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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的一天早上，我走进店铺，只见大家都在那里，但是都不怎么说话。吉里拉起我的胳膊，对我说：“多恩，我们出去遛一遛。” 我们出了门，他说：“你看，多恩，实在也没有什么事，就是帕特希和弗兰克，他们和你相处得不怎么融洽。他们有点儿不满情绪。” “出了什么事？” “他们觉得对你还不怎么了解，在对你的情况还没有充分了解以前，他们不想让你参与以后的任何活动。你说过，你在迈阿密那里做了不少事，他们想让那里有个人为你担保，这样和你就更融洽一些。” “那么你看呢，吉里？”我说。“我们在一起干过事，对不对？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疑问？” “没有，我对你没有疑问，”吉里有点不自然。“不过，我和这班兄弟一起长大的，你知道吗？他们多年来，甚至未进监狱以前，就一直是我的伙伴。现在他们有这么一点不满情绪，我总得还要和他们共事，是不是？” “去他妈的吧，吉里。我不想提供任何人。” “这事儿我们别急，好不好，多恩？我们进去商量一下，设法解决。” 吉里是入盟党徒，是这一伙人中的老板。我和那帮家伙有些不和睦，他们首先找吉里，向他表示不满情绪，这么做也是对的。他要尊重他们的意愿，因为还得有个先后顺序——尽管他对我信任，相信我，但他认识他们的时间长，认识我的时间短。既然他们有了不满情绪，他有责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加以解决。他处理的方式也很得体，他找了我，先同我交谈。 当时，我的态度比较强硬，表示决不肯当着大家的面说（我不能立刻表示屈服，要拖延时间，玩玩花招），他说我们得坐下来好好谈谈。一旦坐下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个个都会说出不满的意见。吉里不得不偏向他们，答应他们提出的要求，从佛罗里达找个人来为我担保。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担心，因为根据规章，处理这种问题要按照正常的方式。 我们回到了店铺。我走到帕特希跟前，问道：“你有不满情绪吗？” “你说过，你来这儿以前，在迈阿密干过许多抢劫的事，”帕特希说，“可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你到了这儿，似乎什么事儿都要管一管，我和弗兰克想知道你干那些事的同伙，这样我们可以把你查清楚。” “你不需要把我的底摸清，”我说，“我在这儿干了五六个月，吉里满意，其他的朋友也满意。你们待在牢房里，为什么一定得让你们满意。” “哼，你得要让我们满意，”他说，“我们到后面房间去，坐下来谈。” 大家都进了后室。帕特希坐在桌子后面。他说：“你可以是任何人，干任何事。也许你是个暗探。因此，我们想了解你的底细，需要有个人为你担保。” “我不想将任何人的名字给你。” 帕特希打开了一个抽屉，掏出一支0.32自动手枪，放在自己前面的桌子上。“不说出个人名，你就别走。” “我不会说出什么人的名字来满足你的好奇心，”我说，“你不了解我吗？我也不了解你，我怎么知道你就不是个密探啦？” “你那张嘴真他妈的会花言巧语。你要是不说出个人名来，出路只有一条：把你的尸体裹在毯子里。” “名字我就是不说，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好了。” 这时候，气氛相当紧张。吉里设法充当调解人。“多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让他同某个人联系一下。这样大家畅快些。这事儿大家也就别再提了。” 自从他从抽屉里掏出手枪，我心里就一直很清楚：我要给他说个人名字。因为他当着众人的面干到那种程度，他是不肯退却的。可是，即使在同伙面前，你也不能轻易说出自己的联络人。你要向他们表明：你是个腰杆挺直的硬汉子，对于和自己在一起合伙干事的朋友，你非常谨慎，坚决保护他。因此我要让他们感到困难重重。我装得好像真的很烦恼，对此事显得深思熟虑的样子。 我说：“好吧，算是帮吉里一个忙。我就给你个人名，你可以同他核实。可是，这个朋友要是出任何事，完全由你负责，我就找你算帐。” 我把在迈阿密的一个伙计的名字给了他。 他说：“大家都坐在这儿别动。我去看看能不能和那边了解这个家伙的人取得联系。”他说着就走了出去，随手猛地关上了门。 我对给他的那个名字感到很担心，那是一个知情人的名字，是迈阿密的一个盗贼，也是那边另一名特工的知情人。我在从事隐蔽工作的时候，曾经做了有意安排。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另一名特工，要他对这个知情人说：如果有人问到多恩·布拉斯柯的情况，知情人要说：他和布拉斯柯在一起干过几回，布拉斯柯是个可信赖的伙计。那个知情者甚至还不知道多恩·布拉斯柯是什么人，只知道在有人问到的情况下，他应该为他担保。 因此，我现在有几方面的担心。那是七个月以前的事。知情人是不是得到了信息，我没有绝对的把握；即使他得到了通知，那末隔了七个月以后他是不是还记得？万一他背叛了，我毫无疑问要挨揍。这一伙人当中，其他的人不闻不问，骑墙观望，可是帕特希和弗兰克会崩了我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之间积了怨仇，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已闹得太凶难以收回。 帕特希出去以后，我坐在那里，照样与其他的伙计在玩金罗美，在吹牛，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大家都不提刚才的事。可是我怎么也得拼命想个办法出去一下，至少要出去打个电话。 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我看大家都松懈了，我就说：“我出去喝点咖啡，吃点面包卷。有谁要，我都可以代买。” 弗兰克说：“你哪里也不能去，要等帕特希回来。” “朋友们，我们待在这儿干什么？”我说，“我没有理由要走嘛，不过该吃中饭了。” “你坐下，”弗兰克说。 要是有可能，说什么我也非得逃出去不可，因为我不想坐在那里，等待耳门后挨一颗子弹。前面有个门通到外面，估计帕特希出门时已经锁住；后面一道门早就钉死，从来没有用过。房间有4扇窗户，全都闩住。我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我可以动手拿桌子上的手枪，就那么回事。可是在帕特希无论带回什么消息之前我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我说不定还能侥幸过关。如果我真的好运气闯过这一关，我和科隆坡这班人马打交道的基础就会更加牢靠。 我们在那儿坐了几个小时，除了我以外，个个都在烟雾缭绕。我们都坐在那里休息、玩牌、吹牛。 大约到了4点半，帕特希回来了。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平安无事。他脸上的那副表情就说明：我又一次击败了他。 他说：“好了，我们得到了回话。你朋友对你认可。”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别人松口气，我可没有。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个地步，我不能就这么罢休。我还不能马上就发作，只是说：“你发现我没有问题，我很高兴，非常感谢你。”普普通通的语言往往很有力量，大家都懂得这话的含义。我遭到了审查，我也得挽回一点面子，以向大家显示一下，我不是那么好惹的。我得缓和一下气氛，我要揍他一个。 手枪还放在桌子上。不过此时全都站起了身，准备动身散了。我想先揍帕特希。可是弗兰克正好位于我和手枪之间。我转过身，不在意地从他身边擦过去，对他猛击，他倒下了。帕特希扑了过来，我痛打了他一顿。这时候，其余的人迅速过来把我们拉开。我本指望大伙儿来拉开，否则我不能松手。因此我摆正了我的姿势，以防他们俩同时对我袭击。 帕特希坐在地上，对我瞪着眼。 “你这混帐东西，”我说，“下次要是见到我，你最好闪开道儿走。” 桂多是他们一伙中最顽强的一个，迈步走到我前面，对着大伙儿说：“多恩的事到这儿就结束。我不想听到任何人再说多恩一个不字。” 在星期二漫长的午餐时间，萨利俱乐部是人人都想畅所欲言的地方。大伙儿谈论盗窃的事，谈论党徒之间互相怀疑的事，谈论闹笑话的事。大家都互相揭短，互相取笑。 下一次在萨利这儿吃午饭时，关于假钻石的事正是大家取笑的话题。大家称呼我“珠宝鉴赏家多恩”，还说，我大概以为所有的钻石都是假的。他们把话题转到了帕特希身上，说他弄到一颗假钻石还那么趾高气扬。有人说：“帕特希有一天会得到一些真的钻石，但是不能拿给多恩看，因为多恩见到就会说：那都是假的。帕特希区别不出来。”大家哄堂大笑。 我和帕特希及弗兰克尽管还互相打交道，但自那以后，他们不敢和我胡来，对我表示一些尊重。后来，说来也真有讽刺意味，帕特希还成了一个知情人，列入了联邦证人保护法保护的名单里。 我在1977年3月认识了安托尼·墨拉。他邀请我到小意大利居民区。他开了个车站小餐馆，在玛迪森街道的115号。我们过去常常到那儿去，要么过街到一个叫荷里得酒吧店里。 墨拉把“本杰明·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①介绍给我。此人像他一样，也是布拿诺家族的一名士卒。勒菲蒂也像墨拉一样，是个职业杀手。他有个社交俱乐部，在玛迪森街道的43号，离墨拉的车站餐馆不远。墨拉过去常常到那儿去。在俱乐部外的人行道上，他把我介绍给勒菲蒂。“多恩，这是勒菲蒂，我的朋友。勒菲蒂，这是多恩。” ① “勒菲蒂·甘斯”（“Lefty Guns”）：原意是“左撇子开枪的人”。 勒菲蒂五十一二岁光景，身高和我相仿——6英尺左右。生得瘦弱，略显驼背，窄脸膛，一双眼睛很锐利。 墨拉转身与别人谈话去了。勒菲蒂目光对着我，问道：“你是哪儿人？” 他说起话来有一股浓厚的烟味。我回答说：“加利弗尼亚。我大部分时间是在那儿和迈阿密之间度过的。我现在住在三大道九十一街道上。” “你认识托尼有多久？” “好几个月。最近几个月，我主要在布鲁克林的十五大道上，和一个叫吉里的朋友待在一起。” “我认识吉里，”勒菲蒂说。 在认识他以前，我从来没有受过邀请到勒菲蒂的俱乐部。我和他们没有联系，没有他们的允许是不能进去的。自从认识以后，我几乎天天到勒菲蒂俱乐部去和墨拉相会，因此对勒菲蒂逐步有了了解。 这时候，我的时间分两方面度过：一方面和小意大利居民区的布拿诺家族的墨拉、勒菲蒂以及其他成员来往，另一方面又同布鲁克林的科隆坡家族的吉里一伙人周旋。由于我没有正式属于哪一伙的人，因此，即使没有谁怂恿，我也可以在两个家族之间自由走动。可是，由于你在每一件细节问题上都面临严峻的局面，你还得有许多事要处理。 我还要抽第三部分时间花在“太阳苹果”这个计划上。“太阳苹果”计划中的“太阳”那一部分进展不如“苹果”方面顺利。特工乔·弗茨杰拉德已经着手工作，和我一样有了新的身份、寓所以及其他方面的东西，我们的工作基本相同。弗茨在迈阿密一带的街道工作中干得很不错，监视了许多在逃的案犯。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行动计划并没有取得如期的进展。他所能接触的只是从纽约逃出的歹徒，小恶棍，以及信用卡诈骗犯一类的人，没有接触实际性的党徒。 既然我得到了科隆坡和布拿诺这两个家族的人员的信任，我们认为我或许能促进迈阿密方面的一些联络。因此，我不时地到那儿去，和弗茨一道四处溜达，让人们知道：我和布鲁克林及“玛迪森街道”有联系。 我和弗茨一道出入有双重任务；第一，如有可能帮助弗茨找个纽约方面的联络党徒，向这个党徒表明他可以信任；第二，建立我自己的联络信任感。我将告诉纽约方面的那伙人，我到迈阿密来要采取一些行动。我还在适当的场合露面，让人们看到我在那一带出没。消息总是有消息的作用，你只管相应地等待。 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叫萨米的娱乐场所，那里有许多党徒来来往往。我们待在酒吧里。弗茨和他右边的几个女人在谈话，我坐在他的左边，在酒吧的L室里。在L室的拐角处有三个伙伴一起在闲聊，其中有一个已经喝醉。我认识那家伙，是纽约来的不三不四的党徒。 那个醉鬼对我在大喊大叫：“嘿嘿，你！嘿嘿，你！我认识你呀。” 我没有理他，他跑过来抓住我的胳膊：“嘿嘿，我和你说话啦！”他叫着。“我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谁跟你一起啦？” “我和他一起，”我指着弗茨。 那家伙不仅喝醉了酒，还说些不该在那一伙党徒中说的话，问一些不该问的问题——比如我是属于哪一个家族的。我招呼和他在一起的两个家伙：“你们的朋友醉话连篇，他已经失控了。我建议你们让他冷静下来。” 那两个家伙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我把酒吧招待员叫了过来，对他说：“我想请你知道这个伙计喝醉了酒，他在乱说一气，如果出了什么事，你可以作个见证。” 那个醉鬼还在不停地说话：“我知道你从纽约来的。别背着我呀。和谁一起呀？” 我靠到了弗茨身上，说：“那家伙又抓我了。我想得教训他一顿。” “没问题，”弗茨说。他站在那里，6英尺5的个子。“准备好了就告诉我。我来对付另外两个。” 醉鬼抓住了我的肩膀：“嘿，我和你说话呀！” “准备好了，弗茨。”我说。 我伸手揍了醉鬼一顿，他歪歪倒倒，从椅子旁边栽倒下去。与此同时，弗茨揍了第二个，接着揍了第三个。三个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在地下。 在场的人都转身走了，因为党徒与党徒之间，谁也不想管别人的事。 我对酒吧招待员说：“你看到、听到了，对吧？” “对，对，”他说。 “因此，如果有人来问这儿的事，就说这个家伙喝醉了酒。弗茨知道，怎么与我以及我在纽约的朋友联络。” 后来获悉，那个醉鬼是卢克彻斯家族的成员。消息果真传到了纽约。事情也就平息下去。这件事有助于我的形象。 我和弗茨在迈阿密地带闲逛，逛的地方大多有可能是党徒联络的地点。这些地方有：斯尼基·彼特酒店、查利·布朗牛排餐馆、董事俱乐部、托尼·罗马酒店、金海岸酒店以及福特·劳得戴尔酒店。 但是我们并没有套到大头目，和他们谈话。我一连几个月，都在科隆坡和布拿诺家族之间、在纽约和佛罗里达之间来来往往、进进出出。 有一天晚上，我和弗茨到了福特·劳得戴尔酒店附近的一家夜总会，坐在酒吧里。弗茨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他把我都向他们作了介绍：“这是纽约来的多恩。”他们都要到盥洗室吸可卡因。我待在酒吧里，和几个蹩脚的党徒及他们的女朋友在一起闲聊。 这时候，有个家伙从盥洗室那边出来，往我这儿走，手里拿着一只开口的小瓶。他把瓶伸到我的面前，说道：“这儿，多恩。吸一口吧。” 我击了他的臂膀，瓶子打飞了，弄得可卡因撒满了一地。我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举了起来。我说：“我不吸那玩艺，你没必要送给我，再也别送给我了，永远别送。我靠那家伙赚钱，但是我从来不吸。我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 “可是你看你，你这是干什么，”他哇哇叫，“撒下的都是我的可卡因啊！” “记下这次教训，”我说，“你要他妈的昏头昏脑，那是你的事。别拿到我这儿来现眼。” 我这么做并不要表明我是个强硬的党徒。但是像吸毒这一类的事，你在这一伙人当中不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果你有了第一次，或许你只要流露一下你是个常客，或者说一声“待一会儿吧”，这就给人有了以为你是个吸毒者的印象。如果你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那就说明你处在为难的境地。你是想叫别人继续向你提供。如果你说：“现在不吸”，接着仍然拒绝、拒绝再拖延，别人就会感到不解。这家伙是怎么回事？但是，你一开始就采取果断的态度，我不吸，永远不吸，这就完了，谁也不会再来找你。 有许多人有误解，以为党徒一伙人个个都是大酒鬼、大恶棍。一部分人是这样——大部分是年轻人在吸毒，他们比年长的人所占的比重要大。可是有许多党徒干的你并不能都说有什么不好。托尼·墨拉杀了二三十人，可是他只喝加苏打的饮料。 作为一名隐蔽特工，尽管你是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但是你所打交道的人仍然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你还得遵循现实世界的准则。这些准则包括：你怎么样树立自己的标准，自己的信誉，以及你的人品。我认识一两个从事隐蔽工作的伙计，他们的确吸毒，只是因为他们以为那么做就能打成一片，或是表明自己是坚强的党徒。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你做人的标准和个人的品格是不能妥协的。精明的党徒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行为。你看上去像个什么大人物，可是你没有自己的思想，因而也没有力量。 我不吸毒。正因为我是在干隐蔽工作，我也没有学着吸毒。如果我在外面因为工作需要而吸毒，我以后怎么说服孩子不要吸毒呢？ 我不吸毒还有一个原因，一个很实际的原因。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总有一天我完全要为我们参与的这些案件出庭作证。我不能撒谎。我不想以吸毒、酗酒或干任何表明我缺乏人品和个性的事来损害我的信誉，以致冒着丧失信心的危险。 当时在关键时刻我没有想到这些，那个家伙递可卡因给我的时候我也没有仔细想过。我当即作出了反映，因为我干隐蔽工作以前，我在头脑里就已经有了界线，明确了自己的首要任务和工作准则。 在任何情况下，我要完成我想干的事。后来我参与到贩毒活动中，谁也没有为我个人输送毒品。 有一次，我在迈阿密和弗茨一起工作了一周。我对吉里及其一伙打了招呼，说我要到那儿去。但是我没有回告他们要找我所拨的电话号码。 事实上他们曾经要找我，因为他们正在准备干一桩很大的买卖，要我参加。 他们在佛罗里达有联系。桂多对我说，他在佛罗里达干了9年的贩毒交易。尤其是在基·威斯特一带，他在那里的联络已发展到警察部门和该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维尼对我说，他有个朋友在斯塔藤岛上有个苗圃，他在那里种植大麻，面积很大。到了8月份收割以后，桂多就运到佛罗里达走私。 这一次他们得到了消息：福特·劳得戴尔酒店附近那里有一幢房子，他们很容易得手25万美元现金。行动只要4个人。他们和我没能联系上，吉里就和桂多、帕特希及弗兰克合在一起。我回到纽约时，他们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他们的抢劫成功了，但那是一场劫难。 他们在佛罗里达的消息提供者说，一位年长的夫人在保险柜里存放了现金和钻石。桂多在迈阿密为干此事买了撬保险柜的工具。他们来到了这幢房子，亮出了侦探徽章，对那位夫人说，他们正在从事侦探工作，需要进屋。进去后，他们用手铐铐住了那位夫人。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保险柜，也没有25万现金。 他们发现天花上有子弹穿孔洞，银行存折上表明：头一天从保险柜取出了大量的钱存在了银行，剩下的现金不多。在他们除去了飞机票、抢劫工具及其他费用以后，出门时只有600美元。 原来提供的消息是准确的，但是为时已晚。后来那位消息提供者补充了事情发生的原委：那位夫人的丈夫已经死了，留下了25万美元的遗产。他答应把大部分钱给他的侄子。可是那位遗孀不喜欢他的侄子，不想把钱给他。侄子来取钱，企图威胁那位夫人。他掏出了手枪，对着天花板放了两枪。可是，她没有交出钱。第二天，她把钱存放在保险柜里，那正是桂多和吉里去偷盗的头一天。 “如果我事先知道了这个情况，”桂多对我说．“我决不会去干那种事。” 吉里从飞机场那里弄到1，200只女式和童式手表。他把样品带到了店铺。像以往一样，他给了一只给我，如果我能推销，他就都给我推销。那一只是样品：石竹花牌。 与此同时，他已找到了一个有意向的买主。有几个伙计对一部分赃物表示了兴趣。第二天下午，我们待在后室里，那两个家伙走了进来。 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我认识。我隐蔽以前在汽车拦截小队工作，两年前他受控拦截而遭到逮捕。 我在纽约时，在街道上工作只干了几个月，似乎没有逮捕几个人。如果你逮捕过什么人，一般说来你能记住这个人。我能记得他的面孔，还记得他的名字叫乔。正如任何恶棍一样，他通常也能记得逮捕过他的警察。正好是这种事落到了你的身上。眼下就是这样的局面。 他们介绍了我。乔认识别人，但不认识我。我注意他的表情，没有什么反应。我不打算找什么借口要求离开，因为他可能会因此而想起什么。如果真是那样，我想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我会知道。如果我离开了，他想起了什么，我回来可以打个埋伏。我注意他的表情，他的眼睛，他的手。 他们商谈手表，商谈价格。我决定要和他搭话。有时候，如果坏家伙对你感到紧张，他在谈话中躲躲闪闪，只想回避你。我估计，如果我同他谈话，我能知道他的反应——他要么很随便，要么想回避和我谈话。我要弄清楚，因为正好有个好机会，使我可以和他搭上腔。 “我想问一下，”我说，“电子表你们能用得上吗？”我带了一只，拿给他看。 “这表倒不错，”他说，“什么价？” “你买的多，给你每只20美元。” “我回去查查看，再告诉你。在哪儿能找到你？” “我每天都在这儿，”我答道。 谈话很正常，他的反应没有什么不自在。他们又谈了一会就走了。整个谈话时间大概只花了20分钟。那家伙根本不和我多谈。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对此你毫无办法，除非你振作精神。 几天以后，我问吉里：“乔和另外那个伙计，他们买不买这些表？” 他说：“买呀，他们买了我的一部分。不过，你的表他们可没有找到市场。” 吉里那一伙人当中，经常有人问我有没有好的路子贩运大麻和可卡因。我未置可否。那时候，我只是把我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向联络特工汇报，还没有涉及到毒品方面。当时，联邦调查局对毒品方面并没有花多大精力。对于小规模的毒品走私活动我们不想涉及，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当局许可买毒品，不可能不受到检查。因此，我们的行动仍然处在买卖搜查的标准上，要是碰到一个就搜一个，我们的整个行动计划早就告吹了。因此，为了不使我长期隐蔽行动过于复杂化，我应该与毒品交易明确划清界限。 桂多到店里来找我，问：“今天有安排吗？” “没有，我准备出去溜达溜达，今天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回答说。 “和我一道出去一趟，我要到新泽西去。” 我们驾着吉里的蓝色1976卡迪拉克轿车。我们穿过韦拉扎诺·纳罗斯大桥到达斯塔藤岛，在岛上转了一会儿又回头过了大桥返回到布鲁克林。 我问：“你不是说要到新泽西去吗？” “是的，要会个朋友。” 我们行驶在布鲁克林——奎英斯高速公路上，驶过布鲁克林大桥开往曼哈顿，从罗斯福大道向北行驶。桂多在斯塔藤岛转了一会儿，显然是要行驶安全，确保没有人跟踪。我们过了乔治·华盛顿大桥到了泽西市，从巴里萨的斯大道往北行驶。 中午稍过了一会，我们到达了新泽西的蒙特维尔。在萨米特公路和斯普林·瓦留公路的交叉口，桂多停了车，到电话亭子里打了个电话。然后回到车上，我们就坐在车里。 “等一会儿，”他说。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一辆黑色的奥茨轿车停在我们旁边。开车的招招手，要我们跟在他后面。我们跟在后面向北行驶了几分钟，过了新泽西边界线到了纽约州。我们来到珀尔河边的一个商业中心。桂多和那人下了车，在交谈。那家伙有6英尺高，体重180磅，蓄着黑色胡须。桂多招手要我下车。 那家伙打开他的大箱子，里面有4只纯棕色的纸板盒子，我们把盒子转移到了桂多的大箱子里。 桂多问：“有多少？” “给了你98磅，”那人说，“你就付给我98磅的钱就行了。” 我们回到车上，往布鲁克林开。 桂多指着箱子里的大麻，说道：“在哥伦比亚，我们1磅就赚275美元，以寄售方式。我还能搞到175磅。那伙计说，他还可以向我们提供可卡因，但不是以寄售方式。现款交货。” 我把纸盒子卸下车，放在吉里店铺的后室里。第二天我进去的时候，纸盒子全不见了。他们不把毒品放在店铺里。桂多递给我一小袋样品。那还没有脱净，有梗子、叶子、种子。他问我：“想想看，能不能推销掉？” “不太清楚，”我说。“在我的朋友当中从来没有干过这类东西。我要打听一下。” 我把样品放在身边保留了几天以后，交还给了他。我说：“我打听的人都不要。” 据我的观察，这些党徒自己并不吸毒，他们对此有严格的规矩。如果他们都是吸毒者，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确有可能在试探我。事实上，你和这些家伙在一起，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你是搞抢劫，捞钱。 根据黑手党的传说，据说他们有禁止吸毒的法规。往日里，搞毒品买卖赚不到大钱，他们不干这一行。如今这买卖能赚大钱，什么法规也就遗忘了。正如干别的事一样，黑手党对于只要能赚到钱的事，没有不干的。 有一天早上，吉里坐在店铺后室的桌子旁边，在一些表格上填写什么。 他说：“我有些申请表格要填。” 这些都是小型企业管理局借贷申请表。他对我说，他们在管理局里有个伙计，负责借贷。因此，吉里就填申请表，全是伪造，所有的栏目都胡乱填写：乔·克拉普，是个废品行贩子，假公司，假地址。填好以后，他就交上去，局里那个伙计就批准了。那时候，小型企业管理局势头很大，有各种各样的资金。只要申请表填得合理，申请的数字不太高，不要引起人们注目，一般局里不会作什么大的改动。吉里也就申请20，000美元这一类的数目。他们雇用的在局里工作的那个家伙就批准，给他20，000美元，自己拿5，000美元，吉里拿15，000美元。 最大的问题是你用不着偿还。因为申请表上填的内容全是假的，他们怎么可能找到你呢？吉里就这么干过几次。 又有一天，我去了俱乐部，吉里不在那儿。我问维尼：“人呢，都到哪儿去了？” “吉里和桂多有个追捕任务，”他说。“他们要找个人，要把他干掉。” 关于杀人的事，你别问什么。如果他们要让你知道，他们就会告诉你。但是，我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地得到情报。所以吉里回来以后，我就问他：“你们到哪儿去了？” 他说：“我和桂多找一个人。” “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干？”我问道，好像以为要干抢劫一类的事。 他渐渐地谈到关于即将要干的一桩抢劫的活动。我还想把话题绕到他们追捕的那个人身上，但是他不肯谈。他不肯告诉我，这也不是什么不正常的。我算什么？那时候，我只不过是和他们才混几个月的伙计，更不用说我还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你要是干一桩什么事，你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不知道这次的凶杀是否下了手。惩罚人的事你不好乱议论。我在和黑手党党徒打交道的岁月里，他们有时候也围坐在一起，议论他们往日干了多少工作——“工作”就是指凶杀。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从来不谈论凶杀的某个具体人，也不谈论即将凶杀的是什么人。如果凶杀中出了差错，他们稍后一些时候会坐下来作为谈笑的话题。 有一次，我和勒菲蒂·鲁吉埃诺一道出去，来到小意大利区他开办的交谊俱乐部里。他和一帮党徒正在谈笑一桩工作。他们要凶杀一个人，对这个人尾随了一个星期，寻找机会下手。后来，他们得到通知凶杀取消，不要杀那个人，原来他们搞错了跟踪对象。他们差一点杀错了人。他们把这种事视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妈的，你猜怎么着？我们跟踪了一个星期，哪儿知道跟踪错了对象——哈，哈，哈！弄得我们每天晚上都跟着那个小子。这小子倒他妈的有点儿命大，是不是？哈，哈，哈！” 7月4日，是周末，吉里要招待大家野餐。他在新泽西海岸那一带有一幢房子，位于海滨山庄，离海滨有一个街区。他招待所有的党徒，他们的妻子或女朋友。 我去了小意大利区的佛雷塔市场，那是意大利居民区的肉类市场。我买了香肠、冻肉以及干酪等，准备带到那儿野餐。 当然，我还没有结婚。人们以为我在这儿或那儿有几个女朋友，但我从来不带她们在身边。那些党徒有时候也问我为什么从来不带女人在身边，我对他们说，我还没有特别中意的。 我一直戴着爱尔兰的“双手托心”戒指，因为那是我妻子给我的。戒指上有手形花纹托着一颗心，心上有顶花冠，象征爱情、友谊和忠诚。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这只戒指。 我们在外面野餐。大家坐在桌旁，有个家伙的女朋友说：“多恩，你戴的戒指很漂亮，那是爱尔兰的‘双手托心’戒指，对不对？” “是的。” “这不就是爱情戒指吗？不是作为婚礼戒指吗？” “对，有时候是这样，”我说。有个党徒还问到这方面的情况，我就编了一段爱情史。 那女人接着说：“既是这样，你还戴他干什么？我认为你又没结婚什么的。” “对，我是没有结婚。我接触的很少几个女朋友当中，有一个我倒是很爱她的。这只戒指是她送给我的。过了几个月以后，她抛弃了我。我却还戴在手上，因为我不想忘记她。” 有个党徒有点疑惑不解的样子，问道：“你肯定吗，你还没有结过婚？” “怎么啦？” “因为我实在不可理解。你说，你很爱那个女人，甚至她抛弃你以后你还戴那只戒指？” “是啊，怎么不可以呢？” “我就觉得，你不是那种能爱别人的人。你呢，一会儿到东，一会儿到西，你不可能爱上什么人，也不会同谁有什么联系。” “不过，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总有那么个时刻你有所爱的女人，一个特别的女人。因此我宁可记住她而不愿忘记她。这同别人有什么关系呀？” 只有在我干搬运重活的时候，我才把戒指拿下来。在整个隐蔽工作期间，我一直戴着这只戒指。别人议论我的戒指也只有这么一次。 我和吉里的科隆坡家族成员以及墨拉和鲁吉埃诺的布拿诺家族成员在一起花了很多时间周旋，还要到佛罗里达和“太阳苹果”那边的乔·弗茨那里一道工作，根本就顾不上回家了。我没有看到学校里的体育运动节目的比赛，也没有看到我女儿们的啦啦队。两个女儿的生日我没能参加，连我自己的生日也没能回家。我们结婚的16周年纪念日我不在家里。为庆祝这个日子，我妻子到了霍尔及盖尔夫妻俩那里。他们是她的朋友。她和他们相交一年以后我才认识了他们。我每个月回家可能只待到两三个晚上。 我一旦真的回到家里，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要尽量弥补失去的家庭欢乐时光，但我又不能把我同党徒打交道的工作完全置于脑后。 我设法参加了我弟弟的婚礼。这是一种意大利式的婚礼，一般都很隆重，收到的彩礼有许多现金和支票。婚礼以后，新郎和新娘立即就度蜜月去了。他们不想把钱带在身边，要我把钱保管一下，等他们回来。我弟弟说：“把钱放在我哥哥这个联邦调查局特工身上，谁还能有他那么保险？” 我把一大叠现金和支票放在我车子的前座位下，就开车回到了纽约市。 一个星期以后，我弟弟向我要那些钱。钱不在我的寓所里，哪儿也找不到，仍然还放在我车子的前座位下。自那以后，我到处跑，到过市里的各个里弄，车子在停车场停过，在车库里停过。我把钱的事完全给忘了。 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在工作中陷入到什么程度。后来我弟弟告诉我：他开始对我起了疑心，以为我背上了什么沉重的包袱，连他的钱放在什么地方都忘记了。我工作上的分神引起了家中的龈龉。 这毕竟只是暂时现象，因此情况可以容忍下去。就几个月的隐蔽工作。但是，我的行动计划已经超过了6个月期限，我还没有接触到高层次的党徒。可是，没想到我正逐步深入到党徒之间，在小意大利区和布拿诺家族成员墨拉及鲁吉埃诺联系上了，他们又把我介绍给了其他人。我的隐蔽工作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我在体力上常常感到很疲乏。但是每天的活动又使我振作精神。工作的进展使我感到很舒畅。 在这全部时间里，我要设法记住发生的所有事件。由于我不作任何文字记录——即使在寓所里，我也不敢记什么或写下什么——我只能记在脑海里。像谈话中讨论的某个刑事方面的活动，俱乐部里新来了什么党徒，各种买卖，各种抢劫，与此有关的各个党徒，一切的一切，我都要尽力记住。联邦法庭最终审案将要根据我记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作出裁决。 这是一项非常紧张的工作，而且还要有点技巧。比如记车牌执照号码，记武器的系列序号三位数、三位数地记。麻烦的是我不能问许多问题——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特工时就受过这样的训练。我所记忆的东西有许多是听说的，这些情况我不能要人家重复说给我听，而且我认为需要核实的情况也不能问别人。抢劫来的赃物进进出出，我不能要求仔细过一下目，不能问从哪里抢来的，或送到谁的手里。我只是指望有人自愿和我谈这些情况。我要尽力摆出姿态，装作只顾自己而不管他人事的样子。 集中精力谈话也很伤脑筋。大部分谈话纯粹是海阔天空，以及一些琐碎事——理一次发、买一双新巴利鞋；迈特枪和杰英特枪怎么使用；中国人和波多黎各人怎么在糟蹋邻里；卡迪拉克牌轿车比林肯牌要优越多少；我们应该怎么样轰炸伊朗；应该怎么样烧死强奸犯；等等。每个党徒都津津乐道地谈论自己怎么把变节者拖进来，自己又怎么顶上去。这帮党徒大多数人毕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都是清一色地从里弄里长大的歹徒。 但是，他们在城市中有巧妙的生存能力。买卖的线索自始至终都贯穿在所有活动之中。他们的买卖就是偷盗、凶杀以及黑手党的政治——谁浮谁沉，谁完蛋了。有人可能在谈论某个大地方买削价的牛排，实际上同样的一句话指的是一次凶杀；要么是某个人入了盟；要么他们又收买到了某个政客。这些趣闻会使谈话连续下去，但随时都会改变话题，谈过也就烟消云散。如果我不随时有所准备，就有可能忽略了我需要记住的东酉。我又不能制止他们的话插问一句：“某地方的警察队长是不是买通了？” 不仅如此，为了不至于引起怀疑，我还得使自己的谈话方式和他们相一致。有时候我要改变话题，或者在他们谈论可能是政府感兴趣的刑事犯罪话题谈得正起劲的时候，我有意识地从桌子旁慢慢走开。这样做完全是要表明我对此并无什么特别的兴趣。然后，我还想把原来谈的话题再谈起来，或者在以后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再作些了解。这可以说是一种暂时退却的策略，对于长期隐蔽工作来说这个策略很有必要。 我还要记住情况事实、名字、面孔以及数字等，直到我能向联络特工汇报。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两三个星期才能回家待一天或一个晚上。要家里人调整他们的注意力，给予应有的重视，往往很困难，尤其是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而我们又不能说明白。 8月份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在店铺里，忽见他们从外面作案回来，有吉里、桂多、帕特希、弗兰克以及其他一些党徒。其中有一个名叫索尼。吉里神色非常紧张，那种神情我从来没有见过。 “今天上午，我们袭击了巴的纳那儿的一家住宅，”他告诉我说，“那个家伙真够大的（我不知道他是指身体长得高大还是地位显赫），我本来想崩掉那个狗娘养的，因为他不肯打开保险柜。我用枪对着他，警告他说，他要是不开保险柜或者想什么别的点子，我就崩了他。我真想那么干。后来，他开了保险柜。我们把他和那个女人铐了起来。用东西塞住他的嘴。” 他显然在浑身颤抖，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类似这种抢劫活动他经常参与。 他们把黑色公文皮箱打开，放在后室的桌子上。对于我也挤在中间观看，他们并没有怎么介意。我看到一些珠宝——戒指、耳环以及项链，还有美国政府发行的储蓄公债、一塑料袋一塑料袋的好像积蓄的硬币、男人的裸体照片以及男人的假发。 箱子里还有几副手铐，那是在任何警察用品商店都能买到的一种，还有可能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偷到的纽约警察部门的徽章，另外有4支手枪。 “我们以警察的身份进了住宅，”帕特希说，“把那个牧师的情况对他说说吧。” 索尼说：“我待在逃跑的车子里，就在住宅的街对面，车子的发动机还在转动。巧得很，车子正停在一所教堂的前面。我坐在车里等伙计们出来，这时教堂的牧师走了过来。他停住步，还在说话，‘这不是好天气吗，’牧师在同我说话，还说个不停。我打发不了他，又不知道伙计们是不是出了门，是逃走了还是别的什么情况。那牧师还在同我谈什么鸟儿、天空。说什么我也不能离开。后来，他说了声再见就走开了。当伙计们出了住宅的时候，我还看到他的身影。” 吉里递给我一小包东西，说：“把这个垃圾扔掉，好吧？回到曼哈顿时扔到垃圾桶里。” 这包东西是抢劫来的，他们不想要了，但又不想在这儿里弄一带被发现。这是一个粉红色的钱包，里面有饰针，相配的耳环，几幅裸体照片，还有一份美国护照。 我想要的是枪。这是被偷的财产，我们可以通过枪支追查到抢劫案以及与此有关的吉里一伙。我们始终都想从街道的工作中收到枪支。 我对吉里说：“如果你要把这些枪支弄出手，我倒有个朋友。我曾经把得手的枪支卖给了他。说不定他对这些枪支倒有些兴趣。” 他说：“每支枪要300美元。” “我要看看情况，打听一下。” 他把枪支交给了我。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45手枪；一支史密斯·威森牌0.357手枪，高速公路巡警用的；一支0.38罗姆特制手枪；一支0.22鲁杰自动手枪。无论枪的主人是谁，他拥有这些枪支是不合法的。其中有两支枪的编号已经注销。吉里一伙在得手这些枪支以前，枪已经是被盗之物。一般情况下，注销了编号对我们来说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盗贼大多数注销不深，不可能把印压痕迹全部抹去。我们的实验人员能用酸性物质使编号复原。 第二天，我把枪支放在纸袋里，走到九十街道的中央公园，我的联络特工史蒂夫·伯瑟在那里等我。我把纸袋交给了他。我们商定试图用800美元把吉里的枪支买下来，在交易中绝不能对方提出多少你就给他多少。首先，这里用的是政府的钱，能少花的尽量少花；第二，你要让他们知道，你是有强硬手段的人，不是马大哈。 到了第二天，我返回到俱乐部，对他们说，我的朋友出价是800美元。 “这不够，”帕特希说。“你说过，你能卖到1.200美元的价。” “我只说试试看。我那朋友坚持800美元。” “不好。” 对于有些买卖，我就会说，要么就干，要么就拉倒。但是在枪的问题上我不是这样。我不想把枪再还给他们。“你们看，我处理了枪，身上有800美元。你们要么拿钱，要么别拿。”我把钞票一晃扔到了桌上，相信他们看到绿花花的票子会动心的。他们之间出现了小小的争执。 帕特希说：“换一处卖，还能多赚些。” “哼，如果你能多赚，把他妈的枪拿到别处卖得了。可是谁肯付出超过200美元，买1支可能注册过、被偷的又注销了编号的枪呢？你以为我不想多卖点价？这是我自己的800美元。你们要想成交，我就只管向他取钱好了。” “好吧，”吉里说。他收起了钱，给桂多、弗兰克、帕特希每人100美元，作为他们的一份。我从中转卖，也给了我100美元。 我把100美元交给了特工伯瑟。因此，那4支枪花了联邦调查局700美元。 桂多在抱怨，说有一批人最近在科隆坡家族里被接纳入了盟。他提到了两个人：阿里·鲍伊·帕希科和杰里·朗。阿里·鲍伊就是阿尔奉斯·帕希科，是“卡明·斯拿克·帕希科”①的儿子——有时候也称作小帕希科——老子是科隆坡家族的大老板。杰里·朗就是杰拿诺·朗格拉，后来成为科隆坡家族的二老板，在斯拿克入狱以后，成为代理大老板。 ① 斯拿克：即snake，“蛇”的意思。 “入了盟的那些人，有半数人在工作上不如我干的多，”桂多说。他的意思是他干的凶杀比别人干的多，而这是能不能接纳入盟的重要条件之一。“我还没有徽章。那个小子阿里·鲍伊是个浓包加笨蛋，他连一次凶杀也没有干过，徽章就弄到了手，他能接纳入盟全仗他老子是个大老板。” “你最好住嘴，”吉里说。“店里进进出出的人不停，谁听到谁说什么，都难测。你这样胡乱议论老板的公子，这种话要记录在档的。” 在小意大利区玛迪森街道上，我站在勒菲蒂·鲁吉埃诺的交谊俱乐部门口。这时候，托尼·墨拉走了过来，要我开车送他到布鲁克林去。 这使我引起了警惕。大家都知道，我在两个不同家族的党徒之间来往，但这种自由自在的方式终于引起了怀疑。如果你不尽快地依附某一个人，他们就以为你不可靠。墨拉是布拿诺家族的成员，是个卑鄙的混蛋。他突然要我和他一道到布鲁克林，而那里是我和科隆坡家族党徒打交道的地方。他要我去那里是不是进行某种较量？ 在车上，墨拉对我说：他和斯拿克有个约见。 我猛然回想起许多往事。有一次在吉里的店铺里，我认识的那个曾经被我逮捕的某人，是不是他终于把我识别了出来？桂多对斯拿克的儿子阿里·鲍伊·帕希科所发的一顿牢骚话，是不是传到了斯拿克的耳朵里？想到这些我感到有不好的兆头。他们是不是要盘问我关于吉里一伙人的情况？问我听到些什么？我在那里干些什么？ 如果斯拿克听到了那些抱怨的话，会不会逼我泄露出说怪话的人是谁？如果逼我提供消息，有没有可能是一种考验？ 我的思想在激烈地思考，车子已经开过了布鲁克林桥。我尽量理出各种可能性及采取的对策。我决不会出卖任何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我为了怕受皮肉之苦就出卖别人，那就会毁了我的行动计划，因为无论怎么说我的可靠性也就完了。因此，如果要逼我出卖他人，我尽量采取顽强的态度，以观事态的发展。如果他们要试探一下我这个人是不是可靠，我会经受住考验，而且会使我更加坚强。 当然，他们可能真的想同我聊聊，如果我不肯谈他们会接我，把我接死，扔到戈瓦纳斯运河里，等着有人来认尸。究竟他们要干什么谁也搞不清。 墨拉默不作声。车子驶向第三大道到达布鲁克林公园住宅区的卡罗尔街道，离普罗斯帕克特公园不远。我们停车等人。卡明·帕希科乘着白色有折篷的罗斯·罗伊斯轿车开了过来，车子是新泽西的牌照：佛罗里达444。我从照片上见过此人。四十四五岁的光景，身体敦实，稀头发，长脖子，鼓胀胀的眼睛，肉鼻子肉嘴巴。他和另一个年轻人从罗斯车下来，朝墨拉走去，交谈了一会儿。那个年轻人只有二十一二岁的样子。 墨拉回到车子以后，说：“和他一道来的是他的儿子阿里·鲍伊。他刚刚坚定了自己。” “坚定了自己”就是接纳入盟。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汤米·拉贝拉可能要成为科隆坡家族的大老板，”墨拉说，“不过那只是名义而已，因为他年老多病。斯拿克才是真正的老板。我和他谈到了一桩放债的买卖，我们正设法与他合伙干。” 布拿诺家族和科隆坡家族之间要合伙干一桩放债的买卖，原来就是这么个大事。我一时倒有点沮丧。如果要我选择，我还是选择沮丧。 和这帮党徒打交道，你一刻也不能松懈，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任务是大还是小。 我有点发急，因为吉里这一伙的线路似乎无法延伸。我的任务之一是要搜集证据，好使审案中有第一手材料；我另一个任务是搜集情报，好使政府部门可能用在别的调查方面的工作上。那时候你听到的看到的，并不都能了解它的重要程度，不知道哪些情报有用，哪些情报可能没有用处。对任何东西你都不想忽略。但是，你并不能把所有的都回想起来，回想起来的东西也不能全部向上汇报。你还集中精力作出选择，该汇报什么人、汇报什么事。你所选择的情报作用大小，取决于你的经验、灵感以及运气。 1977年的仲夏，我们在拦劫、盗窃及抢劫方面所掌握的情报足以在任何时候对吉里一伙进行搜查。但是我还没有打入到上层去。我在小意大利区与墨拉、鲁吉埃诺以及其他的党徒的联络已胜过我和布鲁克林的那些党徒。 我没有把精力集中在与党徒的交道上，而是在思考：可不可以对黑手党采取直接袭击？ 对于这个问题，我和我的督学员盖伊·贝拉达在电话里进行了交谈。我们俩对此都很有兴趣。我们甚至难得冒了一次险私下里会见，在第三大道上曼哈顿餐店共进午餐，那个餐店叫科克得·克拉姆斯餐馆，就在我寓所的附近。 我们重新估价了我们的目标。这个问题想得越多，思考得也越多。对于盗窃集团的上层头目，我只要能勾到一个，也就勾到了全体。但是，黑手党有一套等级森严的制度。如果我能勾上那些老练党徒，那我就有机会对党徒内部作出重大的渗透。 这就意味着局里要承担更大的义务，增加了风险和压力。就我们所知，联邦调查局从来没有制定过派自己的特工打入黑手党内部的计划。 最后，机遇压倒了其他一切顾虑。放弃布鲁克林的上层行动计划，直接“深入心脏”，与小意大利区的党徒周旋，这么干值得一试。 我想一个人单独行动，不需要保护性的监视。小意大利区是个壁垒森严的居住区，好像与世隔绝。一辆单向玻璃的车子停在那儿的街道上不能超过5分钟。我执行行动计划也不用隐藏的录音机或发射机，因为我仍然是陌生面孔，随时有被打下去的危险。调查局在小意大利区有知情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不认识他们。我不想因为我认识某个知情人，在他面前就有不同的举动，也不想别人对我有不同的举动，因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有冒险性。 虽然作出了决定，我还不能贸然从布鲁克林一带一走了之。我仍然要利用布鲁克林的党徒作为我信誉的背景。十之八九，小意大利区的心脏那里迟早有人要和布鲁克林方面的人调查我的情况。我也不想让吉里一伙的任何人说我突然失踪。我想逐步游离。 我和墨拉及鲁吉埃诺混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与吉里一伙人越来越少。渐渐地到了每隔一段时间只和吉里通个电话。8月份，我全部时间都在小意大利区了。 吉里仍然效忠于家族。特工们照例要露面，和像吉里这样的党徒谈话，还把感兴趣的一些人的照片给他们看，看你会说些什么，也让你知道他们还继续在监视你。有这么一次，特工来找他谈话，拿出几张照片给他看，其中包括我的照片。这些特工并不真正了解我。他们对他说：我是个珠宝盗贼，他们得到情报，我就在这一带活动。他们想知道他对我会有什么说法。 吉里不承认他同我有什么关系。尽管那时我已经不到那一带去，他也不肯透露我一点风声。 两年以后，吉里遭到杀害。他在自己寓所一带驾车，因交通红灯而停了车。有个骑摩托车的家伙在他旁边停了下来，向他射了两发0.38的子弹。这是党徒的常规凶杀。我们的情报说，他们认为吉里告了密。其实他没有。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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