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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的第４天，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军占领东北后东北党组织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做出决议：号召与发动群众，开展罢工罢课与罢市斗争，进行游击战争，反抗日本的侵略。 中共东满特委在反日问题上是一点不含糊的。他们立即着手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第一件是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接二连三地发出了一大批用于指导抗日行动的文件。其中有《反对日帝占领满洲的紧急决议案》、《反对日本占领满洲告群众书》、《农民运动决议案》、《兵士运动决议案》、《反帝决议案》等等。 第二件是发动群众示威游行，揭露日伪所谓“韩人自治运动”的阴谋，在群众中进行“真正的民族自治”教育工作。 第三件是派出巡视员赴汪清、珲春、延吉、和龙等地，具体地检查并指导各地的反日工作。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共东满特委还是干了不少事的。但遗憾的是，从实际效果来看，他们对那一地区的反日斗争的领导工作还是不得力的。这里面既有思想上比较混乱的原因，同时也有组织上不够健全（特委书记离职去省委，其他人工作不主动，汪、和、珲等县县委受破坏）的因素。 中共满洲省委看到东满的这种情况后，马上决定派一个得力的人去那里当特委书记，加强党对东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这个临危受命的人就是时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的童长荣。 如果谁要是以为中共满洲省委这次给东满派去的一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话，那他就错了。这位肩负重任的书记，其实是一位只有２４岁的安徽小伙子。别看他年轻，但却是一个有着较长斗争历史和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只要你看一下他的简历，便会觉得这个小伙子非同一般：１９２１年他１４岁的时候，参加安庆学生推翻省议会、驱逐省长的斗争； １９２３年，组织领导安庆教职员的“索薪运动”和反对省议员的“贿选运动”； １９２５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留学期间仍然时刻关心着祖国。从下面这封历尽沧桑得以保存下来的珍贵的信件中便可看出这一点—— 母亲大人： 好久没写信回家了，劳你老人家挂念，心实难安。老人们或者以为我忘了家吧，其实我决不，我无日不想回去看看乡里的沧桑、家庭的状况、你老的平安！ 想回去而不回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来回要百多元。——春假了，还是欲归不得。 乡里的兵匪之乱怕还未平静吧，——这是不能平呵，在社会未变革，上下未颠倒以前，——这不独是中国，全世界都走到五叔常说的‘大劫’的关头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晓。日本近日全国捕去千多革命者，但是劳农的反抗也就随着高涨起来，压是压不下去的。 我在求学之时，听到或者看到这些事情，就常常不禁浩叹。——我家为什么这样破落？你老人家年老了，为什么不能得到事养？我读书之年为什么没钱读书？怎样能解决这些问题？ 又听说广东东江和海南岛一带的小百姓全都赤化起来，……田契债据都烧掉了……，——他们胆子真大呀…… 诸长、诸兄、诸友皆问好！ 敬叩金安！ 荣儿 三、二十四 在日本期间，童长荣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欲救中国必须实行彻底革命，扫除帝国主义的压迫，肃清国内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人民才有解放的可能和建立合理的新中国的希望。” １９２６年，他被选为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１９２８年５月济南惨案发生后，他带领留学生和华侨在东京街头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并组织起了“中国留日各届反日出兵大同盟”。日本当局将他抓进了监狱，但并没有使他屈服，后便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行将他驱逐出境。 １９２８年秋，童长荣回到上海，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由于他在斗争中表现出色，很快便就步入了“高干”行列了——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区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１９３１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东北的工作，将他从河南调到东北，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童长荣来到东满后，立即着手整顿那里的党组织。他按省委的指示，改组了中共东满特委，并担任书记。然后便带领所属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各种反日团体，组织反日运动，建立反日武装。 由于童长荣和新的东满特委的出色工作，东满的抗日斗争局面很快就打开了。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建立起了延吉、汪清、珲春、和龙、安图等抗日游击队。这几个游击队在建立之初，主要是通过从敌人手里夺和自己造这两种办法来获得武器的。 在夺武器方面，他们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高招、各有各的“绝活”。 日后名扬全球的金日成将军，是１９３２年时受共青团东满特委派遣到安图县明月沟创建抗日武装的。这年４月，他和李英培、金哲熙等人一起创建了安图游击队。 笔者在金日成的一本传记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想来应当是安图游击队中发生的了。 这是一个革命老战士对日本评论家高木健夫讲的： “我体验过一件很有趣的事。 “有个时期，‘牛皮步枪’这个词很时兴。尽管是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只要他们在深山密林里呆上几天，口粮就会断的。于是，他们就去抢农民的牛来宰了吃。开头他们把皮剥下来扔掉，可是等牛肉吃光了，就把牛皮再捡来烤了吃。我们就埋伏在附近，等两三个敌兵来捡牛皮时，干掉他们夺取武器。我们把用这种办法来夺取敌人步枪的同志叫做‘牛皮步枪同志’。” 在制造武器方面，东满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兵工厂，而且有的还生产出自己的“拳头产品”。 延吉游击队有个小兵工厂，虽然这是一个只有１０多个人的地下工厂，主要是打制一些大刀、长矛之类的原始武器，修理部分损坏的手枪和步枪，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生产出了使敌人恐惧的“辣椒面炸弹”及威力更大的土炸弹—— “延吉炸弹”。 东满各县的游击队成立后，与敌人进行了多次战斗。各个游击队的力量也在战斗中逐渐发展起来了。据东满特委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所做的一份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吉游击大队下辖４个中队，汪清游击大队下辖３个中队，珲春游击总队下辖２个大队４个中队，和龙游击大队下辖４个小队。总计共有游击队员７００多人，步枪３０５支，洋炮和别力弹（独子枪）约３００支。此外还有１０００多人的群众武装自卫队。 抗日武装建立起来之后，东满的抗日根据地便也开辟出来了。在抗日根据地里，先后建立起了６个区苏维埃政府和２０多个村苏维埃政府。中共东满特委在《关于苏维埃建设工作大纲决议》中曾规定：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要“开设学校，除免费发给教科书，教育儿童外，在财政可能的情况下，儿童用纸、笔、文具之类，也应由苏维埃发给。”此外，还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工作，并办起了《斗争》、《两条战线》、《战斗日报》、《反日报》、《少年先锋》等各种抗日报刊。 东满抗日运动的发展，使日本人感到十分紧张。他们于１９３３年冬和１９３４年春先后两次调集兵力对那里进行大规模的“讨伐”。虽然这两次“讨伐”最后都被粉碎了，但却也给东满的抗日力量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在反敌“第二期讨伐”时，童长荣率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和部分游击队员及群众在汪清县北部十里坪一带坚持斗争。１９３４年３月２１日，他们被敌人包围。当时，已经重病在身的童长荣在指挥战士和群众突围时中弹了。这时一个名叫崔今淑的朝鲜族女战士和警卫员一起冒着弹雨将他背出了重围。但是，由于伤势太重、流血过多，这位年仅２７岁的特委书记在突围后便牺牲了。 童长荣牺牲了，他的同志们还在继续着他的事业。１９３４年３月，在延吉县三道湾张芝营召开的特委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上，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决定首先合编延吉、和龙两县的游击队，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然后再合编汪清、珲春两县游击队成立第二独立师。 但实际上，在这次会议后，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会上做出的这个决议去办——只成立了一个独立师，即“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这个独立师的领导班子主要来自原延吉游击大队。大队长朱镇任师长，大队政委王德泰任师政委。 独立师下辖４个团，其中第一团是延吉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二团是和龙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三团是汪清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四团是珲春游击大队的老底子。 独立师成立后，就面临着来自敌人的疯狂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他们撤离了部分根据地，到外线去开展游击活动。自１９３４年冬到１９３５年春，他们共进行了４０多次较大的战斗，打破敌人的冬季大“讨伐”。 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受到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讨伐”外，他们还受着“左”倾错误的反复危害。东满可以说是“左”倾错误泛滥的重灾区——在那里，不但有在整个东北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在作祟，而且还有一场颇具地方特色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即所谓的反“民生团”运动。 “民生团”是１９３２年２月经过日本移民当局批准，由一伙朝鲜奸细、政客组成的专门用于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满抗日武装斗争的反革命组织。“民生团”鼓吹民族自治，破坏中华民族的团结，分裂中朝人民的抗日和联合。 “民生团”出现后，立即引起了中共东满特委的关注。他们针对“民生团”的险恶用心和反动实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号召中朝各族人民对“民生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１９３２年３月，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也觉得“民生团”的口号这时已经不利于它他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统治，这使民生团失去了支持它们的后台老板，于是就在这一年７月的时候解散了。 “民生团”虽然解散了，但它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头脑里造成的那团阴云却一直没散。其实这也难怪，在当时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们头脑中那根防奸反特的弦是很难松下来的。 “民生团”解散后不久，１９３２年８月，中共延吉县委秘书宋老头被日本宪兵捕去，一周后放回。县委在审查宋老头期间，抓获两名日本宪兵队的翻译，经审讯，供出宋老头是日本宪兵队派回来的密探。县委立刻把宋老头抓了起来进行审问。经过严刑拷打，那宋老头吃刑不过，便招出自己是“民生团”，而且还供出２０多名“同伙”。县委一听这还了得，马上又把那２０多个人都抓了起来，进行审问。 这一审问可不得了了，“民生团”分子越来越多了。 据此，中共延吉县委认为：“民生团”不但还存在，而且已经钻到革命队伍中来了。既然那些该死的“民生团”分子已经混进来了，那就得把他们查出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呀。于是一场深入揭批“民生团”分子的运动便在全县党团组织中开展起来。 中共东满特委根据延吉县委的情况认为，既然在延吉发现了“民生团”分子，那么在其他各县会没有吗？既然有，那当然也得反呀！就这样，这场运动又迅速波及到了整个东满地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既然东满特委把反“民生团”运动当成了对敌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来抓，那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这样，一大批党团干部和人民革命军的骨干遭到严刑拷打、关押、枪毙。 东满特委发动的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运动，还得到了敌人的“大力赞助”。他们不断向游击区内派出特务，还通过写假信等手段制造出一种“民生团”分子“大大的有”的假象。这就使得中了敌人反奸计的东满特委越反越来劲了，越来越多冤、假、错案也就应劫而生了。 这场运动给抗日斗争带来的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光是它给汉、朝两个民族同胞和中、朝两国同志间团结造成的“裂缝”就足够后来好好弥补一阵子的了（在反“民生团”的运动受到打击的主要是朝鲜族同志）。在当时就有所谓“朝鲜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杀朝鲜共产党”的说法。 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正确态度。对此１９７８年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出版的《金日成——卓绝的传奇式英雄》一书中这样写道：“司令官同志（指金日成）了解了儿童团的生活情况之后，把所有的队员，连同马鞍山的队员都召令在一起，责问他们为什么这样不关心儿童团员的生活。他说：‘你们说这些孩子加入了民生团，请问这些孩子是怎样加入民生团的，又为‘民生团’做了些什么？你们说说。……你们想一想，这些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牺牲的。再说他们的年纪虽小，但他们都誓要为父母报仇，干革命，所以在游击根据地解散以后，也不去敌占区，跟着游击队员来到这里。可是，不但没有很好地照顾他们，反而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当成民生团有关者，这是多么蠢的事，又是多么大的罪过啊。’ 当时在座的人当中也有受民族沙文主义者影响的人，但他们在像阳光一样分辨黑白的司令官同志面前再也没有敢辩解。” 当１９３５年到来的时候，敌人的“讨伐”和党内“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中共满洲省委也开始感到了东满的形势有点不太妙，于是便在１９３４年底派巡视员魏拯民急赴东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在如此关键时刻出场的魏拯民，人如其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本是山西屯留县人，是１９３２年５月才受党派遣从关内来东北工作的，而在此前，他一直是在关内从事地下工作的——早年在太原念书时就曾积极参加过反对阎锡山的学生运动。１９２６年入团，翌年入党。１９２８年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３０年受党派遣入国民党安阳军事干部学校学习，后又回到北平到北大听课，并在学生中开展工作。由于魏拯民有了如此丰富的经历，本人工作水平也挺高，所以他一到东北就被赋予了重任：先是任中共哈尔滨道外书记，不久就当上了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在其担任书记期间，哈尔滨的工作是搞得不错的。此时，中共满洲省委把他调到东满来，就是希望他能改变那里的被动局面，扭转那里错误的工作方向，把大家领回到正道上来。 几乎就在将魏拯民派往东满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还向东满党、团特委和人民革命军发出了指示信。 中共满洲省委在２月１日的指示信中，首先强调了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克服关门主义的重要性。告诉东满特委，党领导的部队必须要与坚持反日的武装结成统一战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才能顺利打破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讨伐’，才能迅速扩大反日游击战争，才能把自己形成全东北反日游击战争中的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还告诉他们，１９３４年冬天省委特派员提出的把东满的所有的山林队和“救国军务部”全部缴械的３项条件——“（１）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２）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３）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是“极其有害的，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应当立即纠正。” 其次，省委指示东满特委，要“人民革命军造成东满一带反日救国游击战争的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为此要求“人民革命军应当站在主动的地位积极号召一切救国军、山林队……结成广泛的具体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其形式可以采取共同指挥部的形式。” ２月１０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也给东满特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这封信中指出：目前反日运动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第一向安图、额穆发展，实现与该地反日队伍联合，进而与北满、东边道反日队伍的联合；第二向宁安、东宁发展，与该地区反日队伍打通联络。 关于“民生团”问题，吉东巡视员在指示信中明确指出，东满特委“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 魏拯民是１９３４年底到达汪清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下车伊始，他便开始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等把情况摸得差不多了，他便在东满党团特委和二军独立师师部所在地——延吉县三道湾的能芝营给东满的领导干部们办了一个学习班，给他们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信的精神，为进一步纠“左”创造条件。 然而，要想纠“左”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在魏拯民给大家办班的时候，中共东满特委委员、组织部长李相默和二军独立师师长朱镇都因被怀疑是“民生团”分子而被关了起来，以致这两个人在不久后相继逃跑，朱镇叛变。 朱镇叛变后，东满特委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为了免遭损失，只好向汪清县大荒崴游击根据地转移。并于２月末、３月初在那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 大荒崴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路线与敌人斗争情况及今后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强调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指出“在目前不论哪个民族，不分哪个阶级，只要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示不满与反抗，我们尽可能地把他们完全组织和统一于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周围……我们提出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工夫的出工夫，有人的出人，有什么力量出什么力量，把一切同情和赞成反日的都联合起来，统一起来，共同反对共同的敌人。” 这次会议还形成了一个《反民生团斗争决议》，虽然决议中仍然说反‘民生团’是有“必要”的，但指出了前一阶段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分清敌我两类矛盾，区别对待，不搞逼供信的问题。 大荒崴会议还改组了东满党团特委的领导班子。魏拯民和周树东分别担任党、团特委书记。 ３月２１日，中共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的领导人在汪清县腰营沟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再一次指出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通过了《东北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条例》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战士待遇条例》，决定在１９３５年再创建绥芬大甸子和安图两块游击根据地。 这次会议后，对独立师师团两级班子进行了调整。魏拯民带着十余名地方干部经珲春到苏联学习考察，在此期间他前往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汇报工作、听取指示。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要求和形成统一领导和指挥机关的指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３０日正式宣告成立了。王德泰、魏拯民、李学忠和刘汉兴分别就任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参谋长。 ５月３０日，二军军部发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正式成立宣言》，二军政治部还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联合起来，提出“在东满，凡是反日的人员和部队，不分党派，不论军头，都联合起来，成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集中一切反日力量，统一东满的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加紧抗日救国的政治教育工作，在一致的行动和指挥之下，完成我们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的倡议。 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各团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历次指示和东满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二军分兵向安图、额穆和宁安、东宁地区发展，扩大游击区的战略决策，开始行动。具体的行动计划是： 二军独立师一团主力部队由团长安凤学、政委周树东率领，于１９３５年４月末，从安图县车厂子游击根据地出发，向敦化、额穆、蛟河、舒兰等地进军，目的是在这一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并与在哈东地区活动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打通联系。和他们一起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还有第二团的一部分部队。 三、四团在军参谋长刘汉兴，三团政委金日成，四团团长侯国忠、政委王润成等率领下，于６月间向东宁、宁安进军，以扩大游击区，使之与吉东游击区连成一片，并争取和在吉东地区活动的四、五军取得联系。 由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第２团的第２、第３连组成西征队，于１９３５年８月从安图县车厂子出发，经抚松向蒙江地区进军，以期与杨靖宇领导的第一军取得联系，实现两军联合作战，将东满和南满游击区连成一片。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二车部队进行远征行动的话，那可以说是边走、边打、边发展。吉林省革命博物馆王瑛等人讲述的“夜摸敌车”的故事就发生在一团主力远征的途中：“１９３５年５月２日夜晚，二军３００余名战士，穿过横在敦化、蛟河之间的密林，沿着铁路向哈尔巴岭前进。队伍来到距离哈尔巴岭车站不远的地方，选择有利地形埋伏下来。深夜１点多钟，从敦化方面开来了一辆日寇警备专用装甲车，由于队伍埋伏地点与铁路较近，装甲车疾驰而过，在战士眼前卷起一阵旋风。待装甲车开过，几个战士跃上铁道，不大一会儿，约有２０多米长的铁轨被挪下路基，约有半点钟，由大石头方面发出的２０２次特别列车，吐着浓烟，卷着疾风，呼啸而来，车厢里装着几百名酣然入睡的伪军官。突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车头猛然摔下铁道，后面的车厢也陆续脱轨倾覆，引爆起火。这时，人民战士向列车发起了勇猛的冲击，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日寇护路部队和押车小队，不甘他们的失败，抢占了最末一节车厢，负隅顽抗，几挺机枪断断续续地射向正在冲锋的我军战士。战士们士气高昂，手榴弹像下雹子一样掷向车厢。倾刻间，敌人的机枪变成了哑巴。车厢里传出来悲惨的喊叫声。车内的残敌，相互叫骂着，撕打着，拚命争夺逃路，我军战士登上车厢，把他们拎起来，押下了车。 “战斗结果，俘获日伪军官１３名，缴获手枪１０支，还有一些军用品和大量伪钞。“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反动气焰，他们在满铁株式会社主办的伪满《协和》杂志上也不得不承认：哈尔巴岭列车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后来，当地人民群众把‘夜捣敌车’编成民谣，其中《灯花爆》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词中这样写道： “灯花爆，喜事到， 哈尔巴岭的火车掉了道， 城里的鬼子发了毛， 慌里慌张把兵调。 第一团，有功劳， 不用地雷扒铁道， 火车到这底朝天， 鬼子到这把枪缴。 中国地，中国山， 中国铁道中国管， 鬼子要想从此过， 留下脑袋当买路钱。” １９３５年８月底，第二军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第２团两个连１５０人与活动在蒙江的第一军第二师的部队在蒙江北部的那尔轰胜利会师。为庆祝这次会师，两支部队在一起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大会。当年曾经参加过这次会师大会的松五回忆说： “（会师）当天开军民联欢大会，有抗日军民双方参加。在大会上二军代表李学忠讲话，略谓：‘一军在南满，二军在东满，两军相距甚远，在敌人包围封锁之下，两军今能会师于此是不容易的……’。次由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２师师长曹国安讲话。会后双方拿出自己的特长技能来演习，二军抛手榴弹，一军抛军刀，并由两军士兵及指挥官完全同意之下订立竞赛条约，有效期一年。其条文：（一）为全部换三八式步枪而斗争；（二）我军完全变为铁军；（三）互相供给经验。此条约当时经过双方负责者签字，由即日起发生效力；同时为了纪念两军之会师，双方交换了干部和互赠礼品，如一军给二军一个妇女干部，二军给一军一个炮手，一军送给二军两支匣子枪，二军送给一军一些手榴弹。” 其实这次大会还不是正式的会师庆祝大会（其中有关大会的情况似乎也有些出入），直到９月末，杨靖宇率第一军军部及教导团抵达蒙江后，才于１０月４日在距那尔轰１０里的老龙岗正式举行会师庆祝大会。 现在可以查到的不少材料上都记载了有关这次会师的情况。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４日出版的《人民革命报》的一张号外上，在《反日前途日趋顺利》的大标题和“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军事力量总配合”的副标题下刊了如下消息： “１０月４号，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部与东满革命军第二军第一师之一部，于×××地接头并举行会晤式。首由东满二军代表宣布开会，报告东满革命形势与第二军发展情形。次由南满第一军军长演说，大意谓：我人民革命军向以抗日‘救国为天职，四年来与日匪血战，屡获胜利’。今日得与东满二军接头，更为光荣，因我两军战士，均奋勇冲锋，方有今日两军之会晤。此后我东满南满游击区打成一片，一二四五六军与各抗日军，共同组织东北抗日联军，更能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顺利地打出日匪云云。”在同年１２月１４日出版的《人民革命画报》第６７期上，登有３幅生动的钢笔画，反映了当时大会的热烈场面。以下是画报栏头上的原有说明： “上为军民均到一二军接头式的会场，×主席团安配军民所站的位置后，进行会议的光景；下左为会议开到余兴的日程，上面有×的二军西征队队员苏联式的跳舞，配合军乐来进行，而得到满场军民的欢迎招手；下右为会议完毕后，二军西征队抛手榴弹，与一军画一邵贼本良的×象，以机关枪扫射他等的军技演习，来威胁日满匪与观望群众高举红旗欢呼胜利万岁的光景。” 在大会以后，东满和南满的党政负责人一起商讨了许多重要问题，并决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共同夺取安图县城做为抗日根据地。 这次以会师的热闹场面与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相比的话，那还是微不足道的。研究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的专家们认为：“这次会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打通了东满与南满党组织和两军的关系，消除了相互隔绝的状态，便于今后密切协同作战，并且为沟通东满、南满党组织与抗日部队联络的开端，使两军指战员认识到各自的斗争并非孤立，它们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斗争的整体的一部分。从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威信，鼓舞并增强了广大抗日战士与群众的胜利信心。” 此次会师后不久，李学忠率二军部队回师安图，一军二师则留在了蒙、桦、抚边境一带活动，杨靖宇率一军军部直属队绕道桓仁、宽甸至辑安与第一军一师会合去了。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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