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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院把同窗变成敌人。竞争非常激烈。学生们学会了欺骗,学会了在背后捅人一刀。这是在为进入现实世界作培训。我念一年级的时候,两个三年级学生在模拟审判比赛时相互高声叫骂,随后就拳打脚踢,发生了一场武斗。校方先是把他们开除,接着又让他们复了学。学校需要学费。
  学校里有许多人我确实不喜欢,有一两个则令我讨厌,我尽量不去憎恨别人。
  但此时此刻,我却憎恨那个对我如此不仁不义的卑鄙下流的小人。孟菲斯有个名叫《每日报导》的刊物,专门登载各种各样法律和金融方面的业务情况。除了离婚申请和其他十几种重要的项目外,还列出前一天申请破产的案件。我的朋友或者朋友们认为,假如把我的大名从前天那些不幸者当中挑出来示众,从教科书第七章《破产申请》剪下一块并加以放大,然后把这个小小的趣闻贴满法学院的角落,那一定是挺有趣的。他或他们贴的趣闻全文如下:“鲁迪·贝勒,学生;资产:1125美元(免税);有保债务:欠独断专行财务公司285美元;无保债务:5136.88美元;未决诉讼:(1)税务局托收过期赊欠,(2)由汉普敦申请之裁决;雇主:无;律师:波罗西。”
  波罗西的意思是我请不起律师,由自己担任自己的律师。今天上午我一走进图书馆,前台的学生办事员就给了我一份“趣闻”,说是整个法学院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玩意。他说:“真不知道谁会觉得这玩意儿有趣!”
  我谢了谢他,然后便快步跑到地下室我那个角落,再次钻进书堆,躲开熟悉的面孔。课程不久就要结束,我将离开校园,离开我无法忍受的那些家伙。
  根据我预先的安排,今天上午我应该去见斯穆特教授。我迟到了10分钟,好在他并不计较。他的办公室有一种学者特有的凌乱,他们过于才华横溢,反倒不能把日常事务处理得井井有序。他脖子上的蝶式领结歪歪扭扭,脸上的微笑却是出自内心,真诚而友好。
  我们首先谈论布莱克一家,以及他们与大利保险公司的纠纷。我给了他一份3页的案情提要,以及我本人独具创见的结论和建议采取的行动方式。在他仔细阅读的当儿,我就研究他书桌下的一个个纸团。他读后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把这句话反反复复说了许多遍。我对布莱克家提出的建议是:找一位出庭辩护律师,以欺诈罪起诉大利公司。斯穆特对此表示毫无保留的同意,尽管他对案情知之不多。
  我想从他那儿得到的仅是一个及格分数,别无其他。接着我们又开始谈论包娣·伯德桑小姐。我告诉他说,她过得相当舒服,想重新立一份遗嘱。我没有详谈,便把一份5页长的文件,亦即修改过的包娣小姐最终遗嘱交给了他。他迅速浏览了一遍,尽管什么也没有看进去,却随口评论说:看来挺不错。《老年人法律问题》这门课没有期末考试,也不需要交论文。只要你去听课,访问那些老头老太,写出案情提要,那么斯穆特就会给你一个A。
  斯穆特认识包娣小姐已有数年之久。她充当柏树花园的女皇显然已有一段时间,斯穆特每年两次带学生到那儿实习时都可以见到她。但她以前从未想过利用这种免费的法律咨询。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不停地拉着蝶式领结,陷入沉思。她很富有,他说他听了大吃一惊。
  要是听说她即将成为我的房东,他才真的会大吃一惊呢。
  马克斯·勒伯格的办公室就在斯穆特那层楼的转角处。他在图书馆前台给我留了张字条,要我去见他。课程一结束,他就要离开法学院。他是从威斯康星借来的客座教授,如今两年期满,他即将离去。在我们俩都离开这儿以后,有一阵子我或许会想念马克斯的,但此刻我却难以想象,对于和这个法学院有关的任何事或者任何人,我会怀有任何留恋的心情。
  马克斯的办公室塞满了装酒瓶的纸箱。他正在收拾行装,准备起程,我从未见过这样凌乱的情景。在令人尴尬的最初几分钟里,我们聊着过去两年里遇见的人和发生的事,拼命想把法学院描绘成令人激动的好地方。我从未见过他的情绪如此压抑,仿佛是真的在为即将离去而伤感。他指着装在一只“野火鸡”鸡箱中的一堆文件说:“那是给你的。是我在欺诈案中用过的最新材料。你留着,也许用得上。”
  他上次给我的一批研究材料,我还没有读完呢。“谢谢,马克斯。”我望着纸箱上印的红火鸡说。
  “你起诉了吗?”他问。
  “呃,没,还没有。”
  “你应该起诉。在市中心区找一个有良好出庭记录的律师。一个办理欺诈案件富有经验的人。我最近对这起案子考虑得很多,越考虑越喜欢它。很能打动陪审团。我可以想象陪审员会多么震怒,会多么严厉地惩罚那家保险公司。必须有人把这个案子接过去,并且一直干到底。”
  我在拼命干呢!
  他从座位上跳起来,朝我伸出双手。“你要去工作的事务所是什么样儿的?”他跟着脚尖,两条腿的腿肚像练瑜伽功一样朝后面凸出。“你手头的这件案子是个大案。我在考虑,你知道,你该把它带到你那家事务所去。让他们与客户签协议,而杂七杂八的活则由你自个儿干。你那个事务所里肯定有出庭经验丰富的人。必要的时候,你还可以找我。整个夏天我都将呆在底特律,跟奥尔斯台德公司打一场恶仗。我对你的案子很感兴趣,知道吗?我想这很可能是个大案。你要是把那些家伙狠狠地教训教训,我才高兴呢。”
  “奥尔斯台德究竟干了什么坏事?”我问,想把话题从我的事务所移开。
  他嘴巴咧得老大,边笑边用双手抱住头顶。那模样使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说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他说,接着就喋喋不休、漫无边际地叙述那个了不起的案子的案情。我真后悔问了他那么一句。
  在我和律师交往的有限经历中,我早已发现他们都受到同样一些毛病的折磨。他们最令人不快的爱好之一,就是热衷于讲述他们辉煌的战斗故事。如果正在承办大案,他们就非要让你知道不可。如果这个大案肯定能让他们发财致富,那他们一定要让人人明白,个个皆知。奥尔斯台德公司破产的前景,肯定会使马克斯无法入眠的。
  “但是尽管如此,”他终于又回到了现实中,“我还是可以帮你一把,办好这个案子。秋天我虽然不来孟菲斯,但这个纸箱里有我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如果需要的话,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捧起那只“野火鸡”纸箱,箱子很重,底部外凸。
  “谢谢,”我望着他说,“实在是非常感谢。”
  “我愿意帮助你,鲁迪。相信我,再没有比揪住保险公司更让人高兴的事了。”
  “我一定尽力而为。谢谢。”
  铃声响起,他忙着接电话。我捧着沉重的纸箱,悄悄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包娣小姐和我做成了一笔奇特的交易。她不那么擅长谈判,而且显然也不少那几块钱。我把房租砍到每月150美元,公用设备费用包括在内。她还投入足够的家具塞满了4个房问。
  除了交纳房租,我还得保证帮她干点家务杂活。主要是草坪和花园里的活。我负责用割草机割草,这样她每周可节省30美元。我还将修剪树篱,清扫院子里的落叶,如此等等。有关拔草的事,谈得比较含糊,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不过我对此并不怎么计较。
  对我来说,这笔交易很是合算,我为自己商人一般精明的谈判技巧感到自豪。这套房间起码值每月350美元,所以我节约了200块现钞。我估计,一周只要打5小时工,每月20小时,就可以对付过去,在目前情况下,这实在是一笔不坏的交易。在图书馆里苦读了3年之后,我需要新鲜空气和运动。谁也不会知道我在当园丁。而且,这还会使我接近包娣小姐,我的委托人。
  这是个口头协议,每月都要续订,所以如果将来不合意,那我就拔腿开路。
  不太久以前,我曾看过几处漂亮的公寓。那些地方对崭露头角的律师倒很合适,面积不到1000平方英尺,有两个卧室,房租每月700美元。当时我是非常乐意租下的,可如今许多事情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将在这选中的套房中过着一种斯巴达式的清苦生活。这套房间当年由包娣小姐亲手设计,以后又被她搁置不用长达10年之久。但里面的设施尚能差强人意,橘黄色的粗地毯,淡绿色的四壁,一个卧室,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厨房,还有一个与厨房分开的小餐厅。每个房间的天花板都呈拱形,给我这小小的阁楼增添了一种恐惧幽闭症的气氛。
  我对这一切十分满意。只要包娣小姐不来找麻烦,一切都会顺顺利利。她要我保证不在这里举行疯狂的派对,不放震耳欲聋的音乐,不容留风骚女人,不狂饮不吸毒,不养狗养猫。她亲自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亲自擦洗地板和墙壁,并且搬走了她能搬动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在我拎着少得可怜的家当踏上楼梯时,她黏在我的身边紧得不能再紧。我确信,她为我感到可怜。
  我刚把最后一个纸箱拖上楼,还没有来得及把任何一件行李打开,她就坚持要我到院子里去喝咖啡。
  我们在院子里坐了大约10分钟,我身上的汗水刚刚停止往外流,她突然宣布说,咱们该把花坛收拾收拾了。拔草拔得我腰酸背痛,她倒也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不到几分钟,她就住了手,往我背后一站,开始指手画脚发号施令。
  我只有撤退到尤吉酒家这一安全地带,才能逃避园子里的苦差。我今晚在酒吧当班,一直要干到酒店打烊,凌晨1点以后。
  酒家挤满了顾客。令我很不痛快的是,在前面一个角落里,两张长桌边聚着我们一批同窗。法学院的一个学生组织,正在这里举行最后一次聚会。这个组织名叫“专门律师团”,鄙人没有参加的荣幸,其成员都是那些在《法律评论》社耍笔杆子、自命不凡的重要人物。他们用拉丁语和其他谁也听不懂的愚蠢语言,唱着含糊不清的会歌,装出一副神秘兮兮、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他们几乎全都会加盟大的法律事务所,或者到联邦法院担任文书工作。有两个已经接到了纽约大学税务学院的聘书。这是一个傲慢浮夸的小集团。
  我为他们上了一罐又一罐啤酒,他们很快就喝得醉醺醺的了。嗓门最高的那个小松鼠,名叫雅各·斯特普尔斯,是一位前程似锦的青年律师。3年前进法学院时,他已经精通各种各样的卑鄙伎俩了。他耍的骗人把戏,比这所法学院整个历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他考试作弊,藏过研究资料,偷过其他学生写的摘要,而且经常对教授撒谎,为自己迟交作业辩解。可是不久之后他就要挣到100万美元。我怀疑从《每日报导》上剪下关于我的那段趣闻,并且在法学院里到处张贴的就是这个家伙。这太符合他的性格了。
  我虽然对他们视若无睹,但偶尔仍会碰上他们投过来的目光。“破产”这个词也听到了好几次。
  但我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忙忙碌碌,不时地端起咖啡杯呷上一口啤酒。普林斯在对面角落里看着电视,并且警惕地留意着“专门律师团”。今晚他看的是在佛罗里达举行的赛狗,每一场他都要与人打赌。和他一边对饮一边打赌的是他的律师布鲁索·斯通。斯通肩宽体胖硕大无比,体重至少有350磅。花白的头发既长又密,一大把山羊胡像袋子一样挂在下巴下面。他们活像坐在岩石上嚼着花生的两头公熊。
  布鲁索·斯通是一位职业道德很令人怀疑的律师。他和普林斯来往已久,都是在南孟菲斯长大,在高中就是很铁的朋友,在一起干过许多见不得人的交易。他们背着别人计算手中的现金。他们贿赂政客和警察。普林斯在前台出头露面,布鲁索在幕后策划。一当普林斯被人逮住,布鲁索便在报纸头版上大叫大嚷,对不公正现象表示抗议。布鲁索在法庭上的战果十分辉煌,主要是因为他给陪审员们进贡大把大把的现金,而且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所以普林斯对有罪裁决毫不畏惧。
  布鲁索事务所里有四五名律师。我无法想象要绝望到何等地步,我才会开口请他给我一份工作。假如告诉别人我在布鲁索·斯通手下干活,我想象不出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糟。
  普林斯会替我做好安排的。他喜欢帮忙,喜欢炫耀自己具有多么大的影响。
  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居然在考虑投到布鲁索的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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