于在傍晚回家前,他讲话、吞口水都有困难。
  “明天国家警署不需要你,我已经决定了。”他老婆说。
  他正打算张嘴反驳,不过望了望孩子之后,又把嘴闭了起来。
  她很快就乘胜追击。
  “你的鼻子完全塞住了,喘得好像鱼离开水一样。”
  他放下刀叉,咕哝着:
  “感谢主赐晚餐。”
  随后他迅速把想说的话带离餐桌。这个方法让他慢慢恢复理智。他缓慢但有条不紊地拼组那艘模型船,刚刚那些不愉快的感觉不见了,隔壁房间的电视声,他也能听若不闻。过好一会儿,他女儿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站在房门口,脸颊上还有泡泡糖渣。
  “有人打电话来。真讨厌,现在派瑞梅森探案刚演一半呢。”
  真该死,他早就该把电话移走的!真该死,他早就该跟孩子一起成长的!真该死,跟一个十二岁大、已经发育完全又喜欢披头饰的孩子应该聊些什么呢?
  他以一种畏缩的姿势走进客厅,偏偏他还是在梅森那张占满整个电视的狗脸上,投下一个愚蠢的暗影,他只好拿着电话走出客厅。
  “喂,”艾帕格说,“我想我有一些发现。”
  “是什么?”
  “这星期我都在查小船和货轮的航行记录。想把所有经过的船都查出来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个小时前,有个一般勤务部门的小伙子说,今年夏天的某个晚上,有艘向西开的客轮在半夜经过普拉登。他说记不得是哪一天,而且是刚刚才想到的,他曾经好几个晚上在那个地区出任务。这似乎非常难以置信,但他发誓这是真的。这件事的第二天他就放假了,那之后他也忘了提。”
  “他记得是哪艘船吗?”
  “不记得。不过,我打电话去哥审堡和船务公司的人谈过这事。其中一个人说这应该是确实的,他说那艘船应该是‘黛安娜号’,还给我船长的地址。”
  一阵短暂的沉默,马丁·贝克可以听到艾柏格划了一根火柴。
  “我找到了船长,他说他当然记得,尽管他宁愿忘记。起先因为大雾,他们被迫停在哈夫林吉三个小时;接着马达的蒸汽管又坏了……”
  “引擎。”
  “你说什么?”
  “是引擎,不是马达。”
  “噢,对。但总之他们停在索德策平修理,花了超过八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那次晚了几乎十二个小时,是在午夜通过伯伦夏特的。他们甚至没在莫塔拉或瓦兹特纳停留,直接开去哥审堡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我是说,哪一天?”
  “船长说仲夏之后的第二趟,也就是七月四号。”
  他们至少停顿了十秒钟,然后艾柏格说:
  “就在我们发现她尸体的四天前。我还曾再打一次电话给那船长以确定时间,他想知道怎么回事,我则问他在哥审堡下船时,是否有点名。他回答:‘他们何必点名?’我说我不知道,他一定认为我疯了。”
  又是一段沉默。
  “你认为这是个新发现吗?”
  “我不知道。”马丁·贝克回答,“可能是。不管怎样,你做得很好。”
  “如果船上的每个人都确实抵达哥审堡,那就不值得追究了。”
  他的声音奇妙地混合了失望和若干胜利感。
  “我们得查出所有的资料。”艾柏格说。
  “当然啰。”
  “再见。”
  “我会和你联络,再见。”
  马丁·贝克手放在电话上呆站了一会儿,然后他皱起额头,像个梦游病患者一样穿过客厅。他小心地关上门,坐在模型船前面,举起右手想调整主桅,它却不听使唤马上掉下来。
  他又在那儿呆坐了一小时,直到他老婆进来撵他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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