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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一旦到场，人们总是期望他讲述事实，全部事实，只有事实，没有其他。不少与中国有关的知情人，的确已然说出了事实，但也许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够只讲事实，不讲其他，因此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讲述全部的事实。无论学识多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能知晓中国人的全部事实。因此，本书所述将面对三个不同观点。 第一，也许有人会说，向人们展示中国人的真实素质，这种努力纯属徒劳。1857-1858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柯克①先生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去观察处于不同情况之中的中国人，并可以在训练有素的人们的帮助下通过他们的眼睛去正确地理解中国人，正如那时到中国的任何一个作家一样。柯克先生在他出版的信件的前言中，是这样为失败地描述中国人素质而致歉的：“我没有在这些书信中采用描述中国人素质的精品文章。这是一个极大的疏忽。没有一个题目这样吸引人，提供这样大的空间来发挥精致的假设、深入的概括和成功的教义。每一个微不足道但又非议我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指责我没有从这些机会中做出些什么。事实上，我本来已经写出整体中国人的几条好的素质，但不幸的是，在我写作这些文章之时，我看到的中国人的言行粗鲁，与我的假设产生磨擦，因此为求真实，我接连烧掉了几封信。需要补充的是，我曾经常常与几位杰出而诚实的汉学家谈及此事，总是发现他们同意我的观点：不可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中国人的素质这个整体。然而，这些困难只有了解中国实情的人才会碰到；一个时髦的作家，尽管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却会轻易地写出一篇花里胡哨而不符事实的分析文章，而这个题目所需要的恰恰就是事实。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会获得必要的知识，去理解某个中国佬每一次一闪而过的心理矛盾，估量这种心理矛盾在总体中国人之中的确切分量和影响。而目前至少有一点令人满意：我避免了严格的定义，而是用最为固定不变的素质来描述一个中国佬②。” -------- ①译注：柯克（George Wingrove Cooke，1814—1865），英国律师兼新闻记者，曾于1857年来中国，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著有《中国与下盂加拉，1857—1858年》（1861）一书。 ②原注：令人吃惊而又更为遗憾的是：Chineman（中国佬）这个野蛮的称谓看来已经扎根于英语了，它排斥Chinese（中国人）这个恰当的词。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家在中国出版的外国杂志不用Chinaman这个词，也没有发现这个帝国的任何一个作家坚持避免使用这个词。 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人已经成为国际形势中的一个因素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不惧压力；我们更可以感到，中国人难以理解。的确，只有在中国才能确切地理解中国人，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行。不过，普遍的印象是，中国人是一捆矛盾，根本无法理解。但是，我们还是无法找到确切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与中国人打了几百年的交道，却无法像解释其他复杂现象的集合那样，来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不能互相协调。 针对本书，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不同观点，认为本书作者不具备写作这本书的资格。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件事并不能保证他能写出关于中国人素质的文章来，正如另一个人在银矿里埋头苦于了二十二年，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证明他就能写作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一样。中国是一个广阔的整体，一个人如果没有访问过一半以上的省份，只在两个省住过，那他当然就没有权利来总结整个帝国。这些文章本来是写给上海《字林西报》①的，只与该报纸的读者有关。然而，有些话题令人激动并且感兴趣，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因此，人们要求作者收集成册。② -------- ①译注：《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报纸。1864年7月开始出版。其前身是1850年8月创刊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1951年3月31日停刊。 ②原往：《中国人的素质》1890年在上海出版之后，在中国和东方广为传睹，不久就已告售罄。 第三个不同观点是，有人认为本书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中国人道德特点的观点，是误导性的，不公正的。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印象不是统计学，印象不可能点点滴滴都正确。印象如同照相底片，没有两张底片是相同的，但任何一张底片都可以忠实地反映其他底片无法反映的东西。摄影的硬片不同，镜头不同，冲洗不同，最终照片也不同。 很多人在中国住了很久，比笔者更了解中国，他们的观点与笔者的观点实质上相同。另外一些人的观点也应该受到同样重视，他们认为在某些部位抹上一点鲜亮的色彩，会增加整个“单色的”画面的真实程度。依照这些批评，本书作了彻底的修订。由于本次重版时间紧迫，原先讨论素质问题的篇幅有三分之一忍痛割爱了，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还是保留了下来，而《知足常乐》一章则是新近写就的。拒不赞美中国人所具备所展示的优秀品质，拒绝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会有一种先入之见的危险，言过其实地去夸奖中国人的道德实践，这种夸奖无异于一味贬低。这不禁使人想起萨克雷①，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好人总是愚蠢，坏人却很聪明。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说，好人总是有眼无心。有一幅木刻，刻出一棵橡树，观摩者应邀前往，从木刻的轮廓中看出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侧身像，拿破仑低着头双手抱胸。长时间注视之后，人们总是看不到侧身像了，想想其中一定有错，但一经说明，就会明白不可能看着画面却看不到拿破仑。同样，中国的许多事情一开始谁也没看到，但一旦看出，便永远不会忘记。 -------- ①译注：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著名小说家，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名利场》，副题为“没有英雄的小说”。 正如限制性的从句不可能引入每一个普通句式的句子一样，需要明确地提醒读者的是：本书的这些文章并不试图概括整个帝国，也不是外国人观察和经历的全面概括。这些文字只是一个印象，一个由一个外国人从许多中国人“素质”之中得出的印象。这些文字不是中国人的画像，而只是一个观察者用炭笔勾勒出的中国人某些性格的速写。无数条光线汇聚起来，便成为一条完整的光束。这些文字也可以认为是入门书，其中讲述的各种特点，不仅来自笔者本人的经验，还来自许多人在许多时候的经验的集合。正是如此，这个课题有了这么多的例证。 密迪乐①先生，是写作中国和中国人的众多作家中最具哲理的人，他曾说起过，向人介绍一个外族的民族精神的最好办法，就是请他仔细阅读一些笔记，而这些笔记仔细记载着曾经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大量事件，特别是那些看来完全异乎寻常的事件，还有这个国家当地居民对此所作的解释。 -------- ①译注：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1868），英国领事官。曾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学习汉文。1843年来华，历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翻译、上海总领事馆翻译、驻宁波领事、驻牛庄第一任领事，1868年死于牛庄。著有《关于中国府和人民及关于中国语言等的条录》（1847）、《中国人及其叛乱》（1856）等书。 这样的事件如果列出足够的数量，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总的原则。结论可以受到怀疑或否定，但引用的这些特例却只因为一个原因而不能弃之不顾：它们的真实程度如此之深，任何关于中国人素质的理论都必须对它们加以认真考虑。 任何人若曾试图比较中国人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就会强烈地感到困难太大。这样，有一点会逐渐明白：许多东西看来是中国人的素质，实际上却只是东方人的特点；但这在什么程度上是正确的，每位读者则必须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判断。 有人说，如今在与中国人的交往当中，有三条途径可以去了解他们的社会生活--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戏剧。这些信息来源中的每一条，无疑有其价值，但看来还有第四条途径，比前三条加起来都更有价值，但这条途径不对每一个写作关于中国或中国人的作家开通。这条途径就是在中国人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正如一个地域的地形在农村比城市更容易弄明白一样，人的素质也一样。一个外国人在一个中国城市呆上十年，他所知道的人们的家庭生活内容，还不如在中国乡村住上一年。家庭之外，我们必须把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单元。因此，正是以一个中国乡村为立足点，这些文章才得以写成。这些文章的宗旨，并不是要展示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展现一个不带任何先入之见的观察者的所见所闻。由于这个原因，没有提出任何关于中国人素质可以用基督教进行改造等等结论。书中根本没有提到中国人需要基督教，但如果书中出现中国人素质中的重大缺点，如何纠正这些缺点则是个公平的问题。 如上所述，“中国人的问题”如今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它是一个国际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到了20世纪，这个问题要比现今更有压力。任何一个对人类抱有良好愿望的人都会关注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使人类中那么大一部分人取得进步。如果我们的结论正确，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在此之前却是被忽略得太多。如果这些结论错误，那总是它们的错，无论什么证据来支持都没用。 额尔金勋爵①回答上海商界提问这件事已过去许多年，但他的话至今听来仍使人感到正确而又中肯：“当阻止这个国家内部自由的障碍消除之后，西方基督教文化会发现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全身都有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明，值得同情，也值得尊重。在接下去就会有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将要在聪明而又心存疑虑的人民中找出一条路径，所作的宣言就是一种信仰，一种升入天国的信仰，宣称无论从公众道德和个人道德上而言，都保证比呆在尘世要好。” -------- ①译注：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1811—1863），英国外交官。1857年任英国全权代表，奉命统军来华，扩大侵略战争，1858年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1860年侵入北京，下令烧毁圆明园，并签订《北京条约》。 出版前言 明恩溥（1845-1942）是美国公理会教士，1872年来中国传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河北等地，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群，尤其熟悉下层农民生活，并结交不少朋友。他一生著述了十来本著作，每一本都与中国有关。《中国人的素质》即是他在华传教二十二年之后，于1894年成书出版的一部代表作。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是这方面第一本带有社会学性质的著述，对后世学人影响极深。同时，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观。因此，它曾长期作为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作。 本书总结了中国人的素质共二十六条，引证丰富，文笔生动。或褒或贬，无不言之成据。时至今日，读来仍使人警醒与深省。诚然，本书所概括的中国人，是晚清时期的中国人，书中不免褒少贬多，因此笔触略显低沉，还不乏偏颇之辞。由于作者是一位西方传教士，他的立场和观点，无疑会受这一身分的局限。他的视角与结论总摆脱不了西方的价值观。然而，我们不必苛求前人。公平地说，他在揭示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晚清政体同中国现代化之间的深刻矛盾方面，的确不乏真知灼见。对此，今天的读者自有判断。 本书的深刻意义和历史地位，曾经引起鲁迅先生的极大关注。他二十一岁在日本时，便仔细研读了本书的日译本，并由此致力于揭示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直到临终前十四天还向国人郑重推荐本书。 本书的翻译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1894年第二版插图本为蓝本（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书中涉及的中外人物、典故、事件和各种引文极为众多。为适应当今的读者，译者均尽量考证，并附有详尽译注，还附有几位重要人物的评论。因此，无论原著与译本，我们均有充分的理由推荐给广大读者。 学林出版社 1998年 12月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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