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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无叫我为这书作跋，于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对于启无却未必。夫明清诸大家的文字很会自己说话的，何用后生小子来岔嘴；其不可一也。对景挂画虽好，班门弄斧则糟；其不可二也。当这年头儿来编印此项文件，已经有点近乎自暴自弃，何况去找压根儿未尝“浮起”的人来做序跋，这简直有意自己做反宣传；其大不可三也。所以我替启无再思再想，真真一无所取。然而我非启无，没法叫他不来找，做不做在我，找不找在他。再说他既经说到找到，反正推托不了的，不如老实说我不曾想到推托，干脆，而且做跋比做序还容易，据说如此。我谢谢启无给我这一个好机会。 序跋之类照例总直接或间接地解释那作品，我寻阅这书的目次却觉得无此必须。这都是直直落落，一无主张，二无理论，三不宣传的文字，只要喜欢看，一看至多两看总明白了。若不喜欢，看煞也不明白，解释也不会再明白，反而愈说愈胡涂哩。以下的话只为着和这书有缘法的人作一种印证而已，说服谁，不曾想。 这些作家作品之间，似乎找不到什么公共之点，若说是趣味吧，阿毛阿狗也都有趣味的。一定要去找，那么他们都在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可算惟一的特色。所感不同，所说不同，说法亦不必尽同，可是就这一点看，他们都是“忠实同志”哩。 夫小品者旁行斜出文字之别名也，举世同病自古如此，别提此刻了。“你想旁行斜出的都说着自己的话，那么正道的再说点什么好呢？”“不知道吗？笨啊，说人家的话哟！”这儿所谓人家事实上只是要人，人而不要，咱们的正统文豪决不屑于代他们立言的，或者是圣贤，或者是皇帝，或者是祖师，是这个，是那个，是X，是Y……什么都是，总不是自己。 就说文体上举些例罢，最初的“楚辞”是屈宋说自己的话，汉以后的“楚辞”是打着屈宋的腔调来说话，魏晋以前的骈文，有时还说说自己的话的，以后的四立文呢，都是官样文章了。韩柳倡为古文，本来想打倒四六文的滥调的，结果造出“桐城谬种”来，和“选学妖孽”配对。最好的例是八股，专为圣贤立言，一点不许瞎说，其实《论语》多半记载孔子的私房话。可笑千年来的文章道统，不过博得几种窠臼而已。既要替人家立言，就不得不为人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幸所谓圣贤皇帝开山祖师之流，他们的意思并不容易猜，就算您是文豪也许不成；即使猜着了，有时也未便仔细揣摹。活灵活现自己做起圣人皇帝祖师来，总也不大好吧。那就自然而然的会落到一个圈套里，这叫做窠臼，或者叫滥调，恕我又有一比，真正的老头子，娘们，土豪劣绅总是各式各奇的，至于戏台上的胡子，衫子，大花脸，二花脸，颠来倒去只这几种版本而已。这是简化，——是否醇化粹化，却说不上来。 既如此，小品文倒霉，岂不是活该。在很古很古的年头早已触犯了天地君亲师这五位大人，现在更加多了，恐怕正有得来呢。正统的种子，那里会断呢。说得漂亮点，岂不可以说倒霉也是侥幸，可以少吃点冷猪肉；若说正经话，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这似乎有点发夸大狂，且大有争夺正统的嫌疑，然而没有故意回避的必要。因为事实总是如此的：把表现自我的作家作物压下去，使它们成为旁岔伏流，同时却把谨遵功令的抬起来，有了它们，身前则身名俱泰，身后则垂范后人，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从，还有问题吗！中国文坛上的黯淡空气，多半是从这里来的。看到集部里头，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便是一例。 不但命运欠亨而已，小品文的本身也受着这些不幸的支配。这些文家多半没什么自觉的。他们一方面做一种文章给自己顽，一方在做另一种文章去应世，已经是矛盾了。再说一句不大恭敬的话，他们恐仍不免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见，所谓大的高的正的，自然还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家伙，这简直有点可笑了。 古人是否有些矛盾和可笑，暂且不问，我们一定受到相当的损失。没有确实自信的见解和定力的，也不容易有勇猛精进的气魄，即使无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远就此打住了。这果然一半为时代所限，不容易有比较观照的机会，然而自信不坚，壁垒不稳也是一个大毛病。他们自命为正道，以我们为旁斜是可以的，而我们自居于旁于斜则不可；即退了一步，我们自命为旁斜也未始不可，而因此就不敢勇猛精进地走，怕走得离正轧太远了，要摔交，跌断脊梁骨，则断断乎不可。所以称呼这些短简为小品文虽不算错，如有人就此联想到偏正高下这些观念来却决不算不错。我们虽不于争那道统，可是当仁不让的决心，绝对不可没有的。——莫须有先生对我盖言之矣。 准此论之，启无选集明清诸家之作以便广布，至少是在那边开步走，所以即使赔钱贴工夫，以至于挨骂都是值得的。在初编此书时他来问我，我说可以一集二集三集的连续下去，现在也还是这个意思，就当作跋尾看罢。 一九三○年九月十三日，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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