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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41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又是一个艰难的岁月。日本侵略军的铁蹄野蛮地践踏了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平、津失守，华北危急，八路军第115 师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 师团某部1000余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然而，日军长驱直入，南口战役失败，淞沪会战失败，日军在南京屠杀90天，30万苦难的同胞被杀戮、被活埋、被烧死。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相继失利，广州陷落，蒋介石不得不相继离开南京、武汉，在重庆经营他的独裁朝廷。 就在千百万同胞被野蛮的日本侵略者屠杀，大片国土被日军侵占的抗日战争第4个年头，华夏大地又发生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重大事件。 1月17日。大江南北寒气袭人。国民革命军第3战区司令长官、被称为国民政府中央军“八大金刚”之一的顾祝同心中却别有一番滋味。他连续接了几个电话，脸上浮出几丝得意的奸笑，开始细细品尝泡上不久的那杯龙井茶。 忽然，顾祝同猛地搁下茶杯，急走几步，去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顾祝同似笑非笑，一番话却关系到在江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支主力军的生死存亡。顾祝同称：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图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4日明目进攻我前方抗日阵地，危害民族，为虎作伥，丧心病狂，我前方被袭部队，对此不测之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日之国策亦被其破坏无余，……新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地擒获，副军长项英潜逃不获。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华中抗战的人民军队，顾祝同怎么称其“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图谋不轨”呢？ 那一天，当广大抗日将士在为民族生存的战场上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时，山城重庆却别有一番忙碌。 夜色深沉，浓云若盖。一阵呼啸的北风吹过。忽然传来了国民党中央通信社发布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的谈话，他们公开诬蔑新四军是“叛军”，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顾祝同听了几句，就站起来，得意洋洋地踱着方步。他不想再听了，他向蒋介石请示时，确信这一事件正在向他们预谋的那样发展。现在，顾祝同开始考虑庆功了，他要为血腥屠杀新四军的国民党官兵庆功。他在想，上官云相要给予奖励，第32集团军要奖励，第25军……他的思绪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 顾祝同遇到了严厉的对手。 周恩来在重庆，叶剑英也在重庆。 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就在嘉陵江西岸的重庆市化龙桥红岩村。 周恩来得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的诬蔑新四军“叛变”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以后，义愤填膺，立刻打电话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责问何应钦。 何应钦对着话筒，一时说不上来。他心中有鬼，有十个、百个鬼。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此时此刻，一向说话和气的周恩来再也无法按捺心中怒火，他痛斥何应钦：“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时，非常气愤，立即向何应钦、顾祝同等人提出了严重抗议。 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怒不可遏，纷纷谴斥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又展开了一场无形的战斗。 周恩来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汉、重庆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日本侵略军侵占武汉以后，八路军在重庆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邓颖超、吴玉章、王若飞等人先后来到重庆，组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放下话筒，周恩来的心情难以平静，眼前又浮现出了近几天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人面对面交涉的情景……1月12日，周恩来和叶剑英接到一份电报，仔细一看，大吃一惊，新四军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看完电报不久，在延安的党中央也发来电报，要他们为新四军的事向国民党进行交涉。 放下电报，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感到事态严重。周恩来双眉紧皱，说：立即向张冲、刘为章进行交涉，要求国民党方面“急电制止”皖南的严重事态。 张冲和刘为章当时是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他们在周恩来面前支支吾吾。 第二天，周恩来和叶剑英又去找刘为章，直截了当地对刘为章说：叶挺、项英等人以及新四军主力已经突出重围，前进到泾县、宁国之间，有一小部分后续兵力，尚在茂林山中被围。 刘为章心中一惊，不由自主地抬了抬眼皮。 周恩来盯了刘为章一眼，又说：请蒋介石、何应钦立即命令解除茂林的包围，并让出去苏南的道路。否则，新四军主力虽然北上，其被围部队势将被迫分散，江南局面仍然不能解决。周恩来停顿片刻，又说：我华北、华中将士得知新四军恶讯，气愤填膺，怒不可遏，只有迅速解除对新四军的围攻，才能免危机于万一。 刘为章显得有些为难，说：“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蒋先生已经命令侍从室的贺耀祖打电话给顾祝同。蒋先生的意思是，只要新四军确实北渡，顾祝同他们应该予以帮助，不应为难。”忽然，刘为章又变了腔调，“至于冲突，估计双方都在严密戒备的情况下，自然容易发生误会。” 周恩来和叶剑英又提出：新四军北上必然要经过苏南，皖北绝对走不通。 刘为章说：“我再给顾祝同打个电话，满足你们的要求。” 周恩来和叶剑英回到办事处不久，刘为章又打来电话。刘为章说：“今天谈话以后，我立即向委座报告，委座答复说，关于茂林方面不要继续打的问题，他已经让贺耀祖下了命令，不成问题。新四军今后可以从苏北走，但部队过江后不能打韩德勤，不得盘踞，必须继续到河北去。” 其实，刘为章当时是在何应钦家里打电话。 毛泽东人在延安，心里时时想着皖南的新四军。就在这一天，周恩来和叶剑英收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拍来的电报，告知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朱德等人明确提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看完电报，周恩来凝神静思。 这场斗争还会更艰巨、更复杂。 当天，周恩来和叶剑英把同蒋介石方面交涉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报告。 1月14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又收到了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联名发来的电报，明确提出要他们“向蒋介石直接谈判”。 周恩来和叶剑英再次同蒋介石方面交涉，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刘为章、张冲等人提出抗议，要求国民党当局坚决制止围攻新四军的行为。 近乎争吵的交涉并没有改变蒋介石的决心，他看了看周恩来，脸上浮出几丝奸笑，那几句话在喉咙里打了几个滚，才不阴不阳地说：“皖南的事情嘛，这个……” 提出抗议以后，周恩来又把蒋介石当时的答复向延安方面报告。谁知仅仅过了两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竟然发表了颠倒黑白的通令。此时此刻，周恩来难以按捺心中的怒火。 “找张冲，我要当面问问张冲。”周恩来打开车门，敏捷地跨上了停在门口的那辆小车。 小车在急驶。重庆街上，到处可以听到抗日的呼声，也可以看到国民党特务的影子。周恩来等人找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当面提出了质问和抗议。 周恩来返回红岩村时，夜已经深了。月亮被乌云遮住了，到处漆黑一片，连星星也没有一颗。夜幕里，一切都显得朦胧、迷离…… 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却难以平静。白天发生的事情太惊人了。日本法西斯的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抓人、杀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遭到无情的践踏，在抗日军民奋起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严峻时刻，蒋介石政府却诬蔑新四军是“叛军”，这正是千古奇冤。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先后来到红岩村13号。这是一幢“大有农场”的三层楼房改建成的办事处办公楼。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重庆时，办事处的房屋一度被炸毁，工作人员自己动手，修建了这幢办公楼。这幢办公楼四周的山坡上，国民党别有用心地建立了一些宪兵、警察和秘密特务机关，构筑了机枪阵地和瞭望台，日夜监视着八路军办事处的活动。 监视是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依然机智、勇敢地开展各项工作。 这也是一次紧急会议。大家情绪激昂。 有人说：“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公布以后，新四军面临的形势会更严峻，应该抓紧时间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揭露蒋介石的阴谋。” “应该向全世界揭露。”另一个人说，“要彻底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这一阴谋。抗日战争，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抗日战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击法西斯分子的一个重要战场，世界应该知道国民党撤销新四军番号的真相。” 会议决定，利用《新华日报》这一阵地，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所写的题词。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武汉沦陷以后，《新华日报》又迁到重庆出版，山西、广州、西安设有分馆，郑州、潼关、洛阳、许昌、宜昌、南昌等地设有代销处。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环境里，及时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是国民党统治区影响最大、最受群众欢迎的报纸。 毛泽东当年称赞《新华日报》起到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对于这个“方面军”，国民党方面往往给予“特别关照”。报纸稿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前一个时期，有关皖南事变的稿件全部被新闻检查官扣下。这天夜晚10点多钟，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检查官突然来到《新华日报》社，东张西望的。他们心里有鬼，不放心呀！ “稿件不是都看了吗？”有人责问。 “我们要看明天的大样。嗨嗨！”那人皮笑肉不笑。 “看大样？早呢！” “我们等，等……” 周恩来的题词已经写好了。副官特地从红岩村把题词送来，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要求报社加快编排，组织好制版和发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如果新闻检查官看到周恩来的题词，一定会扣下。 斗争越是尖锐，越是需要智慧，需要勇气。看见坐在那里等候看大样的检查官，报社的同志们胸有成竹。他们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 一种版面上刊登了周恩来题词的手迹。 另一种版面上没有周恩来的题词，那是专门给新闻检查官看的。 夜越来越深了。夜空阴沉沉的，大块大块的乌云把夜空压得很低很低，像是要塌下来似的。寒风吹得楼外的树沙沙地响，让人觉得格外寒冷。新闻检查官再三催促，终于看到了那个没有刊登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版面。他们看了又看，互相交换眼色，终于离开了《新华日报》社。 他们实在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以为可以满意地向上司交差了。 他们回到住处，倒头就想睡。谁知被子没有铺开，就听到一阵严厉的斥责：“混蛋！”他们本想声辩，但当他们看到印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时，惊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大批大批的《新华日报》已经冲破山城的重重浓雾，传遍了重庆，轰动了重庆。 第二版上，周恩来的题词占六栏地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第三版上，用五栏地位登出了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的一首诗：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两个版面，满含悲愤的25个字，一下子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的实质，具有一种强大的震撼人心的抗议力量。报社的工作人员把报纸印好以后，把它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巧妙地从红岩村运到重庆城里，送到读者手中。 周恩来的题词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人们争着购买报纸。不到一上午，当天的《新华日报》都销完了。 毛泽东看到这一天的《新华日报》后，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国难，又是一次国难。中国的灾难太多了。 中国人民怎么能忘记，1931年9月18日的那个夜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再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进攻。 东北有一支东北军，有东北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决心。谁知，东北军不战而溃，军政官员四散逃避。19日，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沈阳。不仅仅是沈阳，长春、营口、辽阳、鞍山等20座城市都被关东军侵占。再过4个月又18天，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同胞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 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想打日本鬼子，却被蒋介石束缚住了手脚。东北危亡在即之时，蒋介石却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那时候，蒋介石想的是集中力量在江西“围剿”工农红军。 历史在9月18日这一天划下了一道重重的伤痕。 “九·一八”，作为一个特定事变，震惊中外。 6年以后，又一次震惊中外的事变发生了，那是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 也是一个天高月黑的夜晚，驻丰台的日本驻屯军一部分部队在北平西南宛平县境内的卢沟桥附近举行实弹演习，诡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这种侵略行径当然会遭到中国驻军的严正拒绝。双方的交涉只是一种形式，无论怎么谈，日本军队都要向卢沟桥、向宛平、向附近地区发起进攻。 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七·七卢沟桥事变”，又多了一道伤痕。 事变往往同灾难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在抗日战争进入第四年的重要时期，历史又写上了“皖南事变”。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要围歼坚决抗日的新四军。 这正是“千古奇冤”。 在发生“卢沟桥事变”以后的第10天，蒋介石一度作出历史性的抉择。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上向各界人士发表谈话时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是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个正确的宣言，因而受到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同胞的欢迎。 然而，全面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并没有放弃投降活动，更没有放弃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投降和反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中的两大污点。 早在新四军组建时，蒋介石一伙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历史为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新四军将士树起了一座座丰碑。历史也在诉说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事变中的暴行。 让我们掀开历史中的这一页。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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