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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说过：“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自然是好话，可作为座右铭。 但，那种“只有历尽人生坎坷的作家，才能写出优秀作品”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德国大文豪歌德，一生物质生活优裕，生活状态平稳，却写下了一系列传世之作；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契诃夫，在动荡的社会中一直过着相对安定的小康生活，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硕果累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自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也一直安居乐业，斯大林的大规模“肃反”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也好，赫鲁晓夫时代以后的政局变幻也好，都未对他造成什么坎坷，然而他却写出了一系列文学精品，并在196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过度的坎坷，只能扼杀创作灵感，压抑甚至消除创作欲望，如胡风的坎坷，“胡风集团”重要“成员”路翎的坎坷，都使他们后来几无作品产生。因此，我呼吁，那种“人生坎坷有利创作论”发挥到一定程度后便应适可而止，否则，制造别人坎坷遭遇的势力似乎倒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恩人了，例如沙皇判处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死刑，到了绞刑台上又改判为流放，这以后的一系列遭遇，自然是陀氏的一系列创作，有了特异的发展和特有的内涵，但我们总不能因此感谢沙皇，颂扬对陀氏的迫害，或认定非如此陀氏就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在他“坎坷”以前，《穷人》就写得很好。 不要颂扬逆境，颂扬坎坷，颂扬磨难，颂扬含冤，那样激励不了逆境中、坎坷中、磨难中和被冤屈、被损害的人。要做的只应是帮助逆境中的人走出逆境，只应是尽量减少社会给予人生的坎坷，只应是消除不公正给予人的磨难，只应是尽快为含冤者申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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