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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我从难堪的窘况之中爬出来,以导人宽心的口吻说:“那倒不一定吧?全国每年毕业那么多大学生,总不能年复一年都分配在北京啊!地方也可以大有作为嘛!”
  她说:“他一分回省里,肯定就得再由省里分回到县里。如今,县里考出来的,没后门,没关系,想留在省里也相当之难。再说他又是学中文的。到了地方,最不受待见的,就是中文系的大学生。”
  我说:“现在提倡大学生到基层,从基层干起。基层也更需要。在县里做出成绩了,还可以被调到省嘛!”她说:“两个月前,他给县里写过信,询问过。县里也不知什么人给他回的信,希望他还是不要回到县里,真回去了也很难安排合适的工作。当秘书,他不是党员。搞宣传,现在搞宣传的人已超编了,还不知该往下裁谁呢!计划生育办公室倒空着一个缺,但要的是女的。接到信后,那一个多月他心情灰到了极点。他曾对我表示,再也不愿碰壁了,听天由命了。他说大不了是从哪儿出来的再回哪儿去,回到他们那个村里去当个‘孩子王’也不错。毕竟他读过大学了。仍然是全村最幸运的人。又说,怕只怕村里的人们误认为他在学校犯了什么错误。要不怎么会读了好几年大学哪儿都不要,又被贬回村里了呢?他说这是有口难辩的事。我听得出,其实他内心里最怕再回到他那个村子。他显然希望自己能预先做好种心理准备,可是又怕这一点最终成为现实……”我张了张嘴,想说句话。
  她问:“你想说什么?”
  我反问:“你……有把握到他毕业时帮他留在北京么?”
  其实我想说的是——能下决心献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也不失为一种人生选择,也是大有作为的……等等。
  但是猝然间我意识到,如果我真那么说了,自己挺不是个东西的。那些话在舌尖打了个滚儿,说出口的刹那临时变了。
  她挺自信地说:“大概没什么问题吧!这也是我能为他做的、唯一最实际的事了!对这一段缘分,从我这方面总得有个善始善终的交待,是不是?”
  我用一支烟堵住了嘴。我明智地认为,此刻“第三者”最不该表示什么态度。而且我也不知应持何种态度。倘说“是”,好像我支持她“终”。倘说“不”,又仿佛我企图代人强求某种“正果”似的。
  她却显得乐观起来。
  她说:“反正一年的时间不长,一眨眼就会过去。这一年内我要加倍地对他好。他毕业再帮他留北京,他会感激我的。每当他回想起大学生活,他便会想起一个女孩儿,曾用温情一再地给他的心灵涂抹暖色,并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我相信,他将庆幸自己的生活里出现过那么一个女孩儿,他将对我终生铭记不忘!”
  我说:“能这样最好,能这样最好……”
  我心里替“表弟”觉得挺感伤。
  “我已经在为他着手进行了!连姐姐都被我调动起来了。姐姐认为我如果能将自己又顺利又得体地解脱出来,就证明我成熟了。许多叔叔阿姨,伯伯婶婶,都答应到时一定竭力帮忙……”
  我还是说:“能这样最好,能这样最好……”
  除了那一句话,我也再寻找不到什么更适当的话。她叮咛我:“你以后在他面前,千万要装得什么都不知道。他这人特敏感!更不能把我的底牌暗示给他。那你就会把我正在进行的事搅得一团糟!你明白么?其实我本不该告诉你这一切。可我今天太想对一个人说说了,要不我怕我会憋闷出心病来……”
  我郑重地说:“如果你希望我发誓,我就发誓。”她说:“那倒不必。”
  说完笑了……
  那一天她总算是心情舒畅地离开了我家。起码使母亲和我感觉是那样。
  她走后,母亲对我说:“要不,哪天,把他俩都找来,我出面,替他们做个主,把他们的事儿定下得了!也算我老了老了,又做了件成人之美的事儿……”
  我不得不以警告的口吻对母亲说:“妈,你可千万不要乱来!”
  母亲不解地说:“这怎么是乱来呢?两个好孩子,又都是大学生,将来又都能分在北京。不是挺合适的一对儿么?”我耐心地说:“妈,现在又不兴订婚那一套了,你想替他们做个主,就能做得了主么?你趁早打消这种念头吧!”母亲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可也是。要说呢,我更喜欢索瑶。心眼好。有情有义的……可小冰这孩子,从那么穷那么老远的一个地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人家孩子可多不易啊!一个好汉三个帮,你也认识不少的人,到他毕业的时候,你就不能也帮帮他?……”
  我已经被搞得很心烦意乱了。
  我有些起急地对母亲说:“妈,你已经有四个儿子了,我大哥至今还在医院,你这一辈子还没操够心么?还认下左一个干儿子右一个干儿子去操心!毕业分配的事,是我想帮,就能帮得上的嘛!我有那么大能耐么?绝不许你替我吐这种口风。你要是对人家主动承诺了,到时候你负责!再说人家索瑶已经着手进行了,那已经是不太成问题的问题了,用不着你,也用不着我……”
  “你看你,你看你!”母亲面呈愠色了,“我不过就这么絮叨絮叨,你倒发起脾气来了!你给我买车票,我明天走,不在你这儿受你呵斥!……”
  三
  很久一段日子里,“表弟”没再来过。“表妹”索瑶也没再来过。渐渐的,我将他们都忘掉了。偶尔想起,也不过就是偶尔想起罢了。并且,随后便又都忘了。原来这世界,能被我们真正挂记在心的人,除了自己至爱的人和至亲的人,实在不太多。原来有些人,一旦闯入我们的生活,也便随他们闯入。一旦从我们的生活中隐失甚至消失,我们竟不觉得真的缺少了什么。何况,“表弟”、“表妹”,原本不过是戏言。是一种八竿子也搭不上的莫须有的关系。所以,我有时想起他们,倒是觉着忘也忘得心安理得。无疚无愧。
  母亲当然常常念叨他们。说又很久没吃饺子了。我说您不怕麻烦您就包吧!母亲必会说,家里连个客人都不来,包也包得没意思。吃也吃得没意思。我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不全是客人么?母亲说,每天来找你那些人,那也能算得上是客人么?他们来找你,不过就为一件事儿,讨稿子。你接待他们,不过就为发表。你们那是纯粹的“工作关系”。倒好像只有“表弟”和“表妹”,才名正言顺的算是客人。
  我认为是母亲不甘寥落和寂寞,往往一笑置之。忽然有一天,久违的“表妹”来了。那时已是冬天了。我记得那一天特别冷。我记得她是晚上八点多骑自行车来的。也没围条围巾,脸颊、鼻尖冻得通红,一进屋就往暖气前凑。母亲当然对她亲热得没比。拉着她双手,就想和她一块儿坐在沙发上,摆开阵式长谈久叙。她很抱歉地说她没时间坐了。她说她没戴手套,手指尖儿都冻麻了,得在暖气上焐焐。她说学校还差十几天才能放寒假,不过她父亲病了,她被允许提前十几天探家,她说已经买好了明天的车票。和姐姐一起走。她说她主要是不放心“表弟”,似乎总觉得,在这个寒冷的假期里,若没有她在他身边,他不定会出什么事儿。她说着说着,眼圈红了。我问她,他们之间是否又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她摇头。她说,当然也许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不过是自己对他太过虑了。她说,她走后,就把“表弟”托付给我这位“表兄”了。希望他不来,我也能到学校去看他一二次。她说要不托付这件事儿,她真的是有些放心不下……毕竟,我属性情中人,我受了挺大的感动。
  我连连保证:“一定的!一定的!……”
  母亲干脆是在抹眼泪。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姑娘呀,你放心,你放心,学校一放假,我就让你表哥把他接到家里来住!……”
  她就一下子拥抱住母亲,和母亲贴了贴脸,还吻了母亲一下,说:“大娘你真好!我要给你捎回来一个药枕头。我们那儿也生产药枕头……”
  她连坐也没坐,始终站在暖气前,和我和母亲加在一起说了十五六分钟的话,就走了。母亲这儿那儿要给她寻找出双手套戴,她没等。她说,她还没收拾东西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追出门想陪送她一段路,却又没带下自己的自行车钥匙(不是故意的)。眼见她骑上自行车,逆着北风,消失在冬天的黑夜里……几天后,在母亲的提醒之下,我正打算出门到大学里去看看“表弟”,他却“光临”了。仍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所穿那身单薄的衣服。严格讲,从上到下,那都不能算御寒的冬装。
  我说:“我正想到你们学校去看看你呢!”
  他说:“我也挺想大娘的,来看看老人家。”
  偏偏母亲不在家,买东西去了。
  我又说:“你很久没来了。”
  他说:“很久没来了。”
  “外边冷吧?”
  “冷。”
  “都考完了?”
  “嗯。”
  “考得怎么样?”
  “马马虎虎。不过全及格了。”
  我自感交谈颇为涩滞。我告诫自己须臾不要忘了“表妹”的叮咛,有意识地避免可能会使他猜测什么的话题。而他,分明的,经久突至,内心里不无猜测。
  因为他似乎打趣儿地问:“我没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吧?”
  我听出那不是打趣儿的话。我看出他不是打趣儿的样子。我觉得他问得并不轻松。我猜想他一路来时,肯定也这么问过他自己好几遍。
  我有点儿做作地笑了。
  我说:“你干吗儿这么认为?”
  他也笑了。笑得极不自然。有心事。
  “这段日子里,她再没单独来过?”
  “索瑶?……没来过。”
  “一次也没来过?”
  “噢,她走前的晚上来过一次。只呆了十几分钟。”“干什么来了?”
  “临回家前告别一下。”
  “她……聊了些什么?”
  “没聊什么。才呆十几分钟,能聊什么?”
  “这人……也不邀上我一块儿来!”
  我有些替索瑶不平地说:“你什么时候能对她好点儿?”
  他愕异地看着我。惊讶于我的话所流露出的立场倾向。我急忙弥补地说:“男生么,应当对关心自己的姑娘们好点儿。”
  他缄口不言了。
  我起身打开壁橱,取出一件半新的军大衣,放在床上。他立刻就明白了什么,局促起来,竟至于面红耳赤了,他语无伦次地说:“我接受……我诚心诚意地接受还不行么?但是我不要……我坚决不要啊!……”
  我理解他的话——诚心诚意接受我对他的批评,但坚决不要我想送给他的大衣。
  我说:“我也没想送给你。借你穿。这是我在兵团时发的,送给你我还舍不得呢!你不至于觉着穿了有损你的形象吧?”他极窘一笑:“行。是要我穿,我就穿。”
  我试探地问:“没事儿的话,今天干脆就住这儿怎么样?”他说“有点儿事儿。”
  我不禁“噢”了一声。暗想肯定非比寻常的一件事儿了。“我……我手臂上长了一个……肿物……”
  “肿物?……”
  他捋起了袖子。在他的左前臂,肘弯以下一寸处,静脉旁明显地凸起了一个蚕豆大小的瘤子。
  我轻轻按了按,问:“疼么?”
  他摇摇头。
  “发现多久了?”
  “一个星期。刚发现的时候,才黄豆那么大。”
  对这方面,我有一些常识。因为阅读各类医书,也是我较主要的消遣的一种。
  “我在你书架上,看见过一本关于癌的书。我想,我想借回去翻翻。不知道你那本书还在不在?”
  我又按了按那肿物,与皮肤并不粘连。根部更大些。而且,隐埋得挺深。我轻轻推了推,推不动。显然较固定。我想象,那定是蜗牛状的一个瘤。凸起的是“蜗牛”的“壳”部。寄生在纤维组织或静脉壁上的,是“蜗牛”的“躯体”部分。那绝非粉瘤。
  亦非脂肪瘤。
  他问:“究竟是什么?”
  我说:“当然是个瘤。”
  他又问:“你看,会是什么性质的?”
  我说:“你别那么紧张,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脂肪瘤。”他说:“我倒不紧张。但是手臂发麻。”
  我说:“那是压迫了神经。”
  他笑了笑,说:“要是没什么大关系,我就不理它了。但……我还是想借你那本书看看。反正现在刊物上也没特别值得一看的小说,还莫如看点儿专科书,能获得些常识。”他那笑,是怪勉强的。
  那本书当然还在书架上。
  我说:“那类书我翻完就卖了。其实你不看也罢。”他愣愣地瞅我。
  我说:“那我去给你找找。”
  他说:“我和你一块儿找吧?我记得夹在哪一排书之间。”我说:“书架我早又重新整理过。我可不愿被你翻乱了!”
  说罢,我便抽身离开,去到另一个房间,将那本关于癌的书从书架上抽下,藏了起来。
  回到他身边,见他的袖子仍未放下来,在瞧着他手臂上那个瘤。像猫研究一只玩具老鼠。
  我说:“没找到。”
  他那种研究的目光,转移到了我脸上。
  我又说:“压迫神经毕竟不好。不能置之不理。我明天要到医院去开点儿药,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和我就个伴儿,一块儿去看看吧!”
  我故意把话说得轻描淡写而又轻描淡写。其实我明天无须乎到医院去开什么药。
  “有时间!我明天有时间!我一定和你就伴儿,正好有些话想和你聊聊……”
  我的建议,分明的,正中他下怀。
  他说着就站起来要走。我让他再坐会儿,坐到我母亲回来。他却不肯再坐了。一副心态不宁的癹惶样子。我也不勉强他,将大衣披在他身上,和他约好在医院门口会面,凭他去了。
  他走后,我独自翻起那本关于癌的书来。
  纤维瘤——良性。
  纤维肉瘤——恶性。常发生于前胸,前臂。血管和淋巴腺附近。并侵袭血管和淋巴腺,导致全身性转移……我想,我不借给他这一本书,是对的。
  在医院,咨询台让我们挂皮肤科。皮肤科的医生二分钟就把他打发出来了,说是应该看外科。我便要他到外科去等,又替他挂了一个外科。那时已经十点多了。外科分号台的中年护士,问我怎么了。我说不是我,是我表弟,就叫他过去,挽起袖子让对方看。对方说,这看外科干什么?去看皮肤科。我替他说,已经在皮肤科看过了。是皮肤科拒到外科来的。对方说,明天吧。都十点多了,给你分了号,上午也看不成了。我说上午看不成,还有下午呢!对方挺腻歪我们似的,扯过他胳膊,又看了一眼,百般厌烦地说,有什么了不得的呀!不就是脂肪瘤么?明天再来看死不了人!她是烦那一天上午就诊外科的人太多了。也许会耽误她中午下班。能推走一个是一个。我忍不住火了,说你是专家么?你敢断定就是脂肪瘤么?而“表弟”,却只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着。显然,到了医院这种地方,又碰上这么一个女人,他简直就不知该怎么对付,只有一声不吭了。那女人听了我的话,冷笑起来,说对对对,我不是专家。二楼有专家门诊。你们干吗不去挂专家号?外科这儿,每天分满一百号为止。正说着,一个人将挂号本和挂号单递给了她。她看也不看,拿起笔就写了一个“100”,递还给那人后又说,瞧,已经“100”号了吧!我看出她存心气我。我想我可别生气。生气就太照顾她了。也会使“表弟”不安。我反而笑了,扯了他的手说,多谢这位女士提醒,咱们挂专家门诊去!“表弟”跟随着我走了几步,骂了一句非常之难听的话。登上二楼,只见挂专家门诊的人,多到近百。排的队绕来绕去。顺着楼梯,又绕下了一楼。窗口立的牌子上写着——已预约到三天之后了……我和“表弟”望而却步。
  我听见他恨恨地嘟哝:“孙子才挂专家门诊!”
  我只想哈哈大笑,但又怕被视为精神病,更怕他再吐出句容易招惹是非的话,或者竟无端地引起某些人们的众怒,又一把扯了他的手便走。一离开医院,我就掏烟吸。我也觉得心头有股无名之火乱蹿,一阵阵往脑门儿拱。
  他说:“给我一支。”
  我说:“不给。你不会吸烟,就永远别沾烟味儿。”他说:“你就当给我一片儿镇定药。在北京,我还没踏入过医院的大门,这次领教了。”
  我犹豫了一下,给了他一支烟,说:“医院就是这么一种地方,等一上午,看三分钟病。要不怎么叫‘看医生’呢?哪位医生三分钟还不够病人看的呢?”
  他只将烟放在鼻子底下使劲儿嗅了几嗅,又还给了我,说:“不能跟你学坏。索瑶知道我吸烟该生气了!”我故作诧异地望着他。
  他说:“你这么望着我干吗?”
  我说:“你感觉对了。男人总得多少体恤着关心自己的女人点儿。”
  我们约好,两天后再来。我说我需要两天的时间托托关系,走走后门儿。我向他保证两天后再来,会一切顺利的。他表示很信赖我……
  两天后我们虽未挂专家门诊,但给他诊断的是一位中年的副主任医师。诊断结果是神经纤维瘤。不过诊断后面有一个不能完全肯定的问号。
  问号使他忐忑不安。
  我对他说:“别疑神疑鬼的。什么人都不会轻易下结论。最后的结论须经过切片和活检才能得出。”
  他说:“那就意味着,还存在是纤维肉瘤的可能,对不对?”我一愣,问他:“什么纤维肉瘤?我没听说过。你怎么知道也有这种可能呢?”
  他说:“我自己买了一本有关的书。”
  “……”
  我不禁仔细看了他一会儿。希望能从他脸上看出些他不必说我就懂的东西。
  他一副坦然的,若无其事的,简直就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早已渗透生命的真谛,到达了生生死死,有何涕哉的境界似的。
  而我看出那不是真的。
  看出了掩盖在无所谓下面的一派张惶失措的心态的紊乱。
  这使我感到我像一个陪刑者。
  外科手术室预约他两个月后动手术。
  我对那司空见惯,真正到达无所谓境界的姑娘说,同志啊,请您替患者想一想,肿物(当着他的面,我避免说瘤,因为它太容易使人直接理解成癌)每时每刻都在继续生长,如果真是不良的东西,现在没扩散,两个月后,岂不就扩散了么?我们都应该加强点儿热爱生命的积极意识啊!她说,如果人人都无一例外地要求照顾,她能热爱得过来么?我早有所料,从小窗口塞入一本我新出的小说集。于是手术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又二十二天。她说是为我们夹了个“契儿”,再一天也不能提前了。而我替“表弟”一再地说谢谢。
  离开医院,走在路上,我试探地问他愿不愿到我家住几天?他先说不忍干扰我的生活规律。接着又说他喜欢独处和肃静。说全系的同学差不多走光了。宿舍里就剩他自己了,成了主人。想几点钟睡就几点钟睡。想几点钟起就几点钟起。想大声唱就大声唱。想写便写。想读便读。他说他想趁机会狠学一段外语……
  我没强求他住到我家去。
  我想,即使有“表妹”临行前的嘱托,扪心自问,我对他做的也算可以了……但是我将他动手术的日子记错了。他比我记住的日子早一天来到了我家,托着左前臂。
  我问:“怎么,竟是今天么?”
  他说:“是啊。”
  我抱歉地说:“真是的,我记成明天了。本来我想陪你的。”他说:“小手术,陪什么啊!”
  我问他手术动得顺不顺利,他说还算顺利。
  忽然电话响了。是给他动手术的医生,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很负责任地打来的。在电话里说,“表弟”紧张得要命。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脸都吓白了。刚一打上麻药,就默默地流起泪来了,还说:“医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你可千万要告诉我实话啊!我已经三年多没探过家了……”言外之意是,如果不幸是恶性的,他要死在家乡……听对方那话,似乎包含着责备我的成分——既然是表兄弟,陪一陪的时间总该有的嘛……
  我只能嗯嗯啊啊而已,不敢多说什么,也不便再问什么,唯恐“表弟”听到,又增加一重心理负担。
  我和母亲没让他走。
  他也没太坚持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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