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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另一头，另外一个律师汉斯·弗兰克思索着人生对自己的嘲弄。弗兰克年轻时，只有一个令他积极进取的欲望，那就是成为本行业中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但是，到了四十五岁，他却坐在一座监狱的牢房里，将拇指撞向一把园林工人用的小刀的边缘，希望它锋利得足以切开他的手腕。 他感到痛。在美国兵把他扔进这里的巴伐利亚米斯巴赫监狱之前，他被逼着在七十英尺长的两排美国兵中间经过时，受到夹道鞭打。他在两排美国兵中间摇晃着，在一顿冰雹般拳打脚踢下跌倒，他的双脚被人用力拖起，推向前方，他遭到更多的打击。折磨他的是第七军团第三十六团的老兵，他们在数天前路过达豪集中营。他们已经听说汉斯·弗兰克是“杀害克拉科夫犹太人的屠夫”，据说他曾是排成一排，像刚才那样打人的德国兵之一。 他的身体被摸得瘫倒在地，他的生命丧失了意义；在弗兰克看来，莉莉·高是给他带来这种命运的决定性动力。莉莉·高是一个富有的、备受尊敬的慕尼黑工业家的千金，她美丽、文雅，长着一头黑色的头发，弗兰克自少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这个女孩。弗兰克的家境与她相去甚远。他的中产阶级的父亲是一个懦弱、女性化的，带有多疑的伦理观念的律师。他的母亲出身于农民世家，当汉斯十几岁的时候，她抛弃了她的丈夫和三个孩子，跟随另一个男人而去，这一丑闻很快就因另一丑闻而被人遗忘。 汉斯刚刚从慕尼黑大学获得他的法学学位，就到他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他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天警察进来，以贪污的罪名逮捕了老弗兰克。不久，老弗兰克为此丢掉了律师资格，进了监狱。所有这一切刚好发生在汉斯向莉莉求爱之时。即便在灾难降临之前，莉莉的家庭就不赞成同奸诈的律师的儿子的这门亲事。现在，他们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囚徒之子的想法使他们震惊。这门亲事吹了，莉莉被迅速地安排与一个门当户对的工商业巨子结了婚。汉斯转而娶了一个工人之女，在巴伐利亚议会做打字员的布丽吉·赫布斯特为妻。她比汉斯大五岁，虽然出身低微，但却老于世故。在他们的蜜月期间，布丽吉瞒着汉斯设法与她的情人双飞双栖。 婚后，弗兰克发誓要抹去他父亲不光彩的污点，他要赢得一个法学教授应有的认可和尊敬。在此期间，弗兰克有了一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就要出世，他不得不去谋生。1927年见月，他在纳粹党党刊《人民观察家报》上读到一则分类广告。有十几名纳粹冲锋队员冲进了柏林一家餐馆，在那里，一群犹太人正在吃饭，他们将这个餐馆捣毁了。警察闻讯后赶来抓走了这些冲锋队员。《人民观察家报》正在寻找一名律师，来替这些“可怜的、束手无策的纳粹党成员”辩护。尽管生活拮据，弗兰克还是决定铤而走险，赌上一把。他给纳粹党党报写信，声称要免费接下这个案子。他的请缨立即就得到肯定的答复。于是，他坐上火车的三等车厢到达柏林，使这些流氓闹事者受到很轻的处罚便被释放。 审判过后，他拜访了位于希灵斯特雷斯的纳粹党办公室，希特勒亲自出来接见这名年轻的法律奇才。他对弗兰克说：“你必须来为党工作。”弗兰克提出异议：“但是，我打算从事学术研究。”希特勒对此置之不理。不久，弗兰克就学会把数百名反纳粹分子指控为诋毁、诽谤、攻击、蓄意谋杀和破坏财产。在弗兰克二十八岁的时候，他成为纳粹的首席辩护律师。他为纳粹党所做的工作被登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不久，其他的客户就蜂拥到他在慕尼黑的办公室，从此汉斯·弗兰克再也没坐过三等车厢旅行。 1930年，希特勒把弗兰克唤来，突然把一张德国国会候选人名单塞到他的手上。希特勒已将汉斯·弗兰克的名字置于纳粹党内定候选人上。弗兰克当选了，他在三十岁时成为德国国会中最年轻的一员。1933年纳粹党上台执政，弗兰克继续飞黄腾达。到1939年，他当上了德国司法部长，他是德国法学院的创立者和院长，他是国家中地位最高的法学家，一个无可争辩的体面人物，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四十岁生日之前得到的。 但是，他永远忘不了莉莉·高。每当保姆准备送他的孩子们去上学，每当他跳下他的别墅的台阶，每当他的私人司机为他打开他的奔驰高级轿车的车门时，他常常问道，莉莉现在对弗兰克作何感想呢？ 战争一爆发，弗兰克就加入到他的巴伐利亚团，做了一名中尉。打败波兰后的几个星期内，元首就亲自给弗兰克发出一封电报。弗兰克准备到希特勒在西里西亚的私人专用火车上，去讨论一项更适合于他的才能的任命问题。会面之后，弗兰克赶回来冲进他妻子的化妆室。他喊道：“布丽吉，你要做波兰皇后了！”就像弗兰克解释的那样，第三帝国吞并了波兰西部非常大的一块领土，用来安置德国移民。苏联则占领了波兰东部的一块领土。弗兰克准备作为“总督”，在剩下的约百分之四十的波兰领土上行使最高“权力”，因为元首解释，弗兰克将不得不同党卫军头子、帝国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分享权力。希姆莱的镇压机构需要设立集中营，以使桀骜不驯的波兰人俯首帖耳。布丽吉想要知道，他们一家将在哪里安家，弗兰克告诉她，在克拉科夫的一座宫殿里。 弗兰克一看到瓦维尔城堡这座古代波兰历代国王的住所，举止就像一个孩子得到一件巨大的玩具一样。他的敞篷旅行轿车穿过大门驶进一幢建于十世纪的庭院。弗兰克身穿自己亲自设计的制服——肥鼓的马裤和黑色的靴子，跳上大门口的台阶，他的副官紧随其后。他走进觐见室，周围墙上装饰着绘有诺亚方舟的中世纪挂毯。他决定把这里当作他的会客厅。弗兰克发现附近有一间比觐见室略小些的房间，它的二十英尺高的墙面被压有图案的红色皮革所覆盖。这里将是他的私人办公室。他来到另一边的皇室卧室，床放在一个带大理石台阶的平台上。床的上方是一个由四个大理石柱子支撑的饰金锦缎华盖。弗兰克突然发现，在卧室外面有一个宝石形状的小教堂。这会讨布丽吉的欢喜，因为她从未放弃天主教信仰，而弗兰克为了在无神论的纳粹主义事业中进一步升迁，早已放弃了宗教信仰。 当汉斯·弗兰克开始统治波兰残存的这块领土时，唯一不舒服的事就是那个善于发出恫吓的希姆莱的到来。弗兰克深知希姆莱最优先考虑的事情，并急于讨好。因此，他作为总督的第一个官方行动就是命令所有的波兰犹太人到德国劳工办公室报到，接受分配。 弗兰克对纳粹的犹太人政策感到很棘手。作为一个能够将海涅的诗牢记于心的睿智、有教养的人，弗兰克不相信纳粹党赤裸裸的反犹鼓噪。但更为糟糕的是，弗兰克有一个隐藏的秘密，至今仍向纳粹党负责鉴别种族纯洁性的官员隐瞒着。尽管他是以天主教徒的身分长大的，但是他却有部分犹太人血统。据信，弗兰克的姓氏最早叫弗兰克福特。弗兰克以热忱干劲给予过度的补偿。他在瓦维尔城堡一周年之际，邀请他的部下及家人到觐见空欢娱。他们在古老的挂毯分支起许多长桌子，上面难满了波兰火腿、奶酪，以及一瓶瓶的伏特加酒。弗兰克坐在房间的中央，回顾着一年来的进展和取得的大部分成绩，他说，因为有这么多的“卑鄙的人和犹太人被消灭掉了”。他继续说道：“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们，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把他们解决掉。”弗兰克讲话的同时，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军官起劲地记着。弗兰克命令，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说的一切都要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定额，弗兰克得意地说，他已经驱使一百三十万波兰人到德国劳役。而且，那还不够。他继续说道：“就目前允许的食物配给量水平，估计将会有约一百二十万犹太人死于饥饿。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我们不能用毒药杀死他们，但是，不论采取什么办法，我们都要达到根除犹太人的目的。” 后来，党卫军少将斯特雷钦巴克走上来，为他最近收到的总督的表扬信致谢。弗兰克在信中写道：“党卫军少将，你和你的战友的所为肯定不会被忘记，你不必为此感到羞耻。”斯特雷钦巴克所做的是将三千五百名著名的波兰人上收押起来，并且杀害了他们。 克拉科夫本该成为弗兰克一家的亚瑟王宫殿。开始，布丽吉·弗兰克作为女主人，沉迷于她丈夫举办的浮华的社交生活，川流不息的纳粹显贵纷至沓来。她饶有兴趣地参观城市的犹太人地区，直到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区。她喜欢犹太人手工缝制的女外套的手工技艺，以及处于绝境的犹太人以近乎白送的价格卖掉的皮货、黄金和地毯。弗兰克夫人虽然贪婪，却并非麻木不仁。送往德国的报告声称，在她丈夫的治理下，波兰人的命运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她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景象：每一个儿童都面黄肌瘦，犹太人聚居区的街道上到处横陈着犹太人的尸体。在波兰，时常显现在她眼前的毫无掩饰的敌意开始使她消沉。因此，她返回她在巴伐利亚施利尔塞的乡村别墅，并用船运走她在波兰获得的不义之财。 汉斯·弗兰克变得孤独。他派人接来他十三岁的儿子诺曼，让他睡在波兰皇后贾德维加曾经睡过的床上。诺曼在一所专为纳粹官员的子女开设的学校里念书。1941年5月的一天，当他和同学们踢足球时，他们听到学校围墙外面有人唱波兰国歌。孩子们停下来聆听，歌声被步枪开火的声音止住。那是什么？诺曼问老师。老师说：“懊，那个，他们在枪击波兰人。”放学后，诺曼走进他父亲的办公室，询问为什么要枪杀波兰人。弗兰克迎接他儿子时的笑容消失了，他说：“这是战争，永远也不要再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了。” 后来，诺曼的一个同学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座工厂，犹太人从上面的输送槽进去，一块块肥皂从下面出来。老师觉得这幅画很有趣，就把它给全班同学传阅。那天晚上，当他的父亲来到冰冷、潮湿的贾德维加皇后的卧室向他道晚安的时候，诺曼想要问图画的事，但又决定不问了。 不论他的生活外表怎样奢华，汉斯·弗兰克还是近乎神经崩溃。在希姆莱最近的一次造访中，帝国首脑与弗兰克直接对抗，他拿出弗兰克政府大规模贪污的证据，包括由他妻子经手策划的一起皮货走私计划。希姆莱告诉弗兰克，他愿意停止调查，但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弗兰克向党卫军移交波兰的所有治安职权。弗兰克知道这意味着失去盘剥波兰人的自由，加速根除犹太人的进程。他写信给国防军首脑、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要求返回军中任职。喜欢拍马屁的凯特尔立即将这封信拿给希特勒看，希特勒看过后说：“这不可能。”弗兰克于是接受了希姆莱的条件，把犹太人大批送往集中营的速度加快了。 那时，当一切似乎是最空虚不过的时候，他收到一封信，信是装在一个淡蓝色信封里，信中那熟悉的笔迹震撼了弗兰克。这是莉莉，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看到她了。信是以“我最亲爱的汉斯”开始的，信中，莉莉情弗兰克这位在帝国中权力显赫的人物，帮助一个心碎的母亲。她的儿子在俄国前线阵亡，她求他找寻线索。弗兰克立即令他的手下着手处理这件事。弗兰克飞往德国，亲自前往莉莉在巴伐利亚的乡间居所，告诉莉莉他的调查发现。他们仍然藕断丝连，弗兰克惊异地发现，莉莉的丈夫竟能容忍。莉莉在慕尼黑找了一间套房作为他们的爱巢，弗兰克几乎每个月都从克拉科夫飞来陪伴莉莉。 他觉得他已获得新生。在波兰他可以与魔鬼签署条约，以维护他的地位，并使希姆莱陷入困境。但是，这些行动只影响到落后的波兰人和可怜的犹太人。在德国，他可以重新成为第一流的法学家，就像他开始扮演的角色一样。莉莉让弗兰克意气风发。他准备向布丽吉提出离婚，并娶莉莉为妻。他要改变他的生活。 1942年6月，弗兰克回到德国，在德国法学院演讲。他的演讲是希特勒上台以来再也没有听到过的那种演讲，一种元首核心集团内部其他成员绝对不敢作的演讲。弗兰克说，德国必须恢复法律的秩序。文明国家不允许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专横地拘捕和没有应有程序地监禁。弗兰克告诫道：“法律要么存在，要么丧失，没有司法制度的地方，国家就会沦为黑暗、恐怖的深渊。”他作了三个相同的讲演，其中一个是在他的母校慕尼黑大学，给狂热欢呼的法律系学生作的。 弗兰克被召到元首面前，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希特勒告诉他，他可以原谅一次偶然的判断失误，他倾向于把弗兰克的稀奇古怪．的行为视为此类失误，但是，从这以后，弗兰克只能把他的讲话限制在波兰问题和党的路线上。至于他同他妻子离婚的问题，则根本不可能。 汉斯·弗兰克返回波兰后，尽心尽力地将召募的工人移交给劳工头子弗里兹·绍克尔，将犹太人移交给希姆莱。他知道，后者当中的大多数人被送到离克拉科夫约三十英里的一个叫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里去了。他重新煽动仇恨。就在他作的关于将法律还给德国的讲演的一个月后，他给一群波兰通敌者打气，告诉他们：“犹太人？是的，我们周围还有一些，但是不久，我们就会清除他们。” 1943年1月，弗兰克把他最亲密的同事召集到他的私人办公室。他说：“现在我们大家聚在这里有义务共患难，我们上了罗斯福先生的战犯名单。”接着，他趾高气扬地说：“我很荣幸地列为第一名。”他一边说，戴眼镜的助手一边只字不漏地记下每一个字，以便用打字机为总督打印日记，就像他在过去的三年中做过的那样。 在瓦维尔城堡周围的狂欢继续着。纳粹要人——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纳粹党首席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连同一群电影明星、音乐家和剧院歌手——他们纷至沓来，频频光顾弗兰克举办的化装宴会，并乘坐弗兰克的私人专用火车周游波兰。但是，每当弗兰克单独一人时，内心的苦闷就极度折磨着他。他会待在他的卧室里，与钢琴为伴，弹奏萧邦和贝多芬的曲子。他还开始写一本名为《哥伦布的船舱伙计》的小说。这些消遣有助于汉斯·弗兰克忘掉他自己现在是什么人。 1945年初，红军挺进波兰，弗兰克逃离克拉科夫。他逃跑时带走了许多艺术珍宝，其中有他从波兰的一个博物馆偷走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杰作《抱貂女郎》。他还随身携带着他的日记，他的日记已装订成四十二册，封面为红灰色，总共一万一千三百六十七页。 他返回他在施利尔塞的家，建立起波兰总督的一个“驻德办公室”。他哄骗不了任何人，他自己当然更不相信这一套，他只是等待着战争结束。当美国人在5月份发现他时，他没有做任何抵抗，因为他确信他手中有王牌。他把美军第七军团的军官带到一个地下室，告诉他们似准备交出二十二件无价的艺术品，包括达·芬奇的那幅画，他声称他保护这些作品，为的是不使俄国强盗掠去。他还把他自己的日记交给了美国人。写在日记中所有的事都能救活他，如他改善波兰人的生活，他同希姆莱进行斗争，他在德国发表的关于法律的勇敢的讲话，他辞去总督工作的尝试。当然，美国人会从中发现他虚张声势地煽动反犹的行为。这只不过是所有纳粹官员都被要求说的假话，为的是保住自己的饭碗。 弗兰克非但没有从美国军官那里得到感激，反而遭到美国士兵的一顿拳打脚踢和雨点般的唾骂。他们将弗兰克扔在一辆卡车的后面，押往米斯巴赫监狱。当卡车颠簸在满是弹坑的路上时，弗兰克拿出一把军用小刀扎向自己的喉咙，一个警觉的美国兵将小刀从他的手中扳开。伤口很浅，一个军医将绷带缠在弗兰克的脖子上，卡车继续朝前开去。 现在，弗兰克坐在米斯巴赫监狱的单人牢房里，他面色苍白，软弱无力，嘴唇肿胀，头发稀疏，悲伤的眼睛眼圈发黑，右手摄着把园艺刀。当他抽出刀，横在他的左手腕上时，一个美国兵冲进牢房，把他推倒在地上，挫败了他的第二次自杀企图。汉斯·弗兰克保住了性命，最终被押往纽伦堡，在那里，他将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而受到起诉。 罗伯特·杰克逊在人员组成上遇到麻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让他把聘用律师作为一件政治大事。一个来自纽约的犹太人代表团试图告诉杰克逊哪一个证人应当传唤，哪一个犹太人律师应该聘用。杰克逊指出，他们这么做有使审判成为一场“犹太人的审判”的危险。他们必须摈弃激进的步骤。他们起诉这些纳粹分子，不是因为他们杀害了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杀了人。审判不能被仅仅视为一场复仇。 在这点上，杰克逊手中掌握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他只有一份六页纸的总体计划，一个秘书，他的儿子和一个作为助手的朋友，以及默里·伯奈斯特别行动小组中的一个非正式的执行官员。伯奈斯吸引了杰克逊的注意，但杰克逊对陆军部的其他人感到失望。陆军部的工作人员迄今只搜集到零散的、粗略的暴行记录，很难形成针对任何一起成功的起诉所需的有血有肉的证据。 当时的参议员阿尔本·巴克利向杰克逊透露了埋金子的所在。巴克利告诫道，问题的关键是需要一个有威严的人物，一个握有权力的强人，可是想把他召来却很不容易。杰克逊想要碰碰运气。他按铃叫来艾尔丝，让她打电话到位于皇后大街的战略情报局（注：中央情报局CIAJ的前身），安排一次他与怀尔德·比尔·多诺万将军的午餐会。 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是纽约州北部地区出身低微，干得不错的年轻人；同是热中于法律的司法部同事；同是有影响力的政党成员，杰克逊是民主党人，多诺万则是共和党人。 杰克逊来见多诺万时犹如一个想找一片面包填饥的饿汉，交谈了一刻钟之后，他觉得多诺万简直就是摆在他面前的一桌丰盛的筵宴。在此之前，杰克逊对多话万和他所创立的机构，秘而不喜的美国战略情报局所知甚少。外表矮胖、谦恭的多诺万将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表彰最重的美国军官。在两次大战之间，他在纽约的一间高级律师事务所工作并发迹。在这场战争中，他同联邦调查局和军队中的反对者及官僚对手进行斗争，从无到有，把战略情报局建成美国头号情报机构。 多诺万解释道，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行动小组遍布欧洲。1942年以来，他的人一直在跟踪潜在的战犯，并且已经积累了大量内容充实的材料。此外，在他的队伍中有想象得出的专家：科学家、语言学家、建筑师；如果需要，这些建筑师甚至可以为杰克逊修建一所法庭。最重要的是，他吸引了一些美国最杰出的年轻律师到战略情报局。根据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他可以让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为杰克逊工作。 多诺万谈论的同时，杰克逊在考虑大胆地赌上一回。多诺万不仅拥有一个现成的机构，而且知道如何打开通往华盛顿和军队的大门。如果杰克逊有多诺万助一臂之力，那么准备、招募和组织工作就等于完成了一半。他要冒险尝试。他说，他不知如何才能使他的请求对于一位像多诺万这样的人物具有吸引力，不过，将军本人也许会对担任他的主要检察官一事予以考虑。将军淡蓝色的眼睛凝视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我会考虑的。” 欧洲战场的战事在拥有古老大教堂的莱姆斯城内的一个不起眼的红砖建筑——少年职业技术学校里结束。1945年5月6日，学校窗户挤满了盟军方面的人员，他们争相目睹历史的一幕。在楼房二层的一间曾经是制图教室的房间里，艾森豪威尔将军凝视着窗外一辆暗褐色的美军指挥车停了下来，带来了一群期待已久的人。 德国陆军上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身材矮小而挺直，浑身上下修饰得整整齐齐，他从轿车走出来，面带痛苦的神色，就像有人拒绝同一个讨厌的人打交道似的。约德尔开始举手敬礼，但几乎没有得到盟军军官的反应，他们只是摸不关心地盯着他。他被带到一间屋里，这是一间战前法国学生打乒乓球和应付考试的场所。约德尔同艾森豪威尔的副官坐在一起，因为盟军统帅拒绝同一个纳粹将军谈判。约德尔开始执行卡尔·邓尼茨元帅交给他的命令。他的指导思想很简单，就是在投降之前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争取数天、数小时将意味着有更多的德国部队逃出俄国人的魔爪，转而向英美部队投降。 由于约德尔故意慢慢吞吞，艾森豪威尔完全失去了耐心。他指示他的助手通知约德尔，要么在投降文件上签字，要么在西部战线解决战斗。到那时，溃逃的德国士兵走进的将是炮火，而不是战俘营。谈判结束了。5月7日凌晨2点38分，约德尔在投降文件上签字，文件在四十八小时后生效。在欧洲长达六年的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第二天，在柏林举行的另外一场投降仪式也使俄国人感到满意。 投降之后，约德尔返回设在丹麦一德国边境的弗伦斯堡的邓尼茨的指挥部。在那儿，他得知拖延战略已使本来要面对俄国人的九十多万德国士兵抵达美英部队所在地。 邓尼茨元帅在接任希特勒的元首一职后的数日，就在弗伦斯堡建立起他的政府。他在过去航行于汉堡一美洲的班轮“帕特里亚号”上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区，邓尼茨在船长卧舱的梳妆台上放了一尊希特勒的半身石膏像。每天早晨，邓尼茨都要乘希特勒的一辆奔驰轿车，从“帕特里亚号”出发，行驶五百英尺的路程，抵达他的仍然飘着德军军旗的指挥部。他在那里会见他组成的政府官员：一名负责战后时期学校事务的教育部长，一名决定在新德意志使用何种军礼、军旗和勋章的军事部长。邓尼茨已任命希特勒的军需部长斯佩尔为他在波捷姆基村组建的这个政府的经济和生产部长。投降仪式结束后，为了表彰约德尔将军在莱姆斯城的表现，乘着官方摄影师在场之时，邓尼茨授予他骑士十字勋章。 邓尼茨身材瘦小，头发斑白，他很容易被人认作是一个小镇的药房先生。但是，这个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却成为大西洋的死神。卡尔·邓尼茨发明的“狼群”潜艇攻击战略击沉了盟国二千四百七十二艘船只。希特勒称他为“海洋中的隆美尔”，并最终让邓尼茨指挥全部的德国海军。由于邓尼茨除了厌恶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外，没有什么政治信念，希特勒便成了左右邓尼茨的政治罗盘。这个通常冷冰冰的技术官僚在元首到场的情况下，就像被施了催眠术一样。几天之后，邓尼茨承认，他不得不逃离元首的统帅部，以恢复他的独立意识。希特勒为什么选择他，一个普通的水手，来接任元首之职，邓尼茨一直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他是一个局外人，几乎不是纳粹党的老战士。他以支配着他全部海军生涯的那种精神，即服从命令是一个军人的最高职责接受了任命。 德国投降十五天后，5月23日，英国坦克碾过弗伦斯堡镇的广场。一名英国军官来到邓尼茨的办公室，询问元帅能否做件好事，把他的部长们召集到“帕特里亚号”休息厅。当他们到达时，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私人代表洛厄尔·W·鲁克斯宣布：“先生们，盟军最高统帅授权我通知你们，从现在起，弗伦斯堡政府不复存在了。在被送往各自的监禁地之前，你们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整理出一件行李。”接着，鲁克斯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单说道，下列人员将被送往巴特蒙多尔夫，他们将在未来的战争罪行审判中成为被告。当叫到邓尼茨的名字时，他强打精神，以与之终身相伴的纪律性掩饰他的震惊和伤害。当叫到约德尔的名字时，邓尼茨向同样不知所措的将军瞥了一眼。弗伦斯堡大本营中被确定为战争罪行嫌疑犯而遭到囚禁的还有德国国防军参谋总长威廉·凯特尔元帅，纳粹思想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以及阿尔贝特·斯佩尔。 邓尼茨走进自己的房间，开始整理一个黑色的皮包。他看了看希特勒的半身塑像，知道如今这是多余之物了。他在返回休息厅的走廊上与约德尔打了个照面。约德尔问邓尼茨，元帅猜得出刚才关于战犯的谈话的全部意思吗？难道他们不是和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未可夫，以及所有的军人那样做军人应该做的事？邓尼茨朝他苦笑了一下。元帅说，希特勒死了，因此，他的继承人显然也得死。 6月26日清晨，阳光照拂着华盛顿国家机场。天空中，沥青跑道上闪闪发亮的空气笼罩着一架银灰色机身的空军C54C运输机，飞机起动待发，准备执行运送贵宾的任务。罗伯特·杰克逊法官身着一套浅黑色的三件头西服，他觉得衬衫领子像一条潮湿的绳索，箍在脖颈上。他向艾尔丝打了一个手势，示意她顺着移动梯爬上飞机舱口。她开始向上爬，杰克逊紧握了一下她的手。他知道她心神不宁，这是她第一次乘飞机。其他十七名人员——律师、秘书和有关人员——跟随杰克逊一起前往伦敦。 在飞机里，一名空军中士建议杰克逊坐在靠近舷窗的第一排位子上。杰克逊调换了座位，并打招呼让美国陆军上校罗伯特·斯托里坐在他身旁。运输机升空后，杰克逊向外瞩望，最后看了一眼下面的最高法院大楼。 斯托里上校在战前是一名得克萨斯律师，他在杰克逊被任命为首席美国检察官后不久，就给杰克逊打了一个礼貌性的电话。谢顶了的斯托里上校五十多岁，举止温文尔雅，他就像一只旧鞋一样适合杰克逊。上校还有一段有益的经历。杰克逊动身会见他的外国同事，组织一个包括苏联代表在内的国际法庭。迄今为止，他所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让他确信，俄国人将成为麻烦。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斯托里在红军中执行过战略情报局的任务。苏军挺进德国后，斯托里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式的战犯审判。杰克逊珍惜这段经历，他也喜欢斯托里，因此，他把斯托里纳入他的成员名单之中。 飞机做水平飞行后，杰克逊开始向斯托里询问他在苏联的见闻。斯托里介绍道，俄国人将被吉安排到证人席上，根据被告的坦白进行宣判，通常在落日之前对他执行死刑。被定罪者往往根本就不是战犯，仅仅是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他告诫说，杰克逊应该知道，俄国人只懂得一种语言，那就是强权。 杰克逊已经开始确信，对战犯的审判不应仅仅标志着权力优胜者的胜利，而且还是道德优胜者的胜利。他现在所处的地位，使他有可能对未来施加影响，未来的侵略战争将不再被顺从地视为极度激化的政治行动，而是将它当作犯罪，将侵略者当作罪犯。那将是文明史中最大的飞跃。确实，这将超越地以前所做的任何事，包括他在最高法院的工作。 抵达伦敦后，杰克逊一行人住进了克拉里奇饭店。对于一个从未目睹过战争的人来说，杰克逊窗外的情景发人深省。建筑物残骸的黑色轮廓耸立在黑夜之中，破损的窗户裂开着，如同空洞的眼窝。他看到伦敦市民绕行于弹坑和被分割成碎石的小路之中。这个勇敢的城市弹痕累累、鲜血淋漓，有数千名无事者遇难，这坚定了杰克逊的使命感。杰克逊认为，审判战争罪行是一个绝好的主意。 罗伯特·杰克逊和英国总检察长戴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步入位于大史密斯街的彻奇府，这是英国政府提供给盟国战争罪行审判代表团的。在同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的闲谈中，杰克逊对他进行了一番观察。他是一个皮肤黝黑，年纪约四十五岁的中年人，他身材粗短而健壮，下额肥大，嘴唇丰满，头发稀疏，眼睛深陷，举止中深藏不露，性格安逸。他是苏格兰人，但他更像一个叙利亚外交官或一个埃及商人。“黝黑而又丑陋，而且，我的腰围已经粗起来了。”这是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对自己的描述。 来自四大国的代表分别在会议室的印度柚木桌旁落座。看起来，其他代表希望杰克逊到桌子顶端就座。美国人对审判战犯催得最紧，他们关押着大多数意料中的被告。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因战争而衰弱下来的欧洲，只有美国最有可能支付这项计划的费用，无论这笔支出有多么巨大。杰克逊宣布日程，他说，代表们要做的事，是起草一个与“十械”相同的法律文件。每个国家都有一些关于罪犯的成文法，但是，适用于全世界的却一部也没有。他们必须创建一个法庭，并给它以权威。他们必须在程序上取得一致，他们必须撰写一部成文法，阐述被告们所犯下的罪行和应受的惩罚。 杰克逊环视四周，他必须促使在座的人达成一个共识，他对这些同行做着判断：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和他的英国同事或许是通情达理的；法国代表团不可测知；俄国人很有可能横加阻挠。多诺万将军的战略情报局已经为杰克逊提供了一份俄国首席谈判者、法学专家约思·蒂莫菲维奇·尼基钦料少将的概况。杰克逊在头天晚上已经在克拉里奇饭店阅读了这份报告。尼基钦科五十岁，十三岁时在顿巴斯的一个煤矿工作，共产党人的革命使他得以脱身。他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并且参加了俄国内战期间的战斗。此后，他从莫斯科大学获得法学学位，并升迁至他现在的职位——苏维埃最高法院副院长。杰克逊知道尼基钦科的情况，但却不能据此从他那宽大的斯拉夫人的面孔和青灰色的混浊的眼睛中，察觉出任何东西。 代表们争论了十天。杰克逊希望离开，哪怕是暂时的，他要在欧洲大陆找到一处合适的审判地点。这天晚上，杰克逊身着吊带裤，只穿双袜子，在克拉里奇饭店他的起居室里大步来回走着，向艾尔丝口述指示。他想在离开伦敦之前，将谈判中迄今取得的成果写成文字。杰克逊以洪亮的嗓音和隽永的言词开始口述。艾尔丝一直很喜欢杰克逊的文才，并为之所打动，她翻开速记簿记录着。 他说，他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平息有关他们正在事后制造一种有追溯效力的法律的批评。古罗马人说过：没有法律就谈不上罪与惩。很显然，纳粹分子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但是，他们犯了哪些法呢？检察官可以援引哪部法律，哪部法典的哪一章、哪一条呢？不错，德国！司其他六十三个国家一起在视战争为非法的《凯洛格一白里安条约》上签了字；德国还同波兰和苏联签署了和平条约；德国在《凡尔赛和约》和《罗迪诺公约》上签了字；德国是19O7年《海牙陆战法规》和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杰克逊以神圣的正义感，—一列数了德国对这些庄严的协定的践踏：1939年，侵占波兰；1940年，侵占挪威、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1941年，入侵希腊、南斯拉夫和苏联。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四天，德国对美国宣战。就被人们所接受的准则而言，德国已经撕毁了日内瓦和海牙协定。 杰克逊开始精心构思他的理论基础，用来解释盟国仍以并＊使用事后制定的有追溯效力法律，并将它口述给艾尔丝。由于已经创建了法庭，确定了审讯程序和处罚，余下的主要问题便仅仅是实施了。如果不对撕毁条约者施以惩罚，那么，有尊严的人物聚集在全世界各国的首都，签署所有这些条约的目的何在？杰克逊激动地阐述他的观点：“不要因纠缠法律的细枝末节而偏离方向。所有的文明人不都承认他们犯了谋杀、严刑拷打和奴役罪吗？我们所建议的是惩处该隐时代以来就被视为犯罪，而且已经写进每一本文明法典中的行为。” 斯托里上校告诫过杰克逊，让他留神俄国人，而尼基钦科将军则证明了斯托里是个预言家。他让杰克逊捉摸不透。尼基钦科可以几个小时地坐着，像个菩萨一样一动不动，可是杰克逊却从他那双冷冰冰的眼睛中，发现了这个正在演戏的人稍纵即逝的茫然。但是，尼基钦科的喜好争论，这在某些方面是可以理解的。法国人虽然不那么好战，但也是喜欢争论的。在大陆的欧洲人看来，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要向他们强行灌输一套异族的法庭体系。杰克逊和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对辩护法做了解释，其中包括在充当仲裁人的法官面前，双方的律师，辩护人对己方证人和对方证人所做的盘问。尼基钦科听后说，在他的国家里，辩护体系并非如此。法国人附和尼基钦科的说法。他们的法官不会降低身分，像职业拳击比赛中的裁判一样，费力地将辩论双方的律师分开。法官从证人、被告、警察和受害者身上取证，进行筛选和权衡，然后作出判决。律师只不过是帮助被告准备一份辩护书，律师在法庭中的作用有限。律师并非如此重要，最后，尼基钦科用讲课的腔调说道，法官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且，在这一有关服罪或不服罪的事情上，他们难道真的要让负责盖世太保和集中营的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这样的人站在代表法律的法庭上，声称他本人无罪？ 最后，他们休会，准备去用午餐，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邀请杰克逊到他那边去。 杰克逊疾恶如仇，这使他有时控制不住自己，他羡慕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的自制能力。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在席间说，假如在各国自有不同做法这一点上能达成妥协，那就有可能制定出一种兼顾各国特点的方案来。至少他们已经在法官的数目上达成一致，四名首席法官代表各自国家，以及四名候补法官。许多法官具有欧洲大陆的特征。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认为，他们最终说服了俄国人和法国人接受双方律师对簿公堂的辩护体系是一件重大的胜利。杰克逊提及尼基钦科竭力主张草率定罪时，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指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取得了胜利。他们同意四票中三票即可定罪，这引起尼基钦科的咆哮。他们还为法庭起了个名称，国际军事法庭，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评论道，这个名称相当堂皇。 杰克逊问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如果被告提出的辩护理由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执行上级命令，那该怎么办。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说，这种理由不能成立，否则所有的起诉案子都将要崩溃。希特勒手下的德国人依据“领袖原则”行事，在“领袖原则”的概念里，领袖有绝对的权威。元首怎么命令，他的下属就怎么执行。这些下属的命令，更下级的人也必须执行，一级一级由上而下，形成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如果允许被告用“上级命令”的理由辩护，那么，他们就只能给希特勒定罪，而希特勒已经死了。 杰克逊有些不自在，因为在意大利战役的最后几个月里，一名美军士兵枪杀了一些毫无戒备的德国犯人，并且以“上级命令”为辩护理由逃脱了惩罚。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用印在每个德国士兵薪他簿上的话表示反对，他说，没有要哪个德军士兵服从非法命令。如果在德国武装部队中，对一名陆军下士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为什么不把这些原则适用于希特勒的直接下属？杰克逊建议，至少要把上级命令考虑在减刑因素里。 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接着说，真正给他们造成难题的，是处理“你也不例外”的辩护词。如果他们的定罪只适用于德国人，那么，他们怎能由于审判不是正义而是胜利者的报复这一事实而逃脱历史的惩罚呢？交战双方都犯有暴行。此外，他们计划将侵略作为战争罪起诉。然而，坐在审判席上的将是俄国人，他们的国家在1940年太慢了芬兰，根据1939年与纳粹签订的条约，攫取了一大块波兰领土。 杰克逊说，“你也不例外”将是另一个不能接受的辩调。它暗含有既然一些刽子手可以逍遥法外，那么所有的刽子手也应该同样逍遥法外。这是对公正的一种嘲弄。纳粹刽子手所犯下的罪行已经达到不可想象的程度，全世界怎么能够对六百万至一千万死难者视而不见呢？矢口否认在审判战争罪行的过程中复仇因素的存在是虚伪的。德国人将被送上被告席，就因为德国战败了。但是，杰克逊指出，只有扒手成贪污者才能成为被告，因为他落网了。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坚传道，必须入证俱全才行。但是，他们如何对待杰克逊提出的“你也不例外”辩词呢？杰克逊建议，他们在成文法中直截了当地声明，不承认“你也不例外”辩词。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开始佩服地看着他的客人，他没有料想到美国人的实用主义观点。 尼基钦科将军一听到卡尔登勃普纳这个名字就怒不可遏。卡尔登勃鲁纳正是人们想象中的纳粹分子的样子。那些曾是凶神恶煞的人物，许多人简直让人大失所望，比如邓尼茨，他的外表就像是一个小职员。像约德尔这样的人若是站在五个人当中，就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帝国中央保安部部长卡尔登勃鲁纳的长相却令众人瞩目。他的脖子短而粗，两只硕大的手垂落在身体的两侧，他的马脸上有一张薄而冷酷的嘴，左脸上有一长条紫色刀疤。他身高六英尺六英寸，无论如何，他都没法始终保持身体胖瘦均衡。 战争结束的时候，卡尔登勃鲁纳躲在阿尔特奥塞附近，位于奥地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上的一间农舍内，在那儿，美国第三军团的一队巡逻兵偶然发现了他。这个显得有些笨重的大高个老老实实地举手投降，成了巴顿将军手下士兵俘获的另一个德国军官。他被捕的第十二天，罗塞尔·普鲁兹夫人从收音机中收听到美军抓获了一名党卫军高级军官的消息。这是一位三十三岁的母亲，当兵的丈夫下落不明，自己也已失业，绝望之中她决定冒一次险，因为她有了一个讨好胜利者的机会。她立即动身前往位于北豪森的美国军政府驻地。普鲁兹夫人告诉值班的上尉，她在多拉一盖世太保集中营当过打字员，她的工作之一就是打印被判处死刑者的名单。她记得在全部名单中有一个人的签名：那就是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 卡尔登勃鲁纳遭到告发后，被押往北豪森附近的军事监狱。他抵达数日后，一次，他走向一名看守，想讨一根烟抽。那个美国人正在看一张美国报纸，报纸在他眼前一晃。卡尔登勃鲁纳看到自己的相片和一条醒目的大字标题。他问，那上面说什么？美国兵翻译道：“煤气室专家被抓获。”卡尔登勃鲁纳的面色变得死灰。这之后不久，他被塞进一辆前后驱动的六轮军用卡车，驶往巴特蒙多尔夫。 ------------------ 图书在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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