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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次于台湾的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的解放，给台湾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安定人心，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竟把这一惨败说成是“从海南岛向台湾转移兵力顺利完成”。但明眼的人都清楚，对战略和经济利益都仅次于台湾的这个大岛若能守得住，何用“转移”？不过翻一翻国民党几十年的报纸就可知道，所谓“转移” 从来不过是败逃的代名词。 然而，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就此罢休。早在第四野战军积极准备攻击海南岛的同时，第三野战军就在积极准备渡海攻击舟山群岛，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还计划在舟山作战成功后，再乘胜以船队南下攻占金门（舟山位于北航线要冲，不攻下舟山北方的船队难以南下）。 大陆失败后，对蒋军来说，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自1949年年底，蒋介石将在金门的第19军和台湾守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第52军（这是第一批进入东北，在辽沈战役中唯一逃出来的一个军）调去增援舟山。至此，舟山群岛上的国民党军已达6个军，连同海空军共12万人，部署的军队数量超过了海南岛。 从1949年年末起，国民党空军根据蒋介石提出的“攻势防御”的要求，加紧了对大陆城市特别是港口和船只的轰炸。由台湾起飞的作战飞机到舟山的定海机场加油后，其航程可达到华东乃至武汉一带的各要地。国民党空军利用定海机场作为基地，在1950年1月和2月间对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轰炸8次，同时又对华东沿海、长江下游各港口连续进行轰炸，以破坏大陆的国民经济恢复，并阻挠人民解放军向华东沿海集结船只。2月6日的“二六大轰炸” 中，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飞机分四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的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一次就炸死炸伤上海市民1400人，使上海电力丧失90％，多数工厂停产。国民党海军还利用舟山基地封锁长江口，运送武装特务袭扰江浙沿海地区。因此，攻占舟山，拔去定海基地这根钉子，已成为华东军区最重要的任务。 根据金门、登步岛失利的经验教训，人民解放军对舟山作战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接到毛泽东1949年11月14日致三野的关于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的指示后，第三野战军决定将对舟山的攻击推迟到来年的1月或2月，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给中央军委回电，分析蒋介石有可能因金门、登步两战斗受到鼓励，将台湾兵力增强舟山、金门诸岛。这样虽然增加了我们攻占舟山、金门诸岛的困难，但如能在这些岛上尽歼蒋军，则对将来攻台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属有利。因此，粟裕要求延长攻击舟山的准备时间。12月上旬，中央军委、毛泽东同意栗裕的意见，并强调进一步研究海空军配合的问题，同时还决定从新建的海空军中抽调部分部队配合陆军作战。于是，攻击舟山的准备工作改由陆、海、空三军一起进行。 5月1日，四野部队解放了海南岛的消息传来，使准备渡海的部队十分振奋，而台湾和舟山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恐。这时，国民党军已经了解到人民解放军将以陆海空三军发起舟山群岛的攻击，其打击力量势必大大超过海南岛作战，而国民党军仅剩的陆军部队有三分之一在舟山，如再遭惨重损失守卫台湾就更困难。5月上旬，蒋介石决定从舟山撤退，并在撤退前佯称“反攻”。5月13日撤退秘密开始，守岛的国民党军12万人分批登船，同时把岛上2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拉上船运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连花费了4000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在一阵阵爆破的巨响中被彻底破坏。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因当时上海战役刚刚结束，华东许多地区还未解放，已占地区又需要分兵剿匪，所以只能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部队进行攻台的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警备。 金门和登步失利后，华东野战军首长对渡海作战艰巨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台湾战役的计划也一再被修改。 1949年秋天制定的台湾战役计划是投入8个军的兵力，其中以第9兵团的4个军（第20、第23、第26、第27军）为第一梯队。1949年末华东野战军首长经研究决定增加投入战役的兵力，三野部队除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全部参加攻台。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这一意见。当时，因为美国公开表现出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拉开距离的政策，所以一般估计攻台时美军不会介入。栗裕副司令员在《华东军区一九五零年政治工作指示》中曾解释说： 直接参战在政策上、军事上都是对美帝不利的，所以美帝只能间接参战，如动员日本的“志愿兵”去帮助蒋匪。 基于这种估计，华东野战军在研究台湾战役的计划时，曾设想了同日本援蒋军人作战的可能性，并有信心消灭这些“志愿兵”。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军委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台湾战役的准备，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以实现祖国统一。 为争取尽可能先在沿海岛屿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人民解放军在准备对舟山、海南岛和金门实施攻击时，都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确保登陆后能够有把握打歼灭战。经中央军委同意，在第四野战军攻击海南岛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决定调集第7、第9兵团共6个军（第20、第21、第22、第23、第26、第27军）20万人发起舟山战役；并调第24、第25、第32军入闽，接替第10兵团（辖第28、第29、第31军）的剿匪及修筑道路、机场等任务，以腾出该兵团用以攻占金门。 华东野战军还准备将对舟山、金门的攻击作为攻台的实战演习。 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11日新任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同粟裕会商了攻台的准备工作。中央军委同意华野领导和海军会商的意见，设想投入50万部队用于渡海攻台，分两次运送。 当时作出这一设想，是对东南沿海国共双方军事力量进行对比分析后作出的估算。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共还有50多万军队，其中在舟山、金门和海南岛的部队随时又有撤回台湾集中力量防御的可能，再加上少量日本“志愿”人员的协助，还有一定的战斗力。解放军进行的又是背水的登陆作战，按照一般的登陆作战规律，第一批登陆部队要有能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而最忌“添油”式的逐次增兵。所以预定第一梯队要有足够的兵力，再待第二梯队上岸，总兵力至少应和台湾守军大致相当。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同等数量的国民党军，有50万部队登陆就可以确保在短期内不间断地发展胜利，以占领全岛。根据这一设想，华东野战军准备在舟山战役结束后，以第7、第9兵团担任攻台的第一梯队，第10兵团和入闵的另外3个军担任第二梯队。这祥，华东野战军的12个军部队连同后勤支援人员，投入台湾战役的总兵力将达50万人。在大陆内地，第四野战军以第13兵团（辖第38、第39、第40军）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西北野战军抽出第19兵团（原华北第2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力量。 当时，要实现这一登陆作战的设想，最大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渡海船只，二是海空军掩护问题还有待解决。 解决渡海船只问题，在建国初期的条件下是一大难题。要运送50万部队渡海，连同装备、粮弹、饮水、燃料、马匹、车辆等，所需船只甚多。 根据金门作战的经验，第二梯队不能依赖第一梯队的船只返航接运，而必须自备船只。因此，中央军委估计需筹集几十万吨位的船只。台湾海陕海宽浪大，渔民的小帆船难以航渡，需用轮船或较大的机帆船。近代中国海运一直不发达，沿海地区机器动力的船只很少，国民党军从大陆撤退时又将大多数轮船带走或加以破坏，所以要靠从沿海现有的船只中筹集几十万吨位的机动船是办不到的。 解决海空掩护问题，也是保证渡海攻台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人民解放军当时确实不具备这种条件。台湾距大陆最近距离也在8O海里以上，平均距离则有100多海里，解放军对金门、海南岛发起进攻时，航渡距离只有5－15海里，以帆船航行几小时即可到达，完全可以在一夜间起航并完成登陆，从而能大大减少国民党空军的攻击和海军拦截的威胁，向台湾航渡则完全不具备这种夜航登陆的条件。解放军当时拥有的舰船时速大多只有七、八海里，向台湾航渡需要一天一夜时间，庞大的船队一旦没有夜幕遮蔽，在完全暴露的海面上必然会遭到国民党海空军的全力拦截攻击，没有海空军掩护的船队将会遭到极惨重的损失，根本不可能达成登陆成功的目的。因此有了渡海的船只后，还必须建成一支能够较敌方具有优势的海空军，才能保证台湾战役这种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胜利。 中央军委在筹划台湾战役时，鉴于上述的这两个主要困难，决定在不影响恢复国民经济的前提下，筹集财力物力修造船只，并尽快建设海空军。但是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技术设备极其落后的条件下，筹集修造大量船只和建设海空军都非短期所能完成。 沿海地区解放后，人民海军征集到可用的商船、渔船仅有169艘，总吨位6．48万吨。解放初期我国沿海的造船工业一般只能制造内河小船，修船能力也十分有限。当时国民党空军又以沿海的造船厂和较大的船只为主要轰炸目标，如1950年1月25日对江南造船厂一次轰炸，就炸毁炸伤“常州”号、“万寿花”号等26艘舰船，严重影响了修造船的进度，鉴于这种情况。 中共中央在加强对港口上空防护的同时，要求沿海地区各造船厂抓紧修复被破坏的轮船，并大量赶造投资少、工期短并有一定抗风浪能力的机帆船。此外，中共中央利用英国已承认新中国，想建立关系的有利条件，在香港购买到旧船48艘，总吨位2．54万吨，并向英商继续洽商购买。不过既便如此，至少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筹集几十万吨位船只的数量要求。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栗裕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决定这一战役仍由栗裕指挥。中央军委、毛泽东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粟裕在解放战争的多数时间里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还担任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解放战争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台湾战役由粟裕担任指挥员，在当时是最合适的人选。 1950年春夏之交，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最为恐慌的日子。自海南岛被攻占、舟山撤守后，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当时相当数量的“党国要员”对守台湾根本丧失了希望，而争相逃往海外。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远飞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当了寓公。在国民党内位居第二的李宗仁更是在美国称病不归。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原徐州“剿总” 司令官刘峙竟不顾自己的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一个华侨中学的教员。 然而，危殆中的台湾，出乎蒋介石的意料降临了转机。这转机到来的如此及时，真使蒋介石惊喜交集。 1950年6月25日，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负责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蒋经国，送来一份简报，所获情报零星混乱，只知朝鲜南北发生战争。直到深夜10点，始接到国民党台湾政府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大致的战况。 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大致与邵毓麟在报告中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果不出所料，韩战一发生，美国立即派第7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此而喘了一口气。对于美国公然武装入侵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这一运动不久以后发展为抗美援朝运动。 美国出兵台湾，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3O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自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后，新中国在东北和台湾海峡两个方向都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而当时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所以中共中央在军事上的注重点自然转到东北边防问题上。7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任命粟裕、肖劲光为东北边防军的正、副司令员，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当时准备将东北边防军建成一个下辖几个兵团的大单位）。尽管粟裕、肖劲光二人因故都未到职，但是中央军委决定这两位原定的台湾战役的主要指挥员到东北边防军任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军委战略重点的转移。 在推延攻台计划的同时，中央军委对于是否攻击金门等沿海岛屿的问题还一时未最后决定。6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对美国介入台湾海峡的程度采取密切注视的态度，攻金准备工作一时还未停止，原定入闽配合第10兵团进攻金门的第24军、第25军和炮3师继续按原部署于7月间入闽。7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协同陆军攻占了浙江东北部海域的部分岛屿，7月12日解放军华东海军又突袭了浙东的披山列岛。7月下旬，福建军区发现金门守军有撤退迹象，于是派遣1个营渡海对大担岛进行武装侦察（因遇7级大风侦察失败）。在7月下旬以前，美军的军舰只是在台湾海峡中巡逻，还未直接支援华东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守军，这些岛上的国民党军仍准备撤逃台湾。胡琏在1976年8月在台湾发表的《金门旧忆》中也公开承认说： 七月中旬我军曾有放弃金门的计划。后经东京美军当局的劝告“与共党斗争，寸土不让”，我乃仍坚守不放。正当决定撤守并准备实施时，7月23日，国防部忽派专员送命令来——仍然准备在金门作战。 7月13日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率16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次日和蒋介石签订了“保卫协定”；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司令抵达台湾，并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 由于美军的直接干涉，国民党军停止从金门撤军，并又进占了刚刚放弃的浙东部分岛屿。 考虑到美军介入台湾海峡后的形势，8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同意陈毅的意见并指示：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蟠俅颉Ｋ婧螅*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沿海其它岛屿。当时，美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军，麦克阿瑟又预料人民解放军会在台湾海峡进攻，在那里做了充分的准备。据美国军方后来公布的材料说，“麦兑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台湾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指挥。”麦克阿瑟甚至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再实行渡海作战显然是以我短击敌之长，而选择陆地战场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较量，则能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是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 然而，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收到一份不大合宜的“礼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务相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大意是：毛泽东同志： ……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 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议厅，毛泽东主席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 是日夜间，南朝鲜陆军第3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又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于是，在“三八线”两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但是，朝鲜人民军因火力、人力大大逊于“联合国军”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撒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侵略战火迅速烧向中朝边境。 鉴于这种严重局势，毛泽东主席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称：“（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早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所以他内心已定：这次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强调边防军准备不充分了。下午3时左右，毛、朱、刘、周、高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就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 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高岗首先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毛泽东略显急躁地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谁知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实际上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紧迫性越来越突出，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对毛泽东的困扰也就越来越大。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后，他考虑到了彭德怀。 10月的北京，几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虽枝叶茂盛，但已略显枯黄。4日下午4时10分，一辆汽车由西郊机场飞速地直奔西直门大街，大街上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的和平景象。旧式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穿来穿去忙个不停。 彭德怀从车内注视着街道两旁的机关、学校门楼上的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他感慨地说：“咱们的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岁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这千千万万的生命换来的！这是我们党奋斗了几十年才取得的成果。”听了彭德怀的话，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也说：“是呀！去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烈沸腾，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了，可惜你没有亲眼看到当时欢乐的场面。” 彭德怀若有所思他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甘肃武威指挥部队进军新疆哩！不是不想来，而是前线离不开呀！” 汽车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就进入中南海的西门，然后汽车停在“丰泽园” 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随李树槐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当他来到颐年堂前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彭总，会议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吃过了。”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 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 毛泽东发话道：“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 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祥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出兵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共同的理由是：（1）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2）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放，约有10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尚急待肃清；（3）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权也还不巩固；（4）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5）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思想情绪，等等。多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写道：“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我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因为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两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对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他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彭德怀下榻的北京饭店。他和彭德怀两人在房间交谈约1小时后，即同车去中南海。因为在昨天下午政治局的会议上，彭德怀未曾发言，毛泽东不知道他对出兵援朝是什么态度，而且常委已决定派彭德怀率军入朝，因此想亲自听听他的意见和看看他是什么态度，所以特派邓小平接他来中南海个别交换意见。当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后，毛泽东点起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说：“老彭，据朝鲜来的情况，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正大批越过‘三八线’，因此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在昨天的会议上，你没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吧，大家摆了很多困难，当然，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有些是严重困难，但是怎样战胜困难，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不知道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喝了一口茶，望了望毛泽东疲困的眼神。直言坦率地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四句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出兵有利还是不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听着彭德怀的话一边赞同地频频点头，一边兴奋他说：“嗯，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有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罗！”然后毛泽东又仰躺在沙发上高声说：“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毛泽东的话音越来越高，他的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后，彭德怀将话题接过来继续说：“我们确有时多困难，大家摆的情况也是事实，但是，敌人也有困难，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离朝鲜大约5000多海里，我们应全面观察问题。但如果让敌人占领了全部朝鲜半岛，这对我国威胁很大。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首先进攻我国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跳板，大举向关内进攻的，这段历史教训不能忽视。这次我们的作战对象，虽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但也不能过低估计自己。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24万人，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军装备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军只有25000人，只占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落后，每枝枪平均不过几十发子弹。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才100多万，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了胡宗南？一是我们是正义战争，是自卫战争；二是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三是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我们已取得了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的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彭德怀叙述的观点后高兴地用手捶了一下沙发大声说：“你分析得对喽！看来我们是想到一起了。现在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队正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接近，麦克阿瑟已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朝鲜已处于危急时刻，金日成同志要求我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当前出兵援朝已是关键时刻，如让敌人前进到鸭绿江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 彭德怀同意地说：“主席分析得很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不能再举棋不定了。”话题至此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侧过身来对彭德怀微笑说：“老彭，你看，带兵去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这样艰巨的任务，派谁挂帅合适呢？” 彭德怀急问：“我听说中央不是早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即刻紧锁双眉两眼一闭，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是啊，前些天我和恩来、少奇、朱老总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派林彪去，因为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是东北第4野战军的司令员，现在集结在南满的4个军都是原东北地区的部队，一旦打起仗来，首先也要靠东北地区支援。我国长白山地区的地形特点，民情风俗和朝鲜北部的情形大体相似，从各方面考虑，派他去率军援朝，是很合适的。 可是7我前些天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精神有些紧张，强调身体不好。每晚失眠，怕光、怕风、怕声音，硬是不接受任务。”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现在很明显，这场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我国的大门口，情况危急哟！我们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出兵。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常委几个同志商量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彭老总来挑，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艰苦复杂的战争，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思想上还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虑有什么困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两眼注视着彭德怀。此时，屋里呈现短暂的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对毛泽东，两道浓眉一扬，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还是你老彭在中央为难之时，坚决支持和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我可就放心了。现在美国已大批向北冒进，我们不能再等待，要尽快出兵，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说说你对出兵援朝的意见，摆摆你的观点。”深为感动的毛泽东略带感叹他讲。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在发言中，仍有两种观点，即强调国内困难很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彭德怀对出兵援朝问题早经过反复考虑，遂胸有成竹他讲了自己的观点，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在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显然心中早已有数，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人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会场上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以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6日上午，彭德怀又参加了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办法和抽调干部组建彭德怀指挥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有关决定。会议还决定，议定的各项工作均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筹办。 紧张的抗美援朝临战准备工作，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朝鲜战场日益严重的局势，使彭德怀不能在北京久留。 10月7日吃过早饭后，他指示秘书把从西安带来的全部文件，清理登记后，马上移交给中央办公厅保密室保存。然后准备出发。当天，彭德怀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和高岗一起共同研究志愿军出国第一步作战方案和后勤供应问题，关于彭德怀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彭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 关于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彭德怀向毛泽东提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投入战斗，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和有利战机，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千斤的重担，紧张的工作，使彭德怀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一天，直到晚上才赶回饭店。因为次日就要离京，他首先进屋看了这两天接来和他短暂团聚的侄儿侄女们，此刻他意识到，这次离别后，何时再见很难预测，遂把他给孩子们买的衣物分给每个人，然后语重心长他说：“伯伯明天就出发执行任务去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想家，要经常给妈妈写信，把你们在北京的情况告诉妈妈。”幼小天真的孩子们立刻反问：“伯伯，你明天到哪里去？还是回西安吗？”彭德怀拍拍孩子们的肩膀笑道：“等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的，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接着他叫来秘书吩咐说：“你和小郭把我们需要带的东西今夜准备好，明晨出发。” 10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报发布命令，内容如下： 1．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藉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2．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3．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和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5．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6．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同一天，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发给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同志的特急电报，电文如下： 1．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 2．彭德忧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备工作及其它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 4．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内务相）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由北京去沈阳。 1O月8日晚上，当倪志亮大使和参赞柴军武将此电报面交金日成首相时，他高兴得两手一拍说：“太好了！”他立刻用手分别拉着倪、柴两人的手进入会客厅，随手拿出几瓶酒请倪、柴一起喝酒言谈。其间他一再对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谢，并称赞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永垂青史。 关于出兵援朝问题，本来中苏双方早已商定：地面兵力由中国负责。空军掩护支援由苏联负责。因此当中共中央于10月2日决定出兵援朝后，毛泽东于当日深夜即将决定电告斯大林，以便苏联空军作出准备。但是当8日晚周恩来飞抵莫斯科后，被告知斯大林正在苏联南方黑海之滨克里米亚附近的阿布哈季亚别墅休假，9日上午周恩来和翻译师哲在苏联元帅布尔加宁的陪同下，乘苏联政府专机飞抵克里米亚，然后乘汽车前往克里米亚以东的阿布哈季亚，当晚7时与斯大林开始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会谈主要协商在中国志愿军入朝时，苏联能出动多少战斗机和轰炸飞机支援中国援朝志愿军，并由谁担任指挥，以及中国地面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等问题。 出乎预料的是斯大林根据朝鲜战争10月2日以后的事态发展，判断美国已不惜代价和风险，决心向鸭绿江边中苏边境进攻。他担心如苏联空军在中、苏、朝边境与美国飞机和地面部队作战，可能会引起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有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所以，在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的立场上犹豫后退了。 斯大林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先给中国20个师的武器装备并尽快运到满洲里，但是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其实，空军和陆军不同，飞机调动转场不过三两天就可准备完毕，而当时还有10天准备时间，完全可以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斯大林的态度，不过是犹豫推委之意。 中苏这次高级会谈直到次日凌晨5时才结束，中方代表周恩来对这一突然变化大吃一惊，立刻感到事关全局，于是他在苏外长莫洛托夫陪同下，赶紧于10月10日飞回莫斯科，在中国大使馆将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迅速电告毛泽东。 毛泽东10月10日下午收到周恩来的电报未曾料到的突然情况立即使他陷入焦虑之中，是马上出兵还是暂缓出兵呢？当夜他又突然收到彭德怀自安东发来的准备11日晨入朝与金日成会谈的电报，这两份电报使他翻来覆去更感决心难定。经与代总长聂荣臻商谈后，他决定立即给彭德怀发电，通知彭明天先不要入朝而是和高岗一起迅速回京开会。 这时已是深夜，聂荣臻考虑万一明晨以前彭德怀收不到电报，彭就将入朝会见金日成，于是聂荣臻于11日晨1时左右赶到总参谋部作战室给彭德怀打电话： 你来电已收到，原定方案有变化！ 有变化！主席请你和高岗明天迅速回京，中央有要事讨论。” 10月11日下午，彭德怀奉命带了指挥所负责人成普由安东乘火车于深夜抵沈阳。12日，彭德怀在沈阳和高岗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领导紧急开会，针对他在安东调查到的部队存在的困难，特别是后勤供应问题研究了一些紧急措施和解决办法。当晚8时，彭、高又接到毛泽东急电： （1）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就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2〕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来京一谈。 13日早饭后，高岗、彭德怀即乘专机由沈阳飞回北京，由聂荣臻代总长在北京饭店迎接，聂说：“下午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出兵问题再次讨论。” 在彭德怀与高岗奉命回北京之前，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全部越过“三八线”，并已作好大举进攻平壤的准备。10月9日麦克阿瑟以威逼口吻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 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下的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并停止作战。 10月10日下午4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又到我国外交部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电报，称：“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面对敌人大军压境威胁恫吓的情况，金日成首相于10月10日紧急召见我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柴军武同志，明确表示：“我们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 11日金日成首相以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向朝鲜全国发表广播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再次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彭德怀在会议上汇报了三个问题：（1）与朝鲜代表朴一禹会谈的内容。（2）当前侵朝“联合国军”兵力部署和动向。（3）志愿军各部备战情况和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彻夜会议后，政治局同志一致认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必须立即出乓援朝。 会议号召要自力更生，发扬我军历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克服各种困难，即刻入朝迎击冒犯之敌。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是否出兵援朝作战时写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 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中央作出最后决定后，彭德怀为防止部队对出兵援朝产生怀疑和松懈情绪，立刻在中南海给与他同机飞回北京正在军委作战部待命的成普打电话，让他给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发出急电，要求志愿军各部仍要继续作好出国准备。” 就在13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当晚，毛泽东给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了火急电报： 与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再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却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还与高岗、彭德怀进一步研究了志愿军出国时间、渡江方案，以及东北对志愿军后方供应保障问题。 14日清晨，由于天气不好，飞机飞行有困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高岗先乘火车离京返回沈阳，立即召集志愿军、东北军区和东北局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政治局的最后决定。宣布立即作入朝的各项准备，并决定准备召开参战部队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 14日全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又详细研究了志愿军的出兵和作战方案，最后确定志愿军各部于10月18日或19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以北适当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机歼敌。 10月14日21时，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3日作出的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和第一步作战方案电告周恩来，其要点如下： （1）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至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地。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 （2）美军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 （3）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10天时间； （4）为准备在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 （5）在我军开进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军前进为有利。 毛泽东为什么将上述决定告知周恩来？因为“斯大林本来希望我们出动6个师”而中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方案，将12个步兵师和3个炮兵师及战车团、高炮团、工兵团等全部出动。中央认为这种改变出兵方案，有必要通告苏方，以便苏联方面了解我国出兵情况，从而尽快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困难。 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这一天他在沈阳一面部署志愿军出兵援朝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又利用短暂时间视察了鞍山钢铁厂和沈阳兵工厂。因为他知道东北是我国重工业基地，打仗要靠重工业，战争的胜负，除了人是主要的因素外，武器是重要的因素。 当他在沈阳参观了刚试制生产的六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后，又惊又喜地称赞工厂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工作很有成绩！我们也有自己的火箭炮了。”他还亲切地鼓励职工们加紧生产，支援前线，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并指示工厂领导要采取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 15日，由于敌军已全面开始围攻平壤，平壤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特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前来沈阳会见彭德怀。朴向彭说明敌军已逼近平壤，金首相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并希望与彭德怀同志早日会面，彭德怀告诉朴：“我们中央已最后决定，预定自10月19日开始，部队分批渡江，希望人民军继续阻击敌人，迟滞敌人，我同高岗今天要赶赴安东，去布置13兵团部队渡江汁划……”。 1950年6月25日晚，蒋介石在收到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关于朝鲜战争的报告同时，也收到了李承晚由其驻台湾的大使面交的告警求援急电：他当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并予以鼓励，表示将来取有效步骤对南朝鲜进行援助，同时在台北阳明山“总统官邸”召集紧急军政会议，出席人员中有陈诚、王世杰、谷正纲、黄少谷、张道藩、张群、雷震、张其昀、吴国桢、俞大维、叶公超、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蒋经国、黄镇球、彭孟缉等。会上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即25日午夜后）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加强台湾海峡和大陆沿岸的海空巡逻，加强各岛及台湾海防的战斗准备，加强台湾的防空和民防措施，加强对交通运输和经济活动的管制，加强特务活动。台湾岛顿时处于弓上弦，刀出鞘的临战状态。 据麦克阿瑟派到台湾担任联络的费尔德上校和汉斯上校透露，1950年6月25日清晨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天一早，麦克阿瑟在东京就得到了布朗（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和穆西奥（驻南朝鲜大使）的战况报告，立即同正在东京的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塔斯塔德举行紧急磋商。 中午和下午又陆续得到了朝鲜战况的进一步报告，获悉：南朝鲜第一师在瓮律、开城被歼，第七师被击溃，春川被围，江陵失守，共军主力指向汉城。麦克阿瑟、约翰逊、布莱德雷和诺斯塔德再次开会到深夜，会上，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份“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经约翰逊、布莱德雷等人研究赞同后，交由约翰逊向杜鲁门转达。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立即援助南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2、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落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3、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4、保卫日本的安全。征得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同意后，麦克阿瑟连夜派出以费尔德为组长的“驻台湾军事联络组”进驻台湾，同时致电蒋介石，通报朝鲜战况和向台湾派驻联络组的决定，并询问蒋介石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能否派一个军驰援南朝鲜以及台湾所急需的援助，并请蒋介石严密监视大陆中共的动态，对大陆沿海采取积极的行动，以探测中共对台湾进攻的紧迫性。 6月26日晨，李承晚再次向蒋介石急电求援，蒋介石便立即召集陈诚、俞大维、叶公超、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求、彭孟缉、萧毅肃、俞济时和王世杰等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开会，直到深夜。 26日中午稍过，差军驻台湾军事联络组在组长费尔德率领下，由东京飞达台北。“国防部”厅长赖名汤、刘廉一前往接待，并陪同费尔德到阳明山会见蒋介石，费尔德向蒋面交了麦克阿瑟的亲笔信件。 当蒋介石“得悉北朝鲜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已断定南朝鲜将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所以他首先考虑的是用什么办法及时地对南朝鲜作有效的援助，以“击破北朝鲜共军的进攻”。蒋介石同费尔德等人从外交到军事，从保卫台湾到援助南朝鲜等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决定派遣52军（附3师）立即作开赴朝鲜战场的准备，并对52军的干部配备、兵员装备的补充更换、运输等问题作了部署。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向李承晚、麦克阿瑟复电，表示一经同意，52军即可经空中和海上运赴朝鲜战场，投入战斗。同时通过外交程序向杜鲁门提出这项建议。 在美国布莱尔大厦杜鲁门召集的晚餐会宣读麦克阿瑟关于“在亚洲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计划”时，宣布了蒋介石的这项建议。当时，约翰逊、布莱德雷和柯林斯从朝鲜战争的实际需要和军事原则考虑，都主张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杜鲁门也表示：当他听到落介石愿意派兵援助南朝鲜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应当接受蒋委员长的这番好意”。他并且希望看到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地参加“对朝鲜的行动”，他还希望联合国发出号召并组织行动。 国务卿艾奇逊则对台湾出兵南朝鲜一事坚决反对，他说：“当前台湾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麦克阿瑟明确指出了这个危险，所以我们才决定派第7舰队和13航空队去保卫台湾，怎么反而叫台湾跑到别处去保护他人呢？况且蒋介石的军队并不见得比南朝鲜军队高明。这样就不如把这些需要给蒋介石的装备直接送给南朝鲜，其效果是可以预期的。”约翰逊马上进行辩解，说台湾只是缺乏海空军，其地面部队在亚洲地区的反共国家中却是最强大的。蒋介石要求派去支援南朝鲜的52军，是蒋介石在东北的60万军队中唯一没有被中共消灭的一个军。约翰逊认为在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从台湾调52军去增援南朝鲜是可取的。杜鲁门看到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遂宣布暂予搁置，望待下次会议再从长计议。 6月27日，麦克阿瑟又向杜鲁门告急，并再次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而艾奇逊却将地收到的建议蒋介石出兵的电报擅自扣压，并继续反对讨论蒋介石派兵援助南朝鲜的建议。 6月28日，蒋介石驻美大使顾维钧和胡适在白宫会见杜鲁门时，面交了蒋介石建议派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杜鲁门表示他是十分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意见，同时答应将扩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麦克阿瑟于6月29日，从朝鲜前线视察回到东京后，第三次急电杜鲁门，请其从速采纳蒋介石的建议。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也向杜鲁门进言，应当接受麦克阿瑟的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杜鲁门、约翰逊、布莱德雷、柯林斯都主张动用蒋介石的52军，而不急于使用在日本的两师美军。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争取时间，及时稳定战局，并且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损失，使有限的美国地面部队能够在紧急情况时使用到别的更重要的地方去。可是，艾奇逊和国务院却一致反对。艾奇逊用一种歇斯底里的神情提醒约翰逊和布莱雷德等人注意中共6月28日声明所包含的严重性和蒋介石关于援助南朝鲜声明发表后在西方盟国中所引起的震动和惊愕（注：中共声明即6月28日周恩来针对杜鲁门的6月27日所发表的声明。蒋介石声明，系指蒋介石在6月26日晚广播讲话中所讲对南朝鲜将进行军事援助和派兵驰援的事）。艾奇逊说：“中共的声明不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而且是他们打算出兵干涉的预兆。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朝鲜打击北朝鲜共军，毫不怀疑，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那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就会扩大，局势的发展也必然难于控制，其结果不仅美国将要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会把我们的盟友吓跑。” 蒋介石的建议和麦克阿瑟的三次请求，终于在艾奇逊的阻挠下，于6月30日被杜鲁门最后否决。 7月1日，52军各部队也先后收到命令，重新恢复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沿海的防卫施工。 蒋介石二度准备出兵朝鲜是美军在朝的“圣诞节攻势”遭到了彻底失败之际，当时美第8军和10兵团都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处境，麦克阿瑟立即请求采取下列步骤，以期挽回败局，减少美军伤亡： （l）紧急从台湾空运一个军增援第8军，进而救援在东线被围的第10兵团向兴南突围。 （2）请求授权他派飞机轰炸中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并封锁中国的海岸。 （3）促使蒋介石在华南、华东地区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以牵制中共，使其不敢向朝鲜战场增兵。 同时致电落介石告以南朝鲜在战争中的危急情况，请其仍派52军前往朝鲜战场解第8军之围，并说已分别从冲绳和菲律宾派出飞机和船艇载着补充52军的武器装备驶向台湾，以接运该军从空中和海上驰赴平壤地区。 麦克阿瑟希望52军从速完成作战准备，一俟杜鲁门总统批准，即可启航赴朝。他还请蒋介石火速派出一个参谋指挥军官代表团，立即飞赴汉城，会晤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诺斯塔德和第8军军长华克，当面商定52军到朝鲜战场后有关问题。 11月28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麦克阿瑟的上项电报，下午便在阳明山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周至柔、肖毅肃、侯腾、孙立人、王叔铭、杜永清、黄镇球、刘玉章、胡涟、刘安祺、唐守治、阙汉骞、赵家骧、陈麓华、郭永、王楚英、杨敬斌、何志浩、刘明奎，另外还有陈诚、俞大维、叶公超、王世杰、蒋经国及其美军联络组长费尔德等。蒋介石扼要说明朝鲜的战局和麦克阿瑟的请求后，宣布： 仍然决定派52军驰援南朝鲜，限24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要求空军加强对大陆的侦察，海军及金门、马祖的防卫部队要加强战备，随时应付共军的进攻；空军、海军均应密切同第7舰队及驻台美国空军的联系；另就加强台湾防务和增援前线岛屿作战的问题，52军的战备问题及将运到台湾的武器装备的接收处理问题等，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决定。 同时他又指派侯腾、陈麓华、郭永、王楚英于29日凌晨飞往汉城，同华克等商洽52军到达朝鲜战场后的作战行动及其他有关事项。 麦克阿瑟于28日急电杜鲁门，要求空运台湾的52军驰援南朝鲜，杜鲁门接电后立即召集国防部和国务院有关首脑会议，研究有关问题。 虽然柯林斯和布莱德雷主张接受麦克阿瑟的意见，空运台湾的52军援助南朝鲜并轰炸中国东北，但艾奇逊、杜鲁门都害怕苏联出兵和中共增加兵力，再加上英国的反对，杜鲁门于29日复电麦克阿瑟拒绝其建议。麦克阿瑟一气之下，又于12月3日再次给杜鲁门发去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报，电述朝鲜局势严重，如不采纳他的建议，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杜鲁门不仅不为麦克阿瑟的威胁所动，而且下决心要除掉麦克阿瑟，遂于12月6日给麦克阿瑟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 （1）禁止他采取任何未经许可的行动，并责成他用现有的兵力保住阵地并尽力保存实力。 （2）禁止他发表任何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政策性声明但麦克阿瑟却不甘心受杜鲁门的桎梏，分别向马丁、惠里等申述他与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台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他已知道杜鲁门正在策划除掉他的步骤和设置整他的圈套，但出于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和要全力给予支援的目的，他在12月6日电告蒋介石取消52军行动计划的同时，向美国国防部建议将驻台联络组升格为“美国协防台湾军事顾问团”，保荐骑一师少将师长蔡斯任团长，进一步扩大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并把南朝鲜的兵力扩充到30万人，再编25个师。这项建议在马歇尔、布莱德雷的赞同下，很快被批准，52军驰援南朝鲜的行动于12月6日第2次被取消了。 蒋介石前两次要派52军驰援南朝鲜之事已成为过眼烟云。但是，到了1952年5月，在李奇微凋往欧洲，克拉克到东京上任不久，又刮起了一阵“从台湾调一个军去朝鲜战场替换美军” 的风。于是，第三次从台湾国民党调52军开赴朝鲜战场作战的计划又在东京、台北、华盛顿之间热烈地讨论起来了。克拉克由意大利调到东京后，发现在苏联虎视耽耽之下，日本的防务极其空虚，除7万5干名警察外，竟无一营美国的地面部队，他非常吃惊，遂向五角大楼和白宫建议：从台湾抽一个军到朝鲜战场，以便从朝鲜战场抽出3师美军去防守日本。他满以为这项建议能获得通过，遂同时电告蒋介石预作准备。蒋介石明知只要杜鲁门还在白宫、艾奇逊还当国务卿，从台湾派军队去南朝鲜的事就永远无法实现，但他为了配合克拉克的行动，还是叫孙立人进行准备。到了6月下旬，艾奇逊又顶住了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压力，再一次使杜鲁门拒绝了克拉克的建议。克拉克深怀歉意致电蒋介石，请其撤销52军支援南朝鲜的安排。自此之后，52军驰援南朝鲜一事就再也无人提起了。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准备渡江出国与美军作战的同时，在美国方面，却出现了十分乐观的气氛。美国五角大偻的官员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出兵干涉的时机已过”。所以他们判断美军在向鸭绿江边前进时，不会受到阻碍。 麦克阿瑟猖狂扬言要在感恩节（1950年11月23日）前占领北朝鲜，直达鸭绿江边。他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联合国军的空军具有绝对优势，共产党人要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的军队就会损失一半”，“红色中国的干预会被迅速报复的威胁所吓住。”美方要员们根本就没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料到经过长期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敢与美国相抗衡。这些错误的判断，是美国政府的战略上的重大失策，也是导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基本原因。彭德怀在安东部署渡江方案时曾说：“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 毛泽东在此时也来电指示，“我各部派遣的援朝志愿军侦察队，均要扮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同电又指出：“稳定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利用突然袭击。”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头脑毕竟还是比较清醒些，他在进入10月以来，不断收到来自各方面判断中国可能要出兵的情报。这些情报有的估计：“中共在满洲已集结了3O万人的兵力。”有的估计“中共约有45万人的军队正在满洲集结”，这使杜鲁门“对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日益担心。”于是杜鲁门紧急决定，必须和麦克阿瑟进行当面磋商，以便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关于中国出兵的第一手材料和判断。 1O月15日，杜鲁门由华盛顿乘飞机经过30个小时的飞行，飞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当面会谈。杜鲁门问：“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怎样？” “可能性极为微小。中国在满洲约有30万军队，其中不超过10万至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但只有5万至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向杜鲁门断言保证：“朝鲜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去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朝鲜就会终止。”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会谈，使美国政府认为侵朝战争已近尾声。于是杜鲁门亲自授予麦克阿瑟一枚像叶勋章，以示对麦克阿瑟在朝鲜所谓卓越功绩的表彰后，于10月16日返回美国旧金山。17日杜鲁门得意地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人们对我们自己的陆、海、空军和陆战队战士们的卓越成就特别感到自豪。联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有这么一位合适的人选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真是全世界的幸运，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士。” 就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为暂时的胜利兴高采烈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领导下，正紧张地为出国作战加速准备工作。 17日上午，彭德怀指示参谋长解方带作战参谋龚杰随朴宪永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李委员长处，商谈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渡江后进一步展开行动的具体安排。下午，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沈阳与东北局、东北军区等领导同志进一步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装备器材，被服和医院的保障问题。 但此时，彭、高突然又接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的来电称： 昨日渡江部署会议结束后，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表示，现在部队高射炮太少，又无空军支援，敌人可集中大量飞机、大炮、坦克，毫不顾虑地向我阵地进行大规模攻击。而朝鲜多为山地水田，天寒地冻，工事更不好挖，如敌大举进攻，则阵地很难坚持。大家认为，各项准备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未普遍深入动员，建议渡过冬季明春再出动为宜……。 彭德怀和高岗接到来电后，感到此事有关战略全局，问题重大。正好这时又接到了毛泽东17日下午5时发来的急电，令他俩于18日乘飞机火速回京。这县因为周恩来定于18日自莫斯科回北京，所以毛泽东电告彭、高：“对出兵时间，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并要求彭、高紧急回京参加中央会商。 18日清晨，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渡江部队的情况和邓、洪17日来电内容。 此时敌进甚速，平壤告急。就在当日晚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当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后，毛泽东主席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后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先以电话通知邓华、洪学智等，要求志愿军各部队严格保密，严密伪装，立即进行政治动员，补足食品弹药，召开誓师大会，立即准备出国作战。 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洪、韩、解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 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 10月18日21时。 同一天，为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 当此紧张时刻，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同时志愿军各路渡江部队亦开始向鸭绿江边急速开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仅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在渡江部队的先头，开始跨过鸭绿江大桥。 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朝鲜战场上，我党我军的一代名将——彭德怀又开始导演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威武雄壮的一幕战争活剧。 这场战争，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军，实现了朝鲜停战，保卫了世界和平和祖国人民的安宁！ ［取材自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2月版）；李健《金陵秋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12月版）；李健《新中国六次反侵略战争实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1月版）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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