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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拉豪森继续在证人席上发言，讲到了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在毁灭华沙城、颁布报复令以及灭绝波兰知识分子、贵族和传教士上的罪行。辩护律师们的盘问缺乏技巧，显得很笨拙。因为总是引出进一步的有害证词，他们只得停止对这位将军的质询。 拉豪森讲完后，劳伦斯宣布休庭，并请所有观众退出法庭。法庭将召开秘密会议以决定一个棘手的问题：鲁道夫·赫斯是否能接受审判。此人的行为确实让人怀疑——他躺在地上吃饭、在操场上走正步、拒绝戴耳机、讲一些污秽的怪话并在法庭上看小说。三个星期前，应法庭的要求，来自美、英、苏的精神病医生组成的一个十人小组对赫斯进行了检查。该小组断定赫斯丧失记忆，这将“妨碍他进行自我辩护和理解过去细节的能力”。然而，关于他能否接受审判的最后决定要看法官们的意见。 就在专家们对赫斯进行检查后不久，凯利少校带着一个帮助赫斯恢复记忆力的主意去见杰克逊。凯利解释说，赫斯的情况是精神病医生所谓的“歇斯底里记忆丧失症”，对这种人可以用“能使人吐露真情的醉药”阿米妥或喷妥撒来摆脱病症。凯利说，他熟知在一万多个病例中使用这些药物均无副作用。虽然如此，杰克逊还是拒绝了他的建议。他担心，如果一个月后赫斯发生了意外，那么将怪罪于这些药物。他们不能冒这个险。不过，杰克逊仍好奇地想知道凯利是怎样看赫斯的。凯利说：“如果人们认为在大路上走是心智正常，而在人行道上走是心智不正常，那么赫斯更多的是在两者之间的镶边石上。”杰克逊回答说，也许如此，但他将敦促法官们尽快审理赫斯的问题。 在召开赫斯是否能受审的会议前的休庭过程中，吉尔伯特上尉走近被告席中的赫斯身旁。吉尔伯特已确信此人患有记忆缺失症，但他想应该提醒赫斯这可能对他带来的后果。他劝告赫斯说，如果法官们发现赫斯不能受审，“你可能再也不能到法庭来”，而且会很快与其他被告分开。 赫斯惊呆了。在重新开庭前的几分钟里，他必须做出决定。他已经在异国毫无同情心的土地上度过了五年。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尽管受到监禁，他又一次生活在自己的同胞当中，说着母语。即使是每天上法庭，他所感到的友善也比这么多年来所遇到的多。 执行官高喊：“起立。”法官们返回法庭，劳伦斯宣布重新开庭。他对赫斯的律师冈瑟·冯·罗尔施伊德打了个手势。罗尔施伊德年岁较大，他以前的业务是处理汽车事故责任案子。身体短小的罗尔施伊德理了理长袍，然后开始说明为什么他的委托人不应接受审判。他大量引用精神病医生小组的报告。因记忆力缺乏，赫斯不能跟上法庭的进展，不能做证，不能辩驳证人的发言，总之，他不能为自己辩护。 律师在讲话时，赫斯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在上面写着什么。他招呼一个卫兵把条子带给罗尔施伊德。律师看了一眼条子，仍继续讲。赫斯开始狂乱地打手势，要罗尔施伊德停下。劳伦斯法官不得不顾及被告的举动，问罗尔施伊德是不是赫斯要为自己说话。法庭内的人们看到了一个以前在纽伦堡未曾见过的赫斯。他外表平静，声音坚定地说：“庭长先生，从今以后，我的记忆力对外界将恢复正常。假装记忆力丧失是出于策略考虑……我能够跟上审判，能为自己辩护，能质问证人，也能自己回答问题。”他继续说，罗尔施伊德博士并未参与这一骗局，他也愚弄了这位律师。他拒绝承认军事法庭的权威，但他有能力接受审判。被弄得晕头转向的劳伦斯立即宣布休庭。 当记者们冲向新闻室的电话去发新闻时，道格拉斯·凯利和古斯塔夫·吉尔伯特赶到赫斯的牢房。他们曾相信那人精神有毛病，现在他们的职业声誉正受到影响。他们发现赫斯平静地微笑，他眼睛中以前的那种疯狂的盯视消失了。他轻轻松松地说着话，对于他们提出的关于他青年时代、他与希特勒的谈话以及他飞到苏格兰等问题，他都做了详细的回答。吉尔伯特问赫斯，是否还记得他说过赫斯可能再也不能回法庭的事。赫斯回答：“记得，就是在听你讲这句话时，我才决定停止玩这种游戏的。” 两人闷闷不乐地离开。是他们错了，而像伯顿·安德勒斯这样的外行却对了吗？凯利打赌赫斯的健忘症是真的，这种突然治愈才是骗局。他说，他知道无数这样的案子，其中健忘病人为维护自我尊严，宣称他们只是假装丧失记忆。 吉尔伯特脱身后，一头栽过监狱办公室，去写他的笔记。记完与赫斯的谈话后，他写下了自己的分析：“赫斯在被他的元首当做精神病患者抛弃后，在记忆丧失中寻求逃避，然后又从中摆脱出来，以避免朋友们对他同样的抛弃。”因此吉尔伯特断定，赫斯的健忘症是真的，但他可以自由控制。 吉尔伯特接着探访了凯特尔的牢房。他知道，这位陆军元帅在拉家森将军出庭做证后已是心慌意乱。谈起杀害两位逃亡的法国将军的阴谋，凯特尔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军官和绅士一定会对我怀疑不解。这些指控伤害了我作为军官的荣誉。我不在乎他们是否指责我发动了战争。我只是尽我的职责和服从命令。但是这些杀人的事，我不明白我是怎样搅和进去的。”他违反了普鲁士军官团的一条神圣信条：不可亵渎其他将军，不管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他说，在今天午餐的小想期间，其他军人，邓尼茨、雷德尔，甚至与他长期共事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都佯装不认识他。 赫斯转变后的星期六上午，法官宣布了他们关于此人能否接受审判的决定：赫斯将接受审判。精神正常的法律定义是被告分辨是否的能力，这是法官们作出上述决定的依据。在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鲁道夫·赫斯已从大路与人行道之间的镶边石上进入大路之中。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卫兵招呼威廉·弗里克牢房的美国兵过来。前者想给后者看的东西只须花一秒钟就可以了。弗里克的卫兵确信弗里克已在床上睡着了——背朝着墙，双手放在被子外——他便来到施特赖歇尔的牢房前。施特赖歇尔的卫兵用一条绳子做了个小绞刑索套，他在射进牢房的照明灯前摇晃绳子，灯光把余套的影子完整地投放在后墙上，施特赖歇尔的卫兵呼呼敲门。施特赖歇尔惊醒过来，看到墙上晃动的索套影子，发出毛骨悚然的尖叫。卫兵们大笑不已。 对安德勒斯上校来说，似乎没有一天不是在被告们提出的抱怨声中度过的。在12月这天上午的一大堆抱怨书中，最上面的就是施特赖歇尔对索套恶作剧的不满。里宾特洛甫抱怨卫兵整晚都在唱《别把我挡住》，使他不能入睡。罗森堡抗议睡觉时双手必须放在毯子外的规定，他说，这样手会着凉。每当他把手放进毯子里时，卫兵就用杆子捅他。戈林反对在有抽水马桶的房子里吃饭。沙赫特讨厌大人物来牢房炫耀，像在动物园看动物一样盯住被告们不放。一位辩护律师写信抱怨说，上校不用名只用姓称呼被告，这样做在德国被认为是粗鲁的，他至少可以称他们“某某Herr（先生）”。安德勒斯叫来秘书罗斯·科布，口述他对这位律师的答复：“Herr是个德语用词，讲德语并不是我的习惯。” 安德勒斯上校告诉科布，这些犯人对他来说是个谜。美国政府为他们提供写抱怨信所需的笔纸，一天一千八百卡热量的食品，这超过了其他德国人的标准。他们拥有一个六百册书籍的图书馆，每月配给一磅烟草，以及一台供他们卷烟用的小型卷烟机。弗鲁克医生和一名美国医生每天照顾他们的健康，除镶牙等大项目外，他们享受免费的牙齿保健。可是向他抱怨居住条件拥挤的这些人，却代表曾用牲口车运送人们去死亡集中营的一个政权。而抱怨他们妻子的邮件被延误的这些人，曾经领导过一个半夜把人从床上抓走、被抓者便永远消失的政权。安德勒斯想出一个主意：打印一封信件来回答各种抱怨。他向科布口述：“我在此通知你们，你们对待遇的抱怨是毫无根据和全然不妥的。由于你们的国家不承认《日内瓦公约》，你们不能根据该公约享受任何权利……你们在这里受到的待遇要优于德国曾经给过任何外国或本国犯人的待遇…，你们在本监狱受到的善意和照顾不是因为你们应该得到，而是因为给得少的话不符合我们——你们的征服者的身分。” 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告诉法官同事们：被告律师们正竭力反对我们。他们反对在法庭上用英语念大量的起诉文件，而没有德语翻译。德国人甚至认为，当他们需要文件时，检（起诉）方就拖延很久才办。劳伦斯担心，假如辩方受到阻碍，审判将失去公正，而且会被看成是极端的复仇行为。他请诺曼·伯基传爵士调查这些怨言。虽然伯基特讨厌听命于劳伦斯，但他高兴有此机会排遣自己的精力。罗伯特·杰克逊同意让斯托里上校与伯基特会面，并使他了解为帮助辩方所正在做的一切。 第二天斯托里和使基将一起开车来到法庭。斯托里讲述这次审判与他六个月前因执行战略情报局的任务去保加利亚时看到的审判不同。在索非亚，他观看了上午开始的审判。到下午4点，法庭已宣布判决。到晚上11点，判罪的犯人已躺在坟墓中了。他们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辩护。诺曼爵士表示同意，但是说纽伦堡不是保加利亚。 在司法大厦，两人走进一条标着“辩护讯息中心”的门廊。斯托里说这是图书馆。他注意到，检方所能找到的所有法律书籍都在这里，而且供辩方使用。这里还给德国律师免费提供秘书、速记员和翻泽。检方每天把第二天要引用的文件目录贴在门廊里。有德语译本供辩方使用。当他们离开中心时，斯托里评论道：“我怀疑如果我们受审，德国人会提供给我们什么方便？帕基特没说什么，但当晚在H记中写到了辩护讯息中心：“更多的是美国人自吹自擂的结果，是他们另一种肤浅的表现。”此后不久，劳伦斯又收到辩护律师的抱怨，说他们餐室里的咖啡杯不够用。 12月10日这个星期一上午的庭审使戴维·洛收获很大。这位艺术家是受《纽约时报》派来画被告们的素描，并描写对他们的印象的。他笔下细长的线条迅速抓住了对象的本质。汉斯，弗兰克可能已重新信仰了宗教，但洛的速写却抓住了弗兰克固执不变和玩世不恭的讥笑。艺术家在速写下面记着：“在场最令人作呕的人。”撅嘴的里宾特洛甫像一位“瞎忙的家庭律师”给洛很深的印象。那个可悲的银行家瓦特尔·丰克，有“一张肥胖苍白的脸”。戈林“在你注意到他那残忍的嘴型之前，看上去是令人愉快的”。午餐休息后，洛回到记者席的座位上，突然捕捉到一个新的对象：身躯庞大的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卡尔登勃鲁纳已从中风中完全恢复过来，今天第一次在被告席亮相。洛拿出速写本，动笔画这畜生。 卡尔登勃鲁纳是前一个周末出院后回到牢房的。在监外时，他从一个不错的战犯护理员那里得知自他入狱以来最好的消息：党卫军的弗朗兹·泽雷斯少校，即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指挥官已经死了。他很可能成为卡尔登勃鲁纳所犯罪行的最讨厌的证人，但现在已进了坟墓。 获知卡尔登勃鲁纳马上要出院回来，吉尔伯特上尉在去牢房巡视之前查阅了此人的档案卷宗。吉尔伯特在卡尔登勃鲁纳身上看到了一个典型的纳粹分子的发迹史。1903年卡尔登勃鲁纳生于奥地利里德省因河边上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与希特勒的出生地布伦劳几乎相邻。他是家庭中的第三代律师，喜欢吹嘘自己在一家煤矿上夜班供上学的费用，以此认为自己是工人的朋友。卡尔登勃鲁纳在3O年代加入奥地利纳粹党，通过殴打奥地利民主人土、抢劫财物资助纳粹党活动、窃听电话、挑起闹事等活动，很快获得了许多对他升迁十分有用的委任状。党卫军首领希姆莱很快注意到他。1942年捷克特工把一颗炸弹投入德国警察机构中央保安局头目赖因哈特·海德里希的轻型梅塞德斯跑车中，从此卡尔登勃普纳开始崭露头角。希姆莱提拔那时名气不大的省党卫军领袖卡尔登勃鲁纳接替海德里希。他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海德里希曾为希姆莱策划了虚构的波兰进攻格莱维茨电台事件。海德里希曾负责灭绝的特别行动队，该特别行动队曾跟随德军进入波兰和俄国。海德里希还曾为“犹太人最后解决案”撰写了草案。 卡尔登勃鲁纳也许缺乏海德里希的冷酷和精明。他经常酩酊大醉，但作为盖世太保、各集中营和中央保安局的负责人，他的干劲是十足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提出了也许使除他的纳粹同伙外的任何人都感到吃惊的观点。卡尔登勃鲁纳认为所有德国育龄妇女都必须生育，如果她们的丈夫无能为力，那么经证明合格的丈夫应该取而代之。卡尔登勃鲁纳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也有一个贵族情妇——吉塞拉·冯·韦斯陶普沃尔夫伯爵夫人，她在战争快结束时生了一对双胞胎。 即使战争不可避免要失败，也没有使卡尔登勃鲁纳的狂热稍减。当盟军攻入法国时，他曾向各集中营发出一道命令：“必须防止俘虏或犹太人被敌人解救，不管这些敌人是西方人还是红十字会……他们不能活着落入敌人手中。”就在战争结束前十一天，他通知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指挥官弗朗兹·泽雷斯：他的定额还是每天杀死一千名犹太人。当没有时间按照这种安排执行时，他命令泽雷斯把所有剩下的犯人赶到一个隧道中，封住人口，把他们全部闷死。即使是监督杀死过六万五千人的泽雷斯也被这道最后的命令吓得脸色苍白，因而没有执行。当困顿绝望情绪甚至渗入卡尔登勃鲁纳的酒气时，他玩弄了最后的一张牌。他命令毛特豪森集中营及其幸存者向巴顿将军投降。他指望靠这道最后命令，而不是给已死的泽雷斯下的那道命令，来拯救自己的命运。 在卡尔登勒普纳的所有档案卷宗里，吉尔伯特印象最深的是，那人在被任命为中央保安局头目后，医生给他做检查写的报告。该医生写道，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笨伯，或者说如此愚蠢的人。医生断定，“这个人必须喝醉了才能思考。” 那天下午卡尔登勃鲁纳的出现引起了新闻界极大的注意。记者们蜂拥到法庭，摄影记者尤其兴奋，卡尔登勃鲁纳是众人瞩目的纳粹分子。他笨拙地走进被告席，长长的马脸上歪着嘴一笑。他向约德尔将军伸出一只手，遭到约德尔的拒绝。他向汉斯·弗兰克打招呼，而弗兰克转过身去不理他。他在靠近凯特尔的位置上坐下来，凯特尔却突然觉得要与里宾特洛甫谈话。卡尔登勃鲁纳发现了他的律师、纳粹同伙库尔特·考夫曼，他站起来，靠着被告席栏杆，伸出手去。考夫曼把手放在背后，只是轻轻地对卡尔登勃鲁纳点点头。 劳伦斯法官清法庭安静。他宣布，当天下午的第一项议程是听取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的抗辩。卡尔登勃鲁纳站起来，看上去像个绝望的巨大动物。近两个月前当起诉书送到他手里时，他在上面写道：“我认为我未犯任何战争罪，我是作为情报执行官员尽我的职责，我拒绝当希姆莱的替身。”在整个监禁期，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名义上的盖世太保和各集中营的负责人。他的上级、已故的希姆莱以自己的亲信实际控制着那些机构，卡尔登勃鲁纳只是在组织机构序列表上摆在他们的上面。他想让法庭相信，他的真正作用是负责中央保安局，该局实际上是个情报机构。卫兵递给他一个话筒，卡尔登勃鲁纳用指甲轻敲话筒，看它是否在传声。他以一种与他残暴的外表完全不同的声音，一种平静、彬彬有礼和理智的声音说道：“我无罪。” 戴维·洛勾画着卡尔登勃鲁纳长长的紫色的“决斗伤疤”。像此人的许多其他事一样，这块疤也有欺骗性。它不是男子气概考验的结果，而是由于酒醉后胡闹出车祸，撞到了挡风玻璃所留下的痕迹。 那年12月来纽伦堡参观的人潮中，有一位是反情报部队的阿尔伯特·卡伦少校。他在诺曼第登陆日冲上海滩，后来与法国抵抗组织并肩作战。在即将回国前，卡伦想亲眼目睹对战犯的审判。在申办法庭来宾通行证的当儿，卡伦造访了正在纽伦堡任职的一位反情报部的老朋友，他邀请卡伦在纽伦堡大饭店共进午餐。 侍者能说受过教育的人常说的略带回音的英语，而且服务特别周到。当这位侍者离开后，卡伦的朋友轻声地说：“他是我们的人。”卡伦问：“什么？”朋友说：“他为反情报部队服务。为了监视共产党分子，我们已在全城各处安置了特务，他们向我们报告一切有用的情况。”他解释说，反情报部队的人也在检查俄国人运进的所有货物。他又补充说，美、俄军方情绪日益激化，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在大饭店外面等他上司的一名红军司机在与美国士兵的争吵中被开枪打死。听到双方之间发生的种种磨擦和怀疑时，卡伦说道：“同盟完了。” 安德勒斯上校几乎能嗅到他和他的上级、纽伦堡地区指挥官勒洛·沃森准将之间的火药味。从他们第一次见面起，沃森就采取一种敌对态度。他检查这位上校发亮的头盔和马鞭，好像那东西很脏似的。安德勒斯对12月某一天上午被沃森召去的那种方式颇感不满。备忘录记着：“你要亲自报告并立即解释……”安德勒斯站在司法大厦入口处的沃森的大办公室里，等着他以起码的礼貌请自己这位同事军官坐下。他等了好半天，沃森才略有表示。这两个人年龄相仿，身体粗壮、头发灰白的沃森看上去比安德勒斯更加倔强。 沃森为安全问题困扰不安。对安德勒斯来说不幸的是，这种对安全问题的关心似乎没有扩大到上校所管辖的犯人保安问题上。安德勒斯已向第三军团司令部提出请求增加人手。沃森不同意。相反的，他还要安德勒斯裁减人员。安德勒斯抱怨说，他在人员上只得到一点残羹剩饭。“人手不足，我不能负起法庭和犯人们的安全责任。”沃森打听了他的话，那不是他召安德勒斯来的原因。他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两名反情报部队特务没有通行证就能通过安德勒斯的卫兵而溜进法庭？沃森责问安德勒斯：这叫什么安全？ 坐在这位准将会客厅外的是长着天使般脸庞的十九岁的陆军一等兵冈瑟·萨德尔。他能听清里面谈话的每一个字。萨德尔感受到沃森声音里的强硬，并猜想这对他将会是怎样，因为他刚要报到参加沃森的行动计划。萨德尔是半犹太血统，在1939年十三岁时逃离德国。萨德尔非犹太人的母亲被迫与他犹太人的父亲离婚，并留在柏林，萨德尔从此再没有接到她的信。最后他来到美国和父亲团聚，并在战争后期应征入伍。由于他会讲德语，因而使他在莱茵河沿岸的血腥战斗中免于成为步兵的补充兵员。他被派到反情报部队，现在正在纽伦堡任职。 安德勒斯离开后，萨德尔被叫进沃森的办公室。这位准将几乎像慈父一样对萨德尔说话，对他表示出比对安德勒斯多得多的礼貌，不过他很快就转入正题。沃森说：不与敌国女性发生性关系的政策已经惨败，人们只要看看性病的流行就会明白这点，因此陆军也就放弃了这一政策。沃森又说：但是许多美国士兵，还有一些军官，结交那些不恰当的女孩，也许会把秘密泄漏给她们。谁知道这些女孩把哪些情况送给辩护律师或共产党分子？从现在起，她们必须接受甄别。只要查出没事，沃森办公室就发给上面附有本人照片的“社交通行证”，持通行证的那些女孩可进入各种经过注册的军人俱乐部。但这种社交通行证不适用于纽伦堡大饭店，因为在那座大理石公寓周围传播着大量机密，任何德国妇女都不允许待在那里。他把实施该项通行证制度的工作交给了萨德尔。 在关于德国妇女需要通行证才能进入美军俱乐部的通告发布的当天，冈瑟·萨德尔担心他已引起了骚乱。蜂拥的人群围着准备接受申请书的纽伦堡歌剧院。萨德尔清楚，远比同美军士兵一次约会重要得多的事正受到威胁。对一个德国女孩来说，社交通行证意味着一顿上等美餐，也许还有一点额外的食品，可以带给家里正在挨饿的母亲和小弟弟。而且在今年这个约三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在美军俱乐部的一次约会至少意味着一个温暖的夜晚。萨德尔起草的领取社交通行证的规定是：已婚女性、前纳粹党员、德国妇联（希特勒青年团一样的妇女组织）成员、妓女，以及有犯罪前科者不能获取通行证。他发现最近重新活跃的纽伦堡警察为迎合美国人，非常愿意把他们档案中关于德国妇女的情况泄漏出来。 早先放过集中营影片的詹姆斯·多诺万海军中校，最近又说服罗伯特·杰克逊接受了一部影片。该片能使对纳粹阴谋罪的指控比书面抽象的揭露更加有力。乔治·史蒂文斯和巴德·舒尔伯格从缴获的德国新闻片和宣传片中编辑成这部影片，取名为《纳粹计划》。12月且五日上午，法庭内灯光熄灭，放映机在屏幕上作一次试片。被告们想起上一次影片的灾难性效果，驯从地坐在座位上。《纳粹计划》这部影片从一个熟悉的声音开始。被告们把身转向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听到他在叙述勒尼·里芬斯塔尔的宣传杰作《意志的胜利》上的情景。纽伦堡就像前次那样，在纳粹建党日群众集会的那天出现在银幕上。当阿尔贝特·斯佩尔看到他发明的那壮观的一排排探照灯强光投射在齐柏林田径场上幽雅的“冰雪大教堂”时，他抑止不住脸上的笑容。在这座发光的拱形建筑物下，手持火炬的人群踏着紧密的鼓声前进。他们中间有一排排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和走着正步的军人方阵。沙哑的男声高唱歌曲，飘入夜空。二十五万德国人喊着：“一个国家、一个人民、一个领袖！”希特勒出现了，他以自己惯用的调子讲话，最初声音几乎听不见，慢慢地提高，最后在有意做出的歇斯底里中达到高潮。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仔细观察了被告席里的每张脸。被告们陶醉在对过去的依恋中，身体向前倾。里宾特洛甫竟然喊叫起来，戈林转身对赫斯说：“杰克逊法官现在也会想参加这个聚会了！” 下午的影片对被告们来说不太有吸引力。由于7月20日企图暗杀希特勒事件的发生，该案涉嫌者曾受到纳粹人民法庭的审判，其中一些人现住在这里的六0O号房间。这次审判实际上是非法的。美军发现了审判过程中拍摄的长达十一个小时的影片，现在法庭上看到的是其中的片段。被告们上午那种全神贯注为烦躁不安所代替。大家看到两名党卫军把一个被告拉到罗兰·弗雷斯勒的面前。那人没有裤带，用手提着往下掉的裤子。当弗雷斯勒威逼他时，听得见人民法庭内观众的哄笑声。另一名被告陆军军官，开始讲述他在波兰亲眼看到的屠杀。弗雷斯勒尖叫道：“屠杀？你这脏货！”被告显然听懂了。弗雷斯勒继续说：“是不是你的卑鄙行为把你压垮了？你这肮脏的恶棍！”在这场反希特勒的阴谋之后，将近五千名德国人经过人民法庭的审判丢掉了性命。 那天晚上，凯利和吉尔伯特去牢房搜集被告们对影片的反应，他们发现戈林的心情非常沮丧。他说：“你知道那个集中营的影片已经够坏的了，有什么比它更伤我的心吗？是那个队队说个不停的弗雷斯勒，他对被告尖叫的样子令我毛骨悚然。毕竟，这些被告都是德国将军，还没有最后定罪。我告诉你，我对此感到万分羞愧。”吉尔伯特精神受到鼓舞，随后就离开了戈林的牢房。被告们身上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他们不可能不了解他们现在受到的审判和纳粹政权进行的审判之间的差别。 然而，对里宾特洛甫的探访不那么令人满意。谈到里芬斯塔尔的影片时，他目光闪烁，问道：“难道你们就没有感受到元首人格的力量？”在得不到回答后，他又说：“嗯，也许这种力量在银幕上表现不出来。”接着里宾特洛甫眼睛中又神采奕奕，用差不多是颤抖着的声音说：“虽然我现在在这里坐牢受审，生死未卜，但是，假如希特勒走进这间屋子，并下达什么命令，我会不顾任何后果立刻去执行。” 人们急迫地读着挂在司法大厦里的布告牌。对观众来说，这些像是剧目单，宣布下一步会上演什么剧，谁将扮演重要角色。对检方来说，布告是法庭开始出场的阵容，因为杰克逊手下的大多数律师的目标是争取出庭亮相。对辩方来说，布告栏预告出他们将要交锋的对手。12月11日的布告表明下一步安排的是有关贩卖奴隶的案子。起诉律师将是前联邦调查局成员托马斯·多德，此人在纽伦堡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在社交界，多德令人愉快，善讲故事，他滔滔不绝使大理石公寓的晚会活跃无比。另外有人把他看成是一位擅长在镁光灯下抛头露面的天生的政治家。有语言说他老家康涅迪格的政治大佬促成了多德在纽伦堡的任命，便于以后入选美国国会，也许是参议院。对更博学的同事、那些大都在家研究法律书籍和起草辩护状的人来说，多德是个利用他人工作来维持自己浅薄法律学识的不称职者。所有人都很希望看到他在讲坛上的第一次表演。 当多德走向检察官席时，他头发青灰，外观典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身穿特制的银行家式的蓝色套装，在穿制服的大量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当多德在讲台上铺开讲稿时，被告席中最为惴惴不安的是阿尔贝特·斯佩尔和弗里兹·绍克尔。奴隶劳役计划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和灾难，此二人在其中所犯的罪行曾经是纽伦堡大饭店晚间闲聊时的热门话题。多德的发言去解决这一问题。 一辈子被人叫做弗里兹的恩斯特·绍克尔，坐在被告席中，同他在整个监禁期一样，带着一种迷惑不解的神情。绍克尔是被告中给人印象最平淡的人，瘦小，秃顶，眼神忧伤，模仿元首留着滑稽的小胡子。他对自己受审就像对德国输掉这场战争一样感到疑惑不解。让绍克尔最痛苦的是在纽伦堡似乎无人理解他的逻辑。他本身是从劳动阶级中爬升上来的，他怎么会成为反对劳动人民的罪犯呢？在10月收到文雷·尼夫送来的起诉书时，绍克尔在上面写道：“作为一名海员和工人，我提倡的社会群体理想和集中营中发生的可怕事情真有天渊之别，它深深震动了我。” 他今年五十一岁，是邮差和裁缝的儿子，在一个严格的宗教家庭里长大。在还是十五岁时就出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商船被捕获，在法国监狱中一直蹲到战争结束。1919年他回国，当时几乎没有商业海员可做的工作。德国正在被共产党人和右翼分子搅得大乱，他们相互争夺像绍克尔这样的失业工人的支持。他告诉纽伦堡的审讯者：“我不可能是共产党人，因为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们的麻醉剂，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财产是盗窃。马克思主义信奉阶级斗争的观点，这必将导致内战。”另一方面，他也不能参加保守派的政治运动，“因为他们忽视像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后来他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讲。“我找到了一个能使所有德国人都团结起来的人，不管他们地位如何，也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他加入了纳粹党，而且成为精力充沛但缺乏想象力的一名新成员。同时，他在一家滚珠轴承厂做机工。1927年他成了图林根的大区领袖——省党委首脑。他的升迁不是靠资质或关系，而是靠不倦的努力和苦干。他对党的事业总感到不安。谈到党的事业，其他人可以交流战争经历，并说起战斗中的英勇行为和获得的勋章，而他那时还在法国蹲监狱。他与有教养的人在一起时也感到不安。他在成年后从未读过一本书，他说，他所需智慧的灵感全部来自希特勒。只有在家里同妻子和十个孩子在一起时，他才真正感到自在。直到1942年那致命的一天来！临时，他一直是个大区领袖。与绍克尔同坐在被告席第二排，在他左边第四个座位上的人，正是带来那天变化的人。 1942年，三十七岁的阿尔贝特·斯佩尔，刚被任命为战略物资部部长。他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将劳动力输送到最急需的地方去。但是各大区领袖拒绝把他们地区的工人送到其他地区。名义上，解决该问题应该是赫尔曼·戈林的责任，他是四年计划的首脑，可能还是德国经济的负责人。斯佩尔知道那很可笑。戈林已成为自我放纵、骄奢淫逸的人，连德国空军部决不能指挥了，更不用说德国工业。斯佩尔去见希特勒，说服他政府需要一位主管劳工的特权人物。这人要能摆脱各大区领袖的控制，最好来自大区领袖之中，这样他们才会对他予以重视。 1942年3月，弗里兹·绍克尔来到柏林总理府会见斯佩尔和希特勒。希特勒踱着步说：“这是个严酷的冬天。我们的汽车、火车和燃料消耗太大，在人力上也遭受巨大损失。如要继续前进，必须靠每个德国人参加军队，或去军火工业工作。”他直盯着绍克尔继续说道：“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而你，绍克尔，将负责这项工作。你很能干，你是党员和热爱国家的人。现在你有机会作为一名战士来完成你的义务。”绍克尔很久才打破沉默，开口询问为什么这项荣誉会落在他身上。斯佩尔高声说：“因为我们认为，你有办法突破官僚机构束缚，控制各大区领袖，并把工作做好。” 绍克尔是个十足的官僚，他问为完成这项工作必须具有哪些权力。希特勒说，绍克尔将是全国劳动力调配的全权总管。他有权向占领区的长官们、民政机构的领导甚至将军和元帅们下达命令，以征集所需的劳工。在这方面，他的权力不受限制。 几天以后，绍克尔又被召到希特勒面前，这回没有表扬他的能干和爱国。希特勒把绍克尔最近提出的人力计划建议揉在手中，怒气冲冲地问道：你的建议书中，哪里有征集外国工人的条例？这项工作不能仅靠德国人来完成。他命令绍克尔在以后的三个月中征集一百六十万名外国劳工。绍克尔不安地设法应付，他问道：征召外国人不违反国际法吗？希特勒回答说：那不用绍克尔担心。先在占领区召集自愿者；如没有自愿者，就强制征召。再说，苏联甚至连《海牙公约》或《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都不是，而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好劳力。绍克尔不再支吾，开始去征集工人。 尽管作为法律学者有些拖拉，托马斯。多德证明自己是位惹人注目的法庭表演者。他镇定自若，对第二九四PS号档案文件作了解释。该文件记叙了绍克尔一份征募劳工指令在苏联的执行情况。多德指出，这份文件的作者就是绍克尔的被告同伙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罗森堡在该文件中向绍克尔报告说：“你想象不到那种残忍住。命令要求提供二十五名工人，但没有一个人报名。后来德军后备队来了，放火焚烧人已逃光的房子…赶来的人不准去救火，反而遭到殴打和逮捕。他们跪着吻警察的手哀求，但警察用警棍挥打，还威胁要烧毁整个村庄…。后备队走遍了邻近各村子并抓了劳工…被抓的工人被锁在教室里。甚至不让他们出去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只得在同一间屋里像猪一样关着，他们中间有瘸子、瞎子和老人。我们现在像逮狗一样在抓人。” 绍克尔知道，最初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能使法国人、荷兰人与比利时人和俄国人为多挣钱自愿到德国工作。但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后，一切都变了，必须用暴力才能征到劳工，而且要戴着手铐运输。 在多德继续发言时，绍克尔等着想听到斯佩尔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根据该计划的工作程序，制造厂家总是通知斯佩尔他们所需劳工的数量。例如，一家坦克工厂可能会告诉他，该厂需要一百名铸工、二百名焊工以及一千名普通工人。斯佩尔将汇总所有工业部门的这些要求，并指令绍克尔找齐所需的工人数。斯佩尔通过一个中央规划局协调这项任务，而绍克尔竟然不是其中的成员。绍克尔认为自己仅是斯佩尔的采办人。 斯佩尔从来没有减轻对绍克尔的压力；他无止境地要求更多的工人。绍克尔怀疑，在军队拚命搜罗更多的人时，斯佩尔是否囤积了远远超出需要的劳动力。有一次，绍克尔把斯佩尔要求的全部工人数加在一起，其总数超过了整个德国经济的需要量。抱怨没有用，绍克尔知道他在等级顺序中所处的位置。斯佩尔一次在希特勒面前对他后声说道：“你是我的人。”在另一次争吵中．斯佩尔交给希特勒一份备忘录，坚持把绍克尔视为自己的助手。希特勒本人曾明确表示：“斯佩尔先生在整个经济领域都是代表我的主要权威。” 绍文尔心情沮丧地听着多德朗读指控的证据，他怀疑为什么没有说到他努力要求改善外国劳工待遇的事。在征募劳工者的一份命令中，他曾经写道：饥饿、病痛、愤恨、绝望以及充满仇恨的奴隶，绝不能创造出他们在良好条件中所能取得的最高产量。”他告诉各大区领袖；“挨打、受饿或垂死的俄国人不能给我们提供煤炭，并且对钢铁生产全然无用。” 多德在讲述一个典型的武器工厂中俄国工人的状况：每天上午四点开始工作时喝四分之三杯茶，在一天十四小时的工作结束后喝一夸特清汤和吃两片面包；工人们抓老鼠充饥。绍克尔招手请他的律师罗伯特·塞瓦琉斯注意。塞瓦疏斯应当说明，他绍克尔不应对劳动条件负责，那属于斯佩尔的职权范围。多德在念的证据纪录更糟糕了，那是绍克尔在一次会议上与斯佩尔的谈话：“我甚至雇佣并训练法国及意大利的男女密探来做古人做过的事，拐骗、诱捕劳工并用酒精灌醉后把他们运到德国。” 元首曾交给他一项无法完成的工作，被告席中的一员知道绍克尔如何竭力摆脱。在战争中，邓尼茨上将对下属的潜艇艇长萨曼上校发来的电报大吃一惊。该电报说，他的鱼雷中发现一名偷乘者：弗里兹·绍克尔。绍克尔请求以任何身分让他待在船上。邓尼兹命令潜艇把他带回港口。 1944年8月4日，绍克尔最后失宠于希特勒。随着盟军攻入法国，红军又从东方逼近，希特勒决定需要任命一名全权代表，以便最大限度地动员人力资源，进行全面战争。他召集斯佩尔、绍克尔、凯特尔以及宣传部长戈培尔开会。戈培尔立即开始攻击绍克尔，他指责说：绍克尔让数百万德国人待在舒服的民用服务工作上，并且没有把德国妇女动员起来。他满眼不信任地说：嘿，还有五十万妇女在打杂工。 自从接管劳工工作以来，绍克尔一直遭到斯佩尔和戈培尔的辱骂。他们从来不信任这位小小的无产者，也不管他为德国召来了多少人力。他们在背后把他叫做“绍可尔”，即“笨蛋”的同义词。斯佩尔把绍克尔看成垃圾工似的人——一种只有简单功能的人，上帝禁止他与斯佩尔平起平坐。 绍克尔说，如果没有这些勤杂文工，谁来清理戈培尔宣传部里的那些办公室？这些女工在官员们上班之前做完她们的工作，然后去做第二职业来维持家庭生活。绍克尔注意到，戈培尔本人的部门里就充塞着许多没用的人，可是每当军方要征召这些人时，戈培尔就把前来征兵的官员赶走。相比而言，绍克尔已为德国献出了两个当运儿子的生命。 戈培尔不理睬绍克尔，说他很愿意接受负责全面战争的全权代表这一职务的额外负担。凯特尔见希特勒点头，就迅速补充说这是个极好的主意。希特勒随即宣布，戈培尔博士将负责全面战争的工作。戈培尔仍揪住不放，他警告绍克尔说：“历史将判定你软弱，将判定你不能为前线输送足够的兵源而有罪，将判定你因输掉这场战争而有罪！”绍克尔指望希特勒的帮助，他想希特勒肯定会为他驳斥这些诬陷。元首什么也没说，相反，他完全信任戈培尔，并宣布散会。那以后，绍克尔仍像以往那样卖命地干，但他没有再被邀请参加高级会议。每次他想见希特勒时，看门狗鲍曼就说元首身体不适，绍克尔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希特勒。 多德回到第二九四把号文件上来。当引证一位德国军官记录的有关在俄国的一次搜捕劳工行动时，他的声音里勉强忍住了愤怒。“征集劳工的方法可能只有在奴隶买卖最黑暗的时期才使用过。一种经常性的猎人行动开始了。” 吉尔伯特去牢房看绍克尔。他发现绍克尔低头坐在行军床上，双手搁在大腿之间，不过很想聊天。绍克尔说，上尉应该了解，“关于虐待外国劳工的问题，我确实不能负责。我就像一个海员代理，如果我为一艘船提供船员，我不对他们在船上受到的任何虐待负责。我只是提供工人，如果他们被虐待，那不是我的过错”。他又说，船长应该受到责备，而德国战时工业的船长是阿尔贝特·斯佩尔。 下班后逃避那座死气沉沉的城市的最好去处是纽伦堡大饭店的大理石厅。那里有美味食品，饮料很丰富，都是山姆大叔资助提供的。五美元就可支付一晚的餐饮费，而待着得到两支香烟的小费就很高兴。艾雷·尼夫少校穿过堵着大饭店人口的吉普车和指挥车，这时卡米尔·贝洪内克交响乐团的演奏声飘到大街上。经理梅耶先生总是挂着一睑微笑，他热情招呼，显出对人名有良好非凡的记忆力。尼夫走进大理石厅，札拉·利安德正在演唱。利安德是颇有名气的歌唱家和影星，她现在的声音有些机械，就像弹得太多的钢琴调子。她一度时髦的礼服破旧褪色了，有如她的歌声一般。几年前，甚至几个月前，她也许正在为冲锋队员和纳粹支持者唱同一首歌曲。 尼夫绕过舞池走到一张桌子边坐下，加入到那里的英国朋友中去。在节日般的纷乱热闹中，大理石厅中的人群组成一目了然。美国人占多数，常常围坐在一起，尽管在他们旁边的英国女人并不少于美国女人。美国女人很容易一眼识别，她们穿着人时，用不着欧洲妇女那样执行了长达六年的衣物配给规定。刚在奴隶劳工案子中露面的托马斯·多德坐在一张美国人的桌子旁，他的出现使大厅沉浸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 尼夫为白天法庭上揭示的恐怖情况和晚上大理石厅中强烈欢乐之间的对比深感震惊。他坐下后，伙伴们问他对多德的表现怎么看。尼夫说：不管他们个人的罪行怎样，绍克尔和斯佩尔之斗将受到社会阶级的影响。看看法官席上的人们，然后再看看斯佩尔和绍克尔，他们会邀请谁加入他们的俱乐部？一个伙伴表示不同意。斯佩尔一绍克尔一案将围绕着另一个问题转，谁是奴役劳工行动的主宰者，是奴隶贩子绍克尔，还是奴隶监工斯佩尔？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很难相信斯佩尔受到的处罚会比绍克尔轻。尼夫但愿法官们会是那样的客观. ------------------ 图书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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