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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黑西服的秘书在椅子坐定，一声不响地看着我。那视线既不是在左右审视，又不是在上下扫描，也并非尖锐得足以穿透身体，温度不冷也不热，甚至冷热之间也不是——视线中不含有我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感情。仅仅是在看我而已。是否看我身后的墙壁亦未可知。但墙壁的前面有我，归根结底是在看我。 他把茶几上的银烟盒拿在手上，打开盒盖，捏出一支没带过滤嘴的烟，指甲往一头弹了几弹齐，用打火机点燃，朝斜对面吐了口烟，之后把打火机放回桌面架起二郎腿。这时间里视线丝毫没有移动。 此人与我的同伴讲述的一模一样。衣着整齐得过分，脸庞端庄得过分，手指修长得过分。假如没有切成锐角的眼睑和玻璃工艺品般冷冰冰的瞳仁，保准给人看成同性恋者。但由于眼睛的关系，此君连同性恋者都不像，什么都不像，不同任何人相似，不容人产生任何联想。 细看之下，瞳仁呈不可思议的颜色。黑中带有茶色，又约略掺进些许蓝，且左右掺的程度不一样，简直就像左右各想其事，手指在膝头不住地动。我产生一种强烈的错觉，以为那十指马上就要离开他的手朝我这边走来。莫名其妙的手指。那莫名其妙的手指慢慢伸向茶几，碾死大约减少了分之一的烟。冰块在玻璃杯里融化了，透明的水混入葡萄汁，混得很不均匀。 房间笼罩在无可言喻的沉默中。走进大房间时常遭遇类似的沉默。较之房间的大，沉默更来自其中人数的少。然而占据这个房间的沉默，其质则又有所不同——它是那样地滞重，有一种强加于人的味道。记得过去我曾在哪里体验过这样的沉默，而具体想起却花了一点时间。我像翻动旧影集似的捋着记忆，想了起来：原来那是笼罩垂危病人的沉默，里边蕴含无可回避的死的预感。空气总好像弥漫着灰尘，带有别样的意味。 “都要死，”他依然凝视我静静说道，一副像是完全把握了我心理活动的口气，“谁都要死，早早晚晚。” 如此言毕，对方再次陷入令人窒息般的沉默。蝉鸣不止。它们拼命地磨擦身体，力图唤回行将逝去的季节。 “对于你，我准备最大限度地坦诚相告。”他说。说法好像在直译什么公文，用词和语法固然确切无误，但语言缺乏活气。“但坦诚相告同如实相告又是两个问题。坦诚与如实的关系，好比船头与船尾的关系。先显露坦诚，后现出真相。其时间差同船大小成正比。庞大事物的真相是不易显露的，有时甚至要等到我们生命终止之后才好歹露出。所以，即使我不向你出示真相，也并非我的责任和你的责任。” 我没有办法回答，遂默然不语。对方见我默然，继续说道： “特意请你来，是为了把船开向前去，我和你开。双方坦诚交谈，一步步接近真相。”他就此打住，清下嗓子，瞥一眼自己沙发扶手上的手。“但这么说未免过于抽象，所以从现实问题开始好了——就是你制作的PR刊物问题。此事已经听说了吧？” “听说了。” 对方点点头，停顿片刻，之后继续下文：“对此我想你恐怕也很意外。自己辛苦制作的东西被弃若敝屣，任何人心里都不会好受。而那若是一种生活手段，就更加如此。现实损失也很大嘛，是吧？” “是的。”我说。 “我想就现实损失这点听一下你的说明。” “我们这种工作，现实损失无可避免。做好的东西仅仅因广告商一时心血来潮，而被退回的时候也是有的。而那对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为了避免损失，我们百分之百顺从广告商的意向。说得极端一点，杂志的每一行都是同委托人一起敲定的。我们便是这样力求避开风险。工作是没多大意思，可我们缺乏财力，而且单枪匹马。” “大家也都是从那种地方爬上来的。”对方安慰我说，“啊，这个暂且不说了。你的意思是否可以解释为你的公司由于我掐死你的杂志而在财务上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 “正是。已经印刷制本了，纸费和印刷费必须在一个月内支付，还有外约稿的稿费。金额虽然不过500万左右，但不巧的是我们是打算用来偿还贷款的——1年前我们咬牙进行了设备投资。” “知道的。”他说。 “另外还有同广告商的日后合同问题，我们处于弱者地位，广告商又不愿意同惹过麻烦的代理店打交道。我们同生命保险公司签定了发行PR刊物一年的合同，倘若此次纠纷致使合同作废，我们公司实质上将整个覆灭。虽说公司小，又没什么门路，但信誉不错，是靠口碑发展起来的。一旦信誉受挫，只有坐以待毙。” 我说完对方也一声不响地看我的脸。稍后开口道：“你说得非常坦诚，我们的调查结果也是如此，这点我表示欣赏。那么，如果我劝说保险公司无条件支付作废杂志所需费用并且今后继续履行合同，事情会怎么样呢？” “往下不存在任何问题。无非带着何以至此的朴素疑问重返单调的日常工作。” “而且，另付报酬也未尝不可。只要我在名片背后写上一句，你的公司即可拿到10年份额的事情做，并且不是散发传单式的。” “总之就是交易啰？” “好意的交换。我向你的搭档好意提供了PR刊物停止发行的情报。你若对此表示出好意，我也待你以好意——希望你能这样理解。我的好意是伴随着实惠的。你也总不至于同脑袋迟钝的醉鬼永远合作下去呢？” “我们是朋友。”我说。 小石子落入无底深井般的沉默持续片刻。石子落抵井底需30秒。 “也罢，”对方说，“那是你的问题。我相当详细地调查了你的经历，还是满有意思的。人这东西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现实性平庸的，一类是非现实性平庸的。你显然属于后者。这点你最好记住。你的命运也将是非现实性平庸的命运。” “记住就是。”我说。 他点下头。我把冰已融尽的葡萄汁喝去一半。 “那么谈具体的好了。”他说，“关于羊的。” 对方动了动身体，从信封取出一张大幅黑白照片，对着我放在茶几上。房间中似乎多少挤进一点现实空气。 “这是你们杂志刊载的照片。” 没用底片而只是直接放大杂志图片便弄得如此清晰，实在令人吃惊。想必用的是特殊技术。 “据我了解，照片是你个人从哪里弄到手，用在杂志上的，不错吧？” “不错。” “据我们调查，照片是在此前6个月内由彻头彻尾的外行人拍摄的。照相机是廉价的袖珍型。不是你拍的。你有一架单透镜尼康，应该拍得更好。这5年你也没去北海道，是吧？” “是不是呢？”我说。 “唔。”对方沉默一会，仿佛在鉴定沉默的质量。“也罢，我们需要的是三个情报：你是在何处从何人手中取得这照片的，到底以何目的将这蹩脚照片用在杂志上的？” “无可奉告。”我干脆得自己都有些吃惊，“新闻工作者有保守消息来源的权利。” 对方紧紧盯视我，用右手中指碰了碰嘴唇。反复碰几次后，手又放回膝头。沉默又持续了一阵。但愿哪里有布谷鸟鸣叫。但当然没有布谷鸟叫。布谷鸟傍晚不叫。 “你真是个怪人！”他说，“只要我有意，足可以使你们公司关门大吉。那一来，你也就谈不上是新闻工作者了。当然喽，我是说假定你现在编造的无聊小册子和无聊传单也算是所谓新闻工作的话。” 我再次考虑布谷鸟。布谷鸟何以傍晚不叫呢？ “并且，有几种办法可以让你这样的人开口。” “或许如此。”我说，“可是那需要时间，不到时间我不会开口。即使开口也不会全部道出。而你又不晓得多少算是全部，不对吗？” 一切都是虚张声势，然而一发命中。随之而来的不安稳的沉默，告诉我得分的是我。 “和你交谈很有趣，”对方说，“你的非现实性有一种悲凉况味。算了算了，谈别的吧！”他从衣袋掏出放大镜，放在茶几上，“仔仔细细看一看这照片。” 我左手拿照片，右手拿放大镜慢慢细看。几只羊头朝这边，几只羊朝另一个方向，几只羊兀自吃草。感觉上仿佛没上来气氛的同窗会的速成照片。我一只只数羊，看草的丰茂，看远处的白桦，看更远处的山峦，看天空悬浮的云。无任何异常。我从照片和放大镜上抬起眼睛注视对方。 “没看出有什么异常之处？”他问。 “没看出。”我说。 对方倒也没显得怎么失望。 “你在大学大概是学生物的吧？”他问，“对于羊知道多少呢？” “等于一无所知。我学的几乎全是专业性质的，派不上用场。” “说说看，知道多少说多少。” “偶蹄目，食草，群居性。大约明治初期传入日本，用于产毛和食肉——也就这么多。” “是那样的。”他说，“只是要纠正一个小地方：羊传入日本不是明治初期，是安政①年间。而在那之前，如你所说日本是不存在羊的。也有说法认为平安时期就已从中国传入。即便实有其事，后来也在哪里灭绝了。所以明治维新以前大多数日本人都不曾看过羊这种动物，也谈不上了解。尽管它也在十二支里边，算是较有名气的，但谁都不晓得羊到底是怎样一种动物。不妨说，当时人们以为羊差不多和龙和莫同属想象中的动物。事实也是如此，明治以前日本人画的羊全都是莫名其妙的玩意儿，可以说，同H.6.威尔斯对于火星人的了解差不多一个程度。” ① 日本年号，1854～1860。 “即使今天，日本人对于羊的认识也是极其浮浅的。总之，从历史上看，羊这一动物一次也没有在生活层面上同日本人有过关系。羊被国家从美国引进、饲养，并被弃之不理。这便是羊。战后由于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可以自由进口羊毛羊肉。因此日本养羊几乎无利可图。不觉得羊够可怜的？说起来，这也就是日本现代本身。” “当然，我并不想向你宣讲日本现代的空虚性。我要说的只是两点：一点是日本直到幕府末期想必都不存在一只羊；另一点是其后进口的羊逐只受到政府的严格检验。知道这两点的含义吗？” 这是在问我。“是要一一把握日本存在的羊种吧？”我说。 “正是。补充一点，和赛马会上用的马同样，羊的关键也在于配种。因此日本的羊几乎都可以简单上溯到几代之前，即是被彻底管理的动物。杂交也可以一一把握。没有走私。因为不存在特意走私羊的好事者。就羊种来说，有食用羊、西班牙美利奴羊、科沃特羊、中国羊、休罗普沙羊、科利德尔羊、切维奥特羊、罗马诺夫斯基羊、奥斯特夫里加羊、博达列斯塔羊、罗幕尼马苏羊、林肯羊、道塞特荷羊、萨沃克羊，大体这个程度。所以，”对方说，“希望你再好好看一遍。” 我再次把照片和放大镜拿在手里。 我把放大镜对准前排右数第3只羊，又看两边的羊，然后重新看右数第3只羊。 “这回看出什么了？”他问。 “种类不同。”我说。 “这就是了。除去右数第3只羊，其余都是普通的萨沃克种。只此一只不同。比萨沃克短粗壮实得多，毛色也不一样，脸也不黑。怎么说呢，给人的感觉要远为强健有力。这照片我给几个绵羊专家看过。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不存在这样的羊，甚至世界上也不存在。所以，你现在是在看不可能存在的羊。” 我拿放大镜重新观察右数第3只羊。细看之下，原来背部正中间那里有污痕，颜色很浅，犹如滴落的咖啡点。由于十分模糊不清，看上去既像胶片的伤痕，又仿佛眼睛的错觉。说不定真的是谁把咖啡洒在羊背上。 “背部好像有浅色污痕。” “不是污痕，”对方说，“是星状斑纹。和这个比较一下。” 他从信封取出一张复印件直接递到我手上。上面画的是羊。似乎用深色铅笔画的，空白处有黑色指痕。总体上很稚拙，但有一种颇能打动人的东西。细小部位画得异常认真。我交替看着照片上的羊和画上的羊。显然是同一只羊。画上的羊背有星状斑纹，同照片上的羊的污痕两相呼应。 “再瞧这个！”说着，对方从裤袋里掏出打火机递给我。是法国特制的银烟具，沉甸匈的，上面刻有和我在车上见到的同样的羊，背上清楚地带有星状斑纹。 我的头开始隐隐作痛。 “刚才我对你谈到平庸，”他说，“但并不是指责你的平庸。简单说来，正因为世界本身是平庸的，所以你也才平庸。你不这么认为？” “不明白。” “世界是平庸的，这点毫无疑问。如此说来，莫非世界一开始就是平庸的不成？不然。世界原本是混沌的，而混沌并非平庸。平庸始于人类生活和生产手段的分化。卡尔·马克思通过对无产阶级的界定而将平庸固定下来。唯其如此，斯大林主义才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对马克思我是肯定的，因为他是记得原始混沌的少数天才之一。在同样意义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持肯定态度。然而我不承认马克思主义，那实在太平庸了。” 他喉咙深处发出一个低音。 “我现在谈得非常坦诚，算是我对你刚才坦诚的回报。往下我将对你怀有的所谓朴素疑问做出答复。不过，在我答复结束的时候，恐怕留给你的选择余地将是极其有限的了，这点希望给予谅解。简言之，是你把赌注抬起来的。听清楚了？” “没别的办法吧！”我说。 “现在，这座公馆中有一个老人奄奄一息。”对方说道，“原因很清楚：脑袋里有个极大的血瘤，大得足以使脑袋变形。你对脑医学知道多少？” “基本一无所知。” “简单说来就是血炸弹。血流受阻，畸形隆起，就像吞进高尔夫球的蛇。一旦爆炸，脑的功能即终止。然而又不能做手术。因为稍一刺激就会爆炸。说得现实些，唯有等死而已。或许一周死去，也可能要一个月，无人知晓。” 对方噘起嘴唇徐徐吐气。 “死并没有什么奇怪，毕竟年迈之人，病名也已清楚。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会活到现在。”他继续道，“大约42年前的事了。最初发现这个血瘤的是为A级战犯检查健康状况的一个美国军医，时间是1946年秋，东京审判即将开始之前。发现血瘤的医生目睹调X光照片深受震动。为什么呢？因为脑袋里带有如此之大的血瘤的人居然活着且活着比正常人还精力充沛——这一现象已远远超除医学常识。于是他被从巢鸭转入当时作为军队医院接收的圣路加医院，接受详细检查。” “检查持续了1年，最后什么也没搞清——除了什么时候死都无足为奇和活着本身便不可思议这两点之外。那以后他也没有任何不适，继续活得神气活现，头脑运转也完全正常。原因不得而知。盲点！理应死去之人却活着到处行走。 “不过，几个小症状是搞清了：每隔40天发生一次剧烈的头痛，一次痛三四天。据本人说，头痛始于1936年，估计是血瘤发生期间。由于实在痛不可耐，痛时曾服用止痛药，坦率他说就是大麻。大麻的确可以缓解痛苦，却又带来奇妙的幻觉。那是高度浓缩了的幻觉。具体情形只有本人才知道。但不管怎样，滋味肯定并不好受。关于幻党的具体记录全部留在美军那里，是医生详细记述下来的。我曾非法弄到手读了几次。尽管是以事务性笔调记载的，但仍令人不寒而栗。将其作为幻觉实际定期体验并能忍受得住的人大概几乎是没有的。 “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幻觉也不明白。推测是有一种血瘤周期性释放的能量，头痛是肉体对它的反应。而当反应壁拆除之时，能量便直接刺激脑的某一部分，结果产生幻觉。当然，这仅仅属于假设。对这一假设美国军部也怀有兴致，开始彻底调查。是由情报部门主持的绝秘调查。至于美国情报部门何以对一个人的血瘤进行调查，至今仍不清楚。但可以设想有这样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借调查之名听取属于敏感范畴的情况，也就是把握中国大陆的谍报网和鸦片网。因为，由于蒋介石的节节败退美国正步步失去在中国的门路，从而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先生掌握的网络。毕竟不便就此正式问讯。事实上，先生经过这一系列调查之后，未经审判就被释放出来。不难认为其中有秘密交易——情报与人身自由的交换。 “第二个可能性是企图澄清他作为右翼头目的古怪性格同血瘤之间的关系——等会儿再对你说明——这是个很有趣的构想。但终归我想他们什么也没弄明白。活着本身都已不可思议，又怎么能明白那种情况呢？除非解剖。所以，这也是个盲点。 “第三个可能性是有关洗脑的。设想通过给脑以一定的刺激波来找出特定的反应。当时这种做法很流行。事实表明，美国当时成立了那种洗脑研究小组。 “至于三个可能性之中情报部门主要着眼于哪一个，还不清楚。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也不清楚。一切都已埋葬在历史沉积层里。知道真相的唯独美军上层少数人和先生自己。先生迄今没向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提起此事，以后恐也不会提起。所以，现在我向你说的不外乎一种推测。” 说到这里，对方轻轻咳嗽一声。我已全然闹不清进这房间已过去多长时间。 “但是，关于血瘤发生期，也就是1936年的情况，知道的稍许详细一点。1932年冬先生因涉及政要暗杀计划而被关进监狱。铁窗生活一直持续到1936年6月。这个有监狱正式记录和医务记录，先生有时也跟我们谈起。扼要说来是这样的：先生入狱不久就得了严重失眠症，严重得已达到极为危险的地步，而不是一般性失眠，三四天有时甚至近1星期都一觉不睡。当时的警察不让政治犯睡觉以迫使其但白，尤其先生牵涉到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抗争，审讯格外严厉。犯人一要入睡，就泼水，用竹刀殴打，用强光照射，从而把犯人的睡眠弄得支离破碎。如此折腾几个月，多数人都要报销。睡眠神经给破坏掉了，或死，或发狂，或严重失眠。先生走的是最后一条路。失眠症彻底消除是1936年春，即同血瘤发生为同一时期。对此你怎么看？” “极端失眠以某种缘故阻碍脑血的运行，以致形成血瘤——是这样的吧？” “这是最为常识性的假设，外行人也想得到。美国军医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但仅此是不充分的。我认为这里边缺少一个重要元素，而血瘤现象恐怕是那一元素的从属物。因为长血瘤的还有几个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症状。并且仅这样解释也无法证明先生何以继续生存。” 他讲的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 “还有一点，血瘤上面有个奇特的现象：先生以1936年春为界判若两人。那以前先生总的说来只是个平庸的现行右翼分子，生于北海道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排行第三，12岁离家去朝鲜，因不顺利又返回国内加入右翼团体。充其量不过血气方刚，动不动舞一一通日本刀，字恐怕都认不得几个。可是1936年夏出狱之时，先生在所有方面一跃成为右翼首领。他具有左右人心的超凡性，周密严谨的逻辑性，唤起狂热反响的讲演才能，以及政治远见，决断力，尤其有了以民众弱点为杠杆驱动社会的能力。” 对方吁了口气，轻咳一声。 “诚然，他那作为右翼思想家的理论和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堪一击的。但这个无足轻重。问题在于多大程度上组织实施，就像希特勒将生活圈和优等民族等不堪一击的思想以国家规模付诸实施那样。但先生没走那条路。他走的是后路——幕后之路。他不登台表演，而从背后驾驭社会。为此他于1937年去了中国大陆。不过算了，还是回到血瘤上来。我想说的是：血瘤发生期同他奇迹般地实现自我变革的时间完全一致。” “按照你的假设，”我说，“血瘤同自我变革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说有一个位置上平行的、谜一样的元素在里边？” “你的理解能力实在非比一般，”他说，“简洁明快！” “那么羊是在哪里参与的呢？” 对方从银制烟盒里取出第二支烟，用指甲弹齐一端，衔在嘴上。没有点火。“按顺序来。”他说。 滞重的沉默持续有顷。 “我们构筑了一个王国。”对方说，“一个强大的地下王国。我们控制所有东西，政界、财界、舆论界、官僚集团、文化，以及其他你所想象不到的东西，甚至敌对者都在我们的网内。从权力到反权力，无所不包。而其大多数却连受控于我们这点都未意识到。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十分老好巨猾的组织。而这组织是战后先生一个人创建的。也就是说，先生一个人控制着国家这一巨大轮船的船底。他一拨塞，船就沉没。乘客们笃定在不明所以的时间里葬身鱼腹。” 他点燃烟。 “但这组织有个极限：国王的死。国王一死，王国就上崩瓦解。为什么呢？因为王国是靠一个天才的天资构筑并维持下来的。按我的假设，是靠谜一样的元素构筑并得以维持的。一旦先生归西，一切寿终正寝。因为我们的组织不是官僚组织，是以一个大脑为顶点的一架机器。这里有我们组织的意义，有它的弱点，或者说有过。先生一死，组织迟早分裂，如同被大火包围的布尔哈拉宫殿那样覆没于平庸之海。谁都做不了先生的继承人。组织将被分割，就好像拆毁庞大的宫殿而在遗址上面建起林立的公寓，成为均衡与概率的世界，不知意志为何物。也许你认为这是对的，分割是对的。可你想想看，整个日本变成一马平川，没有山没有海洋役有湖泊，唯独均衡的公寓鳞次栉比——这难道是对的吗？” “不明白，”我说，“如此设问本身是否合适都不明白。” “你是聪明人，”说着，他在膝头叉起十指，指尖缓缓打着拍子。“公寓当然是比喻。说得准确些，组织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前进，一部分使之前进。此外当然还有发挥种种职能的部分，但大致分来，我们的组织是靠这两部分得以存在的。其他部分几乎无任何意义。前进部分称为‘意志部分’，使之前进部分称为‘收益部分’。人们议论先生时提出的只是这‘收益部分’。‘意志部分’谁都不感兴趣。因为无人理解得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分割的含义。意志无法分割，或者百分之百继承，或者百分之百消失。” 他手指依然在膝头缓缓打着拍子。此外一切都与开始时相同。无可捉摸的视线，冷冰冰的眸子，没有表情的端庄的脸。脸始终以同一角度对着我。 “所谓意志是什么呢？”我试着问。 “统率时间统率空间统率可能性的观念。” “不懂。” “当然不懂，任何人都不懂。唯独先生本能地理解它。说得极端些，是自我认识的否定。只有在这里完全的革命才能实现。换个你们也容易理解的说法：一场劳动包含资本、资本包含劳动的革命。” “听起来好像幻想。” “正相反。认识才是幻想。”他斩钉截铁。“当然，我现在口中的只是语言。而无论怎样罗列语言都根本不可能向你述说先生怀有的意志的形态。我的说明仅仅是以另一种语言性关联表示出我同那一意志之间的关联。这也关系到对语言的否定。当个人认识同进化连续性这两根西欧人文主义支柱失去意义的时候，语言的意义也不复存在。存在不是作为个体存在，而是作为混沌状态存在。你这一存在就不是独立独特的存在，而不过是混沌罢了。我的混沌是你的混沌，你的混沌是我的混沌。存在就是交流，交流即是存在。” 房间似乎陡然变得奇冷，而我身旁备有一张暖床，有人诱我到床上去。这当然是错觉。时值9月，外面仍有无数秋蝉鸣噪不已。 “你们在60年代后半期开展的或准备开展的意识扩大化，因其植根于个体故而一败涂地。也就是说，倘若个体质量未变，而仅仅一味扩大意识，那么最后等待你们的只能是绝望。我所说的平庸即是这个意思。不过，恐怕无论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理解。况且我也不是在寻求你的理解，只是尽力坦诚相告罢了。” “刚才递给你的那幅图，”他说，“是美国陆军医院医务记录的复印件。日期是1946年7月27日。那是先生应医师要求亲笔绘制的——作为记述幻觉作业的一环。事实上，根据医务记录，这只羊以非常高的频率出现在先生的幻觉中。以数字说，大约80％，也就是5次中有4次有羊出现。而且不是普通羊，是这背部带星纹的栗色羊。 “另外，这打火机上刻的羊徽是先生自1936年以来作为自己的印记一直使用的。想必你也注意到了，羊徽同医务记录上的羊图完全一致，并且同你现在手中照片上的羊也一模一样。你不认为这是个十分有趣的事实？” “不会是巧合吧？”我说。我打算尽可能说得听起来很轻松，但效果并不理想。 “还有，”对方继续道，“先生热心搜集了国内外大凡关于羊的所有资料和情报，每星期都要花很长时间亲自确认一次从日本国内出版的所有报刊上剪辑的关于羊的报道。我一直帮他做这件事。先生热心得很，简直像在搜寻什么似的。卧床不起之后，我便极为私人性质地继续这项作业。对此我非常感兴趣。到底会出现什么呢？结果你出现了。无论怎么看这都不是巧合。” 我掂了掂手中打火机的重量。重量委实令人惬意。既不太重，也不过轻。世上竟有这等重量。 “先生为什么如此热心地寻找羊，原因你可明白？” “不明白。”我说，“还是问先生来得快吧？” “能问早问了。先生近两个星期昏迷不醒，估计再不会清醒过来。一旦先生亡故，背上有星纹的羊的秘密也就永远埋葬在黑暗中。而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不是出于个人得失，是为了更大的大义。” 我打开打火机盖，推砂轮点火，又合上盖。 “你大概觉得我的话荒唐无聊。或许那样，或许真的荒唐无聊。我只是希望你理解一点：剩给我们的除此无他。先生死去，一个意志死去，意志周围的一切也将死绝。剩下来的唯有可以用数字计算的东西。此外一无所剩。所以现在我想找到那只羊。” 他第一次闭了几秒眼睛，闭目沉默。“说一下我的假设，无论如何只是假设——不中意忘掉就是——我认为正是那只羊构成了先生意志的原型。” “好像在说动物形小甜饼。”我说。 对方未予理会。 “羊大约已进入先生体内。估计是1936年进入的。那以后羊在先生体内住了四十多年。那里肯定有草场，有白桦林，恰如那张照片上的。你以为如何？” “作为假设甚是有趣。” “特殊羊！非常·特殊的。羊！我想找出它，为此需要你的协助。” “找出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也不能怎么样。我恐怕是无可奈何。我若做什么，对我来说实在大力不胜任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亲眼确认那东西的消失。如果那只羊有什么需求，我准备竭尽全力。因为先生一旦故去，我的人生几乎再没什么意义可言。” 接下去他一阵默然。我也默然。只有蝉仍在叫。傍晚的风吹得庭园树木的叶片簌簌作响。房间里依旧寂寂无声。死之粒子恰如防不胜防的传染病满房间飘移。我在眼前推出先生脑袋里的草场，草枯羊逃后的荒漠的草场。 “再说一遍：希望你告诉我照片是怎样到手的。”对方说。 “不能告诉。”我回答。 他叹口气：“我以为我对你是开诚布公的，所以希望你也坦诚相告。” “从我的角度不可能讲出。我一讲出，有可能给送我照片的人带来麻烦。” “那么说，”对方道，“你是有足够的证据认为在羊上面会给那个人带来某种麻烦了？” “证据谈不上，只是那么觉得罢了。里边有什么名堂——听你述说时我一直有这个感觉。是有什么名堂。这类似一种直觉。” “所以不能讲。” “是啊，”我略一沉吟，“在麻烦方面我多少是个权威，也熟知给人添麻烦的方法——这点不亚于任何人。所以生活中尽量注意不给人添麻烦。但终归却因此给人添了更多麻烦。怎么折腾都一回事。虽说如此，一开始却不能那样做。这是原则问题。” “我不大明白。” “就是说，平庸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 我叼起烟，用手中打火机点燃，深吸一口。心里多少舒但一点。 “既然不愿意讲，不讲也可以。”对方说，“但你要把羊找到，这是我们最后的条件。从今天算起两个月内如果你找到了羊，我们按你说的数目付给报酬。但若找不到，你的公司和你就彻底玩完。可以吗？” “只好如此！”我说，“不过，要是一切都源于某种误解，压根儿就不存在背部带星纹的羊呢？” “结果也是一样。对你也好对我也好，或找到羊或找不到，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我也有些不忍，但反正正如刚才所说是你把赌注拾起来的。既然拿了球，就只能跑到终点——纵使没有终点。” “也罢。”我说。 对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墩墩的信封放到我面前：“做费用好了。不够来电话，马上追加，有什么疑问？” “疑问没有，感想倒是有的。” “什么感想？” “总体上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从你口中听来，又好像有某种真实性。今天的话即使我说出去也肯定没人相信，我想。” 他稍稍扭起嘴角，未尝不可视为笑意。“明天就开始行动！刚才说了，今天算起两个月。” “事情没那么容易。两个月可能解决不了，毕竟从广袤无边的大地上找出一只羊。” 对方什么也没说，只是盯视我的脸。给他盯视起来，我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空荡荡的游泳池，池里又脏又有裂缝，不知明年能否使用。他一眨未眨地足足看了我30秒，之后慢慢开口道： “可以走了。” 的确该走了。 “回公司？还是去哪里？”司机问。还是来时那个司机，但比来时多少和蔼些。肯定属于和人容易混熟那类性格。 我在宽大的座席上尽情舒展四肢，考虑去哪里合适。不打算回公司。一想到要向同伴一五一十解释一番就觉得头痛——到底该怎样向他解释呢？何况我正是休假之身，却又没心思回家，总觉得最好在回家之前看一下地道之人用两条腿地道行走的地道世界。 “新宿西口。”我说。 也是因为黄昏的关系，通往新宿的道路塞车塞得一塌糊涂。过了某一临界点，车便如抛锚一般几乎寸步难移，感觉上就像在波涛的摇撼下移动几厘米。我想了一会地球自转的速度。这条公路究竟以多少公里的时速在宇宙中旋转呢？我在头脑中大致计算出概数。但不知道较之游乐场的空中飞车是快还是慢。我们不大知晓的事情委实大多了。似懂非懂罢了。倘有宇宙人来我这里问我赤道以多少公里时速旋转，我将异常狼狈，就连星期二之后为何是星期三恐怕都答不上来。他们笑我不成？《卡拉马佐夫兄弟》和《静静的顿河》我分别读了3遍，甚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读了一遍。圆周率都能数到小数点以下16位。这样他们也还要笑我？大概会笑的，且笑得要死。 “不听听音乐什么的？”司机问。 “好啊。”我说。 车内流淌出肖邦的叙事曲，酝酿出一种婚礼大厅休息室般的气氛。 “我说，”我问司机，“知道圆周率？” “就是3.14那玩意儿吧？” “嗯。小数点以下能说出几位？” “32位。”司机无所谓似的说，“再往下把握不大。” “32位？” “是的。有个记的办法。那又怎么？” “啊，不怎么。”我泄气他说，“没什么的。” 随后我们听了一会肖邦，车往前开了十来米。四周的小汽车司机和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一个劲儿打量我们乘坐的这辆怪物车。虽说知道由于窗是特殊玻璃从外面看不到里面，但给他人这么盯视起来，仍然不是个滋味。 “真够紧张的。”我说。 “是啊，”司机应道，“不过正如没有不亮的黑夜，不完的交通堵塞也是没有的。” “那自然。”我说，“可你觉得着急的时候也是有的吧？” “当然有。着急，甚至气恼，尤其有急事的时候，但我尽量把一切都看作是施加给我们的考验。就是说，着急等于自己的败北。” “你这关于塞车的解释听起来满有宗教意味。” “我是基督教徒。教堂是没去，但一直是基督教徒。” 我“唔”了一声，“可是，身为基督教徒同身为右翼大头目司机，这两点不矛盾吗？” “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在我以前见过的人当中，先生是仅次于上帝的人物。” “见过上帝？” “那还用说。每晚都打电话。” “但是，”我有点困惑，脑袋又开始混乱，“但是，大家都给上帝打电话，不会挤得总是占线？比如就像午后的查号台一样。” “那不必担心。可以说上帝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即使一百万人一齐打电话，上帝也会同时跟一百万人通话。” “我是不大明白，这可是正统解释？就是说——怎么说呢——从神学角度而言。” “我是激进派，同教会不对脾气。” “唔” 车大约行驶了50米。我叼香烟准备点火，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紧攥着打火机。我把那小子递给我的这个带有羊徽的法国制烟具下意识带了出来。银打火机已完全适应了我的手心，就像生来始终在我手心似的。无论重量还是手感都无可挑剔。我想了一会，归终决定据为己有。打火机少一两个谁都不至于不便。我开关两三次，然后给烟点上火，揣进衣袋，而将一次性打火机投进车窗袋里。 “几年前先生告诉我的。”司机突然说。 “告诉什么？” “上帝的电话号码。” 我轻叹一声，轻得几乎听不出来。是我脑袋不正常，还是他们神经出问题了呢？ “只悄悄告诉你一个人？” “是的，只悄悄告诉我自己。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您也想知道？” “可能的话。”我说。 “那我说给您听：东京945……” “等一下。”说着，我掏出手册和圆珠笔记下电话号码。 “告诉我这样的人不要紧么？” “不要紧的。也不是任何人都告诉，但你像个好人。” “谢谢。”我说，“可是向上帝说什么好呢？我又不是基督教徒。” “我想那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你如实他说出自己所想的所苦恼的就行。哪怕再无聊无谓的话，上帝都绝对不会厌倦、不会嘲笑的。” “谢谢你。打打看。” “打打好。”司机说。 车开始顺利行进，前方已现出新宿的楼字。车到新宿之前我们再没说什么。 车到目的地时，街头已笼罩在淡蓝色的暮霭之中。告知夏日结束的凉爽的风滑过楼字间的空隙，拂动下班归来的女孩们的裙边。她们凉鞋的“咯噔”声，回荡在瓷砖贴面的人行道上。 我爬上一座大厦的最顶层，走进轩敞的酒吧，要了HEINEKEN啤酒①。啤酒上来等了10分钟。这时间里我把臂肘拄在椅扶手上，支颐合目。什么也想不起来。闭上眼睛，响起几百个小人拿扫帚在我脑袋里清扫般的声音。他们连续扫个没完，谁也没想到用垃圾铲。 ① 一种荷兰啤酒，酒精含量较低，一般译为“喜力”。 啤酒端来，我喝了两口。小碟里的花生豆也全部吃了。已不再闻扫帚声。我走进收款机旁边的电话间，给耳朵漂亮的女友打电话。她不在她的房间也不在我的房间。大概到哪里吃饭去了。她绝对不在家里吃饭。 接着，我拨动分手妻子的新公寓电话号码。铃响两次时我转念放下听筒。想来也没什么可说的，并且我也不愿意被看成没有神经之人。 此外便没地方可打电话了。在这座足有一千万人流动往来的城市的正中，可以打去电话的对象只有两个，且一个是离婚的妻子。无奈，我把10元硬币放回衣袋，走出电话间，向身旁走过的男侍者要了两瓶HEINEKEN。 一天即将这样过去。有生以来似乎还没有过如此无趣的一天。夏日最后一天本应多少有它的情趣才是。然而这一天竟给人拉扯得团团转，拨弄得团团转。窗外阴冷的初秋夜色横陈开来。地上小小的黄色街灯永无尽头地列队而去。从上面看去，就好像在等人将它一脚脚踩灭。 啤酒端来。我拿起一瓶打开，把两碟花生全部倒在手心，依序吃将下去。邻桌四个学游泳归来的中年妇女一边唧唧喳喳说着什么，一边啄着五颜六色的热带鸡尾酒。男侍者站得笔直，唯脖颈稍歪打着哈欠。另一个男侍者向一对中年美国夫妇介绍菜谱。我吃掉所有花生，喝干第三瓶啤酒，之后再没事可干。 我从牛仔裤屁股口袋里拽出信封打开，一张张数点这捆万元钞。扎着纸条的新钞捆，与其说是钞票，莫如说更像扑克牌。数到一半，手指刺刺地作痛。数到96时，一个年老的男侍者走来撤下空瓶，问我再来一瓶如何。我数着钞票默默点头。看起来他对我数钞票毫无兴致。 数罢150张，装回信封，插回屁股口袋。这工夫新啤酒上来。我又吃了一碟花生豆。吃完心想为什么这么能吃呢？答案只有一个：肚子饿了。想来早上到现在只吃了一块水果蛋糕。 我叫男侍者拿菜谱给我看。煎蛋卷没有，但有三明治。我要了奶酪黄瓜三明治。问附加物，说是炸马铃薯片和泡菜。我不要炸马铃薯片，让他把泡菜加大一倍。顺便问有没有指甲剪。当然有指甲剪。宾馆里的酒吧实在应有尽有。一次我曾在宾馆酒吧借过《法日辞典》。 我慢慢喝啤酒，慢慢看夜景，慢慢在烟灰缸上剪指甲。然后又看一次夜景，给指甲打锉。如此时间里，夜深了下去。在消磨城市时间方面，我正往专家水平逼近。 天花板扩音器呼唤我的名字。一开始没听出是我的名字。播完几秒钟后，我的名字才渐渐带有我名字固有的性质，不久在我头脑中变成纯粹的我的名字。 我扬手做个手势，男侍者把手提式无线收发报机送到桌前。 “原定计划有所变更，”一个听过的声音说道，“先生情况急转直下，已再没多少时间。所以，给你的时间期限也要提前。” “提前多少？” “一个月。不能再等。一个月后羊找不到，你就万事皆休，哪里都不存在你的归宿。” 一个月，我转了下脑筋。但我头脑中时间观念如一团乱麻，一个月也罢两个月也罢似乎无甚区别，原本就没有基准说找一只羊一般需多长时间。 “居然知道这地方！”我试着说。 “一般事情我们都知道。”对方道。 “除羊所在地点以外。” “是那么回事。”他说，“总之你得动！你太浪费时间。最好想想自己的处境。将你逼入如此处境也是你自己本身。” 的确如他所说。我用信封中最上面的万元钞付罢账，乘电梯下到地面。地面情形依旧，地道之人以两条腿地道地行走。但这光景并未使我怎么释然。 回到家，信箱里连同晚报一起进来三封信。一封是银行存款余额通知；一封是百般无聊的晚会请柬；一封是半旧车销售中心直接邮寄的广告，大意是说如换一辆高一档次的车，人生将多少变得鲜亮。多管闲事！我把三封信摞在一起从正中撕开，扔进纸篓。 我从电冰箱拿出果汁倒进玻璃杯，坐在厨房餐桌旁喝着。桌面上有女友留的便条，写道：出去吃饭，9点半回来。桌子上的数字电子钟显示现在时间是9点半。注视当中，数字变成31，稍顷变为32。 看钟也看得腻了，遂脱衣淋浴，洗头。浴室有4种洗发香波和冲发剂。她每次去超级商场必买一点新的杂物回来，进浴室每次都增加一点什么。一数，刮须膏有4种，牙刷有5打。依序组合起来，数字十分了得。我走出浴室，换上散步用的短裤和T恤。于是身上挥之不去的不快感不翼而飞，好歹神清气爽起来。 10时20分，女友拎着超级商场购物袋回来。她总是夜间去超级商场。纸袋里装有3支扫除用的刷子和一盒曲别针和彻底冰镇过的6罐啤酒。我又可以喝啤酒了。 “羊的事。”我说。 “所以我不是说了么。”她应道。 她从电冰箱拿出一盒香肠罐头，用平底锅炒了。我吃三条，她吃两条。凉爽的夜风从厨房窗口吹来。 我说公司发生的事，说车，说那座公馆，说那个奇妙的秘书，说血瘤，说背部带星纹的短粗壮实的羊。说了很久，说罢时钟已指在11点。 “情况就是这样。”我说。 我说完后她也没显得怎么吃惊。边听边一直掏耳朵，连打几个哈欠。 “什么时候出发？” “出发？” “不是找羊去吗？” 我手指依然挂在啤酒罐易拉环上抬脸看她。 “哪里也不去。”我说。 “不去不会不妙？” “没什么不妙。反正我早就打算离开公司，不管谁怎么找麻烦，饭碗总还是找得到的。总不至于连命都搭上吧？” 她从盒子里抽出一支新棉球棒，用指头旋转摆弄了一会。“可事情没那么简单。总之找到一只羊不就可以了么？满有意思的嘛！” “谈何容易！北海道比你想的大得多，羊也有几十万只。如何能从中找出一只羊来？笑话！就算那只羊背上有什么星纹！” “5千只。” “5千只？” “北海道的羊的只数。昭和二十二年①有27万只，如今只有5千只。” ① 1947年。 “何以晓得？” “你出去后我去图书馆查的。” 我叹口气：“你什么都知道。” “那也不是，不知道的要多得多。” “唔。”我打开第二罐啤酒，往她杯子和自己杯子各倒一半。 “反正北海道如今只有5千只羊，据政府统计资料。怎么样，心情多少轻松些了吧？” “一回事。”我说，“5千只也好27万只也好，没有多大差别。问题在于从天边的大地上找出一只羊来。更何况一点线索也没有。” “线索不是没有。照片有，另外不是还有你朋友么？我想从哪个渠道都可以有所收获。” “两个都虚无缥缈。照片上的风景随处可见，鼠那方面信封邮戳都模糊不清。” 她喝口啤酒，我也喝了一口。 “讨厌羊？”她问。 “喜欢。”我说。 脑袋又开始乱套。 “不去这点，已经决定了。”我说。原本说给自己听，结果却不像。 “不喝咖啡？” “也好。”我答道。 她拿下空啤酒罐和玻璃杯，用水壶烧水。等水开的时间里，她在隔壁听音乐磁带，乔尼·里巴斯连续唱了《夜半专题》和《飞转贝多芬》，接着唱《秘密老龄人》。水开后，她边冲咖啡边随着磁带哼唱《乔尼·B你好》。这时间我一直看晚报。十足的家庭光景。只要没有羊问题，我本可以满心欢喜。 在磁带转完传来“咔”一声动静之前，我们一直默默喝咖啡，嚼几片薄饼干。我继续看晚报，全部看罢又重看同一地方。政变，某电影演员死了，有猫擅耍杂技。全都是与我不相干的事。这时间乔尼·里巴斯接着唱旧摇滚曲。磁带转完，我叠起晚报，目视女友。 “我还不大清楚。不错，较之什么也不做，还是四下找找羊为好，哪怕一场徒劳。只是，我可不愿意给人指使受人威胁被人耍弄。” “可是，大家活着都多多少少给人指使受人威胁被人耍弄嘛。何况，没东西可找的时候甚至也可能有的。” “或许。”稍顷我说道。 她继续默默掏耳朵。发问不时闪出丰满的耳垂。 “眼下北海道再妙不过。游客少，气候好，羊也都出到外面。正是好季节！” “可能。” “如果，”她咀嚼最后一片饼干，“如果你带我一块去，我想肯定对你有帮助。” “干吗对找羊那么起劲儿？” “我也想看那羊嘛！” “很可能为一只平平常常的羊白白折腾一场。再说连你也要卷进这场啰嗦事里去。” “没关系的。你的啰嗦事就是我的啰嗦事嘛。”她微微一笑，“我非常喜欢你。” “谢谢。”我说。 “只一声谢谢？” 我叠起晚报推去茶几一端。窗口徐来的风把我吐出的烟带走不见。 “老实说，我对这件事提不起兴致。有名堂的。” “什么有名堂？” “什么都有。”我说，“总体上尽管荒唐可笑不值一提，而细部却清晰无比，而且难解难分。感觉不好。” 她什么也没说，指头转动着桌面上的橡皮筋套。 “再说找到羊又能怎么样？假如羊果真如那小子说的那样是只特殊羊，找到它说不定使我卷入远比现在更为严重的麻烦事里去。” “可你的朋友大概已经卷入那场严重的麻烦事里去了吧？不然怎么会特意给你寄来那张照片呢？” 言之有理。我把手上的牌全部摊在桌子上，结果统统输给了对方——似乎全给人家猜中了。 “看来只好去了。”我泄了气。 她莞尔一笑：“肯定这样对你也最好不过。羊会顺利找到的，我想。” 她捅好耳朵，用纸巾把棉球棒包起扔了。然后拿起橡皮筋套，在脑后扎起头发露出耳朵。房间空气好像焕然一新。 “睡吧！”她说。 醒来已经早上9点。身旁不见了她。想必出去吃饭，吃完直接回自己宿舍去了。没留纸条。洗脸间晾着她的手帕。 我从电冰箱取出橙汁喝，把三天前的面包放进电烤箱。面包发出墙土一样的味儿。从厨房窗口可以看见邻居院子的夹竹桃。谁在远处练钢琴，指法好像上行电动扶梯往下降落。3只胖得圆滚滚的鸽子蹲在电线杆上空洞地鸣叫不止。不，其叫声里是否有某种含义亦未可知。很可能因脚掌上的水泡疼而连续鸣叫。在鸽子眼里，说不定我才空洞而不具含义。 两片烤面包塞进喉咙深处时鸽子已没影了，唯独电线杆和夹竹桃剩了下来。总之是周日的早晨。报纸周日版上刊登了一幅马越过树篱的彩色照片。马背上戴黑帽子的脸色欠佳的骑手正以厌恶的眼神盯视相邻的版面。相邻的版面上不厌其烦地交待兰花栽培法。说兰花有数百个品种，每一种都有每一种的历史，说某国王侯甚至为兰花而丧身殒命，还说兰花不由使人想起命运云云。什么东西都有哲学，都有命运。 由于反正已下决心去找羊的关系，心情顿时畅快起来，拾尖都好像充满生机。自越过20岁那道分水岭以来，如此心情还是第一次体验。我把餐具放进洗碗槽，给猫喂了早餐，之后拨动黑西服男子的电话号码。铃响6遍，那人接起。 “但愿没有吵醒你。”我说。 “别担心，早上都很早的。”他说，“有事？” “报纸你看什么报？” “所有全国性大报和8种地方报。地方报不到傍晚送不来的。” “全都看喽？” “工作的一项内容嘛。”对方耐住性子说，“你问什么？” “周日版也看？” “周日版同样看。” “今天早晨的周日版上的马照片看了？” “马照片看了。”他回答。 “马和骑手不像是各自考虑完全不同的事？” 沉默通过听筒如新月一般潜入房间。呼吸声都全无所闻。沉默得那样彻底，以致耳朵都像开始作痛。 “就这事？”对方问。 “不，随便聊聊。有个共同话题不也挺好吗？” “我们的共同话题此外还有的，例如羊的问题，”他清了清嗓子，“对不起，我没有你那么有闲工夫，只简明扼要他说说事情好么？” “问题就在这里，”我说，“简要说来，我明天想去找羊。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这样干。但是，既然干，就要以我的步调干，想说的时候就说个够，闲聊的权利在我也是有的。我可不愿意所有行动都给人监视，不愿意给名字都不晓得的人拨弄得团团转——只此一事。” “你误解了你所处的立场。” “你也误解了我所处的立场。听着：我认真想了一个晚上，这才想明白我几乎没有怕失去的。同老婆已经分手，工作今天也打算辞去。房子是租的，家具什物也没值钱货。财产只有将近200万存款和一辆半旧车，再加一只到岁数的猫。西装全都是过时物，拥有的唱片也基本成了古董。没有名气，没有社会信誉，没有性魅力，没有才华，年龄也已不轻，说话总是不伦不类，说完就后悔。借你的话说，即是平庸之人。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有的话，但请指点。” 沉默良久。这时间我除掉缠在衬衫纽扣上的线头，用圆珠笔在便笺上画了13个星形。 “任何人都有一两件不愿失去的东西，包括你，”对方说，“在找出那种东西方面我们可谓行家里手。人必然有欲望与自尊之中间点那样的东西，如同所有物体都有重心。我们可以找出它来。现在你也心中有数。失去之后你才会意识到它曾存在。”短暂的沉默。“不过也罢，那是更下一阶段才出场的问题。眼下你演说的主题未尝不可理解。接受你的要求就是。不指手画脚，随你怎么干。时间是1个月，这样可以吧？” “可以。”我说。 “那好。” 说罢电话挂断。挂得颇叫人不快。为消除这不快，我撑臂伏身做了30个扩胸和20个收腹运动。之后刷洗餐具，洗了三日量的衣服。心情于是得以平复下来。9月一个心旷神怡的周日。夏天已如难以忆起的旧日记一般遁往了何方。 我穿上新衬衫，穿上没沾番前酱的那条牛仔裤，蹬上左右色调一致的袜子，拿梳子理了理头发。然而17岁时所感受的周日早晨的气氛还是未能找回。理所当然。无论谁怎么说，我毕竟增加了岁数。 接着，我从公寓车库开出濒于报废的“大众”，开到超级商场买了一打猫食罐头和猫大小便用的沙子，买了一套旅行剃须刀和内衣。尔后坐在油炸面圈店的柜台前喝几乎毫无味道可言的咖啡，嚼一个肉桂炸面圈。柜台正面的墙壁是块大镜子，映出我嚼炸面圈的嘴脸。我手拿刚开始吃的炸面圈望了一会自己的脸，猜想别人将对我的脸做何感想。当然我不晓得别人做何感想。我吃掉剩下的炸面圈，喝干咖啡，走出店门。 站前有家旅行代理店，我在那里订了两张明日去札幌的机票。然后走进车站大楼，买了可以挎带的帆布旅行包和雨帽。每次都从裤袋信封抽出一张嘎嘎新的万元钞付账。似乎怎么花那捆钞票都不见少。磨得约略见少的只是我自身。世上就是存在如此类型的钱款——拿在手上来气，花的时候晦气，花光时自己生自己的气，于是又想花钱，但那时已无钱可花。无可救药。 我坐在站前长椅上吸两支烟，不再想钱。周日早晨的站前处处是一家老小或年轻情侣。如此怅怅观望时间里，不由想起妻临分手时说的一句话——或许该要个孩子才是。的确，我这年纪有若干个孩子都无足为奇。然而想到为人父的自己，情绪顿时一落千丈。觉得若是孩子，恐怕是不愿意给我这样的父亲当儿子的。 我双手抱着购物纸袋，又吸支烟。吸罢穿过人群走去停车场了，把东西放进车后座。在加油站加油换油时，我进附近书店买了本袖珍书。这么着，两张万元钞了无踪影，衣袋里哗哗啦啦挤满零市。返回公寓，把零市一古脑儿扔进厨房一个玻璃碗，用冷水洗把脸。早上起来好像过去了很长很长时间，一看钟到12点还有些时候。 女友折回来是下午3点。她身穿花格衬衫芥未色棉布裤，戴一副一看都叫我头痛的深色太阳镜，肩上挎一个和我同样的大帆布包。 “做旅行准备去了。”说着，她用手心拍拍鼓鼓囊囊的旅行包。“要打持久战吧？” “势所难免。” 她太阳镜也不摘就歪倒在窗前旧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吸烟。我拿来烟灰缸放在她旁边，抚摸她的头发。猫赶来跳上沙发，下领和前肢搭在她脚脖上。吸够了，她把剩下的烟插在我两唇之间，打个哈欠。 “去远处高兴？”我问。 “嗯，非常高兴，尤其是能和你一起去。” “可要是找不到羊，我们就无处可归了哟，说不定一辈子都四处流浪。” “像你朋友那样？” “是啊。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大同小异的同类。不同的是他是自愿逃开的，我是被弹出去的。” 我把烟碾死在烟灰缸里。猫伸长脖子打了个大大的哈欠，打完又恢复原来的姿势。 “你旅行准备妥当了？”她问。 “哪里，刚开始。不过也没什么东西，替换衣服洗漱用具罢了。你也用不着拿那么一大包。有需要的在那边买就行了。钱绰绰有余。” “喜欢这样，”她嗤嗤笑道，“不带一大包东西，上不来旅行的感觉。” “真那样？” 大敞四开的窗口传来尖锐的鸟鸣，未曾听过的鸣声。新季节里的新鸟。我把窗口射进的午后阳光用手心接住，轻轻贴在她脸颊。如此姿势保持了很久。我呆呆望着白云从窗这一端飘到另一端。 “怎么了？”她问。 “这么说或许奇怪——我怎么也不认为现在即是现在，总觉得我好像不是我，这里好像不是这里。时常这样。要很久很久以后二者才好歹合在一起。这10年来始终如此，” “为什么是10年？” “因为再无法切割。没别的原因。” 她笑着抱起猫，轻轻放在地板上，“抱我！” 我们在沙发上抱在一起。从旧货商店买来的昔日沙发每次把脸贴近布面都有一股昔日气味。她柔软的肢体同那气味融合起来，如依稀的记忆一般亲切而温馨。我用手指悄悄拨开她的秀发，吻在她耳朵上。世界微微摇颤。小小、小而又小的世界。时间在那里如温和的风一样流逝。 我全部解开她的衬衫扣，手心贴在乳房下面，就那样注视她的腰肢。 “简直就像活的吧？”她说。 “指你？” “嗯。我的身体，和我自身。” “是啊，”我说，“的确像是活的。” 那样地静，周围没有一丝声息。我们之外的所有人都到哪里庆祝秋天第一个周日去了。 “嗳，我非常非常喜欢这样。”她小声低语。 “喔。” “就好像来郊游似的，心里美极了。” “郊游？” “是呀！” 我两手绕去她后背，紧紧抱住她。我用嘴唇拂去额前的头发，再次吻住她的耳朵。 “10年很长？”她在我耳畔轻声问。 “是啊，”我说，“觉得十分漫长。漫长得很，却什么也没落实。” 她枕在沙发扶手上的脖颈略微歪了歪，淡然一笑。一种在哪里见过的笑法。而在哪里却想不起来，是谁也不记得了。脱光身子的女孩实在惊人地相似，每每弄得我不知所措。 “找羊吧！”她仍然闭着眼睛，“找到羊，很多事情就顺利了。” 我久久看着她的脸，看她两只耳朵。午后柔和的阳光悄然包笼她的身体，俨然一幅古老的静物画。 6点一到，她马上穿好衣服，对着浴室镜子梳理头发，往身上喷雾状花露水，刷牙。这时间里我坐在沙发上看《夏洛克家庭事件簿》开头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瓦特森的想法，虽然囿于狭隘的范围，但又有极其执拗之处。”开头委实突兀不凡。 “今天回来得晚，你去睡吧。”她说。 “工作？” “嗯。本来该休息的，没有办法。明天开始请长假，事情要提前处理。” 她走出门去。不一会儿，门又开了。 “我说，不在时猫怎么办？”她说。 “你不说我忘得死死的。想法安排就是。” 门随即关上。 我从电冰箱拿出牛奶和干酪条喂猫。猫很费力地吃着干酪。牙已彻底不顶用了。 电冰箱里没有一样我可以吃的东西，只好边看电视新闻边喝啤酒。周白没有堪称新闻的新闻。这种日子的晚问新闻大多出现动物园景致。大致看罢长颈鹿、大象和熊猫，我关掉电视，拨动电话盘。 “猫的事。”我对那小子说。 “猫？” “养有一只猫。” “猫又怎样？” “不托付给谁没办法出远门。” “那一带不是有好多猫旅馆么？” “年老体衰。关进笼于，不出一个月就呜呼哀哉。” 传来指甲“嗑嗑”敲桌面的声响。“那么？” “想寄养在你们那里。你们那儿院子大，寄养一只猫的空地总是有的吧？” “难办呐！先生讨厌猫，院里又在招鸟。猫一来鸟就不上前了。” “先生人事不省，猫又没机灵到可以捕鸟。” 指甲又敲几下桌子停下。“好吧。猫明早10点派司机去取。” “猫食和大小便用的沙子准备好了。另外，猫食只吃一个牌子的，吃完请买同样的。” “具体的直接讲给司机可好？我想我以前也说过，我没有时间。” “窗口只设一个，即使为了明确责任所在。” “责任？” “就是说，我不在期间猫要是没了或死了，即使找到羊，我也概不告诉的。” “唔。”对方说，“也罢。虽说有点不着边际，但你作为生手，的确真有两下子。我做记录，你慢慢讲。” “请别喂肥肉，那会全部吐出来。牙齿不好，硬东西不成，早上一瓶牛奶和猫食罐头，傍晚一把煮鱼干和肉或干酪条。大小便处请每天换沙，它讨厌不卫生。时常泻肚，如果两天都不好，请到兽医那里拿药给它喝。” 如此言毕，倾听对方听筒另一端沙沙响起圆珠笔声。 “此外？” “开始生耳虱了，每天请用沾拜橄榄油的棉球棒掏一次耳朵。它不高兴掏，乱扭乱动的，小心别捅破耳膜。还有，如果担心抓伤家具，每星期请剪一次爪子。普通指剪刀就可以的。跳蚤我想没有，但为慎重起见，最好不时用除蚤剂洗洗。除蚤剂宠物商店有卖的。洗完后用毛巾好好擦干梳理，最后吹一下吹风机，否则会感冒。” 沙沙。“其他的？” “就这么多了。” 对方对着电话机念了一遍记录下来的事项。记录很有条理。 “这回可以了吧？” “可以了。” “再见。”说罢，电话挂断。 周围完全黑了下来。我把零钱、香烟和打火机塞进裤袋，蹬上网球鞋，出门走进常去的一家快餐店，要了炸鸡排和面包卷。端来之前，我边听布莱萨斯·约翰逊的新唱片边喝啤酒。约翰逊唱完，换成彼尔·维萨斯。我边听彼尔·维萨斯边吃炸鸡排。接着边听梅纳德·弗加逊的《星球大战》边喝咖啡。感觉上好像没怎么吃东西。 咖啡杯拿走后，我往粉红色电话机投3枚10元硬币，拨同伴家电话号码。他的小学生长子接起电话。 “白天好！”我说。 “晚上好！”他纠正道。 我觑一眼表，是他正确。 稍后，同伴换上来。 “情况如何？”他问。 “现在说可以么？怕是正吃饭什么的吧？” “吃饭倒正吃饭，没关系。反正也不是好饭菜，再说还是那边情况有趣。” 我把同那个黑西服男子的谈话简要说了一遍——大大的小汽车，大大的公馆，行将就木的老人。羊则没有涉及。一来我不认为能使他相信，二来说起来太长。结果，理所当然我的话叫人摸不着头脑。 “简直摸不着头脑。”同伴说。 “不能讲给你的。讲了要给你添麻烦。就是说你有家室……”我边说边在脑海中推出他那分期付款尚未付完的3室1厅高级公寓和他的低血压妻子及其卖弄小聪明的两个儿子，“问题就在这里。” “原来是这样。” “总之明天就必须踏上旅途。得离开很长时间，1个月或2个月或3个月，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也可能再也不返回东京。” “唔——” “所以嘛，公司就请你一手负责。我抽身走开，不愿意给你添麻烦。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了，况且虽说是共同经营，重要部分都是你坐镇的，我多半是东游西逛。” “可你不在，现场具体事情我弄不明白。” “缩短战线，回到过去！广告啦编辑之类一律退掉，回到原先的翻译事务所去，就像近来你说的那样。留下一个女孩，其余临时工全部辞退，用不着那么多人了。作为退职金多付两个月工资，大概谁都不至于抱怨。事务所迁到更小的地方去。收入减少，支出也减少。我不在不拿的那部分由你拿，对你来说没什么大变化。纳税金也罢你所担心的剥削也罢，都要少许多。适合你的。” 同伴沉思良久。 “不成，”他说，“肯定顺利不了。” 我口叼烟找打火机，正找时女恃者擦火柴给点上了。 “不要紧的。我一直跟你一起干过来的，我说不要紧就不要紧。” “和你两人没问题。”他说，“还从来没有过一个人想干什么顺利干成的先例。” “喂，听着，我不是叫你扩展事业规模，是叫你缩小。就是过去干的产业革命以前的手工翻译。你一个女孩一个，外请五六个初稿翻译临时工和两个成手翻译。不至于干不来吧！” “你还不完全了解我。” 10元硬币“咔嗒”一声掉下，我又投入3枚硬币。 “我和你不同。”他说，“你可以一人单干。我却干不来。我不跟谁发牢骚、商量，就前进不了。” 我捂住受话口叹息一声。车轱辘活。黑山羊吃掉白山羊的信，白山羊吃掉黑山羊的信…… “喂喂！” “听着呢。”我说。 电话另一端传来两个小孩围绕电视频道争吵的声音。 “想想孩子好了，”我试着说。这么展开虽不公正，但别无良策。“怎么好说泄气话呢！你要是觉得不行，大家可就同归于尽了。要是对世界有怨言，就别生什么小孩！好好工作，少喝什么酒！” 他长时间沉默不语。女侍者端来烟灰缸。我打手势要啤酒。 “的确如你所言。”他说，“努力就是，能否顺利没把握。” “肯定顺利。6年前不是一没钱二没门路踢打出来的么！”我把啤酒倒进杯子说道。 “你不知道和你在一起我有多么放心。”同伴说。 “过些天再打电话。” “嗯。” “在一起这么多年，谢谢了，很愉快的。”我说。 “事情办完回东京，再一起搭伙干！” “是啊！” 随即我放下电话。 然而我不至于再重操旧业了，这点他明白我也晓得。一起工作6年，这点事自然心中有数。 我拿起啤酒瓶和杯子折回餐桌，继续自饮。 失业使我心情畅快起来。我正一点点简化。我失去了故乡，失去了青春，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妻子，再过3个月29岁也将失去。到60岁时我究竟会怎么样呢？我想了一会。但想也没用。一个月以后的事都无从预料。 我回到家，刷牙，换睡衣，上床继续看《夏洛克家庭事件簿》。11点，熄灯睡觉。睡得很香，一觉睡到天亮。 上午10点，那辆潜水艇一般笨头笨脑的车停在公寓楼门口。从3楼俯视，与其说是潜水艇，看上去更像扣在地上的金属甜饼干模具，大约可压出足够300个小孩吃两个星期的巨型甜饼干来。我和她靠着窗框往下看车看了半天。 天空晴朗得有些令人不快，使人联想起战前表现主义电影中的场面。高空中飞行的直升机渺小得近乎不自然。万里无云的天空犹如被切去眼睑的巨大眼睛。 我把房间的窗扇全部关好锁定，电冰箱切断电源，查看一遍煤气闸。洗涤物已全部收回，床盖上床罩，烟灰缸洗了，洗脸间数量繁多的药瓶归拢得整整齐齐。两个月的房租提前付了，报纸也打招呼中止了。从门口望去，无人房间静得有点别扭。我边望房间边想在这里度过的4年婚姻生活，想我同妻之间本有可能生的孩子。电梯门开了，她招呼我。我把铁门关上。 等我们的时间里，司机用于布忘我地擦拭车前窗玻璃。车依旧无半点污痕，在阳光下闪闪生辉，异常耀眼，仿佛只消手一碰，皮肤就会出现症状。 “早上好！”司机说。还是那天那个富有宗教意味的司机。 “早上好！”我的女友说。 她抱着猫，拎着装有猫食罐头和猫便用沙的纸袋。 “好天气啊！”司机抬头望天，“怎么说呢，简直晴得透明。” 我们点头。 “晴到这个程度，上帝的旨意大概容易传到吧？”我说。 “没那回事。”司机笑眯眯应道，“旨意已在万物之中。花里石头里云絮里……” “车呢？”她问。 “车里也有。” “可车是工厂制造的嘛。”我说。 “不管谁制造的，上帝的意志都要进入万物之中。” “像耳虱那样？”她问。 “像空气那样。”司机纠正。 “那么说，比如沙特阿拉伯生产的汽车有真主进入里边了？” “沙特阿拉伯不生产汽车。” “真的？”我问。 “真的。” “那么，美国生产的汽车出口到沙持阿拉伯，有什么神进到里边呢？”女友问道。 问得很难。 “对了，要讲一下猫的事。”我解围道。 “多可爱的猫啊！”司机如释重负他说。 其实猫决不可爱，甚至莫如说处于可爱的对立面。毛像磨损的地毯一样沙沙拉拉，尾巴尖弯成60度角，牙齿发黄，右眼3年前受伤仍不住流脓，如今几乎已开始丧失视力，能否认清是运动鞋还是马铃薯都是疑问。脚掌如同干硬干硬的水泡，耳朵宿命般地附有耳虱，由于年纪的关系每天要放20个屁。它像放在下坡路上的保龄球沿着70年代后半期的斜坡迅速跌向深谷。况且连名字也没有一个。我不清楚没有名字这点是会减少猫的悲剧性还是相反。 “乖乖！”司机向猫说道，但毕竟没有伸手，“叫什么名字呢？” “没有名字。” “那么平时怎么称呼呢？” “不称呼。”我说，“只是存在。” “问题是它并非一动不动，而是由意志驱动的吧？由意志驱动的东西没有名字，总觉得有些奇怪。” “沙丁鱼也受意志驱动，可谁也没给它取名字嘛！” “可沙丁鱼同人之间没有情感交流，况且叫名字它也理解不了。当然喽，取名是人的自由。” “你的意思是说，可以同人进行情感交流且有听辨能力的动物是具有被赋予名字的资格的，是吧？” “是那么回事。”司机自以为是地点几下头，“如何，我随便给取个名字可以么？” “完全可以。取什么名字？” “沙了鱼怎么样？因为这以前它等于被作为沙丁鱼来对待的。” “不坏。”我说。 “是不坏吧？”司机露出得意。 “你看呢？”我问女友。 “不坏。”她也赞成，“天造地设似的。” “沙丁鱼在此！”我说。 “沙丁鱼，过来！”司机抱过猫。猫怯生生地咬司机手指，继而放了个屁。 司机开车把我们送去机场。猫在助手席上老老实实蹲着，不时放屁，这从司机不时开一下窗户即可知道。路上我提醒他如何关照猫——掏耳方法、出售粪便除臭剂的商店、投食量等等。 “请您放心，”司机说，“注意爱护就是，毕竟是我给它命名的嘛。” 路面空得很，车如产卵期溯流而上的大马哈鱼向机场一路疾驰。 “为什么船有名，而飞机没名呢？”我问司机，“为什么只叫971航班或326航班，而不分别命名为‘铃兰号’或‘雏菊号’什么的呢？” “肯定与船相比数量大多的缘故，大批量生产的玩意儿。” “是吗？船也算大批量生产的么，数量比飞机还多。” “不过，”司机停顿数秒，“作为现实问题，东京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是不可能一一命名的。” “公共汽车要是一一命名该多有意思！”女友插进来。 “但那样一来，乘客岂不是要挑肥拣瘦？比如从新宿去千驮谷，要乘‘羚羊号’而不坐‘骡子号’。”司机说。 “你说怎么样？”我问女友。 “的确，是没人坐‘骡子号’。”女友回答。 “那一来‘骡子号’司机就可怜了。”司机做司机式发言，“而‘骡子号’司机是没有罪过的。” “是的是的。”我说。 “是啊，”女友说，“可‘羚羊号’仍是可以乘的。” “喏，”司机说，“问题就在这里。船所以有名字，是大批量生产之前约定俗成沿袭下来的。原理上同给马取名是一回事。所以，当做马来使用的飞机就是自有其名号的。例如‘圣路易之魂’和‘快乐的爱诺拉’等等，显然有意识交流在里边。” “就是说是因为根本上是属于有生命的喽？” “正是。” “那么，目的性这东西对于名字是次要因素？” “是的。仅有目的性用番号即可，就像犹太人在奥施维茨被干掉那样。” “果然。”我说，“那是就名字的根本在于生命的意识交流作业这一前提而言。为什么车站和棒球场有名字呢？尽管不是生命体？” “车站没有名字不好办的嘛！” “所以希望你不是从目的而是从原理上加以说明。” 司机认真沉思起来，以致没注意信号变绿，后面紧跟的露营车改装的“王牌”按响模仿《荒野七人》序曲的喇叭。 “大概没有互换性的缘故吧。比方新宿站只有一个，不能同涩谷站相替换——无互换性和非大批量生产。归结为这两点如何？”司机说。 “要是新宿站在江古田多好玩！”女友道。 “新宿站在江古田，就是江古田站。”司机反驳。 “可要是小田急线也一起带去呢？” “话说回来吧，”我说，“假如车站具有互换性会怎么样呢？假如——我是说假如——国营电气列车站统统是大批量生产的折叠式，故而新宿站同东京站可以整个替换的话呢？” “简单：在新宿就是新宿站，在东京就是东京站。” “既然如此，名字就不是附属于物体，而是附属于作用的。这不还是目的性吗？” 司机沉默下来。但这次沉默没那么长。 “我忽然心想，”司机道，“我们是否应该对这些东西多少投以温和的目光呢？” “你意思是？” “就是说，城镇啦公园啦道路啦车站啦棒球场啦电影院啦全都有名字——作为它们固定于地面的代价而被赋予名字。” 新见解。 “那么，”我说，“假定我完全放弃意识而牢牢固定化于某处，我怕也会得到像模像样的名字吧？” 司机瞥一眼我映在后视镜中的脸。眼神充满狐疑，仿佛在说莫非哪里设有圈套。“固定化？” “如冷冻起来等等。像森林里的睡美人那样。” “你不是已经有名字了么？” “是啊，”我说，“忘了。” 我们在服务台领了登机牌，向跟过来的司机道声再见。看样子他想送到最后，但距起飞还有1个半小时，只好作罢返回。 “人真够特殊的。”女友说。 “有个地方专门住这类人。”我说，“在那里奶牛到处找钳子。” “有点像《岭上我的家》。” “或许。”我说。 我们走进机场餐厅，提前吃午饭。我点炸虾奶汁烤菜，她要意大利面条。窗外747和洛克希勒喷气式以令人想起某种宿命的庄重飞上飞下。她不无怀疑地一条条检查面条吃着面条。 “我一直以为飞机上供饭呢。” “哪里。”我等口里的烤菜块儿稍凉些后吞进去，赶紧喝口凉水。“供饭的是国际航线。国内航线若是远距离也有提供盒饭的，只是不怎么可口。” “电影呢？” “没有。札幌一个钟头多一点点就到了。” “那，岂不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坐在座位上看一会书就到目的地，跟公共汽车一样。” “没有信号？” “嗯，没有信号。” “得得。”她叹息一声。随后放下叉子，用纸巾擦拭嘴角。面条剩下一半。“也用不着取名字？” “是啊，无聊得很。无非时间大大缩短罢了。坐火车要12小时。” “那，剩下的时间哪里去了？” 我也吃一半不吃了，又要一杯咖啡。“剩下的时间？” “坐飞机不是节省十多个小时么？那么长时间到底去了哪里？” “时间哪里也没去，加算上去而已。我们可以在东京或札幌自由支配这10个小时。10小时可以看4部电影，吃两次饭。对吧？” “要是一不想看电影二不想吃饭呢？” “那是你的问题，时间没有责任。” 她咬起嘴唇，观望一会虎背熊腰的747机体。我也一起望。747总使我想起以前家附近住的肥胖的丑老太婆。没有张力的硕大的乳房和浮肿的双腿，干巴巴的脖颈。机场俨然她们的集会广场。几十个之多的这般模样的“老太婆”一个个赶来又一个个离去。颈项笔挺的飞行员和空中小姐好像给她们掰去了身影，显得异常平板而单薄。DC7和双涡轮螺旋浆客机时代似乎没有这种情形。但究竟如何我已无从记起。大概因为747大像肥胖的丑老大婆了，致使我有如此感觉。 “喂，时间会膨胀？”她问我。 “不，时间不膨胀。”我回答。话本是我自己说的，听起来却不像自己的语声。我清清嗓子，喝一口端来的咖啡。“时间不膨胀。” “可实际上时间是增加的吧？就像你说的——加算上去。” “只不过花在路途的时间减少罢了。时间总量不变。无非可以看多几部电影。” “如果想看的话。”她说。 实际上我们一到札幌就连看两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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