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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夜班已经上工,空气中荡漾着机器震动的嘈杂的响声。汤阿英下了工就到工会办公室去,没有见到余静,到饭堂里吃了饭,又向工会办公室走去。
  沪江纱厂的工会办公室在仓库对面,那儿一溜平房,倒数第三间就是。一盏雪亮的电灯照耀着整个办公室,两边墙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靠里面当中的墙壁上贴着石印的毛主席的彩色画像。贴着左右两边的墙有秩序地各放着四张办公桌,中间正好留出一条走道。高低不平的泥土地散发出一股有点潮湿的泥土的气息。
  工会副主席兼生活委员会主任赵得宝坐在进门右边的第二张桌子上,他在计算下一个月的工人代办米。因为厂里这两天增加生产,添了一些临时工,他的工作更加忙碌了。
  汤阿英走进去,赵得宝还在低头计算。她向办公室右边第四张桌子看去,椅子空着,——余静不在。她低低地叫了一声:
  “赵得宝同志……”
  赵得宝放下手里的算盘,抬头看见她,站了起来,热情地过来问:
  “有啥事体?阿英。”赵得宝知道她刚下班一定很累,端了一张板凳给她,说,“坐吧。”
  “余静同志到啥地方去哪?”汤阿英的眼光注视着右边第四张桌子,她站在那儿没坐。
  “她到车间里去了。工会刚改选,人手不齐,事体忙不过来,厂里又要增加生产,配合国家建设,满足人民需要,车间里忙的上气不接下气,有的工人累的不行,她去看看。”
  “哦。”汤阿英低低应了一声,皱着眉头说,“真不巧……”
  “有急事吗?”
  “没啥,”她想对赵得宝说,一想还是等余静来了当面谈的好,便说,“我在这里等她一歇吧。”
  “好的。”赵得宝马上拿过热水瓶给汤阿英倒了一杯白开水,指着那张板凳说,“那么,你坐下来等她吧。”
  赵得宝又去计算工人代办米了。他的两只手忙碌地拨弄着算盘珠子,发出清脆的格格的音响。
  在嘈杂的机器震动的响声里,远远传来一阵轻松愉快的歌声:
    我们伟大的祖国英雄的人民,
    英雄的人民结成了民族的大家庭,
    为了人类的幸福,
      世界的和平,
    我们不怕流血牺牲……
  随着这歌声,工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兼沪江纱厂职工夜校教员钟珮文走了进来,他见赵得宝在低头计算,连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歌声消逝了。他发觉汤阿英静静地坐在板凳上,好奇地问汤阿英:
  “咦,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做啥?”
  汤阿英说:
  “等余静同志。”
  “哦。”钟珮文走到汤阿英前面,问,“你为啥不参加合唱队,阿英?”
  钟珮文是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积极分子,打乒乓球,他是攻击型的能手;篮球,他投篮相当准;京剧,他会哼几句老生调子;游泳,他能仰游一二十码;合唱队里,他是著名的男高音。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每一种活动他都想摸一摸学一学,可是都不精通。他自己也不想精通。但对于写文章他却特别有兴趣,经常钻研,每一期工会的壁报上差不多都有他的文章。他是《劳动报》的通讯员,有时,他的通讯稿子也在《劳动报》上出现。他私下立了一个志愿:当一个作家。下了夜校的课,不管哪能忙,也不顾疲劳,他要读几页小说才能躺到床上去休息。最近沪江纱厂成立了合唱队,是他发起的,他自己当然首先报名参加了,可是车间里工人参加的不多,参加的主要是办公室里的职工和脱产的工会干部。
  他这两天一碰到工人就积极请人参加。
  汤阿英每天到厂里来上工下工,别说唱歌了,就是讲话也不多,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参加合唱队,给钟珮文一问,她愣了一下,低声地说:
  “我不会唱歌。”
  “唱歌很容易,你真的不会吗?”
  “真的不会。”
  “不会,教你。”钟珮文自告奋勇地说,“我可以教你——不过,我是药里的甘草,哪剂药里也有;唱歌,也多少懂点,但我也唱不好。”
  “你是有名的男高音,不要客气。”汤阿英钦佩地望着他。
  “那我教你,好不好?”钟珮文热情地问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写着他刚才唱的那只歌,想把汤阿英拉起来,说,“我教你唱这只歌。”
  “我没有工夫。”汤阿英想起自己悲惨的往事,眼睛里露出忧郁的光芒。她没有唱歌的兴致,也不愿说出来,只好讲没有工夫。
  “唱歌不要多少时间,一天有十几分钟就可以了。”
  “我家里还有事体哩。”汤阿英坐在那张板凳上不动,慢慢低下了头。
  “现在等余静同志,反正闲着没事,我教你这个歌子,好不好?”钟珮文歪头问她,像是托儿所的阿姨问小孩子似的,说,“你答应我:好。”
  汤阿英摇摇头:
  “不。”
  “你这人!”钟珮文见她固执地不肯学,有点急了,但又不好发脾气,只是盯着她望。
  赵得宝的手指按在算盘上,插上来说:
  “小钟,各人有各人的嗜好,不要强人所难。你喜欢唱歌,要天下的人都唱歌,怎么行呢?厂里的工人都参加合唱队,你还没有这么大的地方教哩。听说报名参加的有二三十个人了,先唱起来再说吧。”
  “二三十个人的合唱队像啥样子,开个晚会哪能拿得出手。合唱队至少要有四五十人才行,”钟珮文把话题转到赵得宝身上,说,“你参加一个吧,老赵。”
  “哎哟,”赵得宝吃了一惊,伸出舌头来,笑着说,“老了还学吹鼓手,算了吧。”
  “你忘记一句古话了吗:长到老学到老。何况你并不老;
  现在解放了,翻身了,大家都应该歌唱,你为啥不唱?”
  “有你们这些青年唱唱就行了,我们听。”
  “不,你自己也要参加,我代你报名。”
  “不得到我的同意,你不能去报名。”
  “你是工会副主席,应该起带头作用,你都不参加,谁还肯参加?是吧?阿英。”
  汤阿英没有表示可否地“唔”了一声。
  “那我参加,——你们要吗?”
  “当然要!”
  钟珮文高兴得热烈鼓着掌,一边高声地说:
  “欢迎我们合唱队的新队员赵得宝同志!……”
  钟珮文的话还没有讲完,外边走进来一个年青的女同志,圆圆的面孔,脸上浮着微笑,腮巴子上有两个小小的酒窝,两片嘴唇很厚,有一小半露在外边,和钟珮文的个子差不了多少,身子有点发胖,但很结实。她穿着灰布列宁装上衣,左边的下摆那儿有些折纹,好像匆匆穿上,忙得没有时间去熨平。她的头发没有烫,脸上也没有一点脂粉,浑身却充满了旺盛的青春的力量。她步子很迟缓,每迈一步出去都很慎重似的。她一跨进办公室,马上被赵得宝看见,他站起来,说:
  “余静同志来了,汤阿英等你哩。”
  钟琍文立刻跑过来,一把抓住余静的手,恳求地说:
  “你也参加一个。”
  余静摸不着头脑,她思索地凝视着钟珮文:
  “文教委员,又有啥花样经?”余静慢吞吞地说,“要我参加啥?”
  赵得宝把钟珮文动员人参加合唱队的事说了一遍,代余静回答了钟珮文:
  “你就饶了她吧,小钟,余静同志整天忙得气都喘不过来,她哪有时间参加这个。”
  “越是忙,越要参加;工作时候工作,娱乐时候娱乐嘛。”
  “你还有理论哩?”余静笑着说。
  “是呀,谁也说不过小钟。”赵得宝插上去说,“工会里有我带头参加就行了。”
  “不,唱歌也不好派代表的,余静同志,你说,是吗?”
  “我参加一个,小钟,不过,忙的辰光让我请假。”
  “好的。”钟珮文同意余静的意见。
  余静今年虽然不过二十五岁,可是在细纱间挡车快八年了。上海解放前一年,在地下时期,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沪江纱厂党的力量很薄弱,现在连余静在内也只有六个党员,其中还有三个是候补党员。原来的组织关系没有打通,上海解放以后才打通,建立了支部,余静被选为支部书记。她离开细纱间,脱产专门搞党的和工会的工作。工会建立,她当选了工会主席。她从一清早进厂起,就忙个不停,不是那里开会,就是这里谈话,或者到中国共产党长宁区委员会去,要么,区工会办事处一个电话把她找去。到了晚上,别人下班了,她还留在工会里,写汇报,填表格,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她虽然这样忙,却十分愉快,从来不感到疲倦,觉得越忙,给革命尽的力量越大,就越有劲道。不管工作哪能忙碌,她对于唱歌的兴趣,绝没有因此有些减低,一有空闲,或者是回到屋里去的辰光,她一个人爱哼几句,但一旦被人发现,她却腼腆地闭上了嘴。开会的辰光集体唱个歌,或者是在操场上大家唱歌的时候,她是积极参加的一个。如果要她单独唱啥歌,她总是羞涩地一扭头逃避开去。钟珮文邀请她参加,本来她就要答应的,给赵得宝那么一说,她又不好开口,等钟珮文再一次邀请,她很快答应了。她听说阿英在等她,便走到汤阿英面前,坐在那张板凳上,关怀地问道:
  “阿英,找我有啥事体吗?”
  “有点小事,”汤阿英注视着余静,嘴唇动了动,犹犹豫豫,想说又不想说的样子。
  “啥事体?”余静歪着头问她。
  汤阿英想:她和余静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更没有送一份厚礼给余静,提出来,余静会答应吗?她怕碰一鼻子灰。话到了嘴边,她又把它吞了下去。不提,事体不会成功的。她正在左右为难,余静开口了:
  “阿英,有啥事体,尽管对我说好了,自家姐妹,不是外人,有啥不好说的。你大胆说吧。”
  她浑身感到一种温暖,像是对着最好的亲人一样,心中的话不得不说出来:
  “我有一个要求,你答应吗?”
  “你没有提出啥要求,我怎么答应呢?”余静笑着问她。
  “这个……”她没有说下去。
  “你家里有啥困难?”余静关怀地问。
  “不是我的事体,”汤阿英话到了嘴边,又停下来了。“说吧,”赵得宝在一旁听得有点急了,说,“只要行,余静同志一定答应的;不行,余静同志也会马上告诉你的。余静同志是愿意帮助人的。她办事一点不敷衍,一是一,二是二。阿英,痛痛快快地说吧。”
  汤阿英抬起头来,说:
  “现在厂里人手够吗?余静同志。”
  “人手还不够,你想介绍人吗?”余静直截了当地问她。
  “你哪能晓得的?”汤阿英的眼光里流露出惊奇和钦佩。
  “听你那口气,工会主席会猜不出来?”钟珮文用唱歌的调子说,尾音拖得很长。
  “梅厂长要开足锭子,增加生产,今天又增加了几十个临时工,还是不够。我刚才到车间里去看,夜班比日班更累。你有人介绍来,正好,是谁?”
  “我有一个干姐妹,叫谭招弟,原来也是做厂的,生病歇了生意,闲在家里,手艺不错,能介绍来吗?”
  “你对她了解吗?”
  “了解了解。她,人很好,很单纯,只是有点性子急。”
  “她原来在哪个车间做的?”
  “在筒摇间,挡摇纱车的。”
  “多大啦?”
  “二十五。”
  “有几年工龄?”
  汤阿英想了想,说:
  “七年光景。”
  “那你明天把她带来。”
  汤阿英怀疑地望着余静。
  “你已经答应了吗?”
  余静看她那股怀疑的神情不禁笑了,说:
  “是的,答应了。”
  汤阿英想起解放以前介绍一个工人到厂里多么不容易,没有靠山,就别想跨进工厂的大门,就是她自己走进沪江纱厂也是经过一番困难的。现在余静立刻答应了,一没有送礼,二没有说情,她还是有点不相信,试探地说:
  “我明天就带她来?”
  “对。”余静肯定地说,“我们工会介绍给厂方。”
  “好的,好的。”汤阿英从心眼里笑开了,她的眼光注视着当中墙壁上石印的毛主席的彩色画像,想起上海解放了,和过去完全不一样,她为谭招弟感到幸福。
  “你明天上班把谭招弟带来,迟了,怕人手够了,厂方不要。”余静说,“阿英,还有啥事体吗?”
  “没有了,”汤阿英站了起来,说,“我得赶紧通知她去。”
  “以后有啥事体,尽管来找我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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