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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以“五四”时期的成就为最高，影响最大，而朱自清的散文创作，又是这一时期实绩最大，成就最高的；朱自清作为散文大家，他的名字永远和中国现代散文的历史写在一起。 鲁迅曾说：“‘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的确，“五四”时期文学的诸门类中，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朱自清在《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文》中也高度评价了散文的成就，他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在《〈背影〉序》中又说：“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在这“极一时之盛”“绚烂极了”的散文百花园里，有周作人的隽永，俞平伯的绵密，徐志摩的艳丽，冰心的飘逸，而朱自清先生则以其“真挚清幽的神态”屹立于“五四”散文之林（钟敬文《柳花集》，群众图书公司１９２９年初版），他的散文以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为建立中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树立了“白话美文的模范”。 朱自清，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２２日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一个小官僚的封建家庭，原名自华，号秋实。六岁时随家从东海移居扬州，他成长于扬州，故自称“扬州人”。１９１６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即后来的扬州中学），并考入北大预科，后转入哲学系。１９２０年毕业，到江浙一带做了五年的中学国文教员。１９２５年清华学校设大学部，经俞平伯推荐，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任中文系主任，从此他一生服务于清华大学。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他随清华大学迁入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授，１９４６年又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仍为教授及中文系主任，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２日去世。 纵观朱自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既是一位诗人和散文家，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更是一名激进的民主斗士。 作为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做过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与人合作创办了文学史上第一个《诗》刊，并且加入了创作新诗的行列，写下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首抒情长诗——《毁灭》；同时，他还编选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为之写了《导言》，第一次对新诗创作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另外，他还第一次在大学课堂里开设现代文学课程——《中国新文学研究》，并且留有讲义稿本《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无疑，他是“五四”新文学的拓荒者和创业者之一。朱自清对新文学的最大贡献，是他所擅长的散文小品，它们在新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首先，他是继冰心等人之后又一位突出的小品散文家，他以“美文”的创作实绩，彻底打破了复古派认为白话不能作“美文”的迷信，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其次，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和“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再次，他的散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匆匆》、《背影》、《荷塘月色》、《春》等名篇，一直被认为是白话美文的典范，历来一直被选为大中学校的语文教材，它为培养文学青年和繁荣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作为学者和教授的朱自清，在古典文学、语文教育、语言学、文艺学、美学等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建树。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以古典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最为突出。《经典常谈》是朱自清系统评述《诗经》、《春秋》、《楚辞》、《史记》、《汉书》等古籍的论文结集，写得深入浅出，至今仍是青年人研究古典文学的入门向导。《诗言志辨》是他功力最深的著作，对“诗言志”“诗教”“比兴”“正变”四个方面的诗论，纵向作了精微的考察，理清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和衍变史迹，从而纠正了谬说。他还先后对古诗十九首、乐府、唐宋诗作过深入的研究，对李贺、陶渊明作过认真的行年考证，写有《十四家诗钞》、《宋五家诗钞》、《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李贺年谱》等著述。他治学严谨，取材翔实，思想敏锐，他这方面的著述凡近百万言。朱自清始终关心着中学、大学的语文教育，他与叶圣陶联璧，共同著有《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他编过多种教材和课本，临终前还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开明高级国文课本》等。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语文教育家，正像叶圣陶说的：“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叶圣陶《朱佩弦先生》） 作为民主斗士的朱自清，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一直追求光明与真理，为之呐喊歌吟，上下求索。但生活不可避免地给他以时代的苦闷和个人彷徨，以至他较长时间躲进书斋。然而朱自清毕竟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毕竟为他多灾多难的祖国得以凤凰涅槃而执着地寻找真理和光明，一旦他把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并且自觉地走向人们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坚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战士。１９４５年他回成都对夫人陈竹隐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了，我们总要把路线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而闻一多遇刺后，他更是不再彷徨，而成为人民斗争行列中的一名坚强斗士。１９４６年１０月后重回北平的两年，是黎明前最为黑暗的时期，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执教之余，越来越关心祖国的命运，盼望新中国的诞生，勇敢而坚定地投身到“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斗争中去。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称赞他大义凛然的骨气，“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综上所述，朱自清的一生是平凡的，但又是可歌可泣的。 以《歌声》涉笔散文领域的朱自清，从１９２３年后转向散文创作，以后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朱自清早期的散文收在《踪迹》和《背影》里，在这些散文中有一部分是以夹叙夹议手法写的呼吁与诅咒的名篇，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阿河》、《哀韦杰三君》、《旅行杂记》、《海行杂记》等。这些散文直接从现实生活取材，从一个角度抨击当时的黑暗社会。在《生命的价格——七毛钱》中写一个五岁的女孩，被其哥嫂以七毛钱的价格卖掉，叙述“一条低贱生命”的故事，这是作者在温州亲眼所见的一幕，文章想象她今后任人宰割的命运，她若长大成人或者卖给人家作妾，或者卖到妓院沦落风尘。作者愤激地诘问：“这是谁之罪呢？这是谁之责呢？”。《阿河》写了一位十八岁的农家少女阿河的悲剧，她被迫嫁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流浪汉，气得她离家出走去当女佣，后来又被男人抢回去，逼她爹拿钱换人，她爹只得以八十块钱的价格又把她卖给一个有钱的老板。作者义愤地控诉畸形社会为富不仁的罪孽。在《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中，写在电车上意外地受到“小西洋人”的侮辱和挑衅，便由这一次突然的“袭击”联想到许多的“袭击”，从那“小西洋人”的眼光和表情思考他如此蛮横猖狂的原因，勾出一个傲慢的小西洋人的形象，指出这“小西洋人”脸上“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喊出了民族平等的正义要求。这在帝国主义横行、北洋军阀卖国求荣的二十年代，有着激励民族意识的现实意义。在《哀韦杰三君》里则对“三一八”惨案中死难者韦杰三君奉献自己深挚的悼念和敬意，语挚情深，感人肺腑，朱自清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的憎恶是非常明显的。 这时期朱自清的创作主要的还是叙事抒情的散文，这些散文或叙述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或写景状物抒发情怀。 《背影》写为儿子送行，并艰难地替儿子买来桔子的父亲的“背影”，作者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背影加以烘托，这“背影”是在他祖母去世、父亲赋闲、家境日益破败的氛围中予以孕育和刻画的。从而以血和泪掺和的冷涩惨淡的色调，在抒情主人公心灵深处勾画出一个悲剧性的“背影”形象。全文叙事含蓄，将丰富的感情寓于朴素的描写和叙述中，表述了一个辛苦辗转的知识分子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苦于世态炎凉的思想感情；同时也从一个小康之家的日益没落这一角度，曲折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人民趋于贫困化的现实。《背影》写作者的生活感受，写出了真情，写出了情致，使这篇散文在当时获得单篇散文从未曾有过的脍炙人口、争相传诵的巨大影响。《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绿》、《荷塘月色》等篇是写景抒情见长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从全篇内容看，既有对秦淮河往事的追述，也有自己在秦淮河的见闻和感触；既有对秦淮河夜景的描写，也有对河上歌妓行为的记叙。从表现手法看，有细腻的近景描绘，有疏淡的远景勾勒，有静景有动景，有实景有虚景，起伏跌宕，变化多姿。文章抓住了“灯影”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细针密缕的描绘和渲染，逼真地再现了当时秦淮河的美的境界。又如《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是描写一幅画，文题也是画题，作者细腻地描写出了画面形象的位置、色彩和形态，通过具体的描绘，不但生动地写出了画面的内容，而且也传达出了“月朦胧，鸟朦胧”的意境。而在《荷塘月色》这篇写景抒情散文里，朱自清先诉说自己的不宁的心境，然后描写一个宁静的与现实不同的环境——荷塘月色，通过对传统的“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和高寒孤洁的明月的描绘，象征性地抒发了自己的洁身自好和向往美好新生活的心情。总之，这类写景散文，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流露着浓郁的诗情画意。而且，无论是叙事散文还是写景散文，篇章布局都是十分精当的，显示出他早期散文漂亮、缜密的特点。 朱自清早期写景散文，语言凝练明净，细腻秀丽，善于以精雕细刻的工夫，准确、具体地表现描写对象的特点，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正像他在探讨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时所说的，“‘逼真’等于俗语说的‘活脱’或‘活像’，不但像是真的，并且活像是真的。”（《说逼真与如画》）在长期的追求中，朱自清描写的造诣很深，在他笔下，无论是梅雨潭的绿色，还是清华园的月光，都写得逼真如画，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而秦淮河的夜景，那六朝脂粉气的遗迹，更是真实而具体，融情入景，极为成功。 在《荷塘月色》中，朱自清描绘月光如流水般照着荷花和荷叶用“泻”字；青雾弥漫着荷塘用“浮”字，而荷叶拥挤的情景用“挨”字，还有用“田田”形容叶子的鲜绿茂盛，用“亭亭”比喻荷叶直立之状态，将月光、青雾、荷叶的动态和情态写活了。朱自清十分注意遣词造句的形象性，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用新颖的比喻，唤起读者的联想。《绿》是一篇以描写醉人的绿色而著称的千家小品，中间两段文字，描写梅雨潭和它的绿色，作者循着游踪，先写山岩、瀑布和梅雨亭，一路写来，层次井然。作者坐在梅雨亭上，景色尽收眼底：云在头上流着，草丛透着绿意，瀑布冲下，撞击在岩石之上，飞花碎玉般落下，恰如朵朵白梅，又如点点杨花，如此描绘静观的景物，没有雕琢，不加修饰，真如工笔画一般，读来如见其景，如闻其声。接着写梅雨潭的“绿波”，朱自清没有用“绿油油”“绿如翡翠”一类的形容词，而是用一连串新鲜的比喻，引起人们美好的联想。他说，梅雨潭的绿波“像少妇拖着裙幅”、“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像最嫩的皮肤”、“像湿润的碧玉”，描绘之后又从比较的角度来写“北京什刹海佛地的绿杨”太淡了，“杭州虎跑寺近旁”的“碧草叶”太浓了，“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这样通过色的浓淡和光的明暗，将梅雨潭“绿波”的厚、平、清、软的具体景象传达给读者。在《白水漈》中，朱自清突出描写白水漈瀑布的细和薄，他写那凌虚而下的瀑布，“只剩一片飞烟”似的“影子”，而这影子像“袅袅的”“软弧”，像“橡皮带儿”被“微风的纤手”和“不可知的巧手”争夺着。通过“影子”的轻，“软弧”和“橡皮带儿”的软，精密地描写出了白水漈瀑布在微风中的形态，让读者感到它的细和薄。朱自清认为散文写作应写实，作家必须深入观察，努力创新。他说，作家“于一言一动之微，一沙一石之细，都不轻轻放过”，“正如显微镜一样，这样可以辨出许多新异的滋味”（《山野掇拾》）。他还说：“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变化无穷，我们要多方面了解，多方面感受，多方面的参加，才有趣可言。”（《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因此，他对所写的景物都经过认真的观察和体验，他对《荷塘月色》中提到的月夜蝉声，是几经观察推敲而后确定的，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准确地把握描写对象的具体特征，以至细微的变化，然后用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在“五四”散文的百花园中，朱先生的散文独具一格，他的写景抒情散文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显示了“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也并非做不到”，尽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的历史任务”（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为现代散文美学作出了贡献。 １９２７年北伐战争的失败，“四·一二”政变使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朱自清陷入了极大的痛苦、惶惑和颓唐之中，终于从彷徨战斗的“十字街头”走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象牙之塔”。散文创作也从绚丽走向质朴，从即景抒情走上“忆之路”——对往事的回忆。此时的创作就如同朱自清自己所说的“芝麻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他说：“我们依着时间老人的导引，一步步去温寻已失的自己；这走的便是‘忆之路’，在这‘忆之路’上愈走愈远，愈是有味，因其味渐渐蒸散而甜味却还留着的缘故”……在１９３６年出版的散文集《你我》中有回忆儿时婚姻的《择偶记》，有悼念前妻的《给亡妇》，有记叙过去冬天同父亲兄弟围坐吃“白水豆腐”，与Ｓ君月夜游西湖，跟天真的孩子在一起的冬天，还有记叙以往生活琐事的《看花》、《南京》、《潭柘寺 戒坛寺》以及收在《背影》集中的《儿女》、《怀魏握青君》等，内容侧重写儿女情长，友朋之谊，这些散文虽然写的是个人生活圈子里的“身边琐事”，但因为朱自清用精神的丝缕牵着已逝的时光，所以写得情意绵绵，回肠荡气。他在《〈忆〉跋》一文中说：“飞去的梦便是飞去的生命，所以常常留下十二分的惋惜，在人们心里。”时局的变迁淡化了他的革命意识，减退了当年的热情，给予他的是痛苦，加上家境衰败，娇妻的亡故和多子的拖累，这一切给予他太多的磨难和艰辛，追忆因而成为他解脱痛苦和烦恼的路径。他从现实的梦中走出，在逝去的旧梦里捡拾美丽的花瓣，从而编织他的“梦”之国与“爱”之国。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一颗博大的“爱”心：爱父亲，爱儿女，爱妻子，爱朋友。朱自清因为在黑暗现实中看不见找不到圣洁美好的东西，于是心理变得寂寞荒芜，而通过追忆往事营构“爱”的天国，用以抚慰自己寂寞荒芜的心。他痛感美的失落和美的毁灭，从而深深地感喟那已经逝去的“爱”是那般的甜蜜、温馨和宝贵。在朱自清的“爱”之国和“梦”之国中，可以看到儒家“中和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儿女》因爱儿女而自责平时对他们的粗暴； 《给亡妇》因爱妻子，为自己未尽到丈夫的责任而追悔；《〈梅花〉后记》，因爱无隅，而悔恨自己的疏懒而未能尽快为他修改诗稿使之出版……在爱的温纱下，包容着作家修身养性的哲学意识：中正平和，严于克己，宽以待人。１９３１年８月，朱自清赴欧洲游学，历时一年。在欧洲游历数国，陆续写成散文，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后结集为《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这两部散文集和《你我》一样，由于这一时期朱自清的创作不再感应时代的风云，于是可以从容地在技巧上再三谋划，在语言上字斟句酌以至使得散文艺术臻于完善的境地。正如郁达夫指出：“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之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在这两部游记中，他极力在作品中避免“我”的出现，既不写“身边琐事”，也不写浪漫情调的异域感，而是客观地描述欧洲国家名胜古迹，谨慎地介绍西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作家用意是在写这些游记给中学生看，时时、处处想到要为他们作道德文章的楷模，所以格外的严谨，无论是绘景状物还是抒情写意，无论是结构谋篇还是文字技巧，这些都惨淡经营、苦用诗心的。它们确实是现代游记中的典范性作品，尤其是在语言方面，作者在白话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富有表现力的艺术语言，那流畅自如的旋律，轻松活泼的节奏，那字字推敲的选词与灵活多变的句型，都是十分精美的。正如叶圣陶所说：“现代大学生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叶圣陶《朱佩弦先生》）所以说，朱自清在散文艺术的探索中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在文体革新与语言创造方面，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崭新高度。不过，这些游记与作家超脱、低沉的思绪合致，比较明显地缺少时代的光色。 抗战爆发后，侵略者的炮火使华北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使他的书斋失去了平静。在侵略者面前他不再沉默了，１９３７年后他随学校南下，这时期，他带着沉重的心情，殷切的期待，写作了不少杂文。《语文影及其他》一书中的许多篇章和《蒙自杂记》、《西南采风录序》、《这一天》等均写在这个期间。散文集《语文影及其他》分两辑，其中《语文影之辑》是讨论语文的意义的，《人生的一角之辑》是讨论生活片段的。这时期的朱自清的散文不像以前那样采用大量的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而是用简洁的笔触，直接写出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冷眼看待人生，以日常生活用语和人间世情为议论对象，从而抒写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他热烈地呼喊“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盆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在《论轰炸》中，他呐喊着民族和国家的新生：“咱们的民族，咱们的国家，像涅槃的凤凰一样，已经从火里再生了！”抗战胜利的前后，昆明掀起了民主运动的热潮，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李公朴、闻一多的遇害，更加教育了作为学者的朱自清，他的态度也就更为激进了，因此创作基调明显地发生了变异。这时期，朱自清散文已经由抒情转向说理，主要收在《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两集中，虽然数量不多，但所谈的都是现实问题。思想激进，锋芒毕露，光采烨烨，其思想特点是努力而且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指点东西、发表议论。《论吃饭》充分肯定农民“吃大户”的正义举动，赞扬他们反饥饿、反压迫的政治觉悟和敢于反抗的集体意识。文章通过说古论今，字里行间干预着政治，通篇充溢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回来杂记》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现实予以评说，分别从“有”“闲”“杂”“乱”四方面剖析日常生活的状况，由表及里，烛幽发微，揭示了“物价像潮水一般涨，整个北平也像在潮水里荡着”的社会动荡的本质，从而激烈地抨击在民主运动中行将灭亡的黑暗社会制度。在《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等文中，他肯定闻一多对民主运动作出的贡献，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和卑劣，表示了继续斗争的决心。朱自清曾多次称赞：“鲁迅的‘杂感’也是诗”（朱自清《鲁迅先生的杂感》），而他恰恰也正有意地仿效鲁迅，同样在杂文里“一面否定、一面希望、一面战斗着”。（同上）在一些杂文中，对知识分子进行痛快淋漓的解剖，如《论书生的酸气》批评知识分子身上的“酸气味”，他说，既然“自己是在人民之中”，就不能再“自命不凡”，要知识分子必须正确地“看清了自己”，要丢却知识分子那种装腔作势和自视清高的作风。这实际上包含了朱自清对“旧我”的否定和批判，包含着对自己那种习惯于克制、平和中正、沉思默想、内向封闭的超稳定文化心理的否定，他在勇敢的自我否定中紧紧地向人民靠拢，实现与旧哲学、旧思想、旧意识的决裂，代之以崭新的革命思想意识，从而重新肯定自己。 总观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创作，从早期的清秀隽永到中期的质朴腴厚，到后期的激进深邃，无不显示出他独特的艺术风貌和审美情趣，无不与时代息息相通，正像他的老朋友杨振声说：“他的散文，确实给我们开出了一条平坦大道，这条道将永远领导我的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文讯》１９４８年９月９卷３期） 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中说：“近代散文本早已撕破了岸然道貌的假面具，摘去了假发，卸下了皂袍，它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相厮混，共游戏。一句话，它不再装腔作势，去为传道者与说理者作工具，而只是每个人宣情达意的语言符号……。”他又说：“朱自清的散文都做到了，不但做到，而又做得好，所以他的散文，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便已在领导着文坛。”杨振声所说的朱先生在“领导着文坛”，就在于他的散文具有了“宣情达意”的美学牲征。也正如朱先生自己在《〈背影〉序》中说的：“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得要怎样写，便怎样写。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 “意在表现自己”，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散文创作的美学原则。朱自清提出这一美学命题，既是时代的赐予，又有历史、现实的背景，更是根植于他的审美经验和理想基础上的创作实践。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散文的标榜与实施的是以“文以载道”为本位的散文观念。所谓“道”，是宣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伦理与道德观念，“文以载道”强调儒家思想的独尊、理性的至上。用理性制约着、束缚着、扼杀着作家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个体，尽管古代散文中不乏抒情小品，但它们是在被扭曲、被压抑的情况下出现的。至于公开提出“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则被视为离经叛道。“载道”的桎梏使散文简化为“八股文”的模式。因此，否定“文以载道”的观念，建立以作家个性为本位的散文观念，是“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必然，更是新文化之初散文革命的必然。朱自清在总结“五四”文化革命时说：“新文化运动接受了西洋的影响，除了解放文体，以白话代替古文之外，所争取的就是文学的意念，也就是文学的地位。他们要打倒那‘道’，让文学独立起来，所以对‘文以载道’说加以无情的打击。”（《论严肃》）“文学独立”以后，新颖的散文，解放了作者的个性，生动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文体意识，使其具有了“意在表现自己”的体制特征和审美价值。毫无疑问，朱自清“意在表现自己”散文美学原则的提出，是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反抗，是对现代散文美学的积极贡献。从此在现代散文史上建立了以作者个性为本位的现代散文观念，使一种抒情性的散文脱离了广义散文的母体新孕而生，揭示了现代散文表现作者人格色彩和精神世界的审美价值，确立了作家主体性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对今天整个文学创作工程重建主体观念，呼唤“人”的意识，具有启示未来的作用。而朱自清之所以能率先提出“意在表现自己”的命题，是因为他从写作第一篇散文《歌声》到《背影》集的出版，就已经有了比别人更深的体验，我们考察一下他早期和中期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散文，就不难发现他那“意在表现自己”的轨迹，便能够信实地理解他的美学理想是他审美经验的升华和总结。在他的散文中，生动地抒写了他的禀性、气质、灵感、情思、嗜好、习惯、修养、人生经历和人生哲学，生动地表现了他的全部思想，全部的感情和全部的人格，活脱地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个性生命。朱自清散文包涵着与众不同的趣味和显示出历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其主要原因也是在这里。 首先，朱自清的全部思想感情、人格，表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自尊意识。“五四”退潮以后，朱自清动摇了他最初建造“光明”的信念，产生了孤独和彷徨，出现了他的第一次心理危机，也就随之产生了他的“刹那主义”的哲学。为了摆脱自身的孤独和彷徨，不至于使自己沉沦颓废下去，他努力以积极态度看待人生，使自己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有独立之意义和价值”。他说：“因怅惆而感到空虚，在还有残存的生活时所不能堪的！我不堪这空虚，便觉得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能较安心——比较能使感情平静。于是我的生活里便起了一个转机……便决定了我的刹那主义。”（《我们的七月》）十分清楚，朱自清的“刹那主义”实际上是为平复个人的心理危机，求得个人生命意义的充实和实现自我的价值，其实这正是他痛苦的自尊意识。他的理想幻灭之后，自尊、自重、自强、自爱是这时期他个人的强烈的精神需求。他用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观来约束、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求得自我人格的自洁和自尊。因此，强烈的自尊意义也就充溢流贯于他的一些散文之中。 与俞平伯同泛秦淮河所作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他偷得片刻宁静时剖示内心的“现代的懊悔”。秦淮歌妓来与他俩纠缠不休，对此，俞平伯依照“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女人”的逻辑，持同情、超脱态度，所以事后还“怡然自若”；朱自清却十分认真、拘谨和自尊，既同情她们沦落风尘的不幸，又受到内心“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的诱惑和卖唱，陷入了理智和情感的“争斗”之中，一时竟然难以排解这袭上心头的苦恼，“那不安的心在静里愈显活跃了”。自尊意识流贯全文，并构成了这篇游记中矜持笃诚的人格色彩。 朱自清的自尊，常常表现为在自我解剖中描画“思想感情中的争斗”，所以真实、诚恳，毫无矫作与伪饰。他敢于肯定思想中积极的东西，敢于否定思想中消极的东西，在肯定和否定中，和盘托出自己一颗多棱的灵魂。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的喧哗和骚动，使朱自清的灵魂为之震颤和瑟索。在《那里走》一文中，朱自清坦白地剖示他生命的第二次心理危机及其灵魂的胆怯。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他作出了躲进亭子间，研究国学的这第三条道路的抉择。面对反革命叛变后的一片黑暗世界和血腥萧条氛围，与他的绝望对应，燃烧起他的自尊意识，具体地说就是转向自身内心世界的解剖和审察。更多地考虑“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论气节》），即气节和情操，以洁身自好作为一种人格理想加以追求。所以，朱自清这一时期的一些散文是意在表现人格理想的“自己”，即使在《荷塘月色》这样的写景散文中，也婉转地表达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自洁其身的意绪。朱自清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自怜自况，以它作人格思想的意象，赋予它自己的感情和灵性，因此他笔下的荷的形象纯洁、神圣、庄重、典雅。成为一种至真至善的境界，这便是朱自清的大革命失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创造和追求的具有自尊意识的人格美和理想。 其次，朱自清在强化自尊意识的同时，也强化着他的博爱意识。自尊是爱自己，博爱是爱他人。从“五四”退潮到大革命失败，他的心一直受磨受难，感到在大时代里，自己是“一张枯叶，一张烂纸”，是“寻常人所难堪”的“苦在话外”。唯其一直处于心理失衡的状态，所以就需要用爱的琼浆玉液来滋润一颗寂寞、枯竭的心，用爱和泪广施于人，以排解自己的内心痛苦，以求得心理平衡。因此，他在他的散文天地里筑起了一个“爱”的天国。一方面，从人性、伦理、道德上，抒写自己博爱意识。这一组散文多写于大革命失败的前前后后，如《背影》、《儿女》、《给亡妇》、《冬天》、《哀韦杰三君》、《我所见到的叶圣陶》、《怀魏握青君》等多表现父子、夫妻、师生、朋友间的感情。朱自清从作为儿子、丈夫、父亲、老师、朋友所应有的伦理、道德及仁爱之心出发，检点自己在人伦关系中的生活细节，对自己的粗疏、随便、懈怠，表示深深的自责和无尽的悔恨。愈是自责自悔，愈是表示修善补过，便愈是宛然托出一颗诚挚、广博的爱心。《背影》是朱自清收到父亲那封“……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投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的信后萌动创作契机，文章通过当年父亲为自己买桔子的背影的忆念，倾吐了今天儿子对父亲的感恩图报之情。作者不是正面地、直接地评说这种感情，而是自审那时自己对父亲送行过程中不敬的思绪，——总觉得父亲与搬行李的脚夫讲价时“说话不漂亮”；他又是叮咛又是嘱咐茶房，“心里暗笑他的迂”等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太聪明了”，自责自悔是出于作者为人的人性、伦理、道德，更是出于自己对父亲的一片挚爱深情。灵魂的自尊更加反衬出对父亲的情之切切，爱之深深，反衬出远在他乡的儿子对父亲健康状况的忧愁，以及自己不能守在老人身边尽孝的痛苦。另一方面，用悲剧心理观照和描写人生，伴随着他“爱”的饮泣，使散文散发着人道主义的温馨气息。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哀伤沦落风尘的歌妓；《执政府大屠杀记》哀痛被无辜杀害的爱国学生和民众；《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忧思五岁小女孩将一生失去“生命的自由”；《阿河》哀惜一位被社会遗弃而被卖来卖去的青年女子…… 自尊和博爱，是朱自清早期散文的两种主要形态，也是他思想、感情、人格的具体表现。他怀着悲剧性的心理为现代散文美学弹奏着美丽的心曲，淋漓尽致地披露了他的主观深层世界，裸露地再现他全部的生命空间，从而为现代散文提供了崭新的审美内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朱自清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在散文美学范畴提出了“意在表现自己”的命题，这是他对现代散文的突出贡献。 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中又说“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一般最大的缺陷是对于文学所用的语言缺乏研究和努力”，但是朱自清先生“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很可观”。朱先生的“可观”的成就，突出地体现在“谈话风”的艺术语言的建树方面，这是朱自清散文创作的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也是朱自清对现代散文美学的又一大贡献。 “五四”文学革命的初期，白话文虽然短短几个月内取代了文言文，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是新文学语言作为一个全新的艺术建构工程，其任务却非短期内就能完成的，甚至“五四”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尽管作家们都采用白话来写作新文学作品了，但很少有人用“真正的口语”来创作。当时的作家所使用的白话：一是半文半白的白话，即指含有大量文言成分的白话；一是所谓欧化的白话，那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发生的，加之有些人积极提倡的所谓“欧化的白话文”、“欧化国语文学”（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因此正如杨振声说的，尽管“大家改用语体文了”，但却“不文不白”，“不南不北”，“不中不西”，“马马虎虎把语言这一关混过去了”。“混是混过去了，应用也勉强可以，可是缺乏了一件东西，那便是语言的灵魂。怎么说，它也不够生动，没有个性，又不贴近日常生活。这也就说明了新文学为什么打不进民间去。”杨振声是一语道出了这种语体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打不进民间去”。而这个致命的弱点也就势必导致新文学与人民大众的隔膜，使新文学的读者群和影响的范围都相对地缩小了。 与一般作家不同，朱自清是一个对汉语颇有研究的作家，对口语体语言的研究，是他语言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在记述口语体语言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他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说：“用口语为的是求真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效果，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基于对口语体语言的研究，基于对“求真化俗”审美目标的追求，朱自清创作伊始，便注重北平的方言，以北平话做底子，从口语中提取有效的表现成分，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文学语言的口语化迈进，并逐步形成了一种堪称典范的独具个性的白话文学语言——“谈话风”的艺术语言。这种语言“念起来上口，有现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叶圣陶《朱佩弦先生》），虽说仍系知识分子化的口语，却亲切自然，鲜活上口，幽默风趣，雅俗共赏，这就使得他的散文比起当时一般作家的作品来，拥有更多的读者，缩小了新文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距离，而这正是朱自清高出于一般作家的地方，也是他为现代文学，尤其是为现代散文语言的建设所作的开拓性贡献。 应浙江文艺出版社之约，我们接受了编辑《朱自清散文全编》的任务。在编辑之前，我们反复讨论酝酿，取得的共识是：朱自清一生所写的散文数量很多，在一书中做到“全编”实属不易。但如不包括书评、序跋、杂文等，单就人们所称的“美文”这狭义散文而言，做到“全编”则是可行的。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就狭义散文而言编出一本真正《朱自清散文全编》。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一是做到无一遗漏，这是指不仅收集全了任何集子中朱自清的散文，而且，我们还尽最大努力发掘、查找一些散佚不见的散文，如本书中的《南行通信》和《南行杂记》两篇，是原来刊登在一九三○年七、九月间的《骆驼草》杂志上的，由于一直没有被收入朱自清散文的集子，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已有被湮没的危险，这次我们从浩如烟海的旧杂志中把它们发掘了出来。二是对朱自清的一些广义的散文，如杂文、序跋、书评等，原则上不收，但也并非一概不收，而是作比较严格的取舍，酌情收入一些能反映朱自清重要思想、观点和生活的代表文章，让读者能通过这些文章更全面、立体地了解朱自清。三是全书仍按朱自清生前编定的散文集编排，以时间先后为序，一些散见于集外的散文另编于后，这样，更有利于了解到朱自清散文的原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朱乔森先生的大力支持，他为本书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姜建先生也为本书的编辑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应该说，这部书的出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尚感不安的是，不知我们的编辑思想是否合理？一些文章的取舍是否公允？所有这些，我们真诚地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１９９５年７月于南京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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