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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是真想知道到底什么叫“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话，那只要看一下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建立抗日游击队的过程就会一目了然了。 在经历了最初三次大的挫折之后，他们没有气馁。 １９３３年６月，汤原中心县委派出了戴鸿滨、黄吟秋、徐光海等人到义勇军“青山”、“占中央”、“阎王”等部中去工作。这年８月，中共满洲省委派人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中心县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决定以青山等部义勇军为基础，成立了“东北民众联合反日义勇军”。但是没过多久，这支队伍就不宣而散了。残酷的现实使汤原中心县委认识到，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党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并形成骨干力量，才能打开汤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然而，祸不单行。正当他们一面号召在义勇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认真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一面集中４０多名党员积极准备建立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时候，由于特务告密，中共汤原中心县委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４日，在日军的大搜捕中，县委书记裴治云、县委委员金成刚（女）等１２名共产党党团员和爱国青年被逮捕，施以严刑后活埋在深坑里；县委委员高庆云和他的儿子一起在西北沟的高粱地里被日军搜出来，当场用刀砍死在田野里。骤然间，汤原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中…… 在这场浩劫中还有一个幸存者，这个命特别大的人就是中共汤原县委委员夏云杰。 夏云杰，这个从山东沂水县闯关东来到东北的汉子，种过地、做过工，还做过生意。曲折的生活经历和朴素的爱国心使他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仇恨。１９３２年９月，他被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吸收到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后经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介绍入党，不久即因工作积极、能力也挺强在１９３３年８月举行的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第６次扩大会议上被选为县委委员。 现在，县委的其他人都不在了，夏云杰成了汤原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他勇敢地站了出来，通过秘密联络的办法，把汤原各地的党组织逐渐联络起来，他自己则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县委的领导工作。 血债要用血来还。讨还血债就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因此夏云杰在恢复党组织活动后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重新创建反日游击队。 创建游击队就要有枪，而枪却在敌人手里。怎么去夺呢？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末，夏云杰先派团县委书记小于通过亲戚关系打进了鹤岗东黄花岗伪军自卫团内部。在小于把那里的情况摸得差不多以后，他又派外号叫镐头的徐振江和小于，还有一个叫老曲的队员以卖大烟土为借口，再次混入黄花岗自卫团的营房。夏云杰带着２０多个队员拿着一枝大枪和一把没有撞针的小撸子隐蔽在院外。等到那帮团丁们纷纷围上来买大烟土的时候，镐头和小于两人突然发出行动信号，这时，隐蔽在院外的２０多个徒手游击队员一拥而进，三下五除二地缴了这帮团丁的枪。此次行动十分顺利，共缴得大枪１４枝，短枪２枝。 这次缴枪行动的成功，使汤原游击队再也不是一支玩“空手道”的队伍了。 １９３４年２月８日上午，戴鸿滨根据夏云杰的指示，率６名队员佩带两支手枪化装成农民混入鸭蛋河街。这时，鸭蛋河区委书记李风林和他舅舅两人满脸是血，吵吵嚷嚷地一边撕打着一边向伪自卫团的大院走去，说是要到“衙门”里去讲理。戴鸿滨等人则跟在后边“拉架”，这一行人热热闹闹地没费多大劲就闯过了哨兵的拦阻，进入了伪自卫团的大院。 伪自卫团当兵当官的一看来了一对打架的，觉得挺有意思，一边幸灾乐祸地喊着“出来看！出来看！出来晚了看不见！”一边走出来看热闹。戴鸿滨一看他们人都出来了，便亮出了手里“家伙”，伪自卫团团长高魁一见这阵势，当时就傻眼了，只好让团丁们把１４支枪全交出来了。 戴鸿滨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并没有走，他让大家立即占领炮台、封闭大门，结果又缴了１３个前来开会的反动地主的枪。此次缴枪成功，一举扭转了汤原游击队人多枪少的局面，大大增强了这支抗日武装的战斗力。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夏云杰带着他亲手创立起来的这支游击队在太平川一带屡战屡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共满洲省委在７月份的一个文件中对汤原游击队的评价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执行反日纲领，成为下江反日反满的唯一中心力量。” ８月份，夏云杰奉命调到哈尔滨参加中共满洲省委举办的训练班。主持训练班的省委领导对他的评价是，“深刻学习，对党忠实，能够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并正式任命他为即将于１０份成立的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总政委（戴鸿滨为总队长）。 大火一场接一场地冲天而起！ 汤原县境内的几个大户人家的家园在这熊熊的大火中相继化为灰烬。 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火着得太不一般了！ 这火着得的确是不比寻常——是它没人救，尽管这些房屋的主人就在跟前；二是纵火者就是一贯反对杀人放火的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队。 显然，这把火是经那些被焚房屋的主人的允许之后才着起来的。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些做出了有悖于常理的决定的主人们——黄友、张传福、刘铁石。 先说黄友，这位在冯仲云“脑海里永远不能忘的人”，此人本是汤原县的一个大地主。就他这出身，如果是在那个大搞阶级斗争的年头，准是一个被革命群众带上“四类分子”帽子的专政对象。可是，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不爱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黄友他并不愿意自己单独在家享福，看着可怜的同胞遭受日寇的压迫，于是他发奋起义，将自己的土地全抛弃了参加到抗联游击队里工作去了。” 由于黄友后来在抗日队伍里并不是显赫的人物，所以对于他当年在所做的具体工作，今天我们已经所知无几，但他却有一件很出名的“代表作”——“牵驴”。 那是抗联三路军成立以后的事情了。有一天，敌人发现了他并将他逮捕，要他带路破坏三路军的后方。对此，他一口答应了。那些鬼子还以为这个“老地主”回心转意要给他们出力了呢，跟着他向汤旺河上游的小兴安岭里走去。其实那儿哪有什么三路军？哪是什么三路军的后方啊！那里有的只是刺骨的寒风满世界的冰雪。黄友就是成心把日寇们送进迷宫好饿死他们的。等到他觉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便瞅个空子溜走了。 黄友一走，那些跟着他进山的鬼子们可就惨了。你别看这帮洋鬼子能从他们日本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真的一进了风雪茫茫的小兴安岭，那就真成了牛犊子叫大街——懵门子了。左走是山，右走是树，前走是冰，后走是雪，反正就是走不出来了。这样没几天便不断有人因缺粮断炊冻饿而死，７００多人只跑出来３０多个。而黄友自己则也因衣服不多又没带火而把双手双脚都冻坏了，幸亏被咱们自己人发现了才没被冻死。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忘了他，两年后专门派部队把他杀了。 据说，黄友死前毫不屈服，破口大骂。 和黄友的出身差不多，张传福也是汤原县太平川田家屯的一个大地主。他家有３００多垧地，还开着粉房和油房，小日子过得挺兴旺的。１９３３年，他接受了敌伪的任命，担任了太平川伪自卫团的团长。虽然是给日本人干事去了，但他的良心并没有“坏了坏了的”。当他看到日本人当众强奸妇女、劫掠财物，以十分残忍的手段屠杀爱国群众的时候，他感到心里很惭愧。听到夏云杰、冯治刚、刘铁石等人拉起队伍公开出来抗日的消息后，心里也很佩服这些人，但当县委书记夏云杰派他的结义兄弟、游击队员蔡玉斌、王甲长前来劝他参加抗日时，他却露出了一脸难色：“不抗日，看来别无出路，眼下日本人欺人太甚，拿咱中国人不如鸡狗，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不赶走这些强盗，连老祖宗都对不起。参加抗日吧？可惜我张传福投降过日本人，虽说没有干过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共产党也不一定信得过我。手下的兄弟心也不齐，往出拉队伍恐怕还要费周折。” 蔡一听张出此言，知道有门，便对他说，“张兄如果有意抗日，何必顾虑？如今国难当头，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抗日就是一家。过去你张传福虽然给日本人干过事，那是出于无奈，你的事我还不知道吗？错了咱们就改过来，谁还会纠缠旧事！” “我迟早是要抗日的，但是——”张传福是个精细人，他对蔡王二人的话还是感到不放心，“请二位给夏队长捎个口信，告诉他，第一，我张传福从今身在曹营心在汉，遵守共产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第二，要我公开出来抗日，得由抗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出面和我谈谈。” 张传福从那以后，对共产党游击队开始有了好感。但日本人和汉奸对他却有了戒心。加上与他平时就不太对劲的警察署姜署长又在日本人面前给他上了不少的“眼药”，所以他在日本人那里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一次他被日本守备队传到县城里，一进门，鬼子队长就用战刀在他背上砍了几下，然后又打了他两个耳光，大骂：“八路，良心大大地坏了！”过了一会又像哄小孩子似地对他说：“张的，以后忠心地，金钱、地位，统统地给！”接着就命令他带队去讨伐游击队。张带着一肚子气回到自卫团后，对兄弟们说，“上头有令，‘狗’也盯着我们，走！带上武器，跟我去打马胡子，不过有一条要记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谁要是打了，小心自己的脑袋！”说完，领着队伍在山里转了一圈，朝天上放了一阵‘朋友枪’就草草收兵了。 没想到姜署长又把这件事报告给日本人后，日本守备队长大骂县伪警察大队长廉秃瓜子，接着又命他去整治张传福。 廉秃瓜子在日本人那里受了气，回来就找张传福算帐了。他来到张传福自卫团的驻地后，不见张传福来接，气得浑身发抖，站在门外大骂：“张传福，你瘟死了吗？” 张传福闻声出来报告说：“昨天夜里自卫团打了一宿的仗，弟兄们正在休息。” 廉秃瓜子用马鞭狠狠地抽了他三下，然后又指挥警察把张打了一顿。临走时还交待说，让张传福第二天到县里去找皇军领罪。 张传福从来也没吃过这样的亏呀！回到家后，他把哥几个都找到一起，恨恨地说，“这几天叫鬼子、汉奸折腾了好几顿，我哪能咽下这口气？看来，我得和他们拚个你死我活了，你们几个要是能守住家地过日子就过，守不住就各自找出路去吧！”全家人都出来相劝，但张传福却是下定了决心。 游击队一直在关注着张传福的情况，张传福的这些举动早就有地下党的人报告给游击队了。为此，县委专门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戴鸿滨主动要求去作张传福的工作。虽然有人替戴鸿滨担心，但戴自己却并不害怕。他说：“我这次去不是去送死，危险和希望都是有的，还是成功的面大。《三国演义》里不是有关云长单刀赴会吗？我就不能去会一会张传福吗？” 夏云杰对他说：“这次去会张传福，危险是有的，但并不可怕。但却要注意随机应变，张传福要是不仁不义，就先下手。要想尽办法争取他起来抗日，这个人影响很大。希望这次会见，马到成功！” 戴鸿滨走后，夏云杰把游击队调到了太平川附近，在距戴、张会面的地方三里地外埋伏好，又派了５名有经验的党员到会面的地方暗中保护戴鸿滨。但是，这一切安全措施最后都没有用上，因为戴、张的两人会面谈很顺利，张传福当场就要回团部把事情挑明，准备“能拉出几个就拉出几个”。对此戴鸿滨没有同意，他让张传福回去以后再进一步做一做自卫团员们的工作，等时机成熟了再往出拉。 张传福回去后便开始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到１９３４年农历十月二十九这天，他认为时候到了，便派人给游击队送信。然后他把队伍集合起来，以出去搜山为名直奔北面山里而去。 等到了荒山脚下的时候，张传福对大家说：“弟兄们都跟了我一年多了，拍着良心想一想，我对你们哪一个也不薄。现在，我决心跟共产党上山抗日了，从此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弟兄们你们有愿意跟我抗日的留下，不愿意抗日的就各奔家乡；但有句话得先说明白，如果有谁日后再为鬼子、汉奸卖命，小心以后我的枪子不认人！” 张传福的话一说完，他手下的那些兄弟们都说愿意跟他走。他从此带着这些人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张传福等人的加入，不但使游击队人多了，而且装备也很快得到了改善。张家有钱，张传福让家里人卖掉自己的家产，为游击队买了６０多套棉衣、机枪（价值１２００块现大洋）和手枪。他弟弟张传禄有些心疼地对他说：咱们是自己家带枪上山抗日的，还花这么多钱干啥？张传福则说：我们抗日连命都豁出来了，还要钱干什么？ 张传福带着自卫团来到游击队后，夏云杰将他们这部分人改编为一个中队。自然，中队长就是由张传福来担任了。 刘铁石，是年仅２７岁时就当上了汤原县教育局长的年轻人，心高志大，早有一番了不起的抱负：“首先掌稳教育局的大权；其次把我的儿子、侄子都分批培养起来，念完中学后到各校去当教员，他们再结交朋友，培养学生，二十几年我的人就可以遍布全省教育局。那时我就可以竞选县议员、省议员、国会议员，直至同蒋介石竞选总统。” 但是正当刘铁石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日本人的枪炮声打碎了他的美梦，他感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所蒙受的耻辱”和“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负的责任”。为了不给鬼子的奴化教育效力，他决定辞去教育局长的职务。但是，辞职后又该干什么呢？这个他倒没有想好，这时，他想起了总在教育局门口卖香烟的夏云杰。虽然以前他与夏云杰只是因为买烟卖烟而常常聊上几句，但他总觉得这个生意人不比寻常，来历不浅。可当他来到老地方时，夏云杰早已不知去向了。 下了辞职的决心以后，刘铁石先把妻子送回乡下，然后便在一个漫天飞雪的清晨，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一个人骑着马回到了乡下。 回到家后，刘铁石心里很是苦闷，便不停地打探城里和外面的消息。这时，中共汤原县委也注意到了他，特派宣传部长刘忠民去找他作工作。刘忠民告诉他说，现在外面已经拉起来许多抗日的队伍，并对他说：“你是教育局长，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在县里和上层人物也有关系，你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为抗日出力。”还介绍他参加了“反日同盟会”。 １９３３年夏天，刘铁石终于见到了夏云杰，这时夏已经拉起了队伍。他向夏提出要跟着上队，夏对他说：“你现在还不能来，要继续留在地方上，利用你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动员更多的人参加抗日工作……” 刘铁石在汤原有威望、有名气，当然也就是敌人重点注意的目标。所以没过多久他就被抓了起来，是他家里人卖了２０多石黄豆才把他给保了出来。 从狱里出来后，刘铁石又去找夏云杰，说这回我得跟队伍一起走了。可夏云杰对他说，你还是最好先别上队，现在游击队里的枪支弹药都很缺，你最好能利用你的关系再给搞点。刘铁石说，好吧，那我就再回去干。 刘铁石到处为游击队搞枪支弹药，被敌人知道了，就要抓他。为了不连累全家，也为了躲避敌人，他悄悄地把自己家搬到了一个小屯子里。但就在他刚刚搬到那里的第３天早上，他正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的小儿子从外边跑进来，结结巴巴地说：“爸爸，鬼子来抓你了，快跑吧！快……”还没等小儿子说完，他就往门外跑，可是已经晚了——日本鬼子带着伪军正端着枪向他走来。 情况万分危急，以至于刘铁石在多年后对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跑是来不及了，怎么办？没容我思索，一个鬼子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刘显（刘铁石的名）的有？’从鬼子的问话和神情我断定他们不认识我。我急中生智，用手指着胡家窝棚的方向说：‘那边，南边。’ “在这帮抓我的人中，多数警察是认识我的，但他们并没有完全丧失中国人的良心而出卖我。后边的两个翻译，一个正是出卖我的姓金的汉奸，但他不认识我本人。另一个原来是夏云杰游击队的少年连连长赵东国，曾和我多次接头。后来不幸被俘，被迫做了翻译。此时，他向我递了个眼色，我窥空回了个眼色，彼此默契后，见他对鬼子说了几句日本话，这伙人便朝西院走去。 “我趁机借助于房子、柴垛和行人的遮挡，向村东头疾行。正走着，遇见我大姐。她见我神色紧张，便问我：‘老兄弟，怎么了？’我急匆匆地说：‘鬼子正在抓我。’大姐一把拽住我说：‘快躲到猪圈里去。’我一看那不是藏身之地，又继续向村外跑去。 “正在我朝东猛跑时，一个骑大白马的人迎面而来，到我跟前他问道：‘干啥去？’我抬头一看是本屯的耿三爷（开明绅士）。他一听鬼子正在追捕我，便立即跳下马来，摘下身上的匣枪，连同马缰绳一块递给我说：‘枪和马我都不要了，都送给你，快骑上往东赶，鬼子撵不上你。’我接过枪，翻身上马。耿三爷又接着说：‘老先生（当时人们对我的尊称），快上山找游击队去，上队打死也合适。’ “我骑马一口气跑到河东，甩开了鬼子……” 当夏云杰得知刘铁石逃出来的消息后，便立即派副官孟尝君带十几名战士去接他。刘铁石上队的第一天，就遇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战斗。这次战斗同样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在格节河边的一片树林里，我们（刘铁石与其两个内弟）同游击队相见了。孟副官握着我的手说：‘刘先生，您受惊了，我受夏云杰之托接您上山……’ “孟副官叫我先休息一下，吃完了饭好赶路。这时我才觉得又饥又累。几个战士忙着做饭，只见一个战士从河里舀了一盆水，倒进一些小米就放在火上煮了起来，谷秕子和谷糠漂在水面上。还有一个战士手里提着刚刚摸来的鱼，膛也未开，扔在盆里就煮上了。 “我心想，做饭不淘米、做鱼不开膛，这饭可怎么吃呢？饭好了后，孟副官客气地请我吃饭，可是看着饭，我怎么也吃不下去。孟副官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要不你去你妹夫家吃点吧，饿着肚子怎么赶路呢？’我一听心里挺高兴，等他们吃完饭，我们就向离仅半里地远的我堂妹家走去。 “到那里后，听说我没吃饭，妹妹赶紧点火做饭，我和小内弟到另一个院去休息。不一会就听到‘叭叭’几声枪响。原来是一辆日军的送款马车经过这里，有六七个日军在后押车。站岗的小战士没经验，一见他们慌了神，冲着马车打了两枪。枪一响，日军如临大敌，滚下马车，把机枪支在上院外的猪圈上，冲着院子开了火。 “我和小内弟赶紧贴着墙根往回跑，这时两个日本兵已到了大门口，幸亏大门没上底闸，我就地一滚便进了院。跟在后面的小内弟翻身上了院墙，刚一上去就被击中了，‘啊’的一声掉到了墙外。院内大内弟已倒在血泊中。院里院外打得十分激烈。后来多亏义勇军从另一个大院支援我们，几个日本兵因腹背受敌才逃跑了。 “为了我一顿饭，使三个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心中悲痛、悔恨，更对日本鬼子刻骨铭心的仇恨。 “到游击队后，夏云杰派我担任了军需官……” 张传福带着太平川自卫团投奔游击队的消息一传出，敌伪又惊又怒，并派出大兵对其进行大讨伐。他们从佳木斯调来好几百名日军和两个团的伪军，在太平川到格节河金矿摆开了１０公里长的阵势，想一举将汤旺河畔的这把火给扑灭。 敌人来势汹汹，但夏云杰可不是那种只知拚命的莽汉，他不和敌人硬拚，而是把队伍拉到山里去，等敌人追进山后，再找有利地形打他们。这样一来，敌人不但没有消灭游击队，反而倒死了不少人，最后只得收兵回营去了。 没打着游击队，怪谁？ 日本人对和他们一起行动的伪军说：皇军是大大的能干的，是你们能耐的没有！你们也配拿枪吗？ 日本人不光是这样说，而且说着说着还真的把一部分伪军的枪给缴了。这一下把那些本来就对日本人有些反感的伪军给弄火了，就连伪军的旅部也告诉下面要准备防止和反抗日本人再来缴他们的枪。有一排伪军还杀死了日本指导官和翻译官，公开进行了哗变。这时，游击队则抓住这个机会发动群众，去缴伪军的枪，一时间搞得敌人草木皆兵。而他们自己也在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去打敌人、缴武器。其中在下江一带广为流传的“四扮日本指导官”的故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对堪称“黄金搭挡”的朝鲜族战士徐光海和裴敬天。 徐光海老练、勇敢，遇事沉着，通晓日语，一脸的络腮胡子，长得也像日本人，当然就是“日本指导官”了；而裴敬天不但会说汉话，而且也会讲日语，自然就是翻译官的角了。这两个人第一次出场亮相的时间是在１９３４年秋天，地点是在汤原县龙区，任务是按照夏云杰的指示去除掉一个经常给日本人通风报信的药房先生王风舞。 “日军大佐”徐光海知道王不懂日语，便用朝鲜话问道： “你的，内嫩摸儿哈那？” 王风舞回答说：“太君，我是行医看病的。” “啊！看病的，你是给马胡子看病的！八嘎呀路！”徐光海对“日本兵”说，“代一嘎路（带走）！” 王风舞赶紧说：“太君，你可别把我当外人，我和佳木斯宪兵队的有联系。这不，前几天有三个马胡子被抓住了，都是我送的信呢！” “那就把他带出去死了死了的有吧！” 第二次扮日本指导官是在１９３５年正月十四那天。地点是在桦川县的火龙沟和依兰县的舒木河。那天火龙沟的大地主姜海泉正在组织大秧歌队准备欢迎一支日本守备队的到来。没想到却先迎来了徐光海他们。徐光海他们在大街上等看热闹的群众来得不少了以后，便露出了真面目，在向群众做了一通抗日宣传工作后，便押着姜海泉、带着秧歌队，仍然以日本指导官的身份来到了舒木河不费吹灰之力就缴了那里自卫团的枪。 第三次装扮日本指导官是在１９３５年８月，顺利地缴了太平川反动地主耿子修、乔玉柱家的枪。而在此后没几天，他们就又出现在一个名叫何木林的大地主家里。 这第四次出演的出发地是一块苞米地。除了领衔主演的两位外，还有２０多个“警察”跟在后边。 何木林一听皇军来了，急忙来把“日本指导官”徐光海的“警察署长”戴鸿滨迎进上房。何家有钱有势，家里的几个儿子也都有两个老婆，枪就更多了。戴鸿滨等人一时也不好下手。这时，正好何家的三个儿子回来了，他们身上都带着匣枪。一见上屋有“日本人”，便到下屋去了。但当他们出来时却没带枪。戴鸿滨估计那肯定是一支没领枪照的枪，便到下屋找出那支枪，把它交给了“日本指导官”，还一边使眼色一边说：“太君，他家窝藏枪支，求皇军治罪！” 徐光海会意，冲着“翻译官”喊了几句，裴敬天使对何木林说：“枪的，执照的有？” “有哇，有哇！” “统统的拿出来，验照！” 等到何木林把家里的４０多支枪都拿出来后，“警察署长”戴鸿滨对“日本翻译官”说：“报告皇军，这些枪大都没有枪照。” “巴嗄呀路！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然后又冲着吓得抖的何木林说：“皇军念你忠心，不予治罪了，把枪都拿到集贤镇重新起照，明天去取吧。” 何木林吓得赶紧让他儿子备上三匹好马，驮上那４０多支枪，送“皇军”走了……。 夏云杰对贯彻“中央指示信”精神十分得力，自从汤原游击队成立后，和汤原一带的各支抗日部队关系弄得非常好，经常和他们一起战斗。在这些反日队伍中就有一支是由格节河金矿矿警队改编的“文武队”，队头名叫冯治纲。这支队伍曾经和游击队一起联合采取过多次行动。经过夏云杰的不断教育和启发，冯治纲对党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就主动提出要参加游击队。１９３５年９月，他终于如愿以偿，他的“文武队”成了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第２中队。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赵尚志的三军李延禄的四军相继到达汤原，与夏云杰他们会师了。赵尚志来了以后，根据夏云杰的建议，利用一次喝酒的机会成功地说服了驻亮子河金矿的一个伪军连长，使他带领全连把武器交了出来。赵尚志和李延禄一商量，决定把这批武器（两挺轻机枪，百余支步枪）全交给了夏云杰。这样，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的力量更强了，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革命军第６军的条件也就成熟了。１９３６年１月，以夏云杰为军长、张寿篯代理任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任参谋长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６军宣告成立，并发表了如下成立宣言： 全东北工农劳苦群众及各反日义勇军士兵学生们： 万恶的日本强盗占领我们东北四省已经有４年多血腥的惨史，在这４年多的残酷的黑幕里，日本帝国主义一贯的执行其殖民政策，轰炸了不知多少城市，烧毁了不知多少农村，屠杀了不知多少劳苦群众，掠夺了不知多少土地财产，强奸了不知多少妇女，整日炮火连天，杀声震耳，日本强盗用尽了杀人的武器无时不在向我们全东北民众轰炸与扫射着，这就是说：我们全东北民众日日都有掉头的危机…… 四年多被日本帝国主义血洗压榨中的东北民族，不但没有在它的奴隶的统治中屈服着，没有甘心做亡国奴，反而激起了全东北反“满”抗日的怒潮日益澎湃起来，东北的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军及各反日游击队，各反日义勇军等，到处与日“满”匪军做长期的战斗，予它无数的打击，开展了广大的反日游击区，团结了广大的反“满”抗日群众，产生了更多反日民众武装队伍（如农民自卫队、青年义勇军等）；及地方反日政权（如人民革命政府、农民委员会等）最近汇合东北一切反日队伍，组织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号召全东北民众参加伟大的反日民族革命战争，不但能完成东北民族的独立解放的任务，同时还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进行反革命反苏联战争爆发的前夜，予它致命的打击。 在东北民族革命浪潮这样的高涨中，我们汤原民众反日游击队两年来在与敌人的血战中，已经获得许多光荣胜利的历史了，如宝宝山之战，黑金河之战，凉子河之冲锋，三甲阵地解除敌之全体武装，关旅二营一连之全部缴械，与屡次的冲破敌人之大举讨伐，真使敌心惊胆战，同时在汤、萝、绥及富锦地域开展了反日游击区，号召与领导了许多反日义勇军，团结组织与领导了下江广大的劳苦民众，进行了反“满”抗日斗争，实际上得到了民众的深刻同情与拥护，因此汤原的民众反日游击队的声望和威信，在全东北日益高涨起来，但是我们为了更有力的为东北民族解放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为彻底实现东北民族自由平等而战，还需扩大与坚强我们的队伍，所以我们继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军之后，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是有万分的必要，并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由是我们敬告于全东北的劳苦民众之前，特此宣言。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 １９３６年１月３０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６军的成立，标志着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汤旺河畔的大火越烧越旺了！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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