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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八路军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山东共产党武装在作战指挥上存在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少奇在山东检查工作时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是治标不治本。问题的关键是，山东还没有形成统一领导。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并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确定罗荣桓为书记，但在这个委员会中，每人各管一摊，工作上没有形成合力，在领导上也没有真正形成核心。 １９４２年冬季，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在苦苦地思考着一个问题。 同一时间，在太行山脉的一个小村庄里，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也在苦苦地思考着同样一个问题。 事出有因，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领导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山东的八路军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主要领导只能有一位，是用山东纵队的人呢？还是用１１５师的人呢？弄不好，会加深两支部队之间的矛盾。 不管是用１１５师的人，还是用山东纵队的人，其实候选人也就是那么几位。 陈光，是一员虎将，办事干练，作战勇敢，在红军的１０年中，他从一位连长一直成长为红一方面军的代理军团长，这也足以说明了他的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他群众工作经验不足，有时听不进他人的意见…… 朱瑞，是军事指挥人员出身，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科长，后来改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员。从此就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有较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军事指挥才能未能得到真正的检验…… 罗荣桓，办事稳妥，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团结他人，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现正在负责山东的军事指挥工作，抗战以来的作战经历锻炼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主管山东军事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黎玉？…… 毛泽东思前想后，最后把候选人集中到两个人身上，即罗荣桓和陈光。这两人都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领导，都一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都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八路军中少数有才干的指挥人员中的两位，但两人中只能以一位为主。早在１９３７年３月林彪负伤时，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就１１５师代师长的问题产生过分歧，只是由于当时时间紧迫，总部又先于中央军委作出了决定，陈光便成为１１５师的代师长。１９４２年夏季，刘少奇从山东返回延安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山东的情况。毛泽东等人感到解决山东班子问题的紧迫性，定下了尽快调整山东领导班子的决心。 在定下决心之前，毛泽东曾就此事征求了在延安的杨勇等人的意见，并与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也许还征求了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林彪的意见，最后决定把罗荣桓作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 罗荣桓得知这一任命时，不但没有激动，反而觉得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原来，罗荣桓在组织甲子山战斗时，因操劳过度，身患重病。在此之前，罗荣桓就患有很重的痔疮，经常便血，有时甚至大量出血，身体渐感虚弱。医生一再劝他注意休息，但身为重要领导人，哪里能闲得住。他从师部赶到甲子山前线的那天，快马加鞭跑了大半天，路上没顾得上吃饭、喝水，到前线又夜以继日地指挥战斗。打下甲子山后回到师部，接着开会总结，一连十几天，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时，罗荣桓就感到腰酸腿痛，但他认为是疲劳的缘故，一开始没有在意。 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出来解手，林月琴替他打着手电筒。那天大雪刚过，林月琴突然发现雪地上一片红色，她吃惊不小，赶忙去请医生。医生拿来瓶子，让罗荣桓留了一些尿，尿的颜色仍然是红的，还可以看到血块。卫生部的领导人谷广善闻讯赶来，劝罗荣桓卧床休息，停止吃辣椒，并服用一种名叫“大健凰”的消炎药片。当时，在缺医少药的敌后，这就是最好的药了。 服药、停吃辣椒，罗荣桓都做到了，只是卧床休息却难以照办。他的工作太多了，要出席甲子山战斗的总结会。他安慰大家说：“我的病不要紧，只是腰有些疼，过两三天就会好的。”可是，两三天过去了，罗荣桓仍然天天尿血，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人那能经得住这样折腾，没过多长时间，罗荣桓的眼窝就凹陷下去了，脸色焦黄、身体也消瘦了许多。但罗荣桓每天照样批阅文电，凡是需要他参加的会议，他总是坚持参加。在行军转移时，罗荣桓体力不支，不得不听从人们的劝告，上了担架。 共产党领导人生病后的专用运输工具，罗荣桓也用上了。 有一天，他与抬担架的战士们拉起家常，抬担架的是从“老六团”（即６８６团）来的，有的还当过红军战士，他马上挣扎着起来，非要从担架上下来不可。他对大家说：“你们都是部队的骨干，可以以一当十，你们几个人就等于一个连的战斗力，你们赶快回去参加战斗，我还是骑马。”于是，他强撑着骑上马，坚持到达了目的地。 罗荣桓的病情越来越重，在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想到最坏结果。１９４３年１月间，他抱病写成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一文。文章开头就写道： “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 这段话，既是对广大抗日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的激励，也是他的自勉。他打算忍受病痛，尽力坚持下去。 根据罗荣桓的身体状况，朱瑞、陈光和肖华等人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报告。 就在这时，中央有关罗荣桓的任命也下来了。 罗荣桓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就在３月１１日致电中央，要求准许他休养半年。 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并考虑到如再调整，对工作不利。１２日，毛泽东和朱德迅速复电： “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 从复电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罗荣桓不但要干，而且还要干好。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精神，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１１５师政委兼代师长。这一任命，使罗荣桓成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领导核心。 罗荣桓集山东八路军军政于一身，权威有了，责任也更重了。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敌后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军事斗争。中央调整山东军事领导的主要用意，就是要改变山东共产党军事斗争的局面。 实践是检验一个人的试金石。罗荣桓在山东４年多来的工作，充分证明了他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也充分表现了他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罗荣桓的工作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特别是毛泽东的肯定，也得到了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的认可。正因为如此，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几经考虑后，才决定在山东的军事指挥上，委罗荣桓以统一领导的重任。 对于罗荣桓的为人，他的老搭档陈光最有发言权。山东军事领导班子调整后，陈光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他诚恳、坦率地对身边工作的战友们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 中央的决定已不可能再更改了，罗荣桓自然也就不再提休养的事。他忍受着病痛，挑起了领导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重任。 山东的统一领导问题解决后，为了便于罗荣桓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分局部分人员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决定调陈光和朱瑞到延安党校学习。 １９４３年３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陈光调离１１５师，到延安学习并参加党的七大。这样陈光就离开了他工作了１５个年头的老部队，离开了与他共事多年的老战友。 在１１５师，与陈光共事最长的人当然是罗荣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５年。罗荣桓对这位并肩战斗的老战友，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很了解陈光，认为陈光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治军严格，性格直爽。陈光也有自己的缺点，比如也有骄傲、急躁、固执等毛病。在工作中，罗荣桓很尊重陈光，特别是在作战指挥上，总是支持陈光的正确决定。对陈光的缺点，他也常作诚恳的交谈，善意地提出批评。陈光要调走，罗荣桓依依不舍。他们二人虽然也有过分歧，但更多的是多年结下的友谊。 由于当时处在极为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陈光调延安学习和参加党的七大的事还是严格保密的，因此，不能组织欢送活动。但对陈光回延安的各种保护性措施，罗荣桓还是进行了精心安排。他选派了１１名精干人员，护送陈光及其夫人史瑞楚和儿子东海回延安。他还给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交待，要他保证陈光安全通过铁路封锁线。１１５师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到驻地同随行人员开会，把他们组成临时党支部，指定史瑞楚为支部书记，规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陈光路上的安全。 临出发前，陈光和史瑞楚将衣物、文件等都作了清理，全部换上便衣。史瑞楚打扮成农村妇女模样，把头发挽成髻，骑一头毛驴。挑夫一头挑着衣物，一头挑着放在筐里刚满两周岁的陈东海。 陈光心情非常沉重，他太舍不得离开１１５师这个老部队了。从１９２８年初湘南暴动后参加红军起，除１９３６年到红军大学学习半年外，他从未离开过这支英雄的部队。他在这支部队中经历了大小百余次战斗，１０次负伤。他在这支部队中，从一个普通的农民，锻炼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高级指挥员。在这支部队里，还有他多年并肩战斗、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 陈光一行于４月中旬从莒县的胡子村出发，一路向西北行进。他们经过湖西、冀鲁豫、冀南军区，越过津浦、平汉铁路封锁线，于８月到达位于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在那里休息了半个多月，遂同党的七大代表罗瑞卿、刘志坚、薄一波于１０中旬到达延安。 １９４４年５月，陈光所在的中央党校一部党小组，通过了《对陈光同志的历史总结》。在这个总结中，对陈光过去的工作进行了公正的评价： “陈光同志自农民出身，领导济南战争始到现在，已成为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才之一，亦看出他一贯忠心耿耿，为党为阶级事业虚心学习、联系群众的优良品质。在指挥作战中，机智英勇，曾创造出不少有名的战斗范例……” 陈光走了，离开了他魂系梦绕的１１５师。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也到此为止。 陈光是１１５师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在全国有影响的共产党著名抗日将领之一。陈光离开山东后，直到他去世，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１９４５年大反攻的时候，本来他要同林彪一起回到山东的，但因后来中央决定调山东八路军的主要力量去东北，林彪改道从河南直接去了满洲。陈光与罗荣桓再见面的时候，已是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底，地点是沈阳。 山东八路军统一领导问题解决后，罗荣桓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新官上任三把火，当时的工作千头万绪，第一把火该“烧”什么呢？ 罗荣桓认为，搞好精兵简政是当务之急。 还是在１９４２年，山东八路军各部队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两次进行精兵简政。然而由于存在两个指挥系统，精简并不彻底。因此，在实行了一元化领导之后，又进行了第三次比较彻底的精简整编。精简整编工作的中心，主要是解决主力部队地方化为重点的统一军事领导问题。 １９４３年３月８日，召开了山东军区机关干部大会，进行了关于精简机构和统一领导的动员。随后，原山东军区（即山东纵队）与１１５师的各直属机关即实行合并，改为新的山东军区。以当时的分局机关为基础，成立了分局委员会办公厅，同司令部合并为一个行政管理单位。罗荣桓、朱瑞、黎玉等领导人均在一起办公。 主力部队全部地方化后，新的山东军区管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６个军区。各军区共辖１６个军分区。１３个兵员充实、领导坚强的主力团，分属各军区（滨海：４团、６团、１３团；鲁中：１团、２团、４团；胶东：１３团、１４团、１６团；鲁南：３团、５团；清河：直属团；山东军区直辖特务团）。其余部队分别编为军分区、县、区地方武装。 按照新老干部相结合的原则，经过慎重考虑，罗荣桓提出了各区主要领导干部配备方案。３月１１日，经中央书记处复电批准，以后又在４至９月作了调整。 山东军区各区的主要领导干部是：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林浩；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卓如；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景晓村；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罗舜初；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麓水；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符竹庭。 精简整编时，罗荣桓特别注意处理好两支部队的关系。在领导班子的配备上，尽可能做到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在干部的使用上，搞五湖四海，坚持任人唯贤。罗荣桓认为，特别是任人唯贤这一点，在战争时期更为重要。如果只是根据关系的亲疏，或是为了照顾一些人的面子，把一些能力低下的人推上某一领导岗位，最后将会付出血的代价。他经常讲，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一次会议上，他很透彻地谈到： “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与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他还谈到，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为标准，那么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能用些庸俗的吹牛拍马的角色。 在精简整编中，罗荣桓十分注意使新老干部、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干部互相交流、加强团结。他认为，红军干部经过长期锻炼，十分可贵，但数量很少。而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与当地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熟悉本地斗争的历史状况，所以在整编中，安排了大批本地干部做领导工作。如林浩、景晓村、张光中等都是各区的领导人。在红军干部中，罗荣桓对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也一视同仁，各军区负责人中，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有。 在整编中，旅都缩编为团，一部分团缩编为营，一部分营缩编为连。这样，就有许多干部编余。对于这批干部，除将老弱病残交地方妥善安置外，对骨干均予保留。有很多干部被降级使用，去充实基层，有的班长排长去当战士，使基层干部的军政素质和部队的战斗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罗荣桓说：“这样做，干部可能有点思想问题，总认为没有犯错误，为什么降级使用？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他亲自找梁兴初、罗华生、曾国华几位由旅级降为团级的干部谈话，勉励他们从当时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部队的长远发展看问题。他们出于对罗荣桓的信任和尊敬，都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 日本投降以后，以保留下来的骨干为基本力量，在山东一下子就拉起了八个师。这时，有些干部回过头来才认识到，罗荣桓在精简整编中保留骨干的深远意义。罗荣桓一开始未必想到要拉起八个师，但他心里明白，骨干是革命的财富，财富就不能随便丢掉。 在整编中，新的山东军区还把抗大第一分校和１１５师教导大队合编为教导团，由袁仲贤（后为曾国华）任团长，梁必业任政委。在胶东的抗大支校改编为教导第二团。 教导团共办三期，第三期下设三个大队。原训练连排干部的大队编为第一大队；将原分校中知识分子分配到部队，把部队中有实战经验而文化水平较低的老战士、班长调进教导团，编为第二大队，亦称文化大队，着重进行文化训练；招收初中毕业以上的学生入伍，编为第三大队，亦称特科大队，准备培养工兵、炮兵等特种兵。这个大队的学员后来到东北，成为各军兵种的骨干。解放军空军部队的林虎、徐登昆、张积慧等英雄人物，均出自这个大队。 实现主力部队地方化，并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部队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团结，减少了领导层次，精简了机关，提高了部队的指挥效率和战斗力，为转变山东斗争形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部队的精简工作完成后，罗荣桓似乎松了一口气。第一把火烧得不错。但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３个多月过去了，罗荣桓的病情依旧。最急的当然是林月琴，她看到丈夫日渐消瘦的脸，忧心如焚。罗荣桓的同事和医生们也很着急，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还不能确诊究竟是得了什么病。 除山东有人着急外，在江苏也有一个人着急，他就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当陈毅得知罗荣桓的病情后，拍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让罗荣桓去新四军所在地治病。他说，新四军里有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名叫罗生特，医术很高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八路军总部同意了这一提议，批准了罗荣桓到华中新四军驻地去治病。罗荣桓也意识到了自己病情的严重性，这次也没有推辞，决定到苏北去治病。１１５师的很多人认为，罗荣桓的病这次有了希望。 ４月间，罗荣桓在原１１５师卫生部部长谷广善和夫人林月琴等陪同下，从滨海驻地出发，越过陇海路，经过苏北的沿海区、盐阜区到淮北区，然后渡过洪泽湖，于５月２８日到达驻在淮南区盱眙县东南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 陈毅立即风尘尘仆仆地从前线赶回来，迎接他的“客人”。 当时，１１５师与新四军是近邻，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作战地域逐步向北转移，最北端已接近鲁南地区。 陈毅非常热情地招待他的客人。 当天晚上，他请罗荣桓和林月琴吃了一顿小笼汤包。５月３１日，新四军军部开了欢迎会，晚间演了戏。由于军务缠身，陈毅把罗荣桓治病的事安排好后，又返回前线。 这次罗荣桓到新四军，一路上还见到黄克诚、彭雪枫、赖传珠、张爱萍、钟伟、王东保等老战友。罗荣桓与他们在一起回忆往事，缅怀已牺牲的战友，有时谈得兴高采烈，倒也减轻不少病痛。 罗荣桓到达后，罗生特医生便很快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弄清楚是膀胱还是肾脏出血，需要作一次膀胱镜检查，可当时没有麻醉剂，做这样的检查又是十分痛苦的，罗生特面有难色。 罗荣桓像是猜透了罗生特的心思，对站在一边的翻译说：“请转告罗生特大夫，我是专程来请他治病的，他要怎么检查，怎么治疗，就放心大胆地进行吧。”当翻译转告罗生特后，罗生特立即高兴地点了点头，然后用膀胱镜给罗荣桓进行了检查。 膀胱镜是金属制作的，检查时尿道内壁不可避免地会被擦伤，当用稀释的硝酸银溶液冲洗膀胱时，刺激擦破的伤口，便钻心地疼痛。 罗荣桓的额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整个身体都处于轻微的痉挛之中。 林月琴看不下去了，含着眼泪跑出门外。 随行人员也看不下去，把目光移向别的地方。 罗荣桓也是人，他也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疼痛。但他毕竟是罗荣桓，能以顽强的意志与疼痛抗争。此时此刻，他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所承担的义务，他想到毛泽东给他的电报，想到了山东军区９万人的抗日武装，他也想到了林月琴“东进”和“南下”一对儿女…… 在场的人无不为他捏了一把汗。罗生特细心地操作，尽量减轻罗荣桓的痛苦，用不大熟练的汉语叨咕：“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检查结果证明，膀胱本身并无病变。于是，罗生特又给罗荣桓作了靛胭紫的静脉注射，以检查肾功能。结果查明罗荣桓左右两侧的肾脏都有病变。这究竟是肾肿瘤还是多囊肾，由于没有Ｘ光机，无法再作进一步的检查，罗生特只好决定暂时进行保守治疗。 为了让罗荣桓能够安静地休养，新四军领导特意把他安排在一个环境幽静的地方。住的是几间桑竹掩映的新茅屋，在这里听不到枪炮声。可罗荣桓却一心挂着山东战局，想着自己的工作，无心静养，便不顾陈毅等人的一再挽留，于６月２０日踏上了返回山东的归程。 在回山东的路上，罗荣桓似乎已感到疾病对自己生命所构成的威胁，对守在担架旁的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５年计划，争取再活５年，打败了日寇，死也瞑目了。” 林月琴对罗荣桓的病心中没有底，她抑制着焦虑的心情，安慰他说： “你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将来革命胜利了，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 “是吗？”罗荣桓笑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 当年秋后，陈毅又专门派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专家黄农（后改为王雨田），陪同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治病。 这两人的到来，给治好罗荣桓的病又带来了希望，罗生特也有机会了解罗荣桓的为人。 罗生特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活泼。在新四军时，常同性格同样十分豪爽的陈毅、彭雪枫拊掌而谈，有时还拍拍肩膀，开几句玩笑。但他认识罗荣桓后，发现罗荣桓的性格与陈毅、彭雪枫完全不同。罗荣桓沉静含蓄，但又十分平易近人。罗生特同他交谈时，他往往是听得多，说得少，而每次说话又都是言简意赅。 罗生特还喜欢了解一些中国革命将领的经历，到山东后，他对罗荣桓进行“采访”，然而不管他怎样动员，罗荣桓还是很少谈自己的过去。 有一次，罗生特听梁兴初说，罗荣桓曾在“湖西事件”中救过他的命。罗生特颇感兴趣，去问罗荣桓，可罗荣桓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这都是应该做的”便完事。 罗荣桓夫妇经常留罗生特在家吃饭，相处如同一家人。他同罗荣桓的孩子东进混得很熟，东进称他为“大鼻子叔叔”。 罗生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被捕，在狱中被法西斯暴徒打断了两根肋骨。来山东后，罗荣桓对他非常关心。前线缴获的炼乳、咖啡等罐头，罗荣桓都吩咐送给他吃。然而，限于条件，有时罗生特也得啃煎饼。常常寄养在老乡家中的罗东进吃惯了高粱煎饼，称之为“嘎崩”，啃起煎饼来，也是津津有味。罗生特学着东进的话说： “这个嘎崩很香。” 罗荣桓回到山东不久，就在８月间，朱瑞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９月，罗荣桓被任命为山东分局书记。这样，罗荣桓的工作又加了一码。 自罗荣桓主持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工作后，山东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统一领导下行动。这时的山东分局，由罗荣桓、黎玉和萧华组成。到１９４４年下半年，又增加了舒同为委员，担任分局的秘书长。他们四人组成的山东分局形成了统一领导山东斗争的核心。黎玉在领导山东人民武装起义、建立山东纵队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时，他除了兼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以外，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积极支持罗荣桓，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荣桓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又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凡遇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横，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常常把与自己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形容为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讲： “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１９４３年以后，山东共产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愉快多了。说来也奇怪，罗荣桓的病也再没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就在山东八路军忙于应付李仙洲进入山东的紧张时刻，从冀鲁边区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被刺。 黄骅被刺不是国民党干的，也不是日本人干的，而是八路军内部自己人干的。这对罗荣桓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１１５师在这一地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山东６个大战略区中，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３年处境最困难的就数冀鲁边区了。１９３８年８月，萧华率３４３旅机关部分人员和小量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汇合，组成了拥有２万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了拥有１４个县政权的根据地。由于这一地区直接威胁天津、德州、沧州、济南等战略要地，可以说处于日军的肘腋之间，因此日军对华北“扫荡”，这里就首当其冲。加之１９３９年灾荒严重，大部队难以在此活动，１９３９年９月下旬，萧华奉命率部队转移到了鲁西，只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区的斗争。以后，由于日军加强对津浦路的封锁，冀鲁边和鲁西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 萧华调任１１５师政治部主任后，出席了１１５师的桃峪会议，报告了冀鲁边区的工作。随后，罗荣桓、朱瑞、陈光和萧华等人深入研究了那里的形势，作出了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联系的决策。此前，由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地处小清河一带的清河区同老黄河以北的冀鲁边区长期被割断联系。清河区地处小清河两岸平原，拥有寿光、广饶、青城、邹平等十几个县，人口达４００余万，因受胶济路沿线日军的进攻和封锁，小清河以南地区逐渐被分割。他们便向黄河入海处的利津、沾化一带地区发展。这里虽然人烟稀少，但地区辽阔，远离城镇，很便于生存。如果冀鲁边区与清河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扩大机动余地。从１９４１年春天开始，１１５师冀鲁边区部队连续进行了几次东进作战，开辟了黄河北岸濒临渤海的鲁北游击区，山东纵队的清河部队也在反击顽固派以后，控制了利津、沾化一带垦区。两区部队终于粉碎了顽固派对八路军的长期封锁，打通了冀鲁边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工作，罗荣桓从１１５师抽调了几批干部到那里。萧华调走后，任命周贯五为冀鲁边军区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１９４１年夏天，又派黄骅去冀鲁边区，任教导６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加强冀鲁边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１９４２年春，山东分局与１１５师决定把１９３９年从冀鲁边区调出的邢仁甫调回，任教导６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与此同时，罗荣桓又抽调卢成道、王文模、黄荣海等一批干部到冀鲁边区担任领导工作。 然而，由于日伪军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这一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到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区内的日伪据点林立，９０％的老百姓被迫向日伪军缴纳租税，多数的地方政权是表面上应付八路军，而实际上是服从日伪军，八路军和共产党在当地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沿津浦路以东，以德州为中心的南北各县，基本上为日伪所控制，八路军不能入境，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根据地已完全变为游击区。加上敌人实行残暴的掠夺政策，边区人力、物力损失严重，粮食困难。部队不得不换穿便衣，长期分散活动，得不到休整，伤病员也得不到安置，处境非常困难。就在这时，山东军区的一项决定成了黄骅被刺的导火索。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１日，在实现山东军事领导一元化时，山东军区任命黄骅为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调邢仁甫去延安学习。邢仁甫却认为是山东分局故意拿主力部队的干部压地方干部，心里就憋了一股怨气。 邢仁甫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本地抗日武装起义，１９４０年调离边区，担任过１１５师政治部的军区工作部部长。因为他在该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到１９４２年春，山东军区就又把他派回了冀鲁边区。边区有很多人是他的老部下，由于他平时喜欢拉拉扯扯，经常给一些人小恩小惠，这些人受了他的笼络，就跟着他屁股后面跑。为此，当时任军区副司令员的黄骅经常帮助他，他却非常反感，反而视黄骅为“眼中钉”。当他接到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后，便认为是黄骅把他挤出了边区，夺了他的权。他离开机关，带着电台和一部分部队住在小岛上，在暗地里设计自己的阴谋。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晚，黄骅和卢成道等人正在新海县赵家村学堂召开边区侦察工作会议。突然，军区手枪队长冯冠魁带了四五个人闯到室内，向黄骅等与会人员开枪射击，黄骅和卢成道等５人当场牺牲。 冯冠魁系土匪出身，当过伪军，后来被争取过来，仍匪性不改。这次刺杀黄骅，就是由邢仁甫策划，由冯冠魁实施的。 刺杀黄骅的事件发生后，邢仁甫频频地向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发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根本不承认此事与他有关。同时，还挑拨拉拢一些人，要把部队拉出来，跟他“开创一个局面”。 当时，由于山东军区尚未掌握邢仁甫刺杀黄骅的确实罪证，所以罗荣桓等人决定继续对他采取挽救的方针，但也没有重用他。 到了１９４３年年底，邢仁甫觉得这样呆下去迟早要暴露的，所以就投降了国民党，由天津到了洛阳。他拿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给他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委任状，从洛阳赶回原来盘踞的小岛时，跟着他的那部分人早已回到了军区的怀抱。最后，他又在天津投降了日本人，被委任为“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直到１９４９年天津解放时，邢仁甫才被捕归案，押到盐山县就地正法。 黄骅被刺后，以罗荣桓为首的山东军区和山东分局下决心整顿冀鲁边区，决定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军区，由杨国夫任军区司令员，景晓村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卓如任区党委副书记。为了纪念黄骅，决定将他被害的新海县改为黄骅县。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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