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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感(选录)


  李守常①君于四月二十八日被执行死刑了。李君以身殉主义,当然没有什么悔恨,但是在与他有点戚谊乡谊世谊的人总不免感到一种哀痛,特别是关于他的遗族的困穷,如有些报纸上所述,就是不相识的人看了也要悲感。--所可异者,李君据说是要共什么的首领,而其身后萧条乃若此,与毕庶澄马文龙之拥有数十百万者有月鳖之殊,此岂非世间之奇事与哑谜欤?
  同处死刑之二十人中还有张挹兰君一人也是我所知道的。在她被捕前半个月,曾来见过我一次,又写一封信来过,叫我为《妇女之友》做篇文章,到女师大的纪念会去演说,现在想起来真是抱歉,因为忙一点的缘故这两件事我都没有办到。她是国民党职员还是共产党员,她有没有该死的
   ①李守常,即李大钊,字守常(1889一1927),河北乐亭人,1918年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与周作人同事。参加《新青年》编辑,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周作人亦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主要撰稿人,李大钊是周作人所倡导的“新村运动”的主要支持者之一。1927年4月28日李大例被奉系军阀杀害,周作人曾掩护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并长期照顾其家属。罪,这些问题现在可以不谈,但这总是真的,她是已被绞决了,抛弃了她的老母。张君还有两个兄弟,可以侍奉老母,这似乎可以不必多虑,而且--老母已是高年了(恕我忍心害理他说一句老实话),在世之日有限,这个悲痛也不会久担受,况且从洪杨以来老人经过的事情也很多了,知道在中国是什么事都会有的,或者她已有练就的坚忍的精神足以接受这种苦难了吧?

  (附记)

    我记起两本小说来,一篇是安特来夫的《七个绞犯的故事》,一篇是梭罗古勃的《老屋》。但是虽然记起却并不赶紧拿来看,因为我没有这勇气,有一本书也被人家借去了。
                十六年五月三日


  报载王静庵①君投昆明湖死了。一个人愿意不愿意生活全是他的自由,我们不能加以什么褒贬,虽然我们觉得王君这死在中国幼稚的学术界上是一件极可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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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静庵即王国继(1877一1927),字簿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观堂集林》、《朱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

  王君自杀的原因报上也不明了,只说是什么对于时局的悲观。有人说因为恐怕党军,又说因有朋友们劝他剪辫;这都未必确吧,党军何至于要害他,剪辫更不必以生死争。我想,王君以头脑清晰的学者而去做遗老弄经学,结果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这或者是自杀--至少也是悲观的主因。王君是国学家,但他也研究过西洋学问,知道文学哲学的意义,并不是专做古人的徒弟的,所以在二十年前我们对于他是很有尊敬与希望,不知道怎么一来,王君以一了无关系之“征君”资格而忽然做了遗老,随后还就了“废帝”的师傅之职,一面在学问上也钻到“朴学家”的壳里去,全然抛弃了哲学文学去治经史,这在《静庵文集》与《观堂集林》上可以看出变化来。(譬如《文集》中有论《红楼梦》一文,便可以见他对于软文学之了解,虽在研究思索一方面或者《集林》的论文更为成熟。)在王君这样理知发达的人,不会不发现自己生活的矛盾与工作的偏颇,或者简直这都与他的趣味倾向相反而感到一种苦闷--是的,只要略有美感的人决不会自己愿留这一支辫发的,徒以情势牵连莫能解脱,终至进退维谷,不能不出于破灭之一途了。一般糊涂卑鄙的遗老,大言辛亥“盗起湖北”,及“不忍见国门”云云,而仍出入京津,且进故宫叩见鹿“司令”为太监说情,此辈全无心肝,始能恬然过其耗子蝗虫之生活,绝非常人所能模仿,而王君不慎,贸然从之,终以身殉,亦可悲矣。语云,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学者其以此为鉴:治学术艺文者须一依自己的本性,坚持勇往,勿涉及政治的意见而改其趋向,终成为二重的生活,身心分裂,趋于毁灭,是为至要也。
  写此文毕,见日本《顺天时报》,称王君为保皇党,云“今夏虑清帝之安危,不堪烦闷,遂自投昆明湖,诚与屈乎后先辉映”,读之始而肉麻,继而“发竖”。甚矣日本人之荒谬绝伦也!日本保皇党为欲保持其万世一系故,昔心于中国复辟之鼓吹,以及逆徒遗老之表彰,今以王君有辫之故而引为同志,称其忠荩,亦正是这个用心。虽然,我与王君只见过二三面,我所说的也只是我的想象中的王君,合于事实与否,所不敢信,须待深知王君者之论定:假如王君而信如日本人所说,则我认错误,此文即拉杂摧烧之可也。
            民国十六年六月四日,旧端阳,于北京
            (1927年5至6月作,选自《谈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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