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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月的皖南，寒风呼啸，一派肃杀。 项英的心情如同这气候一样，凄苦、寒冷。他感到孤独，孤独的心灵在寒风中摇颤。 12月26日晚9时，机要秘书送来了中共中央紧急电报。这电报挟带着窗外的寒意，毫不犹豫地吹进了项英本已寒凉的心胸：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好一个“一年前”，好一个“不执行”。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不堪回首的往事像着了魔一样，迫使项英的目光离开了电文。 一年前，中央指示新四军东进，进入宁、沪、杭三角洲；北移，进入两淮、苏北。然而，一向认为自己颇具战略头脑的项英却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他认为，东进、北移，有三大不利： 其一，宁、沪、杭三角洲乃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大本营，日军占领上海、南京、杭州后，此处又成为日、蒋、汪的心脏地区，故进入此地区实为愚蠢之举。 其二，此地区为日、蒋、汪三雄必争的经济命脉区，新四军硬要挤进去，必将处于日、伪、顽三面夹击之中。须知经济利益冲突是一切战争的根本动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其三，北进之后，敌后3年游击战争所营造的江南革命根据地、战略支撑点，必将丧失。 项英想到这儿，认为这是以革命利益为重，以烈士的鲜血为贵。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中央的历次批评，只能使他愤慨，却不能使他愧疚。 他耐住性子，把目光重新收回到电文上： ……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想办法，有决心……如果动摇犹豫，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的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 没有任何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 项英刚刚压住的火，被这不啻于训斥的语言重新点燃了！ 什么“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 我项英早就提出了决心大、方法明的方略：新四军的真正出路不是东进，不是北移，而是向南！ 1938年6月，项英致函陈毅，提出了南进战略的雏型：“我们计划在皖南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以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第三战区落入日军南北夹击的铁钳之中。项英判断，势如破竹的日本侵略军，必然打通浙赣线和粤汉线，以沟通南北之联系；顾祝同的长官部和他的部队，必然向闽、赣、云、贵溃退；驻守皖南的新四军，便可乘势跟进，迅猛发展游击区，在新的敌后——黄山、天目山、武夷山地区大显身手，远征闽、浙、粤，甚至很快就可以恢复当年中央老苏区。长江之南，红旗漫卷，半壁山河，任我驰骋，一部气势恢宏的南进交响曲！ 项英的思绪不止一次地在这雄浑的交响曲中激荡。 然而一年来，项英感到，自己像一位被扼住创作灵魂的伟大音乐家一样，去违心地为一些粗俗的歌手操琴伴奏。他感到很痛苦。 寒风呼呼，破窗而入，项英打了个寒战。 他不是因为寒风而战栗，而是在继续看着电文的过程中不寒而栗。 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 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来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 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要吃大亏的。 语气之严厉，前所未有！ 项英在阵颤中感到，没有办法再拖了。尽管他不愿意离开皖南，但是蒋介石不允许，中共中央不允许。他想起蒋介石的“皓电”、“齐电”、“佳电”，想起了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电文。它们像十二道金牌一样，催他离开皖南。然而，去向何方？ 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官邸。 客厅里，顾祝同在焦急地等待着叶挺的到来。 前几日，他接到蒋介石的特急密电后，几经考虑，决定把项英请来，当面宣布“委座”命新四军改道北移的新命令。 叶挺与顾祝同、上官云相，同为保定军校六期生。叶挺，广东惠阳人。顾祝同，江苏涟水人。上官云相，山东商河人。虽异地而生，但因当时同为革命派（当时，学生分为三派：革命派和趋向革命派，大多数为同盟会会员；中立派；北洋军阀的反革命派。斗争相当激烈），在同反革命派的斗争中成为密友。上官云相曾因嫖女人受到申斥，有人评价这位花花公子式的将领，一生有三好：好财、好色、好鸦片烟。顾祝同容忍他，叶挺疏远他。 叶挺每到长官部来，顾祝同总是待若上宾，宴请、恳谈、接送，视旧日友情为重，相处甚欢。 可是，今天，皖南上空战云密布，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大包围已经形成。人虽依旧，但各事其主，顾祝同在盘算，如何与叶挺对话为好。他心里很明白，“委座”对新四军的态度很明朗：不走要打，走，也要打。看来叶挺是凶多吉少。 顾祝同的心情是复杂的，作为老同学，他为叶挺惋惜。一想到同学之间将要兵戎相见，他感到痛心。可是，他自觉无奈，他感激蒋介石对自己的器重，又惧怕蒋介石笑容后面那双阴沉的眼睛。他不禁想起不久前的一个夜晚。 夜幕中，重庆一架军用飞机徐徐降落在上饶的军用机场。机门打开，一位戴墨镜的青年军官步下舷梯。他叫宋白升，是军令部长徐永昌的贴身副官。此行的目的是送蒋介石签发的《黄河以南剿共作战计划》的密令。 宋白升带来了徐永昌的绝密信一封： 墨三兄： 奉委座旨意，来函交待一二。此次剿匪要绝对 保密，此乃成功之保证。望你部做到：一、作战命令一律由可靠人员护送，禁止用电报、电话方式传 递；二、尽一切努力稳住叶、项；三、先做部署，围剿部队开进时间听候委座命令；四、为保密起见，此次作战命令部署、方案只传达到师长。泄密者可先 斩后奏。另外，抓紧严查潜入国军内部共党嫌疑分子，如发现，不论职务高低，坚决除之，决不手软。 “绝对保密”，“泄露者可先斩后奏”，“如发现，坚决除之，决不手软”，这阴森森的话语，令顾祝同不寒而栗。他顾不得许多，只是在心中默默地重复着：“老同学，我多次劝你不要跟共党走，可你一意孤行。事到如今也不能怪我了”。 “叶将军到”，随着侍卫兵的喊声，叶挺步入客厅。 叶挺身着笔挺的细呢中将军服，足登闪亮的高统军靴并配以银色马刺，雄姿英发，神采腾飞。顾祝同迎了上去，握手寒暄。 “希夷，这次劳您前来，不为别事，”顾祝同开门见山，“贵军刘少奇、黄克诚部在曹甸又起事端，委座颇为恼火。为防韩德勤再遭不测，特令你部由江南原地北渡，不得由镇江北渡。不知希夷意下如何？” 叶挺听罢一惊，脱口说道：“目前日军已封锁江面，你们是要借刀杀人，把我9000人送到日军虎口中去，这未免太狠毒了吧。”顾祝同见叶挺动怒，连忙站起身来：“希夷兄请息怒，我这不是想问问你的意见嘛。” “我们要求改道从宣城到苏南。”叶挺不假思索。 顾祝同面带难色：“希夷，依你我之交情什么都好说，可是这条路是委座定的，怕不好改吧？”见叶挺面有愠色，顾祝同又连忙改口，“委座定的这条路你们确有困难的话，我可以将你们的意见转呈何总长和委座，争取改道走苏南。不过有一点请希夷放心，不管贵军走哪条路，我自当确保你们安全。”他见叶挺露出疑虑目光，便把胸脯一挺，“我以政治人格担保！” 叶挺一惊：“用政治人格担保？你不是有意稳住我吧？” “咳，你放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顾祝同满脸真诚。 “好，墨公，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叶挺话题一转，“另外，我此次来还得要些开拔费、弹药、粮食。”说着，拿出一份《申请军需补给报告》放在顾祝同面前。 顾祝同想起叶挺每次来，不是要经费就是要子弹，便笑道：“希夷，我看你不是军长，倒成了后勤部长了。”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他知道叶、项之间的矛盾，叶是有职无权。但由于叶挺不愿在他面前诉苦，他也就不便言明罢了。 顾祝同扫了一眼申请报告，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职军每月经费请增至17万元，米贴费增至5万元，并请批准加发医院经费2万元，修械所及兵站经费1万元，共计25万元。 “希夷，眼下国共磨擦日趋严重，拨给新四军一枪一弹都得报告委座，徇不得私情。”顾祝同严肃地说，“我私下给你增拨2万元开拔费。听我一句劝告，赶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不难看出，顾祝同的心情十分复杂。此刻，他想起了进剿皖南新四军总指挥上官云相所报告的徽州会议情况： 与会人员均为师以上军官。剿匪具体安排已定，会后即付诸行动。各路将领宣誓，牢记委座旨训：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一网打尽，生擒叶、项。”顾祝同望着叶挺远去的背影，一言未发。 清晨，项英带着满脸倦容，疲惫地点燃了一支烟。这一夜，他几乎没合眼。想起那“训令”般的电文，一丝寒意又袭上心头。他隐隐地感到，离开了皖南，放弃了南进，他就会永远地离开历史舞台。 他曾不断地反省过自我。他知道，他曾有过并且现在尚存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威严和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的地位和权力。 他1920年参加革命，1922年入党。在北阀战争开始3年之前，就率领工人武装跟北洋军阀吴佩孚、肖耀南较量过。在党内哪个比他的军事斗争历史更早更长？ 他担任过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国工人运动方面，他位尊至极。他担任过江苏省委书记、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在党内历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在项英看来，党、政、军、工、农，哪一行他都干过，哪一行他都颇具经验。然而，他的历史地位和权力已经和正在发生动摇。 他想起一个月前那封发自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一、同意叶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 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之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八路军。 二、对外交涉，仍以新四军军部名义。 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 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 人事变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微妙而又十分敏感的事情。 他十分清楚，东南局、新四军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随着皖南部队的撤离，他将永远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感到委屈，感到愤慨。 “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鬼知道，这七大会在什么年月才能召开。即使召开了又怎样？ 伟大抱负搁浅，崇高权力丧失。对于项英来说，无疑是一种永远灰暗的无期徒刑。 在人类所有力量之中，恐怕要数求生的力量最为无穷。此刻，项英心中的阵阵寒意，已被一种求生的力量所驱散。求得政治生命的存活，眼下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如何选择北移的路线上了。 他在中央来电的右上角批示： 项已阅。请国平、子昆传阅。明日召开军分会，讨论北移路线。 1940年12月27日 叶挺端坐在办公椅上，凝视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挂轴： 正直之姿，刚毅之色； 琴心剑胆，慧眼柔肠。 下面一行小字： 愿与希夷共勉，书于民国28年仲秋。 这是顾祝同送给他的。 “唉，”叶挺长叹了一口气，“慧眼柔肠，这也许是遗传吧。”他想起了自己的幼年。他的祖父叶沛霖，父亲叶承恩极端重视他的道德教育。规范教材就是一本《崔氏家传座右铭》，基本教义就是：“休论人之短，莫夸己之长，施恩不望报，受惠慎勿忘，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虚荣不足慕，古诫勿违抗。”这种幼年教诲犹如刻字在石，终身不忘。它们滋生出他的许多优长，也孕育了他性格的悲剧。 叶挺的目光又移向挂轴，心中在想：顾祝同，但愿你能有正直之姿。 “报告，”秘书走了进来，怯生生地望着叶挺，终于说出了叶挺不愿听又不得不听的话，“项副军长指示，请您列席明日的军分会会议。” “列席”这个字眼，不止一次地深深刺痛着叶挺那根敏感的神经。军长列席会议！这有什么错？不错，他是军长，但是，他不是党员。这支钢铁军队从它初创时起，就有了一个钢铁的纪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不错，项英是副军长，但是，他是党员，是党的军分会书记。党的军分会会议，非党员只能列席。这怪谁呢？ 但是，叶挺确实感到不痛快。项英就是党吗？叶挺总觉得项英的许多主张与中央背道而驰，他，一个脱党已经13年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云岭远离中央，应该说机要科是联结中央与军部的纽带。然而，尽管机要科近在咫尺，一个国民党任命的军长却不能涉足半步。他不能去看一看用叶、项名义向中央发了哪些电报，也不能查一查，中央对新四军的工作有哪些批评和指示。他没有独自发过一份电报，也没有独自收到过一份电报，他不知哪些应该看的他没有看，也不知道中央听到的是否是他的真正声音。项英有时也同他谈中央的指示，但他弄不清其中有几分是中央的精神，有几分是项英的本意。 项英非但不尊重、不信任叶挺，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上也疏远叶挺。项英开始同叶挺一起吃小灶，不久项英跑到大食堂吃饭，丢下叶挺一人吃小灶。军部的干部也有意无意疏远叶挺。 军部有没有他，一切工作照常进行。除了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外，他变得可有可无。在项、袁、周忙得不可开交之时，他却有大量时间骑马、照像、看书、养狗、陪夫人散步。 按着项英的旨意，原和叶挺紧靠在一起的参谋处，移到了项英住处。一次，叶挺饭后散步路过参谋处门口，从里面传出项英的声音：“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就是延安与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军部与三战区搞统一战线，我与叶挺搞统一战线，团结他一起抗日……”项英的这套统战理论深深地刺痛了叶挺的心。叶挺忽觉一阵眩晕，他感到压抑、苦恼、委屈、痛苦。 于是，岩浆终于喷发。于是，也就有了如前所述的叶军长辞职的历史一幕…… 往事如昨，虽几多怨怒，叶挺此刻不再去想。他知道，此刻新四军已危在旦夕，身为一军之长，还是要在军分会会议上作最后的努力。 1940年12月28日。 上午8时，项英来到会场，人已到齐了。 这两天，他是在迷茫、绝望中挣扎过来的。但是，他毕竟是挣扎过来了。他意识到新四军危险重重，更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荣誉将丧失殆尽，他怀着一线希望走进了会议室。人们见他步履沉重，满脸怅惘忧虑，不禁投以同情的目光。 项英像被人窥见到内心深处的秘密一样，勉强笑了笑说：“现在开会，同志们，中央的电报大家已经传阅了。我认为，中央的批评非常及时，非常中肯。今天我们集中讨论一下，到底选择哪条北移路线。” 这个问题近二、三个月来，成了军部领导开会的保留项目。每每讨论起这个问题，总是各说各的，常常弄得不欢而散。然而今天不一样，中央已经提出严厉的批评，况且距蒋介石规定的北移期限仅剩3天。 “先请叶军长发言。”项英以尊重的口吻发出了邀请。 叶挺没有反应，端坐在椅子上，挺拔的身躯犹如松柏，严峻的脸上毫无表情。 项英见状，十分不悦。但考虑到这次会议重要，需要有个良好、和谐的气氛，不宜一开局就僵住，便强忍住火气，转过身来对袁国平说：“看来军长正在思考，国平，你先说说吧。” “唉，”袁国平长叹一声，“蒋介石、顾祝同逼我们直接北渡，想借日军之手将我们消灭。走其它路线，他们又以违抗命令为由向我们开火。怎么办呢？我想还是分批偷渡，能走多少走多少。”听起来袁国平的话悲观至极。 “这是下下策，”项英有些着急，“要能走早走了。” “那为什么不走！”叶挺已按压不住满腔愤慨，大声说道，“早一、二个月就在铜陵、繁昌勘察好地形，筹集了船只，选好了渡口，完全有把握渡过去，为什么不走？现在，日军的舰艇游弋江中，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我反复考虑，北移路线以向东为最佳路线。” “蒋介石已下令，不准我们向东，”项英恢复了以往的神气，口气柔中有刚，“如果我们硬要走，他们可以借口我们抗命打我们，况且苏南日寇正在扫荡。” 看来，会议不到30分钟就进入了“临战状态”。为避免像以往那样毫无结果，不欢而散，周子昆站了起来，以平静的口吻向作战科长说道：“志高，这几天敌情有什么变化？”他想把话题暂时引开。 李志高正在考虑自己的想法，冷不防政治部主任点了名，便仓促地说道：“敌情方面没有什么变化，大家知道，北面是鬼子，东面有25师和108师，南面茂林、三溪、旌德一带未发现敌情，只有40师一个营兵力在星潭。” “那就走这条路，”项英腾的站了起来，大声喊道。这声音仿佛充满希望，听起来就像一个久久跋涉在浩瀚沙漠的人，突然找到甘泉一样，兴奋中挟带着疯狂。 看到周围的人那种惊诧的目光，项英自觉过于失态，便点燃一支烟，以稍稍平静一下难以平静的心情。 他继续说道：“志高的话倒是提醒了我们。既然向东不让走，向北不能走，那么我们就应该向南走。” “向南，向南！”项英如同受到电击一样，浑身在颤抖。两天来压在心头的愁云顿时消失。灵感竟是在绝望中产生的，这灵感如果发展、扩大，就会变成希望，就会成为现实。 灵感，是长期思索的结果，是长期积淀的能量喷发。 “同志们，向南走，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向苏南转移。”项英坚定地说着，出现这种念头，连他自己也觉得过分突然。 “这条路重庆、延安都不同意。”周子昆平静地提醒着项英。 “向南，这条路线我们曾经研究过。”项英继续说，“蒋介石逼我们向北，目的有二，一是避免我们增强对韩德勤的攻击力量，二是想让我们在日军的炮火之下葬身江底。可是，我们偏要向南，他不打，我们安全，他要打，我们就到黄山、天目山打游击去，开辟一个新天地。责任完全由蒋介石负。”项英仿佛看到黄山山脉中新四军健儿的战斗身影，仿佛看到自己仍以新四军政委的身份去出席党的七大。没想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南进计划竟在绝望中再生！ “向南，看起来安全主动，实际上危险最大。”叶挺铿锵的声音把项英从幻视中拉了回来，“去上饶找顾祝同谈判的时候，我和志高同志顺便勘察过这条路线，群山之中，要隘遍布，包围容易突围难……所以我考虑还是应该向东。” “对，”周子昆附合道，“我看军长的想法比较稳妥。” 人的情绪非常古怪。心理学分析表明，逆反心理不仅仅易产生于青少年，更容易产生于重权在握的高层领导人中，他们的任性与固执，是权力与尊严的象征。如果叶挺、周子昆一致同意向南，项英很可能提请大家，研究一下不利的条件。然而现在，叶、周的反对，反而使项英下了决心。他看了一下手表，已近饭时，便宣布会议休会，下午继续进行。 南进计划峰回路转，曙光在前。项英带着无比的畅快离开了会场。他心里很清楚，项英决定的事情现在已经无人敢推翻了。能够和他直言相抗的陈毅走了，敢与他据理抗争的张云逸、邓子恢和谭震林也都走了。使他最为恼火的是叶挺，但叶挺有个弱点，不是共产党员，不具备与他抗衡的条件。 既然向南，就应该把南线的情况再进一步了解一下，项英懂得，情况越明，决心才能越大。于是，他拿起电话，接通了侦察科，询问南线茂林地区的敌情变化。一位侦察参谋回报：派出的侦察人员尚未归来。 三天前的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使上官云相从梦中惊醒，第三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压低嗓音，十分简明地通报：据可靠消息，某方将有突然行动，为防不测，顾长官命令，速作准备，各防堵部队均进入临战状态。 上官云相感到事情非同小可，遂紧急部署，拟就电文，连夜发出： 宁国。第40师师长方日英： 〈特急密〉 长官电示：某方将有突然行动。特令你部，接电之时，立即于12月27日行动，12月31日抵胡乐司，开赴三溪、星潭一线，实施防堵〈对部队可佯称回后方休整〉，加紧赶修工事，并迅速向云岭方向派出便衣侦察，早悉某方动向，务须迅速、机密，勿泄意图，以免给对方以口实。切切此今。执行情况，仰即遵办具报为要。 上官云相 世引 方日英接电后，清点人马，风雨兼程，沿青龙山脚，直奔星潭…… 云岭。 下午，军分会会议复会。 项英脸上泛着红晕，清了清嗓子继续主持会议。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比起清早来要好得多。 “同志们，现在继续开会，”项英环顾一下四周，发现周子昆没在会场，便转身询问李志高。李志高回答：“周副参谋长因病缺席，他有些发烧，回去休息了。” 项英心里一沉，有些不悦，但转而又觉得轻松起来。周子昆病假缺席，更没有人兴风作浪了。于是，他稍稍提高了嗓音：“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如没有意见……” “咚咚咚！”叶挺的手杖在敲击着地板，这敲击声打断了项英的话。叶挺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不同意，向南取道茂林，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孙子兵法》说的好：‘凡兵，以正合，以奇胜’。顾祝同、上官云相，在东面屯兵严阵以待，而在南面却留一个营兵力。这是诱我们上钩。如果我们向南，他们的机动部队方日英部会出奇兵至茂林、星潭一线，打我们伏击。况且，南面山多河流多，军部机关目前病号增多，宣传部长朱镜我胃出血，组织部长李子芳刚动过手术，还有一些女兵没有经过严格的山地训练，走山地一定有很多困难。” 叶挺话音刚落，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项英有些不耐烦，大声说道：“山多有什么不好，我们新四军就是靠‘山’起家的，现在怎么怕起‘山’来了。只要顾祝同朝我们开枪，我们立即分散打游击，再当几年山大王有什么了不起？！”他看了看手表继续说道，“中央要我们自己制定方针，一再批评我们行动迟缓，同志们也说北移路线制定得越快越好。现在时间这么紧迫，会议不能开得太久。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就决定走南线。大家看什么时间出发为好？” 与会者再一次领略了项英这种独断专行的作风，会场沉寂了。项英见大家不表态，便果断地说道：“我看，先让大家安心过个新年，元月2日、3日作出发准备，铜陵、繁昌前线各部队秘密集中到云岭、北贡里地区，元月4日出发，各部队由原地突然南进。” “我想，是否先呈报中央，”袁国平提出建议，“待中央批准后……” “给中央的报告晚上即可拟出，”项英打断了袁国平的话，“我看中央不会不同意的。”项英看上去胸有成竹，但心中却在盘算着如何向中央报告。 开了一整天的军分会会议结束了。 周子昆躺在床上。他感到头痛眼晕。军分会会议那种气氛仍在眼前萦绕。 参谋长走后，他实际上担负着参谋长的重担。可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尤其是重大军事问题上，他却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他曾感到过压抑，但又时常告诉自己，要全面地看待每一个同志。他觉得，项英同志的家长制作风是很严重的，这与项英同志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但是在中国这块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土上，家长制作风已经植根于很深的土壤之中。况且，家长制作风的形成也是有着许多因素的。项英同志在新四军中的崇高威望是人所共知的。他平易近人的群众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曾使许多战士感动。几年来，他把自己的薪水全部交了公。每天勤劳不倦地处理着繁杂琐碎的公务，事无巨细，每必躬亲，从未有过完整的睡眠。新四军组建以来，项英同志几乎拿出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把那些来自八省的“山大王”们改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很强的正规部队。战士们爱戴他，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这种爱戴，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就必然形成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 周子昆尽量用公正的态度去评价项英，他希望项英在新四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拿出一个极其负责任的北移计划。然而，当他了解到下午军分会会议情况及最后的决定时，不免生出几许失望。 12月29日晚，侦察参谋将一份侦察报告呈在项英面前： 星潭、三溪地区发现40师方日英部大量部队。 项英扫了一眼，不屑一顾：“一个小小的40师算得了什么，南线行动不变。”他在专心思考如何向中央报告。12月30日，李志高将拟好的行军路线图交给了项英，项英指示：请军分会成员及军长传阅，暂不报中央。 1941年1月1日，在千家万户辞旧岁的欢声笑语中，项英终于起草了给延安的电报。 毛、朱、王并胡、陈： 最近情况与我们的行动： （一）自我抗议电后，顾即复电解释：并非改道，而是增辟道路；我又去电，要求主力经苏南，顾复 电只允许一个团主力，其余仍经江北。 （二）战区联参于31日晚，赶至军部，商量要求，意20万款10万子弹可办到，今又赶回泾县与顾商妥，明后日前来。 （三）现彼方军队正在调动部署，尚未完毕，并增79师40师到太平旌德一带，其计划为封锁围歼我军，估计彼怕我先动。故事缓和。 （四）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梭巡，少数人也不能偷渡。 （五）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部署未定即突进，并采取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 （六）我们已不等其子弹款项，准备立即行动，一切准备完了。如中央有指示，请于明日（2号）最迟3号电告，否则，我们行动后，联络恐很困难。请转告周恩来、叶剑英。 电报以新四军名义发出，即没提28日军分会会议这样重大的问题，更没提最关键的路线问题！ 项英在搞文字游戏，与中共中央开了个大玩笑！194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叶挺、项英： 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 确的。 项英阅后，欣然提笔，在电文右上角批道： 项已阅。请军长阅后，将此报内容，下达各团、教导总队及军直各部处， 叶挺终于看到了非常有限的中央来电，然而，他却非常失望。 中央复电已喻晓全军——军部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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