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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败的柏林上空，战争的硝烟还远未消散，苏联同它的战时盟国之间的关系便日益紧张起来了。5月7日凌晨中欧时间1时41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在法国兰斯市代表德国统帅部签署了德国全体海陆空军部队向西方盟国，同时也向苏联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的投降书。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代表盟国签字，而伊万·苏斯洛帕罗夫少将以证人身份代表苏联签字——正如随后的事态表明的，他显然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去这样做。 当天晚些时候，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总部收到安东诺夫将军的一封电报，电报说苏联人认定苏斯洛帕罗夫将军不是苏联方面出席兰斯仪式的合适代表。①他们要求签署一项更正式的投降书，仪式将在柏林举行，由朱可夫元帅代表苏联政府。 -------- ①斯大林得知苏斯洛帕罗夫签署了投降书，气得脸色发青。5月7日，他打电话给炮兵参谋长H·H·沃罗诺夫，问道：“这位‘著名的’炮兵将军伊万·苏斯洛帕罗夫究竟是谁？”他斥责沃罗诺夫没有教育好炮兵军官，说已经叫苏斯洛帕罗夫回莫斯科，要严厉地处分他。见H·H·沃罗诺夫著《苏联人民的功勋》，载《苏联历史》杂志，1965年3月号，第24页—第26页。——原书注 艾森豪威尔将军觉得，这是苏方对于盟国方面在德国投降问题上的诚意产生了怀疑，他对此深感不安。他立即复电向安东诺夫保证，他一直严格遵守关于不单独停战的规定。并说他乐意在第二天，即5月8日，在朱可夫元帅指定的时间到柏林去。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天气不好，他不能按规定时间到达，那么英美两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使团团长可以代替他签字。后来他决定不到柏林去，而是派他的副手英国空军上将泰德去代替他签字。美国将军斯巴兹和法国将军塔西尼也去柏林参加仪式。美国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约翰·迪恩，从莫斯科飞抵柏林出席。 由于苏联人预料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来，以索科洛夫斯基为首的朱可夫的司令部的全体人员都到机场去迎接他。迪恩写道，当首先到达的阿切尔将军和迪恩将军走下飞机，而艾森豪威尔没有来的时候，俄国人“仿佛一声令下，下巴马上都牵拉下来”，但“他们很快便恢复常态，对我们非常客气”。① -------- ①约翰·迪恩著《奇怪的联盟：关于我们在战时同俄国努力合作的情况》，第174页。——原书注 大约在11时，泰德及其一行到了。检阅仪仗队的仪式刚结束，便准许德国代表下了飞机。他们是威廉·凯特尔元帅、弗里德堡海军上将和施通普夫空军上将。 在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塔西尼拿出一封戴高乐授权他代表法国统帅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信，结果把程序弄得复杂化了。 泰德表示反对，因为艾森豪威尔已经授权他代表所有西方盟国签署。如果法国签署，那么所有其他西方盟国也都应该作为单独的实体参加。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了好几个小时，才以下述方式获得解决：投降书上由朱可夫和泰德作为主要签署人，而塔西尼和斯巴兹中将则以证人身份签署。 迪恩写道：“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也许是在维辛斯基的怂恿下，朱可夫站在塔西尼一边。这是苏联第一次作出很大努力来争取在战后同法国建立较密切的关系，而这一点，在这一天后来的活动中，变得更明显了。” 投降仪式预定在泰德住处的对面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工程学院的会议厅举行。晚上8时左右，各方代表已经聚齐，但投降文件的最后定稿直到5月9日凌晨0时30分才准备好。维辛斯基建议对文件措辞作一系列修改，但没有哪一处修改跟5月17日在兰斯签署的那份文件根本不同的。但是每处微小的修改，都得把文件的俄文文本和英文文本重新打字，而且修改稿又得通过译员来仔细核对，以保证两种文字的意思一样。 投降文件终于准备就绪可供签署了。会议厅的一头：摆了一张长条桌子，盟国的主要代表在那里就座。朱可夫坐在中间。泰德对这种安排并不完全满意，因为他认为他应该分享中间的位置。但他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理由是：柏林在苏联手中，这一点也许是一条充足的理由，说明朱可夫应当作为东道国的代表，并且担任主席。泰德坐在朱可夫右边，维辛斯基坐在泰德的右边。 苏联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回忆说，在举行仪式期间，维辛斯基烦躁不安，斯巴兹举止安样，泰德似乎抱着某种嘲弄的态度看待这次仪式，而塔西尼“仿佛就象因为迟到而感到不安，并且急于要把眼前的事情弄明白。”朱可夫喜气洋洋，但他的表情既温厚，又显出不祥的迹象。“我望着朱可夫宽大的、非常精神的脸膛，想起了在哈勒欣河同日军作战期间我同他的全面，当时他的官衔是军长。负责指挥驻蒙古的苏军。我六年没有见到他了，从来役梦想过我下一次见到他是在柏林，在他接受纳粹军队投降的时候。” 当会议厅里的嘈杂声沉寂下来时，朱可夫站起来宣布开会。宜读与会者名单，用了大约十分钟。 然后朱可夫又站起来，对站在门口的军官们吩咐道：“让德国代表团进来。” 凯特尔、弗里德堡和施通普夫走进来，后边跟着他们的助手。凯特尔大约只跨了三步就走到桌子前，举起他的元帅杖致敬，然后拉出中间的椅子坐下了。 艾森豪威尔的海军助理哈里·布彻海军上校说，凯特尔环视了一下房间，仿佛他在查看战场的地形。“他的神态同那一天我所看到的德国文职人员们的神态形成鲜明对照，所有文官看上去都是那种已被打败和吓倒的神态。” 泰德站起来问德国人是否接受投降的各项条款（投降书的副本早些时候已交给他们了）。 一名译员翻译了他的话，凯特尔回答说，他接受他手里拿着的那份文件中所写的各项条款。 西蒙诺夫对现场作了如下的描写， 仪式继续着。我看了看凯特尔，他把带着手套的两只手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施通普夫似乎是平静的。弗里德堡一动不动，但他僵硬的姿态中有点什么东西暴露出他的极端绝望。凯特尔开头很平静，接着他转过头来看看朱可夫。他的眼睛不住地一会儿望着桌子，一会儿望着这位苏联元帅。奇怪得很，每当他抬起眼睛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一种好奇的表情，仿佛他是在看一个长期以来使他感兴趣的人，如今能够在几步远的地方仔细看看了。 德国代表现在要签署文件了。 “凯特尔的脸色阴沉下来，”西蒙诺夫写道，“在他等着轮到他签字这段时间，他的表情严峻。但他立即把头向后一仰，仿佛是要抑制就要从眼睛里流出来的泪水。” “建议德国代表团到桌子这儿来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朱可夫坚定地说。 还没等译员译完这句话，凯特尔似乎已经明白了，他的一只手在桌子上比划了几下，好象是要求把投降书送到他的面前。 可是，朱可夫继续站在那里，不客气地打手势，要德国代表团走过来。“让他们到这儿来签！”他厉声地说。 凯特尔第一个走上前来。他把几个副本拿过来，带着轻蔑的神情一一签了字。当他回到他的座位上时，弗里德堡（他在两周后自杀了）和施还普夫走到桌子前边来签了字。然后朱可夫和泰德以盟国代表的身份签了字，而斯巴兹和塔西尼则以证人的身份签了字。 “德国代表团可以离开会议厅。”朱可夫宣布说。凯特尔立即站起来，啪地一个立正，用他的权杖致敬，然后转过身，大步走出大厅，其他德国军官也跟在他后面走了。 当大门重新关好以后，紧张气氛一下子消散了。所有留在大厅里的人都一齐松了一口气。欧洲的这场战争终于正式结束了。 朱可夫宣布，一小时以后，各国代表团再在这里聚会，欢庆胜利。 “那是一次令人永志不忘的宴会，”迪恩将军写道，“英美苏三国的友谊处于它的顶峰。朱可夫热情赞扬艾森豪威尔，说他是‘我们当代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而且。朱可夫还说，“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建树了当代任何一位将军所能建树的最辉煌的功勋。他在西部的大踏步前进，帮助了我在东部的作战。” 筵席一直持续到早晨6时。迪恩将军写道，当天下午他回到莫斯科以后，他的心为“我窗外的广场上，成千上万苏联人表现出来的自发的友好精神”所感动，心里热乎乎的。a我对前途抱着很大的希望。” 现在，等待盟国的司令官们去做的事，是一起开会，以使起草宣布成立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宣言，承担起共同管理德国的责任。 在成立管制委员会前夕，艾森豪威尔同布彻上校谈起他对未来的期望，布彻回忆说，艾森豪威尔谈到了苏联。他认为美、英同苏联的关系，目前正处在就象战争初期美英之间的关系所处的那种“保持距离”的阶段。后来美英两国代表们一起工作，建立起共同的谅解，而且它们终于“不仅在纸面上，而且在精神上”成了同盟国。 艾森豪威尔觉得，苏联人同美国人接触越多，他们对美国的了解也会越多，美苏两国间的合作也就会更多。苏联人在同别人打交道时是直率的，因此任何转弯抹角的做法都会引起他们的疑心。艾森豪威尔认为，如果美国本着战争期间，导致西方盟国间精诚团结的那种友好合作精神，去同苏联人打交道，应该说是能够同他们共事的。① -------- ①哈里·布彻著《我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的三年》，第843页。——原书注 5月30日，罗斯福总统的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向艾森豪威尔通报说，斯大林已任命T·R·朱可夫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苏方成员。美国人认为这一任命意味着，可以不再拖延地立即在柏林建立一个联合军事管制机构。 因此，6月5日，艾森豪威尔将军、卢修斯·D·克莱将军、美国驻德国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等人飞往柏林，参加盟国接管德国最高权力宣言的签字仪式，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成立会议。 艾森豪威尔坚持事先制订并为包括苏方在内的各方所接受的准确的时间表。美国代表团按时到达柏林，由于会议预定在下午才开始，艾森豪威尔利用这个机会拜访了朱可夫的总部，并把美国政府颁发给朱可夫的总司令级荣誉勋章授给他。 “我认为朱可夫元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有着军人风度的人。”艾森豪威尔写道。①于是他们两人之间便开始了曾持续苦干年的友谊。 -------- ①艾森豪威尔著《远证欧陆》，三联书店版。第492页。——原书注 但是，就在这一天，由于俄国人召集的、预定由朱可夫主持的这次会议，发生了令人气恼的拖延，因而造成了令人遗憾的紧张气氛。对于推迟开会时间，苏方没有作出解释。艾森豪威尔越来越烦躁，终于问罗伯特·墨菲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是否认为这些人是故意怠慢我们？” 墨菲要求他的对手维辛斯基解释一下，得到的回答是，当天议程上的三个宣言中，有一个宣有里包含的一项条款要求三大国保证在各自的辖区内拘留日本人。由于苏联尚未同日本宣战，他们不能公开同意进行这种合作。 “这显然是弄错了，”墨菲对维辛斯基说，“我可以肯定，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会同意删去这一条而不必询问华盛顿或伦敦的意见。” 维辛斯基只是回答说，他必须等待苏联政府的指示。大概是因为苏斯洛帕罗夫将军签署兰斯投降书一事惹出了麻烦，所以维李斯基和朱可夫特别小心谨慎。 下午过去一半的时候，莫斯科的指示来了，三位总司令便聚集在一起签署宣言，接着朱可夫在柏林又非正式地召开了三大国军事管制长官的首次会议。艾森豪威尔要求立即着手建立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还说他想把墨菲和克莱将军留在柏林从事这一工作。 朱可夫在同维辛斯基商量之后，婉言拒绝了这一建议，说每个占领国必须将其部队撤回到自己的区域，然后才可实施国际管制。这样，美国人被要求无条件地撤出当时他们在图林根、萨克森、波美拉尼亚苏联占领区所占据的全部地盘。墨菲再一次认识到，所有政治性决定都是由维李斯基而不是由朱可夫来作。既然朱可夫显然没有受权接受艾森豪威尔关于盟军立即进入柏林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朱可夫元帅为他的客人们安排了一次豪华的宴会，并且以为艾森豪威尔一定会推迟启程时间，参加这一庆祝活动。苏联人不惜一切破费，把他们的许多最优秀的舞蹈家、音乐家和表演者从国内调来了。可是，墨菲写道： 艾森豪威尔不喜欢这一天的整个日程安排，所以他坚持要按原定时间同他的司令部全体人员一起回法兰克福去。 大为惊愕并感到无法理解的朱可夫，不能相信艾森豪威尔坚决要走。“我要把你扣起来，让你留在这儿！”朱可夫兴高采烈地说。艾森豪威尔留下来了，但他只喝了几杯酒，便起身告辞。他解释说。他事先不知道要举行这次晚宴，所以作了其他安排。 在回机场途中，艾森豪威尔很客气地邀请朱可夫到盟军总部去作客。就这样，我们怀着扫兴的心情，在离开几个小时之后便又回到了法兰克福。艾森豪威尔心里很不受用。尽管朱可夫殷勤好客，为人也和善，但他觉得他受了人家的摆布，而他对眼下前景的看法又感到糊涂了。① -------- ①罗伯特·墨菲著《军人中的外交家》，第259页。——原书注 墨菲声称，在艾森豪威尔与朱可夫第一次会晤的过程中，苏联人得到了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三项宣言完完全全符合苏联的意图。第一号宣言解散了德国全国政府的最后残余，把德国的最高权力交给各战胜国的总司令。 第二号宣言规定，在处理涉及整个德国的问题时，各战胜国必须协商一致，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每一位总司令在他自己的区域内将拥有最高权力。实际上，这一宣言赋予每个占领国以绝对否决权，结果造成了德国在东方战胜国的地区和西方战胜国的地区之间的无限期的分裂。 第三号宣言划定了各占领区之间的边界，并确认了关于把柏林划分为几个区、每个战胜国各占领一个区的伦敦协议。第三号宣言与1944年9月12日伦敦议定书和11月14日伦敦议定书，至今仍然是西方卫戍部队留驻柏林的主要法律根据。 在艾森豪威尔刚要离开会场时，朱可夫对他说，他刚刚接到斯大林的电报，指示他把苏联的胜利勋章授给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元帅。这个奖赏，以前从未授给过任何外国人。朱可夫问艾森豪威尔愿意在什么时候把勋章授给他，艾森豪威尔建议朱可夫到法兰克福他的总部去主持仪式。朱可夫同意了，而蒙哥马利说，既然他在欧洲战役整个期间是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之下，他也愿意在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受勋。 6月10日朱可夫到达法兰克福之后，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朱可夫先给艾森豪威尔授勋，然后给蒙哥马利授勋。在铂基底上镶着一些钻石和红宝石的胜利勋章，给出席这次仪式的为数不多的目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迪恩认为美国给外国人授勋这件事做得不大高明。不到一星期以前，美国政府授予了朱可夫一枚荣誉勋章，这种勋章几乎无法跟胜利勋章相比。在战争后期，美国当局才规定，可以授给外国人的最高级勋章是总司令级荣誉勋章。可是，在作出这个决定以前，巳经把更令人羡慕的特别功勋勋章授给了一些英国军官。迪恩评论说； 一般地说，俄国人对授勋非常重视，而且他们对每种勋章的相对重要性也是世界上最有研究的。他们把他们的最高勋章——胜利勋章授给了艾森豪威尔，而授给他们的一些领导人，如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安东诺夫的勋章，并不是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勋章中最好的勋章，我想，他们对此也许会觉得自尊心多少受到伤害。 授勋仪式后，举行了午宴。在午宴上，为各国领导人、为盟国的胜利频频举杯祝酒。朱可夫元帅首先为艾森豪威尔祝酒。 他说：“我要向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祝一杯酒，由于他的卓越才能，盟军取得了辉煌伟大的胜利。”他说他“曾怀着惊讶不已的心情”注视过艾森豪威尔指挥的几次辉煌的战役。他对于艾森豪威尔大规模使用飞机、大炮、坦克和海军的情形印象特别深刻。他说： 我们苏联军官和将军们注视并研究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的所有战役。我个人和我所指挥的部队，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怀着深深的敬意。我表示希望我们盟国的四位司令官在管制委员会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协调一致。如果说我们在战时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我相信，在和平时期将能合作得家过去一样好。我为艾森豪威尔举杯——为他的健康，为他的成功和今后工作顺利干杯。① -------- ①哈里·布彻著《我同文森豪威尔在一起的三年》，第880一第861页。——原书注 艾森豪威尔回敬的时候说，虽然他举杯祝酒，主要是想代表盟军说几句赞美朱可夫元帅的话，但在最后讲祝酒辞以前，他要稍稍离开话题”讲几句。他指出，朱可夫对他的赞扬使用了过奖的词句。但是他说，他所以能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那些有才能的军人和外交官们由于认识到团结才有力量，因而全心全意地服从他的指挥，“而不管他们自己国内对他们有什么说法”。 他宣称，那些曾经征战沙场的人们现在要和平，希望有机会让他们的人民过上好一些的生活。 艾森豪威尔接着说，他曾会见了一些苏联高级官员，在要求和平“这一根本愿望上”，他发现他们是同西方盟国一致的。 他最后讲了许多赞扬朱可夫的话。他说： 没有哪一个人对联合国的贡献能够超过朱可夫元帅的了。他今天作为我们的贵宾光临，并且热情友好地向我们盟军成员颁发了苏联勋章。可是，朱可夫元帅——一位谦虚的人，大概低估了他在我们心目中所占的地位。有一天，当所有在座的人都去见老祖宗的时侯，苏联肯定将设置另一种勋章。那将是朱可夫勋章，而这种勋章将为所有钦佩军人的勇敢、远见、坚韧和决心的人们所珍视。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地请你们为朱可夫元帅干杯。 艾森豪威尔送走朱可夫及其一行之后，怀着满意的心情回顾了这一天的活动。朱可夫的友好态度和明显的诚挚感情，使法兰克福的美国人深受感动，艾森豪威尔本人则怀着很大希望，要同俄国人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可能会造就一个较好的世界。 他写道： 从朱可夫和他的助手那一方面，唯一可以看得出来的便是持友好和合作态度的强烈愿望。回顾起来，那一天确实展现了同俄国人建立和谐的密切的关系的光明希望。但这一希望从未变成现实，而且终于在猜疑和互相指责中消失了。可是，就朱可夫元帅同我个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言，这种友谊一直在继续增长，直到我1945年11月离开欧洲。这种友谊是一件私人的和个人的事，令人遗憾的是，它并不代表总的态度。① -------- ①艾森豪威尔著《远征欧陆》，三联书店版，第493页。——原书注 艾森豪威尔访问柏林四天以后，哈里·霍普金斯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途中在法兰克福停留。罗伯特·墨菲回忆说，“霍普金斯热情地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同斯大林会见的情形，他对苏美合作的信心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法兰克福，霍普金斯用明显的诚挚态度对我们说：“我们可以跟斯大林打交道！他会合作的！” 霍普金斯讲述了据认为是斯大林作出的一些让步，而他的乐观态度，促使人们认为丘吉尔关于苏联的意图的警告，似乎是夸大其词，甚至可能是歇斯底里的。他谈到他从莫斯科归来途中在柏林的停留，苏联人殷勤好客到几乎使人发窘的地步，甚至允许他从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带走一些书籍。 霍普金斯的下述看法也是有深意的。据墨菲记载，霍普金斯说，向朱可夫提出的有关政治方面的问题，都是由维辛斯基回答的，显而易见，俄国军人无论军衔多高，都没有被授权回答政治问题。 艾森豪威尔对霍普金斯说，他决心尽快地从苏联占领区撤出、所有美国军队，霍普金斯诚恳地表示赞成。他还同意必须就保证进入柏林问题作出明确的安排，并答应一俟他回到华盛顿，就提请总统和马歇尔将军亲自注意这个问题。 6月14日，杜鲁门总统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电报，要求在关于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苏军和美军互相调动的计划中规定“美军从空中和沿公路、铁路从法兰克福和不来梅自由地进入柏林”。丘吉尔也提出了类似要求。但斯大林在答复他们二人时，没有提及“进入”问题，因而华盛顿和伦敦必定都认为不受限制地进入柏林是理所当然的。看来，华盛顿仍然认为“进入”问题是一个应当由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共同商定的军事细节问题。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飞回美国参加举国庆祝胜利的活动，并且受之无愧地好好休息一番。直到7月10日，即在波茨坦会议开幕前一周，他才回到他在法兰克福的总部。农艾森豪威尔离开期间，克莱将军为在德国建立美国的军事管制机构奠定了基础。 克莱首先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决定向苏联人移交德国的一大片地区的具体办法。这块地区是美军在战争最后几周期间占领的。6月29日，他飞往柏林同朱可夫会晤。遗憾的是，朱可夫只同意使用一条铁路和一条公路向美国驻柏林卫戍部队运送补给，而且在当时美军仍然控制着苏联占领区很大的一块地方的情况下，没有得到进入柏林的书面保证。 克莱告诉墨菲，既然朱可夫办事很通情达理，看来我们最好作这样的设想（象美英两国政府已经设想的那样）：一俟各国占领区稳固地确立起来以后，所有占领国将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柏林。 1945年7月初，当西方盟国部队开进柏林，占领各自的辖区时，曾经出现过一些紧张的时刻。俄国人似乎不愿把德国首都的一半移交给他们的战时伙伴。 7月3日夜间，英国驻柏林卫戍司令官L·Q·莱因少将被召到朱可夫的总部，被告知说，供英军通行的那条公路上的一座桥梁有危险。朱可夫建议他们走指定给美军使用的那条路线。进驻柏林英占区的部队的主力，预定7月4日进入这个城市，而且已经制订了举行壮观的人城式的详细计划。莱因将军怀疑苏联人故意想在深更半夜让这支部队改变路线，以便造成停顿和混乱。经他向朱可夫元帅提出强烈抗议后，这位苏军司令员才又同意走原来的路线了。 尽管如此，在第二天的行动中造成了很多延误，直到傍晚，情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以致莱因将军命令威廉·欣德准将拒绝在第二天接管柏林英占区的军事管制职权。 7月4日，即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开会的前一天，美军准备进驻自己的辖区。弗兰克·豪利上校（不久升为准将）接到美军驻柏林第一任司令官弗洛伊德·帕克斯少将的命令，命令他在午在以前占领美国的辖区和它的六个区政府和市政厅。当豪利正向他的军事管制部队下达必要的命令时，又接到帕克斯将军的一个紧急通知，要他立即去巴贝尔斯贝格的帕克斯将军的司令部去。 当他到达的时候，帕克斯交给他一件由朱可夫签字的照会。“鉴于柏林将由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来统治，而管制委员会目前尚未成立，所以在管制委员会成立之前，将不把你们的辖区移交给你们。” 豪利认为这件照会是苏联人企图争取时间，赶在美军进驻之前完成对美国辖区的掠夺。他要求允许他立即执行帕克斯早先下达的命令，按照原订协议占领美国辖区。帕克斯批准了，但提醒他“不要惹起太多的麻烦”。 豪利在黎明时分苏联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开进城市。每支美军分遣队负责六个区之一。每个区的区长腾出他的房子作为美国军事管制总部，并在门口挂上了美国国旗。 当苏联人一觉醒来发现美国人已经进驻美国辖区时，很快便作出了反应。苏联人向每个总部派一名军官去通知美军说，他们必须撤走，因为朱可夫曾下令说，他们不得接管这个区域。美军没有撤走，直到7月12日苏军全部撤出的时候，美军才全部占领了美国辖区。 7月7日，克莱将军和他的英国对手罗纳德·威克斯将军一起与朱可夫元帅会晤，为建立柏林管制委员会作出初步安排。同时，朱可夫开始准备下一次会议要讨论的一个章程。三国代表一致同意，移交英美管辖区军事管制职权的日期，应当在管制委员会开会时决定。 接着朱可夫谈起其他问题。他向美方代表宣布说：“先生们，现在我们讨论一下，为了维持柏林的生存，你们将要供应粮食和煤的问题。这是第一次提到希望美国人向这个陷落的首都提供粮食和给养。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早些时候曾说过，供养柏林人是苏联人的责任，因为他们控制着通常向柏林供应粮食的两个省——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此外，美军刚刚撤出了两个富庶的农业省份——图林根和萨克森。 克莱将军回答朱可夫说：“我们没有向柏林运送粮食的计划。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粮食可运。柏林所是要的一切，应当是要么从我们刚刚移交给你们的地区运来，要么从周围的勃兰县堡和东北的波美拉尼亚地区运来，从前一宜是由这些地方供应的。” 朱可夫断然地说：“让我们现实一些，先生们。你们究竟是来做什么的呢？让我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不打算向柏林供应粮食。我们的仓库几乎都光了。我们必须得到粮食，我们必须快一些得到粮食。” 克莱将军采取守势。“运输和组织工作有困难，”他说，“即使我们愿意，也难于把粮食和煤运来，因为易北河上没有大桥。” 坐在朱可夫右边的索科洛夫斯基尖锐地问道：“雅尔塔会议以来，你们都于什么来着？你们为什么不把桥梁修好使用呢？我们倒是这样做了。” 克莱回答说：“我们直到几天以前还不了解情况。” 索科洛夫斯基道：“事前没有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真是令人遗憾。” 克莱又申辩说，美英控制的地区没有多余的粮食和煤。 朱可夫微笑着用一句话结束了这段对话。“先生们，我想知道的是，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运来供应物资。我以为，对于这个安排不能含糊其辞。”①威克斯和克莱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他们必须同政府商量一下。 -------- ①弗兰克·豪利著《柏林司令部》，第57页一第60页。——原书注 第二次会议是7月10日举行的。法国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和以后的各次会议。朱可夫的章程得到通过，代表们决定，柏林管制委员会将在第二天举行首次会议。威克斯和克莱得到各自政府的通知说，向柏林供应粮食和燃料的责任问题，将在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讨论。同时，代表们一致同意（作为临时措施，并且在不违背波茨坦会议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的条件下），从7月15日起各自对自己的粮区提供小麦、土豆、食糖和盐，为期一个月。威克斯将军还同意每天向这座城市供应二千四百吨煤。 柏林管制委员会首次会议于7月11日举行，会议决定，美军司令官和英军司令官翌日将承担起管理他们各自辖区的责任。尽管在这些会议上偶而出现紧张场面，但朱可夫及其主要助手的热情和真诚态度给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留下了强烈印象。 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之间建立起来的个人间的谅解，常常有助于缓和柏林各占领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空中走廊问题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苏联当局常常写信给美国军事管制当局，抱怨他们所说的美国飞机擅自在苏联占领区域上空飞行，苏联人授权同盟国使用一条狭窄的飞行走廊进出柏林，飞机不得超出这条走廊。在天气恶劣。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下，美国飞机常常违反关于走廊界限的规定。苏联人定期地提出所说的这些违章事件的详细清单，其次数非常多，以致无法对具体事例进行调查。 艾森豪威尔将军终于前往会见朱可夫。他对朱可夫说，他认为这些事件并不造成任何后果，所以不必如此重视。朱可夫表示同意，说这是一些小问题，但他说，不归他管辖的高射炮部队把每次越界事件报告给莫斯科，而莫斯科则要他要求艾森豪威尔的总部给予答复。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苏联权力过分集中的又一例子，但他对朱可夫说，朱可夫可以继续提出抱怨，而他则将继续作出千篇一律的答复。朱可夫说，只要这样，就算达到了他的要求。 文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准确地概括了当时苏联人和美国人之间那种既有友好感情又互相敬而远之的奇怪现象。他写道： 我们与之联系的主要人物是朱可夫元帅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我们对他们二人都很赞赏，我们觉得无论在任何国家、他们都堪称伟大人物。他俩和他们的主要下属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因为他们不但有才能，而且态度坦率、直截了当。尽管存在着语言障碍——对于一个只能通过翻译与之交谈的人，是很难感到亲近的，但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同他们建立了互相信任和谅解的可靠基础。 朱可夫元帅在讲述下面一番话时，显然是真心的。他说，世界和平完全有赖于俄国人和美国人能否把他们在战争时期所达到的那种合作和谅解继续保持下去，坚持到底。但是，尽管我们对朱可夫元帅和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抱有热情，而且我们觉得他们对我们报之以同样的热情，但我们之间在打交道时仍然保持一定距离……我们没有机会象朋友那样随便聚会，并逐渐加深彼此的了解。我们的接触都是在正式场合——要么是处理公务，要么是参加社交活动。① -------- ①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著《我在莫行科的三年》，第22页—第23页。——原书注 为了解决有关战后欧洲问题和关于日本投降问题，各盟国于7月举行了会议。据朱可夫回忆录说，有人曾考虑把柏林作为举行会议的地点，可是朱可夫对从苏联来的一些保安人员说：“柏林市内缺乏举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应有的条件。我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波茨坦和巴贝尔斯贝格。” 苏联官员们批准了朱可夫的建议，英国人和美国人也表示同意。于是朱可夫的工程兵部队开始昼夜不停地工作，修整房屋和道路。到7月10日，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7月13日和14日，苏联代表团的顾问和专家们到达波茨坦。其中包括总参谋长安东诺夫、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都的代表线辛斯基、葛罗米柯、马伊斯基以及R·B·诺维科夫。 7月16日，斯大林、莫洛托夫以及他们的随从人员乘专用列车到达。 斯大林在前一天傍晚打电话给朱可夫说：“千万别搞什么仪仗队和乐队来欢迎我们。只要你自己和你认为必要的人到火车站来就行了。” 第二天，朱可夫同维辛斯基、安东诺夫、库兹涅佐夫、捷列金、索科洛夫斯基、M。C·马利宁以及其他军人一起来到火车站。 “我到车厢跟前迎接斯大林，”朱可夫回忆说，“他的情绪很好，迈步走近欢迎的人群，向他们招手致意。”他观察了一下车站广场四周，不慌不忙地坐上了汽车，随后他又把车门打开，邀请朱可夫同他坐在一起。路上，他询问朱可夫有关会议开幕的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 当斯大林到达他将下榻的别墅时，他问这座别墅从前是谁的别墅。有人告诉他说，这从前是德国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的别墅。 朱可夫写道：“斯大林不喜欢有过多的摆设。他看了看房间以后，就要求把用不着的家具撤去。” 当天，温斯顿·丘吉尔和哈里·杜鲁门总统也抵达波茨坦。这两位领导人前去拜访了斯大林。第二天早上，斯大林回访了他们。 会议于7月17日下午开幕。会议预定一直开到8月2日。杜鲁门总统带着他的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前驻苏大使约瑟夫·E·戴维斯、五星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以及杜鲁门的译员查尔斯·傅伦。丘吉尔则由安东尼·艾登、克莱门特·艾德礼等人陪同。 快到7月底时，代表们休会数天。待到复会时，丘吉尔和艾登已不再是英国代表团的成员了。他们的党在大选中败北了，于是克莱门特·艾德礼成了首相，欧内斯特·贝文担任新的外交大臣。虽然杜鲁门认为这一事态戏剧性地表明了民主制度下政权的和平更迭，但由于失去了温斯顿·丘吉尔的智慧和经验，会议开得限先前大不一样了。 在波茨坦会议上，一致同意德国应作为一个单位，由设在柏林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来管理。将在德国实行地方分权、消除纳粹影响并解除武装，但除了这些目标以外，对管制委员会的任务的规定是含糊不清的。赔偿问题没有解决，但授权每个占领国从自已的占领区取得资财来满足自己的要求。规定苏联和波兰将得到法军、英军和美军占领区的军事工业设备的百分之十。苏联将控制柯尼斯堡和东普鲁士之一部，而波兰将接管东普鲁士的其余部分，并“管理”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以东的一大片地区。 四大国一致同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人道的”遣返，把德国人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迁回德国。可是，事实上，实施这一协议的过程却远不是人道的。 在会议期间，日本人曾两次要求斯大林居中调停以便在太平洋议和，可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不事先告知丘吉尔和杜鲁门，便拒绝了日本的建议。他显然打算让苏军向日本开战。 朱可夫以一种轻松的语调谈到在一次会议后的宴会上祝酒的事。他写道： “我根本没料到，丘吉尔忽然举杯向我祝酒。我别无他法，只好也向他祝了酒。当我感谢丘吉尔对我表示的殷勤盛意时，竟无意中把他称为‘同志’。马上我就觉察到了B·M·莫洛托夫那困惑不解的目光，自己也有些发窘。于是我便随机应变，举杯祝贺我们在这次战争中的战友①和盟友——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军队的士兵、军官和将军们，所取得的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这样，我便不再有什么错误了。当我第二天在斯大林那儿时，他和在场的人都为我这样快就得到了丘吉尔这位‘同志’而发笑。” -------- ①在俄语中，战友的第一个词TobaPam与同志一词相同。——译者注 6月份，艾森豪威尔曾接到访问苏联的邀请，但是，因为他要回美国去一趟，所以不得不谢绝了。8月第一周，当他返回欧洲时，华盛顿通知他说，斯大林已再次向他发出邀请，而且美国政府希望他能接受这一邀请。 斯大林建议艾森豪威尔及时到达莫斯科参加8月12日的苏联体育节。这位美国司令官很快接受了邀请，并获悉朱可夫元帅将陪同他前往莫斯科，将在他访问期间作为他的正式东道主。 艾森豪威尔抵达莫斯科后，下榻于美国驻苏大使官邸斯帕索大厦，同他的朋友w·艾夫里尔·哈里曼①住在一起。他首先会见了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后者领他到作战室参观，并向他说明了苏军在远东的配置情况和在那里作战的计划。 -------- ①哈里曼——当时是美国驻苏联大使。——译者注 举行体育检阅那天，艾森豪威尔及其一行前往红场。苏联报刊——一显然是遵照苏联共产党关于不要过份强调这位将军的重要性的方针，仅仅刊登了一条简短消息，宣布他正在莫斯科访问。可是，当艾森豪威尔在那个星期日的早晨走向检阅台时，人群中爆发出自发的欢呼声，一直持续到他登上检阅台。 大约有两万人到场观看了这次检阅。每个人都必须站着看表演，给美国大使及其一行安排的位置是在检阅场的一处混凝土看台上。可是，美国人刚刚到达，安东诺夫将军就来找艾森豪威尔说，斯大林邀请他到列宁墓的检阅台上去，跟他在一起。 安东诺夫说：“大元帅说，你要是愿意去的话，他还邀请你的两位同事一道去，如果你愿意带他们去的话。”哈里曼立刻对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一个破例的盛意—一他从未听说有哪一位外国人被邀请登上列宁墓。艾森豪威尔接受了邀请，并请哈里曼大使和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陪他一道去。 他们三人在列宁墓上站了五小时，其间，斯大林不时地通过一名译员同艾森豪威尔交谈。斯大林几次谈到，苏联和美国必须继续保持友好关系。他还强调指出，美国人民能够做许多事情来帮助苏联。 “当时，”艾森豪威尔写道，“朱可夫元帅明显地深得大元帅的器重。我同斯大林的每次谈话，都有朱可夫参加，他们两人彼此交谈亲密而融洽。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相信朱可夫元帅的友好态度和合作意图。” 当斯大林提到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工作时，艾森豪威尔决定促请他赋予俄国代表更多的权力。从管制委员会成立起，这个问题一宜使他心里不安，而且问题的根源在于苏联政府不愿让朱可夫独立作出任何决定。对某些局部性的建议，朱可夫看来往往是赞成的，但他从未能自己作主给予答复。 艾森豪威尔对这位大元帅说： 当然，朱可夫元帅和我相处得非常好。这是因为象我们这样的两个伟大强盛的国家，能够赋予它们的地方军事长官以足够的权力，就当地的具体问题和行政事务达成协议。比较弱小的国家也许不能这样做，因而就会出现种种困难。可是，朱可夫元帅和我在达成协议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所以我俩通常总是能够克服我们所碰到的那些小障碍。 斯大林强调地表示同意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他说：“如果派到哪个地方去的代表，光是当个跑腿的，那么派代表就没有意义了。他必须有采取行动的权力。”① -------- ①艾森豪威尔著《远征欧陆》，三联书店版，第520页—第521页。——原书注 检阅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正准备离开，这时人群向他们热烈欢呼。于是艾森豪威尔把手臂搭在朱可夫的肩膀上。作为回答，这位结实的元帅拥抱了艾森豪威尔。这时广场上立即欢腾起来，人声鼎沸，这两位领导人站了好一会，向呼喊的人群招手。结束这一场面的唯一办法，就是他们离开检阅台，于是在大约十分钟以后，他们便离开了。 “这种场面决不是预先排练的，”迪恩将军说，“这同意识形态或政治抱负毫无关系。这由衷地表现了俄国人民各阶层的代表对艾森豪威尔所代表的美国人民的热爱。这使我们在场的美国人心里感到热乎乎的，也使我们感到放心。”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参观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集体农庄。这位美国将军对农业很熟悉又很感兴趣，使他在苏联农庄庄员中更加受欢迎。参观完毕，他们回到斯帕索大厦，艾森豪威尔邀请朱可夫一起吃午餐。未经上级批准，苏联官员是不能接受邀请到外国人家里去的，所以朱可夫这时觉得很为难。既然他不能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必须得到批准，他就只好进去同他的朋友一起进餐了。 在此后的几天里，艾森豪威尔在朱可夫陪同下参观了各种有趣的地方。当他们一起出席哈里曼大使举行的一次招待会时，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接着，朱可夫陪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儿子（随同父亲一起来莫斯科的年轻的陆军中尉约翰·艾森豪威尔）访问了列宁格勒。 艾森豪威尔的访问结束了，朱可夫陪着他一起回到柏林。飞往德国的旅途对艾森豪威尔是极有启发的，无疑对朱可夫也一样。艾森豪威尔了解到的情况有助于说明俄国人是怎样打仗的。艾森豪威尔写道： 由于他——朱可夫元帅，若千年来在红军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他作为一位指挥若干重大战役的负责首长的经历，比我们时代的无论哪一个人都长。无论哪个在当时看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俄国战区，都要派他去指挥，这似乎已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做法。从他对于俄国军队的编成、部队作战地区的地形，以及他据以作也战略性的决定的种种理由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军人。 两位领导人讨论了战斗部队的兵力。朱可夫得知，美军的师的兵力保持在一万七千人左右。这位元帅说，苏军的师的兵力尽量保持在八千人左右，不过在一次长时间的战役期间，有的师减员到三四千人。 从交谈中，艾森豪威尔立即清楚地看到美国和苏联对战争的看法的一些差别。美国人是以人的生命来估计战争的代价的，而苏联人则关心对国家资源的总的消耗。艾森豪威尔觉得朱可夫似乎不大重视那些在美国人看来对保持士气有重要作用的做法，即部队轮换、免费乘车、短期休假、娱乐设施，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不必要的战场冒险。不过，这位元帅倒认为，破坏敌军的士气始终应当是高级指挥机关的一个目标。 对保护步兵的一些措施，例如保证步兵在作战前不要长途行军，以免消耗体力，过度疲劳等，朱可夫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他认为这些措施代价太高。艾森豪威尔的结论是，苏联人似乎认为，巨大的胜利不可避免地要求付出高昂的伤亡。 艾森豪威尔返回德国以后，他邀请朱可夫访问美国一事，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朱可夫很快接受了邀请，并要求克莱将军或艾森豪威尔将军陪同他前往美国。由于有一些紧迫的事务，艾森豪威尔不能成行，于是朱可夫要求将军的儿予的杨，作为随从参谋同他一起去。艾森豪威尔对朱可夫说，约勤以这个身份同往将会感到荣幸，而他自己的专机C一54“向日葵号”将交给朱可夫元帅支配。 朱可夫对C－54飞机是信得过的，因为他曾经坐过这种飞机飞越苏联。他说：“乘将军的飞机，还有将军的儿子陪着我，我知道我的安全将是万无一失的。” 不巧。这时朱可夫生了病。许多人表示怀疑他是否真的病了。他们猜测说这是一场“外交病”。但是，当艾森豪威尔晚些时候在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见到朱可夫时，他注意到他看上去真的害过一场大病。这位元帅的访美之行推迟了，而且，既然冬季将临，他表示希望来春再去美国。然而，到了第二年春天，苏联人便不再有兴趣派他去美国了。 艾森豪威尔将军那一年最后一次见到朱可夫元帅；是在11月7已在这位元帅为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八周年在柏林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到达的时候，发现朱可夫元帅和他的妻子以及许多助手站成一排迎接客人。把艾森豪威尔沙进来以后，朱可夫立即离开欢迎行列，他、他的妻子和一名译员陪同艾森豪威尔进入另一房间，边吃喝边谈，一直谈了两个小时。 朱可夫元帅说，他认为他和艾森豪威尔正在帮助增进两个在政体上和文化上有很大差异的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但仍有许多事情可做。他说：“只要美国和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一起，联合国就一定能取得成功。如果我们互相合作，不准发动战争，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无论谁都是不敢发动战争的。”① -------- ①艾森豪威尔著《远征欧陆》，三联书店版，第530页。——原书注 朱可夫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是理想主义，而美国的制度的基础则是实利主义。艾森豪威尔回忆说： 他在阐述他对这种差别的看法时说（他首先为他提出批评表示歉意），他觉得我们的制度求助于人们身上一切自私的念头。他说，我们要让一个人去做事的时侯，就跟他说：他挣的钱归他自己，他喜欢说什么话，就可以说什么话，在所有方面都允许他在一个伟大的民族综合体中。作一个大体上是自由散漫的、没有明确方向的实体来行事。 他要求我理解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正在试图用每个人对他作为其中一份子的伟大的民族综合体的献身精神，采取代上述自私的动机。尽管我完全拒绝接受这些论点，并谴责必然导致独裁的种种制度，但我心里毫不怀疑，朱可夫元帅讲的这些话是出自他的内心的。 交谈中谈到的另一个问题，迫使艾森豪威尔处于守势。战时驻莫斯科的一位美国记者沃尔特·克尔曾经报道说，朱可夫的妻子比她的丈夫高，这对夫妇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据艾森豪威尔记载，“这个报道使朱可夫很生气，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人身的损毁和贬低。他和他的妻子并肩站了一会儿，然后说道：‘你现在可以看到你们有些记者的报道是多么荒唐。再说，我们没有儿于。我们有两个女儿。’” 朱可夫还对艾森豪威尔谈到一家美国杂志刊登的一张有损斯大林尊严的照片。“要是哪一家俄国杂志敢于刊登你的一张这样的照片，”这位元帅怒冲冲地说，“我要让这家杂志立即停止出版，它将被取缔。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艾森豪威尔将军解释了美国的新闻自由，但看来这对朱可夫毫无效果。朱可夫说：“你如果是俄国的朋友，你就会对此采取点什么措施。”艾森豪威尔只能阐述一下自由经营的好处，说国有制将导致独裁。艾森豪威尔最后说，美国的建国和发展靠的就是这种摆脱独裁统治的愿望。朱可夫只是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接着，他们两人就道别了。过了近十年光景，他们才得重逢。 这两位战时领导人之间的友谊，并没有消组占领柏林以后随之而发生的各种事件、问题、冲突以及激进情绪。但是，在历史上的一段光辉的时刻，人们曾有过这样的希望：两个世界大国或许能够消释他们的分歧，从而使得“在地球上，和平和对人们的友善态度”能变成现实。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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