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普克从项青家出来之后,并没有马上回宾馆,而是在街头找了部公用电话,拨通了马维民家的号码。
  “喂,请问马维民马副局长在吗?”听到是一位女性接的电话,普克客气地问道。
  “哦,请问你是哪一位?”
  ‘哦姓普,您对马局长这么说,他就知道是谁了。“普克谨慎地回答。
  对方请普克稍等,放下话筒走开了。稍过了一会儿,马维民的声音出现在另一端。
  “小普吗?你好你好,我是马维民。”
  “马局长,是我。我刚从项青家里出来,您现在有空儿吗?今天我们在一起谈话时,我有点小问题还不太清楚,想再跟您谈谈。”
  马维民马上说:“有空儿有空儿。这样吧,你现在在哪里?”
  “在外面,离项青家不远。”
  “哦,那么过十五分钟我去宾馆你的房间找你。”
  普克说:“好,那就辛苦您跑一趟了。”
  挂了电话,普克马上在路边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回了宾馆自己的房间。过了几分钟,马维民也赶到了。
  普克没有再与马维民寒暄,直接进入了他关心的话题。
  “马局长,下午我们三个一起谈话时,项青说她父母长期关系不好,当时她说您也有所了解,您能再具体谈谈您了解的情况吗?”
  马维民笑着说:“小普,我发现你的心很细哪,下午听你提问题时,我就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你在提问题时,都是尽量引导对方陈述事实,而避免对方的回答带上过多的个人感情色彩。这种防止自己被单方面陈述引人歧途的警惕性,的确是我们从事刑侦工作的人极需具备的。”
  这的确是马维民下午与普克项青一起谈话后的感受。马维民从事公安工作多年,有过无数与被调查人、证人、嫌疑人谈话或审讯的经验。他深知在这种谈话中,要保持完全的客观与中立,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连他自己,在项青第一次找他谈过对项伯远真正死因的怀疑之后,都会因为他与项怕远之间的深厚交往,以及他与从小看着长大的项青之间的熟悉关系,时时徘徊在主观与客观的边界线上。
  因而,马维民所以要向X市公安局借调普克帮忙,除了他对他们解释的理由之外,他自己与项伯远全家之间过于密切的关系,也是马维民担心的一个原因。
  对于普克,马维民最初并没有任何了解,只是前段时间从公安部内参表彰的近期侦破的一批大案重案中,看到了X市那件陈志字连环杀人案的侦破情况。项青找他谈过后,他马上想起那个案子,两案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所涉及的嫌疑人都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在调查过程中,都必须尽量做好保密工作。
  正巧,X市公安局的赵局长是马维民的老战友。因此,马维民很快和X市赵局长取得联系,向他们“借”来了普克。马维民也听说了普克干刑侦其实只是半路出家,才有三年多的工作经验。而初见普克的面时,看到普克白皙斯文,言谈举止文质彬彬,不像个刑警,倒像公司里的高级白领,或是政府里的公务员,马维民的心里也不禁有些嘀咕,当然他嘴上并没有说出来。
  在马维民更深一层的心里,对于顺利侦破这件案子,其实并不抱乐观态度。马维民知道,从表面上看,这个案子好像并不复杂,但实际上,可能存在的有效证据已被完全销毁,最主要的嫌疑人又是地位颇高的市级领导——并且主管政法工作!——想在完全不惊动嫌疑人的情况下展开调查,实在是难上加难。
  但是,如果对项青的怀疑置之不理,无论于情于理,自己都很难安心。毕竟马维民与项伯远交往了那么多年,友情难却。而更重要的一点是,马维民感觉中的项青,虽然性格温柔懂事,善解人意,但也让马维民感觉到一种内在的韧性与勇敢。否则,一个普通的女性,即使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恐怕很难像项青那样挺身而出,同时又保持着必要的沉着和冷静。
  马维民想,如果自己在项青告诉了她对项伯远之死产生的怀疑之后,采取息事宁人、不了了之的态度,恐怕项青电不会真正甘心这样的结果,不知她下一步会用什么办法去调查了解,更不知到时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所以,马维民必须接这个案子。但迫不得已,只有用这样一种隐秘的方式。一方面,假如这个案子最后侥幸得以侦破,在马维民当然是尽了责;另一方面,从个人私心上讲,即使这个案子破不了,对项青。死去的项伯远以及自己的职业道德,都算是有所交待。那时,马维民至少可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己已经尽力而为了。
  不过,下午与普克项青谈话之后,马维民对普克的信心有所增加。马维民想,看来,前段时间普克能够侦破那个大案,并不是靠侥幸取得的。从心里说,他对这个年轻的刑警产生了一些好感,同时,也隐隐怀有一种“后生可畏”的危机感。
  马维民的头脑短暂地走了一会儿神,很快又回到与普克的谈话上。
  “好,言归正传。我和项伯远认识快三十年了。对于他与周。冶之间的关系,多少知道一点儿。但项伯远性格较内向,我们在一起时,很少谈起家庭的话题。只有有数的那么几次,项伯远情绪很不好时,对我提过几句。”
  马维民回忆着,告诉了普克有关的几件小事。
  第一次听项伯远说起与周信的关系,是在周怡去大学进修的第二年,她刚刚生了第二个女儿项兰之后。马维民去项伯远家,项怕远家的房门没有锁,进门后,马维民看到项伯远一边捧着本书看,一边不停地摇着地上的摇车,刚满月的项兰在里面躺着,眼睛闭得紧紧的睡得很甜。
  马维民笑着说:“老项,表现不错呀,像个模范爸爸嘛。”
  项伯远淡淡一笑,摇摇头,叹了口气。两人就在摇车边摆起了棋盘,开始下起棋来。
  过了一会儿,项兰在车里小身子一扭一扭地哭起来,声音尖厉,小脸涨得通红。项伯远慌忙放下手中的棋,忙着给项兰换尿布。看他的动作,已经是很老练的样子。
  刚安静一会儿,项兰在车里“吭哧吭哧”地哼了几声,张着眼睛,小脑袋扭来扭去,像在找什么似的,看看找不到,又开始哭起来。
  项伯远马上又跑去厨房找奶瓶,冲奶粉,调好温度,倒进奶瓶,又不放心地从奶嘴里挤了几滴到自己手背上,才小心地抱起项兰,将奶嘴送到她的小嘴巴里。
  马维民都有点看傻了,他虽然也有两个孩子,但却从来没有像项怕远这么带过,最多只是帮妻子洗洗孩子的尿布,在妻子腾不出手时给孩子擦擦屁股罢了。
  马维民问:“老项,孩子还不到两个月,你们已经给她断奶啦?”
  项怕远没吭声,项兰“咕嘟咕嘟”地吸着奶嘴,吃着吃着,奶嘴还叼在嘴里,眼睛已经闭上睡着了,项伯远轻手轻脚地将项兰放到摇车里,默默地看了一会儿,才说:‘凋恰是个与我完全不同路的女人。认识她的时候没有看出来,现在了解了,已经太晚了。“
  马维民看项怕远脸色阴暗,小心地问:“怎么?”
  项怕远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她有她的抱负,而且为了实现这种抱负,她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
  随后,项伯远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又开始和马维民下棋。项兰过不多久又开始哭闹起来,既没有尿,又不肯吃,项伯远也不知她为什么哭,正束手无策时,在上小学三年级的项青放学回家了,一进门,听见妹妹在大哭,连忙放下书包冲过来,小心翼翼地抱起妹妹,像个大人一样在地上转来转去,轻轻拍着怀里的婴儿,嘴里哼着什么调儿,不一会儿,项兰居然真的不哭了。
  马维民有点惊奇,项伯远对项青说:“小青,马叔叔在这儿。”
  项青一直看着怀里的项兰,听见父亲说话,才注意到马维民也在,忙礼貌地叫了一声马叔叔好。后来看项兰安静了,便将她放回摇车,对项伯远和马维民说:“我去做作业了。”将摇车底下的轱辘放下来,推着摇车到另一个小房间去。
  项伯远看着项青进房间了,轻声对马维民说:“这个孩子实在太懂事了,要不是有她帮我撑着,我和周怡……”话说到这里,就停下不说了。
  这一次之后,大概又过了几年,那时周怡在事业上的发展已经初见端倪,连马维民也有所耳闻,暗想项伯远说过的话,看样子是不错的。马维民每次去项伯远家,几乎都很难碰见周怡。项青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了,个子比同龄孩子高,瘦瘦的,脸庞长得很像项伯远,非常清秀柔美。项兰从婴儿期进入儿童期,和她小时候在摇车里一样,顽皮,不安静,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哭、发脾气,只有项青的话才肯听。
  有一天,项伯远主动跑来找马维民,脸色异常难看,硬拉着马维民去外面的小饭馆喝酒。马维民明白项怕远有心事,又知道他以前从不喝酒的,想劝项伯远不要喝。但那天项伯远十分固执,马维民劝不过,只好陪着他一起喝。
  喝酒时,项怕远也不说什么事,只和马维民东拉西扯。喝到一半时,项怕远的眼睛通红,沉默了一会儿,对马维民说:“老马,我要离婚。”
  马维民有点吃惊,问:“你和周怡吵架了?”
  项怕远点点头,眼睛死死地盯着桌面。
  中国人的传统总是“劝和不劝离”的。马维民也不清楚项怕远与周怡之间的矛盾到了什么程度,说:“夫妻之间,有点矛盾也不奇怪,我和我老婆也常常磕磕碰碰的,彼此让着点儿,过去也就过去了。过日子嘛,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又有孩子。”
  项伯远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令马维民感到有点可怕:“我和她之间不是矛盾,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也不是鸿沟,鸿沟还可以跨越。在她感觉里,我们两个,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除非我生出翅膀来,而我又生不出来。这样下去,不仅夫妻感情会破裂,弄不好会反目成仇,两败俱伤。我已经死心了,还是早点放弃为好。”
  马维民看出事情的严重性,想了想,问:“是她提出离婚的?‘项怕远幅度很大地摇着头,说:”不是。是我刚才产生的想法,还没跟她谈。“
  马维民沉默了一会儿,心里也觉得很沉重。他知道项伯远不是个喜欢轻易表达内心感情的人,平常无论是喜是忧,往往都淡淡的。而这一次,项伯远显然是受到了很深的伤害才会有这样的举动。过了一会儿,马维民问:“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项伯远忽然流下两行泪,被酒精作用染得通红的眼睛里,有种也许只有男人才可以领略的羞辱和痛楚。他任凭眼泪默默地流着,垂下头,慢慢地说:“你告诉我,一个男人感觉自己不再是个男人时,还有没有希望了?”
  马维民不好再说什么,只有默默地陪着项伯远喝酒。他原以为项伯远最后会酩酊大醉,出乎意料的是,项伯远走的时候,虽然步履蹒跚,但神志却很清醒,而且说话仍然十分冷静。
  项伯远和马维民分手时,拒绝马维民送他回家,而是竖起一根指头在自己面前,慢慢地说:“老马,你看着吧,我一定要和她离婚。离开她了,我就是个真正的男人了。你等着看吧。”
  这个晚上之后,马维民好久没见到项伯远,只是隐约听到有关项怕远周怡离婚的传闻。那个年代,离婚还是件容易闹得满城风雨的事,尤其周怡又在政府部门工作,人长得漂亮,事业又蒸蒸日上,本来就是众人注目的焦点人物,遇到这种事,人们议论起来往往乐此不疲。
  可过了一段时间,有关他们离婚的传闻渐渐熄灭了。马维民在公安局工作也忙,找过两次项伯远,都没找到,大约半年里,都不知道项伯远的确切情况。
  又是半年过去,马维民再去项伯远家,碰到了项伯远。一见之下,马维民隐约觉得在项伯远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可又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从外形上看,项伯远从前很有几分英朗之气与儒雅风度,而这一次马维民看到的项伯远,面色灰暗,大中午的,眼里却含着血丝,眉峰总是微微锁着,隐隐约约透出一种暮气。而马维民觉得,项怕远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内心,那个外人所不能窥视的角落里。
  一年多的时间两人没有见面,见面时,除了下棋,项伯远竟是一句自己的事也没提。而他不提,马维民也不便多问。所以对项伯远的具体情况,马维民却是一无所知的。
  那大临走时,马维民在门口碰到了项青。一年工夫,项青完全长成个大姑娘了。仍然温柔有礼,但显而易见的,秀美的脸庞中隐藏着深深的忧郁。马维民猜想,项伯远与周。冶之间的争战,已经给这个早熟的女孩子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此后的多年,项伯远基本没有再对马维民谈过自己的家事。从情绪上看,似乎也没再产生过大的波折,也许,他已经认命了。只是马维民发现,项怕远好像已经染上了酒瘾,虽然没见过他醉,但常常能从他身上闻到酒味,眼睛里也常常布着淡淡的血丝。后来项伯远查出患有心脏病,马维民几次劝他戒酒,项伯远总是淡淡说,谈何容易啊。马维民知道,直到死,项伯远的酒瘾也没有戒除。
  说到这里,马维民对普克说:“我所知道的情况,基本就是这样。至于他们夫妻关系中的细节问题,就不太清楚了。”
  普克问:“项伯远跟您说他要离婚,风声也传出来了,可后来为什么又没有离呢?”
  马维民摇着头说:“那时候总是想,一夜夫妻百日恩,他们俩之间能有什么深仇大恨,不可解决呢?也许周。冶改变了态度,也许项伯远本身性格就有些优柔寡断,也许双方都考虑到两个女儿……总之,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外人很难真正了解内幕的。项怕远不再对我提那件事,我也不好过多去问。”
  普克想了想,问:“那么,这些年来,您是否知道,项伯远或者是周怡,他们在外面有没有各自的情人?”
  马维民说:“老项我想不会有,他除了跟我来往多一些,业余时间基本都在家,什么时候去他家都能找到。至于周怡,我跟她本人并不怎么熟悉,前两年她升到了副市长的位置,而且主管政法这一摊子事,我们之间有了一种上下级关系,我更不可能跟她过多接触了。所以她在外面有没有情人,我完全不清楚。不过,好像没怎么听到有人传她这方面的事,一个可能是她的确没有,另一个可能就是她做得太严密,没有人察觉。实事求是地说,周怡是个有魄力的女人。我想,这次你肯定是要见到她的,到时你就会有所了解。”
  普克点点头,说:“我也在考虑,怎么样制造一种比较自然而巧妙的机会去接近她,还不能让她察觉我们的意图。”
  马维民沉吟着说:“对,这是关键,也是难点。”
  普克忽然问:“马局长,项青家现在住的房子您去过吧?”
  马维民说:“嗯,去过不少次。”
  普克说:“这房子不大可能是项怕远大学分的,是周怡分的公房吗?好像很豪华啊。”
  马维民说:“那套房子的确价值不菲,你注意到它在什么区里吗?那是一片高档住宅区,那种房子又是高档里的高档。市领导也分不了这么好的房。项青有没有对你提到她的外公周至儒?”
  普克说:“下午听她说起过。解放前是资本家吧,现在还在政协吗?”
  马维民说:“他年龄大了,已经完全退下来了。那套房子就是他为周怡家买的。周怡那时还没当副市长,住在单位给她分的房子里。周至儒很有钱,老伴早就过世了,另外三个儿女都死在文革里,只剩周怡一个亲人,便给周怡买了这套房。当时周怡还不敢住,怕别人说闲话。后来她提升到副市长的位置,市政府要重新给她分房,她这才说了父亲送房的情况,谢绝了政府分的房子,搬到自己那套房子去住。其实她家的出身,大多数人都知道,这种合乎情理的事,大家也不会真正议论。不过,周怡是个言行谨慎的女人,要不然,也不容易升到这个位置。”
  普克说:“噢,原来是这样,那就对了。”
  停了一会儿,普克又问:“周至儒除了这套房子,还有其它什么产业吗?”
  马维民说:“那我可不知道了。项伯远也没跟我谈过这些。”
  普克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皱着眉陷入沉思。
  几分钟后,普克说:“我想,从月前情况看来,如果项青给我们反映的情况属实,项怕远并非正常因病死亡的话,不管他是被谁杀的,他的死应该不外乎两类原因:一是情感纠葛,二是经济问题。虽然从表面看,项伯远似乎是没什么钱的,但这其中是否另有我们所不知的隐情,就很难判断了。”
  马维民赞同地点了点头,鼓励普克说下去。
  普克接着说:“还是先假定项青所述为真,那么,周怡身上的嫌疑就是最大的。我想下一步,我应该想法查关于周怡的两个问题,一是否有情人,二是否有非正常的经济行为。周怡与项伯远感情不和已经多年,她现在事业如日中天,如果真是因为情感问题,假如没有什么外来因素的影响,凭她谨慎的性格,不会如此冲动做出这种事的。另外,虽然周怡在官场发展顺利,但她有一个有钱的父亲,从长远的角度看,官场只是短暂的,金钱却永远有价值。所以不能排除周怡在经济方面有更多考虑的可能性。”
  马维民拍了一下自己的腿,说:“好,思路对头。关键是,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存在的话,都会是十分隐秘的,而你不能大张旗鼓地去查,我能提供的帮助又很有限,你准备怎么着手去做呢?”
  普克笑了笑,说:“这个家庭的关系不简单,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色,我正在寻找恰当的机会。”说着,普克心里暗暗想起了项兰,想起自己答应项青将帮助她们要做的事。不过,他想这件事暂时还是不要告诉马维民的好,等办过之后,看具体情况再决定。
  谈到这里,夜已经深了,马维民嘱咐普克早点儿休息,第二天他还要上班,就先回家去了。
  普克看看表,已是快十二点了。他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拿起电话,拨了X市米朵家的号码。电话铃刚响了一声,就被人接起。米朵果然还没有睡。普克又不由想到以前,每次他给米朵打电话,米朵总像是就在电话边似的。
  “喂?”米朵说。
  “是我,普克。”
  “我就猜到是你,只有你才会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米朵笑着说。
  “还是你了解我。”普克听到米朵的声音,便很高兴,“早就想跟你说话,一直到现在才空下来。你还没睡吧?
  是不是还在看书?不要太累了。“
  普克一连串地说完才感觉到,自己每次跟米朵在一起,或者只是通电话,都会显得比平常放松。
  米朵听起来在笑:“真不知该回答你哪句话才好。我发觉你跟我说话时,好像比平常伶俐许多,弄得我总是跟不上你的速度。”
  普克笑着说:“我是因为听到你的声音高兴,才会变得这样的。”
  米朵听了,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只是笑,没说什么。
  普克拿着话筒,觉得想说的话很多,可关于案情的事一句都不能提,而他以前又最喜欢与米朵一起讨论案情,并且常常能从米朵那里获得一些新发现或是灵感。现在不能谈案子,普克一下子觉得心里满满的话,就像煮了一茶壶的饺子,干着急却倒不出来。
  米朵笑着问:“怎么,断电啦?”
  普克笑着说:“没事儿,只不过是短路而已,现在又通了。”
  两人说完,都觉得话里带“电”的意思,好像在暗示什么似的。自从相识以来,他们虽然彼此都怀着莫名的亲切与深深的好感,但又都因为彼此过去的经历,而在双方关系的发展上,若即若离,时远时近。
  这些年来,在普克的生活中,工作是惟一的中心,同时工作也可以帮助他转移内心深处那些潜藏多年的问题。对于爱情,普克实在有种不堪回首的感觉。所以多年来,他一直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与情感相关的事情。普克明白这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症结,但即便已经认识到症结所在,要想治愈它,也绝非一日之功。
  普克也知道,米朵的生活同样存在问题。但直到现在,普克也没有来得及问过米朵一些他关心的事情。比如说,米朵至今仍保持独身,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米朵在对待感情问题上所持的那种消极态度,又是为了什么?普克并非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实在太大,他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可能会很麻烦的问题。
  因而,在普克和米朵都感受到两人之间那种默契和谐的气氛时,普克还是和以前一样,又将心里的话压了下去。
  普克转了话题说:“米朵,我现在办的这个案子很特殊,暂时不能和你谈。不过,我总感觉用不了多久,我又得向你申请援助了。”
  米朵说:“好呀,没问题。”
  普克对米朵的善解人意,心存感激。他知道凭米朵的敏锐,她是能够明白普克的苦衷的。而她总是在普克需要的时候,对他伸出援助之手,却从不主动向普克要求任何的承诺。
  普克不由柔声说:“很晚了,你早点休息吧,我一有空儿就会给你打电话。”
  米朵说:“好的,你也不要太晚了,否则又睡不好。再见。”
  挂了电话后,普克躺在床上,觉得身体很疲惫,但头脑仍保持着思考的状态,无法安静下来。他想起了短短一天里进人头脑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和他提出来的一个个疑问,以及对下一步行动的一丝茫然纠缠在一起,折磨着他,令他久久无法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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