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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锒铛入狱他都不相信眼前经历的一切是真正的现实。逮捕他的时候，公安人员还面带笑容，好像来逮捕这样一个全市有名的大企业家、著名的发明人、数项专利的拥有者，是一种很好玩的游戏，临上警车，警察拉开车门，还轻轻地扶了他胳膊一把，礼貌得像香港大酒店门口的“红头阿三”，所以他也向警察笑了笑，“还是同样一个梦。”他想，每次做这样的梦，做他又被逮捕又被劳改的梦，他都既害怕又惋惜。惋惜的是这样的梦总没有结果，做不到他“平反”就半途惊醒。一截一截拖着的梦，每段的尾巴都是悬念，使他辗转反侧再也不能入睡，“这次看来像真的似的，一定要把它做完。”于是他便顺从着，丝毫不辩白不抗拒，跟着警察走，甚至走得比警察还快，仿佛他自己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而他也的确轻车熟路，果然一下子就走进了监狱。 监狱和十几年前大不一样了。久违了，监狱！高大挺拔的水泥墙朝气蓬勃，电网如同五线谱蕴藏着一首首乐曲。一切都给人井井有条的感觉。穿着囚犯服装的犯人在四处游逛，一个个瞪眼看他，倒像是公园的游客。很精致的带花边的美术字，一行行描绘在四周的墙壁上，再不像过去那样，随便用白灰涂抹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改恶从善前途光明”几句套话就算完事。而现在的口号却如诗一般的句子： 你是谁？ 这是什么地方？ 你到这里干什么？ 认真反省 踏实改造 你的亲人正等待着你 花边柔和，色彩艳丽，词句感人，因而令他备感亲切，和他刚从国外回到家乡的心情一样。 是呀！“你是谁？”“你到这里干什么？” 逮捕他的警察，接收他的管教人员无不面带笑容，一个个将他小心翼翼地传交下去，好像在传交一件易碎的贵重物品。凡是他见到的面孔都对着他笑。把他领到牢房的“班长”（现在还应该这样称呼吧）客气得也像大酒店的服务生，打开房门，先请他进去，不同的是却把他反锁在里面。 这次做的梦的确像真的！当他手握着铁栅栏向外张望时，铁栅栏以它金属固有的冰凉震撼了他。这股特殊的凉气像蛇一般地从他的手掌直蹿到心脏，在他心上咬了一口。 时间却过得像梦中那样快。梦里的时间是浓缩了的，或说是梦里根本没有时间（他暗地里庆幸剩下的八年也许还是很容易过去的）。转瞬之间便叫他出来提审，而审他的却是昨天刚和他在鸿喜楼饭庄同桌吃饭的公安局长（应该由法院审判员来审的吧，但他的熟人里面没有一个是审判员，于是只好让公安局长来担当这个角色了）。 提审的地方还是十几年前那间破房子，局长座位后面的那堵墙已经裂开大缝，白云在蓝色的缝隙中掠过，其快无比。一丝丝风从外面悄俏吹来，可以闻到一股厕所的气味。地面凹凸不平，湿漉漉的，似乎还飘浮着雾气。十几年来他没有踩过这样的烂泥地了，十分可惜从新加坡买的这双意大利皮鞋（它一向以为只有在国外才能买到真正的名牌）。而公安局长却很规矩地系着黑领带，穿着整齐的制服，和铜佛一样闪闪发光，毫不在意他自己和这环境的不搭配。 “老赵呀老赵，这是咋搞的？”公安局长带着笑意问他。 哪有这样审问的！他想他对审讯程序大概比公安局长还熟悉。这里面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程序、人物、环境、背景等等，都乱七八糟，要不要将梦重新来做？审讯应该先从姓名年龄籍贯问起…… 但梦并不由他支配，它从容不迫地按照梦所会有的情节发展下去。 公安局长面前是一张和小学生课桌一样的旧办公桌，书记员搂着一卷纸跷着二郎腿坐在一旁的歪木凳上。这情景和二十几年前非常相似，那时随便在什么地方、随便拉一副桌椅板凳来便能组成公堂审讯判刑；群众革命专政的特色就在于它的非正规性和反常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中群众才能体会到对别人专政的快感。公安局长伸手向书记员要他的材料。书记员把怀里的那卷纸打开，原来看起来很厚的一卷纸却只有一张。书记员隔着桌子将纸扔给局长，那张纸便像蝴蝶飞过花丛似地扇着翅膀飘到局长面前。 局长嘴里啧啧作响地上下浏览他的材料，即那张纸。那张纸是透明的，他从反面也能看到上面写的些什么：姓名：赵鹫；曾用名：无；性别：男；出生年月：1934年12月；民族：汉；籍贯：河北省国安县；家庭成分：城市贫民 旧职员 小业主 上中农 地主 反动官僚；个人出身：学生；文化程度：大学……家庭成分这一栏填得如此复杂是政策和形势不断变化的结果。最早开始填表时他还在中学，自己填的是城市贫民，后来领导上认为他的家庭应该算旧职员，因为他父亲曾在旧社会的县政府当过管伙食的职务。到1956年全国实行工商业改造，社会从对每个市民的政治身份兼及到家庭经济状况，又觉得他在这一栏里填“小业主”更为合适。经查，他父亲作为留用人员在新政府工作一年后退出，去开过一家卖针头线脑油盐酱醋的杂货店。但与此同时，农村合作化的高潮也到来了，因他父亲继承过他祖父在乡下的几亩田地而自己不亲自耕种，虽然土改时土地已经分了出去，但按政策界线还应划为上中农。这样，“小业主”和“上中农”就并列在一项栏目里。所幸的是，在城市和农村，“上中农”和“小业主”二者的阶级地位相等，没有矛盾，并列的状态一直维持到政治运动的深化，当群众运动和社会认为他的家庭成分又应该升级时，领导就指点他必须这样填：在农村，升到“地主”，在城市，升到“反动官僚”，他当然别无选择地在领导给他指定的地位上呆着；一个早已死去的父亲的鬼魂，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会儿是市民，一会儿是农民，一会儿是老实巴交的小职员，一会儿又成了面目可憎的反动官僚。并且，他虽然没有得到两份遗产，却好像承担和代表着两个家庭，具有双重身份。这样兼容并蓄地呆到八十年代初不用在表格上填家庭成分这一栏为止。表格上这一栏的方框融化了，他才从里面浮游出来，游到社会上和大家混在一起。 “你是谁？”这个问题其实一开始就存在。而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他看到贴相片的位置上是个空白。那份材料上竟没有他的相片。这样更搞不清楚“你是谁”了。但继而一想，那空着的位置何尝不是为了贴上他任何一个时期的相片留下方便呢？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时候，从1934年12月出生直到他死，只要贴上当时所需的相片，这份材料用在他身上都是符合的。 局长皱起眉头，扬起面孔望着他，仿佛要在他的脸上寻找答案。因为局长从这张纸上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再次将他抓进监狱。 “老赵，你说实话，你得罪谁了？要不，啊，在那经济上有啥不清不白的地方？嗯？”局长往前凑了凑，暧昧地笑道，“跟我，说啥都没有关系。咱俩，谁跟谁呀！到我这儿的话，你就放心吧！” 局长真是个好心人。这一点也不像审讯，更像在饭桌上聊天。他记起来了，局长不止一次地跟他喝过酒。局长除了爱喝两盅外再没有其它毛病。作为一个办企业的，一个公司董事长兼经理兼厂长，不和公安上打交道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和这位局长仅到喝酒为止，局长也从来没有向他提出任何非分要求。现在局长能够如此真心地关心他，他不由得非常感激。 “局长，我跟你说实话，我没有一点点任何问题，我也想不起得罪了谁，何况现在谁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能把我弄到监狱里来。”他觉得应该义不容辞地结局长指点迷津，“你再仔细看看，抓我的理由实实在在还是我欠了原来的八年。” 局长再次瞪大眼睛在纸上寻找，把那张纸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那张纸实际上是张白纸，铺在旧的桌子上洁白耀眼，不着一字，可是局长还是看明白了。 “你看，姓名赵鹫、曾用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文化程度……啊。在这里！”局长边用手指一行行地划，边翕动着厚嘴唇念念有词，最后在纸上一拍： “当初的罪名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1968年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1978年复查的结论是：‘该赵鹫虽然思想反动，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心怀不满，在群众中散布过错误言论，但并没有实际行动，没有对社会造成危害，没有构成犯罪事实，且认罪态度较好，坦白交代深刻，应予宣布释放，恢复工作’。” 局长念到这里，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咧开大嘴笑道：“我看，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应予宣布释放’，为什么不是‘无罪释放’！上面既然肯定了‘没有构成犯罪事实’，啊，还是三个‘没有’，下面就应该明确写上无罪才对。‘释放’，假释也是释放！真是乱弹琴！而且，‘心怀不满’是什么意思？！他们怎么知道你‘心怀’的东西？再说，‘恢复工作’又不是法院管的事。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他倒写的个明白！” 局长虽然言词激烈，慷慨激昂，但丝毫不表示他愤怒，只觉得好笑，就像在饭桌上听了一个笑话一样。而赵鹫，也就是他本人，这时反倒有点高兴起来。他终于碰到一个懂点法律知识的人！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对局长说得很清楚，让局长和他一样清楚。局长今年才三十多岁，属于“跨世纪干部”之列，人精明能干，有大专学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先当派出所所长时抓小偷抓得多，以致小偷们一听他的名字就闻风丧胆，很快便一级级提升到正局级。然而1968年时局长正拖着鼻涕到处抓麻雀（也许就是在抓麻雀时练出了抓小偷的本领吧），1978年时局长还是部队的一个小列兵，他怎能让局长更进一步地明白，1978年全国大举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市复查小组一天要复查上百件案子，五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头每天坐在一起要研究上百份材料，每份材料都须五个人取得一致意见才能上报市委批复。铁打铜铸的人也会被磨得形销骨立。有道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疏漏是难免的。一篇结论上多几个字少几个字有什么关系？把人释放出来就是最好的结论，就是无罪的最有力的证明。被释放的犯人哪个还有心思和复查小组去争论结论的某处某处写得不对？飞出笼的鸟儿没有一只会回过头来再向人索取通行证的。飞得越快越好，飞得越远越好……所以当时还产生出一个流行的词儿，叫“一风吹”，意思是你过去的一切历史问题统统都被风吹掉了，都没有了，你完全自由了。 当时的小列兵还不知道有“一风吹”这么个词，也不知道十几年前曾有个复查案件的五人小组负责平反“冤假错案”，更不理解在当时得到这样的结论已经算万幸，而“心怀”的东西正是他自己坦白的。结论拟得好就好在它的行文上下呼应，下面的“坦白交代深刻”指的就是上面的“心怀不满”，反过来说，就是因为他自己挖空心思把“不满”都交代了出来，才获得了“坦白交代深刻”的好评……一切好像都是语言学上的问题。语言学能使人劳改，致人死地，也不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似乎是人类自发明了语言后就代代相传的。当今的局长难道就没有运用语言学把人关进什么地方去过？但他用的虽然是同一种语言却是不同的系统。就好像两部同样牌号的电梯却各自有各自的操纵部件一样，你按这部电梯的七楼键决不会让那部电梯也升到七楼去。然而昨天的小兵今天的局长，他乘的这部电梯的楼层键看不到另一部电梯也随着动弹，却埋怨另一部电梯出了毛病。 他无可奈何地一笑，胸中涌上一阵懒得和局长解释的倦怠。他最近太疲劳了，人们都劝他要好好休息休息，公司公关部主任已经和一处消夏胜地联系妥了，那里既可以疗养又可以休闲，打打高尔夫球，游游泳……可是他没去，却进了监狱。他开始出冷汗，感到一阵虚弱的晕眩。而这时他突然想起来，在高科技时代已经完全有办法不用说话就和别人沟通，于是他张开嘴，手伸进喉咙里，从喉部深处掏出一张ANSI×3B8标准的电脑软盘，随手递给局长。软盘只有3.5英寸，局长用两个手指头拈着，张开大口如吃苏打饼干一般一下子放进嘴里。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局长把软盘嚼得咯巴咯巴作响，又用唾液将它溶化，总算品出了味道，说道，“好了，老赵，你别着急，这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这好解决，我马上就向市领导反映。”接着又笑嘻嘻地说，“你就当在这儿休息两天吧！别忘啰，你出去的时候要请我喝酒啊……” 他意识到第一次提审到此结束。他和局长同时站起来。局长转过身去向后一挥手，身后那堵裂开缝的破墙当即像帷幕般地拉开。局长说：“我已经告诉了监狱长，对你特别优待，给你住个单间，需要什么东西你尽管跟管教干部说，你把他们当成服务员就行了。” 他心里明白监狱不由公安局管而由劳改局管，但他不认识劳改局长，他记起来一次和很多市上的领导同桌吃饭的场合，大家都喝得醺醺然的时候，他曾跟这个公安局长开过一句玩笑，说如果将来他又被抓进监狱，请局长多多关照，想不到那个玩笑今天弄假成真，于是他的事注定要由这个局长一管到底了。 随着局长的手指，他自觉地钻进帷幕。而帷幕外蓝色的天空立即暗淡下来，广阔的空间很快便缩成了一间狭小的阴沉沉的牢房。 这并不是一间单人牢房，黑黝黝的墙根下早蜷缩着三个犯人，每人胸前用白布缝的编号如同现在出席会议的塑料胸牌，于是看起来他们好像在沉默地讨论着一个难以决定的问题，他暗自抱怨局长说话不算数，更发愁晚上怎么睡觉。这么多年来，他习惯了一个人睡一间房，即使出差开会他也要宾馆给他一个人开个单间，别说跟这么多陌生人，再有一个人在他旁边稍有响动他也不能入睡。牢房不足六平方米，没有床，只有一副缺少绳索的绞刑架孤零零地立在中间，原来那上面的横梁就是床铺，要在绞刑架的横梁上睡觉是需一点功夫的。可是现在已经身不由己了，既来之则安之吧，他只好找一个空地方一屁股坐下，同时听见屁股下面索索作响。他马上意识到坐在了一堆稻草上，并且闻到一股清香的干草味。这股熟悉的干草气味给他带来一点阳光，他看到牢房里明亮起来，而且很快感到了当年仰面朝天地躺在田野上的那种舒畅。他顺势躺下时，空间也随着他的身躯展开，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牢房里居然没有压着什么东西。他就像躺在白云上一般飘飘然了。 可是那三个犯人的面孔却像乌云般地向他眼前凑了过来。他的眼帘上映出当年和他一同劳改的难友。啊，牢房里这几个犯人都不陌生，大家都是熟人，奇怪的是，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他出了狱，都搞了几项发明，取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从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变成了大企业家，这几位难友怎么还被关在监狱里？ 三张呆板的面孔一言不发，六颗死鱼般的眼珠不眨眼地盯着他。盯得他很不自在，好像他一个人出了监狱是背叛了他们，陡然，他想起来这三个人早已死了，在他出狱之前，他们还没有等到平反“冤假错案”就已经死在监狱里了。然而他一点也不觉得可怕，反而松了口气，不仅消除了负疚感，还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欣慰，仿佛跟他们在一起心里才感到踏实，他原本就应该属于监狱，监狱就是他的家。 死者不用语言发问，每张阴沉的脸都像团团青烟似地飘浮袅绕，最后渐渐凝成一个个问号。他知道他们想问的事情太多，一大堆问题是不能用语言一一表达的，只好用一个简洁的符号来概括了。那么最好的回答就是让他们身临其境，耳闻目睹一番，于是这次他用了更形象直观的现代科技手段，他将眼镜摘下来交给他们。眼镜的镜片刹那间就变成了两张镭射影碟。这副眼镜他已经戴了十几年，所以镭射影碟上面就记录了十几年来他的所见所闻。 死鬼将眼镜架在鼻梁上，抬起头就着光线看了一遍，他们不是看镜片外的风景而是看镜片本身，看过镜片的鬼脸都一个个慢慢地拉长，并流出了黑色的眼泪蜿蜒到下颏上。这样，一个个问号又都变成了惊叹号。 其中一个犯人甚至哭出声来，并抬起一双白胖的肥手掩着乌云般的面孔（那双手他好似在什么博物馆见过，是泡在一个福尔马林瓶子里的）。这个犯人呜咽地哭道： “这一切让我太失望了！真糟蹋了我革命的理想！”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罪为“叛徒”的犯人原本是一个局级干部，1937年的老党员（他耳边同时响起这位局级老干部在劳改时给他的忠告：“监狱是发扬革命传统最好的地方。”），他曾提醒这位难友：“现在你呆的不是国民党的监狱而是共产党的监狱，这怎么说？”“叛徒”昂然回答：“哪个监狱都一样考验人！我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日本鬼子的监狱，今天坐自己的监狱就等于自己把自己关起来，这则是更大的考验。”劳改时“叛徒”不停地写交代写检查，把很多战友都说成是“叛徒”，同时不断虔诚地悔悟，将牢房当成修行的禅房。他也是在1978年平反的，人虽然死在监狱里，但最终还是恢复了名誉。这时，“叛徒”的面孔乌云翻滚，表现了极大的愤慨。 “不错，现在你们的世界物质财富的确很多，可是哪里还有一点点平等？哪里还有社会主义？！你们不知道，在一个没有富人的社会里就不会有穷人。现在你们制造了这么多富人出来，所以就会有这么多穷人！消灭贫困最简单最彻底最革命的办法，就是消灭富裕！这是我劳改的十年中得出的最大心得，我真心实意地做了自我检讨，最终才认识到伟大领袖方针路线政策的光荣正确伟大，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革命就是消灭富裕，把旧世界扫得精光！消灭了富裕就消灭了贫穷，这就是革命的辩证法。新世界就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世界，大家都一样穷就等于大家都一样富！军事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最容易管理最稳定的社会；没有富裕也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江山才能万万年，现在你们搞了这么多污七八糟的物质建设，你们让人们富起来，还喊什么‘共同富裕’的口号，狗屁！‘共同富裕’实际上就是共同贫穷！而让人穷容易让人富却难。你们不知道人一有了钱就会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拼命想更富更富，从此天下就多事了，而资产阶级思想其实就是思想空虚，就是没有思想！人没有思想就和野兽没有区别。我在你的眼镜里没有看到别的什么，只看见一群野兽！你等着吧，玩火者必自焚！你们将自食其果的！……” 他汗毛凛凛地静听“叛徒”的指责，全身发冷。“叛徒”大义俨然，怎么会是“叛徒”？所以他完全应该平反。但“叛徒”却反对建设一个将他平反的社会，情愿在把他当成敌人的社会里坐牢。 另一个老难友是大学的哲学讲师，仔细地看了镭射影碟后，脸上泛起一层沼泽地上常见的那种白色雾气，于是他的黑脸也就更像一团沼泽地里的烂泥了。哲学讲师嘲骂他道： “怪不得你会发财！原来你把你的那点小发明算作是你自己的，还有什么知识产权！你忘了你的知识是哪里来的，还不是人民给的！是人民供你上大学的，没有人民你个人便一事无成！即使有什么知识产权也应该是人民所有的产权，国家所有的产权！你发明的那什么‘清洁保护剂’难道不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智慧的结晶？你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过河拆桥，你忘恩负义，盗窃劳动人民的荣誉和财产！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你才是最没有知识的人，还配拥有什么知识产权！像我，过去在大学里编了多少本哲学讲义，都没敢署自己的名字，一律用的是教研室集体署名。因为我认识到编一本讲义不但有前人的智慧，前人的知识，还有教研室同志们集体的劳动，还有打字员，还有印刷工人同志的劳动，甚至还有造纸工人同志的劳动，照你这样成天伸手向社会要知识产权，马克思的知识产权呢？恩格斯的知识产权呢？列宁斯大林的知识产权呢？他们哪一个不是无私地将自己的哲学思想无偿地贡献给了无产阶级！你真恬不知耻！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创造都应属于社会，个人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像你一样也有知识产权，我现在也成了万元户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就为国家写了二十多本书，因为都算作是大学的教材，我自己一个钱都没拿。呜呜……” 哲学讲师曾经在大学里被大字报批判得狗血淋头，体无完肤，因而对大字报语言摧枯拉朽的强劲和蛮横有切身体会，从此他就学会了使用大字报语言来对付别人。如今讲师随口宣读了自己的一张大字报，连批带骂地数说了他一通后，也呜呜地哭出声来。 我们的主人公赵鹫想提醒他，他正是因为说了“中国根本就没有哲学”以及其它什么话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来劳改的，那么他写了那么多书能算是研究成果吗？哲学讲师进了监狱里还说“在中国学哲学教哲学最容易，能背辞典就可以。现代中国哲学就是把过去哲学家的话来加减乘除一番，现在中国搞哲学的人其实都是语言的数学家。”因而他马上理解了哲学讲师的悲哀是哀痛他没有能活到现在。要是他活到现在，钻在图书馆里搞哲学上的加减乘除也能拥有知识产权有多好哇！死人没有享受到的东西便不许后人享受，这就是死人永远要束缚活人的原因！ “别听他们的！别听他们的！我最喜欢的就是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最后一个死鬼仍抱着镭射影碟看得津津有味。这在牢房里是最年轻的一个犯人，初中刚毕业就碰上“文化大革命”加入了红卫兵，在城市造了一阵反。上山下乡，从此偷鸡摸狗，到处乱窜，变成无业游民，1970年以“盲流”罪判了个很轻的徒刑进了监狱。来监狱里常自称是“最接近无产阶级”的人，洋洋得意地说：“我就是毛主席说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好。毛主席不是说吗，如果引导得法，我是很容易走上革命道路的。现在我就等着管教干部‘得法’地来引导我了。”“流氓无产阶级”在监狱死于食物中毒。大概正是死后那种惨状才令他终生难忘。 “喂，你这是什么地方？‘的士高’，还有卡拉OK，这最对我的胃口！”“流氓无产阶级”一边说还一边扭动着身躯，如风吹拂青烟。“好些漂亮的小妞儿坐在玻璃窗里，啊，这是哪里？是啥人？原来是在外国！原来是些妓女！我看见你又想进来又不敢进。真是一个傻瓜！有狗心没狗胆。人生难得几回醉，你不知道‘人生难得几回搏’其实就是人生难得几回醉；‘搏’就是‘醉’，‘醉’就是‘搏’！你完了你完了，有这样的机会玩儿都不敢玩，死了都后悔！啊！原来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死得真冤啦，我死得真冤啦！……” 说着说着，年轻的“流氓无产阶级”往后一倒，青烟簌地消散。随着，那两股青烟也飕飕地像风一般溜走，同时牢房立即暗淡下来，黑暗里还响起“吱吱”的鬼的嘲笑声。后两个鬼当然也获得平反。复查小组翻破了讲师的档案，除了“中国根本没有哲学”这一句话，再也找不到讲师个人的思想，他只不过是引用伟大领袖的语录引用错了而被他的对立面抓着小辫子，扣了一顶“恶攻”的帽子；至于“盲流”，也不能成为罪名，顶多遣送回原籍了事，如果把“流氓无产阶级”遣送回原籍，还正好让他返回城市。 在七十年代未，都“一风吹”了！ 三个鬼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蔑视我们的主人公赵鹫，使他不禁黯然神伤。他想不到落到鬼都不愿和他为伍的地步。可是这时他又觉得他心里也有一个鬼，他自己的鬼，这个鬼不像烟，行动起来没有风，无声无息，从胸膛里快速向他喉咙上蠕动。 “所有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潜意识！”属于他个人的鬼悄悄地告诉他，“那就藏在你意识深处，那就藏在你意识深处！……” 眼镜还架在他的鼻梁上，鬼在他的心里打架。 他觉得身上大汗淋漓，想翻个身却翻不过来。他张开嘴大喊一声，却没有听见自己的喊声。这时他极力想清醒起来却无法苏醒。 幸好公安局长向市领导汇报以后，市委书记兼市长很快便亲自处理他的案件。一瞬间他就到了这个城市最好的一家四星级宾馆。 眼前灯火辉煌。四周的空气发出黄金般的颜色，没有一样东西不闪闪发光，而且像玻璃一般透明，穿过桌面可以看见桌下华贵的纯毛地毯。不知从哪里传来钢琴弹奏的轻音乐。所有的窗帘遮掩着，于是琴声只得若有若无地在室内回荡。 全部市领导都来了，围坐在会议桌旁。他发觉自己是关在一个鸟笼里被人提了来的。鸟笼玲珑精巧，不知是什么材料做的围栏，摸上去很光滑，而且像橡皮筋似的具有伸缩性，丝毫不妨碍他举手抬足。再一看，全部市领导，包括和他很熟悉的市长，尽管西服革履，仪表堂堂，也都和他一样各自坐在各自的鸟笼里。每人都在一个一模一样的鸟笼中待着，鸟笼随身行动。市长前面放着一厚叠文件，但他知道那不是关于他的材料。市长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全市一百多万人口，仅人们平常的衣食住行就够一个市长忙的，今天市长还专门为他一个人开会，研究他的问题，他心里真是非常惭愧。 市长见人都来齐了，便清了清喉咙，宣布会议开始，接着把脸转向他，对他竖起一根手指头，严肃地说：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今天在这里说的一切以后都要作为呈堂证据。你可以请律师，也可以让我们代为聘请律师。” 他蹲在笼子里一愣，心想，好像只有在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才向嫌疑犯宣读他们的权利，电影电视剧里见的很多，想不到市长也学会了。（市长的确私下里跟他说过很想在本市建立这种法律制度，可是在这种制度还在市长脑海里的今天，也许是市长暗示他不要说话吧。）既然他有权保持沉默，看来还是不说话为妙，于是他就决定好好地提前享受这种待遇，保持沉默了。这正合他心灰意冷的心情。 公安局长吞食了有关他案件的电脑软盘，对他的事已了如指掌，于是代替他向到会的领导汇报：当初五人小组是怎样议的、内查外调了多少人次、怎样拟的复查结论、结论中的疏漏、为什么会有疏漏等等，讲得有条不紊，好几个市级领导都暗自奇怪公安局长怎么对赵鹫多年前的事了解得如此之全。“为十几年前的事又把人抓进监狱，哪有这个道理？！肯定是局长狗日的捣的鬼！”同情赵鹫的领导都这样想。我们的主人公赵鹫从他们脸上就看出他们的心思。从大学里留职停薪出来办企业以后，他就深知市政府有这样的风气：对公事毫不关心糊里糊涂是正常的，相反，倘若对某件公事一清二楚一抓到底，别人倒会怀疑你跟这事有什么个人利害关系。 但市长兼市委书记毕竟是市长兼市委书记，听了后并不像一般领导那样胡乱猜疑，只是长久沉吟不语。“透过现象看本质”，“每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的，一定和其它事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两句名言一直是他工作的座右铭。现在他还一时搞不清赵鹫再次被捕的本质在哪里，和社会上其它事情有什么联系。与会者见市里的最高领导不表态，也不好发言，纷纷交头接耳，心里纳闷。 我们的主人公赵鹫知道全市干部没有一个不想早点把他弄出监狱的，市长的心情尤其急迫。前年市长曾率领了一个庞大的招商引资代表团到东南亚四个国家转了一趟，只有赵鹫的“清洁保持剂”一个项目取得成功。在爱好清洁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商界巨子陈先生的亚华财团当场就签订了投资五千万美元，在本市建厂生产这种清洁剂的合同。市上以土地厂房建筑为一份股权，赵鹫以他的发明占一份股权，全部外资也不过只是一份，三方合作组建成中外合作股份公司。因为中方占了三分之二股，在外商的要求下，市上不另派干部，就由发明人赵鹫当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五千万美元的外资对一个内地城市来说是个很大的数目。赵鹫的发明、本市招商引资的成果、建厂的速度，都在报纸电台电视台连续报道过，赵鹫本人还被列为“东方之子”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目前外资绝大部分到位，占地一百多亩的宏伟高大的厂房已经落成，机器设备也基本安装完毕，就等试车生产了。而这时董事长兼总经理却不明不白地进了监狱，这不仅会耽误生产，更不好向外商交代。外商陈先生祖上是华人，拿到这项发明时简直热泪盈眶，到处宣传说这种清洁剂是继古老的中华民族四大发明后的第五大发明。用大价钱专门去请法国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商标——简洁有力的笔锋勾勒出一只生气勃勃的鹫头，即老鹰脑袋。产品还没有出来，广告费就花了六百万美元。广告词由美国眼下最走红的摇滚乐作曲家谱曲，如今，连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也会哼这首歌： 鷲！鷲！ 永远洁净清新； 永远洁净清新。 我们好高兴，世界有救星。 赵鹫这项发明也的确神奇。这是他在复查小组宣布他“应予释放恢复工作”回大学化学系执教后，花了十几年心血，利用点点滴滴业余时间研究出来的。这种“清洁保持剂”照适当比例溶入水中，能把纽约世贸大楼飞机、汽车、坦克直至裤衩袜子手帕都一洗如新，并且具有抗化学污染、抗核辐射、抗一切油渍污垢和抗微尘附着的特殊作用，因此洗过以后不用清洗，永远保持洁净的外观到被清洗的东西内部变质为止。这一来今后不但肥皂厂要全部关门，制刷工业也要进博物馆；节省人的劳动不说，仅节约地球的水资源一项，就可见他给整个世界作了多么大的贡献。新加坡的陈先生认为这项发明价值，即使送国际有关组织去也是无法评估的，如果要组建公司生产，知识产权至少应该占三分之二股。可是他经过多年教育，尤其是吃了劳改的苦头，生怕再招惹来麻烦而不敢要那么多；怕钱怕得外商莫名其妙，疑窦丛生。市领导赶紧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本市形象及吸引外资的前途出发，在新加坡酒店的房间里苦口婆心他说服他，叫他明白在外商面前必须深明大义，勇于要钱，最后才忐忑不安地接受了三分之一的股份。负责销售和公关的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即外商陈先生的独生子小陈先生，上个星期还给市长来传真高兴地表示感谢，说有市政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本公司的销售额两年内必定超过美国专门生产清洁剂的P＆G公司，现在订单已像雪片般飞来，“将来鹫头肯定会击败长山羊胡子的老人头”。传真写得很像文化大革命时的决心书。实际上，市长面前一大摞文件里就夹着这份传真，这怎能不叫市长为难？ 沉吟片刻，市长终于当机立断，抬起头环视了一下会场说：“我看，当务之急，是把人放出来再说！历史问题不宜再纠缠，不能让它阻碍我们现在的工作，大家看怎么样？” 作为市长兼市委书记，他当然要征求党委和政府各委员们的意见后再作决定。而市长不征求意见，一句话把人放出去也就算了，既然征求意见，人们就必须一个个表态。首先公安局长就举手要求发言： “放人是从工作出发，这当然对。不过党政领导不给他一个结论，我们让他怎么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心里打鼓，今天还不知道明天又把他怎么样，好像现在还戴罪工作似的，这样能搞好工作吗？要从工作出发，就要让人完完全全安下心来。今天市上的党政领导都在，开这么一次会也不容易，是不是趁机会把他彻底解脱了，让他以后好放心大胆地工作。” 公安局长的话实际上就是他要说的话。他心里想，给局长一个软盘吃对了，而保持沉默也保持对了。 公安局长言之有理，人们不再怀疑是局长捣的鬼了，会场开始活跃起来。管工业的副市长正管着“清洁保持剂”这个全市重点项目，听了公安局长的汇报后就准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便笑嘻嘻地说。 “关键还是1978年复查小组写的那个结论上少了‘无罪’两字。不如我们现在另起一个文件宣布老赵过去‘无罪’算了。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你说得轻巧！”管政法的副书记立即反驳副市长，阴沉着脸道，“我这里就有好几件类似的申诉。我们现在能够另起炉灶纠正过去给赵鹫一个人拟的结论，别的人怎么办？有要求经济赔偿的，有要求改正参加工作时间的，有要求收回房产的，有要求提级的，有要求重新安置他子女工作的，还有人学了现在的法律名词，要求赔偿什么‘精神损失’。你们说，这个‘精神损失’怎么赔？……过了十几年，好多人都越来越觉得过去受的损失很难找补回来，新的要求没完没了！倘若从老赵这里开了头，接二连三就有人不断来找你要重新修改过去的处理结论。你有本事你去处理！” 管政法的副书记也言之有理。后人无法弥补前人犯的错误，只好把前人犯的错误死背到底；一惜到底的确最省事，少很多麻烦。 另一个管工业的副书记思忖着说：“就是！即使现在把老赵放出来，也得给他一个说法，给社会上的人一个说法。现在兴‘说法’两个字，什么事情都要有个说法。人进了监狱，又放了出来，老赵自己不说，社会上的人也会议论，尤其对一个名人更少不了这样那样的议论：是经济问题？是作风问题？还是被人陷害了？……” 负责农业的副市长截住工业副书记的话，武断地说： “这好办！要什么‘说法’！赵鹫到监狱转了一趟，谁也不说，外界哪个知道？……” 主管文教宣传的市委副书记还没等这位副市长的话说完，便哂笑他道：“哧！你呀，你看问题真简单！现在这时候，什么事情能瞒得住老百姓？不信？我们这个会还没有散，外面就知道咱们在这里议的是什么，连张三李四说的什么什么都一清二楚，比我们的报纸电台消息都灵。我赞成赶快放人，也同意应该有个说法，对赵鹫本人以后的工作和对外界宣传都非常必要。” 全体与会者无不赞成赶快放人。可是问题转了一圈仍旧回到主管政法的副书记提出的困难上来：赵鹫的新结论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位还没发过言的市委委员、和赵鹫素无来往的水利局长从圈子里兜出来，发表了个新意见： “我们议来议去，连赵鹫同志过去究竟犯了什么事我们都不清楚，为什么就被判了十八年，判得那么重？如果在目前看是鸡毛蒜皮的事，我们也不用纠正复查小组过去的结论，今天就搞一个肯定他现在的成就的文件不就行了？这不就无形中改正了过去的结论？” 这个办法很好，大家一致同意，市长兼书记也频频点头，“不错不错。”向公安局长问道：“你知道老赵十几年前的事吗？你谈谈。” 赵鹫看见公安局长的脑门上有一个电脑屏幕，急速地在检索盘上存入的文件，最后停在“有待输入”的字样上。原来赵鹫为了向公安局长说明他怎么又进了监狱，只给局长吃了有关他结论的部分，于是局长搔搔头说：“这不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应该说是二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里的事。那事我还真不清楚。” 我们的主人公赵鹫暗自着急。关于他罪行的材料厚达二十公分，称起来都有五斤重，几乎全部是他本人一次又一次交代的思想检查。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委会”就是根据他的交代来量刑的。判他的“革委会”专政小组还说，凭他的思想，枪毙他都不为过，但考虑到他坦白的彻底，才从轻判了十八年有期徒刑。然而，所有这些材料，在复查平反时都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当他的面销毁了。那时他看着一股股火苗卷走了那一摞摞纸，还感到十分痛快，现在叫他再去哪里找那些材料？“灰飞烟灭”，空气里都不存在了。 但市长兼书记毕竟是市长兼书记，手中掌握了物理学的物质不灭定律，侧过头跟他身后的秘书说：“啊，我想起来了，说不定我包里有。你找找看，拿出来给大家研究研究。” 秘书急忙把市长的公文包打开，从里面掏出一把把烧焦的纸灰分发给与会者。与会者每人一捧，小心地放进服务员送上的饮料杯中溶化，然后一口口啜到肚里。 “哈！”公安局长先喝完，心直口快地喊道，“老赵原来不过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算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看来算啥？不仅无罪，我看还应该有功呢！” “说是这样说，”政法副书记喝完材料茶后并不觉得不舒服，不过好像觉得味道还不那么纯正，于是慢条斯理地道，“按老赵当时交代的思想看嘛，并没有违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的精神，总的来说不应是什么错误，更谈不到什么‘罪行’了。可是，可是……其中也有些过头话。这嘛……也在所难免。只不过……” 管宣传的副书记笑起来，“想不到赵鹫到有超前意识呢！在那个时候，同情彭老总和少奇小平同志的遭遇和意见，也真是需要些勇气呢！” 可是市长兼书记想得比较远也比较深，能揣摩到政法副书记“只不过”后面的话，喝完焦灰饮料，反皱起眉头对我们的主人公有点责怪的意思： “唉！这个赵鹫，一个搞科学的人嘛，管那么多政治干什么？！这又像胡风那篇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又像彭老总在庐山上写的那封信，总之，好像把那时的反对意见都综合了，还多了些关于个人崇拜的过头话。咳！当年没要他的命都算万幸。至于那些过头话嘛，现在大家在私下议论议论还可以，没人能告他人身攻击罪，可是要拿到正式会议上评议，也不是很合适的吧。” “是呀，”另一位最年轻的副市长像旁观者似的，带着嘲讽的笑容说，“尤其关于老人家的话。我的孙子现在上着幼儿园，幼儿园还在唱‘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如果我们把老赵当时的过头话再来复议，说他一点错误都没有，恐怕连小孩子都会‘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这位最年轻的副市长爱在各种会议上以他特有的方式发表独特的见解，而又常常让人听了摸不着头脑，不知它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可是细细捉摸却有那么一点搔人痛处的毛刺。 一位即将退休的副书记还没发过言，他边喝饮料边咂舌，好像在品评名酒的鉴定会上。品尝完了，计策也想出来了。他的笼子就在市长旁边，先跟市长低着脑袋嘀咕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用一种纵横捭阖的神气对与会者说道： “大家别说我倚老卖老，反正我也快退了，也不怕丢官降级了，就是犯了错误也不能把我咋的了。在党的会议上，咱们就实话实说吧。赵鹫的成就已经有目共睹，中央领导都接见表扬了他，还享受着国家特殊津贴，咱们再搞个文件肯定他，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么？现在的人都精得很，很可能反而引起怀疑，到处打听，刨根问底，那就成了欲盖弥彰了。要说老赵过去犯的事呢，我刚刚品味道，真是说小可小，说大可大，说功也可，说是过也可。文化大革命是否定了，可是是不是彻底，大家心里清楚；说是老人家在晚年犯了错误，可是讲得透不透，大家也心里有数。党的决议精神在原则上是清楚明白的，可如今社会上的空气和氛围，恕我直言，我看还不够明朗。当然，要真正明朗起来需要一个历史过程。那么，在我们还处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的时候，靠我们这个内地城市的党组织去搞个什么名堂，去搞清楚、搞透，行么？咱们有那个本事么？弄不好，一石激起千层浪，弄得满城风雨，说不定我们在座的人都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照我说，咱们犯不着去搅那臭屎坑子。不错，赵鹫的问题要解决，我这里就表态：我完全同意宣布他过去无罪。可是，我还是认为我们不要动过去的事为妙。那么叫谁去解决呢，解铃还得系铃人嘛。不就是那个复查小组笔头子上少写了两个字吗？把那小组的五个人再找来添上不就行了？历史问题还是让历史人物去解决吧，过去的人更正他们过去的文件，就像孔老夫子自己从坟里爬出来，把‘学而优则仕’改成‘混而优则仕’一样，谁也管不着，不能算是我们重新搞出来的东西，这样也不给我们现在造成困难，弄得很多人来找咱们申诉……哈哈！我也快成历史人物啰，我也快成历史人物啰！” 说罢，这位副书记悲凉地笑了起来。与会者聆听了他的发言，无不倾倒：“高见！高见！”我们的主人公赵鹫看见那位最年轻的副市长口中嗖地蹿出一股白气，就像漫画中的人物动物的语言加了两道线一样，说的话只见文字没有声音。白气中间，几行红字灿灿放光： “姜是老的辣”、“老马识途”、“老气横秋”、“老骥伏枥”、“老有所用”、“老谋深算”、“老奸巨猾”“老练毒辣”…… 只有我们的主人公看到副市长口吐的文字，其他所有人都视而不见。市长兼书记拜服地笑道：“哪里哪里！你怎么会成历史人物呢，你是宝刀未老哇！以后本市的工作还要靠你发挥余热，多加指导呢。怎么样？我看这办法好，既解决了问题又不会带来负面效应，真是护头护尾，八面玲珑！要是大家同意的话，我们这就把那五人小组召集来。”又转问公安局长，当年是哪五个人组成的复查小组。 公安局长从软盘中检索出他们的姓名，回答道，他们已经退休离休，除一人前年因车祸死亡外，其他人都在。市长高兴地说关系不大，少一个人还是符合法定人数的，当即决定由公安局长负责马上找那四人来开个会。 “半个小时，四个人笔头子一绕不就成了！”市长嘻嘻笑着宣布散会。 他坐在笼子里参加了解决自己问题会议的全过程，亲眼看到每个市领导都对他十分关心爱护，心中倒有些感动。但市长兼书记埋怨他的话，也令他觉得冤枉，那时他不就是响应老人家“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才从实验室里出来，开始关心政治的吗？没想到政治这玩意儿是不能用科学态度去对待的，一用科学态度，一实事求是，反使自己陷进泥淖里去。那算什么“三十万言意见书”，不过是他自以为的“关心国家大事”的科学研究报告罢了。当时还以为大学革命政权会表扬他呢，哪知道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到差点被枪毙。而市长兼书记给他保持沉默的权利，又限制了他为自己辩白，“该不会让人以为我是个爱惹是生非的人吧。”但这时不容他多想，笼子一动，他又被人提了起来，身子晃晃悠悠地，脑袋晕晕忽忽地。这是提到哪里去？是不是又该回到监狱？一想到监狱黑黝黝的牢房就可怕，他觉得全身爬满了老鼠。《周公解梦》里说梦见老鼠是什么预兆？他极力想清醒过来却怎么也无法苏醒。 猴子来探监看望他了。他以为他儿子会来，没想到猴子比他儿子还早一步。猴子提来一网兜食品，从里面怎么掏也掏不完。软包装硬包装的饮料和罐头、外国进口的巧克力糖果、可可咖啡龙井茶、瓜子杏仁陈皮梅……琳琅满目摆了一地，顿时牢房生辉，好像到了自选商场。（《周公解梦》里说梦见食物又是什么预兆。） 猴子并不是山上的动物，原先是市轻工局青年干部，局领导班子的“第三梯队”，曾跟招商引资代表团去过东南亚，在和陈先生谈判过程中临时担任整理材料的小角色，因为善于逆向思维，出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点子，于是脱颖而出被市长注意，后来组建公司时，市长就叫他当赵鹫的助理，他两眼深陷，一嘴暴牙，身材瘦小，行动敏捷，所以取得“猴子”的绰号，他自己引以为荣，说“猴子其实就是人的祖宗”，对想跟他套近乎的人介绍了名片上一长串头衔后，便亲昵地说：“您就叫我‘猴子’好了，今后我随时为您效劳。”虽然他其貌不扬，但的确精明能干，公关能力非常强，几乎没有他走不通的路子。尽管有时爱贪便宜，公私不分，也有人向市长兼书记反映，说让这么一个人当十几亿元的重要项目的首长助理不太合适，而市长兼书记却笑道：“你们不知道，‘狐假虎威’这句成语还不全面，应该添上‘虎假狐好’才对。虎和狐在一起，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最佳拍档’。赵鹫在科技方面是只老虎，但其实是个书呆子，根本无法应付复杂的市场经济社会，他身旁没个聪明狡猾的狐狸，会被外商三句话就骗得团团转。就让他去吧！” 我们的主人公赵鹫自小受了他“旧职员…”“地主”“反动官僚”父亲的庭训，看重一个男人的仪表应该“站如松，坐如钟，睡如弓，行如风”。开始时，觉得猴子在办公室里也像在森林里似地攀上攀上，偶然坐下又如一摊烂泥，下肢不停地抖动而看不顺眼，但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不仅习惯，反觉身边要少了这么个活跃的人还有点寂寞。何况猴子还真能办事，需要盖十几个图章的公文花几千块钱吃一顿饭便成了，这种本事是发明家想也想不到的，所以我们的发明家一直把猴子当成左膀右臂。 猴子虽然带来一大堆食品，但是没有带来脸和身躯，只有一对眼睛和一嘴白牙在暗处闪闪发光。白牙一张一合地先问寒问暖，然后给他带来外面的消息。据猴子说形势不容乐观，问题不是一年半载能解决的，更不是市长说的“半个小时”了，他即使不再蹲八年监狱，也要做好长期坐牢的精神准备。 “他妈的！”猴子气愤地骂道，“什么狗屁官员，应该蹲监狱的是他们而不是你！芝麻绿豆大的事也决定不了，前怕狼后怕虎。其实，就凭市长兼书记巴掌宽的一张小条就能放你出来，要不，他凭什么一身而二任焉！还要劳师动众，从垃圾堆里再把什么五人小组找回来，屁！……” 猴子说，四个人在倒都在，有一人回了四川老家养老，但叫回来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四个离退休干部都不愿出山再管事，也不是他们对赵鹫本人有什么意见，而是因车祸丧生的那个人死的让剩下的四个人太寒心，猴子的嘴能说会道，上下牙一嗑便迸出许多话来。我们的主人公赵鹫很快就明白了。原来，那位离退休干部要到医院看病，向机关要小车要不来，自己去乘公共汽车，一方面有病，一方面拥挤，不小心卷到了车轮底下。人们七手八脚地将他送到医院，医院却要先看到支票才接收伤员。这边赶紧向机关财务科要支票，那边任病人躺在走廊上没人管。等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把财务科科长从麻将桌上拉来开了支票，病人却没进急诊室就一命呜呼了。接下来就打官司，家属想从公交公司获得赔偿。可是交通大队按车祸现场来判定，司机并没有责任，死者是被公共汽车后轮压的。家属说是公交公司向交警行了贿，也要机关向交警塞些钱。“这年头，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比比看哪个单位的钱多路子通！”而机关的新领导说，哪有国家机关公然向另一国家机关行贿的道理？真是胡说八道！这一来就得罪了家属，硬是把老爷子的尸体放在火葬场的冰柜里不让火化，并且四处奔走告状，申诉冤枉，弄得全市街头巷尾人人气愤不平，别说其他四个老战友了。一具尸体搞得机关整个领导班子围着他团团转，开过无数次会来研究怎样处理死人；这位老干部一辈子也没有被人如此重视过。最后，还是机关财务科长算了一笔经济账：与其把钱白白送给火葬场，倒不如干脆补助给家属，于是按在冰柜里存放一年的花费折成现金，加在抚恤金上，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妈的！”猴子骂道，“这些离退休的老家伙都一个个思想僵化得要命，自以为高风亮节，不为金钱所动，说是非要争这口气。要钱的话，哪怕公司给他们一人配辆小车呢，还可以每家安置他们一个人就业，可是这些家伙偏偏不吃这一套，就是给你一个不出来！平时他们已经没啥架子可摆，这时候非要把架子摆足不可……” 猴子说，四个“老家伙”还就此事联名写了封信给市委，提了好几项要求。经济方面的要求都好办，有一个资产上十亿元的大公司兜着还怕什么？难办的是他们要求惩治一大批人，其中有公共汽车司机、售票员、当班的交通警察、医院的医生护士直到院长、机关的小车班长和财务科长，甚至还要追查当时在肇事现场见死不救的过路人。“我们不止是为了死者，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呼吁市委市政府以此不幸事件的处理为契机，普遍深入地展开一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运动，达到严肃法纪、整顿党风和整顿社会各方面的不良风气的目的……”其中一位身体还很健康的离退休老干部，亲自跑到市委大楼义正词严地指责道： “你们看看现在的社会风气、道德水平吧，哪里还有一点优良的革命传统？！五六十年代高尚的社会主义风尚到哪里去了？！雷锋到哪里去了？！如果让我们来搞决不会搞到这种腐败混乱的局面。现在科技人员医生会计、编辑什么什么的，离退休了都能返聘，我们搞领导工作的为什么离退休了就不能返聘？要叫我们重新组成五人小组复查也可以，那就继续让我们当局长的当局长，当处长的当处长，一直到我们死了不能工作为止……” “完了！”猴子神色愤然，“现在办个什么事都难！那个副书记想的点子不仅行不通，还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猴子见赵鹫似乎无动于衷，并不愤怒，停了一会儿，又用请示的口气问道，“你人在监狱里，看来，至少还要等三年两载才能出去主持业务，中国人等得起，外国人可等不起，人家的办事效率你是知道的，赵总，你看怎么办呢？” 我们的主人公赵鹫，参加了市委市政府的会议，虽然没有分到一碗纸灰喝，但他本人当然完全清楚自己的事，不论是“罪”也好“功”也好，反正都够大的。那位副书记说得很对，近几年来，他时时处处越来越感到副书记所说的“社会空气和氛围”的无形压力，这时反而觉得坐在牢房里安全系数会更大些，管它外面怎么变化呢！于是有气无力地跟猴子说：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你看着去办吧。” 猴子说：“我听到消息，市领导在外商面前又准备耍花样，不说你进了监狱，就向外商说你因为健康的原因暂时不能工作。这他妈的是咱们一贯的手法！你想，大小两个陈先生是骗得了的吗？他们又不是真正的老外，中国话中文比很多中国人都强，在本市就有好些消息来源。要是他们知道了真相，感到我们没有诚意，公司还咋办下去？哪个外商还再敢来投资？这几天我想了想，要维护咱们的信誉，要把公司办下去，还不如就坦率地跟外商说明你的情况。当然，按照法律规定，一个押犯是不能担当法人代表董事长经理的，你把这些职务与其让给那个屁也不懂的管工业的副市长，还不如让给我！这个公司从一开始我就参与的，只有我最熟悉。再说，赵总，我跟了你两年多，车前马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至于我的为人，你赵总还不清楚？只有我最能维护你个人的利益。等你将来出来，我原封不动地把一个好好的公司再交回你手上。你看怎么样？” “那你就办去吧。” 我们的主人公向猴子摆摆手。这时他觉得心脏好似正往一个深渊里急速下沉。 “光我去办不行呀！”猴子的白牙在牢房里一晃一晃。他只看见满眼都是白色的牙齿替代了缭绕闪烁的金星，“外商听你的，当初不是外商坚持，你都当不上这些职务，顶多是个管科研的副经理。最好你拟一个传真给大小两个陈先生，说你非推荐我来代替你不可。” “好吧。” 他记得钢笔插在他外衣内的口袋里，可是他向胸前一掏，才发现他自己也失去了身躯。除了感觉，他也成了没头没脸没有躯干没有四肢的所谓的“人”了。 猴子见他的手在胸前抓挠却掏不出笔来，连忙说： “我有我有，纸笔我都带来了……” 猴子从西服里的口袋中刷地抽出一支手枪，一扣扳机，枪口中啪一下弹出了一支圆珠笔的笔头。接着再从胸前掏纸，纸没有掏出来，却掏出一张张名片。转眼间，名片又变成一颗颗红的绿的蓝的白的黄的紫的黑的灰的……五颜六色的心脏。猴子不知把它装在哪里了，急得满头大汗，拼命在全身乱掏，像心脏撒满一地，花花绿绿地如鲜鱼似的活泼乱跳。我们的主人公赵鹫手里拿着冰凉的手枪，看着周围围满人的心脏。乱跳的心脏既像鱼又像大跳蚤，一粒粒无光的小眼睛凶狠地瞪着他，仿佛对他跃跃欲试，要蹦到他身上来。这时他已吓得浑身发抖，极力想清醒过来却怎么也无法苏醒。 猴子不知怎么自行消失，像被阴风刮跑了似的。儿子却越过铁栅栏一下子坐在他面前。 儿子今年已将近十八岁，快成为国家公民了。他在1967年结的婚，和妻子一起生活没有一年便被“群专”。判刑后，妻子发誓要等他出来，学校领导和革命群众怎么动员她离婚都没用，于是当成“现代王宝钏的封建余毒”挨了批判，被开除公职，在街道上当临时工。所幸的是临时工并没有真像挖苦菜的王宝钏在寒窑里等了十八年，等到十年头上总算把丈夫等出监狱。可是中年妇女怀头胎，偏偏又是难产，妻子身体本来就弱，孩子刚出生，母亲便撒手而去了。我们的主人公赵鹫哀恸不已，也发誓终生不再续弦。幸好老母还健在，孩子倒不用他操心，一天天地竟成了个大人，个子长得比他还高大。 儿子不像猴子只带来眼睛和嘴，倒完完整整把自己全身都带了来，而且全身笼罩着柔和的光环，如同茂盛的大树在阳光下散发的氤氲。坐在他面前的儿子和香港的一个影星歌星叫郭富城的长得极像。儿子在学校里是个有名的“追星族”，追的就是郭富城这颗“星”。儿子没给他提来食品，却抱来一大堆电影画报和激光唱盘及一台“随身听”，环顾了一下牢房后说： “这和外国电影里的牢房一点不像！人家国家里有钱人坐牢都受优待呢。” 爸爸为什么进监狱，“小郭富城”莫名其妙，也无心打听，只觉得挺好玩。儿子追求生活有变化，充满刺激，爸爸从一个著名科研工作者、一个大企业家，一下子变成了囚犯，再没有什么比这事更具有戏剧性的了。在学校，儿子还可能从此带有悲剧色彩，更引人注目，想到这点，儿子还有点沾沾自喜呢。 我们的主人公想趁此机会和儿子沟通沟通，平时一心搞发明，父子之间很少谈心，现在在牢房里，就和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奶奶跟铁梅似的来次对话，此情此景此种氛围，是再贴切不过了。但还没等他把想说的话说完，儿子就感到不耐烦了，低下脑袋，一头浓黑的郭富城式样的中分头对着他，嘟囔地说： “什么‘文化大革命’，什么‘个人崇拜’，现在电影电视剧里都不演这些事了！在政治课上这一课都属于自学范围，连考都不考，爸爸，你叫我记住那段历史有什么用？现在人们都把历史拿来‘戏说’了，只有你正儿八经地对待它。爸爸，你真是生活在上一个世纪。平时我看你忙得脚不沾地，吃着饭手里还拿着图纸，心里真觉得你可怜。你何不潇洒地走一回呢？坐牢就坐牢吧，人家外国商界大亨没有一个不经过一番斗争的，是豪门就有恩怨，不然戏还演些什么呢？哪有那么多故事？要不就在法庭上，你看人家律师滔滔不绝地辩论，真带劲！要不就动用黑社会，真刀真枪地干它一场！你别着急，就当坐牢是休息。你听听我给你带来的这些唱盘，这都是原版的。奶奶叫我告诉你，你别再惹恼他老人家，她正天天拜他呢。个人崇拜有什么不好？有本事的人就会有人崇拜。像成龙，到日本去，女影迷见了他都会晕倒。那才真叫崇拜呢！你管谁崇拜谁干啥？现在外面不是也有不少人崇拜你吗？家里的事嘛，你不用操心，你不办公司，爸不是照样送美元来么？……” 他好像早就知道儿子会说这样的话，除了这种话他想不起儿子还会说什么。他呆呆地看着儿子，不知儿子究竟是成熟了还是压根儿是个弱智。他觉得心脏紧缩，好像被一只大手捏住，逐渐用力，要把他心脏里的汤汤水水都捏挤出来。同时眼眶也湿润了，脸颊上一片冰凉，他想伸出胳膊来拥抱儿子，可全身放光的儿子却可望而不可即，他的手怎么够都够不到。冉冉的氤氲团团裹住儿子，慢慢飘浮到空中。在空中，在极遥远的地方，隐隐约约响起“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 于是他眼前出现了香烟缭绕的佛堂。这是他妈多年经营的只属于她个人的天地，即使在生活贫困的那些年，家里也少不了这一角，只不过是用毛主席像盖着，偷偷地膜拜而已。现在这一角已经发展成整整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居室，和一所小庙的规模差不多了。他妈不仅仅信佛，简直是中国人顶礼膜拜一切神灵的典型，如果那间居室可以称作庙的话，那么他家里就藏着一座万神寺，所有的神灵在其中和平共处，各不相搅。在那现在连政治课都不讲的年月，幸亏她老人家从未当过干部教员之类的职业，不然早就被斗得死去活来。 但迷信也有迷信的好处。她老人家坚信她的两个儿子将来最终会出人头地，就因为他家老祖宗坟地的风水好。国安县赵家祖上长的一株白果树，是远近闻名的，历经合作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农业八字宪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大寨开荒造田、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一次次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那株白果树依然枝叶繁茂，岿然不动。他家乡传说，哪个干部要砍伐那株白果树，前一天晚上必然做梦。梦中一个须发全白、身穿白衣白袍的老头来警告他：动树必有灾，谁砍树谁的家就会鸡犬不宁！干部怕上级，更怕白衣白袍白须白发的老头儿；上级领导好糊弄，鬼神可不好糊弄，因为鬼神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乡干部别说真正拿斧头去砍树，想一想白胡子老头都会不寒而栗。靠白果树上永世长存的白衣白袍白发白须的老头的精神支撑，老太太和病弱的儿媳俩乐观地苦度光阴，终于熬到了1978年小儿子出狱。两年以后，离散三十多年的大儿子又衣锦还乡。被国民党在县中学拉去当兵的青年，摇身一变成了富有的爱国美籍华人，一次就给家乡政府送了两辆面包车。县领导赶紧派人护送爱国华人到我们主人公工作所在的城市来团聚，母子三人见面，高兴得哭天抹地。大儿子一看这个弟弟实在没出息，祖孙三代现在还挤在学校宿舍的一间不到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纸张书籍和实验用的瓶瓶罐罐，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坐的椅子上都盖着“学校管理科”的印记，于是满眼泪花，手指天地发誓要让老母和弟弟从此过好日子。白发白须白衣白袍的老头子显灵了，本来一无所有的赵老太太，成了这个人口上百万的城市里第一个“万元户”和拥有房产的人。 原来老太太的大儿子随军到台湾去后，在1958年解放军炮击金门时，一片弹片正好削掉了他的外生殖器，从军医院出来，他用退伍金在台北摆了个卖油条豆浆的小摊子，一边做小生意一边自学英文。六十年代初，又一人飘洋过海跑到美国，仍然摆油条豆浆摊子，美其名曰中式快餐。生殖器官没了，六根也清净了，在花花世界中一心投入商业竞争，也许真的是白果树的庇荫，十余年下来，居然在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发展成拥有四十多家中式快餐连锁店的公司。这次回家，看到襁褓中的“小郭富城”，即怜且爱，就指定“小郭富城”一人兼挑两房。成功的美国华裔商人在美国赚钱，在中国花钱，中国的家还能不富裕吗？实际上，这十几年来没有大哥的财力支持，我们的主人公也发明不出什么“清洁保持剂”。 从此，老太太对菩萨、观世音、上帝、那稣、圣母、孔子、关公等神与鬼更为虔诚。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社会的进步，毛主席又好像成了神，据说汽车里挂着主席像都不会出车祸，老太太就将过去作为掩饰的主席标准像正式升堂登位，让主席堂而皇之地享受香火供祀了。老太太和社会上很多老百姓一样，把改革开放以来获得的一切好处都算是毛主席老人家赐给的，将现在发生的所有不良现象和困难通通归罪到目前各级领导人头上。大儿子发财回来、小儿子发明成功、和外商合作顺利、赵鹫当上出入都有小车接送的董事长、孙子长得健康……老太太一开心就拜毛主席。赵鹫笑话他妈说，这恰恰都是毛主席老人家不喜欢的，也不知您是给他老人家报的喜还是报的忧。他一说老太太就骂，而且拜得更勤。老太太警告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神可是不能得罪的，得罪了必遭报应，毛主席也和白果树上的白发白须的老头儿一样了。 在一片“南无阿弥陀佛”声中，我们的主人公心情逐渐宁静下来。他想他母亲这时倒不会太惊慌，因为过去有白果树上老头的精神支撑，现在有毛主席老人家在天之灵的呵护。这次他入狱，不就是他不再拜毛主席老人家的报应吗？所以，这反而更坚定老太太的信仰，除了上香上得次数更多，料想她老人家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在另一个极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是无所畏惧的。想到这点他也放下心来。难办的是怎样通知他哥哥。跟他哥哥总不能像对外商那样，说是健康原因不能和人见面吧。而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商人，思维方式已经和美国人差不多了，跟美国人说他再次入狱并不是因为又犯了什么法，也没有遭到哪个人陷害，仅仅是为了补足前十几年早已平了反的刑期，怎能令人信服？ 我们的知识分子可爱就可爱在受到国家组织的伤害时，并不为自己多想，却总是替国家组织设想怎样向外国人作合理的解释，哪怕这个外国人是他的亲哥哥。 那么，究竟是谁下令逮捕他来监狱的呢？他想来想去，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是谁。没有逮捕令，没有拘留证，没有判决书，他来这里之前从未见到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而他自己就跑来了。 啊，原来谁也没有叫他进监狱，让他自动跑到监狱里来的竟是那位副书记所说的“社会空气和气氛”！ 怎么向他哥哥解释呢？说是空气形成的风把他吹进监狱的？说是一种普遍的怀旧情绪、一种文革情结、一种图腾崇拜的惯性、一种语言环境、一种有意无意的意识导向把他挤来挤去挤进监狱？这太荒唐无稽了！在政客充斥的美国，人们只相信实实在在的权力、势力、法律条文，决不会相信虚无的精神也在左右社会走向、致人于死地的作用。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想到这里，他再也不能平静了。心脏再次紧缩起来，浑身发冷，他极力想苏醒却怎么也无法苏醒。 正在他浑身难受的时候，公安局长突然笑嘻嘻地跑来。他只见局长黑色的领带不停地飘扬，呈波浪形地在他眼前晃动，晃得他像坐船在海上航行似的头晕。局长大声喊道： “嗨，你这个老赵！谁叫你跑到监狱里来的？！好好的你不去上班，跑到这地方干啥？来参观呀？……” 他听见局长在他耳边絮絮叨叨说，公司来接他上班的汽车换了，桑塔纳换成一辆最新款式的豪华型BMW。那是新加坡的陈先生指定送给他的。因为牌照一时办不下来，就暂时挂了公安局的车牌。而我们的主人公出门一看，来接他的车挂着“GA”打头的白色牌号，便以为公安局又来逮捕他了。是他自己吩咐司机把车开到监狱的。 “哈哈！这你怪谁呢？！”局长把他搀起来，“天大的误会，天大的误会！……” 他昏昏沉沉地被局长搀扶着走到监狱门口。可是两个监狱的管教干部却向他们拼命摇手，叫他们现在千万别出大门。 “外面又乱了！外面又乱了！……” 他只见人群跑来跑去，跑得他眼花缭乱。所有的人都不知怎么办，像被惊起的蜜蜂，在写着诗一般文字的围墙四壁内乱撞。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局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搀着他慌张地爬上耸立在墙角的岗楼。 外面果然乱了！无边无际的人群，人头汹涌，几乎每人手中都擎着红旗和巨幅横标，汇集成一片真正的红海洋。“‘七八年来一次’，现在两个七八年都过去了，大概真要再来一次吧！”我们的主人公心里想。一想到这里，他便看清了巨幅横标上果然大书特书着这样的口号——“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 他虽然两眼昏花，但尚能看见他认识的人。人群中有他“清洁保持剂”工厂的工人，带头的领袖竟然是猴子。奇怪的是猴子这时比别人都高大，变成一座魁伟的金刚。猴子喊道： “我们不是法人代表，不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那就是无产阶级！” 于是下面所有“清洁保持剂”厂的工人们一齐响应。 更令他惊愕的是他儿子也在人群中，被一些和儿子同龄的青年人高高地举在头顶上。儿子手里攥着个蛋卷冰淇淋，舔一下喊一字： “没、有、崇、拜、偶、像、我、们、无、法、生、活！” 随后小青年便一致高呼： “坚决要求上山下乡，我们要使青春无悔！”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对父母教育！” “流氓无产阶级”并没有死，现在加倍地生动活泼，在人群中窜来窜去。 “造反无罪！革命有理！” “要么都当资产阶级，要么都当无产阶级！要穷大家穷，要富大家富！” “流氓无产阶级”喊得声嘶力竭，所有人都对他鼓掌。 人们在监狱围墙外乱了一阵，口号逐渐趋于一致。原来他们来的目的是要求监狱当局交出“新生的资产阶级”！ “把赵鹫揪出来！” “斗倒斗臭买办资产阶级！” 二十多年前的可怕情景又出现在他眼前。他当然知道如果监狱把他交出去会有什么后果。他紧张地望着局长，却见局长的耳朵像电视机天线一般，是可以随意拉长的。局长的耳朵已经拉到了顶点，并且来回作三百六十度的转动。局长边听边说： “老赵，你别害怕。让我听听他们喊些什么口号。要是喊了反动口号，我就能采取措施，让我听，让我听……” 可是局长仔细地监听了一会儿，脸上露出大失所望的表情。 “唉呀！我听不出他们喊过一句反动口号。对这些革命群众，我可不知道怎么办好。” 喊革命口号的行动便是革命行动。他看局长开始犹豫起来，似乎要考虑自己“站队”问题，搞不好，将来说不定会自己成为“反革命”的。而围墙内的管教干部也不再像蜜蜂一样到处乱撞了，都呆呆地谛听着外面的动静，好像他们和局长一样也在考虑同一个问题。 “你是谁？”其实这个问题对任何人都是个问题。 外面的人乱了半天也没看到监狱打开大门，更加激烈起来。有人喊放火，有人喊撞门，在听到喊放火的同时，我们的主人公就看见了火光。这时局长真正着急了，因为监狱里不止关着我们的主人公，更多的是一批刑事犯，这些人倘若都趁机跑了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局长的责任更为重大。 “怎么办？怎么办……”局长在岗楼上急得团团转，反而问我们的主人公怎么办。 既然时光已经倒流了近三十年，回到了人们不愿去回顾的历史，我们的主人公一下子就变得聪明多了，陡然想出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主意，便对局长说道： “革命群众最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你现在赶快把‘公安六条’拿出来给他们看。” “什么‘公安六条’？哪来的‘公安六条’？”公安局长居然不知道历史上著名的“公安六条”。“‘公安六条’是哪六条？” “眼前也别管它是哪六条了。那是1966年发布的，”我们的主人公连忙解释，“除了要对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等牛鬼蛇神严厉管制镇压外，其中有一条，对解救目前的危机最管用，那就是‘严禁任何革命群众团体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监狱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吗？” “好好好！可是哪儿去找这‘公安六条’呢？” 我们的主人公从胸前掏不出笔，却毫不费力地从怀中掏出一大张印着红色文字的纸，交给局长。 局长拿到手里看也没看，就往下一扔，并大声喊道： “好了好了，你们别闹了。你们看看这‘公安六条’吧！” 那张纸羽毛般地晃晃悠悠落到人群中，人群果然安静下来。一张大纸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就像在大海上漂浮的一叶小舟。而这时猴子已经和“流氓无产阶级”携起手来，两人商量了一会儿，只听如金刚般高大的猴子喊道： “我们无产阶级最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现在就撤离监狱。我们到那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大本营去！我们决不允许有人出卖祖国，把我们美丽的国土再次变成冒险家的乐园！……” 人们更加义愤填膺，全体高喊革命的口号。我们的主人公的耳朵里响起一片浑浊的嗡嗡声。而且，在革命口号的感召下，这时他内心的确深深地感到了自己有罪，不就是他把外国资本主义引进来的吗？十几年来，他去过好几次美国，这个西方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令人失望。那么我们不改革开放不是更稳妥么？改革不改革反正都会有社会问题，不过是A问题与B问题之分，那又何必改革？人穷也是过一辈子，富也是过＝辈子，人富了也不能把生命延长两倍。那位死者说的也有道理：一个没有富人的社会便没有穷人；消除贫穷的最好办法就是消除富裕，那又有什么必要费心劳力地发展经济呢？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这时他才感到真正的悲哀。 革命口号就是有那么一种奇妙的撼动人心的力量，如同咒语或是催眠术，当它四面八方震耳欲聋地包围着人的时候，任何人都会失去自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它的语言去思考和行动。 人们说走就走，监狱外立刻一个人都没有了。真怪！岗楼下是一片碧绿的草坪，草坪上连一点垃圾、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仿佛刚刚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激烈壮观的一幕。可是，远处却人声鼎沸，又传来阵阵高亢的革命口号。他向那边望去，不禁吓得全身战栗。“清洁保持剂”工厂刚竣工的厂房已燃起了彤红的火光。厂房最前排面临公路的综合大楼，是本市的最高建筑，由新加坡建筑师设计，它外观既巍峨又精巧，不只给本市单一的建筑设计开了新思路，也无形中使人们的观念起了某种变化，因而被市民戏称为“赵家楼”。这时“赵家楼”也像“五四”时代的真赵家楼一样燃烧了起来。 他害怕，不是害怕自己受到什么损失。他专心搞发明不过是爱妻死后的一种排遣和业余爱好，像很多人酷爱集邮一样，他受过多年的政治教育中，除了抽象的理论便是公民的义务，似乎缺少公民权利和个人权益方面的内容，所以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发明能转换成币值，脑力劳动的创造成果应归脑力劳动者个人所有。不是市委领导从吸引外资出发非要他认下那三分之一股份，他是决不敢要一分钱的。所以一把火烧了工厂对他个人并没造成损失。但那三分之二却是国家财产和外商的投资；按严格的商业经济学角度看，在“清洁保持剂”还没有生产出产品的时候，工厂全部资产里并没有他一分钱，应完全算是国家和外商的产业。厂房、仓库、综合大楼如毁于一旦，叫他这个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怎样向国家和外商交代？ 心既然已经死去，他只有在躯体上也以毁灭赎罪了。 他向下一望，草坪一碧如洗。于是，在熊熊的火光中，他像往床上一躺似的，展开四肢平平地朝草坪倒去。 碧绿的天空迎面向他扑来。 砰！！！ 赵鹫的追悼会可能是本市自1976年以来最隆重的一次追悼会。 北京方面，本省党政领导、省内省外、国内国外发来的唁电唁函放满整整两张桌子，送来的花圈从会场摆放出去占了一条街，而参加追悼会的官员群众比那条街还长。 最忙的是本市的公安局长，负责维持秩序和指挥交通。他当然不知道自己在赵鹫无法苏醒的梦中竟扮演过重要角色，可说是赵鹫最后断气时守在我们主人公身边唯一的人。他一边忙还一边纳闷：赵鹫这人真是福薄，苦了大半辈子，运气刚好起来便在睡梦中“猝死于心肌梗塞”。死的前一天他们还在鸿喜楼一起吃饭。看不出来有什么病的征兆。赵鹫这人从不沾酒色财气吃喝嫖赌，连香烟都不抽，没有一点致命的外在因素，可见得心脏这玩意儿是不好侍候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了人的命。 于是他忙乱中作出决定，等追悼会一完就上医院彻底检查身体。 猴子并没有真的去烧“赵家楼”，今天他是仅次于公安局长的大忙人，四面八方来吊唁的客人都由他负责接待。前天他得到内部消息，市领导在赵鹫猝死于心脏病的当天早上就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加强改革力度，以更优惠的条件吸引外资，“清洁保持剂”公司董事长一职由中方委任，正副总经理的职位都让给外商担当，小陈先生受命当天就走马上任了，而我方的人选却一时委决不下。 “总不能整个市领导班子集体来当董事长吧。这就是我们这种体制的毛病！”猴子想。但不管是董事长助理或总经理助理，都不会有他的份儿了，因为哪个新领导来都有自己的一套人马。这是他心里清楚的。他已经一一清算出公司成立两年多来本市各级领导、各个部局领导从这个上十亿公司得到的额外好处，并拉出了一张名单。如果将来配备公司班子时不给他一个部门业务经理的职务，他就要把这份名单交给纪律检查委员会。 至于那辆致主人于死地的、闯下大祸的豪华型BMW，仍然毫无知觉地挂着“GA”的牌照，现在它正停在飞机场外等赵鹫的哥哥。北京来的飞机晚点，爱国华人恐怕赶不上弟弟的追悼会了。司机坐在舒适的座位上想，赵总刚坐了一天新车就一命归西，是不是这车有点儿邪乎呢？以后谁来坐这辆车呢？ 最让人佩服的是赵老太太。老太太出人意料的平静。瞅着她死去的小儿子的遗体，就当他睡着了似的，跟人说：“他这一辈子命中注定就是要发明一个物件。发明出来他就给菩萨收走了。你们看他走得多快，一点痛苦都没有。我不能伤心，我要伤心了让他在黄泉路上不安心往前走，走那条路不能回头，一回头就耽误投胎了。”老太太虽然八十多快九十了，但耳聪目明，头脑清楚，还说，“我这一辈子命好，这就是拜神的好处，托了神保佑。现在我在阳间有一个儿子；在阴间也有一个儿子。我两边都有靠头。”人们原来担心老太太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的刺激，会一次死两命，现在看来老太太还有的活呢！ 老太太此举无疑是现身的说法，谁能说一辈子虔诚的老太太没福气？从此，有好些男人女人不由得不信神了。我们的“小郭富城”表现也极好，哀伤得恰有分寸，应答得体，行礼如仪。这都是老太太调教的结果。“小郭富城”一向看的是美国港台的电影电视，听的是从“猫王”爱尔维斯、约翰·连农直到现在最流行的麦可，杰克逊和美国乡村音乐，穿的是世界名牌，骑的是山地车，吃的是汉堡包和肯德基，喝的是可口可乐或百事，但也和老太太一样，相信各类神道，相信风水命相，而且还多了些外国传来的禁忌和占星术。 他真正是一人祧两门了。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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