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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读过一本美国学者罗宾逊写的关于中国作家与基督教文化关系的书，书名叫《两刃之剑》，取的意思是《圣经》里“旷野的诱惑”的传说，即基督与旷野中的魔鬼的对话，展示了人的崇高和阴影——基督品性与魔鬼品性——之间直率的对话。由于着眼中国作家对基督教文化“反”的一面的研究，《两刃之剑》里探讨的中国作家多是既批判基督教又对中国现实抱有战斗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郁达夫、郭沫若、许地山、冰心、茅盾、鲁迅、胡也频、欧阳山、老舍、萧乾、李健吾和巴金，其中出现两次讨论的是茅盾和许地山。这些作家或多或少与基督教发生过一些接触，对于中国的基督教会无一不抱讽刺的态度，但与中国现实或者中国文化传统的压力相比，他们更加着力反对的是后者。这种立场也许包含了“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特点：他们把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分作两面，即作为学术和人格层面上的基督精神和作为文化侵略工具的基督教会。但这位美国学者似乎没有进一步探究：这种立场还来自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远背景，以启蒙为特征的反传统文化运动认同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传统对基督教文化所采取的复杂态度。 在“五四”启蒙思想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很难从西方文化里完全剔除基督教文化的阴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认同基督精神，这是由中国特定的现代文化背景所决定的。这是两者“同”的一面，《两刃之剑》所没有深入探讨的，被杨剑龙先生接过来认真地阐发了，剑龙先生的新作名为《旷野的呼声》，他取意为《新约·马太福音》的约翰布道故事，引申为：“中国现代作家们在从事的启蒙运动中，常常会有一种身处旷野之感，那种呼唤民众的觉醒而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孤寂之感，那种为民众而献身不为民众所理解的落寞之感，那种欲和敌手对垒却陷入无物之阵的无奈之感，这在鲁迅的作品里尤为生动：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的‘这样的战士’，沉酣于大欢喜大悲悯中的‘人之子’，赤裸地站立在无边的荒野上说出无词的言语的‘垂老的女人’等，都托出了鲁迅内心深处深沉的旷野之感。这种感觉在诸多的中国现代作家心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很显然，剑龙先生着眼点不在中国作家如何反对基督教，而是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认同”基督教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在自己身上的文化传统因子里发现基督精神的无所不在。如书中把中国作家所推崇的牺牲自我拯救世人的道德品质与耶稣的“崇高伟大的人格和热烈深厚的情感”直接联系在一起，把这种人格追求现象归结为基督教文化对中国作家的正面影响。 由于着眼点不同，剑龙先生在《旷野的呼声》中选择的研究对象也很不相同，他分专题研究了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庐隐、苏雪林、张资平、郭沫若、老舍、萧乾、巴金、曹禺、徐、北村、张晓风等十五位作家，除了当代作家北村和台湾作家张晓风以外，其他十三位与《两刃之剑》所讨论的十二位现代作家作一比较也是很有趣的。两者重复研究的作家是七位，《两刃之剑》独有的作家是五位：郁达夫、茅盾、胡也频、欧阳山、李健吾——绝大多数是对宗教仅仅抱讽刺态度的作家；而《旷野的呼声》独有的作家是六位：周作人、庐隐、苏雪林、张资平、曹禺、徐——大多数是对宗教抱有理解和认同的作家，所以，剑龙先生对这个课题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不仅对那些独有的作家的研究，即使是两本书共同研究的作家，他们的着眼点也是不一样的，剑龙先生似乎更加注重他们所受到的基督教的正面影响。 从《两刃之剑》到《旷野的呼声》，似乎暗示了中国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看法有所变化。那位美国学者研究这个课题是在80年代初，当时学术界还保留着浓厚的所谓“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痕迹，过去十几年里由于反西方文化的力量的制约，基督教文化处于被否定的状态下，无法得到意识形态范围的正面肯定，这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围剿和批判中可以体会得到。所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内涉及这个课题，也只能片面强调反基督教的作品。那位美国学者虽然敏感地抓住了这些反基督教的作品里同时包含着对自身文化环境的批判，但仍然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假象的迷惑。如他在1980年写信征求老作家萧乾意见时称萧为“一个反基督教的作家”，而萧乾在回信中则纠正了他的看法，萧乾强调“随着年龄及阅历的增长，自然我也接触到西方文学艺术中的基督教，我很喜欢，甚至醉心，我看到了基督教另外的一面”，并正确地说明了引起中国人反感的并不是基督教，而是与殖民主义强权一起传进中国的方式及其被利用为文化侵略工具的性质。这些说法在80年代初的时候还是很犯忌的，但现在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了，北村的小说创作的出现就很具体地说明了这种不可忽视的变化，剑龙先生显然是抓住了当代文化的信息，在《两刃之剑》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探索，换句话说，他仍然在填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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