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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贝尔沙尼等著《法国现代文学史》说：“不管玛格丽特·杜拉斯搬上舞台的是一个什么家务都做的女仆或一个工业家的妻子，一个副领事，一个年金收入者或一个‘左派’小知识妇女，她给我们叙述的始终不是一次恋爱的故事，而是爱情的故事。……玛格丽特·杜拉斯写道：‘世界上没有一次恋爱能代替爱情。’” 这提示我们，杜拉斯的小说恐怕应该是另外一种读法；而我们往往把她写的 “爱情”看成“恋爱”了。所谓爱情别有意义。在她的所有小说中，都存在着一个可以被视为主体的东西，就是距离。这是一位关于距离的作家。她的人物永远停留在起点，无论经历过什么，人物之间都不可能相遇。杜拉斯的《情人》出版之后，“有人问这位作家，在重读自己的这本小说的时候，是不是有某些懊悔、感到遗憾的地方。回答是：没有，只有小说的结尾是例外，即小说最后十行文字写打来的一个电话。”（见上海译文版译者前言）我觉得正因为这一笔似乎意味着有缩短距离的可能，所以她才感到遗憾。 杜拉斯小说中总有一个“他”和一个“她”。“他”并不是某个男人，甚至不是作为整体的男人；“她”也不是某个女人，譬如说，杜拉斯自己，甚至也不是作为整体的女人，他们是这世界上相距最远的两个点。距离，换句话说，也就是绝望。因为距离的一端或两端，总是试图缩小这一距离，结果总是徒劳的，所以是绝望。这也就是杜拉斯意义上的爱情。爱情，距离和绝望，是一个意思。我们也可以说，爱情，这是她的人物的生存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基质。杜拉斯关注的不是人的生活，而是人的存在。 杜拉斯的作品，我最喜欢的（在目前所能读到的译本中）是《琴声如诉》、《长别离》、《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印度之歌》和《蓝眼睛黑头发》。不妨以《长别离》来做代表。书里真正的人物只有两个：黛蕾丝和流浪人。流浪人丧失了记忆，而黛蕾丝试图唤醒他丧失的记忆。这里她做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始终没有恢复记忆。杜拉斯的小说没有事件，也没有过程，事件和过程都是虚幻。前面我们讲到人物，然而他们与其说是人物，不如说是一出戏里的两个戴面具的角色。 这一切就像米歇尔·莱蒙著《法国现代小说史》讲的那样： “如果说娜塔丽·萨洛特写的是反小说的话，那么，玛格丽特·杜拉斯可以说写的是前小说：在这个空间和她开了个头的这个时间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着重写的是一个故事的可能情况，但故事却永远不会发生；万一发生了，就暴露了世界上存在的奥秘。她只讲述发生的很少的一点点事情，再添上心里所想的很少的一点点东西，就这样她成功地创造了一种令人心碎的悲怆气氛；这种悲怆气氛与人的存在非常逼近而和愉快的心境相距甚远。” 杜拉斯常常喜欢从一己的经历取材，写成她的作品。不过从经历到作品并非一蹴而就，其间尚有过程。杜拉斯是把经历的碎片纳入她的哲学，而不是把哲学纳入她的一段段经历。也许根本没有小说家杜拉斯，只有哲学家和诗人杜拉斯。达到极致的时候（例如写《蓝眼睛黑头发》时），她与洛特雷阿蒙、兰波、圣一琼·佩斯是同一序列的作者。我们当作“写实”或“仿真”来读，恐怕是看走了眼了。 １９８６年杜拉斯在美国获得过一个以海明威命名的奖项。授奖的理由仿佛是说杜拉斯的文体具有海明威的特色。但是我记不大清楚了。我以为在杜拉斯与海明威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共同之处，他们都认定陈述真相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从操作意义上而是从哲学意义上讲的，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刻画方面的高手。《长别离》中有段对白，正是这个意思： “皮尔：‘你是不肯呢，还是不能把心事告诉我？’黛蕾丝轻声答道：‘不能。我即便想说，也不知从何说起。’” 类似的说法，多次见于她的作品。杜拉斯的小说都像是电影剧本，仅仅是对将要拍摄的电影的一种提示：然而她的剧本拍成电影也不就是最终的陈述。我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中国画的“留白”，然而毕竟是不一样的；留白意味着可能，杜拉斯所揭示的恰恰是不可能。换句话说，留白出自一个可以主宰一切的神之手，而杜拉斯与她的新小说派朋友不承认有这样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存在。这里，写小说的她类同于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受到绝对限制，逾越不了她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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