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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德生脱险回家


  匪方指定的交款地点是长乐路1210号——在汤恩伯将军官邸的隔壁。申新二、五厂厂长亲自布置,由协理顾鼎吉驾车至该处,却不见有人来接款。顾鼎吉只得在附近开着车子兜圈等候,不料被警备司令部稽查人员拦住,当场搜出50万元美钞,警方认为形迹可疑,就把顾鼎吉连人带车押到警备司令部。
  顾鼎吉挨了打,只得如实招供。警方声色俱厉,指责荣家违法赎票,定要严究。法律有明文规定,出钱赎命属于违法犯罪。可是这起案子却例外,警备司令部第二天就态度大变,说是因绑匪未获,为“便利破案起见,遂权宜一时,当与荣氏次子荣尔仁说明,发还赎款。”(见1946年8月4日上海各报:淞沪警备司令部发表《荣德生绑案真相》)
  从偶然截获到迅速发还50万元美元,处理得雷厉风行。当时的亲历者和今天的研究者,多数人认为这是“警备司令部导演的一场新戏”,而笔者在研读了各种文字材料后,却不同意这个判断。敢于违法迅速发还巨款,肯定是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的决定。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的亲信,蒋经国的密友,把宣铁吾看作荣德生绑票案的幕后策划者,这种假设无论在事实上或推理上都难以成立。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假如警备司令部依法办事,拒绝发还赎款,追究荣家的法律责任,荣家很难在短期内另筹50万美金,匪徒势必图穷匕见,荣德生活命的希望就很渺茫了。如此说来,宣铁吾的“权宜”倒是很有人情味的呢。
  5月27日,也就是巨款发还的第二天,詹荣培关照会计部门职员宓勉群说:“今天有两皮箱东西送到厂长办公室,你先收下,不要让别人搭手。下午有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取,你交给他们好了。”宓勉群感到奇怪,赎款是警备司令部发还的,由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取走,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詹荣培说:“这些你不必研究,汽车来就交给他们。”果然,下午有辆警备司令部标记的汽车直驶到厂长办公室前停下,车里只有一个司机,宓勉群把两只皮箱装上车,汽车就立即驶走了。
  以后的发展,《乐农1946年纪事》有一段记述:至二十八日傍晚,闻人声踯躅,谓去看影戏。晚饭后诸匪皆去。至十时后,陪余上三轮车转汽车送至姚主教路三角地,另雇人力车至麦尼尼路五婿宅门,入内,再通知家中诸人团聚,欢喜万分。
  荣家破财消灾,如今荣德生脱险回家,这桩事情也就了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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