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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学术笔记摘录： “七·七”事变后，华北中日军队兵力情况： 日军华北方面军8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约17万余人。 国民党第1、第2、第5战区之军队和中央军委会派出的直属兵团2个军，共为94个步兵师、8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总计80万人。 中日两军兵力对比为80万：17万＝5．7∶1。 当日军全面进攻华北时，国民党军队的战线尚未形成，既没有建立起坚固的战略支点，又没有完成野战兵团的组建；指挥机关没有全面部署，战斗部队没有巩固的作战线；各战略区没有协同，各军之间没有配合；一切部署均未就绪，整个战线支离破碎。 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华北战线土崩瓦解，国民党军队近100个师，兵败山倒，一溃千里……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大声疾呼：“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7月14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命令红军作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总目标下，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力政策，撤销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 陕北。 盛夏的余热烘烤着大地。黄土高原上，一哨人马在荒凉的原野上飞奔。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扬鞭催马，率先急驰，几位警卫人员紧随其后。马蹄声声，尘埃滚滚。贺龙，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任红二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 1个月前，7月下旬，为讨论红军实施改编和如何开赴抗日前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曾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召开了红军军长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贺龙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他说：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不允许动摇观望。我们要促使蒋委员长领导他的军队抗战到底，但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中的某些人，对抗战是动摇不定的，我们要时刻严防他们捣乱和破坏抗战。蒋委员长现在是处在矛盾之中。他既怕将红军放出陕甘宁，会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驾驭，又希望将红军送到最前线，借日本人之手消灭红军。我们就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 会议期间，他多次找即将同红二方面军合编的陕北27、28军出席会议的领导干部交谈，了解这两支部队的历史、干部状况、思想动态乃至后勤供应等等，以便实施改编。 8月20日，贺龙接到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通知，他深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次会议将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马不停蹄，直奔洛川而来。 1937年8月22日。 陕北洛川县冯家村。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洛川会议）。出席会议人员22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彭德怀、关向应、何克全、林伯渠、张浩、张文彬、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肖劲光、傅钟、周建屏等。 毛泽东环视一下在坐的中共核心人物和高级军事将领，然后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作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 对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心中有数。4天前，毛泽东曾致电党内主要领导同志： “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 （一） 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 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 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 …… 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中慎重讨论。” 此刻，毛泽东似乎回想起10年前的国共合作，仿佛又看到“4·12”政变的血雨腥风，于是以坚定的口吻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持和扩大红军，争取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 毛泽东的报告，使会场活跃起来。与会人员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讨论。 贺龙端坐在一张八仙桌后面，左面坐着红一军团长林彪，右面坐着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 林彪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但他心里十分清楚：红一军团是主力红军中的主力，挺进敌后无疑要作为先头部队来使用的。对红军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式，林彪有着自己的见解，但是他十分明白，在领袖面前如果显示出远见卓识，那么就会使领袖增加不安全感。对于这一点，林彪有着自己的历史经验。他曾公开反对过毛泽东，但既没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又在同志中提高了自己的威望。1935年红军长征伊始，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这后来被军史界誉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闪光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杰作之一。但是当时的林彪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样在连打败仗之后近似故弄玄虚式地把部队拖来拖去未必高明。多年以后，他曾对别人说：为什么非要四渡？三渡行不行？会不会有更好的摆脱敌人的办法？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的地位仍在周恩来之后。林彪明确提出改换三人团的领导成员，由彭德怀来代替毛泽东。稍有心机的人都十分明白：如果更换，进入决策圈的也许不是彭德怀而是林彪。由于当时林彪所提意见只是限于军事指挥问题，而不是从政治上否定，况且反对毛泽东还不致沦落为“大逆不道”，所以并没有动摇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反而更增加了人们对林彪“光明磊落，不搞阴谋”的深刻印象。事后，林彪却后怕了一段时间，并扎扎实实地得出了自己的经验：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允许的，在某种情况下提意见是不允许的。此刻，他沉稳地坐在那里，不想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是静静地思考着如何在抗日战场上实现自己的作战思想，再创辉煌。 与林彪相比，贺龙完全是另外一种秉性。他开朗、豁达，喜欢痛痛快快，对自己认定的事业和领袖忠心耿耿。1982年8月中旬，彭真在北戴河观看电影《贺龙军长》后，对贺龙的一段评语很是贴切：“贺龙党性很强，几十年如一日。‘左’倾路线杀了他手下那么多人，残酷得很！提起这件事贺龙就流眼泪。他自己也受过‘左’倾路线的迫害，但是对党始终忠贞不渝。什么事情，听说是毛主席讲的，一点也不含糊。我认识贺龙同志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当时骂毛主席的人并不是没有，可是贺龙从来不。对旧社会他是叛逆者，而在我们党内，他是驯服工具，驯服的党员，驯服的干部。贺龙对革命没有说的，在我党困难之时舍身投奔，千方百计地掩护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南昌起义失败后，组织上派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想到革命处于低潮，很需要积蓄力量，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斗，硬是出生入死回湘鄂西拉队伍，创造出一块革命根据地……”此刻，贺龙同样平静地坐着，他不准备发言，他觉得毛泽东、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在思考：红军出师抗日后，应将自己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同时在经费分配上，也应该优先保证中央使用，自己的部队应去敌后自筹粮款。 关向应缓缓地站了起来，他身材瘦小，眉宇间不时闪现出智慧的光芒。他以贺龙和他自己的名义作了极其简短的发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会议确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赞成红军迅速出师，尤其拥护独立自主的原则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关向应，原名关致祥，1902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金县大关屯的一个满族农民家庭里。1922年，共产党人陈为人、李震瀛来大连从事革命活动，将关向应等进步青年组织起来。1924年4月，关向应由李震瀛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大连地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关向应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的誓言。从此开始了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战斗生涯。1924年5月，关向应放弃结婚的机会，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闸北市民协会从事革命工作。同年年底，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后因“五卅”运动爆发，国内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关向应无法按计划完成在苏联的学习任务而提前回国。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会议上，关向应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会后回国，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央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红三军政委、红二、六军团暨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等职。 关向应简短的发言过后，刘伯承、肖劲光等人相继发言。 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会上，成立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11人组成，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贺龙选为委员。 洛川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了特派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序列，9月11日又改称为第18集团军）正副总指挥的命令。 8月25日，洛川会议结束。朱德、彭德怀通电就职。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改编：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37年8月25日 南京已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着将： 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74师合编为陆军第115师，以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第二、第六军团）、红27军、红28军、独立第1、第2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120师，以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四方面军（第4、第31军）、红29军、红30军，陕甘宁独立第1、2、3、4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129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持执行党中央与军委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周恩来” 洛川会议后，贺龙、关向应跃马扬鞭，急返驻地富平县庄里镇。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由贺龙主持改编工作：红二军团和红28军合编为120师358旅（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辖第715、716团）；红六军团、红32军和总部特务团1营合编为359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辖第717、718团）；红27军和赤水警卫营合编为师炮兵营和辎重营；陕北独立1师编为师特务营；独立2师编为师工兵营。全师共14000人。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关向应任120师政治委员，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8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了政治局常委23日决定：由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王震组成120师军政委员会，贺龙为书记。 一枚枚国民党帽徽摆放在红军指战员面前，它们将在1天之内全部戴在红军战士的头上。 面对这一枚枚青天白日帽徽，每一位红军战士都不禁回想起同国民党浴血抗争的日日夜夜，不禁回想起长征途中国民党围追堵截的层层重兵。 于是，人们想不通。有人拒不换装，有人扔掉青天白日帽徽，有人甚至为此留条他去。大家纷纷表示：我们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红军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了吗？我们怎么向人民交待，想不通。 面对这种复杂的思想情况，在洛川会议前后，贺龙、关向应多次带头深入连队，了解情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干部战士要有远大目光，顾全大局。贺龙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贺龙也不愿红军改名的喽！但是不改可不行啊。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使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指挥领导。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听了贺龙的话，一些干部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想通了。”贺龙高兴地大笑着说：“好嘛，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们通了，就好给战士做工作喽。” 1937年9月2日。 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 八路军120师抗日誓师大会。 会场上红旗招展。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周士第等人坐在主席台上。贺龙站起来大声说道：“同志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开誓师大会，党中央很重视，朱老总亲自来到我们师，下面请朱总司令讲话。” 朱德以坚定的口吻说道：“同志们，你们思想不通，党中央知道，毛主席也知道。我是受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委托，来做你们的工作的。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们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思想也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朱德这番话引起了阵阵掌声。贺龙很高兴，他在讲话时说：“朱总指挥已经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大家都要执行。”接着，他谈起了自己。他说：“就我本人来说，国民革命军的军装，过去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过去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打过。有人说，我当将军，皮靴不穿，愿穿草鞋跟红军爬山；高楼不住，愿跟红军钻芦苇。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红军，穿草鞋，钻芦苇，是我的心愿。算起来，从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闯荡了10年，跟国民党斗了10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贺龙的话，在干部、战士的心灵里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响，“白皮红心”的话长时间牢牢地记在心上。誓师大会后，贺龙、肖克、关向应发布渡河命令：“明日（3日）起分6天向韩城芝川镇前进，由芝川镇渡河，到侯马待命。” 村子里沸腾了。红军官兵有的忙着送还借物、挑水扫院，有的磨刀擦枪、整理背包，有的忙着写信向家中父老报喜。老乡也是家家磨声隆隆，户户炊烟袅袅，准备为红军饯行。有些小战士想到明天就要出发上前线，哪里还坐得住？也不顾天上下着大雨，拿着木棍子冲到院子里，就互相拼刺起来，还连蹦带跳地喊着：“杀！杀！”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120师的官兵们便在陕西富平庄里镇的河边集合了。雨过天晴，大地被洗得葱翠碧绿。河滩上红旗招展，刀光闪闪，队伍如龙似虎，激昂的歌声此起彼伏。谁都是笑盈盈的，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眼光。队伍四周是前来送行的群众，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提着茶水，有的拿着鸡蛋，有的牵着高骡大马，上边驮着慰问品。河滩上黑压压一片。 部队行动了，整个河滩更像开了锅似地翻腾起来。锣鼓震天，鞭炮齐鸣；群众伴着部队缓缓而行，抢着往战士口袋里塞鸡蛋、馒头、毛巾、布鞋……一个老大爷一边走，还一边嘱咐着：“遇到鬼子汉奸，多杀两个，也替我老头子出一口气！”一个老大娘像送别自己的儿子一样，抚摸着一个战士说：“孩子，打了胜仗，给我们捎个信来！……” 天地之间口号声响成一片： “欢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岸边数不清的男女老少，频频招手挥旗，不肯离去。战士们喊道：“乡亲们，不要送了！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请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 9月9日，120师师部、358旅、359旅（欠1个团）及5月份组建的教导团共8227人乘木船东渡黄河，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1870年9月，普法战争期间，普军在色当决战时采取了“两翼包抄”的战略，结果歼灭法军8万余人，生擒法王路易·波拿巴。后来，以“两翼包抄”为核心内容的“色当战略”一直为日本军国主义所推崇，作为自己的兵法大典，并用于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的初期。 “七·七”事变以来，日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迂回”。战略上采取纵深穿插，两翼迂回，迅速攻占若干战略要点，以摧毁国民党军的军事防线，瓦解国民党军的抵抗能力，避免逐地争夺、正面平推。在战术上则采取两翼包抄，威胁国民党军侧后，逼其正面混乱、溃退，避免阵地对垒、正面强攻。 八路军出动时，正值南口前线吃紧。中共中央军委曾决定八路军全部进入恒山山脉，并分兵一部挺进燕山山脉，参加南口战役。但是，前卫师刚刚出动，国民党军队已从南口——张家口一线溃退下来。而后，国民党军在沧洲—涿州—大同部署了三个阵地，分别阻击沿津浦、平汉、同蒲路三个方面南进的日军。但国民党军统帅部没有正确处理好这三个防线之间的关系，没有防御重心，没有防御重点和纽带，整个战线“裂缝”百出。第1战区布防涿州，第2战区守备大同，而这两个防御区的结合部却无人顾及，敞开了一个200公里的大裂缝。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开赴察哈尔省蔚县地区，进至国民党军涿州、大同两个防御地区的中间地带，以填补国民党军战线的空隙。但在八路军开进途中，9月11日蔚县失守。9月12日，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命八路军统辖于第2战区，第2战区长官司令部遂命令八路军开进飞虎口地区，进击由蔚县向涞源进犯之敌。但命令刚刚发出，涞源又沦于敌手。国民党军溃退之神速，总是如此出人意料，致使八路军更改作战计划都来不及。 南口战役期间，国民党战线的外壳还是呈现着整体形态，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坚持华北抗战还寄有很大希望。但不料国民党军溃败得如此迅速。战争的发展趋势表明，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坚持必不能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从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角度来重新考虑自己的部署。八路军120师顺利渡过黄河，于9月13日抵达山西省侯马。 贺龙、关向应、肖克、周士第等人围在山西省军用地图前，研究着下一步进军路线。 山西素称“华北屋脊”。就兵家而论，控制了山西，便掌握了华北战场的主动权。攻则依地势而进：在广灵、涞源方向上，出紫荆关而入平津外围；在太原、石家庄方向上，出娘子关而入冀中；在长治、邯郸方向上，出山西而入冀南；在晋城、沁阳方向上，沿太行山南麓而入冀、鲁、豫边。守则有恒山、五台山、太行山可供依托。恒山、五台山为晋北军中要隘；太行山则为晋东之天然屏障。 关向应指着地图上的晋北地区，说道，“我师务必尽快进入晋北，抢占恒山地区，以配合林师、刘师展开于敌侧后……” 话音未落，一份军情通报摆在了他们面前： 日军已经占领侵占察南、晋北和河北的沧县、保定等地，正继续发展其攻势： （一）占领大同的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和伪蒙军进攻绥远，主力沿同蒲路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二）日军第5师团占领蔚县、广灵、涞源以后，进犯平型关，企图配合察哈尔兵团击溃国民党第2战区主力，实施右翼迂回，威胁平汉铁路方向第1战区主力侧臂； （三）侵犯河北的日军以第1军4个师团沿平汉路及其两侧攻击国民党军第1战区主力； （四）日军第2军2个师团沿滏阳河从左面迂回国民党军侧背。第2军1个师团和1个旅团沿津浦路南犯，并保障其在平汉铁路方向行动部队的翼侧安全。 敌情通报清楚地表明：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战局急转直下。 贺龙、关向应等人立即决定，全师主力继续向北挺进。同时向中央军委发电，请示下一步作战方针。 9月19日，120师主力从侯马乘火车到达忻县。这时，收到毛泽东9月17日发出的《关于敌情判断及战略部署的指示》： 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之北。判断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力量分布情况下，已根本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之中，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因此，变更原定部署：120师应转至晋西北管涔山地区；129师适当时机进入吕梁山脉活动；115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之中。 …… 贺龙等人感到，中央的战略部署已经变化，此时应抓紧时间向北挺进，同时应尽快与山西国民党军取得联系，以便协同作战。 就在这时，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匆匆赶到了忻县。见到贺龙等人后，彭德怀来不及询问更多的情况，立刻将毛泽东19日的急电摆在了贺龙等人面前： “贺龙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和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以相当有效的钳制。……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将来刘师可与林师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至吕梁山脉。” 彭德怀说：“120师应立即进入晋西北的管涔山区，以宁武、神池为中心，在五寨、岢岚、岚县、河曲、偏关、保德等地区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还应派部队前出雁北。” 贺龙说：“这样很好，我们立即按总部部署去行动。” 彭德怀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后，犹豫了片刻，然后缓缓地说道： “从战争全局需要考虑，总部决定：王震率359旅东进到五台以北的豆村镇一带相机作战，并由总部直接指挥，待129师到达正太路南北之后，再归还建制。” 关向应等人听后，没有作声。他们心里很明白：出师时，359旅旅长陈伯钧和718团以及师直属的5个营留在了陕北，担任河防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现在王震所部又要东出五台，仅以120师两个多团的兵力去开辟管涔山广大地区，力量显然比较单薄。 贺龙看了一眼关向应，然后说道：“既然总部已经决定，我看我们还是服从大局，让359旅暂归总部指挥吧。”说完又向站在一旁的王震问到：“现在359旅又扩编了吧？部队情况怎样？” 王震说道：“我旅出师后，沿途吸收了一些国民党军溃退中的散兵游勇，组成了新的718团。现在部队正在抓紧时间进行战前整顿，战士们斗志很旺。” 彭德怀听后满意地笑着说：“没想到你王大胡子现在就开始招兵买马了。” 贺龙望着这位红2、6军团的老战友，仿佛又领略到王震那种坚决、果敢的风采，不禁回想起红2、6军团会师后的一些往事： 1934年夏，红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向西突围，在黔西地区与红2军团（前身是红3军）会师。当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执行着一条“左”倾路线，严重地影响和干扰着两个军团的合编和发展。当时，任红6军团政治委员的王震和军团长肖克一起，顾全大局，注重团结，坚决拥护任弼时，站在贺龙、关向应一边，同夏曦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6月，红2、6军团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征战，终于和红4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了。当时，张国焘欺骗和拉拢红2、6军团的官兵。在部队散发油印的《干部必读》小册子，主要内容是反对毛、周、张、博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红2、6军团的主要领导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人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察到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推行逃跑主义路线的阴谋。当时，王震面对张国焘的吹捧、拉拢，毫不动摇。他愤怒地对张国焘说：“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不能反毛。”并与红2、6军团的其他领导以及朱德、刘伯承等人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想到这些，贺龙紧握着王震的手说：359旅暂归总部直接指挥，这也是我们师的光荣，相信不久以后，我们还会胜利会师的。 按照军委的统一部署，王震率359旅疾驰五台山，贺龙率358旅挺进管涔山区。 山西神池县义井镇。 9月28日，由贺龙主持召开120师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 此时，山西的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北面，大同失陷，雁北沦于敌手；东北面，浑源失守，灵丘陷落。阎锡山下令国民党军放弃恒山山脉。日军步步逼进，进攻内长城各要隘。9月25日，八路军115师给了进犯平型关的日军以有力打击，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国民党军防守的茹越口阵地却被突破。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各级官吏竞相逃窜，日军、汉奸、国民党溃兵任意肆虐，晋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会议中心议题是面对正面战场的严峻形势，如何采取措施，挽救危局，使自己站稳脚跟。经过研究，决定分兵展开管涔山区： （一）以358旅716团2营为骨干，编成独立支队，由716团团长宋时轮率领，北去长城，在朔县以北、同蒲铁路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袭扰和切断交通线，迟滞日军向神池、宁武的进攻，给120师主力在晋西北的活动创造条件；（二）358旅分两个支队，张宗逊旅长率716团主力随师部到五寨地区，李井泉政委率715团及骑兵连到神池以西、五寨以北地区，打击日寇； （三）为改变晋西北人心不稳、秩序混乱、社会动荡的局面，动员和组织更多的群众投身抗日战争，由关向应、甘泗淇去岢岚主持开展地方工作，从120师抽调干部组织地方工作团，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根据军政委员会决定，9月30日，关向应率师政治部和供给部、卫生部的一部分以及教导团组织后方工作领导机关去岢岚；贺龙率司令部进入神池县八角镇、义井镇地区指挥对日作战。 关向应率领由700人组成的地方工作团，分赴兴县、岢岚、五寨、宁武、静东、临县、保德、偏关、河曲等县开展工作。贺龙、关向应为工作团规定了3项主要任务：第一，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和武装群众，成立自卫队、农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第二，帮助建立地方党组织，采取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办法，建立党的支部及临时县委；第三，收容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 当时，山西已有两个重要抗日团体：一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组织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它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的面目出现；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并领导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它是统一战线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120师工作团到达晋西北各地时，这两个组织已有人在那里工作。关向应立即命令工作团和这两个组织结合在一起，开展群众工作。20多天里，便发动和组织了5700余人的抗日自卫队。关向应、甘泗淇领导工作团在晋西北进行了8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建立了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后称晋西北区党委）及各县临时县委，恢复了政权组织，收容了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安定了社会秩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晋西北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 宋时轮支队于9月29日到达雁北，10月1日攻占平鲁县的井坪镇，4日收复平鲁县城。 此时，由大同南犯之日军主力绕过雁门关，从应县茹越口突破长城防线，先处攻占繁峙、代县、崞县与原平地区。10月10日逼近忻口，准备攻夺忻口，直取太原。 忻口，自古以来为军事要地，《魏地志》记载：“汉高祖出平之围，还军至此，六军忻然，因得名。”昔日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困于大同以东之平城，后奋力突围退至此地，观于地势之险要，六军忻然，因而得名忻口。 忻口位于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云中山两山峡谷中的一个隘口，为出入晋中的交通要道和战略咽喉，是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国民党军为保卫太原，决心在忻口组织会战。阎锡山调集8万重兵，由刚刚率部入晋的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 五台山。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眉头紧锁，目光凝聚在忻口的版图上。他心中很清楚：如果忻口失守，太原则危在旦夕。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国民党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同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第63师、独立第3旅等10个团归八路军总部指挥。周恩来思考：前期战况已经表明，国民党军战斗力低下，况且指挥失误颇多。忻口会战，至关重要，八路军应为正面战场树立起一个新的形象。应尽量派得力部队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同时对配属的友军也要做到有分寸。于是，他对身后的通信员吩咐道：“速请359旅王旅长到这里来。” 通信员转身刚刚离去，任弼时走了进来，随手将毛泽东的两封来电放在周恩来面前： 电文一： “我们对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的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采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电文二： “王震部速归贺师建制。贺师全部除游击支队外，主力此刻应隐蔽于五寨地区。待原平正面打得激烈，我115师已实行向大同、浑源行动时，即用主力出工城袭击朔县、左云一带，与115师相呼应，捣乱敌人的整个后方。” 周恩来放下电报，来到隔壁的作战室里。朱德、彭德怀等人正在研究如何按战略箝制、战役协同和战术配合的不同任务，分别配制力量，以配合国民党军的忻口会战。 八路军总部的决策者们对形势作了如下分析：忻口前线之敌，与其后方的交通十分困难，不仅同蒲北段因国民党军撤退时车辆南移而瘫痪，平绥铁路也因破坏而利用不便。日军的运输线仅有经平型关至张家口，经雁门关至大同两条公路。切断这两条运输线，数万日军便断了供应。于是决定：以120师组成左纵队，置于雁门关及同蒲两侧；以115师343旅组成右纵队，置于代县——平型关方向。这两支部队与忻口前线进行战役配合：一方面袭扰日军前线的两翼与后方；一方面切断日军之交通，掐断日军的后方供应线。 彭德怀转过身，对机要参谋吩咐道：“立即将总部决定通知各师，要求部队积极打击和箝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这时，王震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总部首长有什么指示，我的手都痒痒了。” 周恩来笑着说道：“中央来电，要你们旅返回晋西北，归还120师建制，参加保卫忻口的防御战。” “好，我们马上出发。”王震简单地答应了一声，便匆匆赶回359旅。 根据聂荣臻的意见，359旅留下刘道生等300名干部战士，与周建屏等人一起组成工作团，开赴平山、井陉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后组成晋察冀第4分区。 王震率359旅主力星夜兼程，返回晋西北。 10月13日，忻口会战开始。这一天，贺龙收到了朱德、彭德怀的电报，要求张宗逊支队以灵活动作从崞县轩岗向南袭击大牛店镇敌之侧背，配合忻口会战。贺龙看罢电报，认为朱德、彭德怀的电报已为时太晚，眼下日军已经南下，大牛店已无敌人。不过，朱、彭的电报精神是要120师从侧后打击和钳制日军。大牛店虽无敌人，但可依此精神主动作战。 此时，由于同蒲铁路北段已被宋时轮支队切断，日军南下的交通运输只靠两条汽车路：一条是从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一条是由灵丘经平型关、繁峙至忻口的。贺龙认为，120师可以在这两条线上主动作战，切断汽车路，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肖克等都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于是贺龙连续下了3道命令：一是命令张宗逊、李井泉率715团由崞县南下，袭击位于忻口西北20余公里的南北大常，打击敌翼侧。二是命令已由五台地区归建的359旅迅速赶到崞县以西，配合张宗逊部行动。三是命令继任716团团长的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率1个营（后来又增派了1个营）去雁门关。 贺炳炎坐在桌前翻阅着各连的求战书，这时接到师部通知，要716团领导干部去受领任务。于是，他和政委廖汉生急忙驱马奔向师部驻地。 师部在神池以西的一个村子里。贺龙和关向应等人正围着地图研究情况，一见贺炳炎和廖汉生来到，关向应关切地问：“到达这一带，部队情绪怎么样？”廖汉生说：“看到敌人的暴行，同志们都非常气愤，总盼着有机会狠狠收拾他们一下！” 贺龙一听放声大笑起来，连连说：“很好很好。要收拾敌人，机会有的是！”他指着一块密密层层的山区说：“准备把你们调到这里去。”贺炳炎俯身一看：一个长长的红箭头，正指向历史上著名的隘口——雁门关。 贺龙分析当前情况时谈到：忻口战役正在进行。敌人每天从大同经雁门关，不断地给前线输送弹药；这是敌人一条重要的运输线，但他们很嚣张，自以为那一带已是后方，警戒相当疏忽；我们要利用敌人的弱点，到那一带发动群众，寻找机会，给敌人一个打击！接着，又叮嘱：现在打的是日本侵略军，不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了，在战术思想上要扭得快，一定要遵循毛主席规定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原则。到达目的地后，要紧密联系群众，搞好侦察工作。 领受任务后，贺炳炎、廖汉生返回团部驻地。经过简短动员，便率领部队向雁门关疾进。 一路上，到处可以看到敌军残暴景象：许多村镇被夷成了瓦砾，无数同胞遭到了屠杀。仅宁武一个县城，就被杀害了不知多少；差不多家家的菜窖都成了活埋人的土坑；所有的水井，都堆塞着被刺刀挑死的男人、儿童和被奸淫后复遭杀害的妇女们的尸体…… 经过3天的急行军，716团到达雁门关西南十多里的老窝村。驻下以后，果然发现敌人汽车不时从雁门关上滚过。南面还时而传来隆隆的炮声。 10月16日，群众送来情报：大同敌人集结了三百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有经雁门关南开忻口的模样。这些日子，每隔四五天就有敌人的车队通过，看来情报可靠。716团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进行动员，会上廖汉生问大家：“怎么样？你们说打不打？”廖汉生刚刚说完，三营营长王祥发霍地站起来说：“我发表意见。我永远也忘不了敌人在宁武犯下的滔天罪行！十一连连部驻的那个院，一家八口人，被杀了七口，一个不满三岁的小孩，也被刺刀活活戳死，现在只剩下一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老大娘，她眼泪都哭干了，拉着我们，要我们报仇。这是她一家的仇，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仇！”他愈说愈气愤，脸色铁青。接着，他又激昂地说：“要叫敌人以血还血，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这是我的决心，也是我们全营同志的决心！”十一连政治指导员胡觉三也站起来说：“我代表全连同志，请求上级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把雁门关变成日本侵略军的鬼门关！”会场上严肃紧张，干部纷纷表达决心，争着要当突击队。最后，廖汉生说：“是的，我们一定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要把敌人血洗宁武的罪行，作为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材料，在全团掀起复仇的怒潮。” 17日黄昏，贺炳炎、廖汉生率部到达雁门关西南，他们发现公路并不在雁门关上，遂主动去黑石头沟、吴家窑一带公路西侧设伏，同时派少数兵力占领雁门关。他们将此部署报告师部。贺龙打仗一向注重实际，最欣赏根据实际情况果断行事，因而，接到报告后当即回电批准。10月18日和21日，贺、廖支队在黑石头沟两次设伏成功，切断了日军的主要交通线：18日，第一次伏击，毙伤敌300余人，炸毁汽车20余辆；21日，第二次伏击，贺炳炎、廖汉生报告说：我与敌激战2小时，我伤13名、牺牲20名，敌伤亡3倍于我。 与此同时，张宗逊、李井泉指挥715团14日黄昏袭击了南北大常，攻占了永兴村，歼敌100余人。袭占南北大常、永兴村以后，张宗逊、李井泉即率部向东活动，袭扰敌人，牵制日军。 王震率359旅主力10月16日到达崞县以西的贺家店。贺龙命令王震：你们就在代县、崞县地区寻找战机，主动作战，切断交通。10月23日，王震指挥717团在阳明堡以南的王董堡附近设伏，截击由崞县北开的80余辆汽车，与有飞机4架配合的日军激战两个小时，击毁汽车30余辆，毙伤敌300余名，沉重打击了日军由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运输。 八路军120师不但完成了袭扰日军主要运输线的任务，而且使忻口前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日军向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则向日军进攻，从而迫使日军忻口前线阵地同时构筑两个对外正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正面和对八路军的防御正面。这样，敌人便失掉了二线，全部人马四面临敌，陷入疲惫和消耗之中！尤其是对敌运输线的破坏，使坂垣师团的军需供应极度不良；食物不足，兵士们饥饱无常；弹药短缺，各种兵器的效能不能充分发挥；油料缺乏，机械化装备和其他机动车辆不能足数出动；重兵器成了兵士的负担，一门大炮要几十人推拉；晋北的10月已寒气袭人，但敌人却没有冬衣。兵士食不果腹，衣不御寒，不得不以军毯裹身，玉米充饥。还有伤兵不能及时后送，在堑壕里呻吟不已；死者不能转运，阵地上尸横枕藉。 因而士气沮丧，军心动摇，坂垣实无力爬过忻口了！120师切断了日军由大同到忻口的交通补给线，115师打击了蔚县至代县的日军交通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卫立煌在忻口会战后，曾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 日军忻口受阻，转而加强沿正太路向晋东的进攻。10月26日，晋东门户、兵家咽喉要地娘子关失守。30日，日军第20师团侵占平定，第109师团进抵昔阳，向太原进逼。国民党军北线（忻口）部队，见正太路防线已被日军突破，太原垂危，忻口防御已失去屏障作用，遂于11月2日全线撤退。8日太原失陷。 太原保卫战从10月13日忻口防御开始，历时25天。此次战役，国民党军投入40个师（第2战区全部27个半步兵师、3个步兵旅、3个骑兵师，另有孙连仲第1集团军、汤恩伯第20军团）；日军参战部队为4个半师团（北线两个、东线两个半）。日中双方兵力比为，日军的1个师团对国民党军的9个师。本来前期之忻口作战形势是好的，但后期娘子关之战失败，致使前功尽弃。 太原失陷当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八路军3个师领导人： “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将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形势。” 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并3个师领导人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的新局面。” 11月14日，贺龙率师部经岢岚去岚县，与关向应、甘泗淇会合，研究120师怎样贯彻这一指示。11月28日，120师军政委员会在岚县福音堂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指示。 贺龙首先作了11月份的工作总结。他在总结中说：“这1个月中，在军事上，我们是积极活动的，当敌人向太原前进时，即以张、李、贺、廖尾敌追击，拟进到太原以西地区袭击敌人，协助友军，巩固太原，但我军尚未到达，太原已经失守。所以，张宗逊、李井泉目前仍在太原、文（水）交（城）线上，贺炳炎、廖汉生则已直捣吴城，他们在那里打击敌人，进行地方工作，收容散兵；王震、宋时轮经常在交通线上袭扰敌人；蔡久、杨秀山在朔县附近袭扰日军；王兆相的一营已进占右玉，骑兵连到了清水河。地方工作方面，成绩很大。他们已经组织起义勇军、游击队，人数已经达到了1．2万多人，还抓了好多汉奸，破坏了一些伪组织，特别是提高了这一地区民众的抗日情绪和八路军的威信。神池、宁武等地的游击队、义勇军都想直接打八路军的旗帜，因为他们知道八路军是抗战到底的。”他根据统计资料指出：11月份120师毙伤日军570人，击毁汽车104辆，缴获各种枪支328支，但也付出了代价。这个月，120师共伤亡349人。另外，这个月各支队共收容散兵956人。他说：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有了新的指示，我们要认真讨论怎样贯彻执行。在会上，贺龙提出了同关、肖等人商量过的方案，经军政委员会讨论后，决定：1．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20师各部北起大同口泉，南到汾阳，沿同蒲铁路展开，与敌人争夺晋西北广大农村。具体部署是：358旅715团进到太原附近的古交镇，并以一部深入交城、清源以北；716团活动于吴城镇地区；359旅在崞县到忻口一线展开；宋时轮支队进入口泉镇、怀仁一带，威胁大同；警备第6团在偏关附近展开并深入右玉地区。各自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协助劝委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2．整训和整编部队。将各工作团在各地组织的抗日武装编入120师序列，打破蒋介石在兵力上对八路军的无理限制。忻崞独立团编为358旅714团；在汾阳、孝义组织的三泉游击队编为358旅716团第二营；雁北游击队编入宋时轮支队；神五游击队改编为120师独立第一支队；平山独立团编为359旅718团；崞县独立团编为359旅719团；侯马独立团分别编入各部。这样，到1938年初，120师扩大为两个3团制的旅、5个直属团或相当于团的部队（宋支队、警六团、独立一支队、教导团和学兵团）、2个直属营和3个直属连，全师从渡河入晋时的8227人发展到29162人，扩大了3倍多。1938年初，日军战略进攻的重点移往徐州。驻晋南的国民党军企图乘机反攻太原。八路军总部指示120师破袭同蒲路崞县到阳曲段，配合友军作战。 正当120师展开一场颇有声势的同蒲路破袭战时，日军集中1万余人分数路向晋西北扑来。驻雁北的日军第26团黑田旅团8000人分两路：一路为千田联队，由朔县出发，23日占领宁武、神池，然后又分两股，一股向西，于28日陷我黄河渡口中德县城，另一股向南占领五寨；一路为竹内联队，由井坪出发，26日占偏关，28日攻陷黄河东岸之河曲，国民党军何柱国部节节败退，逃到黄河以西；另有伪蒙军李守信部3000余人，24日占绥远之清水河，然后南下与偏关敌军会合。由太（原）汾（阳）公路向西进犯的一路敌军占汾阳、离石后，26日进至黄河东岸的军渡、碛口，并炮击黄河西岸我陕甘宁边区的河防阵地，有渡河进犯迹象。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立即电告贺龙：敌人企图压迫我渡河的情况已明。目前重点在于坚决击破正面乐静、方山、五寨三点的敌人。张宗逊旅不必再去离石，应集中兵力，打击这三路敌人中的一路或两路，以破坏其围攻计划。 贺龙接到毛泽东来电后，一面急令张宗逊改变行动计划，迅速率358旅北上，一面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反围攻计划。会上，贺龙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电，然后说道：“这次作战行动影响较大，应该集中国共两党在晋西北的全部兵力，将日军赶出去。” 话音未落，有人便发了言：“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日本人吓破了胆，还是我们自己打吧。”“鬼子一来，国民党军就跑，怎么能跟他们协同作战呢？” 贺龙耐心地说道：“对于友军要主动团结，他们不想打要想办法把他们推上抗日战场，这也是个统一战线问题，我主张联合国民党军一起来打，他不干，就拉起他来打。我们来把赵承绶、郭宗汾统一过来。” 会后，贺龙决定亲自去拜访在晋西北的国民党军将领。 晋西北地区驻有4支国民党军：赵承绶的骑1军，驻静乐；郭宗汾的第71师，驻岚县东村；傅作义的第35军，驻临县；何柱国的骑2军，驻偏关以北。在前期对日作战中，除第35军稍作抵抗之外，其他的都避而不战。 贺龙先到岚县东村镇去见郭宗汾。 在阎锡山的部队里，郭宗汾是个典型的滑头，虽然身为第33军军长，但他只是把军部和第71师设置在晋西北。他心里很清楚，与日本人作战不能把老本赔上。 郭宗汾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忽报八路军120师贺师长到。郭宗汾听罢一怔，随即心中有了数。 “贺将军屈驾光临，小弟倍感荣幸，不知尊意……”郭宗汾话音未落，贺龙便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来求援了，早就听说郭军长麾下兵强马壮，眼下日本人来势凶猛，还请郭军长念民族大义，出兵……” 没等贺龙说完，郭宗汾便插了上来：“贺将军太客气了，抗日救国，责无旁贷，小弟见晋西北父老乡亲遭此苦难，也是茶饭无味。只是小弟手下兵少将微，自身尚且难保，怎敢言战？”贺龙笑道：“郭军长不必过虑，贵军只担任一些策应，掩护任务即可以了。” “贺将军，”郭宗汾哭丧着脸说道，“你看，我的1个师连自己的一个炮兵营都不能掩护，如配合贵军，岂不误了大事。”贺龙见郭宗汾反复推脱，便说道：“郭军长先考虑一下，日后到岚县，我们再具体商量。” 贺龙离开东村镇，与关向应、甘泗淇、王震等人又来到了静乐县国民党骑兵第1军军部，商请军长赵承绶出兵参战。一见面，赵承绶向贺龙作了两个揖说：“啊呀！贺师长，你可来了。你们再不回来，我也要走了。” 贺龙说：“赵军长，你不要走，我们一起打。有1个月的功夫，便可以恢复北边了。” 赵承绶面带难色：“贺师长，我100个骑兵，只能抽出30个人去打仗，要70个人看马。我怎么去打？” 贺龙说：“赵军长，我们都驻在晋西北。这个时候要同舟共济，不能一走了事啊！” 经过反复劝说，赵承绶答应出一个炮兵连带两门炮配合八路军作战。 当谈到战役指挥时，贺龙向赵承绶说：“你是军长，我是师长，当然应该由你来当总指挥喽！” 赵承绶难为情地说：“我这个军长的老底，你还不清楚？你当军长的时候我还是个小连长，我怎么能指挥你的部队呢？” 俩人互相推来推去，最后决定俩人共同指挥，并由王震担任前线指挥。 3月9日，赵承绶、郭宗汾来到岚县120师师部，同贺龙、关向应、肖克等人一起开了会，订了个计划，这个计划规定：71师1个旅佯攻岢岚；120师主力位于五寨、岢岚大道以东适当地点，以一部于大道以西打五寨可能增援之敌；骑1军置于神池、五寨之线西北，打击神池、五寨间来往之敌；战动总会游击队在保德、三岔一带活动，归120师指挥。然而，赵、郭皆无真实抗敌之意。战斗一打响，赵承绶派两个炮兵连带了两门山炮来配合120师，在神池、五寨以西也派了一点兵，应付差事。郭宗汾则推三推四，一兵未发。贺龙后来感慨地说：“赵承绶算是统一过来了，郭宗汾就没有统一过来。”他非常窝火。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次反围攻只有靠120师自己了。 “收复7城战役”的决心已定，选择的第一个进攻点是岢岚县城。王震率359旅两个团沿同蒲路急行军，赶到岢岚，把敌人紧紧地压缩在岢岚城内。 傍晚，王震主持召开了旅作战会议。会上，王震亮开嗓门说道：“太原失守后，鬼子十分嚣张，扬言3个月内灭亡中国，我们这次作战一定要打出中国人的威风，让日本人看看，中国还有能战的！”会议研究决定控制岗漪河，断绝城里的水源，使敌骑兵和马匹陷于绝境。然后以围困袭扰的手段，压迫敌人撤出岢岚，在运动中把它消灭。同时，立即派部队堵塞了流向城里的叉渠，并把各部队的工事向前推进，以便袭击抢水的敌人。这样围了敌人3天3夜，每天都要打死一些敌人及其军马。 3月10日下午3时，日军弃城向北逃窜。359旅主力立即变成“敌逃我追”的姿态，猛追不舍。惊慌的敌人，逃至岢岚与五寨之间的三井镇附近时，被358旅拦住去路，吓得缩进镇内，赶修工事，企图固守待援。当359旅追到三井镇时，天已经黑了，只见镇内到处是火光，敌人正在架锅做饭，烤火取暖。这正是“敌疲我打”的好时机，也是发挥八路军夜战近战特长的好时机。王震下令强攻。疲惫不堪而又立足不稳的敌人，一下就乱了营。717团和718团二营的战士一个个跃身冲入镇内，和敌人展开了逐街逐巷的肉搏战，杀得日军鬼哭狼嚎，死伤过半。最后剩下300余人，龟缩在镇北的几座坚固房子里，负隅顽抗。次日拂晓，359旅主力继续勇猛冲击。眼看歼灭战快要胜利了，不料赵承绥部的那两门炮，突然向三井镇盲目射击，妨碍了八路军的最后攻击，敌人趁机突出重围，朝五寨方向逃去。此次战斗，共毙伤敌人300余人，俘敌28人。11日，359旅踊跃追击由三井镇逃跑之敌直到五寨城下。三井残敌会同五寨的敌军据城困守，359旅仍然运用收复岢岚的经验，用少数部队围困和袭扰五寨城，把主力放在机动位置，待机打击来援之敌。果然，3月17日下午，在义井镇附近的虎北村，358旅和359旅主力拦住了由神池来增援五寨的敌人，激战6小时，歼敌400余人，其余狼狈溃逃。这一仗不仅扩展了反攻战役的战果，而且震撼了被分割围困的敌人，吓得孤守在保德、河曲、偏关、五寨4城的日军，于20、21日同时弃城逃窜，4座县城遂被八路军收复。当保德敌人会合三岔堡之敌向神池撤退时，在田家洼被359旅截击后，窜往义井镇。3月22日，敌乘夜向神池撤退，正碰上358旅在凤凰山下的设伏部队。他们向敌拦腰猛冲，歼敌300余人，其余敌人逃向神池。359旅又追至神池城边。敌人不敢再据守县城，仓皇逃往朔县，神池也被八路军收复。 至此，日军侵占晋西北的7座县城，只剩下宁武了。宁武县城处于宁武关口，是同蒲路北段的一个重要车站，也是大同至太原公路的一个咽喉要地。日军在城内留驻精兵1500余人，企图长期固守，以控制同蒲路。这时120师主力连克6城，士气正旺，攻势正猛，根据贺龙的命令，359旅仍然采用围点打援的办法，以少数部队和游击队牢牢围住县城，以358旅、359旅主力分别在同蒲路东西两侧，形成“二虎拦路”的阵势，切断宁武至阳方口的交通要道，单等日军就范。3月31日，阳方口的敌步、骑兵共600多名，在飞机掩护下向南进犯，企图接应宁武之敌突围。当该敌进至石湖河与麻峪附近时，遭358旅和359旅一部夹击，敌抢占有利地形顽抗。战斗一打响，宁武城内之敌以为援兵已到，乘机出城反击，企图向359旅侧后进攻。此时358旅715团主动出击，协同359旅夹击该敌，歼敌300余名，敌千口联队长亦被击伤。黄昏时，宁武日军退守城内，石湖河之敌回窜阳方口。困守宁武之敌看着死守不成，求援又无望，遂于4月1日晚弃城向北逃窜。人路军展开猛烈攻击，沿途斩获颇多。残敌终于与阳方口敌人会合，一起逃往朔县，359旅当即收复宁武县城。 至此，日军侵占我晋西北的7座县城全部收复，敌人企图扼杀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于摇篮中的阴谋被彻底粉碎。整个战役共灭敌1500余人，缴获山炮1门，汽车14辆，步机枪200多支（挺）。 收复7城战役的胜利，是坚决执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以及“集中主要力量，打破敌人一路”的原则所取得的成果。它标志着120师由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转变。这次战役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斗志，提高了敌后军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心，对巩固与发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4月10日，毛泽东来贺电：“9日电悉。努力奋战击破敌人整个进攻，取得伟大胜利，中央诸同志闻之极为兴奋。伤亡颇大，补充整训极为必要。抗大受训干部，虽因各方需要调出颇多，然月底毕业时，当可分配一个可观数目补充你们。望巩固内部团结，加紧整理训练，争取新的胜利，配合友军，造成巩固的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在全国抗日战争中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 毛泽东所说的“伤亡颇大，补充极为必要”，是指120师在同蒲路破袭战和收复7城战役中，行军千里，大小战斗10余次的伤亡情况。贺龙、关向应、肖克在4月9日报告说：“这次战役伤亡数目：358旅为580名，359旅897名，宋支队47人，警六团39人，总计此战役全师伤亡1563人。”717团政治委员等6名营以上干部英勇捐躯。 延安。 一盏油灯下，毛泽东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游击战，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 毛泽东放下笔，缓缓地点燃了一支烟。 在世界战争史上，游击战争只是生存于战役范围内。然而，在毛泽东眼里，游击战争已上升到战略地位，并且逐步变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拿手好戏。德国的一位战略家在考察了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之后，不无感慨地将毛泽东誉为“游击战之父”。 眼下，这位“游击战之父”又把敏锐的目光投向内蒙古阴山山脉的中段——大青山。 大青山地区横贯绥、察两省，是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是华北通向大西北的咽喉。在古人眼里，大青山是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空旷景象。然而此刻，毛泽东望着这一地区的版图，不禁脱口说道：“大青山战略地位不可小视”。在毛泽东眼里，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既可以粉碎日军西进宁夏、甘肃，分割大西北的企图，又可以使晋西北、晋察冀部队相互配合作战，扼制日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还可以沟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 5月14日，毛泽东电示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肖克，明确指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至关重要，请你们迅速考虑此事。” 大青山地区的重要性，贺龙、关向应早已注意到了。他们对于八路军进入敌后战场，乘敌尚着意于正面战场之机，向北、向东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也有深刻认识。早在1937年11月间，在绥远工作的共产党员杨植霖曾专程到五寨面见贺、关，向他们报告绥远被敌人侵占后的情形。贺龙曾经详细询问过那一带的具体情况，并且提出：能不能把当地武装调到晋西北整训，增加一些新成分后，再回去打游击。次年4月间还将对大青山地区调查所得情况向毛泽东作过报告。接到毛泽东的电报，贺龙和关向应、肖克、甘泗淇、周士第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大青山东西绵延700余里，南北宽100余里，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南麓连接土默特川平原，北麓接乌兰察布草原，与蒙古邻近。平绥铁路在大青山南麓通过，联接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集宁3个重镇。大青山地区，从战略上看，是通往大西北和陕甘宁边区的北部门户，又靠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北翼，地位甚为重要，所以中央甚为重视。他们立即组织力量再次对大青山地区的现状进行调查。6月初，贺龙、关向应等将调查情况和他们的看法向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作了报告。 6月11日，毛泽东回电说：大青山脉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区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作法，由你们根据情况处理。朱德、彭德怀决定，去大青山的部队由120师派出，归贺、关指挥，并且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建议由358旅政委李井泉率队前往，其他事项由贺、关、肖决定。贺龙、关向应、肖克立即决定组织大青山支队。李井泉任司令员，358旅参谋长姚喆任参谋长，358旅714团政委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主要武装是王尚荣、朱辉照率领的358旅715团。贺龙提议，请战动总会派出一支武装力量，同去大青山。关向应认为，为了创建根据地，战动总会亦应进入大青山开展工作，建议战动总会派一部分干部随队前往。战动总会很快确定由该会动员分配部副部长武新宇率一批干部和由刘墉如率领的由太原城关中学师生组成的第西游击支队前往绥远。他们的意见经贺龙、关向应批准以后，大青山支队随即组成，全支队共2300余人。 出发前，关向应从岚县赶到715团驻地，对大家说：“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但可以沟通我晋察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而且还能控制平绥沿线的广大富饶地区。”他又说：“国民党军队把绥蒙大片国土丢给了日寇，我们要再从日寇手中夺回来！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三百万蒙、汉同胞，正等待我们去解放哩！” 七月末，大青山支队在李井泉等人率领下出发了。 部队沿着崎岖的山路，不分昼夜地向着大青山挺进。不久前，侵占绥远的日寇黑石旅团打退了国民党35军的“戏剧性”的反攻，更加趾高气扬，大肆叫嚣：“中国军队再不敢来绥远了！”“谁来就消灭谁”。当大青山支队北进时，日寇紧急调集2个旅团的兵力，并有空军配合，层层密布在凉城、左云、右玉沿线，日夜巡逻，企图阻止八路军进入绥远。120师大青山支队能打则打，能绕则绕，不数日，即从右玉的台子村、凉城的文成村，连续突破了敌人的几道封锁线，进至绥南的太平寨，然后又穿过平绥路，直插大青山区。绥远地下党早在这里组织了一支内蒙抗日游击队。他们经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斗争，现在已发展到一二百人了。大青山支队一到，便派人前去联系。而后，与杨植霖率领的这支游击队胜利会师。 大青山位于绥远中部，东西长四五百里，南北宽五六十里。山南是肥沃的平川，山北是绿毯般的草原。这里住的大都是蒙、汉族人民，也有少数回族和满族，盛产莜麦、山药蛋，畜牧业也很发达。过去人们常说：“绥远有三宝——莜麦、山药、羊皮袄。”自从鬼子侵占以后，日伪据点林立，白天黑夜枪声不断，鬼子、伪军、土匪、团团子（国民党的“自卫军”），你夺他抢，奸淫烧杀，弄得百姓东奔西逃，流离失所，茫茫草原被一片哀伤、忧苦所笼罩。 部队到达青山区的第二天即袭陶林城，歼敌一部；继于9月14日夜，又北攻乌兰花，全歼守敌百余名；接着，李井泉率领三营向绥西挺进，又连克石拐子、萨尔沁和后窑子矿业公司等地，歼日寇百余及伪军六百多人。连遭八路军打击的敌人，惊慌之余，急调莲台师团5000余及伪蒙军两个师，分五路向我展开“围剿”，企图趁八路军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之。大青山支队遂将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采取分散活动的方式，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游击小组到处袭扰敌人，主力则避开敌人锋芒，巧妙隐蔽，伺机而动。大青山支队的游击小组常常牵着敌人的鼻子来回转圈，弄得敌人整日东奔西窜，疲于奔命。敌人千方百计寻找大青山支队主力作战，但到处扑空，到处遭打击，却始终摸不清大青山支队主力的去向。有一次，由陶林旗下营出犯的两伙敌人得知大滩驻有八路军的消息后，同时向大滩扑来。当夜他们同时发起攻击，双方都以为抓住了大青山支队主力，互相对打得十分激烈。一直打了4个钟头，才发现大青山支队早已离开了该地。就这样，大青山支队灵活地运用了游击战术，终于粉碎了敌人“围剿”。 这一系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争信心。趁此有利时机，大青山支队大力开展了宣传动员工作，人民积极靠拢大青山支队，纷纷奔走相告：“真正的中国军队来了！”“八路军真是人民的子弟兵！”由于大青山支队所到之处，尊重蒙族的风俗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广大蒙古族人民也很快改变了以往那种敌视汉人的态度，积极支援八路军。他们说：“如今汉人与汉人不一样了，过去国民党来抢我们，现在共产党来帮我们。”有一次，一营路过乌拉山东公旗时，该旗群众热情欢迎，并以马草、燕麦相送，临别时还告诉战士们：“以前我们是见了汉人军头就开枪，以后你们打面红旗就不会发生误会了。”没有多久，大青山支队便在归（绥）武（川）公路以东的纷中和公路以西的绥西等地区，建立了各级抗日动员委员会和各种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大青山一改过去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草原上开始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景象。 由于国民党一贯纵匪害民，绥远地区的土匪多极了。其中较著名的匪首有康德胜、肖顺义、夏军川等。这几股匪徒，多者几千人，少者数百人。他们与日寇、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有时收缴大青山支队零星人员的枪支，有时抢劫大青山支队的军用物资；当日寇向大青山支队进攻时，又常常阻挠和妨碍大青山支队的行动。多次争取他们团结抗日，终无结果。这是大青山支队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对群众，他们更是无恶不作，常常向老百姓要钱、要粮、要大烟，声称：“豌豆皮也要榨出四两油来”，不给就用酷刑。绥远人民给他们起了个诨名叫“干豌豆”，只要说一声“干豌豆”来了，就连六七岁的小孩子也吓得直往母亲怀里钻。这帮土匪，“天天要过年，夜夜要入洞房”，每过一地，就像大水冲过一样，啥都被冲得精光。为保护群众利益，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以利于对敌斗争，李井泉等人决定集中兵力，对这些匪徒各个歼灭。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大青山支队以5个连的兵力，围攻流窜到土城子一带的康德胜匪部。11点光景，部队发出了攻击信号。霎时，清脆而密集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那帮土匪都还在屋子里抽大烟哩，枪声一响，他们就像被捅破了窝的马蜂一样，乱哄哄地仓惶溃逃。有的被打死，有的作了俘虏。这次大青山支队缴获了数百匹马，还救出了三四名被匪徒们抢去的妇女。 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刚露出头，乡亲们知道八路军打跑了土匪，就都扶老携幼，纷纷从山沟里跑来领人。那些妇女，深受了匪徒们的凌辱和毒打，一和亲人相见，又喜又悲，纷纷控诉土匪的罪行。这时，部队又让老乡们把他们的马领走，很多群众感动得含泪向八路军道谢。一个老乡向大家说：“乡亲们！八路军打日本、剿土匪，保护咱们老百姓，真是咱们的大救星。现在天气这样冷，他们还穿着那么单薄的衣服，我们应该给他们想办法呀。……”这一下，正说到群众的心坎上，当天下午，老乡们就给八路军送来了很多皮衣、鞋袜，另外还有大批牛羊肉。部队离开村子时，男女老幼都出来送行，依依不舍。此后，部队又先后消灭了夏军川、肖顺义等匪部。 大青山支队不断打击日寇，消灭土匪，直接保卫了群众的利益，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称赞“八路军是神兵，专打土匪、小日本；八路军，爱百姓，朋友要交八路军。”各族青年纷纷带着枪、骑着马前来参军，有的老乡主动为部队提供情报，草原上掀起了抗日的热潮。 1939年4月，归绥、陶林、旗下营、武川等地的日、伪军一共6000人，又一齐出动，分六路向绥中的五塔背、银矿山地区和绥南的蛮汗山区“扫荡”。这时国民党骑2军的郭希鹏、“东北挺进军”骑6师的王希坤也率部向八路军进攻，形势十分严重。大青山支队动员根据地群众坚壁清野，并把部队拉到外线以游击活动打击敌人的侧背。一天国民党的骑6师在铁圪蛋沟一带被日寇包围了，鬼子以为抓住了八路军主力，拼命地打。骑6师伤亡惨重，最后师长王希坤带着他的残兵败将，仓惶北逃，当碰见八路军时，再也顾不得“收复失地”了，一把抓住姚喆的马头，哭着说“姚参谋长，你们八路军足智多谋，指挥有方，请统一指挥，我们一块行动吧！”姚喆看到他那副狼狈相，抑制不住憎恶的感情，问他：“贵军此来，是要从八路军手中收复失地的，怎落得这般下场？”他低着头，丧气地说：“别提了，这里的老百姓心向着你们，我们的队伍没到就都跑光了，没有粮食，连个向导也找不到，难啊！”姚喆指着身边的两个蒙民向导对他说：“谁抗日，人民就拥护谁；不抗日、专反共闹磨擦的军队任何时候都会碰得头破血流，王师长应从中吸取教训才是。”说得他面红耳赤，无言答对。 日、伪军一连“扫荡”了十余天，不仅什么也没有得到，而且还不断遭游击队的袭击，最后不得不缩回各据点去。这时，郭希鹏、王希坤自知在大青山站不住脚，怕自己的部队被消灭，把官丢了，也夹着尾巴溜回山西偏关一带。大青山支队取得了反“围剿”和反“摩擦”的双重胜利，根据地更加巩固了。日寇“扫荡”不成，就利用起“民众抗日自卫军”来，声称只打八路军，不打“自卫军”，并给“自卫军”划分防区，补枪发饷，以此进行诱降。所谓“民众抗日自卫军”，本是反动的地方武装，诨名“团团子”。他们打着抗日的招牌，在“绥人治绥”的欺骗口号下，起初还得到一些发展，共有1万余人。在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张遐民策划下，他们还建立了伪政权，派出一批专员、县长与动员委员会相抗衡，威胁群众，不准供给八路军给养。这些部队，上至总司令，下至士兵，人人怀里揣着猴头子（大烟斗），手里提着鞭头子，腰里掖着绳头子，对蒙古人民实行大汉族主义，随意掠夺、残杀蒙民，甚至还提出“抗日必先灭蒙”的口号。他们每到一村，把东西抢光，每到一家，把肉面吃完，真像蝗虫一样。老乡们反映：“情愿八路军住十年，不愿自卫军打一尖。”有的骂他们：“人吃饺子马吃料，没有姑娘不睡觉。跟日本鬼子是一路货！”蒙民则称他们是“助日来蒙亡国军”。这些民族败类本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哪里经得起日寇的利诱？果然，三路总指挥王有功、四路的樊团、六路的王团、八路的杨团等部都先后投敌，公开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完全变成了日本鬼子的忠实走狗。 大青山支队忍无可忍，便兴师讨逆，一夜之中，即将其各路指挥机关和大部主力歼灭，俘虏两千金名，缴枪千余支。在缴获的秘密中，发现了三路总指挥王有功给日寇的投降信。信中说：“……功等早愿投顺效忠，苦无良机，兹幸汪先生倡导和平，功愿在皇军和新政府领导下，促进东亚新秩序的建设。望早日复示，功即率部同化归正。如此，大青山之八路军及其游击队，必可瞬息清除。新政府更形昌荣，……”国民党的所谓总指挥，其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丧心病狂的程度，已至于此！“自卫军”被八路军消灭之后，日寇更加惶恐不安，又拼凑一万余人，分5路向大青山地区展开了大规模“扫荡”。在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八路军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四处出击，袭击敌人的后方，弄得鬼子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敌人这次“扫荡”仍和以往一样，一无所获。鬼子不得不承认：“大日本皇军在征战中，还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骑兵。” 1940年8月，大青山支队在武川西梁村召开了隆重的、富有历史意义的绥远各族、各界、各抗日民主党派的代表会议。到会代表200余人，他们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和严密盘查赶来赴会。会上，成立了“察绥行政办事处”，制定了“察绥施政纲领”，并作出了建立萨拉齐、武川、陶林、归武等9个县的民主政权的决定，把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推向了新的阶段。从此，抗日的红旗便牢固地插在大青山上。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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