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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席中拥挤、喧闹、烟雾缭绕。不过，开庭以来记者们过于拥挤的局面已大大减轻。报界不再每天重点报导审判情况，因为不管证据怎样轰动，审判毕竟已进行了六个星期。记者们开始争夺新鲜角度的报导。二十四岁的武装部队新闻广播网负责人哈尔·伯森想出一个主意，来找安德勒斯上校商量。伯森想以一名看守的身分进入。牢区。安德勒斯上校告诉他：“伙计，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从而拒绝了他的要求。既然伯森自己不能进入监狱，他就培植看守作为新闻的来源。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在报导中透露了狮身人面般的约德尔是最不受欢迎的犯人；凯特尔最干净整洁；赫斯和里宾特洛甫最为邋遢，在这点上两人不相上下；最受欢迎的犯人中有斯佩尔。而且，他不费力地了解到，美国兵特别喜欢的人是戈林。 一位澳大利亚记者问安德勒斯，他是否可以问问被告们有关他们做梦的问题。安德勒斯同精神病医生凯利商量这位记者的请求，凯利拒绝了。凯利税，提这种问题会使犯人们心烦意乱。他隐瞒没说的是．被告们所做的梦正是他与吉尔伯特计划要写的书的材料。那个澳大利亚人坚持不懈，后来又去找辩护律师们打听是否知道他们的委托人做些什么样的梦。他们告诉他，有八个被告承认周期性地梦到安德勒斯上校处罚他们的可怕的事。 记者们阅读1月4日星期五的公告栏，发现法庭将对德国最高统帅部进行起诉。在所有被起诉的机构中，给该机构定罪看来最为困难。六年来的战争影片、新闻片、书籍和盟国的宣传，已使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之类的名称成了恐怖和死亡的同义词。但是最高统帅部的情况又如何呢？这些人是三军将领，他们指挥由政客们发动的战争。这种情况在德国同其他国家都是一样的。检方必须证明，这些职业军人不仅进行战争，而且参与发动战争，还在战争中犯下罪行。最高统帅部一案的检察官将是特尔福德·泰勒上校。 这一起诉并不是泰勒原来所选择的任务。他经英国布莱奇利的极端密码破译局推荐来到纽伦堡，是最终被杰克逊挑中来法庭的许多律师中的一员。在纽伦堡，他一直做杰克逊与俄国人的联络官这一不太费力的工作。由于无人愿意负责最高统帅部起诉案，泰勒因没有更好的工作而将之承担起来。同时，他还做了一个补偿性的安排。监狱里关满了在大纳粹头子之后即将受审的次级纳粹分子。罗伯特·杰克逊已找到特尔福德·泰勒作为一位能干的接班人。继杰克逊之后泰勒将成为首席检察官，这一前景为他待下去并负责这个费力不讨好却富有挑战性的最高统帅部起诉案提供了动力。 从泰勒走上检察官席的一刻起，他的表现就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外表引人注目，清瘦、英俊，波状头发，身穿制服，一派诗人气质，在纽伦堡的社交圈中，泰勒赢得了文艺复兴时期全才人物的美名，他是网球赛手、钢琴家、双簧管演奏家、作曲家、作家、桥牌高手和舞林高手。只是由于他的自我保护的超然神态，才止住了一些人对他的接近。他既不拥有、也不追求平易近人的作风。 泰勒追述一个令人尊敬的军官团如何腐化变质并转变为有失军人身分的、希特勒的可耻工具时，他的推理能力使全法庭的人为之倾倒。正如一位同事说的那样，他“像律师们判定的精明那样精明”。他记忆力超群，能够回忆起各种判例并按照进展的逻辑掌握着他的案子。在语言运用上，法庭里唯一可以与他媲美的人是杰克逊。泰勒给自己定了一个最小的目标：也许不能证明整个最高统帅部犯罪，但他决定使法庭相信单个的德国将军可以是战争罪犯。 l月7日星期一上午，天气清澈寒冷。泰勒上校继续起诉，他要求法庭将他宣读的一份文件写入记录。在泰勒宣读时，奥托·纳尔特律师向他的委托人陆军元帅凯特尔瞟了一眼。那个老军人毫无表情地坐着，就像是一个人站在铁轨上而没有听到火车在开近。泰勒念道：“1944年3月24日当天或前后，在意大利的拉斯贝泽，安顿·多斯勒将军违反战争法规，的确下令就地枪决一批美国被俘军事人员…” 坐在法庭里的战略情报局的人员知道这个事件。一个十五人的小分队曾经越过战线在意大利的北部偷渡上岸，计划炸掉一个铁路隧道。这些人被捕时，身上穿着制服，正在执行正统的军事任务。根据多斯勒的命令，他们不经审判就被枪决。多斯勒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他是在执行凯特尔陆军元帅签署的“突击队命令”。泰勒指出，多斯勒已经在意大利的一个军事法庭受审并且在上个月已被处决。 泰勒走上检察官席，拿起另一份编号为第五五一PS号的文件。他说，这份文件将驳斥这样一种惯用的辩护腔调，即希特勒的甚至是最罪恶的意志也必须服从，否则将受到包括死亡在内的处罚。盟军在诺曼第登陆并在法国取得立足点后，西线总部的德军将领们询问“突击队命令”是否仍然有效。得到的答复说，命令“完全有效”。凡发现在战斗外围执行任务的任何盟军部队，以及任何被抓获的空降兵，都将被枪决。此外，西线总部必须每天报告消灭这些“破坏者”的数字，这一命令也是凯特尔元帅发出的。泰勒继续说，凯特尔之流想使法庭相信，执行希特勒的意志没有商量的余地，众所周知，他们必须杀人或者被杀。泰勒说那不是真的，每一名德国士兵的手册上讲得很清楚，明知是非法命令而去执行是一种犯罪。埃尔温·隆美尔元帅也许是德国军人中最勇敢的人，他在接到重新确认的“突击队命令”时，干脆把它付之一炬。 那天下午法庭刚一休庭，吉尔伯特上尉就从被告席飞快跑到司法大厦的记者间。他要找那天一位证人所作的有关最高统帅部的陈述。此人名叫埃里克·冯·德姆·巴赫一泽莱威斯基，四十六岁，是希姆莱帝国军事力量党卫军“志愿”部队的将军。记录了该证词的记者翻开笔记本，在打字机上卷入一张纸，打出了吉尔伯特想要的那段话：“当斯拉夫民族是劣等民族以及犹太人甚至不是人的这种说教实行几年和几十年后，我认为出现这样一种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巴赫一泽莱威斯基所说的“爆发”，是指在镇压俄国游击队抵抗中他自己所起的作用。 站在证人席上的巴赫一泽莱威斯基看起来并不像是个恶棍。他高瘦蓝眼，带着一副普通教师和蔼可亲的神态。可是在逮捕和处决游击战士以及关押成千上万的人质上，他以残酷无情而出名。希特勒曾一度称巴赫一泽莱威斯基是“党的模范战士”。辩护律师们的反质试图证明，只有像巴赫一泽莱威斯基自己的党卫军这样的单位——而不是正规军队的士兵——才大规模地集体杀人。但是这位证人却认为，德国整个战争机器都犯有罪行。 当听到巴赫一泽莱威斯基在法庭上说犹太人甚至不被看作是人时，吉尔伯特头脑中突然闪现出一些东西。他拿着法庭记者给他打好的证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吉尔伯特翻到一周前他做的奥托·奥伦道夫证词的笔记，还有威斯利森尼的叙述。威斯利森尼说阿道夫·艾克曼曾令人悚然地夸耀他屠杀过数百万人。 为什么经过精密安排、常规实施的集体屠杀一般都由有教养的人来执行？为寻找这个答案，吉尔伯特费尽了脑筋。他对达豪判刑罪犯的探访为这个谜提供了部分答案：那是因为有一种造成盲目服从的文化。奥伦道夫的证词证实了这一点。巴赫一泽莱威斯基今天的陈述提供了另一部分答案，对此吉尔伯特最近思考得很多。普通德国人不会去杀死无辜的人们。但是如果像巴赫一泽莱威斯基指出的那样，德国人成年累月地受到强大的宣传影响，说斯拉夫人或犹太人不是真正的人，而是应对德国的不幸负责的堕落种族，那又会怎样？如果这种态度是政府官方的立场，那又会怎样？如果把这个国家犹太人被剥夺了的法律权利（工作权、财产权、婚姻自由甚至公民权）给予最低层的德国人，那又会怎样？所以，具有盲目服从性格的人，被要求去铲除社会上的寄生虫，他就找到了这样做的合理基础。吉尔伯特认为，这两个因素大体上说明了那个“为什么”.不过，还应该有更多的因素。 对有关组织的起诉已经结束，辩护将在稍后时间进行。法庭日程表上的下一个安排是对被告个人的起诉。1月8日，指控第一批被告人即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时，法庭上宣读了大量的文件。第二天早晨，当被告们离开操场时，凯特尔咋呼一声立正，转开身让赫尔曼·戈林在他前面走回监狱。这天晚上他同奥托·纳尔特会面时，他想告诉这位辩护律师戈林可以怎样帮他。 凯特尔期待着纳尔特的到来，这也是为了打破生活的单调乏味。现在白天很短，晚饭后几乎就不能读信或写信。他们只得在昏暗中趴伏静坐，直到9点上床睡觉。而这时，看守们却违反常情地用可恶的探照灯照进牢房。他们唯一不被盯着的时间是坐在凹室的抽水马桶上的时候，这时看守门只能看见他们的脚。对他们来说，生活已经变为周一到周五在法庭受审，夜晚和周末忍受孤独。只有与他们的律师会面、凯利和吉尔伯特的巡视以及操场上几分钟的活动才打破这种状态。尽管有令人尴尬的直肠检查，凯特尔还是期待着每周一次的冷水淋浴。 奥托·纳尔特是辩护人员中的一名前纳粹律师。他是个税务律师，过去曾发现他与纳粹党的关系对开展律师业务很有用。在会客室见面时，纳尔特律师问凯特尔在早期审讯中是否确认了自己在“突击队命令”上的签名。凯特尔点了点头。他作怎么样的选择？普鲁士军人荣誉的准则迫使他讲了真话。纳尔特想知道，凯特尔认为戈林能为他做点什么？凯特尔解释说，他曾经恳求戈林让他去前线指挥部队。虽然是陆军元帅，让他去指挥一个师也愿意，只要能躲开元首每天的侮辱，让他干任何事情他都会心满意足。如果戈林在法庭上能证实凯特尔曾作过这样的请求，凯特尔推想那将证明他并不是希特勒朝廷中死心塌地的成员。纳尔特在分手时间凯特尔，是否有话捎给他的妻子？她目前和约德尔的妻子一起住在纽伦堡。凯特尔说，他给家庭带来的耻辱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凯特尔告诉律师说，就请她为他祈祷吧。 虽然丈夫的过于普鲁土军官化并不能怪她，但凯特尔太太还是要部分地为她丈夫现在的命运负责。1934年，凯特尔已接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父亲去世后，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军队，去做坐落在布伦瑞克的赫尔姆谢罗德地方他的家族领地的主人。莉萨这位酿酒商的女儿却十分固执地反对。为什么她能成为将军夫人，却要当一个农场主的妻子呢？凯特尔就这样继续待在军队中。当希特勒任命他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时，凯特尔的军官同僚们都大吃一惊。希特勒一次说凯特尔有“电影院引座员的头脑”时，另一位军官问元首为什么要任命他为德国军队的最高层人物，希特勒回答说，因为此人“像狗一样忠诚”。 外表潇洒英武的凯特尔也为另一个目的服务。1938年在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在威胁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交出国家权力时，大声地把凯特尔从接待室叫出来。元首问道，德国军队已经进入进攻准备状态了吗？凯特尔作了肯定的回答。他站在那里，身穿整齐笔挺的制服，是个十足的军人形象。这个不言而喻的信息对许士尼格起了作用。 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是一名下士，可是凯特尔却被元首的军事天才迷住了。不管将军们提出什么争议问题，希特勒总能引用毛奇、施里芬或克劳塞维茨的话予以对付。凯特尔深信不疑地承认，在军事问题上，“我是学生，而元首是大师”。 与律师见完面后，凯特尔被送回牢房。除了门锁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闭后，牢房内的一切如死一般寂静。他脱去外衣，叠折整齐。因牢房里不允许使用钩子和挂钉，他就把衣服放在石头地板上。凯特尔问看守他今晚是否可以坐在床上熬夜，因为他脖子上长了个讨厌的疖子。这件事他没有告诉弗鲁克医生，他也从来不向医生报告他的病情。不过，他的苦行僧似的生活是人为约束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且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现在的血压是一八O：一O0。他曾向凯利少校透露，他在战争中曾经三次想自杀。凯利这样写过凯特尔：“目前，他已没有继续活下去的需要，因此，他是最有可能自杀的人物之一。” 辩护律师们把司法大厦附近一个幸存的小旅馆——星球旅馆作为自己的聚集点。奥托·纳尔特在与他的委托人凯特尔见面后到了那里。走进旅馆时，一堆柴火半明半暗地烧着，热气微微，纳尔特觉得很是不错。时间已很晚了，他只找到了一位同事路德维希·巴贝尔。旅店老板给纳尔特来了一杯啤酒。巴贝尔说，德国啤酒是从战争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的一种东西。纳尔特一脸倦色地说，他但愿上帝保佑多斯勒的证词从来没有出现。他怀疑，当一名德国将军已因为执行命令而被枪决时，他怎么能挽救发布这项“突击队命令”的那个人呢？ 检方已起诉完坐在被告席前排的被告，一个接一个，就像对付射击场上的靶子一样。五月9日轮到罗森堡。当施特赖歇尔开凿反犹的沟壑时，罗森堡则竭力把反犹思想提升为一种体面的哲学。对于令人发笑的纳粹头衔，例如负责监督党的意识形态整体训练暨教育的副元首，以及负责保卫党和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哲学的长官，他都非常热衷。罗森堡被起诉受审，是因为他后来担任东方占领区部长和洗劫艺术品行动负责人之故。 道格拉斯·凯利少校坐在来宾席上，从那里可以看到他的同事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被告席周围徘徊。凯利仔细看着罗森堡，发现此人英俊但缺乏生气，头上留着那个年代美国年轻人熟悉的直高后梳二分发型。他想起第一次去那人牢房的情景。罗森堡对凯和谈起了他的书《二十世纪的神话》。神话一词译得很不贴切，用传奇这个词会更好些，因为罗森堡提出了有关日耳曼民族高贵血统的一套半神秘主义的理论。1934年该书出版时，共售出了二十五万册。不过，这本书的主要特点好像是可读性很差。它是用德国哲学的庞杂晦涩风格写成的。这本书希特勒翻了一遍，而戈林从来没有碰过。宣传部长戈培尔称《二十世纪的神话》是“一次意识形态的喷发”。不过，戈培尔了解他的同胞，如果他们不能彻底了解罗森堡，那他们就一定会觉得此人渊博高深。 凯利在早先的那次探访中带去一名年轻的美国译员。罗森堡问凯利，他是否知道一名满身油污的潜艇水手一旦从引擎室爬回宿舍就做什么？罗森堡自己回答说，这位水手一回到宿舍就伸手拿起他的那本《二十世纪的神话》。凯利请译员翻译一段罗森堡的书中内容。那位纳粹分子开始拿出那本页角卷曲的书。但他首先询问这位译员信什么宗教，译员答复说信天主教。罗森堡立即从译员手中抽回书，说道：“这位年轻人为他的国家工作，是一名好战士和好天主教徒。如果他要读我的书，他会立即与教堂断绝关系。我不想为这事负责。” 那天凯利离开牢房时，罗森堡交给他用普通写法记着什么东西的一棵纸。他说，这是一份备忘录，它对美国有巨大的潜在价值。这是一份“美国黑人安置非洲”的计划，罗森堡在该计划中写道，他已作了必需的计算，如果美国不听从他的忠告，“一百五十年内美国人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不纯洁的混血杂种。” 这一天针对罗森堡的起诉总结是由一个新的人物来做的。瓦尔特·布鲁德诺的出庭体现了才能而不是等级的胜利。布鲁德诺在纽伦堡是个不多见的人物。他是一名没有任命状的律师，是在高级官员成堆的地方的一名一等兵。尽管外表给人印象良好，而且人又能干，布鲁德诺却被上司撇在一边。实际上每个上司都是如此，最后还是杰克逊发现了他。这位首席检察官用一种能产生实效的办法解决了布鲁德诺等级地位问题：他让军队解除了布鲁德诺的军职，事实上把他提拔成文官。虽然这是布鲁德诺初次上法庭，但还是没有使他被饶恕和逃过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尖锐的话语。这位法官鼻子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说道：“布鲁德诺先生，你已经几次向我们提到了《二十世纪的神话》。怖鲁德诺点点头说：“是的，先生。”劳伦斯说：“我们不想再听到它。”这是一位英国中学校长般的声音，严肃正经但使人受不了。 劳伦斯的不偏不倚一开始就把被告们弄糊涂了。甚至是每次他进入法庭，也表现出他对公正法则的尊重。他身穿黑袍和条形裤，在落座以前先向检察官后又向辩护律师鞠躬。到这时，被告和辩护律师对劳伦斯已日益敬仰。当听到劳伦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炮手而获得卓越勋章后，他们更增加了对他的尊敬。汉斯·弗里奇这位接受审判的广播宣传家，怀着敬畏的心情聆听了劳伦斯爵士精确简洁的讲话，他尤其钦佩这位爵士不提高声调就拥有绝对权威的天赋。弗里奇对他的同胞评论说，劳伦斯是“如此的英国化，如此的非日耳曼化。” 布鲁德诺结束他的总结发言时，道格拉斯·凯利的目光还盯在罗森堡身上。这是一个愚蠢、傲慢的人，在兜售他的哲学垃圾方面又是一个头脑糊涂的人。但凯利很想知道，这个案子能判死刑吗？就算检方证实了罗森堡监督从被征服国家犹太人家庭中窃取了大批的艺术品和装饰品，但他从未杀死过任何人。他担任东方占领区部长时，实际上曾试图阻止在苏联实行的大规模屠杀。可是，他的权威很快受到更加残暴的党卫军人物破坏。凯利在审视被告席上这人的脸时心里问自己，是谁把杀人的憎恨灌输给这些屠夫？他想起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杀人是首恶，同谋犯并不比杀人犯要好，理论家是最坏的。” 霍华德·K·史密斯抓到了一个广播报导的新题目。在国内，当男人出国打仗时，妇女填补了无数的工作需要，这就是铆工罗前现象。在纽伦堡这里，史密斯观察到，在六百名美国工作人员中，有多达一半的是女性。她们不仅做秘书，而且还做调查研究人员和翻译。美国检察官中有两名律师是女性。史密斯在报导中告诉美国人说，陆军妇女队的凯瑟琳·法尔维少校将回国竞选马萨诸塞州的立法议员。他讲述，三十岁的哈丽雅特·泽特堡是威斯康辛大学一位聪明的法律评论研究生，以准备有力的法律辩论书而出名。除泽特堡本人外未被人们注意到的，也许还有她并不在法庭抛头露面。上台的角色是留给工作人员中的男性的。她的丈夫是另一位起诉律师丹尼尔·马戈利斯。因为有不准配偶在一起的命令，这对夫妇表现得像没结婚一样，而且在纽伦堡大饭店的一间房里“姘居”。 1月10日上午，被告们从监狱被带到法庭时，吉尔伯特上尉走在汉斯·弗兰克的旁边以表示给他道义的支持。二十一名被告形成了四个不明确并时有变化的小派别：戈林控制的顽固不化派；以沙赫特为首的愤慨派；以绍克尔为典型的迷惑派；由斯佩尔和弗兰克领导的悔罪派。 在法庭上，战略情报局滑翔部队军官威廉·鲍德温上校引用弗兰克在做波兰总督时所写的日记片段，开始了对弗兰克的起诉。鲍德温宣读第二三三PS号文件：“1941年9月，被告弗兰克的主任军医向他报告波兰人令人吃惊的健康状况。我现在读日记第六十四页的内容。波兰人现在每天配给他们的食物相当于六百卡，而一个人的正常需要是二千二百卡……染上传染病的波兰人总数已达到百分之四十……这种状况对来波兰的德国士兵们是个严重威胁。”不过，鲍德温继续说道：“1942年8月，弗兰克批准了一个新的计划，要求以牺牲波兰人为代价向德国人提供更多的粮食。我再次引用他的日记，第三十页上说：在德国人民遭受饥饿以前，占领区及其人民必须先挨饿。这意味着今年向波兰征收的粮食将比去年多六倍。新的需求将完全以牺牲外国人为代价来完成，这项政策必须绝不心软地执行。” 站在被告席左侧的吉尔伯特上尉仔细观察弗兰克。鲍德温的论据像重锤一样去了下来，吉尔伯特看得见那人几乎要被压垮了。吉尔伯特担心鲍德温的这一猛击会导致弗兰克倒退，并且在死硬分子的阵营即戈林一伙中寻找同情和理解。 1月11日星期五，哈丽雅特·泽特堡和丈夫丹尼尔·马戈和斯急匆匆地走进法庭。圣诞节休假期间这对夫妇赴捷克跟踪调查一位内科医生弗郎兹·布拉哈博士。检方相信，布拉哈的经历将会证明几个被告有罪。这位医生今天作为托马斯·多德起诉中的证人出庭作证。 布拉哈在战争初期被纳粹分子逮捕并关押在达豪集中营。那里的长官命令他在健康犯人身上进行伤寒试验，他拒绝这样做，从而被放逐到尸体解剖室。到战争结束时，布拉哈做了一万二千例尸体解剖。当这位医生走上证人席时，马戈利斯和泽特堡感到吃惊的是，此人尽力保持着那种固有的尊严。他脸上皱纹密布，眼色疲沓，说话声音平静且令人信服。 “夜雾命令”一事以前只在文件证据中讲到过。凯特尔在发布这项命令时曾训示说：“威吓的目的，只能通过死刑或通过采取措施使犯人们的亲属或其他的人们不知道罪犯的命运才能达到。”多德要求布拉哈以第一手的材料讲述根据该命令那些从家中被迅速而神秘地带走的人们的情况。布拉哈作证说，他看见为加快被害者的消失，他们被枪决在焚尸炉前。正像德国人喜欢说的，这是“我们把他们变成雾”的地方。 多德问布拉哈，他是否在达豪见过被告席中的什么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被告们大多数否认对集中营的活动有任何了解。布拉哈用单调的声音数出这些名字：“罗森堡、弗里克、丰克、绍克尔。”有一张脸孔从布拉哈来到法庭时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被告席中坐着的有他的那位腼腆、勤奋的童年好友亚瑟·扎提奇。扎提奇离开捷克后到了奥地利，并且成为一名飞黄腾达的纳粹分子。他先是弗兰克统治波兰的助手，后来又成为驻荷兰的帝国专员，是拥有大权的头面人物。布拉哈的这位朋友很早就已改名为塞斯一英夸持了。 1月12日，随着法庭中戏剧性场面的暂时停止，生活又返回到水泥小牢房的束缚中，监狱里笼罩着一股星期六下午的气氛。由于被告们在周末感到最为寂寞以及他们警惕性的放松，吉尔伯特此时探访收获最大。当这位心理学家走进监狱时，一个因表现不错而享有些特殊权利的战犯拉着一只曾装过军用面粉的麻袋走了出来。吉尔伯特到现在已熟知监狱生活中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知道，那只麻袋里装着从厨房搞来的咖啡，而且正从监狱中私运出去在纽伦堡市场上出售。吉尔伯特又碰到一个享有特权的人，他是监狱图书管理员奥托·施特伦，正推着一板车书挨着牢房送过去。吉尔伯特问他是否有给斯佩尔的书，施特伦递给他一册书。吉尔伯特看了看书名，是路德维希·里克特写的《一位德国画家的回忆录》。 十七号牢房的斯佩尔急切地等待着吉尔伯特的来访。他决心打破戈林对被告同伙们的控制，特别是在库博肖克律师宣称斯佩尔曾计划刺杀希特勒后，戈林竞那样地攻击他。斯佩尔清楚地明白，法官和检方希望从被告们那里得到的，不是戈林的一致抵抗的企图，而是各人的认罪和悔过。斯佩尔正在极力拉拢更多的被告和他一起走这条道路，他对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寄予很高的希望。席拉赫现在正在谈论说要写东西来谴责希特勒，斯佩尔认为，应该让这个可塑的人物离开戈林。早些时候，弗兰克似乎也稳稳地在悔过派的一边，但是自从受到起诉的打击之后，他大惑不解，问自己为什么要抛弃他的老伙伴。也许他最终应当和戈林而不是和鄙视他的人站在一起，斯佩尔感到奇怪：戈林没有丝毫真正的权力，但却能威吓和控制他人。 斯佩尔长期以来就熟悉戈林惯用的恐吓和胁迫手段。战争后期，他给戈林看一种尚在试验中的喷气式飞机，戈林立刻带着这个消息去见希特勒。希特勒大喜过望，他想知道，空军可使用多少架这种飞机，需要多长时间？戈林告诉希特勒，至少有五百架，而且几乎马上就行。戈林明明知道斯佩尔远远没有准备好生产这种飞机却这样说。当飞机未能很快在空中出现时，希特勒大怒，而戈林则推诿于斯佩尔。 斯佩尔认为，软弱的卡尔登勃鲁纳也许可以列为一个悔过者，而且斯佩尔更多地把他当作盟友而不是对手。只有卡尔登勃鲁纳才知道“七·二O”阴谋失败后的日子里斯佩尔真正出了什么问题。斯佩尔十分精明，尽管他为纳粹政权效命，他仍设法赢得了密谋者们的尊敬。事件发生后，卡尔登勃鲁纳前来找斯佩尔。卡尔登勃鲁纳用热烈而略带威胁的口气告诉斯佩尔说，他的手下在班德勒大街最高统帅部的一个保险柜里发现了密谋者计划成立政府的一份材料。他拿出一张密谋者的政府组织表，把它交给斯佩尔。在标示着“战略物资部”的方框内有斯佩尔的名字，打印的字迹清清楚楚。斯佩尔马上指出，沿着方框外面有一个铅笔注释写着：“如果可能的话。”他说，密谋者可能想要他参加，但他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斯佩尔否认知道这个阴谋。了解到这点后，卡尔登勃鲁纳对他神秘地一笑，然后离开了。 第二天，斯佩尔召集他的高层属僚开了一个“效忠会议”。在以往的讲话中，他总避免对党的吹捧。可是这一天，斯佩尔却像个大区领袖一样喋喋不休。他把希特勒的领导吹上了天，而且极力表白他对“伟大元首”的不渝忠诚。他说，他希望所有为他工作的人对德国的元首都有同样的忠诚。 那次刺杀希特勒密谋失败后，将近五千名德国人被判处死刑，其中许多人远没有像斯佩尔牵涉的这样深。希特勒当然了解卡尔登勃鲁纳掌握的情况。斯佩尔免于一死，只能从希特勒最罕有的感情方面得到解释：他真的喜欢斯佩尔。二十六号牢房里那个牢骚满腹的卡尔登勃鲁纳对斯佩尔在事件失败后急不可耐的效忠表现会缄口不言吗？斯佩尔坦愿他保持沉默。 吉尔伯特一到来，斯佩尔用带着很重回音的流利英语热情招呼这位心理学家。吉尔伯特早就注意到斯佩尔对语言的熟练掌握程度。当译员在翻译中偶尔因个别词卡住时，斯佩尔就在纸上写出他的建议，交给用玻璃隔开的译员工作室。译员们一致认为，斯佩尔的意见总是与原意最接近。吉尔伯特认为从更多的意义上讲，斯佩尔和他的征服者说着同一语言。 吉尔伯特把图书馆的那本书交给斯佩尔，他们两人之间已有了某种亲密的关系。在前次探访后，这位心理学家写道：“斯佩尔坚持说他采取目前的立场并不是为了免受死刑，这显然是真实的。因为甚至在审判开始之前，他就是承认支持希特勒政权就是犯了共同罪的唯一的一个人。” 斯佩尔闲翻着书，同时向吉尔伯特说他过去是如何地懦弱。他憎恨戈林，可是他还和其他人一道向戈林祝贺生日。在这个监狱里，他才最终解脱自由了。可是，大多数被告仍处在戈林的束缚下。弗兰克在动摇，斯佩尔和戈林在公开争夺席拉赫。斯佩尔说：“你知道，让被告们集体进餐和活动不是一个好主意，这样做使戈林能不断控制住他们。” 吉尔伯特离开牢房后，思考着斯佩尔的意见。他决定向安德勒斯上校建议作出一项新的安排。 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上尉对咖啡厅里有吸引力的德国收款员老练地投去一瞥，然后付了他的咖啡和糕点账。他在附近的一张桌子前坐下。斯普雷彻是个三十一岁的美国人，高个子，宽肩膀，生性坦率，充沛的精力使他过着勤奋工作、积极玩乐的生活。他对不与敌国异性亲近的规定从来不屑一顾，即使该规定在执行时也是如此。斯普雷彻刚从一次别扭的婚姻和离婚中摆脱出来，所以自来纽伦堡的第一个星期起他就与德国小姐约会。 他把最近办的案子的有关文件随身带到了咖啡厅。纳粹劳工阵线主席罗伯特·荣的自杀使他上当并退出了他第一个重大起诉案件，斯普雷彻对此深感失望。此后，他被分派负责宣传家汉斯·弗里奇的起诉案子。斯普雷彻知道，此人几乎不在被告席中的希特勒主要助手之列。斯普雷彻细致、有说服力的法律辩论书不断得到杰克逊的赞许，因而这位律师又被派去负责更有挑战性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案子。作为希特勒青年团过去的领导人，席拉赫希望使人们相信他在德国的地位只不过是像美国童子军总监那样，从而在审判中能蒙混过关。可是，斯普雷彻却找出一份远比这要黑暗得多的记录。 他在喝咖啡时看到的信件，既使他好奇，又让他恼怒。《独立宣言》签名者的美国后人竟然给法庭写信，恳求宽恕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这个被指控的纳粹战犯实际上是个四分之三血统的美国人。席拉赫的祖父移居美国，当过联邦军队的少校，在布尔伦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腿，而且还是亚伯拉罕·林肯葬礼上一名光荣的抬棺人。他与一位美国女人结婚，后来回到德国。席拉赫的父亲也娶了一个美国女人。席拉赫母亲的祖先是“独立宣言”的一位签署人，而且也是美国革命女儿会的支持者。 斯普雷彻认为，席拉赫像斯佩尔和弗里克一样，是他的阶级的一个叛逆者。席拉赫的父亲是威玛国家剧院总监，幼年的席拉赫在诗歌、戏剧和音乐的世界里长大。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灾难使老席拉赫失掉了工作。因为家道中落，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开始阅读亨利·福特的《国际犹太人》之类的反犹书籍。十八岁时，他变成了一个不多见的人，一个有教养的冲锋队员。 斯普雷彻已研究过他在法庭上的起诉目标。席拉赫有一种吃不了苦的弱点。发福的身体和滚圆的脸庞说明他吃的奶油蛋糕太多。鉴于他所处的青年团领袖地位以及他的长相，席拉赫不可避免地被怀疑是同性恋者，即使他已结婚并且有四个孩子也并没有使他脱开嫌疑。一个法庭观察者认为，席拉赫流露出“在周末报刊上紧张不安的童子军队长的那种气味”。 1933年，希特勒任命那年二十六岁的席拉赫为德国青年团的领导人。在这个职位上，席拉赫编织了一个几乎网住所有德国男孩和女孩的政治大网。男孩十岁时加入少年团，女孩十岁时则加入少女团。到十四岁，男孩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正式成员，而女孩则成为德国妇女协会成员。男孩到了十八岁就成为党员。到1939年，席拉赫系统已拥有总数达九百万的可能正在追求健康、美和文化的年轻人。席拉赫喜欢这样说：“每一个在前线牺牲的德国小伙子都是为莫扎特而死。” 斯普雷彻承认，领导健壮、前进和歌唱着的青少年男女的运动几乎很难看成是战争罪。他希望根据席拉赫全部努力的最终目的来给他定罪。席拉赫被指控密谋进行侵略罪。希特勒青年团员们在阿尔卑斯山夏令营活动时唱的营歌正充斥着侵略的意图： 如果整个世界变成废墟， 我们到底会怎么想？ 我们将继续前进， 因为今天德国属于我们， 而明天属于我们的将是世界。 斯普雷彻的策略是，搜集证据以证实席拉赫的密谋进行侵略罪外增添了一条更严重的罪行，即第四条罪行：反人道罪。1940年，希特勒把服役六个月的席拉赫从军队中调出，任命为维也纳党的大区领袖。对于时年三十三岁的青年团领袖的席拉赫来说，终于得到了一个成年人的工作，并享有令人嫉妒的特权，包括拥有十七名仆人的一座豪华别墅。 当卡尔登勃鲁纳前任、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赖因哈特·海德里希在捷克被暗杀后，席拉赫写了一封“致亲爱的马丁”的信给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他有个建议想请鲍曼转告给元首。席拉赫指出，大家都知道是英国人策划了对海德里希的暗杀。捷克人在德国占领下本来是高兴的，只是英国人在极力挑起麻烦。他提出一个计划：“对英国一个文化城市进行一次突然的狂轰滥炸是最有效的海德里希复仇行动。”斯普雷彻准备引用这一文件。这将对英国的法官们产生重大的影响。 斯普雷彻希望不只是靠一首抒怀的歌曲和一封吹嘘的信件来给席拉赫定罪。出任维也纳的大区领袖后不久，席拉赫向希特勒报告说，在维也纳约有六万犹太人不适宜工作。同时，该城市面临严峻的住房短缺，他急需减轻这一压力。希特勒命令席拉赫将维也纳的犹太人送往波兰总督那里。席拉赫后来吹嘘说：“如果有人指责我从这座城市驱赶……几万人到东方的犹太人居住区，我会回答说，我把这事看成是为欧洲文化做贡献的一次行动。”席拉赫的文化贡献造成了这几万犹太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因此外表懦弱、富有教养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实际上采取了与党卫军相同的残暴行动。这就是斯普雷彻希望作出的定案：席拉赫造就了实施野蛮暴行的一代德国人，而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 就在结束席拉赫起诉案不久，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来访者，他是语言处的明星沃尔夫·弗兰克。就弗兰克讲的英语来说，他可以冒充是英国贵族。事实上他是生于慕尼黑的一名德国犹太人，30年代才逃往英国。在担任英国陆军军官的五年中，他养成了贵族般的清晰发音。 沃尔夫·弗兰克问斯普雷彻，他战前在瑞士是否认识一位德国贵族老妇人？斯普雷彻记得在学生时代的旅行中，他曾访问过住在苏黎世的一位远亲，那个女人后来成了德国贵族中一名地位不高的成员。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她家墙上挂着一幅希特勒的照片。虽然斯普雷彻出生于一个小镇的坚定的共和派家庭，但大学教育把他变成了一名“半社会主义者”。他对这位妇人对英雄人物的选择感到震惊，他问这位妇人，她为什么挂着希特勒的相片？她回答说：“这个人将复兴德国。” 沃尔夫·弗兰克解释说，最近有个叫费伯一卡斯托尔的伯爵夫人来访问他。她在广播里听到斯普雷彻起诉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斯普雷彻的名字听起来很熟，这个人就是十年前在苏黎世拜访过她母亲的那个年轻人吗？如果没错的话，她希望斯普雷彻去看她和她的丈夫。她住在离纽伦堡约十来英里的乡下，并已给了沃尔夫·弗兰克一个地址。 像大多数工作人员一样，斯普雷彻在每个周末空闲时都要离开这座凄凉的城市出去转转。费伯一卡斯托尔的邀请激起了他的好奇心。此外，他还是一位盟国检察官。他对这些人的政治情况一无所知，他还记得在苏黎世的那张希特勒的相片。他决定最好不要独自去，而带上沃尔夫·弗兰克以及汉斯·弗兰克案件的检察官威廉鲍德温。天气晴朗，带有篷顶的吉普车载着他们驰过低隆的山丘，越过弗兰科尼亚的大片森林地带。他们到达费伯一卡斯托尔猎场一个秀丽的乡野行猎宿舍。伯爵夫人和丈夫罗兰·费伯一卡斯托尔热情接待了他们。 在费伯一卡斯托尔家友好愉快的气氛中，斯普雷彻的沉默寡言很快就消失了。费伯一卡斯托尔说，他们对美国占领军拿他们的斯坦因城堡来安置新闻记者没有什么不满。纳粹分子也这样做过，使城堡为其所有。在政治方面，费伯一卡斯托尔解释说，“七·二0”阴谋事件后，他因众所周知的反纳粹立场差点未能逃脱纳粹的逮捕。美国占领当局已帮助消除了他身上的纳粹影响，他现正忙于重建他的商业企业。 现年三十一岁的妩媚聪颖的尼娜·费伯一卡斯托尔为款待客人们，在钢琴上演奏了她自己作的曲子。她有些调皮地提到，戈培尔部长有一次来拜访她，并且夸奖她的天才。罗兰·费伯一卡斯托尔邀请斯普雷彻和他一起环绕庭园散步。松树高耸入云，零碎斑剥的阳光洒落在雪地上。斯普雷彻想起他老家威斯康辛与此相似的冬天，就在这时眼前呈现出一幅完全被破坏了的景象。数百棵大树从根部炸断，碎片几乎成了火柴木，断裂处洁白如新。费伯一卡斯托尔像是在嘲讽着说，盟军的轰炸机并不总是击中预定目标。 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客人们好吃好玩，十分开心。开车返回纽伦堡的途中，三人都有一种安宁幸福之感。这天下午享受的招待没有纽伦堡大饭店里那种适合人的热情，也不是征用别墅的那种攫取来的舒适。费伯一卡斯托尔家是老成、快乐、友好人们的一个真正家庭。斯普雷彻也为东道主开明的政治观点感到欣慰。但是在德国的那些日子里，除了纽伦堡被告席中的几个罪犯外，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见过一名纳粹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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