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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7岁男 T市某小学教师 我非常注意“安全系数”——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钥匙链儿上的小手枪——我快成“核武器”了——里边与外边的一切刚好相反——后天的一对儿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日于永远记着。生日不算，那是必然会记住的，没生日就没有你呀。我说的是另外一种——比如初恋、结婚、离婚、爹妈故去的日子等等。这日子，与你的生命紧紧相关。我也有个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个倒霉的日于。拿破仑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绞死是四月四日，张志新被枪毙是四月四日。我被逮进监狱也是四月四日。七０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满到期应该是九０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释放出来的日子都比抓进去的早一天，否则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这天，注定我倒霉。 直到现在，一到这天，就像我的死期来临，浑身不舒服，发冷，心里什么也不敢想。 这日子就像—个钉子，曾经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来，可这钉子还在。深深的，死死的，钉在我心里。 我在监狱里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为什么入狱，也不知为什么判刑。当法院念过我的“判决书”后，我惊讶地问：“这是我的吗？”直到我被放出来后才明白。不明白还好，不明白还觉得人家总有点什么道理，哪怕因为我踩死过一只蚂蚁。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无边无际寒冷的宇宙里。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两半。一半过去，一半将来，永远连不成一个整体。这感觉你不会体味得到——拦腰两段，还活着呀。 我过去像个傻子。活着好比做梦。 我本人的历史再简单不过。你写吧——四一年生的。小学、中学，中学毕业那年十八岁，没考大学，服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一条小溪没拐弯儿就流进社会。这小溪，清澈见底儿。我活得真诚和认真。可是，上帝事先给我制造点麻烦，叫我投生在一个狗肚子里。 我父亲是个大资本家，盐业公司总经理。但他解放后就不做事了。他喜欢书画古籍，整天在家念书，玩字画，很少出门露面。由于他名气太大，当上政协委员，便做了一身严肃的中山装，逢到开会来车接他，就换上中山装，拄根拐杖去开开会。他收藏的字画都是上乘的珍品，一辈子嫌的钱大多用在这上边了。很多大书画家，比如张大干、齐白石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出生时张大千还为我画过一幅画——一块朱砂画的红石头上，趴着一条石绿色的小蛇，因为我是属蛇的。解放后他把这些珍藏一批批捐献给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惊世之作，四十四尺长的《墨荷图卷》，恽南田二十四开的《没骨花卉册》，都是极精的精品呀！还有文徵明的《横渡春江图》，上面有吴门十八学士一人一段题跋。祝枝山以楷书名天下，但在这幅面后边有他一段一千多宇的草书跋款——这些画全叫我父亲捐献了。他这样做，一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买一点政治资本吧。那时资本家都是这种心理。 这种心理也遗传到我身上，就给我的真诚加进点复杂性。一方面，我虔诚地进行自我改造。“血统”里有问题，便决心给自己“换血”，时时事事都争取好的表现。另一方面，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系数”。吾日三省吾身，几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儿自已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惹了领导不高兴；如果有，就觉得这个系数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儿说的话，做的事，叫领导表扬了，就觉得这个系数猛增，心里就稳当，踏实，有了安全感。我这样做，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学时入了团，工作后当上团组织委员，工会主席，核心组成员。被领导视为“核心”，真叫我受宠若惊，报答之心就异常强烈，更加积极表现。我喜欢历史，对书画也着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书，学书法，这事也主动先向组织汇报，争得同意才去做。比方，我有套西装，淡蓝色的，只穿过一次。那次是元宵节，家里来了许多亲友，我穿上它对镜于一照，也觉得挺好看，可事后就觉察这是潜伏在血液里的资产阶级意识露头，必需防微杜渐，消灭它在萌芽中，这套西装便一直挂在柜里，再没动过，直到文革抄家时被抄走。 我找到一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导表扬+尽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装+谨言慎行=安全系数。 再用这安全系数+业余时间潜心诗文书画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乐是念书、背诵古诗、习字、作画。打开一个大漆黑柜子，把家藏的古人字面一件件搬出来，沉醉那笔精墨妙之中……现在年轻人恐怕会认为我活得可怜，是可怜！可怜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怜的，是我当时觉得这么活得蛮不错，平静，自足，你看，这是我那时写的字：恬静、清雅、谨慎，这就是我。这是我的照片，很文气吧，还有点拘谨，嘿，就这傻样儿。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红卫兵抄家开始。我正在学校写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我还是“核心组”成员。忽然一个老同学骑车来告我：“你们家抄了。”说完转身就走。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跟着就被放在一帮有问题的人里去了，交待家庭问题，挨批判。家里被抄得一空，那些字画珍品，石涛、高风瀚、任伯年、任阜长的名画全侥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没有了”是种什么滋味吗？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没有了，好像一条鱼忽然给从水里拉出来，到空气里，就这感觉。什么安全系数？都是自己骗自己！安全系数——零！我就抱着这个巨大的零，其它任它什么，一点意义都不存在了。 一无所有的家。家里只剩下几个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已；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语录，做检查，一遍遍重复地交持问题，大宇报上常出现我的名字，开头我总怕看见我的名字，可是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经相当习惯了。包括那些没有问题的同事对我没有笑容的表情，呼叫我名字时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声调儿，我都习惯，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了。当亲眼看见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杀，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说很具体、很实在的自由，就是平安无事。 我获得这“自由”大概没问题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来。 事情弄明白后，我并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乱的时候，我弟弟一个朋友的父亲，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党委书记。他被做为走资派斗得死去活来受不了，逃出北京来躲躲。我见他困难，留他在我家暂住。我会烧菜，有时来几个老同学一起吃吃聊聊。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南下去扬州的亲戚家。运动高潮过后他回到北京的学校。他比较有经验，为了争取群众团结他，就告发我，说我家有个黑组织。什么？忘思负义，不不，忘思负义在那时候是常事儿。 我想，这事我有根，因为叫我组织什么我也不敢。折腾一段时间，内查外调弄不出证据，就给我下了结论，说我属于那种“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剥削阶级子女”，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把我放了。还发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一种由市革委颁发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属于“革命群众”的人才发给一枚，相当于一种公民权，或者是现在的身分证。我就戴着这枚像章高高兴兴和一个姑娘结婚了。 结婚那天，望着我爱人，我还在想，从今天起，我喘口气儿也得想想别犯着什么，要不就会对不起这个肯跟我这个穷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没想到四月四日这个倒霉的日子正等着我呢，我连这口气也没喘过来，结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会突然来人把我抓走，关进监狱。这回我怕了，我没犯任何罪，怎么会抓我入狱？我想是不是他们抓错人了？我也不敢问，因为那时抓人是没错的。人好比养的小鸡小猫，抓起来，怎么能是错？ 一进监狱，就必需穿监狱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里，我摘一双大小合脚的穿。穿鞋时发现鞋帮上用红漆写着171号。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坏了，我的犯人编号恰好也是171号。命中注定我进来。这叫命运的暗示。 当然，我还存在侥幸。因为我知道自己没犯过任何罪。谁知生活严峻得连侥幸也不给你。 我一连接受六次审讯，提审都是在深更半夜，问的问题极其奇怪。始终追问我一个问题——叫我交出手枪来。我想，这事肯定搞错了，不是我。我说，你们就是现在叫我出去弄一支来；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弄。我从小在学校，出来工作还是在学校，除去在电影上，见都没见过这东西。 六次审讯后，不再问我任何问题，好像只这一件做梦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狱里，天天学习。这种监狱的设备挺特别，屋中间摆着一条条矮长凳，白天犯人们一徘排坐在上边读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传材料；晚上把一块块大木板往上一铺，睡觉。门上有个巴掌大的小门，是看守的监视孔，只要小门一动，犯人们立刻正襟危坐。后来小门改成—块水银镜子，上边划上道儿，镜面朝里。看守夜外边看得见里边，里边只能看见亮光光的水银镜面，看不到外边，挺妙吧！这一来，犯人们谁也不敢再稍有懈怠了。有一次，我站在门前一照镜于，吓了一跳，我的脸色好难看，惨白，腮也凹进去，左右两个明显的坑，胡于老长，不像人样儿了。后来才知道，我传染上结核病。 我想只要他们查出我根本没手枪，就该放我出去了。一准是弄错了人，除非有人诬陷，谁呢？我是从来不会也不敢得罪人的。谁会忍心将我置于死地？再说北京的中学党委书记那件事已经结案了。 一天，忽然提审我，还是这手枪。 我有点急了，说：“这事没什么可考虑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敢冒犯官方。谁料这预审员没发火，反而态度温和下来，他说：“你别过早关门。我给你提个醒，你从玩具上想想。” 我可奇怪了，这种生死攸关严肃的事，怎么扯到玩具上去？我说：“玩具手枪我倒是见过，可您想想，我是当老师的，我也不能整天身上带个玩具手枪呀！” 预审员今天真有耐性，他说，“别急，你再想想，能带在身上的。” 我再一想，有！是钥匙链儿上那个小装饰物，两厘米大小，一个朋友送我的，是法国货。紫铜上嵌有银丝，很好看。我说：“有一个，是钥匙链上的小坠儿。” 预审员说：“对呀，你怎么不早交待呢？” 我听傻了。难道为个钥匙链抓我人狱吗？难道我能用这小玩意儿犯罪？家家都有菜刀，是不是也全都得关进监狱？我冲着他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他说：“你就把这问题写下来吧！” 问题？满天乌云了，脑袭里也糊涂一团。我就把这小钥匙链谁送我的，哪年带在身上的，哪时抄家被抄定购，全写了。他还叫我照原样画个图。他看看我这份“问题交待”，点点头夸奖我说：“你这态度多好！” 从我被捕到判刑，只问过这么一件事，再没问过别的事，一放就放了八九个月。 开头我觉得这事弄清就该放我出去了。日子一久便纳闷，再久就觉得不对劲儿。有种灾难感。好像我被一种很古怪的魔手死死钳住。这手是谁的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我逃脱不了。 果然，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小雪。有人叫：“171号！”我一出屋，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察就上来，使绳子捆起我，把我押上一辆大卡车，车上还有别的犯人，弄到一个大戏院去公判。到了大戏院，我被命令站在一排犯人的头一个，那时头一个都是量刑最重的，大都枪毙。我想，我完了，没意思了。说什么，喊什么，也没用。我是一只该宰的鸡。那天有两个小细节很特别，在捆绑我时，一个小警察捏着我的手腕在袖筒里转了转，说：“勒得太紧，你就说话。”车子在路途中，常遇到树枝，又是这个小警察对我说：“低头，小心树枝。”那时是决不允许同情犯人的，但他说这些话并不背人。因此我想，我多半要被枪毙了，按常规，枪毙前总要对犯人客气一点儿。事后我才知道，这完全出自他本性的善良。可惜我当时那心情，已经不可能注意地看他一眼，记住他的面孔。 法院宣判我的罪行，总共三条： 一、思想极端反动。 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文化大革命各项政策。 三、文革中，以其家为据点，收听敌台广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 这三条，哪一条都是死罪。在我一片虚无时，只听台上叫着：“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我一听，才二十年？噢，又活了，没事了，那时并不觉得二十年多啊。 判刑后，我校送到××监狱服刑。先要对我进行服法教育。他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就感觉，这张判决书是我的吗？这些事我一样也没有，你们怎么也从来没问过我呀？” 我总这么说，就是顽抗，给送到监狱里一个非同寻常的学习班，叫做“血肉横飞学习班”。再不服罪就要挨打，血肉横飞，就这意思，凶吧？ 可是老实说，我并没挨过打。因为我的结核病已经开始大口吐血，天天带两个口罩，手拿一个密封的塑料痰杯。—个多钟头吐一杯血。每次吐血时都想，这大概是最后一口了。 关了我四个月，我还是没法认罪。一天军代表和管教科长把我叫去，我穿一件空心大黑棉袄，手捧痰杯坐在一张凳子上。 管教科长说：“今天你有什么只管说，想说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我说：“为什么预审时从来投问过我的事儿，都写在判决书上了？说我偷听敌台广播，可文革时我家被抄得光剩下地板了，到哪儿去找无线电听敌台？要写上这条，还得叫我现在去听才能算一条呀！我怎么认罪？您说。”说完我又咳嗽，一咳嗽喉咙就发痒，要吐血。 管教科长给我一杯热水喝。他“哗哗”翻我的材料，然后一推给军代表，也不避我，说，“看，又是这个！” 军代表看了，没吭声，两人沉了半天。管教科长说：“判刑有出入，我们解决不了，现在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必需要过认罪这个关，怎么办？我说个办法，从今天起不再提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说，“不是我提，是天天总对我提这个。” 管教科长说：“好，今后我们也不提了。我问你，你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能不能批判自己的思想？” 我说：“这有，能批。” 管教科长说，“好，你回去准备准备，抓紧点儿。” 转天，监狱召集所有犯人，听我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什么家庭问题呀，白专道路呀，想成名成家呀，然后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一堆帽子。完事，管教科长就表态说：“他的自我批判很深刻，挖掘犯罪根源嘛，你们给他提提意见，说他挖的深刻不深刻？” 管教科长已经说深刻了，谁还敢说不深刻。这就算我认罪服法了，从“血肉横飞学习斑”回到监号里。从监狱里的监狱解放出来，虽然没出铁牢，究竟大不一样。好像从十八层地狱上升到第十五层地狱。 我挺感谢这位管教科长的。在那时，那个地方，人性就这么表现。没多久，他调到市公安局，可是我能被平反放出来，还有他帮忙。那是后话了。 一个人被判刑二十年，根本想不到活着出来的一天。何况我的结核病已经扩展到全身。肺结核、淋巴结核，腹结核，附睾结核……我快成了“核武器”了。监狱里的大夫倒是给我认真治病。只要我不吐血的第七天，我就去挖防空洞。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既不是为了积极表现争取早出来，也不是为了毁自己好早死。我已是四大皆空，心里相当平静了。你问我靠什么为精神支柱，我没支柱。虽然我是政治犯，我却根本不懂政治，那时的政治犯，都不是为政治而去“犯”什么，而是政治需要的牺牲品。我连自己为什么坐牢都不明白，哪来的精神支柱？死活听凭自然罢了。 老婆跟我离婚，妈妈来探监，我从来没掉过泪，不动感情，也不是故意不动，奇怪，没了。这倒挺好。在那里边，有什么感情、希望、信念，都会成为自我折磨。我什么都不相信了，人活成这个样子，有什么意思。唯一的消遣是写写字，把自己能背诵的诗文默写出来。我叫家里人送些雪莲纸，打成线装书那样的八行格，用真草隶篆各种字体一张张写，自称《古调陶然录》。 陶然，也不是自得其乐。无所谓乐，有乐必有苦。想乐，也是追求；无追求，一片自然。这是种以生为死、以死为生、生死相融的境界。没有这境界，我活不到今天，我身边多少人疯了，傻了，病死或自杀！叹，我这些话，你听得懂吗？ 坐牢近十年，唯一给我印象深的是一个犯人，他原是公安局的一位预审员。 他告我他坐牢的原因：一次，他接受处理一桩很特别的案子，是件轮奸案。被告都是文革群众组织的一派要人，其中一个还是市革委会委员。 预审过程中，他发现原告诉说被害事实时，一次一个样儿，前后对不上，他就以“证据不确凿，不能立案”，向上报了。没过几天，上级一位大人物找他谈话说，根据形势需要，哪个人定什么罪，哪个死刑，哪个死缓，都已经定了。上边有要求，要他执行。叫他不要“反其道而行之”。谈话过后，他回家对老婆说：“我可能要出门很久，你别问我去哪儿，也别找任何人打听我。”然后就带着被褥到办公室，打开那案卷，在上边写了四个大字“刀下留人”。然后坐在被褥卷儿上等着。马上他就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在那个所谓“轮奸犯”被判刑之前，他先被判了七年徒刑。 我原先还总觉得自己的案子冤，不能成立，总猜想到底怎么回事，听过他的话，我连猜也不猜了。 天下如此，何谓之冤？ 连冤都不觉冤，这才叫真正的超然世外。日子也过得顺溜了。以至感到“狱中才一日，世上巳三年”。不知不觉，文革就过去了。 七七年的一天，我正在院里放风，贪婪地晒太阳，掐虱子，拔胡子。那扇上边架着机枪的大铁门旁有个小门房，有人在里边隔着窗子叫我名字。我过去，他走出来，原来是当年把我从“血肉横飞学习班”救出来的管教科长。他看左右没人，就说咱们走走，走了半天，他也没吭声，只是用手不断搓着他肌肉沉重的一张脸，搓得胡茬嚓嚓直响。待离人群远了，他低声说了一句：“你赶紧写份申诉，我明早来取，还在这地方。”说完就定了。 我怔住，站了半天。你看，这事儿，有意思吧。我写了张申诉，转天塞在他手里。 我呢，遇到这事并没有多大震动。石落古井，波澜不起了。 那申诉给了他一年多，没动静。如果我要是从那天起就满心欢喜，日盼夜盼，不是自自折磨自已吗？ 这时我已经不干力气活了。在监狱的建筑设计室给一位当过建筑师的犯人当助手。我会画画，帮他描图。突然有一天，管教人员来对我说：“你把东西收拾收拾，你们家里来人接你来了。” 我去到管教科，哥哥弟弟都在那儿，见我就乐了。法院念了我的《裁定书》，就几句话，说我“在文革的言行，构不成反革命罪，通过申诉和复查，宣告无罪释放。”然后把《裁定书》恩赐一般递给我，又给了我十几块钱，一些粮票；一叠证明信，用于到派出所报户口，到粮店登记粮食配额，到工作单位报到等等。别的什么都没有，人就出来了。简单得和当初进去的情况一样，而且一样不清不白。 回家的一路上，看到人流往来久别的人间，熟悉又陌生，亲切又奇怪。宇宙飞人回到地球上也是这种感觉吧。到了家中，亲人的气息，一切旧时旧物，所有眼见的细节一下子都勾起回忆，忘掉了的又都唤醒，我心里可有点骚动。我终究还是凡人，没成仙。可我没掉泪，不是我心硬，面确确实实是心淡了。我的平静，大概叫家里的人吃惊不小。也许正因为我这从外到内整个一个人全变了，才使得家里人哗哗流泪呢！ 一周左右，法院来人给我一张传票，蓝色的，叫我去一趟，并告我：“你可以请公假，可千万别误会，是我们领导想找你谈谈。” 我一进法院，这位领导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上来楼着我的肩膀说：“来了，来了，这回头次见面，咱们得好好谈谈，要是不谈，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呢！” 我好奇怪地等着他说。他说：“文革中有个二.二一讲话，你知道不知道？” “不记得了。”我说。文革初期我对社会上谁斗谁一直都搞不清楚，也不大关心。 他说：“二.二一讲话后，江青批判这里的军管会说，‘你们的阶级斗争搞的不好。上海、北京的资本家子女都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都及时抓了。你们城市有那么多资本家子女，怎么会一个反革命集团没有？’于是，这里的军管会就赶紧抓一批资本家子女，你算其中一个，因为你不是在这之前看过北京一个中学党委书记揭发过你的事吗？可是在调查中又找不到你和其他人之间的任何联系，没法打成集团，也不能放，总得搞出一两个来往上报，所以判决书上说你是‘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既算集团，又不是真正的集团。所以你没有同案犯，是不是？这就是你真实的情况。” 不明白便了，明白了更是一片空茫。 他接着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比你更惨，你坐牢十年，我十一年，不过，比你早放出来几个月。中央派我来查这里的冤假错案，我调查时发现有两个奇怪的案子，其中一个就是你的。材料和判刑没一点相符的。我也看到你一年前写的申诉，所以我很快着手把你的案子平反处理了。算了，都是过去的事了，你还年轻，前边的路还长着呢，对吧！对于你们单位，千万别怪怨他们，连他们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再说句老实话，县官不如现管，聪明点儿，别再找麻烦了，我对你说的全是肺腑之言。愿意听我的这些话吗？” 他的热情带一股冲动。要是十年前，我会拥抱他，可是此刻不过微微一笑。嘿嘿，我早巳听其自然了。 人在监狱里和在外边，正好相反。 在外边，盼好不盼坏；可在里边，盼坏不盼好，如果有好事找你，你就嘀咕了。比方叫你换件衣裳回家看看去，好事吗？坏事！多半是你爹死了，妈病危了，老婆怎么样了。要是反过来对你特别凶，斗你，没事儿，很正常，监狱里还能请你喝啤酒吗？可是如果你在外边挨斗不正好是坏事？ 再说，监狱里的大门，锁着的时候，里边准有人，开着的时候，里边准没人。外边不正好是，开着时有人，锁着时没人？要不小偷为什么都会撬锁呢？还有，监狱外边的锁全在门里，监狱里的锁全在门外，也完全相反吧！你想想，是不是？ 在监狱里，要认为你管教的好，睡通铺。人多时，一个挤一个，最窄每人只有七寸宽的地方，夜里撤泡尿回来就会找不着自己的铺位。但要是认为你不老实，危险性大，反而叫你睡单间。待遇也是相反的。 吃饭，在里边是永远吃不饱的，饥饿感特别强。我一顿吃四个窝头还不觉饱。每天分饭时，眼睛都瞪绿了，可是如果今天让你尽情吃饱，这一下不知出什么事，照顾照顾你，这一照顾准枪毙。 最奇怪的是，我被放出来后，总做梦被关在监狱里出不来，撞笼呵，可是在狱里，从来没做过一次困在牢中的梦。梦里哪儿都能去，名山胜景，世界各地，哪儿好去哪儿。有的梦现在还清楚极了。比方一次做梦，在曙光电影院门口，乘一辆大汽车，车上都是熟人，是谁不知道。车开了，两边全是花园洋房，讲究，漂亮，哎哟，像童话里那样一幢幢尖顶小楼，各式各样，亮着灯，好看极了。我走进一个小拐角，青草小道儿，挺黑，模模糊糊有个中国式亭子，式样挺特别，是两个半个的亭子连在一起的，大柱子，花格扇，里边卖吃的，都是我最喜欢吃的，我就吃呀吃呀，可香啦…… 但这种梦，我放出来后，想做也做不出来了。 直到现在，我还是怕遇到好事，不怕坏事。人家告诉我说，要把我的书法送到全国展览，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犯起嘀咕来，不知有什么坏事，麻烦，跟在后边。 我并不麻木，而是很少有事使我特别激动。你激动是为了什么好事吧，可你怎么知道它一定是好事？你激动是为了坏事吧，但它真是坏事又该如何，又能把你怎么样？你看我，那些年在外边费劲挣“安全系数”，好像系数挺高，其实屁用不管。人家对你真的怎么样，等到揪你时才能看出来。当把你放回来，落实政策了，人人对你笑，挺好吗？假的。因此……因此什么呢？因此我的老同学说我现在比较任性、放肆。做事说话都任自己的性子，很少考虑别人。这看法我承认。任由别人的结果我尝到头儿了，现在只能任由我自己。 我的前妻已经另跟别人结婚了。她有个孩子，不是那人的。我是在和她结婚四十天被捕的，那是四月四日，倒霉的日子。这孩子是十月底生的。我前妻说是她抱来的，不是我的。孩子的模样很像我妹妹，我也不深究了。我有时去看看她和孩子，像老朋友一样来往。这孩子和我有种异样的亲近。当然，亲近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也不要求说明什么，亲近就足可以了。事该如此，就是命该如此。 我自从在监狱里得了附睾结核，性功能完全丧失。监狱里的犯人闹滑精、手淫，我全没有。出来后也不想再结婚成家，当一辈子人间高僧吧。后来碰到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公开说，我这方面不行了，没料到她说，她以前生孩子难产，腹腔发炎，动手术把女同志烂七八糟那些器官全摘完了，也没这方面要求。我们就结合了。两人都没这种需要，谁也不惹谁，相安无事，互相照顾，反而更是谁也离不开谁。这才真正进入了无欲境界。也叫做天生的一对儿，不，认真点说，应该叫做后天的一对儿。 有—天，翻腾落实政策后发还的旧东西时，忽然碰到文革前我写的一幅字，很令我惊讶。好像我写的，又像另一个人写的。我才意识到，我完全变了，变了一个人。无论如何跟以前接不上气了，回不到那趟道上去了，我却并不伤感。我很清楚，伤感是帮助命运害自己。干什么再跟自己过不去，就照自己现在这样活吧。别害别人，也别害自己。 我只相信，谁也无法把我再度变回去。 ***创造了人的上帝，曾经被“文革”战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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