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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岁赛冬青


        安徽全寨  漆店楼房村  1947年12月31日

  风雪大别山,漫山皆白,大自然的一切都在冰封雪盖之中。然而,那些扎根并且拥抱着大山的冬青松柏却听到了冻土底层哗啦啦的流水声,闻到了春的气息,感受到了春的涌动。

  中共金寨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张延秋、县长王相卿、县委副书记张健三接到漆店区委书记江川的紧急通知:迅速赶到楼房村。

  在关王庙区开辟工作的第2纵队第5旅教导队政委高峰和杜炳如也接到了通知。

  穿过婉蜒崎岖的七里冲,越过陡峭险峻的余窝山,30多里的山路,两个小时就赶到了。

  刚走到村头,远远看到几位部队的同志背着松柴从山上下来。进了村,又见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便知道一定是来了正规部队。

  江川接待他们。江川原是第2纵队民运部副部长,一进大别山就被分配到皖西做地方工作。

  江川说:“有个好消息,你们猜猜。”

  “2纵过来啦?”

  “前方打了胜仗?”

  江川都摇头。

  杜炳如猜得犯急:“你这没头儿的文章,哪个能猜得着?就直说吧。”

  江川这才笑着说:“邓政委和前指的几位首长来了,邀你们谈谈。”

  众人一愣,竟都不相信。

  几个月来脱离主力,分散在大别山南北开展工作,敌来我往,动荡不安,不要说见野战军首长,连瞅到正规部队的影子都高兴得了不得。邓小平“突如其来”,而且点名要和他们谈谈,难怪县长书记们惊愕、激动不已。

  “前指”通信员领着他们绕过流经村中的小河,走进一座小院子。

  太阳已经落山,屋子里很暗。

  邓小平、李先念,还有鄂豫军区政委段君毅正围着一堆燃烧的木柴烤火。邓小平请他们也坐在火边,说:“赶了这么远的路,更冷,先暖暖。”

  警卫员点燃了两支松油柴,屋里立时光亮了。

  邓小平瘦了,胡子也很久没刮,只有那两只凹陷的眼睛和以往一样,映着火光,给人一种充满信心的感染力。

  屋子里很冷。火堆燃得不旺,冒起的烟却十分呛人。

  李先念低下头,一边吹,一边咳嗽。邓小平也用一本书扇火。

  柴太湿了。

  江川对杜炳如耳语:“这些柴是首长刚刚从山上打来的。”

  杜炳如这才想起进村时看到从山上背柴下来的人,原来是首长们。这么寒冷的天气,邓小平他们都只穿着薄薄的粗布棉袄,相形之一下,杜炳如倒比他们穿得厚实多了。杜炳如心里不是滋味儿。王相卿县长大概也不好意思,杜炳如见他总是把身上那件破皮大衣下角露出的羊毛往里掖,动动身子又露出来,就再往里掖。

  火总算燃得旺一些,屋里稍暖。

  邓小平手拍着手上的炭灰,说:“我们从这里路过,顺便找大家谈谈。先听你们讲,到大别山后给群众做了哪些好事,这里的群众发动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说。”

  县长县委书记们汇报了金寨各区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消匪反霸打小保队的情况。他们还特别提到在分田、分浮财、打土豪的土改过程中出现了过“左”现象,现在已经遵照刘邓和中原局的指示予以纠偏。

  火越烧越旺。李先念把双手拢在火堆上方,来回翻巴掌,然后攥住杜炳如的手,说:“看看,你的手这么凉,都快成冰砣了。你们一干得很好、群众发动起来了,根据地坚持住了。蒋介石、白崇禧拿我们没有办法;邓政委,这下我可有本钱对房东大娘说硬话了。”

  杜炳如的手一直被李先念攥着,真的感觉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听李先念说起“房东”、“硬话”,他不明白,便问道:“李副司令员,房东大娘怎么啦?”

  邓小平笑道:“那天在宣化店,先念同志住在他的老房东家。那是新四军5师突围前的一位群众骨干。房东大娘见到他,泪先流出来,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回进大别山,你们还走不走?’先念同志怎样回答?他说:‘大娘啊,这次我们再走,你就打我李先念的屁股!’瞧,你们多么了不起,你们保住了先念同志的屁股。”

  大家哄地笑了。

  邓小平义把火拨旺了些,收住笑,说道:“我们已经粉碎了国民党大规模的‘围剿’,在大别山站住了。前一段,白崇禧有33个旅‘围剿’大别山,二陈一打平汉线,他不得不抽去13个旅。现在还有20个旅背在我们身上。我们艰苦一些,在大别山多背它几个旅,二陈和刘司令员他们在外线就能多歼灭一些敌人,这个帐是合算的。我想,倘若今后战略需要,再抽出一些主力部队去外线作战。这对你们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压力更大了。你们说说,再减主力,你们能不能挺住?”

  杜炳如他们都说:困难会多一些,但能坚持。

  “好!承认困难,不怕困难,战胜困难,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格。我心里有底了。”邓小平转话头,说:“找大家来,除了谈这些,还有件事。今天晚上,新华广播电台要播送毛主席的重要文章。时间差不多了……”

  邓小平起身,到屋子的一角调试电台。

  李达背着一捆新打来的湿柴进来,正要打招呼,邓小平做了个手势,示意大家注意听。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
   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
   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197年7月至9月间,
   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
   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
   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
   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
   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
   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
   折点。这是10O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
   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
   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听完广播已经夜半,邓小平问警卫员:“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警卫员说:“有几块糠饼子,还有一小包葵花籽。”

  邓小平:“好,全部拿来,再多倒些开水。”

  警卫员摆上糠饼和葵花籽,又给在座的每个人倒了一杯白开水。

  邓小平笑容满面,举起手中的杯子:

  “有吃有喝还有菜,很丰盛嘛。让我们为毛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新的一年干杯!”

  窗外透出曦光。

  雄鸡引吭。

  这是1948年的第一个黎明。

          陕北米脂  杨家沟  1948年1月7日

  陈毅一路风尘,紧赶慢赶,来到杨家沟的时候,毛泽东主持的“十二月会议”已经结束一个多星期了。

  中央办公厅安排陈毅住在小招待所,紧靠毛泽东、周恩来的住处。

  这里是杨家沟的至高点,沿一段吊桥式的窄路,迎面是一座油漆彩画的高大门楼。院子宽敞,青砖铺地,一所“洋楼”飞檐彩壁、富丽堂皇,门前还有漂亮的凉台。走进“楼”里才能发现外面只是一层玻璃走廊,里面也是一孔孔的窑洞。建筑这所“洋楼”的地主老财确实挖空了心思。

  毛泽东把“十二月会议”的全部文件和记录送给陈毅看,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所做的报告《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晚间,中央办公厅为陈毅“接风洗尘”,特地通过贺龙的部队从黄河东边搞来了鱼,还端上了毛泽东一直没舍得吃的腊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全部出席坐陪。

  陈毅走到席前,突然大声笑道:“哈,这里是‘王八蛋席’啊,没有一个贫雇农!”

  毛、周、任、彭、贺瞠目愕然。

  陈毅亦觉出言唐突,却依旧大大咧咧:“诸位且莫惊慌,这是我陈毅陕北此行,一路上学的‘新名词’,容我慢慢道来。”

  陈毅是个有话便说、不吐不快的人。他这次过雁门关,眼见有的地方土改过左,不仅乱杀地主、富农,连中农有的也不放过,整党更是搞成了“唯成份论”,把几个县政府都解散了,县长书记也被押起来批斗,以致领导瘫痪,弄得整个县吃不上饭。

  晋察冀的一个机关干部自以为查整后可以掌权了,便说:现在要土改,我们边区的政府就是藏污纳垢的军阀地主集团,应该来一个扫荡。于是通知边区政府上下300人开大会,宣布“三查三整”,搞贫农当权。成立主席团时,选出了一个伙夫、一个马夫、一个奶妈。那些部长、厅长、科长都傻了眼。会场里贴着喷农席”、“雇农席”、“王八蛋席”,人会场时各归其位。有些人既非贫农,又非雇农。无处落座。主席团就判:要整党,要革命,就是要革你们的命!勒令他们去坐“王八蛋席”。结果当奶妈的不带孩子了,反过来说:给我弄饭吃,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我是人民!伙夫也不做饭了,说该厅长伺候他了。马夫也不喂马了,欢天喜地称这是彻底翻身……

  陈毅心中充满疑虑。来到杨家沟,读了毛泽东的报告,心胸顿感豁亮,这才将积郁多时的话倾吐出来。

  本来是欢迎的宴席,却开了这么个头。

  毛泽东说:“陈毅同志不错。此行做了一回新闻记者。这些情况,中央已经有所掌握,正准备开会纠正。好,菜要凉了,咱们开始吧。哪个先讲几句?”

  周恩来:“当然应该主席先讲,主席做的东嘛。”

  毛泽东:“我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如何做得起东家?”

  周恩来指着饭桌上的腊肉:“这盘腊肉主席上月26日过生日都不舍得吃,现在招待了陈老总,不算做东吗?”

  毛泽东举起酒杯:“既如此,我就先讲几句。”

  众人随即举起酒杯。

  毛泽东环视众人,脸上的笑容倏然消逝。陈毅的开场白依然索绕在他的心中,他沧然放下酒杯:

  “哦……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多灾多难,我们的党……命苦啊!”

  周、任、彭、贺、陈也缓缓放下酒杯。

  毛泽东示意大家坐下,说:“1921年,我们本是一个小党,逐渐发展,却一次一次失败。大革命本来可以胜利,结果出了右倾机会主义,弄得男的去当和尚,女的去当尼姑,上山打游击。辛辛苦苦搞起一个红军,又来了一个王明、立三路线。再没有比共产党更革命的了,反对一切,一直到‘蛮干’地区,没有人烟的地方。那里已经没有‘命’给你革了,只有草木、石头,连猪牛也没有。一个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几乎全军覆没。还不行,张国焘又搞分裂,几乎把党断送。一直到陕北,真是苦得很。”

  毛泽东稍停,说:“今天本来是给陈毅同志‘接风’。话起了头,就说下去。边吃边说。”

  又道:

  “失败的教训在哪里?国民党、蒋介石、帝国主义搞不赢我们,而我们内部的机会主义却会把自己搞垮。尤其是‘左’,打倒一切,结果自己造成一个钳子,把工农红军和苏区死死地困到一个山上。实际上,蒋介石的‘围剿’并不厉害,因为我们实行了错误政策,蒋介石就很厉害了。因为你共产党自己给自己造‘囚笼’嘛。

  “抗战时期,有所改变。我们的党聪明了,避免了内战时的‘左’,北伐时期的右。这样我们的朋友一天多于一天。这就壮大起来,日益肥胖起来,不再是瘦子了。有很多女同志给我们做老婆。如果没有政策,还娶不到老婆。如果那时搞‘三查三整’,恐怕就没有人来了。所以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解决了。

  “解决了,我还是担心。中央发了文件,我们有些同志不看,看了不用心研究。中央反对无政府无纪律,他就来个无纪律无政府;中央提出没收官僚资本,他就见钱就打;抗战时,中央不准打土豪,他就发明了打汉奸,现在又是打官僚资本。还是有点天才——歪曲党的政策,达到他个人私图,假公济私。

  “我们这个党啊,只要革命一顺利,事情一好办,就自高自大,容易犯‘左’。共产党大不得,一大就要搞小。可共产党有一种本领,一搞小就加紧团结,兢兢业业,就又能大。搞大又搞小,问题是在胜利的环境下,容易骄傲,排斥一切。这就是当前需要我们警惕的,为什么要反‘左’的道理。陈毅同志,你讲是不是这个道理?”

  陈毅听了毛泽东如此动情的话,过雁门关时结在心里的冰雪全然融化,说:“主席,只要做到有‘左’纠‘左’,有右反右,我们的党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曙光在前面,我们应该努力。如果刘邓在大别山没有站住脚,陈赓在豫西、你陈毅在豫皖苏没有站住脚,我不敢开这个会,我也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篇文章,不敢讲那个‘转折点’。蒋介石可以打倒,只是还要再等一年半载才能写。因为中原的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我们就可以开会,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几年内取得全国胜利。”

  陈毅:“这是中国革命大胜利前程的会议。”

  周恩来:“说得更详细一点,这是打倒蒋介石、制定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纲领的会议。主席的报告代表了全党,新中国、新社会的样子已写在这个文件里了,比《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都进了一步。要了解中央的路线、政策,必须看这篇文章。”

  毛泽东笑着说:“你看,你看,话倒讲了一大篇,菜却没有吃几口,我这个东家没做好。彭老总,听说你已经几个月没有吃到肉啦!”

  彭德怀:“陕北吃紧,连主席都把马杀了,天天吃黑豆,更不要提我彭德怀了。今天,托主席的福,沾陈毅的光,我算解馋喽。”

  彭德怀挟起一块腊肉,夸张地咀嚼。

  周恩来问:“彭老总,吃出这腊肉是怎样烧法、什么风味了吗?”

  彭德怀摇头:“我这个粗人,一不懂烧菜,二是太馋,只知道一个字——香!”

  任弼时说:“这是我们湖南名菜,香辣回锅肉。这桌菜,恩来是总策划,他亲自下厨房指导老周师傅做。还有这鱼,也是有名的湘菜,叫豆瓣鱼。”

  周恩来:“我可不敢贪天之功啊。如果不是贺龙同志搞来鱼,我只能请大家吃豆瓣儿。主席,你尝尝,有没有家乡风味?”

  毛泽东执起筷子:“贺龙同志送的鱼,我是非吃不可。前一时期,其它战场打得轰轰烈烈,唯独冷落了晋绥。贺老总,我有些对你不起呀。”

  贺龙忙道:“主席可不能这样讲。把我放在晋绥,做陕北的后盾,这是看得起我贺龙。”

  毛泽东有滋有味地品尝豆瓣鱼,说:“好鲜啊!这是贺龙同志的功劳。如果没有贺龙,我毛泽东也不敢对胡宗南讲大话,更不可能至今仍留在陕北。”

  谈兴正浓,索性撤下碗筷,继续谈。

  ‘毛泽东说:“从1946年7月到1947年7月,一年内我们消灭了敌人112万。1947年7月到年底,半年又消灭了70万。军事上的胜利可以决定国共两党的胜负,党内党外对此都不再怀疑,连蒋介石和美国在军事上也失去了信心。他们的失败无可挽救了嘛。”

  陈毅说:“现在蒋介石是世界上打败仗第一名,就像山东人讲的,‘孔夫子搬家——净书(输)’!”

  毛泽东被陈毅模仿的山东话逗笑了:

  “看来,你陈毅没有在山东白蹲,说话已经有大葱味儿了。是呀,经过一年又半的战争,战场已经明朗化,全国人心完全转到我们这边了,站在我们这边反对蒋介石。民心向我,民心反蒋,这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主要条件。

  “抗战结束初期,许多人对蒋介石抱幻想,以为蒋介石可以给人民和平,甚至怀疑共产党。可是经过一年半的战争,人民对共产党的怀疑消除了,看清了老蒋的面目,看清了双方的力量对比。蒋介石没有打一个胜仗嘛。而解放军一直在打胜仗。天下大势所趋,蒋介石非亡不可,共产党非胜不可。

  “我们在河北、东北、察哈尔等解放区消灭地主阶级,分土地,可是平津、南京、上海、开封等大城市的学生不造我们的反。有些同志怀疑:这些土豪劣绅的孩子难道不反对我们吗?恰恰相反,他们反对蒋介石。怪乎哉?不怪也。大势所趋,历史之必然也。”

  周恩来插话道:“还应该看到一点,倘使没有去年7、8、9三个月的战略进攻,大好的形势不会来得这么快,伟大的转折也难以实现。”

  毛泽东:“所以,人民解放军最大的胜利是去年转人进攻,扭转了全国战局,这是战略的胜利。同战略相比,缴获多少这是战役问题、战术问题。自然,我们党若不能缴获、俘虏大批敌人、马匹、武器;便不能壮大自己。可是,如果死盯着这一点,就以为满足,不去解决战略问题,也是要失败的。项羽72仗,仗仗无不胜,每仗俘虏人家的兵,最后一仗失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楚霸王没有战略指导。他把他的大兵团摆在荣阳,与汉高祖对立,牛抵角,打得汉高祖没有办法。可汉高祖比项羽厉害,他收复山东、邯郸、山西,打到济南、临淄。韩信一南下,项羽的屁股徐州没有保险,杞县垓下一仗大败,全军覆没,落得项羽乌江刎颈自杀。蒋介石哩,恐怕连这点也没有。”

  陈毅:“主席讲的战略问题,我有体会。举个例子吧,华野有的战士问我:‘究竟哪一年能胜利啊?消灭了一个25师,还有一个25师,消灭了一个30师,又有一个30师,什么时候是个完?’现在清楚了,战略一转变,胜利就到了。”

  毛泽东说:

  “什么是战略?首先是吃饭问题。战争在哪里打?把战争引到什么方向?上百万的军队要吃饭、屙屎、洗澡、睡门板,这样一个巨大的不可避免的消费放到敌人区域,敌人就受不了。如果这一战争重负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受不了。”

  “蒋介石不是不懂战略的,多少懂一点。蒋介石的方针是无论如何要把战争打在我们的解放区。他要保证吃饭,抓壮丁,搞鹿砦,也想让这一切都出在我们解放区。他力争他的蒋管区不受战争影响,或是受得很少,这样支持三五年,则不愁共产党不垮。小米没有了,壮了没有了,党性再强也要受影响,只能再去打游击。

  “你也可以抓俘虏,抓得多多的,可是俘虏也要吃。他们过来的第一天,马上要解决伙食问题。我们100多万军队,蒋介石二三百万军队,一起堆到解放区,吃他三年五载,双方五六百万人,光屙屎一天也要后五六百万堆……嘿嘿,刚吃过饭讲这个,有伤风雅。”

  任弼时说:“战略上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喝拉撒,就不是战略家。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人讲过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考虑到了。”

  周恩来:“所以,去年我们这一进攻是带有决定性的胜利。把蒋介石的战略方针破坏了,把战争包袱放在蒋委员长的头上了。打个比方,战争是一个皮球,他踢过来,我踢过去,最后破门成功。”

  贺龙:“主席的战略,我们理解是用敌人的骨头熬油,再把它放在油锅里炸死。”

  毛泽东对这些比喻很感兴趣,说:“打球也好,熬油也好,就是把战争引到国民党区域。回想当初,陕北已无法支持。只剩下gO万人口的陕北,要支持18万军队的粮食、草料、鞋子、棉衣、担架,还要招待俘虏。晋绥也只有200万人口,与陕北合计不过300万人口,没有办法支持这一负担。所以,我们去年8月再不进攻,西北首先要垮台,西北野战军也必将被逼过黄河。那时我毛泽东就是再要坚持也没有法子。不是敌人厉害,而是我们没得吃。”

  陈毅递给毛泽东一支烟,让他续上,说:“主席,你讲道理简单,我们可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才转过弯子。那时在黄河边上,中央连电连催,我们要求在惠民停留三天,做做准备也不准,真是火烧屁股哟。”

  毛泽东笑笑:

  “何止你们,中央当时也非常谨慎。去年8月中央讲‘反攻’,不讲‘进攻”,反攻的意思是反到什么地方不一定,‘反不过去再回来。直到11月。大别山的部队统统解决了棉衣问题,刘邓一个电报,大别山巩固了,我们才说:可以叫进攻。不是自卫战争了,而是人民解放战争,人民革命战争的进攻。反攻是带自卫性质的,人家打进解放区,你‘反’出去,进攻就不再有限度了,一直进到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的话使在场的人为之一振。“反攻”与“进攻”,一字之差,个中却有如此不同的含义。回想当初制定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讨论,不也是如此吗?当时有人主张把“我必犯人”改为“我必自卫”,毛泽东说:不,一定要“犯人”!一个字,体现了毛泽东的不凡。

  陈毅由衷地说:“主席,听君一席言,胜读10年书,真是茅塞顿开啊!当时,对战略转变,我们华野,部分同志还有疑问,干脆直说,叫想不通吧。觉得不理解,怎么过黄河这个问题比妈妈死了还重要?一个同志跑来对我说:‘最近这种搞法,刘邓到大别山要倒霉,现在把我们也送去,这一定要受到惩罚!’我和那个同志谈到天亮,他还是半信半疑,临走时丢下一句:‘你信你的,我信我的,让历史作证吧。’我很理解他的心情。他最大的顾虑是:这么强的主力,不放在内线歼敌,而派到外线跑反吃苦,今后的仗怎么打?他也是一片好心。”

  毛泽东微微笑着:“好心不等于就能办成好事呢。不错,刘邓是主力部队,你华野也是主力部队。什么叫主力部队?主力部队就是要吃苦。挺进中原当然是主力的事,不能派二、三等的部队。如果主力跑去受困难都受不住,二、三等的队伍一去就完了。先念同志在中央会议上也反映:有些同志说,拿这样好的部队去拖,太可惜!但中央是狠下一条心,就是要你们拖。你们拖还能拖出来,别人拖就垮台了。我想,那些好心的同志现在大概可以想通了。”

  陈毅:“想通了。有的同志说:毛主席和蒋介石打仗,是黄河为界,举手不悔。还有的同志说:就像关公战黄忠,关公退两步来个拖刀之计,把黄忠活捉了;蒋介石是中了毛主席的拖刀之计。我们一下子进到中原,捅进蒋介石的胸膛。”

  毛泽东开怀大笑:“大别山离南京很近,大别山放一枪,南京都要摇一摇。蒋介石不是要把我们赶进沙漠吗?那好,我们就来个针锋相对,把他赶下大海!”

  毛、周、任、彭、贺、陈谈战局、讲战略无止无尽。

  警卫团的战士后来回忆:那次迎接陈毅,小饭厅的灯亮了半宿。

  l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一月中央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定,即《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入

  即便是这样高级别的会议,有一个极端机密的战略问题也没有拿到会议上。讨论的范围仅限于几个直接有关的决策者和执行者。

  毛泽东对陈毅谈了。

  这是一个魂系战略全局而又应由陈毅和粟裕全力承担的大问题——向江南做战略跃进,继大别山跃进之后第二次跃进!

  这并非毛泽东的突发奇想,“两个跃进”是他的一个构思整体。

  此前陈毅已得到毛泽东电示:“8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陈毅亦在复电中屡次报告:“今年到一定时期,我们组织强大的兵团渡江作战。”

  新的战略跃进需要陈毅、粟裕承担。

  伟大的战略远景展现在陈毅面前。

  安徽临泉河南新县1948年2月1日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前指”、“后指”分开已经52天。

  将近两个月,刘邓分手而他们的名字却没有分开,无论是发给中央的,还是各大战区的电报,仍和以往一样签署着密不可分的“刘邓”二字。

  第2纵队在掩护第10纵队西去桐柏之后,为了向外拖散敌人,自光山、罗山一带挥师东进,直趋潢川、固始,吸引已南下进入“前指”所在的新县、商城地区之敌第48、58师匆忙回救。待两敌行将逼近时,第2纵队又自固始分路插向皖西,歼敌第46师一部,迫敌继续东调。进入1948年1月,陈再道再次利用敌人欲寻刘邓主力决战的心理,率部忽东忽西,将敌第10、11师等部一直牵至淮河以北,尔后又突然渡河折回淮南,再次收复光山,并在商城洪店子地区予敌第11师以重创。如是,拉着敌人走了一个圆圈。

  与第2纵队行动同时,分驻皖西太湖、霍山等地的第3纵队也在陈锡联的率领下,大踏步向鄂东方向转移,拖住敌数个主力师在麻城、新县、黄安、商城、演川、固始地区,先后三次摆脱敌第7、28、48、58、46师等部的大合击,连续战斗行军18天,行程千余里,完成了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散的艰巨任务。

  第6纵队在敌“清剿”开始后,部队分散以旅、团为单位活动。纵队副政委鲍志先带领第16旅活动于罗田、英山、麻城等中心地区,清除土顽,掩护根据地工作;纵队政委杜义德和副司令员韦杰则率主力辗转于鄂东,调动和分散敌人,并在运动中战宋埠,袭广济,打黄肢,直逼拱卫武汉大本营的黄(陂)、麻(城)防线,迫敌疲于奔命。

  杨勇率领的第1纵队在刘伯承的亲自指挥下过淮河、汝河,攻下汝南,又配合陈粟、陈谢集团完成了平汉战役,迅速协同豫皖苏区开辟了息县、临泉、项城、上蔡、正阳等10余个县的地方工作,建立了豫皖苏军区第4分区,填补了淮西地区空白,使豫皖苏和大别山连成一片。与此同时,第10、12纵队开辟的江汉、桐柏根据地也已巩固,使汉水和淮河继黄河之后逐步变为解放区的内河,为日后大规模展开的中原作战创造了自然地理和人力物力的条件。

  假若把所有这些战事都清晰地标在地图上,将会惊异地发现:刘伯承和邓小平,一个“前指”一个“后指”,似有一根无形的魂线紧系着他们,方圆数百里遍地开花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形“分”神不分的实证。

  刘伯承昨晚离开临泉县张庄,行程60里到达韦楼。此时,敌人主力已北渡淮河,企图再次“围剿”,其便衣特务已接近野战军司令部的后卫部队。

  刘伯承本来有一匹马,但天色漆黑,崎岖不平的小路又覆着积雪,那马一步一个趔趄,刘伯承只好下马与战士们一起在雪地里跋涉。警卫员几次抬来担架,都被他拒绝了。

  天色微明,刘伯承立即指示架电台。

  自从和邓小平分手后,刘伯承竟把他多年的习惯改了:每日的第一件事不再是问天气、问敌情、看地图;无论行军新到一地,还是清晨起来,头一句话便问:“邓政委在哪里?”“他的周围有多少敌人?”“我们部队离他多远?”有时电台难以沟通,他就亲自守在电报机旁。一旦收报机传出大别山的信号,他便俯身凝神细听。

  在韦楼的“后指”和在新县的“前指”电台沟通。

  参谋向刘伯承报告:“邓政委现正在电报机旁。”

  “好。赶快告诉邓政委‘后指’所在位置,然后报告我们掌握的敌情。”

  经过整夜的行军,刘伯承还没有倦意。他在屋外站了几分钟,一任寒风拂面。又转回来,说:“最后,问邓政委好。”

  同一时刻。新县境内。“前指”。

  邓小平守在电报机前。发报员敲发出了最后一组密码。邓小平说:“告诉司令员:我好。问候司令员。”

  窗外已是霞光满天。

  邓小平是前天进入新县县境的。他要在这里为鄂豫二地委作个形势报告。

  快到春节了,村子里已经有了过年味儿,不少人家在杀猪宰羊蒸年糕,贴上红红的对联和门神。

  一户人家的对联引起了邓小平的兴趣,他驻足看了几遍,忍不住笑了。

  对联左右对仗:大别山纵横南北,蒋介石不识东西。

  横批:红军必胜。

  邓小平自语道:“‘识’与‘是’,这个谐音很有意思。”

  前面有一个水塘,一群战士正踩水车往外抽水,有几个人还用脸盆淘。水塘里的水已经基本抽干,一条条鱼在淤泥浅水中蹦蹦跳跳。

  邓小平停下来问:“这个水塘是谁家的?”

  战士们干得正欢,头也没抬:是口荒塘,没主。

  邓小平又问:“那么,打下的鱼准备怎么办?”

  一个战士抬头见是邓小平,慌忙招呼大家停下,说:“报告政委,这确是荒塘。我们问过,都荒废很长时间了。快到春节,我们……我们想改善一下伙食。”

  邓小平:“查清了就好。自力更生,准备年货,这也很好。但你们想过竭池而鱼有什么后果吗?”

  战士们都摇头。

  邓小平说:“过了春节,群众就要开始春耕了。大别山上的每一滴水都很宝贵。请你们捉完鱼,再把水塘蓄满,留给老乡种田时用。”

  战士们都说:保证把水池蓄满。

  走过荒塘,就到了临时会场。

  参加会议的人已经到齐。

  邓小平笑道:“同志们都很辛苦。春节快到了,我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会场响起掌声。

  邓小平接道:

  “咱们中国老百姓过节都讲个吉利。我今天就是来讲‘吉利话’来的。有同志问,我们反攻究竟取得了多大胜利?毛主席说了,自反攻以来,歼敌69万。这数字一点也不夸大。加上12月歼灭11万,总计80万。自进到大别山以后,9月至12月,我们并未大打,也打掉了敌人五个旅,歼敌5万,比自卫战争第一年战果大。中央分配作战任务,第二年再消灭敌人96个旅,每月分配我们两个旅,我们算是完成了任务。陈粟、陈谢、东北的战果就更大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前进了1000里,开创了三大解放区,人口多了4500万,建立了各级政权和军区组织。大别山敌情最严重,而我们不仅战略展开了,战术也展开了,我们已经在新解放区站住了脚!”

  邓小平分析全国战局,揭示敌人在战略上的致命弱点,最后做了结论:

  “我们要看到两点:一,基本的——敌人是防御的;二,敌人是攻势防御,以进攻达到防御。我们把它叫作垂死挣扎。垂死是基本的。不看到这一点,便不了解反攻的胜利。挣扎是另一面,不看到这一点,会松懈、麻痹,丧失斗志。总之,胜利不是遥远的2”

  2月7日,中央军委电请刘邓率指挥部和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设立南线指挥中心,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集团,展开中原作战。

  2月9日,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为对付敌人的残酷扫荡,并部署主力转移后的工作,野战军主力须留大别山再与敌打一个“圈子”。

  2月22日,邓小平接见鄂豫区领导人,部署主力转出后的工作,要求做好对付敌人残酷“清剿”的准备。之后,中原局发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在野战军主力转出后,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应以更广泛、更积极的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战略阵地。

  至此,大别山主力转出以及内线坚持的全部准备工作完妥,新的战略远景即将变成辉煌的现实。

  不难设想,野战军主力转至中原作战之后,大别山区面临的将是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此时,无论是谁也不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大别山的战略阵地在皖西、鄂豫、江汉、桐柏军区和地方群众的坚持下是巩固的,共产党不会像过去那样丢下根据地,共产党人在这里扎稳的脚跟再也不会动摇了!

  因为,幼稚和苦难的时代已经和正在过去。

          安徽临泉  韦寨  1948年2月24日

  元宵节。

  黄昏过后,天边明月高挂,地上灯火通明,连早春的晚风都带着扑面不寒的暖意。一年明月从头圆,在这传统的团圆之日,村村户户一片喜庆气氛。

  “后指”早上离开张大庄,经沈邱、李桥,行程80里,天黑后抵达韦寨。

  杨国宇想方设法弄到一些糯米粉,还有一包白糖,发动干部战士包元宵。他一面张罗,一面宣布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惊喜的消自:

  “面要省着点用,一定要包够数,每人两只,一只不能少。啥道理?一只代表‘后指’,一只代表‘前指’,吃到肚里,代表‘前指’、‘后指’大团圆喽!”

  今晚,邓小平将率领“前指”到达韦寨,与“后指”会师,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下子传开了。

  刘伯承早已等候在韦寨村外的野地里,他的身后是两排长长的欢迎队伍。刘伯承在踱步,眼睛始终盯着前方。75个日日夜夜虽不算漫长,但这毕竟是刘伯承和邓小平最久的一次分别。

  “邓政委来啦!”一个战士喊起来。

  夜色中,马蹄嗒嗒,搅碎了冬日的清冽。

  刘伯承看不清,向前走几步,停下,突然大步。

  邓小平远远地跳下马,朝刘伯承奔来。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语言显得多余。军人、统帅的重逢,两双紧握的手包容了全部的情感。时间在这巨掌相握的一瞬间凝固了。

  良久,邓小平望着刘伯承满脸的皱纹和银白的发丝,沉甸甸地说:“司令员,你的白发又多了。”

  刘伯承也在上上下下打量着邓小平:“邓政委,你……瘦了。”

  邓小平微笑:“总而言之,我们都还活着,这就是蒋介石最头疼的问题。”

  刘伯承开怀大笑:“记得进大别山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刘伯承还不想死,我还要睁着一只眼睛,试看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如今,离这一天不远了。”

  10里夹道欢迎的队伍响起一阵接一阵的掌声。

  从大别山转出的部队泪水洗面。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如果不是他们依旧雄赳赳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这已经难以称之为“部队”了。自制的棉衣裂开一道道口子,露出带着棉籽的紫花;草灰、树汁染成的棉布早已褪色,现出红的、绿的、花的“原形”……衣衫褴楼,面容。憔悴,乱发蓬散,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

  笔者翻阅了有关资料,上面记载着这样的数字——

  进大别山前,即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

   第1纵队33357人;
   第2纵队31000人;
   第3纵队26468人;
   第6纵队26322人;
   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
   总计南下124147人。

  坚持大别山斗争时的1947年11月29日,野战军司令部向军委汇报实力统计;

   第1纵队23000人;
   第2纵队19000人;
   第3纵队24000人;
   第6纵队22O00人;
   野战军直属队3000人;
   共计91000人。
   此时比南下前减员30000人,其中被俘800O名。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
   第1纵队15363人;
   第2纵队11627人;
   第3纵队15384人;
   第6纵队14280人;
   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56654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便加上此数,亦不足70000人。

  由浩浩12万大军变为不足7万人马,笔者已经感到不需再举更多的例子,发更多的感慨了。仅此冷冰冰的数字,足以使人们体味到,为了实现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所付出的艰难、困苦、英勇和牺牲。

  当代著名作家徐怀中当年也是刘邓战士。他和其他一些人是最后一批转出大别山的。他们分遣在新县地区开展工作,离开主力部队的时间更长一些,就像孩子离开母亲的时间更长些一样,吃苦自然更多些。他对笔者说:

  “那天清晨,当我们渡过淮河,听到主力部队的司号员在山上拔号的声音时,我们都止不住哭了。”一位参加过大别山进军的老同志回忆当年,曾饱蘸激情写过一首诗词,可惜我们没有查到他的名姓,实在遗憾。我们没有机会征得他的同意引用这篇诗词,但我们感激他为后世记录下如此壮怀:

    四十昼夜风云
    三千里路征程
    大河飞渡
    平原长驱
    鲁百鏖兵
    初试锋
    横扫十万蒋军
    雄师南下
    跨陇海
    越黄泛
    渡汝淮
    入大别
    铁骑饮马长江滨
    任敌机横空
    蒋军追阻
    视若无人,
    合二陈扭战局
    转攻守协全军
    反攻急先锋
    千里大跃进
    壮举谁为者
    刘邓常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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