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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影星主外同居 名导演男女受气


  且说在群星闪烁的3O年代影坛,有两颗分外耀眼的女明星,那就是胡蝶和阮玲玉。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说完胡蝶,再说阮玲玉。且容笔者慢慢道来。
  1910年4月26日,上海。
  这一天,春意已浓,而在上海朱家木桥样安里的一间阴暗狭窄的小屋里,却不见阳光,很少暖意。一名浦东亚细亚火油找的、年近40的中年男工阮用荣,正请了假在家中忙里忙外。阮用荣的妻子何阿英躺在破旧的木板床上,呻吟着,喊叫着,正为她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苦苦挣扎。他们的生活是艰难的,他们家的头一个女孩才只有二、三岁呢。
  孩子终于降生了。
  善良的母亲、辛劳的父亲,并不为过早降临的第二个孩子高兴,他们只是盼望着这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因此,当接生婆报告他家得了一个女孩时,阮用荣愁苦的脸上眉心皱得更紧了。
  老实巴结的父亲没有多瞧这女孩一眼,长长地叹口气就把接生婆送走了。失望伤心的母亲,勉强睁开眼望了望身边的婴儿,不知是喜悦还是悲伤。
  穷工人家的孩子,求人取了个文静的名字:凤根。
  转眼已是10月底,天渐渐转凉了。下班后的阮用荣照例抱起了女儿凤根,他觉得凤根那小小的身体有些发烫,就问妻子:
  “凤根是不是病了?”
  “是的,”妻子答道,“早上起来她就发烧,可能昨晚受了点凉,伤风了,大概不碍事的。”
  阮用荣仔细往凤根脸上一瞧,只见她左脸颊上出现了数个暗红色的丘疹,他的心猛地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难道是天花?”当“天花”二字在阮用荣的口中说出,妻子颓然地坐在床前,她真希望丈夫的猜测是错误的,可是丈夫所料并不错,凤根所患的确是令每个父母都胆战心惊的天花。
  “天花”这两个无论是读起来和写出来都很漂亮的字眼,所代表的却是一种让人为之恐怖和厌恶的急性传染病,它的可怕之处不仅仅在于对患者生命的威胁,而且还在于对人容貌的毁损。当时大凡出过天花的人,都难逃满脸麻子的厄运。凤根的父母面对患此疾病的女儿、怎能不忧心忡忡。
  但疾病既来了也别无他法,只求老天保佑,何阿英更是虔诚地拜倒在观音像前。不知是阮用荣夫妇的祈祷发生了作用,还是凤根的生命力特别强,经过日夜担忧的几天之后,凤根奇迹般地痊愈了,仅仅是在左颊留下了几点浅浅的疤痕,不经意根本看不出来。
  灾难好不容易过去了,阮用荣夫妇刚刚松了一口气,谁知厄运再次降临到他们头上。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季后,他们那一直病弱的长女不幸夭折了。阮用荣夫妇对着长女渐冷的身体,伤心至极。
  现在,他们只剩下凤根这唯一的女儿了,他们对她更加怜爱有加。这一年,两岁的凤根一下子竟跨过了两个时代——从清皇朝到中华民国。皇帝没有了,国号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并没有起色。唯一改变的是男人脑后少了根辫子。
  凤根慢慢地长大了。从记事起,她常常在黄昏时,一边在门前捡菜剥豆,一边等候父亲回家。当她亲热地唤声“爸爸”并起身奔向父亲,他常常疲惫无力地找把破椅子靠墙坐了下来。偶尔,父亲领到了工钱,喝了两盅,有了点精神,也会抱着她,给她讲猪八戒招亲的故事。她是多么快乐啊!穷人也有苦中作乐的时候。
  一次,父亲买了张靠舞台边的便宜的歌剧票,带凤根去看戏,舞台上的五光十色,演员的唱做动作,使小小的凤根惊呆了。回到家中,站在床上,拿着被单、母亲的围巾,像演员那样装扮起来,唱起来,扭起来。
  凤根小小年纪,已有自己的保留节目,每每亲朋来访,她唱做起来,往往能博得满堂喝彩。那时,她不太胖,晶莹可爱的脸上浮起了笑容。
  幸福和快乐对这个万分艰难的家庭毕竟是短暂的,像受至一场巨大的雷击似的,她父亲一病不起。阮用荣一病倒,工作也就丢了,全家失去了唯一的生活来源,这可愁坏了阮用荣夫妻俩,要治病,要吃饭,还要付房租,哪来的钱呢?
  无可奈何之下,何阿英只好丢下重病的丈夫和幼小的凤根外出帮佣,但那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家用尚且不够,哪里还能有钱给丈夫治病呢?于是,家中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慢慢地都进了当铺。
  面对病中的丈夫和幼小的女儿,何阿英是欲哭无泪,她跪倒在观音像前,祈祷菩萨保佑她的丈夫度过这一劫难。然而,菩萨并未显灵,在这年夏天的一个风雨交加之夜,阮用荣终于撒手西归。
  这年,凤根才6岁。
  何阿英更孤苦了,在黝暗的油灯下,她几乎老了10岁。凤根望着母亲在为她缝补旧衣,禁不住懂事的说:
  “妈,油灯暗了,让我替你穿针线吧。”
  母亲抬起疲倦无神的眼睛望了望她,摇摇头,又低头去穿针线缝衣了。
  灯火愈来愈暗,夜愈来愈静,自幼聪明过人,求知欲极强的凤根,像大人似地发问:
  “妈,我们为什么要做穷人?”
  “你爸爸没有本事。”
  母亲的回答不能满足她的疑问,小凤根又追问了一句,“那么怪爸爸吗?”
  母亲没有再回答,默默地似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久久盘旋在孩子心头的疑问,赶走了她的睡意。沉默了一阵子以后,凤根把小凳子靠近母亲的身边,抬头又提出了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能上厂里做工?”
  “我们是女人嘛。”母亲叹了口气说。
  “女人就不能做事吗?”在她的幼小天真的心灵里,女子低人一等的观念还没有形成。
  “社会是不允许的。”母亲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和脸,说:“睡吧,别瞎想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听命吧。”
  夜更深了,寒风从不严实的门窗里钻了进来,把靠在母亲腿边迷迷糊糊睡过去的凤根冻醒了。她感到身上多了件旧毛衣,睁开眼睛望望仍在不停地缝衣、身子微微颤抖的母亲,禁不住说:
  “妈,你太冷啦!怎么把绒线衫都给了我?”
  母亲慈爱地说:
  “你穿着吧。小孩子冻不起的。要不上床睡吧。”
  “妈,我不冷,也不困,陪你做活吧。你还只穿件单褂呢!”
  实际上,才6岁的凤根真是又冷又困,她终于在母亲的抚爱和督促下,爬上了又硬又冷的床铺。
  在童年的梦里,她尝到的是人生的苦果。
  穷人家的孩子是早熟的。凤根随着母亲,给有钱人家当小丫头,小小的年纪就学着打杂、洗衣、给老爷擦皮鞋、替太太抱小少爷。唯有相依为命的母亲心疼她,夏天,看到她累得满头大汗,面色通红;冬日,瞧见她双手起了冻疮,肿得很高,瞅着主人家出门的时候,让她放下手上的活计,悄悄去休息一会儿。
  这时候,她总是很快溜到附近的一所小学,从校门的缝隙里偷望男女孩子们上课的景象。有时,凑巧孩子们放学了,她就躲得远远的看他们嬉闹、打架。他们都穿得很整齐,背着崭新的小书包,有的孩子的父母,还在校门口等候迎接他们。
  这,给凤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这,也使一个难以管束的想法在她头脑里转了又转。隔了好一阵子,她看到母亲忙完了活心绪较好时,终于忍不住说出了自己最大的愿望:
  “妈,让我上学吧。”
  妈妈听到她的要求,像被针扎了一样皱了一下眉心,半天没有说话。而当她拉着母亲的手,一再恳求:“妈,让我上学吧。”母亲的心动了,轻轻叹了口气:“难哪。”
  母亲是这样一个老实,听命,苦苦挣扎的妇女。她没有马上答应女儿的要求,因为,她明白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学费、杂费、书本费、衣着这一连串的费用,对当女佣的她来说是很难应付的。再说,女儿上了学,还能在主人家吃住下去吗?她找不到答案。
  母亲的心在那次风根的恳求后,确确实实留下了无法摆脱的印记。凤根是她世上唯一的亲人和寄托啊,何况,凤根自小体弱多病,丈夫刚去世之际,自己曾将她寄养在一个干姐妹家中,一场大病整整两个月,几乎葬送了一条小生命。
  母亲尽管没有文化,但身居上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也约略知道读书才能有出头之日。从此,母亲默默地攒钱,也在主人家卖命地干活,博取老爷、太太的欢心。
  冬去春来,约摸在两年之后一个晚上,母亲悄悄地对女儿说:
  “凤根,你也不小了。妈明早送你去上学吧,这可不易啊。”
  说着说着,母亲眼眶红了起来,声音也变得颤抖了。
  凤根望着更加苍老的母亲,聆听着这字字千斤重的话语,一阵温暖,一阵心酸;一阵凄苦,又一阵幸福。夜依然是凉冰冰的,而她的心底却由于有了希望而感到热辣辣的。连她的梦也出现了一丝希望之光。
  凤根8岁才上学念书,改学名为玉英。起初,进的是私塾,第二年,才转入崇德女子学校。
  上学,对这个寡母孤女来说,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费用的重担自不用说,而且,母女俩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俩得苦苦求情于心肠较好的人家,让母女俩有一个栖身之处。
  不久,一户姓张的人家收留了母女俩。这户姓张的是广东香山人,和凤根父亲是同乡。张公馆坐落在乍浦路,张老爷在清末是做官的,辛亥革命后丢了官,转而经商,全家从广东迁到了上海。
  张老爷经商很有些手段,发了大财,整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张老爷有妻妾九人,生下的子女计十七人之多。张太太管不住丈夫纳妾,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不致发生动摇,她绝不允许丈夫把这些女人弄回家来,也绝不承认老爷在外面生的孩子是张家的后代。
  进了张家大院,何阿英带着凤根在后院佣人住房住下,她处处留心,很快就熟悉了新的环境。张府的大院共有三进,每进房子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天井相隔,前两进房子是上房,下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只有后院才是下人们住的。
  这位张太太共有四个公子,即长子慧冲,二子晴浦,三子惠民和小儿子达民。这兄弟四人日后和当时的上海影坛都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也都有过一些名气,其中尤以张慧冲和张达民名气最大。
  张慧冲生于1898年,那年19岁,正在上海的航海专科学校读书,时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漂洋过海,发一笔洋财,后来他果然成就了一番事业。
  他从航专毕业后,即东渡日本,抵日不久就对航海失去了兴趣,而迷上了东洋魔术,加上他自己勤奋钻研,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套东方魔术玩得堪称炉火纯青。
  20年代初归国,很快又迷上了电影,加盟中国最早的电影摄制机构之一的商务印书馆影片部,当上了一名电影演员。主演了《莲花落》、《好兄弟》等片,他那英俊的外貌、洒脱的造型,颇受影迷喜欢。
  1923年春,有个叫尼古拉的德国人来到上海进行魔术表演,为招徕观众,他自封为“德国魔术大师”,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天下无敌。张慧冲很不服气,待观看了这个德国人的表演后,他更是胸有成竹,他马上和尼古拉唱起了对台戏,也准备了一套魔术登台表演。
  他表演的这套魔术不仅包含了尼古拉的所有节目,而且还多了一个他独创的巨型魔术“水遁”。此事一下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报纸则称之为“国际魔术大竞赛”,盛赞张慧冲“比尼古拉多一手”。
  尼古拉还算识相,见比试不过,遂偃旗息鼓,溜之大吉。此后,张慧冲又在电影界和魔术界大显身手,曾大红大紫过。此乃后话,暂且不提。
  张达民的“成名”却不是因为有何业绩,而是因为他后来与阮玲玉(即凤根)的特殊关系。张达民生于1904年,长凤根6岁。凤根8岁入张府时,张达民还是个14岁的孩子。
  张太太对这个小儿子格外宠爱,凡事皆依着他,使他成为典型的公子少爷。张太太是个麻将迷,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沉迷在牌桌上,张达民从小跟着母亲,牌艺也是十分精通,且赌瘾极大,由此埋下了日后赌尽数十万家产的祸根。
  凤根上了学后改名为阮玉英。玉英随母亲进入张府后,更加劳累了。放学后,她还得像小丫头一样干活,比往常更卖命地干活。要不,母女俩马上连一个可以这风避雨的住处都会没有了。
  年幼多病的玉英,并没有被这种艰难的境遇压倒,随着年岁的增长,随着知识的开化,也变得自信了,坚强了。
  清晨,当她忙完主人家的杂活,迎着初升的太阳向学校走去时,她的心里反复响起了一个声音:“我要做个自立的女子!”
  黄昏,当她离开学校急匆匆地赶回主人家时,母亲的面貌和话语出现在她眼前耳边:“听命吧!”“不,我定要做个自主的女子!”她的内心时时在和母亲作着争辩。
  这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使她自小有无穷无尽的求知欲。她比许多富家的孩子学得认真,进步得快。年幼的孩子,谁不贪睡呢,而她,常常忙到主人们睡了才能学习,常常要熬到深夜;天色微明就得起床,偷偷温习了功课又要干活。她不觉得苦,也不怕累,一心要念书识字,成为“自立的女子”。
  上海,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富商阔人的天下,又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玉英渐渐长大了,学校里的功课对她已经不那么费力了,她开始借来许多小说之类的书来读。
  小说是五花八门,杂七杂八的,而她从中一次次体验了各种人、各种生活的甜酸苦辣。她嗜书如命,终生不变。这,也不知不觉地在她身上培育了艺术的细胞,对她走上电影演员的道路有莫大的影响。
  一晃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玉英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她品学兼优,对于国文和音乐尤为爱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借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邓肯自传》,刚读了几页就被书中的描写吸引住了,于是手不释卷地一口气读完了全书。
  美国舞蹈家邓肯为舞蹈事业终身奋斗的事迹和精神深深地打动了玉英,在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邓肯像森林女神一样薄纱轻衫赤足起舞的形象;而邓肯向往自由,不畏权贵,坚持信念,勇于创新的坚强意志,更赢得了玉英由衷的敬佩。
  掩卷深思,玉英沉入了对艺术追求的遐想之中。《邓肯自传》无疑又为她开启了一扇探视艺术殿堂的窗户,激起了她心中对表演艺术的憧憬。
  1922年初的一个周末,玉英的同学好友谭瑞珍、梁碧如兴奋地告诉玉英,她们已搞到三张《海誓》的电影票,准备一起到夏令配克看电影。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海誓》无疑是一部极其平庸的电影,但它却令玉英和她的两位伙伴既觉新鲜又受感动。要知道,《海誓》可是中国最早的三部长故事片之一,不仅有完整的故事,而且制作也比较认真,尤为称道的是该片的女主角殷明珠。
  如果说《海誓》曾使得小学高年级的学生阮玉英对中国电影产生了兴趣,并有了一种朦胧的向往,那么,1924年底上映的一部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明星电影公司摄制的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则使已成为初中生的阮玉英对电影有了更为深厚的感情。女主角王汉伦的杰出表演使玉英萌发了演电影的最初愿望。
  应该说,殷明珠和王汉伦的成功,为阮玉英、胡蝶等这些比她们年轻了几岁的后来者,冲破世俗偏见,顺利地走上银幕,开辟了一条道路。
  1925年,阮玉英已是崇德女校初中部二年级的学生了。自从升入初中后,玉英便搬出张家,开始住校了。阮玉英到张家的次数逐渐减少了,但闲暇时,她还是偷偷溜到后院去看望母亲。她的偶而露面,引起了张家四少爷张达民的注意。
  张达民这年已22岁了,作为一个富家子弟,在交际场所和生意场上也可谓见多识广了。但当他第一次留心注目已是中学生的阮玉英时,仍为她身上所特有的超凡脱俗的气质和带有一丝哀怨的漂亮面容所震惊不已。他怎么也没料到当年瘦瘦小小的黄毛丫头,现今居然出落得如此楚楚动人,不由得怦然心动。
  于是,他想办法接近阮玉英,当他得知玉英喜欢到昆山公园散步时,心中不由一喜。
  秋日的昆山公园,正是一年中景致最为迷人的季节,秋风吹走了夏日的闷热,黄叶落满林中小径,夕阳的余辉穿过簌簌作响的林叶洒落下来,草坪上布满了跳跃的光影。傍晚的花园是那般的温馨。
  这时,花园的小径上出现了一个青年女子的身影,一袭白衣,长长的黑裙,晚霞映衬着她俏丽的脸庞,她就是阮玉英。在另一条小径上,又闪出一个青年男子的身影,高高的身材,一身笔挺的西装,英俊而白皙的方脸上架着一副阔边眼镜,倜傥之外又显出几分文气,他就是张达民。
  两人“无意”间相遇。
  “四少爷,你也到花园里散步啊?”
  “这不是凤根吗,你可是越长越漂亮了,走在大街上我恐怕是不敢认了呢。”
  阮玉英和张达民一直是认识的,只是这些年来不常见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日里,张达民傍晚时分经常来昆山花园散步,于是也就常与阮玉英相逢。这位丝毫不摆主人架子的四少爷逐步赢得了涉世未深的阮玉英的好感,而青年人之间总有许多共同的话题,渐渐地,两个年轻人的心靠近了。
  自从父亲去世这十年来,特别是进入崇德女校以来,阮玉英一直生活在单一的女性世界之中,16岁的她情窦已开,所读过的许多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那些缠绵徘恻的爱情故事,也曾使她向往过梦中的白马王子。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哪个异性青年真正走进过她的情感世界,张达民则是第一个闯入者。张达民虽不如小说中的男主角那般可爱,但对自己也可算得殷勤备至体贴入微,且他不计较出身门第与自己相爱,她还是挺受感动的。
  不管怎么说,阮玉英在她16岁那年的秋天开始了她的初恋。初恋是甜蜜的,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挽起恋人的臂膀,徜徉在秋日花园的小径上,充满了诗情画意。然而,甜蜜中却带有一丝苦涩,那是对未来的忧患,这个明显带有“主仆之恋”色彩的恋情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来吗?
  从昆山花园相见到恋爱,两人是闪电似的;从恋爱到同居,”两人也是闪电似的。由于张家不同意张达民和阮玉英之间的关系,而两人想用同居造成婚姻的既成事实。
  在这“闪电”似的同居背后,玉英也曾痛苦彷徨过。有时她暗自思忖: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呢?自己内心的向往自然是先念书,后工作,做一个自立的人。
  可每每将这一想法向母亲倾吐时,总在母亲脸上看到一副痛苦、内疚的神情,接着是一声声的哀叹。阮玉英知道,这是母亲怪自己这么大的人,好不晓事理,与张达民结婚,难道不是一条好的出路吗?
  封建意识、缺少文化使母亲目光短浅。在一个终生作女佣人的眼光里,能过上主人家的那种穿绸着缎、吃用不愁的生活,就是人上人、福中福了。
  而虽然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已陷在热恋漩涡里的阮玉英也不能自拔。她想到:自与张达民认识以来,特别是和他在昆山花园见面之后,他对我总是笑脸相迎,也从不摆少爷架子,对母亲也尚称和蔼可亲……是呀,难道还有比结婚更好的路吗?
  母亲感到女儿能嫁张家,这是再好不过的事,这样一来,自己今后的终身有了依靠,地位也改变了,再也不用替别人家帮佣了。因而自始至终热心地促成、劝说女儿应允这件事。玉英年轻幼稚,恋火已把她烧得无所适从,由于母亲的怂恿,她就这样轻易地、似懂非懂地将自己的一生和这位张少爷结合在一起了。
  说是结婚,并无正式的婚姻仪式和手续;说是恋爱,又无真正一致的理想和爱情。这是买卖婚姻的一种新变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婚姻的一种常见的方式。就阮玉英的身世、环境而言不为浪蜂游蝶所惹,定为富贾商人所攫,似乎是定命所关,安能免此。
  生活的磨难,使玉英比普通少女更早地懂事了、成熟了;生活的磨难,却又使玉英过早地将自己的命运和一名玩世不恭的少爷连结在一起。这是她悲剧命运的开始,也是她悲惨生涯的结局的决定因素之一。
  这是在阮玲玉短促一生中第一个占有了她的男人,而且,从16岁到25岁的近10年中,她为他付出了青春和血汗换来的金钱。而他则愈来愈像魔影似地追随着她,宠罩着她,直至将她送给了死神。
  阮玉英初嫁时芳龄十六,完全是个青年少女,而那种流传了千百年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思想,牢牢占据了她的心灵。要是这位张家四少爷稍有上进之心,至少能够安分守己,阮玉英就将终身相随,忠贞到头了。而他却像旧社会中的纨绔子弟一样,一步步走向了堕落。
  却说阮玉英与张达民同居之初,曾有过一段比较甜蜜的日子。张达民仍然保持着恋爱时所体现出的绅士风度,显得温柔体贴,平日常逛的歌场赌馆很少涉足,父母给他的零花钱也足够支付三个人的开支。
  玉英对张达民不顾家庭的反对,坚持与自己结合,则心存一份感激之情。辍学以后,她很快完成了角色转换,由一个青年学生变成一个贤慧的妻子。何阿英则不再出外帮佣,守着小俩口,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
  张达民岂是甘于过平静生活之人,燕尔新婚的缠绵过去之后,他就感到了同居生活的单调乏味,尤其是家庭的日常开支,虽然阮玉英母女俩非常节俭,但仍要花去父母给他的零花钱的大部分,而他的父母却不再多给一个子儿。于是,他的公子哥儿的本性开始暴露,对玉英母女俩时不时恶语相向。
  起初,张达民看到玉英伤心落泪,他还有些不忍,会转而安慰一番。渐渐地就熟视无睹了,想发脾气就发脾气,不高兴掉头就走,把仅有的几个钱送进赌场,输光了则几天不露面,偶然赢了,一高兴也许会想起玉英,于是再转而登门。
  面对这种情形,阮玉英方才意识到自己当初的决定有些过于草率,但她不愿把张达民想得太坏,总以为他最近的变化是因他的婚姻得不到父母的赞同而引起的。她既然这样想,也就只能一味地委曲求全。
  就在他俩同居几个月后,张达民的父亲突然中风去世了。对于父亲的去世,张达民固然悲痛,但一想到马上能分得遗产,摆脱经济上困窘的日子,又有些宽慰。
  几天之后,张老爷的棺木下土安葬完毕,张太太即开始清理老爷留下的遗产帐目。老爷身后留下了几十万元的家产,张太太自己留下一份足以养老的钱财之后,其余的尽数分给了自己的四个儿子。
  理清了账目,张太太将四个儿子招到面前,按照长幼顺序一一将财产交割,轮到张达民时,张太太说道:
  “达民,你既未成家,又未立业,这笔钱我暂时不能给你,若给了你,没个正当用途,你定会很快挥霍掉的。先给你一万元,你想办法干点实事,其余钱由我为你代管,保证一分钱也不会少了你的。”
  拿了一万块钱的张达民回到自己的小家庭后,便把遗产分配的情形向阮玉英概述了一遍,玉英问道:
  “你准备干点什么实事呀?比如可以开个公司。”
  “这倒没想好,但区区一万元又能办个什么气派点的公司,像我这样的人总不能去开家杂货铺吧。你先别管那么多了,要紧的是咱们现在总算有点钱了,可以随心所欲地过段日子。”
  玉英听后非常失望,她知道此钱来得快去得也快,要不了多久就会坐吃山空的,如果把自己的未来完全寄托在他的身上,那将是很不牢靠的。她提醒自己,为了奉养母亲,也为了自己的前途,首先在经济上必须自立。她因此开始慎重地考虑走出小家庭,到社会上去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
  阮玉英于是开始留心报纸上登载的各种招聘广告,然而,几天下来却未见到有适合于自己的工作。正在她感到有些泄气的时候,《新闻报》上的一则广告燃起了她的希望:
  明星影片公司即将开拍新片《挂名夫妻》,公开招聘饰演女主角的演员,欢迎年轻漂亮有表演天赋且有志于电影事业的女士前来明星公司应试。
  阮玉英一直爱好表演艺术,当她还是崇德女校的学生时,就曾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在舞台上一显身手。20年代初期国产电影兴盛起来以后,她又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早期的女影星很是佩服,也曾有过将来当一位像殷明珠、王汉伦一样的女影星的朦胧愿望。
  她是真心愿意走上电影演员之路的,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步入银海的机缘,现在机会终于在她面前展现,可她却有些犹豫了,她暗自思忖:“明星”这么个人才济济的大公司,会看中我吗?
  阮玉英没敢应试。但就在第二天,张达民的大哥张慧冲突然兴冲冲地走进她的屋里说:
  “弟妹,想不想拍电影?”
  这意外的询问,使阮玉英大吃一惊,心想难道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其实,阮玉英早在学校时就登台演过戏,张慧冲就是从看她的演出中,发现了她的演出才能的。在她贫苦的少女时代,演戏曾是她极大的感情寄托和人生的愉快。
  张慧冲瞧她呆呆地发怔,怕她还不明白自己的意思,进一步具体地说:
  “上海有家明星影片公司,那是家老牌的公司了,你该是听说过的吧?如今,公司正在招考电影演员,要是你愿意试试,我可以介绍你去。”
  张慧冲还怕她要面子,又补了两句:
  “考不取也没关系,反正是试试嘛。”
  阮玉英正愁找不着门路而苦恼呢,现在张慧冲主动介绍她去试镜,她哪里还有不愿意的,便说道:
  “我……能行吗?”
  “我看能行!你很有表演天赋。”
  “那,……那就请大哥介绍试一试吧。”
  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她生活在这个和电影关系密切的家庭里,张达民也没提什么反对意见,再说这又是一条挣钱的出路,母亲当然更是唯张家之命是从,也赞成女儿去碰碰运气。
  1926年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张慧冲偕同玉英和阮母来到明星公司,让她参加《挂名夫妻》这部电影女主角的应试。慧冲是电影界的老人了,人头很熟,只和看门的打个招呼,就领着玉英和阮母直接去找电影导演卜万苍了。
  不巧的是,卜万苍不在,只见到了公司里的一名姓林的广东人,姓林的很买张慧冲的面子,又见玉英面容秀美,神态动人,答允向颇有名声的卜万苍导演推荐。
  第二日,在明星公司的导演办公室,卜万苍正和他的助手汤杰一边研究着即将由他执导的《挂名夫妻》的剧本,一边等候着前来应试者。卜万苍虽然从姓林的口中得知对昨天前来应试的阮玉英的印象,但毕竟没有亲自见过。
  卜万苍的眉头紧皱着,看得出他的心情不好,招聘演员的广告登出来后,应聘者虽然来了不少人,但来者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看来,女主角找得到找不到,还很难说。
  卜万苍和已被确定在片中担任角色的两位男演员龚稼农和黄君甫交谈着。窗外的庭院里,几株桃树花开正浓,粉红色的花朵在阳光的映照下,显得十分灿烂,散发出一股清香,沁人心脾,使人心旷神怡。
  此时,玉英一行人来到明星公司,卜万苍细细端祥,便感到这名年轻女子虽不是什么绝色美人、姿容超凡,却有一股清秀气、书卷气。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没有那种上海摩登女郎的洋味和俗气,卜万苍立即答应让她参加《挂名夫妻》女主角的试戏。卜万苍对她热情地说:
  “密司阮,我看你定能演戏,让我来给你一个机会吧。”
  这意外的顺利,便玉英又喜又愁,喜的是受到了一位令她敬畏的电影导演的青睐,愁的是她真能演好这个角色吗?
  当她怀着这种复杂不安的心绪回到家里时,她哪里想到,在明星电影公司,正为她的女主角问题争得面红脖子粗呢。有人说:一个初出茅庐的毛丫头,没有号召力;又有人说:模样儿、演戏的本领都不出众。多数的意见是否定的,有人主张重选。
  卜万苍力排众议,独执己见。他的确还没有试过她的表演才能,尤其不了解她会不会拍电影,只是从接触中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这是个可以造就之才,外貌虽不惊人,却有一股隐含内在的力量。为了郑重起见,卜万苍答允试一试她的戏,再作定夺。
  阮玉英一夜翻来复去,久久不能入寐,好不容易入睡了,又不觉作起梦来,梦里一会儿被录取了,她从此成了演员;一会儿有人凶神似地训斥她:“毛丫头,凭你的模样和本事,还想当明星?”她模模糊糊地被赶了出来。
  夜,竟像从来没有过的那么漫长,当她在天微亮醒来时,头沉沉的,心中感到一阵阵不舒服。
  在母亲的催促下,她打起了精神,认真地梳妆了一番。以比当年走进学校更紧张万分的心情,走进了这家赫赫有名的电影公司。
  在场看她试戏的有公司的决策人物张石川等人,气氛十分严肃。
  卜导演和蔼地向她讲解了剧中的人物要求,以及怎样演好这名可怜的女子。她眼睛盯得直直的,脸色也红了起来,而导演的话却似懂非懂、似听非听。临到卜导演让她试着走几段戏时,她几乎手足无措,连步子都不会迈了。
  一个天性聪慧,酷爱演戏,又有过舞台经验的女子,竟在万分惶恐不安的心情中把一切都弄糟了。糟得连她自己也不能相信,自然更使张石川和卜导演大大地失望了。
  当试戏停下来的时候,玉英忍不住要哭出来,心里难过极了。审看的人们纷纷离去。卜万苍情绪也从开朗转向阴沉,默默无言,他为自己的莽撞十分后悔,这样糟糕的成绩让自己怎样再去向同事们张口呢?这真是太贻笑大方了。
  他望着这个满脸乌云的女子,轻声地,有气无力地对她说:
  “好吧,密司阮,够辛苦的了,你回去吧。”
  玉英从他的话音里,听到的是深深的失望,也自感到“拍电影”的大门从此对她关上了。咬了咬牙,打起了精神,走向陪伴她来的母亲,转身准备离去。
  当母女俩缓缓地,一步一步地走出试戏场时,突然,从她们的身后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声音:
  “等一等。”
  随着话音,卜万苍快步走了过来,向已回身过来的阮玉英说:
  “明早再来试一趟吧!”
  听到这一话语,阮玉英的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
  又是一个难眠的夜。她把自己要演的那个被封建婚姻包办的少女的身世,反复想了又想,琢磨了又琢磨。片中的少女不是自己,但不是又有自己的影子吗?自己虽说不完全是挂名夫妻,但自己的婚姻是自由、幸福的吗?她隐隐感到,和这个要扮演的不幸女子,有相似之处。在她的心中,升起了一种信心。希望和力量。她在不知不觉中,激发出一定能演好的愿望。
  当她由母亲陪同,再次走进明星电影公司大门和试演场时,心不再剧烈地狂跳,神态也从容自如得多了。卜万苍不去理睬阮母的恳求和哀告,以鼓励的眼神对着玉英说:
  “这没什么,就像你在生活中照相一样。”
  玉英此刻已忘了是在试戏,也不去多想“当明星”的事情,一心沉到了人物之中。她的步履、神情,都在刹那间成了少女妙文。妙文本与青年王定章相恋,而家庭包办了她的婚姻,让她嫁给一名痴呆的富家子弟方少琏。她,为这忍受着感情的痛苦。
  这样的故事、人物,并不新鲜,也无太多的特色,但由于阮玉英是用心、用真情实感去演的,演起来楚楚动人,表情贴切,使在场的人都怔住了。
  卜万苍愈看愈喜悦,脸色由肃穆转向赞赏。当试演告一段落时,他连连向阮玉英说:
  “好,很好。我决定让你来演!”
  阮玉英从心底升起了一股暖流。当她从人物的情景中完全清醒过来时,意识到电影的大门已为她打开了。
  她终于成了《挂名夫妻》这部影片的女主角,而且改艺名为阮玲玉。她,终于跨出了第一步,这是多么艰难的第一步啊!这一步中有自己的心血,也有卜导演的信任。
  在阮玲玉短短的艺术生活中,从未忘怀卜万苍的知遇之恩;卜万苍也以一个艺术界的长者身份关怀着阮玲玉的成长。后来,在1932年由他执导的《三个摩登女性》中,最后决定由她担任女主角淑贞。该片放映与观众见面后,阮玲玉的表演又获新的成功。
  卜万苍兴致盎然地著文说:
  “我认识阮玲玉,还是在她未演电影之前,所以我和她的关系是比较深切的。记得那时候的她,天天做着明星的梦,但是总没有去实现的勇气,又没有入门的机会。后来被我发现了,尤其在短时间的谈话中,我很肯定地向她说:‘密司阮,我看你定能演戏,让我来给你一个机会吧。’后来我就请她担任《挂名夫妻》片中的女主角。片成之后,……一时获得不少佳誉。再仗着她的天才和不断的努力,现在已成了中国女星队中的最明亮的一个了。她的性格很好,待人接物俱甚和蔼。尤其对我,从她演电影起一直到现在都是忘不了我们的友谊,这是值得赞颂她的。”
  阮玲玉对卜万苍在艺术上更为敬重,始终事以师礼,对卜之指点,无不唯命是从。后来,当她成为举国瞩目的大明星时,依然不改本色,联华公司因为她名气大,要调整她的薪水时,阮玲玉回答说:
  “卜先生每月拿300元的薪水,我也拿300元,要加我的薪
  水,请先加他……”
  当然,这些均是后话,暂且不提。
  《挂名夫妻》一片把阮玲玉带进了影坛,该片开拍后,阮玲玉即被“明星”聘为基本演员。“明星”给她的薪水是每月50元,拍片另外还有津贴,这在当时已是个满不错的收入了。
  第一个月的薪水拿到手,阮玲玉如数交给了母亲,接过女儿给的钱,母亲心中感慨万分,当年带着女儿到张家帮佣,绕在膝前幼小的女儿许下的长大“必报恩育”的诺言开始实现了。
  拍完《挂名夫妻》之后,阮玲玉投入了新片《血泪碑》的拍摄,这是一部由郑正秋编导的家庭伦理片,讲述的是梁似宝、梁似珍这一对姐妹的爱情悲剧故事。
  阮玲玉在拍完《血泪碑》后,又马不停蹄地加入了《杨小真》一片的拍摄,该片仍是由郑正秋编导的,描写的是一名知识女性出身的交际花与一位有为青年相爱,历尽苦难终成眷属的故事。在该片中与阮玲玉合作的则是有风流艳星之称的杨耐梅。
  就在《杨小真》拍摄中的一个晚上,阮玲玉下班回家,看到母亲从街上捡来一个小女孩。看到女孩那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时,阮玲玉心中的爱意油然而生,遂收养她为自己的女儿,并取名为小玉。
  《血泪碑》和《杨小真》公映之时,阮玲玉已步入影坛一年有余,虽然她的知名度远不能与老牌明星殷明珠、张织云、杨耐梅、宣景琳等人相比,甚至也不如因拍古装片而走红的胡蝶、陈玉梅,但她毕竟已在影坛站稳了脚跟。
  由阮玲玉主演的《血泪碑》和《杨小真》均是1927年“明星”的重点作品,由郑正秋亲自挂帅执导,“算得上是制作认真、阵容整齐、故事动人”的影片。但放映后上座率却皆不尽人意,“明星”没能赚到钱,阮玲玉也未能因此而走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古装片热潮的泛滥所致。
  阮玲玉进入影坛时间尚不算长,在电影表演艺术方面的修养毕竟还很有限,她与当时的许多演员一样,把自己能否走红更多地寄托在机会和运气上。
  阮玲玉入“明星”后所演的三部影片皆为时装片,在古装片走红的当时,很难为大多数观众所注目,也就未能有多大的影响,她的“星运”可谓不佳。但一个普通演员是很难决定自己演哪部电影或不演哪部电影的,只有耐心地等待机会的到来。
  机会终于来了。
  “明星”准备启用阮玲玉出演古装片《洛阳桥》中的女主角,而且公司很看重这部影片,不仅由张石川亲任编导,还为该片配备了颇强的演员阵容。与阮玲玉演对手戏的是“明星”的看家小生朱飞。
  朱飞在影坛的名气很大,他已有六七年的从影经历,他于1903年生于上海一富人之家,曾就学于远东商业学校,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20年代初,他被英美烟草公司电影部罗致为主要演员。1925年,张石川将他挖到“明星”,当年即令其在《空谷兰》中饰演主角,该片卖座空前,朱飞一举成名。
  成名后,朱飞逐渐放浪形骸,在脂粉阵中尽显所长,博得美人欢心。自恃一流明星,公司台柱,目中开始无人,连张石川、郑正秋也不怎么放在眼里。公司人人头疼,但看在他对观众确有号召力的份上,只好能忍则忍。。
  到《洛阳桥》开拍时,朱飞散漫的毛病更加变本加厉,除了开拍的第一天准时到场以外,几乎天天迟到。张石川经常因朱飞的不守规矩和马虎表演而大发其火,但又拿他没有办法,不免要迁怒于其他演员,这下可苦了阮玲玉。她第一次尝到了作一个演员的艰难。
  1928年初,《洛阳桥》终于和观众见面了,然而这部让阮玲玉和“明星”上下均抱希望的影片投入市场后却波澜不兴,最终还是以让大家失望的营业额而收场。
  古装片在红火了两年之后,观众早已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而众多的小公司一轰而上,大量粗制滥造的古装片流入电影市场,更让观众看倒了胃口,因此,《洛阳桥》的失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8年春,在张石川的布置下,胡蝶从“天一”被挖到“明星”。阮玲玉早在步入影坛之前就闻知胡蝶的大名,但与胡蝶的见面还是第一次。在与胡蝶见面不久,阮玲玉即与胡蝶有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银幕上的合作,这就是拍摄故事片《白云塔》。
  该片是继《洛阳桥》后明星公司的又一部重点影片。
  影片描写的是凤子、绿姬两位年轻美貌的女子与青年石斌之间的三角恋爱故事。
  凤子因父母双亡,家道中落,成为孤女,富裕的矿山主家庭出身的石斌不嫌其家贫,深深地爱上了美丽善良的凤子。清明时节,另一位矿山主的女儿绿姬伴随母亲去白云塔畔扫墓,路遇风子和石斌,见石斌才貌俱佳,不由怦然心动,即想横刀夺爱,于是坚邀两人到府上作客。
  绿姬利用一切机会接近石斌,并蓄意低毁凤子,石斌果然中其圈套,渐渐疏远了凤子。凤子很是痛苦,却不明其中原因,只得给石斌写信表明心迹。绿姬又买通石家的家仆人,藏匿了凤子给石斌的书信,凤子和石斌间就此断了音讯。
  绿姬下决心要除掉凤子,乃模仿石斌笔迹,假造石斌给凤子的绝交信。凤子不辨真伪,痛不欲生,欲跳白云塔自尽,被塔中怪老人风伯救起。凤子听从了风怕老人的劝告,远行暂避,日后再图报复。绿姬以为其计得售,凤子已不在人世,很是得意。她告诉石斌,凤子已与人私奔,途中遇难而死。石斌闻言,信以为真,十分悲痛。
  不久,石家的矿山毁于天灾,石斌不得已,求助于绿姬,绿姬则乘人之危,提出石斌须娶她为妻的条件,石斌无可奈何之下勉强答应。就在这时,有富商红叶公子自海外归国,经叶公子年轻富有,风流倜傥,令爱慕虚荣的绿姬一见倾心,当即一脚踢开石斌,转而趋附红叶公子。
  石斌指责红叶公子夺人所爱,却遭绿姬奚落,他万念俱灰,欲登白云塔自尽,却与红叶公子不期而遇。红叶公子摘下帽子,露出了满头青丝,石斌惊喜地发现,红叶公子原来是女扮男装的凤子,激动万分。这一幕被跟着红叶公子足迹前来的绿姬看在眼里,她无地自容,坠塔自杀。凤子和石斌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接着,张石川分配片中的角色:正派女主角凤子由胡蝶扮演,反派女主角绿姬由阮玲玉饰演,而男主角石斌仍由风流小生朱飞饰演,此外“明星”的诸多明星均在该片中担任角色。如此演员阵容,在当时说来是相当整齐的。
  对于角色分配,最满意的当数胡蝶,一来初来乍到就饰演第一女主角,二来凤子一角正对她的戏路,最适合自己的形象。而对角色最不满意的当数阮玲玉了,她要饰演的绿姬,风流妖娆,心地歹毒,是那种最让观众憎恨的女子,这实在不对阮玲玉的戏路。
  《白云塔》正式开拍了,而对阮玲玉的折磨也就开始了。胡蝶在事隔60年后撰写回忆录时,对这一幕仍记忆犹新:在部片子里,我是演正派女角,玲玉演反派女角。玲玉进“明星”也有二、二年了,但不知为什么在“明星”总不得志。玲玉其实是擅长演正角悲剧的,她对这个反派女角并不喜欢,也不理解,记得张石川在导演时要玲玉“脸上要有虚伪的假笑,心里要十分恶毒”,可是玲玉总演不好,连我在一旁都十分同情她,因为她生性善良,这实在是难为她。
  在拍摄《白云塔》时,阮玲玉自己也记不得挨了张石川多少训斥了。张石川脾气暴躁在“明星”是有名的,很少有演员在拍摄他导演的影片时不受他的训斥,有时他急起来还会骂粗话。
  阮玲玉固然演绿姬这样的坏女人不太到位,但她受张石川责难的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朱飞。朱飞饰演石斌其实颇对他的戏路,外貌英俊,举止优雅,与他“银幕情人”的雅号很是相配,可他那自由散漫随心所欲的毛病已根深蒂固。
  摄影棚内,他故态复萌,实拍与阮玲玉的对手戏时,仍是满嘴的胡言乱语,使得本来对绿姬就不理解的阮玲玉就更难贯彻导演的意图,于是不免常常招来张石川的破口大骂,心中那份委屈就不用提了。
  如果说阮玲玉拍摄《白云塔》一片还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与胡蝶交上了朋友。胡蝶在她的回忆录上是这样说的:
  “我进入明星公司的第一部片子,就是与阮玲玉合作主演的《白云塔》,我们也由此建立友谊。这是一部令我毕生难忘的片子,倒不是因力这部片子本身,而是每当想起这部片子,就想起阮玲玉其人其事,感慨万千。”
  阮玲玉在拍摄该片时的遭遇,引起了胡蝶的同情,一有机会,她常与阮玲玉在一起聊天,借以排泄她心中的忧闷。她俩的身世虽然不同,但也有许多共同的方面,都是广东同乡,年龄也相仿,共同语言也就多一些。通过交谈,阮玲玉和胡蝶对双方的身世、生活等有了较多的了解。
  张石川对胡蝶十分器重,她甫入“明星”,即让她担纲主演《白云塔》。他曾挖掘过多位电影人才,但他一生津津乐道的还是从天一公司手头把初露头角的胡蝶挖进明星公司的大门。
  尽管胡蝶之进入“明星”使张石川更不可能重视阮玲玉,阮玲玉仍对善解人意的胡蝶怀有好感。而事实上,即使没有胡蝶的加盟,张石川也不可能重视阮玲玉,张石川一生沉迷于才子佳人的戏,这样的角色并不适合阮玲玉,甚至连郑正秋也不能发现阮玲玉的才华,这也是明星公司后来无法与新崛起的联华公司在艺术上相抗衡的原因之所在,这不能不说是明星公司的可悲之处。
  《白云塔》的拍摄使阮玲玉再次品尝到身为电影演员的艰难,然而,她在明星公司的更为难堪的遭际还在后头。欲知“明星”怎样对待阮玲玉,且听下口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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