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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达到的目的,都是比较明确的。比如出国读书,也是深思熟虑后才决定的。我个人认为:青年的时候,可以学一点儒家,积极进取;中年的时候,就学一点道家,能进能退;老年的时候,要学一点佛家,四大皆空。
  以后我是打算回去的。我这个人有时候爱讲些大道理,所以我一说以后要回国,就容易被归类与定论。我不喜欢这样,关键在于,我这人不想强调什么,更不想被别人归类和定论。我想回国完全出自一种自我的愿望与需求,并不想把这事说得太富有理念了。

                               —杨一
   
1 房东一家亲

  春节晚会结束,大家如鸟兽散,杨一最后一个回到家。
  她住在一户美国人家里。这里的地点不好,在美国买房子讲究三点:一是LOCATION(区位),二是LOCATION,三还是LOCATION。
  房东的家由于位置不好,房间很难出租。正因为这样,房租便宜,杨一图的也就是这个,住在这里有些日子了。
  房东是一个四十岁不到的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八岁的男童和一个六岁的女童。
  房东自认是个SINOPHILE(中国迷)。杨一刚搬进来的第一天,她指着客厅里一堆的摆设对杨一说:“我喜爱中国的东西。”又指着一个日本木偶说,“可不可爱?中国女孩子都这么可爱。”再问杨一许多中国问题:“中国遗弃女婴现象到底多严重?”“中国除汉族和藏族,还有别的民族,真的吗?”
  房东对中国所有的认知都来自好莱坞,与气功、乒乓球、小脚、辫子、长城、大熊猫、人权、性无能、吃狗肉等交汇在一起,感觉神秘,而且许多美国人也只愿意这种远距离地想象中国。
  房东对中国所有的感受还来自唐人街。其实杨一到了旧金山的唐人街,也觉得是在“考古”。偶尔去一次,竟然在大街上看见吹吹打打的出殡队伍,那里比中国还中国。他们说着她不懂的广东话,脸上的神情更是她不懂的古老。所以对房东他们,杨一完全可以理解。
  杨一不理解的是美国人并不为这种对中国的无知害羞。
  她上小学的时候,班上一个女同学谈起某届美国总统,杨一问,他是谁呀?女同学讥笑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当时杨一很窘,是呀,一个泱泱大国的前总统,她怎么可以不知道?显然,美国的孩子不会有这种窘迫。这才是真正的差异。
  房东家里有两间空房,租出去也是一笔收人,楼上的一间租给了杨一,楼下的那间大些带卫生间,一直租不出去。
  直到最近有一个叫哲平的日本学生住进来,房东才了了一桩心事。刚把草坪上一直支着的那块“ROOMFORRENT(房间出租)”广告牌收回来,杨一又提出下个月要搬走,房东一边急匆匆地将“ROOMFORRENT”的广告牌支出去,一边对杨一说:“如果你认识的人有想租房间的,请告诉我。”一副的持家不易。杨一想,我自己都要搬出去,到哪儿给你找人啊?
  房东不富裕,杨一知道,可是以她的收入应该过得比他们的现状好。如果像中国人那样精打细算地会过日子,即使是拿救济金的美国人,也会过得比普通中国老百姓好。
  杨一把今天聚餐带回来的剩菜剩饭放进冰箱里,明天又可吃一顿。他们家的厨房像厅堂,房东自己不太煮,更不喜欢房客煮,杨一空有一身厨艺,平时只能外出四处觅食,汉堡王、麦当劳,吃得不要吃了,周末到男友处打牙祭。
  日本男生哲平拿着一打的信件进来,抽出一封给杨一:“你的信。”
  哲平是日本大学生,短期就读于附近的社区大学ESL,只学英语,也只学半年。由于刚来,非常喜欢与人说话,第一句一定是“我的英语不好,请原谅”。日本青年爱赶新潮,头发没有黑的,好像全部的日本青年都染过头发了,穿着很霹雳。哲平的裤子吊在胯部,裤裆开到了膝盖。裤裆开在裤裆的,已经过时了,甚至不能叫裤子。哲平的身材本来就不好,下身短,这么一穿,越发滑稽了。
  第一次见面,杨一对哲平的印象就不好。那是他刚搬进来时,哲平极有礼貌地向杨一鞠躬,杨一向哲平点了个头,见哲平的手臂有疤痕,问:“你的手臂怎么了?”
  “我在日本的时候,练剑时被对方砍到的。”哲平担心杨一听不明白,就侧着手掌往下狠狠地划了一道,且喝道:“CUT(砍)!”
  杨一表情立时不自然,不快的历史画面涌上,隔着年代与地域仍触目惊心。杨一去过日本。在美国的中国人,新老移民,虽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但对美国有不同程度的好感和认同。杨一访日期间,几乎找不到一个在日本的中国人,会把日本看作自己的国家。
  哲平刚到美国没有车,有时请杨一带他去购物。哲平一进市场就会一个词“CHEAP(便宜)”。这个“CHEAP”,那个也“CHEAP”,哲平英语不行,只会这个词,可是杨一不知,心里嘀咕。哲平什么都买,装满了杨一的小车,这让杨一很受刺激,以后不再带他购物了。
  “谢谢。”杨一道,拿着信就往楼上跑,不与哲平多说。
  “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哲平叫住她。他努力地表达着,表达不过来,就拉着她到外面去。外面停着一部崭新的TOYOTA,而且就停在杨一的小破车前面。哲平新买的,就在今天,一次性的现金交易。
  “我有车了,不用再麻烦你了。谢谢你的帮助。为了感谢你,我想请你吃饭。”
  “不用了。我劝你小心点。这里治安不太好,有一个人车子坏在这里,他下车修理,动了一个车轮。这时来了另一个人,取另一个车轮。车主说,你为什么动我的车子?那个人说,你动一个,我动一个。说完搬着车轮就走了。”杨一笑笑,“顺便告诉你,我快搬家了。”“什么?你要搬走了?为什么?是因为这里位置不好吗?”
  “我和我的朋友要自己出来住,比较方便。”杨一住在人家家里图的是便宜,现在手头宽裕了,当然要搬走。
  杨一刚回到自己房间,房东的小女孩后脚也进来了。她常来找杨一玩,出入自由。
  杨一要搬走了,这次就直说了:“我很欢迎你到我的房间来玩,你进来时,可以先敲一下门,然后,我会帮你开门的。”
  “没关系,”她很自豪地回答,“我自己能行。”
  这让杨一没了法子。她实在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六岁,大大的蓝眼睛,长长密密的眼睫毛,翘翘的鼻子,弯弯鬈鬈的头发,就像杨一小时候抱过的洋娃娃。
  天舒见过杨一家的洋娃娃,说,她最好别长大了。西方小朋友真是可爱,不过长大了,就不那么可爱了。
  “我有三个男朋友。”小姑娘说。
  “天啊,三个。”
  “噢,我知道,”她耸耸肩,摊了一下手,表情甚至有点得意,“多了一些。一个是他喜欢我,一个是我喜欢他,还有一个是我们互相喜欢。”
  “你怎么处理得过来?”
  洋娃娃有点苦恼地说:“我有时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你这么小,就这么喜欢自寻烦恼,你这辈子完了。”
  “那么你呢?”
  “我,我一个也没有,你帮我介绍一个怎么样?”杨一逗她。
  洋娃娃想了会儿,说:“他们对你来说,太矮了。你对他们来说,太老了。”
  杨一笑岔了气。
  这时房东在外面叫:“睡觉的时间到了。”洋娃娃一摇一晃地走掉了。她突然羡慕起外国小朋友,他们自由自在地成长,不像中国孩子那样“身负重任”。
  房东男孩子已经上小学了,从来没有听房东问过他:“功课做了吗?”而她小时候要想有片刻的轻松,父母第一句话就是:“功课做了吗?”她说:“做了。”又问:“复习了吗?”“复习了。”再问:“那你预习了吗?”“也预习了。”
  “复习”、“预习”,房东孩子听了一定会笑。然而父母还要百般刁难:“那你不会再找点课外题来做做!”
   
2 来美国收牙齿

  洋娃娃走后,杨一开始看信,家信当然不会谈什么了不起的事,若真有什么事,父母反而不会让杨一知道,自己扛着。
  末了是“想你”,这是惯例。
  最后是母亲的落款:名字、时间、地点。
  再之后则是父亲的“阅”字。
  通常是母亲写信,写完给父亲,父亲批一个“阅”字,母亲才去投邮。很具有杨家特色。杨一看完信,立刻给天舒打了个电话,游说天舒星期一看房子。
  “星期一,不要迟到了,我们准时去看房子。”
  “知道了。”就在天舒快挂电话的一刻,突然想起什么,恍然大悟地叫道,“等一下,等一下,听你这么讲,好像已成定局。我什么时候同意搬家了?”
  杨一笑得蹲在地上:“哈哈。好,好,看看房子总是无妨吧。再说,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分析搬家的利与弊……”
  杨一虽然说话略有停顿,天舒却没有来得及阻止她的一番“分析”:“第一点,当然是经济上的考量,你现在一个月付四百二十元,占有二分之一的房间,三分之一的公共场地;如果我们合租一个公寓,你付差不多的房租,却拥有了一个自己的房间,和二分之一的公共场地。第二点,是方便上的比较,你现在住宿舍是方便,但我们保证可以租到一个十分钟路程到学校的公寓,所以方便上是一样的。第三点……”
  杨一的习惯用语就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天舒听个开头,心清已经沉重起来了,现在非得打断她了:“好了,好了,你又开始来劲了。第三点,是从助人为乐的角度出发,杨一要租公寓,一个人租不起,得找一个人来分摊,这个人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了。”
  杨一笑得倒在床上:“那你星期一就是去了?对了,大森要搬家了,我们可以去看看他和苏锐的公寓。”
  天舒本来想说“不”,听了“苏锐”二字,完全没了不去的理由,“好吧”脱口而出。挂了电话,她又得操心到时穿什么衣服了。
  星期一早上起来,杨一打扮得很职业,穿上套装,在脖子上系了个丝绸领结,今天有一个PRESENTATION(报告会)。这时发现门缝里塞进来一个信封,打开,里面有一颗牙齿和一张卡片:TO:THETOOTHFAIRY(牙齿仙女)
  这是我最后一颗牙齿,但你还是可以到我们家来,因为我的妹妹还有一口牙齿要掉。对了,我的牙齿是在吃早餐的时候掉的。你今天晚上在我的床头放上钱以后,我就不再需要从你那儿来的钱了,牙齿仙女。
  爱,刚刚掉牙的FRANK杨一笑笑,下楼,在厨房里看见房东的两个小朋友。他们一见到杨一,就叫:“早上好,牙齿仙女。”
  “早上好,刚刚掉牙的FRANK,将要掉牙的LILY。”
  杨一说。
  哥哥对杨一露出他的牙窝:“看到没有,刚刚掉的。”
  杨一看了一下,点点头:“你的牙齿全掉完了,那你就是一个大孩子了。”
  哥哥有点自豪地说:“对,现在我是一个BOY(男孩),而我妹妹还是一个BABY(婴儿)。”
  妹妹噘着嘴巴说:“我不是BABY。我马上也要掉牙齿了。是这样子吧?牙齿仙女。”
  “是的。”杨一笑,又问,“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牙齿仙女?”
  “我想是的。你从中国来,我想你一定刚刚收完中国孩子的牙齿,来美国收牙齿的。”哥哥说。
  杨一想,她什么时候变成神话中那个穿着粉色裙子、有一对小翅膀、专门收购小朋友牙齿的仙女了?
  “难道你不是吗?”妹妹问。
  “我是。”杨一说,“对了,我也告诉你们,我要搬走了。”
  “我知道。”哥哥点点头。
  “噢,你知道?你妈妈告诉你的?”
  “不,我猜到了。”哥哥胸有成竹地说,“我的牙齿已经掉完了,你可以到别人家里去收牙齿了。”
  “正是如此!”杨一说。
  “那等我掉牙的时候,你要记得再来嗅。”妹妹说。
  杨一点点头:“我会的。”
  打开哪里都有药,美国人厨房里的层层架子上都是一瓶又~瓶的维生素药丸。房东每天早上抓一把药丸往口里倒,把药当饭吃。杨一拧开瓶子,往嘴里塞了一颗维生素E,不由得想起那天在春节晚会上的洋相,管他的,就当做歪打正着好了。
  匆匆上了车子,车子却发动不起来,急得她不知如何是好,快快地跑回去给男友打电话,ERIC不在。不在也好,他们现在处于冷战,求了他,倒像是她杨一理亏了似的。
  这时,日本男生哲平过来说:“我可以送你去学校。”
  杨一也只能这样了。
  哲平送她到了学校,又问需不需要接她回家。杨一说不用,到了学校,她可以找到人送她回家。
  哲平要走了,杨一挡住他,哲平停下,摇下车窗:“怎么了?”
  杨一说:“我只是想感谢你。”心想,只要他不在她面前大手一挥“CUT”,他还是一个挺可爱的大学生。
   
3 三个美国教授

  杨一学的是传播,中国人很少,她也就比较显眼。
  第一节课上传播历史,授课者是威廉先生。
  美国每年评选出来的全国优秀教师,基本上都是最能把学生逗笑的老师。威廉讲话,极富有肢体语言,学生们称他是“最有趣的人”。每学期的第一个星期,他的班匕总是人满为患,除了真正注了册的学生,四周坐的站的都是想加课的人。有同学形容他上课的场面:“从来没有多余的椅子,当然周末除外。”有同学形容他上课的质量:“你会笑得嘴巴没有闭上的时候。”他上课时得知杨一是中国人,就说:“我们有三个孩子,本来想要第四个的,后来听说,世界上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所以我太太和我认为我们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
  杨一曾听到一位女同学说,做他的太太或者小孩,那就不需要看金凯瑞的电影了。每学期初,校园里流传的“教师档案”小册子,威廉永远是五个星的那一个。
  第二节课布朗教授一进来,就说了一句“SHIT(大便)”。
  杨一这学期选修了黑人妇女学研究,美国大专院校近年来开设了越来越多的“非主流”文化课程,民族文化、妇女文化、东方文化,五花八门,强调美国社会多元化。对此,也有人表示担心,担心以基督教为主的美国主流文化受到冲击,国家缺乏凝聚力。而大多数人对此仍表示乐观,由于国家的富足与强大,对边缘文化有一种自信的接纳。
  布朗先生是哈佛的博士,长得五大三粗,红红的脸膛,像是一个屠宰从业人员,稀少的头发留成一条小辫子,用超市里系一把把葱的蓝色皮筋系着,这很让杨一受不了,一看见他的小尾巴,就联想起她每星期必买的葱,便宜的时候,一把十美分。
  他永远地大大咧咧,满不在乎,课讲得很好,言近旨远,只是太随便了。有一次他背痒了,就立在黑板前蹭了两下,讲话更是随便,动不动就是一个“SHIT”,写错了板书,他说一个“SHIT”,讲错了话,他更要错上加错地来一个“SHIT”,毫无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
  今天,布朗很气愤地说:“下次我再见到比尔。盖茨,我打算把他干掉。”原来他老兄昨晚准备了一夜的“POWERPOINT”,因为突然间电脑故障,今天上课无法应用。
  课上了一半,就只能“放羊”了。得到一片雀跃声,一个同学嬉笑着说:“教授,您永远不知道我有多爱您。”
  布朗教授笑笑,对起身向门口走的同学们说:“等一下,我再说一句话。学生是惟一愿意上当的顾客,我提早放你们走,其实是一种欺骗你们的缺斤短两行为。”
  “我们不介意的。”有学生立刻回答。
  他的话音刚落,进来了一位学生。他刚刚来上课。同学、老师见了他,哄堂大笑:“我们下课了,你才来。你错过了太多。”
  刚进来的同学慌张地问:“我错过了什么?”
  布朗教授做了个眼神:“你错过了考试。这是我们的最后一节课,除了你外,所有的同学都得了A。”
  美国学生上课迟到、早退极为平常。杨一从不缺勤,而且准点上下课。她常想的是按她的奖学金平均除下来,一节课就要上百美金,冲着这个价值,她没有理由放任自己。既然是学生,自然应该上学。他们,太随便了。要是在国内,先生早火了。美国先生对学生早退迟到真是太宽容了。有一次,课上到一半,一位同学就大摇大摆地从先生身边走向门口,先生只是耸耸肩说:“等他走了,我们就谈考试题目。”
  大家都笑了,该同学也笑了,但仍然走了。先生又说:“他不留下,可以提高你们的平均分。”
  提前下了课,离下一节课还有很长的时间,杨一就到学校书店去。书店布置得琳琅满目,除了卖书还卖笔、卖衣服。今年比较流行的学校套头衫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坐在两个小男孩的中间,她左边的小男孩穿着S大学字样的套头衫,右边的穿T大学的套头衫,小姑娘亲吻了左边S大学的男孩子,下面有一句话:“她选择对了。”
  下一节课的伊萨克斯教授也在书店里。伊萨克斯教授,陈旧而严肃,面部表情像块黑板,很是权威。而他讲了惟一一句关于权威的话就是:“别太相信权威,他也靠裤子遮羞。”即便这样,出自他口的这句话,也有了权威的分量。
  他仿佛不喜欢所有的学生。开学初,杨一想加选他的课,到他的办公室找他,只见一个穿着牛仔裤的男人,躺在桌子下面修电脑,杨一问:“伊萨克斯教授在吗?”
  “你找那个老家伙有事吗?”那人在下面冒出声音。
  “我想找他加课。”
  “上课已经这么久了,你能赶上吗?”
  杨一心想,这个工人挺多事的,很傲气地说:“我没有赶不上的课。”
  那人从桌子下面探出个头来:“那个老家伙可不喜欢别人缺课。”
  杨一有点不快地说:“既然那个老家伙不在,我走了。”
  “年轻的女士,如果你还想要那个老家伙的签字,就等一下,等他把手腾出来。”那人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冲她笑笑,“我就是伊萨克斯教授。”
  说着接过杨一手上的加课表,签了字,还给她,又回到桌子下面修电脑。
  杨一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谢谢,还有对不起,刚才我……”
  “不用对不起。”
  后来到了他的班上,杨一又成了惟一没有买到课本的学生。那天课堂上,教授提问,杨一说她还没有课本。教授看了她一眼。杨一又解释,她去过书店几次,他们告诉她没货了,现在正在进书,下个星期再来。教授听了她的解释,转过脸来问全班同学,除了她之外,还有没有人没有书?全班无一人举手。教授对杨一说,为什么大家都可以买到书,就你不行?杨一当时就哑了,可买不到书又不是她的错。此后,这成了杨一的心病,认为教授对她有成见。
  现在杨一在书店里看见教授,就走近他:“伊萨克斯教授,你好!”
  “你好。”先生的眼睛从镜片里跳出来,说完,又跳了回去看自己的书。
  杨一想了想,还是开了口:“伊萨克斯教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是不是对我不满意?是我的成绩还是我的表现?”
  先生反而奇怪地打量着她,合上书本:“对不起,我的教授生涯也许比你的年纪两倍还长。如果你想成为TBACHERSPET(老师的小红人),选STEWART博士的课,他还没有拿到终身教授的职位。”
  “不,我的意思不是要做老师的小红人。”
  “那么,你做的没有任何不妥或者过分的。我的建议是:不要担心我,担心你自己。”
  说完,又看自己的书。
  杨一倒吸了一口气。杨一发现美国人不太记仇,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
  到了班上,杨一发现同学个个衣冠楚楚。今天有PRESENTATION,大家都很注意自己的仪表,杨一觉得好像进了一家大公司。
  杨一的报告排在最后,她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听了前面同学的发言,信心越发地强了。等到她做完报告,从众人的目光中,她知道她又是一个A。
  现在轮到大家提问,一个美国同学问了个有一点意思的问题,杨一答了。一个分不出国籍的女生问了一个好笑的问题,杨一谈的是土星的事情,她问的是火星的问题。杨一很有耐心地回答了她。
  “你在中国是做什么的?”最后轮到伊萨克斯教授提问,却是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记者,先生。”
  “在中国做记者,可以说你想说的话吗?”
  “可以,只要我愿意。先生。”
  “你喜欢你的老板吗?”
  “我不需要喜欢他,但是他喜欢我能尊敬他。而你是位美国老板,需要我们喜欢你,对吗,先生?”
  教授和同学们都笑了。
  “你如何看待中国的新闻自由?”
  “需要改进,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
  “你对中国新闻什么最不满?”
  “出口转内销。”
  伊萨克斯教授和同学们的脸上露出疑惑。
  “中国太优待你们外国记者了。不少重要消息都让外国媒体先报道,我们只能从你们手上再进口。”
  教室里一片笑声。
  “你如何看待美国的新闻自由?”
  “需要改进,先生。这也是毫无疑义的。”
  “你对美国新闻什么最不满?”
  “篮球大于地球。”
  杨一见教授有点愕然,笑着说:“美国大多数媒体的重要消息往往是篮球比赛,而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非洲、南美洲的消息很少,仿佛地球在美国变得很小,甚至不见了。”
  伊萨克斯教授笑着点点头,说:“很好!杨小姐。
  198O年我第一次去中国,1990年我第二次去中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很想再到中国看看。我对你们这一代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生、成长起来的青年很好奇,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又是如何看待世界,所以多问了几句。哦,你这次得了A。”
  杨一蛮高兴的,内心感谢伊萨克斯教授,好像不仅因为得了A。
  同学们则一片哗然,有个同学大叫:“哦,上帝啊,早知如此,你就把我出生在中国好了。”
  大家笑得更欢了。他又接着说:“对,就出生在杨一家对面。”
  “你为什么是个中国人?”有个美国学生突然问。
  杨—一愣。
  “我的意思是你的英语这么好,有头脑有见解,对美国中国的事情都清楚,你怎么会是中国人呢?”
  杨一笑笑:“你怎么会是美国人呢?”
  这位同学是有备而来的:“我以美国为自豪。美国不是天堂,但美国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他说这话时,没有狂妄,只有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下课,几个女生过来,说她今天很漂亮,尤其是那条丝绸带子。杨—一口一个谢谢,当场将丝巾解下亮给诸位,告诉她们这东西在中国就值一两个美金,你们应该去中国做这个生意。
   
4 中美教育差异

  杨一与天舒约看房子的时间是十二点,现在还有半个多小时。
  要经过一个很大的广场才到医学院大楼,广场上永远是无休无止的音乐会、竞选、联欢等活动。现在,黑人同学又在广场上欢歌劲舞,动作、音乐、眼色是那样的浪那样的荡。黑妹们扎着类似新疆姑娘的无数小辫子,穿着露肚脐的小背心;黑哥们露着文身的胳膊,裤子夸张的肥大,裤裆到了膝盖,露出半条内裤,他们大概不知道穿裤裆到胯裆的裤子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很典型的GHETTOSTYLE(黑人装扮)。台上也有别的肤色,黄的、白的、黑的、不黑不白的、黑里带白的,人种色彩远远不止黄白黑三种;服饰发型多样到一言难尽。生气盎然的年轻人不知疲倦地叫着跳着。
  表演者在台上跳,观众和行人在台下扭。
  杨一看了几分钟,头就昏了。
  广场的四周一家连一家的小摊位,卖首饰、衣服、图画……什么都有,信用卡公司的人大声地呛喝:“填一张表格,送一份免费的礼物。”杨一的信用卡已经多不胜数,只是冲着免费礼物,又填了张表。这时,后面有人叫她,不需要回头,就知道是ERIC。
  “你有时间吗?”ERIC穿着书店里卖的那种带有S大学字样的套头衫,棒球帽反戴,他犹豫了一下,说,“我想和你说一些事情。”
  “说吧。哦,对了,免得我忘了,我的车子坏了,晚上麻烦你把我送回家。轮到你说了。”“是这样的。”ERIC似乎想选择一下词汇,又找不到合适的,只好直截说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暂时分开。”
  “你要和我分手吗?”杨一皱着眉头。
  “不,我只是想,暂时分开一下,这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我想考虑一下,我不想做任何的决定。”
  “你已经做了决定。”杨一说完,就生气地走了。
  ERIC叫她,她也不理,径直前行。ERIC不叫了,她反而停住,回头叫住他:“你知道什么吗?我还是需要你晚上把我送回家。”
  从这一点看,她更接近一个美国人。常听人说:留学哪个国家,就会有哪个国家的性格。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ERIC笑笑:“当然,我们还是朋友。”
  杨一开了个玩笑:“等你把我送回家后,我们就不是朋友了。”
  同一时间,天舒正骑着单车,从实验室往教室走,经过校报箱子,她抽了一份,胡乱地看了几眼,接着赶路。今天的校报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学生的作弊现象比十年前高出一倍,由此叹惜美国世风日下。
  天舒长叹:美国学生还是诚实。
  其实美国学生作弊的很少,她也见过美国同学作弊——就是用手挂搓额头眼睛趁机膘到邻座——完全处于作弊的初级阶段,毫无技巧可言。从这种作弊方式看得出,美国同学还是老实。
  国内的作弊现象严重多了,与之相比,可以说进入了高级阶段。任何事物都是这样,吃一堑长一智。天舒大言不惭地说,她要是作弊,绝对让老师、同学神不知鬼不觉。只是她功课好,不需要作弊,而且他们考试没有什么可作弊的地方。
  说到在美国读书,杨一觉得,中国的教育是基础性的模式,美国是思维性的模式。她受到很好的训练。而天舒觉得,从中国到美国,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以前用中文读,现在改用英文了。别的,说真的,差不多。老师上课教育学生的话都大同小异,在国内时同学的BP机响了,老师说话会带刺,在美国也一样。连说的话都差不多,只是改用英语说,你以为你是SOMEBODY(人物),其实你NOBODY(什么也不是)。
  天舒到了教室,气氛一片紧张。先生讲评刚刚结束的期中考情况,最高分多少,最低分多少,平均分多少。听者不用提心吊胆,先生绝不会点出最低分者的名字。
  先生的一双小眼睛在镜片后面转了一圈又一圈,滑稽得很:“第三题答对的占百分之十。这个比率,跟我出这道题时所估计的完全一样。”先生说完诡谲地笑笑,满是算计人的快乐。
  “第四道……”
  先生刚提出这题,底下的同学发出一阵嘘声,那是考倒一片的一题。考完,天舒和几个同学交流过,对答案无十成的把握。
  先生对学生的反应戏谑一笑:“这道题全班只有一个人做对了。”
  那会是我吗?天舒心里问。
  “先生指着自己的鼻头说道:“这个人就是我啦。”
  底下“哗”地笑开了,天舒也自我解嘲地笑笑。
  下课前先生又布置了作业,第六章两题,第七章一题,第八章……说到后来,他也忘了布置了几题,反问学生:“一共几题?”
  学生以抗议的语气回答:“许多题。”
  先生笑笑:“你们不会回答数字吗?我问几题,你们应该回答‘三题’或者‘四题’,什么叫‘许多题’?你们不用吓唬我,我知道就七题,下星期交。”
  “您应该知道我们刚刚考完试,我们得轻松一下,先生。”
  “好吧,那把最后一题去掉吧。”
  “先生,不如把最后三题都去掉。”
  “你们是巴不得一题也不做的。”
  接着,先生叫一个名字,发一份卷子,半掩着将考卷递到同学手中,不让别人看见分数、天舒想,这就是人权呀。
  不像国内,把同学们的分数按次序公布于众,让小小年纪的人们就活得痛不欲生。美国学生并不把分数看得太重,一般不彼此打听。
  天舒不是最高分,却也是一个见得人的分数。到了研究所后,分数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了。TIM过来问:“大舒,你考得如何?”
  天舒回了一句话,概括出了她十六年来在国内苦读下的不易与小心眼、她说:“你呢?你先说。”
  TIM不是在中国长大,他不会回答“我先问你的,你得先说”。他坦然地说:“B+。”‘天舒有点高兴地说:“我是人。”
  这时,她邻座的韩国同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在这个班上,天舒没有讲过话的同班同学高达百分之七十。不仅她如此,这里人人如此。刚来时,她还跟杨一开玩笑:“怎么也没个班长管管大家?也没个组织什么的。”杨一说:“在国外,最好的是没人管你了,最糟的也是没人管你了。”
  天舒没有与这位韩国同学说过话,只是通过他的名字、外貌和口音猜想出他的国籍。天舒低声问他:“怎么了?”
  “我没有考好,考了个最低分。”
  “没有关系的,只是期中考,期末考考好就是了。”
  韩国同学说了一句:“我给我的民族丢脸了。”
  天舒一愣,她若是没考好,最多想到我给自己丢脸了,给父母丢脸了。韩国同学一开口就是给民族丢脸了,她觉得韩国真是个伟大的民族,有如此强烈的民族凝聚力。也觉得自己没劲儿,太没劲了,与善良的TIM玩这种“你先说”的把戏。
  天舒到了大楼的大厅,看见已经在等她的杨一。杨一的性子很急,她不迟到,最恨别人不守时,等上五分钟,便暴跳起来:“我等你很久了,你怎么这么没有时间观念的!”
  她自己偶尔迟到了,却是可以原谅的:“人总是会出状况的嘛。”当然她这一套,只能用在男生和对她宽容的女生身上。
  天舒相反,温吞型的,不紧不慢。她们也奇怪,她们两个怎么会是好朋友?杨一对天舒说,跟你在一起,急死了。你动作这么慢,对我简直就像慢性自杀。天舒对杨一说,跟你在一起,累死了,就像生活在急行军里。
  “来了。”杨一说。
  “你今天很漂亮呀。”
  “今天有PRESENTATION,”杨一理了理她的领结,“我自己漂亮也就罢了,今天我还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拉了几笔丝绸进出口贸易,你说如果人人像我这样,中国不早就富强了?”天舒笑:“等了一会儿吧?”
  杨一并没有否定她等了一会儿,只是说:“没有关系。”
  脸上笑笑的。
  大舒心里想,完了,这次非得搬家了。因为杨一只有在她有求于人且尚未达到目的的那一小段时间里,才会如此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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