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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才伟略治天下


                金无足赤

  春秋战国时齐国有个大臣叫邹忌,风流潇洒,气度不凡,被人誉为美男子。当时城北还有一个美男子,邹忌也没见过,不知道两个人谁更俊美,然而他的妻子、侍妾和拜访者都却说他更俊美。后来,邹忌见到了那个美男子,相比之下,才觉得自己不如对方,于是也明白自己受到妻子、侍妻和拜访者的蒙骗并知晓了其中的原因。他把这些事情源源本本地告诉了齐王,要齐王虚心纳谏,接受各个阶层的人的谏议和面谏,即使对方所说的令自己很难堪也在所不顾。法令一经发布,进谏的人往来不断,颇多切中时弊的有建设性的意见,齐王都有选择地接受改进了。后来,意见越提越少,因为实在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了,而齐国也随之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国力一日强过一日,终于成为当时诸侯公认的强国。

               子产不毁乡校

  春秋末年,郑国有一位叫子产的宰相,他治理国家的方法就非常独特。他从来不对民众的言论加以压制,即使是对郑国的政治抱不满甚至是嘲讽态度的人。他知道,“防民之日甚于防川”的古训,知道周历王就是。周历王因为采用苛法“止谤”,塞使民众的口才失了天下。

  当时郑国各地普遍地设有被称为”乡校”的学校,在那里培养知识分子。但是同时,乡校也往往被那些对政治不满的人来利用,当作政治活动场所,发泄自己的优怨甚至是指责。这种情况如果不断发展下去,可能会对郑国的统治有威胁,因此一些大臣提出意见,要求关闭乡校。

  子产反驳说:“其实大可不必关闭乡校,民众在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之后,’聚集在那评议政治实在无可厚非,我们正可以把他们的意见当作为政的参考,得到赞赏与支持的便继续深化实行,如有批评则加似改良,他们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如果强行压制,也许会暂时抑止他们的言论,但那正如堵塞河道一样,水势虽然能够被一时堵住,不久更大的洪水就会滚滚而来,冲溃堤岸,泛滥成灾。如果到了那种地步,即使是再想补救也来不及了。与其如此,一倒不如平时慢慢疏通洪水,因势利导,使之从各个水道疏散,这不是很好吗?”

  对待臣民的议论采取一种宽容的政策,允许其发表不同的意见,作为自己的借鉴,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才是正确的为政作官之道。

               学会给下属面子

  不要以为你是一个领导者就要把所有的权力死死地握在手里,事必躬亲,不管大事小多都要一一过问,总是超负荷地工作。其实、这绝对不是一种有效的工作途径。虽然你工作得非常勤苦,但你所负责的工作却总是杂乱无章,眉毛胡子搅成一团。虽然你事事过问,时时在管,但却一点工作成绩也没有,拿着权柄作碳棒,下级也对你不冷不热,眼看着你自己闹笑话。其实,你所做的工作有许多并不需要你去做,那是你的下属的事情,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他们不但下会心存感激,反而会认为你专横跋扈,粗俗无知。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领导者,你有自己的工作要去尽心做好,甚至有些你分内的事情你也可以交给下属去做,这一方面可以锻炼提高他们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你抽出一些时间去做纵观全局的决策,使你所领导的事业有更大突破。

  汉宣帝手下有一位宰相叫丙吉,有一年春天,丙吉乘车经过繁华的都城街市,恰巧看见有人群殴,死伤极多,但却若无其事地通过现场,什么话也没说,继续往前走。不久。他又看到一头拉车的牛吐出舌头来气喘吁吁,无精打采,丙吉马上派人去问牛的主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旁边的随从人员都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宰相对于群殴事件不闻不问,却单单操心牛的气喘,这不是有点轻重不分,本末倒置了吗?于是,有人就鼓起勇气请教丙吉。

  丙吉回答说:“取缔制止群殴事件是长安令或京北尹的职责。身为宰相,我只要每年评定他们的政绩,再将其赏罚建议上奉给皇上就行了。宰相对于这些琐屑之事不必一一参与,而我之所以看见牛气喘吁吁就要停车问个究竟,是因为现在正值初春时节,而牛却吐着舌头气喘不停,我担心是不是阴阳不调,而宰相的责任之一就要借调阴阳,因此我才特地停下车询问原因何在。”

  众随从听后,这才恍然大悟,纷纷称赞宰相英明。

               领导就是领导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领导者应该下功夫做的事情有以下三件:第一是对大局的判断和掌握;第二是调整团体的能力;第三是让部下各尽所能,充分调动、发挥其积极性。

  英国大出版家诺兹可里夫生平所做的事业极多,如果换成别人,肯定会早已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他却仍能从容不迫,应付自如,许多朋友对于他这样的才干;深觉惊奇,他说:“我自己只担任指挥工作,一切机械式的工作都交给那些能胜任的人。我深知要成就事业,最重要的是时时创新的计划,指挥得法和坚持不懈。至于那些凡是助手能够处理妥帖的工作,我尽可不必动手。”

  记住,你之所以把一些琐屑小事交给下属去做,是因为你需要去思考更重要更具有全局性的事情,需要去制定新的关系到整体发展的计划。这些工作才是你的分内之事。有些领导者总是以自己是“最繁忙的人”而自傲,这实在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在有识者看来这种领导者无异于是在说自己是一个最不善长指挥他人工作的人,他没有驾驭属下的学识和能力,所以注定要失职。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将能而君不彻有胜。”意思是说,将领如果是有才能的,国君不要干预他的行动,保证其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这样才能求得战争的胜利。在现代社会的从政发展中,一个领导者所要负责的事是十分复杂繁琐的。经营与决策,组织与指挥都是其分内之事。假如一切事情都要由领导者来处理,而不是实现部分放权,交给下属去做,纵使领导者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不要以为你把自己的权力分给下属些,下属就会认为你的才能低下,对你采取一种。阳奉阴违的态度。相反地,如果你多给他们一些能够充分展示自己才华和能力的机会,他们更会尊敬你,认为你有领导者的气魄与涵养,会更加心地无私地为你工作。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清朝的康熙皇帝,据《清史》记载的“三藩之乱”时,占据台湾的郑经也趁机渡过台湾海峡,占领了泉州、漳州、温州等地。消息传来之时,康熙皇帝正领着诸位皇子在畅春园练习射箭。闻报,康熙无动于衷,战况接踵传来,连台州也失陷了。皇子和大臣们都急切地等待皇上降旨;可康熙皇帝仍一心射箭,大家都颇感疑虑。回宫之后,康熙方才说出自己的道理:福建离京城数千里,路途遥远,消息传报费时;而且反叛的不仅仅是兵力强大的三藩,同时还有盘踞台湾的郑经,虽然丢失了这么多的地盘,但当地的官员也一定尽心尽力了。如果我在此时传令去责罚他们,他们非但不会心存愧疚,而且还会认为我不通情理。反之。如果不去责罚他们,他们会慢慢明白自己的作用,这时我再派兵去支援,一定会有所收效的。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权臣专政,而他则威信不存。后来,他用计杀权臣鳖拜,整顿吏治,巩固边防,成为清朝历史上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单从他统驭臣下的招术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治政与谋术的高明。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皇帝都是藉借充分发挥臣子们的才能而建立起自己的功业的。

  集思广益,激发大臣们能力的发挥,这样才能把皇帝解放出来,更好地起到一个领导人的作用。领导应该能够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严以律己,作臣僚下属们的楷模,这样,才能产生巨大的统御力和凝聚力,有时甚至直陈自己的错误,下一道对自己痛加切责的诏书,并专有名称,叫“罪己沼”。

  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的确有的皇帝把国当“家”看待,兢兢业业,要治好这个“家”,不排除有的最高统御者是真心“罪己”的。汉武帝刘彻发布的“轮公罪己沼”似乎就出于真心。在这之前,汉武帝曾一度利欲熏心,声色犬马,四处猎枪,官观神仙,无所不好,搞得国衰民贫、把自己也折腾得面容憔翠,无精打采,朝政自然也就跟着荒废了。这时的酉汉王朝确有亡秦之迹,然而却最终幸运地末重蹈秦之辙。相反地,一度萧条衰败,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又奇迹般地恢复了蓬勃生机,国家又迅速变得富强起来,而这一良性循环态势得以产生的关键就是汉武帝能够“晚司而改过”。他在深刻反思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我检讨,说:“自我即位以来,行事狂悼。愁苦姓,悔犹不及,今后但凡伤害百姓,浪费资财的举动,一律禁绝。”与此同时,他还专门发布“罢轮台屯田罪己沼”,作自我批责说:轮台在京师以西一千多里,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屯田,必然又要扰民,使其不能更好地休养生息,我不忍心这么做。他宣布今后不再对外用兵j提出要“禁苛暴,止擅赋,务本劝劳”,要“思富养民。与民休息”。综观其一生,少时,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晚年又能以极大的勇气悔过罪己,痛改前非,自新不息,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古代把皇帝的脸面叫作“龙颜”,可见对其重视程度。同时,现在也有人认为领导者的面子比普通职员的面子更重要。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应该加以保护和维持的不是领导者的面子,却恰恰是下属的面子。对待下属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允许他们犯错误,并在他们出现失误之后设法保密以保全其面子。这样,他们就会认为你是一名坦诚无私,易于接近的领导者,认为你善于体查人意,同时也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会更加卖力地工作。对下属采取宽松的态度,并不意味着对自己也采取一种宽容忍让的态度,而应该求全苛责,认真发现自己的失误和错处,勇于承认,勇于向世人公布,不要总是顾惜着你自己的面子,这样才能心有所安。

               崇祯的罪己诏

  但是,也有的统治者的罪己,并不是真的严于律己,责己谨严,剖白自己,而是加强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方法。“罪己诏”是用来给手下人看的,当他们看到皇上颁布这样“深刻地”检讨自己过失的文字时,就会更加坚定他们“皇上圣明”的信念,更加自觉地为皇上效忠。这样的罪己,并非真心;所说的一切,是否作为实事去办,也无人敢去督查,改与不改只有鬼才会知道。正因如此。“罪己诏”又何妨多下几道。据说明朝的崇帧皇帝自我批评的精神最为强烈,隔三岔五,就有一道“罪已调”公布于众,而且一次比一次“深刻”。然而诸种过失也只是说说而已,根本不去想着如何改进,结局是终于在李自成农民军逼近京城之际,下完了最后一道对自己严辞切责的诏书。怀揣着它,于公元1640年3月18日,爬上煤山,自溢而亡。两天以后,人们在其衣袖内发现沼文,上面写道:“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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