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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吉海铁路沿线上的磐石，是较早有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地区之一。１９３０年８月，中共磐石县委成立；一年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成立。磐石也是日伪重点加强统治的地区，１９３２年２月，日本人在这个朝鲜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策划成立了一个“朝鲜人民会”（亦称保民会），还在那里专门设立了一个警察分署。 日本人的这些侵略行径激起了磐石人民的强烈反抗。仅在１９３２年一年内，就发生了３次大规模的反日锄奸运动。关于这三次运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在上海出版的《东北抗日游击实录》中记载着一位目击者的如下述说： “辽宁磐石县二区吉昌子一带的老百姓，因为受不了亡国奴的气，都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１９３２年就先后爆发了３次大的抗日斗争。第一次是吉昌子北郭家店３月７日反日群众大会，到会千余人，当日群众包围当地警察署，要求他们出来抗日，走狗王署长不但不应允群众要求，反而向磐石街调兵来弹压，群众坚持甚久始散。第２次是４月初旬。日本走狗曾逮捕东北岔反日群众数名，并想继续向吉昌子捕人。吉昌子北部一带的群众得到了消息，就立即动员了６００多人，准备了辣椒面子、剪子等，等走狗们带同被捕人到吉昌子北二三里地方，群众就开始行动，把辣椒面子扬到走狗眼睛上，用剪子把被捕人的绑绳剪断，走狗一看事情不好，就穿上兔子鞋，撒腿拚命跑了。群众立刻追上去，一直追了４０多里，走狗好容易跑到三道岗，遇到一个大院套烧锅（白酒制造厂），就像老鼠一般钻进院藏起来。群众进不去就把烧锅包围起来，烧锅附近的老百姓都援助追赶走狗的群众，给群众杀猪吃。双方对峙到夜里，走狗由磐石街调来骑兵才退回来。第３次群众斗争是５月间，在磐石北二区蛤蚂河子（吉海路沿线）地方开农民群众抗日大会，到会５００多人，当时将日本走狗高家大院粮食等都给没收，群众每人分得高粱３升。当天群众将吉海路拆毁。” 其实，在上面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忽略了十分重要一点，那就是没有说出这三次反日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满洲省委巡视员杨林以及磐石地区共产党员孟杰民、李红光、李东光等人。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说一下孟杰民和李红光。 孟杰民，原籍辽阳，“九·一八”事变前来到磐石县细林屯。“九·一八”事变后，当时正在磐石中学读书的他和他的同学初向臣等一起毅然投身到了反日斗争的洪流中去。孟杰民的一大特长就是善讲，能说服人。１９４２年抗联一路军的负责同志回忆起他时说他“能说能干……，又有相当的外交手段，无论是群众，还是抗日部队，听了他的讲话无不赞扬叹服”。磐石县委为了贯彻省委关于“加强伪军中哗变工作”的指示，专门派他到驻伊通营城子的伪军第５旅第１３团７连去做工作。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这个连的伪军在四五月间打死了他们的连长，宣布抗日。虽然后来跟孟杰民过来的士兵不多，许多人不愿意站到共产党的旗下，但他们却送过来２０多支枪。 李红光，又名李弘海。朝鲜京畿道龙任郡人。１９２６年迁居中国吉林伊通县。据后来有关他的传记文章介绍说，他“天资聪颖，好学不倦。在乡里只读一年小学，虽然汉话说得并不太流利，但汉字写得很好，能诵读一般的文件和写作文章。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李红光的特点就是胆大心细，也特别仗义。《东北抗日烈士传》上记载的一件事就能说明这一点——“红光见政委（杨佐青）没有武器，几次把自己用过的手枪诚恳地让政委使用。杨政委都委婉谢绝，坚辞不受。红光心里很不安，整天想给政委弄支枪。一天，他冒着生命危险，独自一人去玻璃河套一个地主家缴枪。进村后，隐蔽了一天多，终于等到地主出村，他缴了一支崭新的瓦亮小手枪，赠送给政委”。他组织领导的“特务队”对保卫县委安全，特别是在打击汉奸走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务队”也因此有“打狗队”之称。 中央满洲省委对磐石地区的抗日武装建设十分重视。杨佐青（又叫杨君武、黑杨）和张振国（绰号张瞎子）就是省委为此专门派来的。１９３２年６月４日，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省委特派员杨林的主持下，一支对外号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一军第４纵队”，对内称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 的抗日队伍正式成立起来了。 游击队成立之初，还是很“火”了一阵的。据杨佐青后来回忆说：当时还做了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长条形红旗，在旗裤部位竖缀着“南满工农反日游击队”几个大字，队员们都佩戴着写有“工农反日游击队”第某大队字样的红色袖标。同时，他们还对外发布了宣言，宣布：“本军受全国反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活动于磐石县境，担任清除走狗、保护民众之责，决心驱逐一切日本强盗，收复一切失地。” 可是，由于当时执行的是“左”倾错误方针，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所以他们在与敌人战斗的同时还要与当地的一些地主武装和山林队伍打仗。再加上游击队的领导人这时还都缺乏作战经验（省委答应寄给他们一本“中国游击运动”小册子，他们一直没有收到。一本从私塾先生手里弄来的《孙子兵法》成了他们学习打仗的教材，几个领导经常一起在油灯下听孟杰民读那本已经发黄的老书），所以刚刚成立起来两个多月就不得不退出了他们的蛤蟆河子根据地。于是，队长张振国离队到省委去汇报情况，讨主意去了。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张走后，原任第２分队长的孟杰民出任代理队长一职。而这时中共磐石中心县委也感到问题严重，为了避免与其他抗日武装再次发生冲突，他们做出决定：将游击队与一支报号为“常占队”的绿林武装合并，取销原来队号，对外号称“常占”队。 当时的省委巡视员张贯一在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对此做了如下报告： “……磐石党团县委领导上的错误，偶以遭受挫折，即认为环境恶劣，无法单独活动，故在去年７月间极可耻地把自己的武器送给了一个惯匪常占，并捧他做为我们队伍的领导者，实际上不但削弱了我们的政治上的影响，党（而且）把群众抗日武装断送给胡匪之手，致（至）２月党团同志均感匪首野心勃勃另有阴谋和单独造成自己的实力，事至无奈，只得无计划地从胡匪窝里哗变出去，人数百名，大小新式武装无法存在，故采取割头换象的办法，改常占胡匪名义为五洋胡匪名义相号召，行动上不过到处与胡子头很和平地会晤而已，由桦甸直走东满，万一环境再恶劣时，以便避难苏联。但到桦甸和永吉交界一带，因种种困难无法东渡，一般同志大半悲观、消极，感觉没有出路，当时一般下层同志多半主张我们的队伍是磐石党领导之下的应回磐石去干，另一部分同志主张乘机东渡，两方面相争不已，全体又感到无法东渡，只得静候省委前来解决。” 磐石的游击队在等着省委前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想让省委给他们派个能人来。省委没有让他们失望，这次果然给他们派来一个了不起的大能人，这个人就是起草上述那份报告的张贯一，也就是日后被日本人称为“山林之王”的杨靖宇。 当时，杨靖宇是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省军委代理书记。省委派他到南满来的任务很明确，目标定得也很高——整顿磐石、海龙的党组织和游击队，为发展“３０倍武装而斗争”，迅速建立红军３２军第１师，“以磐石为根据地创立磐石的新苏区”。 杨靖宇是１９３２年１１月份的时候化装成一个商人（杨靖宇的名字也是从这时开始起用的）从哈尔滨出发的，那时还不知道南满游击队已经离开了常占队，因此他一到南满最先找到了常占。 正在为游击队独立出动感到生气的常占，一听说共产党的人又来了，马上下令：把来人扣起来！ 像常占这样当胡子头的人下令扣人意味着什么？不用说，谁也都能知道。一般的人遇到这种事非吓得尿裤子不可。但杨靖宇没有怕，他可是见过世面的人。早年在河南确山老家上学的时候，校长因他出面制止兵差乱抓人，而要开除他，他没有怕；１９２７年身为确山县农民协会会长的他，面对包围确山县城的国民党军队，他没有怕；１９２９年在担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被捕时，面对日本人的种种酷刑，他也没有怕，反而对审问他的中国法官说：“中国政府不能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丧权辱国，为虎作伥，做敌人鹰犬，纵任日寇在中国土地上横行蹂躏，耻做中国人…… 被常占扣起来的杨靖宇不但没有被他们所吓倒，而且通过对其晓以民族大义，使常占最终心服口服地把他放了。从常占队里出来后，杨靖宇又费了不少周折才到达游击队的驻地——桦甸县蜜蜂顶子。 １９８０年，当年给杨靖宇当过警卫员的王传圣（时任哈尔滨市木材公司副经理）、黄生发（时任吉林省二轻局副局长）在抗联老战士座谈会上说：杨靖宇在抗联中有崇高的威望。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谦虚谨慎。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杨靖宇骂过人，就是在最气愤的时候批评同志，他只说一句“岂有此理！” 从这件小事，我们不难看出，杨靖宇和许多杰出人物一样，是那种个人修养很好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人。这种神奇的魅力为他开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据当年的老游队员松五回忆说：“１１月间，杨靖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来到我们队伍下。初次见他，就感觉他是个庄严的政治家，他的态度沉静，待人接物和蔼可亲，观察事物又敏锐，因此大家都爱戴杨靖宇。” 杨靖宇来到蜜蜂顶子的时候，也正是游击队里思想最为混乱之际。他到来后的当务之急就是稳定人心，说服那些想东渡的人改变主意，把队伍拉回去。 杨靖宇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开了不知多少次的大会、小会。他先给党员们开会，传达贯彻省委指示；然后又深入部队找战士谈心……，在一次深夜召开的党小组会议上，杨靖宇指着那盏快要燃尽的油灯说：“同志们，你们看，这盏灯没有碗就盛不住油，光有碗没有油，灯就点不着。咱们磐石游击队是磐石人民的子弟兵，在那里土生土长，还不是这样吗？没有根据地就像没有家。为什么要做没油的灯芯呢？” 杨靖宇的劲没有白费，通过整顿和教育，游击队取消了“五洋”报号，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２军南满支队”（孟杰民为队长，初向臣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并在１９３３年初以崭新的阵容踏上了回故乡——玻璃河套红石砬山一带的根据地之路。而完成了整顿任务的杨靖宇也离开了磐石，到海龙去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７军海龙游击队”。 可是，就在杨靖宇走后不久，游击队里就出事了。那是１９３３年１月，有一个名叫张博卿的地主找到了孟杰民，在对他说了一通什么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之类的恭维话之后，一本正经地提出请他到伊通去收编那里的地主武装。孟杰民一听，认为这是件好事，便跟张一起去了。但他一到那里就被张给杀了。祸不单行，孟杰民牺牲后没几天，游击队又遭到了一个名叫高希甲的地主武装的袭击，这次损失更大，不但政委初向臣和继任总队长王兆兰牺牲了，而且不少队员被打散而离队了。就在这支队伍眼看就要彻底散了的时候，团省委巡视员刘过风赶到了这里，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好歹算是把这支队伍保留了下来，但毕竟还是伤了元气。 磐石的情况引起了省委的注意。省委领导认为，既然磐石那边离不开杨靖宇，那就叫他到那里去组织重建游击队。于是，杨靖宇正式来到了磐石，省委任命他为这支游击队政委。 杨靖宇的到来，不但使游击队很快得以重建，而且使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扩大到了周围的伊通、桦甸、双阳等地。然而，这样一来也带来了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结果——日伪方面的恐慌和继而进行的“围剿”。 要说中共满洲省委在北满地区建立的抗日武装，首先得从张甲洲这个人说起。 张甲洲，黑龙江巴彦县人，１９２９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他是清华大学政治系的学生。１９３２年４月初，他和几个在上大学的黑龙江老乡一起，穿上长袍马褂，化装成商人携带两支手枪，从北平来到塘沽登上海轮，到营口后又改乘火车到达哈尔滨。 张一行到达哈尔滨后，很快就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了关系。根据省委指示，张甲洲、张清林、张文藻、郑炳文４人前往张甲洲的老家巴彦县组织抗日游击队。 张甲洲的家在巴彦县北部山边的张家油坊，他家是地主，在当地小有名气，各种社会关系也比较多，这就为张提供了一个组织游击队的不错的根据地。那时候巴彦的日伪活动还不太多，张甲洲他们可以半公开地进行活动。 经过一阵还算顺利的活动，他们决定在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３日这天正式打出抗日的旗帜。 这一天正是农历的４月１８日，是每年一度的赶庙会的日子。一大清早，张家油坊来了许多人，其中有县保卫团团总王家善带来的６０多人，巴彦县中学校长孔庆尧带来的６０多人，有前后屯的自卫团长陈维新、侯振邦、米秀峰带来的６０多人，此外还有远道来的一些人，一共有２００多人。这么多的人涌进张家油坊自然挺显眼的，但不知内情的人却不觉得奇怪，因为他们知道张甲洲要在这一天结婚。不少人还不停地啧啧道：“你看看人老张家，可真有面子，儿子结婚来了这么多人帮忙。” 前来参加张家的这场“婚礼”的人们在酒足饭饱之后，便拿出了事先准备好了的枪支弹药和红袖标，打出了一面写有“东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旗帜。张把大家集合到井沿边的一块空场上，对大家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然后正式宣布了这支队伍的编制和军纪——张甲洲为指挥，王家善为副指挥，孔庆尧为参谋长，张文藻为文书兼交通，郑炳文和张清林负责搞政治工作。 最后，张号召大家“宁可抗日战死，也决不能当亡国奴！” 张甲洲这支游击队的旗帜一打出去，立即轰动了全县。伪县长程绍廉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前来镇压。这时，王家善的曾经当过省防军统带的父亲王知津和其他一些士绅出面找程求情。但好话说了一大车，才换来程绍廉一句算是给了好大面子的话： “这些人组织队伍可以，但队伍中不能有张甲洲，因为他是赤化分子。队伍里有他，我们就要打！” 王家善回来一学这话，孔、王等人便对张说，你还是出去暂避一段时间吧，避避风头，等咱们力量强大了你再回来呗。 张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但既然孔、王说出了这种话，张也就无法再和他们呆在一起了，他带着部分队伍冲了出去。等他们冲出重围后，张手下就只有１００来人了，为了解决人员的不足，张决定要收编胡子队。 张甲洲选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一支报号为“绿林好”的胡子队。他带着两个人走了３０多里路才在一个叫大烟沟的地方找到了胡子头“绿林好”（苏占山），可和这位胡子头谈了半天，“绿林好”却说啥也不同意改编，只同意和游击队“拉顺线”（联合），说好条件之后，张就把他们３０多人带到了游击队的驻地。但到了驻地后，“绿林好”他们却坚持不进屯子，而是驻在东南山里——因为他们怕被游击队给缴了械。以后这种戒心也一直没有消除。行军时，他们单走、单住；他自己的指挥部仍然叫“帐房”，还报自己的山头，不接受游击队的番号，不和游击队混编，只是打仗时联合，包打一面。其最大的变化就不抢不夺了。 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抗日，张甲洲提出：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都一律欢迎。带枪带马来，就更欢迎。这个口号确实挺有吸引力。绥化、安达、巴彦、双鸭山、庆城等地一大批爱国志士都参加进来了。张甲洲的这支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了７００多人。 人多了、枪多了，张甲洲把队伍整编为４个大队和一个模范队（以后改为少先队）及教导队。其中装备最好的（清一色的三八枪）模范队，是张甲洲重点抓的一支队伍。全队３０多人全是２０多岁的年轻人，队长金永锡是个２４岁的朝鲜族小伙子。模范队的队员们“严守纪律，主张自己铡草、自己喂马，不拿群众东西，不打骂群众，不说黑话”。把他们叫做模范队，就是让其他各队向他们学习。教导队共有２０多人，是一所流动军事学校，教官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陈海楼。此外，还成立了政治部、宣传部和娱乐部。 游击队壮大之后，便开始了攻城打窑（一般称房子或院落为窑，如果里面有枪，即为响窑）的战斗。在战斗中，张甲洲显示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智大勇。 ７月１６日，游击队在攻打龙泉镇内的“天僧泉烧锅”时，遭到了这个烧锅东家张振禄（外号张八瞎子）的手下炮勇的顽强抗击，游击队久攻不下。这时，张八瞎子在城里当警察中队长的儿子带４０多个警察正准备打过来。形势一下变得严峻起来。这时，张甲洲在全面分析了情况之后，果断下令停火，由他自己单枪匹马闯进了天僧泉烧锅，找张八瞎子谈判。 张甲洲对他说：我们游击队来打龙泉的目的，就是要枪、要子弹，扩充抗日武装。当前，在民族危亡关头，抗日救国是大事。我们是中国人，应当团结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打日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不打日本，我们打，可是我们缺少枪支弹药，你们先借给我们，等打完了日本，我们再还给你们。你看怎么样？ 张八瞎子一听这话，心想，怎么样？那就得这么样了——“借”给他们吧！可是枪太贵了，“借”了实在心疼，那就“借”给他们子弹吧。 就这样，游击队从这个烧锅里硬是“借”出了将近５０００发子弹。 然而，１０多天后，当张甲洲带队进攻一个名叫王四的大地主的“响窑”时，却遇到了麻烦。 当时，张甲洲身穿草绿色西装，肩披斗篷，骑着大马，带着５名警卫员去找王四谈判。王四说，只准张一个人进去，但没想到他刚一进门就被王四的家丁给绑起来了。接着，王四的家丁又要缴张带来的警卫员的械，警卫员们要打，张使了个眼色，警卫员便打马回到了游击队报告情况去了。 王四抓住了张甲洲后，就向程绍廉报告，请他派人来押解。程立即派出沈营长带着车马直奔王四窝堡。游击队得到情报后便摆出了围“窑”打援的架式。 当天晚上，王四一看营长一时半晌也到不了，怕游击队把张甲洲抢走，就派一名叫张兴的炮勇把张甲洲秘密押到院外一个地主的家里。但他没有想到张甲洲说服了张兴，张兴不但把人给放了，而且自己也参加了游击队。 张甲洲回到了游击队，吓坏了王四。他立即带着一家老小跑到县城里去了。张甲洲带着队伍进了王四窝堡以后，召集穷人开会，然后开仓放粮、分浮财，最后一把火烧了王四家的房子。一时间，那里的汉奸人人自危。 ７月下旬，张甲洲带领队伍向兰西镇一带进行第一次西征。一路上破土窑、攻城镇，所向无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行程千里，队伍也迅速扩大到１０００多人。 中共满洲省委时刻关注着这支迅速发展着的队伍。８月中旬，一个名叫李育才（人称“小李先生”）的人奉省委之命来到了游击队。 当时，游击队里的许多人都感到这位李育才不是一般人，因为他一来就出任了参谋长之职。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这位被他们称为“小李先生”的人，就是日后名震四海的英雄赵尚志。 赵尚志，辽宁朝阳县人。１９２５年在哈尔滨入党，这年１１月入黄埔军校学习。没等到毕业就赶上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赵尚志便退学回到了东北。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０年这段时间里，赵尚志先后在哈尔滨、双城、长春、沈阳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因此多次被捕。据不完全统计，到“九·一八”事变前的这５年时间里，他在监狱里过了２年８个月。直到“九·一八”后，党组织花钱疏通关系，才把他营救出狱。 赵尚志出狱后，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 赵尚志到任后不久，便和张甲洲一起商量攻打巴彦县城的事。 当时，巴彦县城还没有日军，但敌伪力量却很强。为了确有把握打下巴彦，他们决定联合在城外呼兰一带的原东北军的“才团”（因其团长叫才鸿）和一个报号叫“绿林好”的胡子队，一起攻打巴彦县城。 ８月１３日，他们比较顺利地攻打下了巴彦县城，但进城后才鸿一见许多人都要参加游击队，便觉得这是一个扩充自己实力的天赐良机。他自称“东北抗日第４军”，又把手下的营长提为旅长，“绿林好”也带队投了过去，摇身一变，成了苏旅长。才鸿以让张甲洲当副军长为条件，提出了吞并游击队的计划。张甲洲和赵尚志认为，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只能联合他们一起抗日，而不能附合他们。于是便带着队伍很快撤出了巴彦县城，返回到洼兴桥一带的根据地去了。 １０月底，游击队再一次与“绿林好”联合打进了东兴县城，并在城里住了下来。可是，就在进城后的第三天中午，木兰县的伪军头目孙三阎王带着各乡自卫团１０００多人打了进来。“绿林好”一见情况不妙，一枪没放，带着队伍就溜了，只有游击队依托泰东公司的大院墙孤军奋战。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损失很大，伤亡了将近５０人，赵尚志左眼下那三个月型伤疤就是这次战斗的纪念品。 敌人进攻很猛，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张甲洲和赵尚志决定：不能再拚下去了，要撤！于是，游击队员们把西大墙扒开了一个大口子，用两张大马爬犁拉着伤员，突围出去了。 东兴城里的一点挫折并没有吓倒游击队，经过短暂的整训后，他们决定进行第二次西征，准备到安达、拜泉等地，与那里的游击队会师，并计划与在西北部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和邓文部联合起来攻打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也就在这时，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再一次来到了游击队，并带来了省委的两条指示： 第一，把巴彦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６军； 第二，要求执行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打土豪、分田地。 遵照省委的这两点指示，巴彦游击队在西征前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６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第一政委，吴福海任第二政委。原来的各个大队也都改成了团。 独立师在西征的过程中，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这一下，使得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装。可是，执行这个政策以后，他们就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队。此外，部队中有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在这次西征路上，由于独立师与沿途的地主武装打了好几次仗，耽误了七八天时间，等到了离齐齐哈尔２００多里的地方时，才知道原定要与他们会合的李海青、邓文等人已经因他们没有按时到而独自进关了。 情况变了，怎么办？ 张甲洲与赵尚志商量的结果是，回师北上，奔汤原，去和那里的游击队会师！ １９３３年１月，独立师踏上了充满荆棘的回师北上之路。 当独立师来到铁力一个叫一撮毛的地方时，他们缴了索伦族山林队“索利营”的几条三八枪。这一下可惹了大麻烦了。这些索伦人装备很好，人穿皮衣，马挂铁掌（而独立师的马却没有掌，在冰雪路上直摔跤），枪带支架，个个能骑善射，加之熟悉地形，直打得独立师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上饭。这样一连打了十来天，付出了不少代价才算过了这一关。但紧接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续遭到地主武装和伪军的多次伏击，结果，独立师被打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张甲洲率余部等了４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当师部宣布要继续向汤原前进时，这些快要回到家门口的巴彦子弟们便动了回家的念头，加之这时也快过年了，所以队伍中开始不断有人开了小差。这样，他们回到巴彦根据地姜家窑时，整个独立师就只有７０多人。 只有这么几个人了，还怎么去汤原？张、赵等人不得不忍痛决定：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重整队伍。 １９３３年１月１９日，是一个最令人心碎的日子。在姜家窑屯子东头的大树下，张甲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剩下的人员，采取“磕大帮头”的形式，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们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了脸上的泪，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 “大家把枪都带回去，把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死不瞑目！” “我们大家回家以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宁死也要当精忠报国的岳飞！” 独立师解散后，赵尚志没有回家，他悄悄潜入了哈尔滨，找中共满洲省委汇报情况去了。此时，中共满洲省委的××同志也在向省委报告有关巴彦游击队的情况，报告说： “……这次队伍的失败，在整个的革命任务上是要痛惜的。但在工作的评价上讲，在整个检讨上是最可耻的惨败，主要的不是在外力的打击，唯一的还是在主观方面自己就起了病态，那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它本身就没有强的骨干，没有浓厚的政治力量来维系，就是说我们的政治号召虽然在群众面前提出来了，但没有深入到群众里头去，不但群众，就是从做领导的同志起也都摇摆不定，未能坚决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他们脑中丢开了党的伟大任务，而把张甲洲及小赵的命令当作金科玉律忠诚地执行，群众没有坚决地拥护我们的主张，原因是在于我们还没有表示更大的信心给他们，这个自然是归于我们领导的不正确了。在过去它是没有群众工作，在巴彦退出后，它也并不是有种什么很大的政治意义，不是在执行游击队的任务，是躲避着；不是进攻的，而是怕别人来打他的一种行动。虽然省委的指示信是正确的，省委明显地严重地指出许多任务，但是事情也需要很健全的人去领导与推动。在那里一般的同志都想要逃避，都表示消极，没有拿出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精神，没有拿出革命的坚决性，来接受省委的指示信，并讨论去执行这个重要的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北满苏区，拥护中央及红军武装，拥护苏联的任务。……，假如这个队伍有着坚强的无产阶级骨干，假如他有了群众工作，有了一定的游击区，在群众掩护和拥护之下能这样失败吗？它能使长期战斗的士兵跑开吗？如果党的工作开始，党内斗争起来，打击一切不正确的观念，要群众认识了党，群众在党的周围影响着，也不致于因突然的打击而走开了。但考察实际情形，我的同志小赵所给予群众是什么命令责骂，群众只说：‘李先生能干能说’，他们是从个人关系上认识他，却不是从党的方面认识他…… “……我从他（指赵尚志）整个情形上考察他的意识并不是正确的坚决的了，他在表现上、情绪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他有时烦闷，有时也悲哀，他决定什么事情不是从革命的观点上出发，他是站在张甲洲的关系上出发，他这不是偶然的，在巴彦如此，当他布置什么事情时，他就说张甲洲的意见怎样，他这时才决定事的办法，这确是放弃了党的任务。就在红旗打出以后，他也是如此，他骂别人对事情是机械式的了解，所以布置事情不是经过会议讨论，事后也不通知谁，过去常说：‘我在政治上负责任’，而由他个人意志来支配一切，……他每日在指挥部与一般人谈笑，从未到士兵中去过，虽然召集士兵谈话，可那便是上级官长对下级士兵的训话一样。他否认地主富农路线，可是当张甲洲与东兴地主富农拉拢时，他并没有推动士兵们反对或他自己反对呀。而张甲洲在巴彦与地主富农勾结的事很多呀，……他是常在指挥部住，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呀，张甲洲卖枪给地主也同意呀，张甲洲令士兵吃富农要给钱，他同意这个主张。他对群众不是以政治的影响，而是套个人感情……，他常与群众谈话，说的是国民党过去玩的一些把戏，和东北各军阀的勾心斗角，没有拿出我们的主张和办法来…… “从以上知道北满的红军第３６军江北独立师，算是昙花一现的过去了，它是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的一个产物，都是完成他们自己的革命阶段罢了，不坚决与消极动摇的情绪，充分地表现出来……。” 正在为巴彦游击队失败而感到上火的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们接到报告后，顿时怒从心头起，开会决定开除了赵尚志的党籍。 位于松花江下游的汤原县，处于伪三江省的中心地带。中共满洲省委对于那里的抗日武装建设十分重视，认为我党为了领导松花江并下游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建立党独立领导下的工农义勇军，并对于“工农义勇军必须要有政治上军事上的训练，要利用他们去宣传民众，与保护民众运动”。１９３２年春，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汤原的汤区、格区、太平川区、洼区、萝北的鸭蛋河区等都建立起了反日同盟会。总计有会员１０００多人，同时，在各地的党支部也都陆续建立起来了，着手建立游击队的条件一天天地成熟起来了。但就在这时，县委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派性斗争。党内的这些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抗日武装的建设。 为了加强对汤原工作的领导，省委在１９３２年秋天，专门派冯仲云以下江代表的身份前往汤原指导工作。 冯仲云，江苏省武进县人。１９２６年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学习，第二年入党。１９３０年后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委干事，在此期间被捕入狱。出狱后受党派遣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后到哈尔滨，以商船学院教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１９３１年５月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１９３２年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 冯仲云来汤原后，妥善处理了原有矛盾，和县委同志一同担起“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运动，建立红色游击队和红色政权的重任”。 不久，满洲省委又派来了军事干部李福。臣到汤原参加创建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工作。 成立游击队，自然就要解决枪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向全体党团员发出了捐款购枪的号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枪可是个值钱的物件，一支大枪价值约为６０００斤黄豆！可是，由于全县党团员、反日同盟会员积极响应县委号召，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硬是弄到了２０多支枪。别看这些枪很不起眼（有铁公鸡、别拉弹、套筒枪、驳壳枪等），但这毕竟是成立游击队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呀！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一支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３３军汤原民众反日游击中队”的武装便在汤原县城北一个叫半截河的地方正式成立了。李福臣任队长、戴鸿滨等三人分别任三个小队的小队长。这支队伍是由４０名党、团员组织的，其中７名是汉族，其余都是朝鲜族的男女青年。这些人都是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爱国青年，有很高的民族觉悟，与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对抗日前途充满了信心。但是，这支队伍在他们刚刚创立后不久，就连续遭到了几次严重的打击—— １０月中旬在梧桐河遇险是他们建队后的第一次挫折。 当时，游击队在中队长李福臣的率领下前往萝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然后根据鸭蛋河区委书记李凤林的建议，又返回到梧桐河地区，准备夺取福丰稻田公司自卫团的武器。 到达梧桐河后，游击队员们都分散住到了各家各户，而把武器集中放到一个姓陈的人家的地窖里。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游击队本来是准备到这里来缴自卫团的枪的，可没想到一伙报号为“荣好”的胡子却打起他们的主意来了。就在游击队到达的当天，“荣好”带着一伙胡子突然闯进村子，他们号称要搜查鸦片，挨家挨户翻箱倒柜地搜了起来。结果，游击队那几条枪一条不落地被他们给拿走了。 为了要回这些枪，李福臣和戴鸿滨二人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去找“荣好”。 他们知道这些胡子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有几份畏惧的，于是便对“荣好”说：“我们是南京政府派来到下江来的代表，奉命到这里来创建反日武装的。请你把枪还给我们。” 老奸巨滑的“荣好”虽然搞不清李、戴二人的真实来历，不敢对他们玩横的，但也不愿意轻意把到手的枪还回来。他说：“你们说你们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可是空口无凭我怎么能信呀？请你们交出南京政府的下江代表的证件，我就把枪还给你们。” “荣好”的这招果然难住了李、戴二人，他们到哪里去弄证件呀？就这样，他们就只好带着队员们空手着回到了县委所在地——七号屯。一时间，大家都感到十分难过，有些人甚至开始悲观起来。这时，冯仲云对大家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这次我们损失是不小，但只要大家能够认真总结教训，还是能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我们自己的……” 冯仲云的话给大家又鼓足了劲，可没想到不久以后，他们又遇到了建队后的第二次挫折。 当时李福臣已经奉命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省委又派了一个被大家称为老杨的同志担任游击队长。老杨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搞到枪，而策动伪军哗变无疑是搞到枪的一个办法。 １１月２日，老杨奉汤原中心县委的命令，带领全体游击队员前往鹤岗接应一个伪军机枪连部分士兵的哗变。 当老杨带着人按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预定的地点的时候，他突然感到情况有点对不对头。因为在伪军的营房四周一切都显得那么出奇地安静，事先商定好的信号也没有出现。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让戴鸿滨爬到院墙上去看看怎么回事。可当戴刚刚爬上去探出头向里面看的时候，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射击。多亏戴鸿滨躲得快，才没有被打死。老杨一见这种情况，知道伪军士兵的哗变是泡汤了，只好带着人空着手撤回了七号屯。 汤原游击队发展不顺利的情况引起了满洲省委的重视。为了加强汤原游击队的领导力量，省委又于１９３１年１月派绰号“士兵王”的王永江来到了汤原出任游击队的党代表。王永江来后，采取了一些更为灵活的措施。为了便于和其他各种武装联合抗日，他按照江湖上的规矩，自己报号“仁合”，游击队对外也称为“仁合队”。 王永江这一招果然有效，没过多久他们就收编了分别由旧军人出身的于九江和孙玉刚带领的山林队和矿警队。但是，这些被收编过来的人都有不少为游击队所不能容忍的坏习惯。于九江是吃喝嫖赌抢样样都干，孙玉刚更是过不了游击队的艰苦生活，抽大烟抢群众东西，甚至还要带人逃走。这两个人虽经游击队党支部多次教育，但仍不思改悔，最后，王永江决定先后把他们俩给处决了。 兔死狐悲。于、孙二人被处决后，他们带进游击队的那些人便与原来的游击队员互相戒备起来。这时，一个叫“老来好”的家伙便趁机串通几个人，准备向游击队领导下手。 这年６月，游击队在从通河返回汤原路过一个叫孙臭嘴子窑的地方宿营时，“老来好”带着那几个人突然闯进了王永江和老杨的住处，杀死了王永江和支部委员裴锡哲等人，老杨也身中７弹，伤势严重。与此同时，“老来好”的那些同伙也解除了游击队的全部武装，拉走了两次被改编过来的新队员，逃往萝北方向。汤原游击队遭到了成立以来的第三次挫折，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挫折。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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