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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辛丑和约


  李鸿章在北京沦陷后才到达天津,他这时的官衔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武卫军统帅及议和大臣,这些官衔对于八国联军所占领的天津是发生不了作用的。他之所以受洋人尊重,完全由于他个人的国际声望。他于光绪廿六年(1900年)八月间抵达天津,几乎是和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抵津的时间相同。可是他们两人正式见面则是九月廿四日在北京会面的。
  瓦德西事后五天曾向德皇作一详细报告:“……余曾接见庆亲王及总督李鸿章。李氏首先到此,庆亲王刚迟廿分钟始来;两人共在余处计有一点钟之久。从谈话之中余遂觉得该两人均有急望和议开始之意。……李鸿章请命赐给彼之差官一种护照……余对于中国官厅,必须其诚心依照余命而行者,方能容忍。今日余曾往答拜两先生,在庆亲王处仅作一番无关重要之谈话,但彼要求从速开始和平会议之意却曾表示出来。余给李鸿章先生一图,其上余曾划有上述占领区域之范围。李氏颇嫌其宽广。余从李氏屡次提及进兵张家口一事之中,可以明白盾出此举颇使彼忧惧,且由此足以证明余之进兵该地可谓颇得其道。……”
  光绪廿七年(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廷接受了八国联军所提的议和条款,这就是著名的《辛丑条约》。其要点为:
  (一)中国遣使赴德日两国道歉。
  (二)惩办祸首大臣。
  (三)禁止向中国输入军火两年,期满得再展延两年。
  (四)赔款银四亿五千万两,分卅九年偿清,合利息共计银九亿八千二百余万两。
  (五)北京划定使馆区域,区内由使馆团管理,各国并得派兵防守。
  (六)毁大沽至北京间之炮台。天津、北京、山海关间之交通要地,允许各国驻兵。
  (七)清廷允许张贴“严禁仇外”之上谕于各地。
  (八)清廷对任何设立仇外之会党立刻正法。
  这次屈辱的条约,是在联军枪杆下被迫签署的;列强本可瓜分中国,只是由于本身间的矛盾和利害冲突,所以中国在这时候才侥幸不被瓜分,而仅被迫签约,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这个《辛丑条约》应该是中国有史以来对外签定条约中的最屈辱条约,由于这个条约,使中国京城的大门洞开,使以后几十年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
  义和团烟消云散,可是义和团事件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一)世界各国并不去检讨这次事件形成的原因,而严厉指责义和团行动粗暴,指责中国不是一个文明国家,指责中华民族是一个野蛮的民族。
  (二)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洋武力开始侵略中国,但每次战争它们所击败的只是清朝政府,一般民众和守旧士大夫,在心理上并未屈服。义和团事件是清朝政府、中国卫道的士大夫、以及广大的农民汇合凝聚而成的力量,他们以符咒和拳棒去和西洋枪炮相对抗,结果彻底地失败了。经过这次惨败,清朝野都都不敢轻外仇外,民族自尊心完全丧失,人民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媚外心理,这种心理影响了中国以后数十年。
  (三)督抚权力增加,演变成后来军阀割据。因为拳变期间,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和列强约定,各省自保。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和教堂,请列强勿进兵东南各省,这一举措在拳变之后受到清廷的承认和嘉勉,遂使各省督抚形成半独立局面。
  (四)中国有志之士认清一点:就是腐化的清朝政权,非推翻不可,欲救中国,非革命不可。
  (五)最明显的结果,是清朝政府中老的一代死的死,被淘汰的淘汰了,众望所归的唯一人物是袁世凯,他取代了李鸿章的地位,从而为未来的北洋军阀一系奠定基础。
  袁世凯在义和团之变时,不仅成为有名望的督抚,堪与刘坤一、张之洞等齐名。且由于他在北方,各省督抚向北京的奏报都是由他转递,加上义和团肇始山东,自袁接任山东巡抚后,山东省境内太平,因此无论中外人士对袁都刮目相看了。
  北京陷后,两宫出奔,在蒙尘途中曾电谕李鸿章,命他火速前往北京与洋人议和。袁亦密电李鸿章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称,各国并无他意,深盼李相能说庆亲王共商议和事。”
  如此一来,袁对国家大事,也取得了发言权了。
  慈禧和光绪在赴西安途中,追随左右的全是守旧派大臣,由于这些顽固派的包围,所以谈和时,洋人也心存疑虑,因此袁和李鸿章便密商促成荣禄能尽速前往行在,俾慈禧左右能有一进言之大臣。荣禄在北京失陷时,对于守旧派垄断朝政,深感灰心,经李、袁的敦促,乃趋赴西安。而慈嬉对荣禄仍极信任,不久荣禄便成为极重要的军机大臣。自荣禄重被慈禧所宠信,袁的发言权便大为提高。在这期间,他和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联成一气,而李鸿章在北京,荣禄在西京,因此他的意见可以四通八达,他的地位便日益重要了。
  当和议达成,八国联军即将撤兵时,京畿重地必须有清兵驻守,以维治安,李鸿章急电请袁派姜桂题率兵先赴河南,以备接替。当时姜桂题正在保护青潍铁道工程,袁于是即拨防营前往递补,并饬姜桂题立即出发,待命前往接替八国联军。
  光绪廿七年(1901年)四月廿九日袁世凯的亲生母亲刘氏病逝。原来刘氏和袁的嗣母牛氏都是住在河南项城原籍,牛氏去世后,袁乃迎养亲生母到住所,随袁宦游各地,主持家务。袁丁丧后遂电辞山东巡抚,可是他这时候是各方所瞩目的大臣,山东全身司道百官和地方绅士,都纷电西安行在和李鸿章处,请旨夺情。五月一日上谕给袁丧假一百天,袁有哀恳电云:“五月初一日恭奉谕旨,以世凯丁本生母忧,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照常任事。捧读之余,感纫泣血,伏念时势阽危,至今已极。联军尚未尽撤,伏莽益复横行,臣母病中,时勖臣以损顶摩踵仰酬知遇,并以病躯支离,未得亲见回銮盛典为词。迨至弥留之际,口不能言,犹复举手西指,泪满衣襟,是臣上报君恩,似未可一意固辞,下承母训,尤不愿再三虚让。惟是窀穸未安,方寸已乱,设身膺墨,而手惓簿书,非但为千古之罪人,亦恐负一时之清议。傍徨午夜,屡绝粥饘,恳准百日内开缺离署,扶榇返里,俟葬亲事毕,遄返东省,当专任营务,稍尽翊卫巡防之任。倘冬春之交,时局大定,再恳许臣回籍终制,此则乌哺私情,以必得所求而后已也。”五月十一日慈禧温旨慰留,同时派员代表太后赐祭。
  袁的生母刘氏和嗣母牛氏本是妯娌,她们都是旧社会妇女,受的全是旧礼教薰陶,两妯娌对于这个能干儿子都很宠爱。袁在山东巡抚任内虽为时只有一两年,但他已成全国瞩目人物,项城袁家的人很多都济南,而袁也大力整修项城的旧居。刘太夫人一直随袁在济南,刘氏物故后,袁一再恳辞山东巡抚以守制三年,这不过是旧中国的礼教习惯,其实袁这时不止是辞卸不得,而且好运还才开始呢!
  袁在山东巡抚任内有一件新政,就是在省城济南设置大学堂。不过这所谓的大学堂,是小学、中学、大学的一贯制,共分四级,第一级称“蒙养学堂”,挑选幼童自七岁起至14岁止,为时八年,讲习经史,并授以简易天文、地舆、算术。毕业后升入第二级称“备斋”,讲求浅近政治、艺学,两年毕业。毕业后升入第三级“正斋”,研读四年,分科为中国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政治学、方言学、商学、工学、矿学、农学、测绘学、医学共十门。毕业后升入“专斋”,以两年至四年为期。专斋课程俟正斋毕业后再订。每年经费预算6万两,聘美国人赫士为总教习。这就是最早的山东大学堂,后来虽然未照这计划进行,可是,袁总算是一个首创者。
  中国士大夫阶级都有浓厚的重农轻商观念,袁则认识商业发达,可以富国裕民,所以他在山东农商并重,因此首创商务总局,以道员唐绍仪总司局务。又设筹款总局,整饬土药、烟酒各项杂税厘捐。并且派遣道员马廷亮往日本搜集日本银行铸造银圆的办法和章程,以及印刷钞票的办法等等。
  事实上,这个时候的袁世凯,所有措施都算得上是新政,正因为他是新政,和守旧的顽固派对比,显得突出,政治是多么的现实,他当年以出卖维新派、打倒新政而鸿运当头,如今他却以行新政而赢取时誉。
  袁曾得意地告诉幕僚们说:“此次拳乱,各督抚中如无我辈四人搘拄,国事尚可问乎?”袁所谓的四人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和他自己,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光绪廿七年(1901年)九月廿六日,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王公大臣正在回往北京途中,这天是由河南省巩县抵达汜水县驻跸,得到李鸿章自京电奏:“病势危笃,请速派大臣接替,以资镇摄。”这时奕劻已由北京前来迎驾,俾让两宫在还京以前详知谈和情形以及北京近况,李鸿章突然病重,所以电奏两宫,希望速让奕劻赶返北京,继续和议。慈禧和光绪阅电都非常担心,因为奕劻虽已出京,但尚未赶到。慈禧这天以极忧郁的颜色对随驾的吴永说:“大局未定,李相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可以分担?”
  第二天,九月廿七日两宫自汜水赴荣阳,傍晚接到北京急电,李鸿章于午刻逝世,慈禧和光绪听见这个噩耗,饭都吃不下去,随驾大臣乃至宫监卫士都有梁倾栋折的感觉。慈禧和光绪立即召见荣禄等大臣,太后决定三个主要人事命令:
  一、王文韶着署理全权大臣。
  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袁世凯署理;未到任以前,着周馥护理。
  三、山东巡抚着漕运总督张人骏调补。
  十月初二日两宫驻跸开封,河南全省文武均在城外迎驾,行宫陈设壮丽,俨然有内廷气象。奕劻由京师赶到,立即获得召见,询问京中情况至为详尽。第二天再召奕劻,奕劻把李鸿章的最后奉疏奉呈,两宫都为之流涕。
  李鸿章的遗疏全文于后:
  奏为臣病垂危,自知不起,口占遗疏,仰求圣鉴事。窃臣体气素健,向能耐劳,服官四十余年,未尝因病请假。前在马关受伤,流血过久,遂成眩晕。去夏冒暑北上,复患泄泻,元气大伤。入都后又以事机不顺,朝夕焦思,往往彻夜不眠,胃纳日减,触发旧疾时作时止。迭蒙圣慈垂询,特赏假期,慰谕周详,感激涕零。和约幸得竣事,俄约仍无定期,上贻宵旰之忧,是臣未终心事。每一念及,忧灼五中。本月十九夜,,忽喀血碗余,数日之间,遂至沉笃,群医束手,知难久延。谨口占遗疏,烦臣子经述恭校写成,固封以俟。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效力,翼赞讦谟。臣在九泉,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唯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同日发布一道上谕:“奉懿旨,略谓上年京师之变,该大学士忠诚坚忍,力任其难,宗社复安,朝廷攸赖。近日因病,然经降旨慰问,该大学士力疾从公,忠靖之忱,老而弥笃。乃骤患咯血,遽尔不起,艰危之交,失此柱石重臣,曷胜怆恸!前已加恩云云。着再赏银五千两治丧,立功省分建立专祠;政功战绩,宣付史馆。伊子李经述,着赏给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李经迈着以四品京堂用;李经方服阕后以道员遇缺简放。伊孙李国杰,着以郎中即补;李国燕、李国煦着以员外郎分部行走;李国能、李国焘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云云。”
  初四、初五、初六均在开封逐日召见奕劻,并于初五日颁上谕:“奉懿旨,奕劻着加恩在紫禁城内乘坐二人肩舆。”初六日命奕劻启程返京继续办理议和以及准备两宫回京事宜。
  李鸿章的去世,使袁世凯成为北洋正统的领导人,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人物,虽然光绪对袁的擢升很不开心,可是这是慈禧的主意,光绪如何可以反对呢。
  袁世凯出任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虽由慈禧决定,有人却说是李鸿章遗奏保荐,又有人说是军机大臣荣禄向太后力荐。不管是谁的保荐,问题在于慈禧对袁有好感,信任他的忠实,欣赏他的才干,使袁以一个普通的道员,在五六年时间便爬到督抚地位,更特别的是直隶总督简直等于督抚团领袖,担负拱卫中枢的重大责任。
  相传李鸿章临死前有遗折奏保袁为继任人,但在《文忠集》内却无此奏稿。同时袁的任命是在两宫回銮途中得李去世电的第二天即降旨,所以李纵使有遗折荐袁自代,可是袁的大命却是直接出于慈禧的圣眷。
  袁因有李的遗疏荐贤的传说,愈发见重于世,据说代李拟稿的是于式枚(号晦若)。荐袁是用“附片”,附片也是清朝一种官书,遇有机密,誊之附片上达,可以留中不发。附片中有句:“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袁后来有致于式枚一函,答谢于代李草疏荐己,函云:
  “……节相骑箕,天下共恸!弟识陋望浅,何敢作此替人?乃承示以疏稿,竟过许:‘环顾宇内人才,无出世凯右者!’此虽出节相之口授,实亦由足下之成,弟当诏示子孙,永铭大德。兹随函奉上古董八件(另附一单于函末),戋戋聊表谢忱。……”
  这一年袁世凯43岁,与当时的有名望的大臣和督抚比,实在太年轻了;因为他的三位前任,荣禄已快70岁,李鸿章79岁,王文韶68岁,袁世凯的年龄足够做这三位前任总督的儿子。
  袁奉命署理直隶总督后,由于丧服在身,所以坚辞朝命,慈禧不许,于是他先把左右的人事作了一番部署,副将张勋、守备孟恩远、都司曹锟、吴凤岭等都蒙奏荐嘉奖,又特疏保荐唐绍仪。唐自朝鲜起便一直追随老袁,袁在山东巡抚任内曾创设商务总局,唐绍仪便以道员总揽局务,拟定各项规则,办理颇有成效,可算是袁的左右手。
  光绪廿七年(1901年)十月初十日,袁世凯一切安排都已就绪,乃把山东巡抚篆务交给护理巡抚布政使胡廷幹,然后于十一日自山东起程北上,唐绍仪随行。十月十六日抵河北高阳,直隶护理总督周馥派人捧直隶总督大印来迎。十七日袁接收印绶,即日履任视事。
  袁接任后的第一道人事命令,是派唐绍仪为津海关道。唐深通洋务,在朝鲜时也是主办关务。还有一个巧合,护理总督周馥在十五六年前也是任津海关道,那时袁在朝鲜,便和周订交,甚为莫逆。周馥一直在直隶省任职,后来做直隶臬司,最后是直隶按察使。他是按步就班地往上爬,而他的老朋友却出将入督,不过几年时光已变成著名的督抚,并且回到直隶做他的顶头上司了。
  当袁奉派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两宫在开封行宫于九月廿八日再颁上谕:“奉懿旨,以回銮在即,颁赏有功人员,李鸿章再赐祭一坛,伊子李经迈以三四品京堂候补;庆亲王奕劻赏食亲王双俸;大学士荣禄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王文韶赏戴双眼花翎;两江总督刘坤一,加太子太保衔;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均加太子少保衔;余如联芳、那桐、张翼、周馥等,均升赏有差”。其后三天又颁上谕:“盛宣怀、赫德均赏加太子少保衔”。
  袁在直隶任内第一件参奏,是请两宫惩办此次肇变祸首,将董福祥明正典刑。袁对董的恩怨,一方面由于董在武卫军时代以助义和团而恣意胡为,同时因董在不久前曾向荣禄威胁,袁这一奏疏使荣禄最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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