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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尼僧自焚内幕


  1963年6月22日,西贡的空气异常沉闷压抑。将近午夜时分,一辆装甲车停在距离西贡高级法院不远的首榜勋街的一栋戒备森严的楼房前面。十几个全副武装的特别警察从车上卸下四个沉甸甸的麻袋,迅速抬进楼房。在他们搬运的过程中,麻袋里什么东西在剧烈扭动,并发出唔唔的声音。
  一个月前顺化市两成名佛教徒与警察的冲突,几天前西贡—堤岸七十万人参加广德法师的葬礼,以及出租汽车、水电、纺织工人此起彼伏的罢工,使人们对吴庭艳政权的抗议发展成为暴力行动。在对抗变成对吴庭艳政权和他的弟弟吴庭儒在政治上普遍不满的焦点时,危机越来越严重。吴庭儒和他的妻子,一个冷艳美人,此时已公开行使权力:他命令立即布防特别警察,要以“坚决的手腕”消除日益高涨的暴力事件,并限期查明在广德法师葬礼时捣乱的幕后操纵者。
  楼房内的一间地下室里设满了各种各样的刑具,天花板的铁勾挂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在这间阴森恐怖的房间里,站着一名身穿军便服的中年男人,他就是吴庭艳总统的弟弟,刚从顺化赶回来的中部军事长官吴庭谨。正是在他的命令下,特别警察秘密逮捕了本已消声匿迹多年的四名平川教派尼姑。
  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工作人员,我出席了对所谓“恐怖教徒”的审讯,名义上是为了沟通中央情报局与越南警察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监督已经遭到几乎所有越南人反对的吴氏兄弟的活动。
  “把她们弄出来!”吴庭谨命令道。
  麻袋口解开了,四名反捆着双手,嘴里塞着布的尼姑被拖出来。她们穿的袈裟已经撕扯得褴褛不堪,脸上都是灰尘,目光愤怒地瞪丰吴庭谨。
  “为什么把我们抓到这里来?”当特别警察扯去她们嘴里的布后,一个中年尼姑质问道。
  吴庭谨没有回答,只是阴沉着脸打量着她们。
  “我们为高僧广德法师举行葬礼,究竟犯了什么法?”中年尼姑接着质问道,声音有些嘶哑。“你们无端端禁止举行佛祀仪式,逮捕、杀害佛教徒,逼死广德法师,现在又把我们抓到这里,难道总统所保证的自由、和平就是这个样子吗?”她脸色涨工,越说越气愤,几乎用尽全身力气喊出这些话。
  “con ba nang ac la mi!”(这婆子太凶了!)吴庭谨用越语咒骂了一句。实际上,他并没有听到中年尼姑的斥责。那种话他听得多了,也许太多了。所有的人,包括佛教徒,都开始公开地站出来反对他们。吴庭谨同他的哥哥吴庭儒都感到,他们的政府太软弱,美国人把手伸得越来越深,使得他们一再妥协下去。在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瑙尔汀和中国情报局卢西恩·柯奈恩上校的压力下,吴庭艳总统被迫于6月16日签订了一项联合协议,在协议上政府同意了佛教徒的五项要求,燕与佛教徒一起安排了广德法师的葬礼。然而,尽管他们作出如此的努力,葬礼却出人意料地演变成一次反对政府的公开游行。参加这次反政府行动的七十多万西贡—堤岸的市民涌上街头,与警察发生冲突,导致整个西贡陷于瘫痪状态。
  这次空前规模暴乱的起因是5月份顺化市禁止佛教旗帜,尽管吴氏兄弟是越南皇帝清泰的礼仪和宫监大臣吴庭可的儿子,他们信奉的却是天主教,其中吴庭艳(吴可庭的第三个儿子)的全名叫作让·巴蒂斯特·吴庭艳。由于吴氏兄弟刚刚在老家顺化市举行升天主教旗仪式,庆祝接受主教职位,他们以政府的名言宣布厉行禁止升佛教旗帜,这项缺乏理智的决定在绝大多数人信奉佛教的越南,注定要引起酣然大波。
  5月8日是佛祖释迦的生日,当天两万多名佛教徒和数万名群众在抗议集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在吴庭儒的授意下,信奉天主教的副省长下令向游行队全开枪,当场打死九人,打伤十四人。然而,这种独裁专制的残暴镇压却激起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绝食抗议和其他政治活动。至此,吴庭艳政权却没有变得理智一些,反而一意孤行地用催泪弹、警棍和逮捕回答愤怒的人们。5月10日早晨,三个和尚和十六个尼姑被剥得一丝不挂,双手被长绳反绑在一起,由警察押送着走过立新街。这种野蛮残暴的镇压方式没有平息暴乱,却从另一个反面证实了越共方面的宣传,就连正在越南南方进行暗杀的恐怖分子也停止了行动。
  6月11日,西贡市七十多岁的高僧广德法师在一条大街中心把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实行自焚,以抗议政府的行为。这个事件使驻西贡的美军司令保罗·哈金斯和大使瑙尔汀非常震惊,在与杨文明中将协商之后,当天晚上到“独立宫”找吴庭艳总统交涉。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腊克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后为驻越南大使)纷纷致电吴庭艳总统。《纽约时报》刊登了尼僧在警察押送下赤身裸体行走和广德法师自焚的传真照片,并呼吁美国政府“在经济上施加压力”。
  6月17日,西贡的英文报纸《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美国和佛教徒进行了隐蔽的攻击,并且暗示自焚的广德法师是被药死的。文章的最后说:“政府和警察正在查明此案。”
  以上就是四名平川教尼姑被秘密逮捕的前提。西贡特别警察局接到密报说,广德法师是由于教派斗争被毒死,抬到街上焚烧的,幕后策划者是越共恐怖分子。密报还说,7月2日佛教徒还将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没有时间再犹豫了,必须在7月到来之前澄清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吴庭谨亲自出席对平川教四名尼姑的审讯。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必须迫使她们供出凶手,况且吴庭谨从来没有为达到目的限制过手段。在审讯前,他特别吩咐负责这次审讯的辉中校,可以采取任何严酷的刑具迫使她们招供,唯一的条件是必须留下活口。这是为了避免以后可能引起的麻烦。
  但是,吴庭谨被她们的斥责激怒了,他几乎忍不住要冲上去撕碎这个胆大妄为的尼姑。他向辉中校低声说:“动手吧,看你的了。”随即转身离开了地下室。
  辉中校下达了命令,十几个打手蜂拥而上,把四名尼姑按在地下,强行剥光了她们的衣服,然后反拧起她们的双手,强迫她们赤身裸体地站在辉中校的面前。
  辉中校于1954年到菲律宾克拉克美军基地受训,曾任吴庭艳总统的卫队长,一向以凶狠暴戾著称。从1955年调到西贡警察局后,他成为吴庭儒“铁腕”政策的积极实行者。在“控共”运动中,他亲手杀死了几十个“越共分子”。1955年7月初,他逮捕审讯了一名叫阮氏月的小学女教师。当时阮氏月28岁,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正怀着孕。辉中校亲自对这位孕妇进行了严刑拷打,采取了各种专门对付女犯人的酷刑。他用电击阮氏月性器官,用火烧她的双脚,用针刺穿她的乳头,用手术刀割她的皮肉……最后,他亲手把她活活吊死在审讯室,然后把尸体扔到西贡近郊的一个山洞里。阮氏月的尸体被发现时已体无完肤,血肉模糊。辉中校的暴行激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北越,胡志明亲自参加了声讨集会,南北方的群众都强烈要求吴庭艳政府严惩凶手。然而,尽管吴庭艳总统决定逮捕辉中校进行公开审判,他的兄弟吴庭儒却把辉中校保护起来,不久又把辉中校派到由他自己直接控制的特别警察部门。
  那件事引起美国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理查森站长的强烈不满,同时也加深了杨文明、陈文敦两位将军对吴氏兄弟的猜疑,而且为吴氏兄弟后来被杀埋下了伏笔。
  眼下,面对着四名赤身裸体的尼姑,辉中校的暴戾本性蓦然涌上。他拷打过的妇女闪过他的脑子,他似乎又听到了那种令他心满意足的惨叫声和哀求声,又看到她们因痛苦而扭曲的面孔和痉挛的身体。这一切他太熟悉,太需要了。他有的是打垮女人意志的办法,从各种凌辱到对她们身体敏感部位进行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由于他把拷打女犯人当作一种享受,所以他并不希望她们一开始就招供出来。臭名昭著的三K党党魁希尔·卡洛斯在描述他虐杀海豹(三K党对黑人妇女的蔑称。——译者注)的心情时说:“她们从皮肉的痛苦到精神上的崩溃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应该是缓慢的、残酷的和令人心惊肉跳的。”辉中校正是那样一个人,他并没有立即对她们严刑拷打,而是饶有兴趣地仔细打量这四名尼姑裸露的身体,目光好象在品评几头牲口一样。
  为首的中年尼姑看样子已经年过四十岁了,凸鼻凹眼,瘦骨嶙峋,只有两只耷拉下来的乳房和稀疏的阴毛证明她的确是个女人。紧挨着她的是个矮壮的尼姑,年纪约三十岁左右,身上肌肉发达,皮肤黝黑。她双拳紧握,好象随时准备以死相拚似的。
  她们是密报中名叫静缘和了缘的两个尼姑。在游行和葬礼时,她们作为组织策划者被密探拍下了照片。经查明,她们都属于前陆军参谋长阮文馨将军支持的警察武装平川教派,从1955年就在西贡市不断发生武力冲突;同年秋季,吴庭艳下令军队镇压了平川教派,从而顺利地击败了保大皇帝当上总统。为此,平川教派一直耿耿于怀,伺机进行报复,此后发生的数起暗杀恐怖事件都与该教派有关。广德法师自焚的前夜,有人发现了缘走进过广德法师的禅房。
  “下毒的一定是她!”辉中校盯着这个矮壮的尼姑,心里想到。“对付她恐怕需要下一番工夫呢。”
  他的目光移到另一个年轻尼姑的身上,然后停住不动了。她的名字叫静真,二十二岁,长得眉清目秀,皮肤白晰,两只半球状的乳房和微胖的身躯使人很难相信这样标致的姑娘也会遁入空门。她面色惊恐,嘴微微地张着,眼睛却不时地瞟一下挂在铁勾上的尸体。
  “这样漂亮的女人要是站到人肉市场去,那才能嘛呢。”我心里想到,为她感到非常惋惜。
  小尼姑年约十四、五岁,厚厚向前凸出的嘴唇,上身较长,虽然乳房已经开始发育,但是阴毛还没有长出来。她因为这样光着身子站在男人面前而感到羞辱,脸上泛起了红晕,泪水涌出眼眶,沿着脸颊淌下去。
  辉中校冷笑了一声,指着她们说:“政府现在已经查明了你们的罪行,抵赖也没有用处,”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早就看出你们他妈的真念经,假修行,暗地里为越共卖命。今天你们如果明白点的话,就趁早招供,免得后来招供了,皮肉也吃尽了苦头。”
  他停下来等了一会儿,然而四名尼姑没有说话。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
  他走到了缘面前,伸出手拍了拍她结实的乳房,又捏住她的奶头拉出。就在这个时候,了缘突然大吼一声,猛地向他身上踢出一脚,但是没有踢中,辉中校料到了了缘暴烈的脾气,闪身躲开了。他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吩咐打手们把她绑到刑讯架上去。
  了缘身强力壮,拚命地踢打抓咬,几名打手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她捆到大字型的刑讯架上。这时,静缘也大骂着要奋力挣脱打手的握持,扑向辉中校。
  “你这条老母狗!”辉中校骂着,对静缘拳打脚踢,把她打得躺倒在地,然后命令打手当着其她三个尼姑的面轮奸她,直到她昏死过去。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辉中校坐在审讯桌上,若无其事地吸着烟,脸上挂着冷酷的微笑。
  残酷的轮奸结束了,打手把静缘抬了出去。
  辉中校防走到了缘的面前,把烟蒂往她的肚脐上一按。出乎他的预料,了缘咬住厚厚的嘴唇,用愤怒的目光瞪着他,并没有发出痛苦喊叫。
  烟蒂捻灭了,了缘的肚脐上留下了一块黑色的痕迹。
  辉中校又习惯地摇摇头,好象并没有为这第一次的失败而沮丧。他碰到这种顽强的女人太多了,尽管她们以超人的毅力忍受肉体的痛苦使他感到惊诧,但是无论怎么说,她们毕竟是女人。这就够了,除非她们可以脱离肉体而存活,否则皮肉的痛苦总会使她们的毅力土崩瓦解。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手段和时间。辉中校坚信这一点,虽然有时候他的这种信念在某些誓死不屈的女人身上动摇过,那么等待她们的将不再是生存,而是在痛苦的折磨中慢慢地死去。那时候,辉中校要尽量延长她们痛苦的过程。冀求她们在最后的关头垮下来。
  从一见面的时候起,辉中校就意识到这次审讯的核心人物就是身强力壮的了缘。凭着多年的审讯经验,他从了缘的脸上读出了这样的结论:她不仅能够下毒,甚至可以端起枪来杀人。很明显,她肯定在平川教与高台教的冲突中起着执行者的作用。孱弱的静缘是幕后的策划者之一,有头脑,老谋深算,要从她打开缺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给她用刑只不过是杀鸡给猴看而已。
  这一招对了缘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她从幼年就对遭受各种各样的毒打习以为常了,要不是被绳索捆着,她会扑上去以死相拚。然而,坚固的绳子把她牢牢捆成大字固定在刑讯架上,并深深地勒进她的肉里。她的四肢由充血到麻木,勒在脖子上的绳索使她喘不过气来。
  静缘遭受轮奸的情景,她都看到了,觉得特别恶心,并非只因为她是个尼姑,而是她从来对男人有一股无可言状的厌恶,就象讨厌苍蝇一样的心情。她黑亮的眼睛从来没有放射过温柔的光彩,厚厚的嘴唇向前凸出,轮廓分明得象雕刻,挺拔结实的乳房没有一丝肉感,倒象是两块圆滑冰冷的鹅卵石一样。
  辉中校心里明白,这样一个女人的头脑极为顽固不化,打断她的骨头也无法使她马上屈服。时间,他们现在要的就是时间!他不是在审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姑娘,所有的症结就在于:了缘的头脑根本不会去考虑到肉体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死亡的到来是多么令人恐惧。她不会去想这些,不会去想辉中校期望她想的一切。这就注定对她的一切拷问都将一无所获。
  于是,辉中校把思想转到标致的静真和那个小尼姑身上。
  对付这两个尼姑,辉中校心里是有底的,她们惊恐万状的表情和茫然无主的眼神,她们半张着的嘴唇和瑟瑟发抖的身子告诉了他这一点。可是,问题在于她们对这次下毒案的内幕知道多少,参与到什么程度?不会一点也不知道的,决不会!秘密逮捕她们的时候,三个尼姑在庵中密室商谈着什么事情,小尼姑在门口放哨,尼姑们的行动表明,她们是同谋,以静缘为首,了缘负责实行,静真也许充当联络员,而小尼姑肯定知道一些内情。看来突破口就在静真和小尼姑的身上了。
  为了使她们尽快地供出事件的真相,辉中校决定对了缘施以最严酷的刑法,即使不能使她招供,也可以利用她的痛苦来威吓静真和小尼姑。他先命令打手用藤鞭狠狠抽打了缘,然后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皮肉;不一会儿,整个地下室就充满了焦糊的气味,每当了缘昏过去的时候,打手就用冷水泼在她的身上,等她苏醒过来,拷打就继续进行下去。
  这种残酷的拷打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了缘身上的皮肉几乎都被烙焦了。辉中校又命令打手用刷子往她身上刷盐水,撕裂般的疼痛使了缘厉声惨叫起来。她不停地喊着:“杀死我吧!杀死我吧!”
  看到这里,静真晕倒,小尼姑瞪着眼睛尖声嘶叫。辉中校见目的已经达到,便把小尼姑拖到另一间刑讯室去了。
  过了很长时间,小尼姑才从那间刑讯室里走出来,被押回牢房。她脸色苍白,弯着腰艰难地移动脚步,小小的乳房上留着牙印,大腿内侧有鲜红的血迹,一看就知道她刚才经历了什么事情。
  当打手把刚刚苏醒的静真押进那间刑讯室的时候,辉中校正在看小尼姑供词。见静真被押进来,他命令打手去继续用严刑拷打了缘和静缘。两个打手应声退出房间,刑讯室里静悄悄的,已经是凌晨四点了,恐惧和疲惫使静真几乎睁不开眼睛,她感到辉中校在不断地打量着她,心里不觉突突地直跳。突然,她一下跪倒在辉中校的脚下。
  6月24日上午九时左右,吴庭儒和夫人坐在他们私邸豪华花园的游泳池旁的太阳伞下,一个保镖通报他们吴庭谨来访。
  读完尼姑静真的口供,吴庭儒夫妇欣喜若狂,让吴庭谨马上通知《时报》发稿,务必在当天见报;接着,他们立即驱车前往“独立宫”向吴庭艳总统通报。
  吴庭艳总统脸色阴沉地接见了他们。他的这种态度使吴庭儒夫妇感到吃惊。在腥风血雨的几个月里,作为总统的吴庭艳一直支持对暴乱采取高压的手段,并亲笔签署了对几名佛教徒的逮捕令;甚至6月10日广德法师自焚事件和大规模武装冲突发生以后,他仍然对五角大楼的呼吁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
  这天清晨,吴庭艳总统接到美国大使瑙尔汀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瑙尔汀大使向他询问是否于前一天下令秘密逮捕了四名平川教派尼姑,并通知他说,被捕人中名叫静真的尼姑是黎文金少将的侄女。瑙尔汀大使说黎文金少将已经得到可靠情报,证实了特别警察袭击佛教寺院和逮捕尼姑事情。最后,瑙尔汀大使要求他立即下令释放被秘密逮捕的四名尼姑,以免引起军队和政府的冲突。
  这个消息使吴庭艳对他的兄弟十分不满。
  尽管他对几个同胞兄弟一直采取纵容的态度,但是此时他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1662年4月份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第一次访问越南的时候,曾经婉转地向他表示对吴庭儒独裁专制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关注,希望他“稳定南方局势,打赢这场战争”。此后,作为吴氏家族最亲密的朋友,瑙尔汀大使也几番提醒吴庭懦夫妇,不要把军队同政府对立起来。
  当吴庭艳总统把瑙尔汀大使电话转达给吴庭儒夫妇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愤慨,认为美国人在干预越南共和国的内政。吴庭儒夫人怒气冲冲地摇着静真的口供,坚决主张不仅不放人,反而还要把静真等人送到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这时吴庭艳总统的态度马上转变了。他一面派吴庭儒立即布置监视黎文金少将的行动,一面通知政府委员黎文科准备让特别军事法院受理此案。然而,未等吴庭艳作了准备,当天下午的《民众报》就刊登了四名尼姑被秘密逮捕的消息,并且别有用心指出:这次秘密逮捕“严重破坏了整个西贡—堤岸”。数十万名佛教徒和群众当天夜里涌向“独立宫”,要求吴庭艳总统立即释放四名被捕的尼姑。总统卫队、警察同抗议者发生了流血冲突,造成十五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的后果。
  《民众报》是新闻部长陈正诚的私人刊物,主任陈无英对吴庭艳政府采取客观批评的态度。这次公然披露政府秘密逮捕四名尼姑的消息,暴露了即使在文官内部,对吴庭艳和吴庭儒的不满也在激化。早些时候,国防部长阮廷淳曾经直率说:“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对吴庭儒夫妇所干的事情默不作声。”
  6月25日,吴庭艳总统接到了黎文金少将调动部队、阮庆少将调动部队的情报。西贡的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由草上校率领的特种部队驻进西贡郊区担任防卫,吴庭艳总统在即将离任的瑙尔汀大使和科奈恩少校的调解下,与军队达成了妥协,准备释放静真等四名被捕的尼姑。
  然而,紧张的事态并未因此而得到好转,反而愈演愈烈。另外,从年初开始的金融危机也愈加恶化,物价暴涨,民不聊生。这就更加剧了人们对吴庭艳政权的不满情绪。军官曾两次试图杀死吴庭艳总统,一次发生在1960年11月,另一次发生在1962年2月。那位越南总统对军队疑心重重。因而在西贡周围那些敏感的指挥军队的岗位上安置了忠实的亲信,在所有各省都建立起可靠的军事负责人联络网,清洗了潜在的挑战者和军事司令部内部的不满分子。
  尽管如此,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吴庭儒在表面上取得了军队控制权,但实际上政府内部的大多数人,包括副总统阮玉书、国防部长阮廷淳、外交部长武文牡、新闻部长陈正诚、总统府军事顾问杨文明中将、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及助手黎文金少将等人在内的高级官员和将领,与吴氏兄弟的裂痕在暗中愈来愈大地威胁着整个共和国的局势。
  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刻,白宫却一直保持着不应用的暧昧态度,确切地说,美国并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策划”那次政变,整个政变过程都是由越南人自己制定的,自己完成的。
  之所以美国在那次政变中处于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是因为美国当时的对越态度正处于一个各自为政的时期,代表白宫的新上任的咯奇大使与代表美国军队的哈金斯将军几乎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且他们之间的争吵在美国政府的最高级人士中造成了反响。
  有一个时候,他们两个人甚至向政变阴谋的策划者发出了互相矛盾的信息。
  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约翰·里查森一贯支持吴庭儒采取的强硬手段,他对吴庭儒的精心扶植已经在将领们中间引起了怀疑,认为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头目(指理查森站长)可能要消弱他们的力量,而吴庭艳总统的这位兄弟是中央情报局雇佣的。以后,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并将导致约翰·理查森先生的撤换。
  当时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的特工人员遍布各个阶层,可以说我们所得到的情况比任何一个美国人或者越南人都要全面得多。我们发现了官僚统治者与冷漠的农民之间的鸿沟及它同城市中产阶级的疏远,因而为形势感到了担心。但是当理查森站长的这个担心被吴庭儒转达给吴庭艳总统时,吴庭艳总统却抱怨说,在他的国土上到处进行刺探的美国人太多了。
  这次佛教徒游行示威的升级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公然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我们情报网甚至已经了解到以在西贡将领中颇具声望的总统府顾问杨文明中将为首的军事将领,以副总统阮玉书先生为首的文官内阁与宗教领袖释智光和劳工领袖宝先生在公开的、半公开的或是私下的场合都在互相呼应。但是,这个情况不知为什么被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严密封销了;实际上,洛奇大使、哈金斯将军和麦康先生一直在实行相互封闭,以致达到令肯尼迪总统担心的地步。
  作为特种部队名义上的顾问,我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把所有情况(包括审讯的细节),都及时地报告给理查森先生。
  1963年7月2日晚11时,五辆装甲车开进了首榜勋街。那时天正下着大雨,街上没有行人,装甲车的隆隆声被雨声淹没了。一位身穿特种部队军官制服的青年军官从一辆装甲车上下来,走进特别警察临时协调指挥部的楼房。
  “情况非常紧急。”辉中校神色紧张地告诉我说:“我必须马上把犯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是否要把他们送往志和监狱?”我问道。
  “不,那里更不安全。我们去隆成营!”我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因为隆成营是直接负责防止军事冲突的特种部队的秘密训练营地,对军方和外界一直严格保密。隆成营训练营地的长官黎光松上校是吴庭儒的亲信将领,领导着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最先进武器装备的一支实力强大的特种部队。如果不是由于不得已,我相信吴庭儒是不会决定把犯人送到那里去的。
  被秘密转移到隆成营去的犯人,除了四名尼姑以外,还有《善意报》的编辑范廷康、嘉定省议员杜光文和一名陆军电台的女报务员。所有这些犯人都戴着手铐,眼上蒙着黑布,被头戴白色头盔的特种部队士兵押上了停在门外的装甲车。
  望着装甲车队消失在雨幕里,我心中第一次怀疑起一直得到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支持的吴庭艳总统政府的稳固性和控制局势的能力。
  第二天早晨,我听到协调指挥部遭到袭击的消息,吴庭儒下令警察实行戒严,封锁所有的路口,顿时西贡市的空气紧张起来,似乎随时都要爆发战争。
  科奈恩上校来到了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驻地,与理查森先生秘密商谈了三个小时之后,决定派我以特种部队训练顾问的身份去隆成营,调查那里的武器装备情况及那七名犯人的行踪。
  “你认识黎光松上校。”理查森先生对我说:“我将通知他,你到那里去是为了使美国及时对发生的一切作出迅速的反应,这样他们是欢迎的。至于吴庭儒那里,我想很好解决。”
  我知道理查森先生与吴庭儒及他美丽的妻子之间的特殊关系。许多被执拗的吴庭艳总统断然拒绝的事情,就是通过吴庭儒瞬间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理查森先生,与瑙尔汀大使一样,是吴氏家族的密友,深深懂得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从来不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总是对他们提出建议而不是命令,因此不管吴庭艳还是吴庭儒夫妇都是乐于听从的。
  果然,吴庭儒几乎未经思索便同意我到隆成营去,并且为我此行提供了各种方便。
  1963年7月5日,我在辉中校的陪同下,于下午四时左右来到了位于西贡以北约三十五公里、与阮文绍上校指挥的第五师相交的隆成营秘密基地。
  隆成营的营地面积很大,戒备很极为森严,每个路口都有装甲车和全副武装、头戴白盔身穿武装服的特种部队士兵把;士兵们有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最先进的杀伤力很强的自动武器及通讯设备,严密地盘查通过路口的每一辆车辆。道路两侧设有许多混凝土筑成的工事,显然是作为防御用的;工事与工事之间拉着铁丝网,并设有壕沟;路卡以外的地带埋着自动地雷,最近的一个战略村距离隆成营也有八公里远。
  尽管关卡的军官认识辉中校,还是非常仔细地检查了他的通行证,并在最后一个路卡换成红色验证牌。辉中校告诉我,即使吴庭儒到这里来,也需要经过同样的检查。
  在前往营地指挥部的沿途,我们见到正在烈日下进行训练的特种部队的士兵和坦克。距离指挥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军用机场,那里停放着三架T-28型战斗轰炸机和一架HU-IB型直升飞机。
  指挥部设在一座坚固的水泥结构的房子里,四周有高大的棕榈树和菠萝蜜树遮盖着,因此非常凉爽。
  黎光松上校,一个吴氏家族的忠实支持者,与我在1961年就已经认识。
  “自从兰斯代尔上校回国以后,美国的态度越来越保守。”他用法语对我说。“这几次叛乱都发生在陆军部门,而且在六月顺化动乱中,陆军为特种部队的行动设置了许多障碍。”
  “最近的群众运动与陆军的态度有什么关系吗?”
  “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他回答道。“但是我认为是有关系的。”
  “那么为什么把犯人送到这里,而不送到志和监狱呢?”我问道。
  “因为这些犯人都是有背景的人物,有些人也在想尽办法寻找他们。”
  “你是不是指陆军的人?”
  “不完全是。”他回答说。“比如范廷康,就是胡志明派到南方的特务。在他被捕的当天就发生了武装袭击警察局的事件。”
  “也许你已经知道前几天协调指挥部遭受袭击的事情吧?”我问。“你是不是认为那件事会与陆军有关系呢?或者说与陆军中什么人有关呢?”
  “由于袭击指挥部的人没有抓住,所以不能肯定地归咎到陆军身上。然而他们是掌握我们逮捕了陆军电台的一名女报务员的情况,另外,被捕的人中有总参谋长黎文金少将的侄女,这就更加令人怀疑了。”
  他站起身,从保险柜中取出一份材料递给我。
  “这是陆军电台的女报务员的口供。”他说。“她供认曾经为一位将军与释智光进行过联系。”
  晚上,我和黎光松上校来到机场边关押人犯的混凝土避弹室。我们走进去的时候,犯人正在一名手持皮鞭的上尉和五名士兵的监督下进行忏悔。一面墙上挂着吴庭艳总统的肖像,七名犯人跪在地下,又手向前平伸,目光盯着肖像以示悔罪。那种方法实际上是在“控共”时期经常采用的一种体罚,为的是使犯人在肉体痛苦时反悔自己所干的事情,做出另外的选择。
  七名犯人看上去已经以那种姿势跪了很久,平伸的手臂不断颤抖,脸上都挂着汗水。
  “请让我休息一下吧!”那名身穿咖啡色卡叽布陆军制服的女报务员恳求道,眼睛没有敢偏离墙上的肖像。她的军装已经被汗水湿透,双臂颤抖得非常厉害。
  “不许说话!”那个上尉喝道,用鞭子在她的背上抽了一下。
  忽然,名叫杜文光的议员身子摇晃着向前面倒去。“我的心脏病犯了!”他痛苦地喘息着说,面色苍白,用手扯住胸口的衣服。
  那个上尉怒骂着,走过去用鞭子抽打他的面部,同时用脚踢他。开始的时候,议员还滚动着哀求,渐渐地他不动了,任凭上尉和士兵踢打,躺在地下浑身打颤。
  “停下!”黎光松上校命令道。他把手靠近议员的鼻孔,发现他的呼吸已经极其微弱了。
  “把他送到医生那里去!”他命令道。
  四个士兵走过来,抓住他的手脚抬了出去。
  “这个家伙非常顽固。”黎光松上校给我介绍道。“他自恃与郭从德总理的关系,煽动群众游行,递交请愿书。佛教徒事件发生以后,他鼓动议员们向总统提出抗议,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
  “你们逮捕他,会不会引起更大的麻烦呢?”我问。
  “逮捕这些人的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消息对外实行封锁,只是四名尼姑被捕的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流传出去。看来特别警察内部可能出了问题,所以把犯人转移到这里关押。”
  从安全的角度看,犯人被关押在隆成营是十分保险的,因为那里的官兵几乎与外界没有什么来往,即使与家人通信也经过其他部门转达,并受到严格检查,吴庭懦对他这支忠实于他的的亲信部队格外优待,供给和装备比其他陆军部队好得多。当其他部队到了发不出军饷的地步,隆成营却丝毫不受影响,甚至士兵家中困难的还可能得到额外补贴。
  另外,为了使士兵消除思乡的情绪,吴庭儒特准该部队在每次扫荡后将所俘年轻妇女带回营地,当然那些妇女是作为统一财产关在隆成营的一座工事内,每逢周末轮流分配各营的士兵。因此,以上的各种措施使得这支部队成为吴庭儒与陆军抗衡的一股强大的势力。我相信一旦发生政变,隆成营必然会与政变部队进行殊死的战斗。
  然而,在我到达隆成营数日之后,一件牵动着整个政局的事件爆发了:被关押在隆成营的七名要犯,在一个雨夜由被他们感化的特种部队少尉带领,从没有设地雷和关卡的沼泽地带逃亡了。
  那个事件发生在前三天,即8月15日,吴庭艳总统在为离任的瑙尔汀大使送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接受瑙尔汀大使劝说他与佛教徒和解的请求,并声称他“对佛教徒的政策一向是同他们和解”。这个态度无疑是对肯尼迪总统的呼吁作出的一种谅解的姿态,使许多原来反对他的美国人和越南官员,都认为他将做出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更具体的行动。
  但是就在吴庭艳总统作出上述保证之后的第四天深夜,涉及几个月前吴庭儒夫妇高压政策的七名犯人,终于说服了隆成营特种部队的一名少尉,并在他的带领下经过西面未设防的沼泽地带逃亡。
  发现犯人逃亡的是一名负责夜间巡逻的上士。由于那几天一直连降暴雨,他便与其他巡逻的士兵躲在一架F-23型战斗机下面。夜里两点钟过后雨渐渐小了一些,他带领士兵在关押犯人坚固的混凝土防弹室前作了一次例行的检查。当到达那里的时候,他们见到防弹室的门打开着,里面空无一人,两名哨兵被杀死在门外的岗楼里。
  隆成营的警报器响了,正在酣睡的士兵醒来后涌出营房,开始进行搜索。他们很快发现犯人逃向西面的沼泽地带,便立即向那个方向进发了。
  我与黎光松上校等在他的指挥部里,听到西边传来紧密的枪声,看来他们与士兵接火了。
  凌晨3点40分,指挥部外传来混杂的脚步声,接着,一位少校指挥官与几名士兵带进来浑身是泥水、披头散发的陆军电台女报务员。他报告说,那名掩护犯人逃跑的少尉为犯人提供了科尔特式自动步枪,在沼泽地与军队发生了枪战,结果议员和少尉被击毙,一名尼姑陷入沼泽溺死,陆军电台的女报务员被俘,但是三名尼姑和《善意报》编辑范廷康却越过沼泽地逃走。
  这个消息使黎光松上校极为震惊,他清楚四名犯人逃出隆成营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一面下令出动特种部队在邻近的地区和战略村进行搜索,务必要把四名犯人捉到或者击毙,一面立即对女报员进行审讯。
  那名女报务员被带到关押犯人的防弹室,士兵剥光她湿透了的军装,用皮带狠狠抽打她。她双手捂住脸部匍伏在地下,任凭皮带呼啸着象雨点似地抽打她的身体,坚决不肯说出犯人逃跑的方向。
  “混蛋!你不说出来,我就把你打死在这里!”黎上校大声喊着,猛踢她的肋骨。
  那名女报务员在地下痛苦地滚动着,粘满泥水的长发裹住了她的脸颊。
  “oi chao oi!”她用手捂住被踢中的肋部惨叫着,显然她的肋骨已经被黎光松上校踢断了。
  黎光松上校走过去揪住她的头发,两腿分别踩住他的胳膊,使她仰面躺在地下,然后一面用拳头猛击她的脸颊,一面紧紧地逼问那几名犯人的去向。
  那名女报务员的脸立即肿胀起来,嘴唇也被踩得裂开了,血从她的嘴角和鼻子流淌出来。尽管如此,她还是坚持说她不知道那几名犯人的去向。
  “打死她!不说就把她打死!”黎光松上校暴怒地吼道,用力挥着手臂。
  几个士兵抓住她的脚腕,把她拖到墙边,又把她倒提起来,将她的双脚插入墙上的两个铁箍内缚牢,使她面贴墙壁倒悬着。两个士兵各持着一条一米多长的宽竹板,开始抽打她的臀部。竹板带着风声接触到她的皮肤,发出清脆的声音,每抽打一下,她臀部的白晰皮肤就隆起一条很高的青紫色伤痕。
  开始的时候,女报务员还在叫喊着哀求,但后来她渐渐不再喊叫了,双臂也垂了下去。
  士兵们捆住她的手腕,把绳子穿过墙上的铁箍,将她的身子拽了起来,直到她双手挨到了脚跟,身体朝前挺起,腰部向后弯曲成为弓状,使她象跪在墙上一样平悬在空中,然后用冷水把她泼醒。那名上校指挥官把蘸了汽油的布条放进两个空罐头瓶内燃烧了一会,然后把布条取出,将罐头瓶扣在女报务员两只绷紧的乳房上,女报务员的乳房立即被吸进了瓶子,奶头和乳晕都被吸得凸了出来,皮肤由红色渐渐变成了紫黑色。
  (此处删节11行)
  那名女报务员的两只乳房几乎都被抽进了罐头瓶内,她痛苦地扭动着,企图甩掉罐头瓶,但是罐头瓶牢牢地吸附在她的胸前。士兵又从外面搬进一块大石块,缚到她的臀部上。这样一来,她的腰弓得更加厉害,几乎象打折断了的样子,肚子向下挺出。
  “烧死她!”黎光松上校焦急地喊道:“要是她不肯说,马上就把这个贱娘儿们烧死!!”
  (此处删节6行)
  凌晨五点左右,在这种惨不忍睹的酷刑之下,女报务员终于供出了四名犯人逃亡的去向。
  当士兵们把女报务员从墙上解下来的时候,她已经奄奄一息,肚子上的皮肤被烧成焦黑色,肚脐凸了出来,两个乳房也变得青紫凸出。她无力地躺在地下喘息,目光呆滞地望着上方,显然,她已经活不成了。
  “vui xoo chet!”(把她埋掉!)黎光松上校命令道,然后同我一起回到了营地指挥部。他马上要通了吴庭儒的电话,向他报告了隆成营发生的一切。这个意外的事件使吴庭儒大为震惊,他在电话里大骂黎光松上校,然后便把电话挂断了。
  几分钟以后,吴庭儒又打来电话,命令隆成营特种部队立即作好战斗准备,以防止驻所扎在隆成营北部阮文绍上校率领的陆军第五师发生变化。
  陆军第五师师长阮文绍上校是个极为特殊的人物,但是当时人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的部队是受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和陆军第二军区司令阮庆少将的双重指导。防区内设有阮高其空军少将(后为中将)的越南共和国空军基地。美国新运到的五架A-1型战斗机的飞行员都是他的亲信军官。因此,他拥有着一支当时不为人知、实力强大的部队。但是,吴庭儒当时非常自信,他以为通过几次清洗,已经牢固地掌握了军队,这种想法导致他采取了进一步的冒险行为。
  8月19日,静缘、了静和静真三名从隆成营逃回西贡的尼姑,往自己身上浇上汽油,在独立宫前实行自焚,同时散发一份揭露特别警察军官辉中校对她们及其他被俘人员实施的野蛮行径的传单。
  暂时平静了一阵的西贡又沸腾起来,所有的佛教徒都涌到总统府抗议,要求严惩凶手。与此同时,西贡的汽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水电工人也举行了全面罢工,抗议政府出尔反尔的许诺:上百辆出租汽车愤怒地呼啸着驰过街道,对冷漠的政府表示发自内心的反抗;游行示威还从堤岸、嘉定、顺化、岘港等地相继爆发,形成了空前浩大的声势。
  然而,即使是这样,吴庭儒夫妇还是异常冷酷地对待这些示威事件。吴庭儒夫人甚至把尼僧自焚说成“烧野味”。象他们以前做的那样,吴庭儒下令特别警察出动,枪杀了数十名群众,然后又通过他们控制的《西贡时报》把被枪杀的人说成是流窜到西贡的前教派匪徒。
  两天之后(8月20日)深夜,头戴白盔的特种部队和穿伞兵服的陆军士兵,突然在全国各地对佛教寺院发动“斩草除根”的袭击,1400多人——主要是僧侣——受到逮捕,其中许多人遭到毒打或杀害。
  这个残暴的统一搜捕行动是吴庭儒一手策划的,他绕过了正常的陆军指挥系统,亲自下令进行。关于吴庭艳总统(他曾对瑙尔汀大使和越南人民作出了神圣的保证)是事先同意的,还是只是在事后接受的,一直没有能够搞清楚,因为几个月以后他和策划那个事件的吴庭儒一起被士兵打死在政变部队的军车里。
  由于陆军在搜捕的前一天发布命令,吴庭儒让许多特种部队的士兵穿上借来的伞兵部队的军服;同时,吴庭儒还切断通往美国大使馆的电话线,企图使美国官员不知道事件真相的经过,以使欺骗美国官员相信是陆军实施了这次违反他自己诺言的镇压行动。
  鉴于上述情况,美国大使馆在向华盛顿最初的报告中把罪责加在西贡陆军的身上。但是,这种错误指责在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的协助下很快得到澄清。
  在吴庭儒举行记者招待会庆祝平定佛教徒事件之中有一个插曲:外交部长武广牡象和尚一样剃光头,手持经过吴庭儒授意拟定的讲稿,宣布他从即日起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以表示强烈的抗议。
  8月27日,我作为特种部队训练班顾问参加了吴庭儒夫妇举行的一次招待宴会,那天到会有越南政府和军队的官员,各国大使及中央情报局西贡站全体成员。当杨文明中将走过来与理查森先生握手的时候,我听到他低声用法语对理查森先生说:“你知道吗?特种部队使用你们送来的武器杀了人。”
  显然,杨文明中将对吴庭儒盗用陆军的名义进行搜捕非常恼火。这种情绪在其他军官的身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于是,又一个军事政变的阴谋在暗中进行了。
  10月2日,中央情报局的科奈恩上校与杨文明中将在芽庄会晤的时候,又有一名佛教徒在市中心的广场自焚了,这给会谈增添了一种沉闷的气氛。他们的这次会谈用了七十分钟,而且使用法语(杨文明中将非常熟悉这种语言)进行了磋商。杨文明中将说,他不希望美国对政变有“任何具体的支持”,然而确实需要美国对他们作出不阻扰政变实施的具体保证。
  在越南人当中,杨文明中将的身材魁伟,所以人们都称他“大明将军”。他出任总统府的军事顾问,是一位有才能的作战指挥官而且在军官团中极孚威望。
  当杨文明中将说出参与政变人员的名单时,科奈恩上校大吃一惊,因为第一个人就是与他相交多年的朋友,越南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
  整个的名单是这样写的:
  ⑴计划参加者:总统府军事顾问     杨文明中将
         国防部长        阮廷淳
         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   陈文敦少将
         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   黎文金少将
         联合总参谋部总长    陈善谦准将
  ⑵计划支持者:第一军区司令      阮正诗少将
         第二军区司令      阮 庆少将
  ⑶计划同情者:第三军区兼西贡军事长官 孙室订少将
  这样一个几乎包括所有越南共和国武装部队高级军官的名单,的确使科奈恩上校非常震惊。
  杨文明中将告诉科奈恩上校,他们的政变准备通过三种方式进行:⑴暗杀吴庭懦和吴庭谨,保留吴庭艳总统继续任职;⑵由各军事部队,特别是驻边和的部队,包围西贡;⑶政变部队与效忠吴庭艳总统的部队直接交火,把西贡分成若干区域,逐个加以肃清。杨文明中将认为西贡城内的五千五百名士兵可能会效忠吴庭艳总统而与政变部队发生战斗。
  “最危险的人物是吴庭儒、吴庭谨和吴重孝。”杨文明中将说:“吴重孝曾经是共产党人,现在仍同情共产党,他正在谋求与胡志明达成停火协议。”
  他告诉科奈恩上校,他本人没有任何野心,其他将领也没有。“不过,”他笑着说,“孙室订将军是个例外,而阮善谦准将可能会扮演两面派的角色。”
  洛奇大使给予杨文明中将的答复是:⑴美国保证不会阻扰他们的计划;⑵愿意研究他提出的除暗杀计划以外的其它计划;⑶保证继续对越南进行援助,只要他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在对北越的战争中获胜。
  洛奇大使说,如果未来的政府中有占相当比例的、有资格的文职领导人担任关键性的职务,它就非常可能成为上述那样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府。
  杨文明和陈文敦将军都是十足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一切靠外来势力支撑的力量感到不满,尤其厌恶象吴庭儒夫妇那样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亲信。他们向洛奇大使表示,改变政局是越南人自己的事务,举行民主选举,不做任何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仆从”。洛奇大使对他们的设想表示支持,但是有保留地怀疑在越南当时的情况下,民主选举是否符合客观现实。
  从理论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把政变的阴谋转达给吴庭艳总统的合法政府,这样无疑会制止政变的发生。但是从实际考虑,这次政变的确是越南人自己的事务(他们已经友好地通知了我们),而美国人又并非昔日的法国总督;吴庭艳总统的政府虽然在许多地方对美国十分有利,但是它已经引起了人民的愤慨,极力维护这样一个不被人民支持的政府,将会有损于美国的形象。
  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法国人和北越的共产党人突然发起了一场趁火打劫的“外交进攻”。
  早在8月29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就越南问题发表了一篇故意闪烁其辞的公开声明.他追述了那个1954年以前属于法属印度支那地方的历史,然后意味深长地说:“法国对越南所报的希望是,让它的人民,也仅仅是它的人民,在不受外国影响的情况下选择,决定自己命运的方式。”他同时派出了外交官在北越与南越之间进行接触,试图乘虚而入恢复法国的形象。
  法国驻越南共和国大使罗歇·拉卢埃特先生几次对吴庭儒暗示,美国正在计划干掉他的哥哥。
  从河内返回西贡的雅克·德比宗带来了胡志明那个自相矛盾的惊人的讲话。德比宗与越共领袖胡志明在河内会晤中,胡志明竟然声称对吴庭艳这个曾经被他斥为“封建主义者”、“美国的傀儡”的看法“已经大大地改变了”。胡志明说:“吴庭艳是个善良的越南人,是个爱国者,他身上的许多品质是非常可贵的。”
  但是,吴庭艳总统和吴庭儒并不理睬这些讨好的表示,事实上,他们正在密切注视着军队内部的变化。
  早在8月份,他已经接到军官准备于31日进行政变的确切情报,但是当时的军官们没有得到西贡军事长官孙室订将军的支持而搁浅。《西贡时报》把那场没有爆发的政变指责为美国的干涉。然而,吴庭儒并未就此罢休,他决定尽快清洗掉军队中那些可疑分子。这时候,关键性的人物就是西贡军事长官兼第三军区司令孙室订少将,因为陆军最强大的正规部队都在他的领导之下。这位年青将领是在陈文敦少将利用他的虚荣心而促使他同吴庭儒发生了矛盾之后,将他拉到政变将领一边的。在此之前,为了防止万一,政变策划者已经争取到了他手下的军事指挥官。
  孙室订少将的妻子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法国姑娘,当时西贡流传起好色的吴庭儒曾经在一次舞会上当孙室订少将不在时图谋不轨的消息。这使孙室订少将感到莫大的侮辱,直到吴庭儒夫妇亲自出面解释才告结束。
  陈文敦少将重新提起了此事并加以证实,孙室订少将终于相信了那个传闻。此后不久,吴庭儒获悉了军官们的政变阴谋,并把这个消息放在这位他自认为效忠于他的年青军官面前,请孙室订少将协助他给其他军官设置一个圈套。吴庭儒的计划是搞一场假政变,诱使反对吴庭艳总统的人公开暴露,然后利用孙室订少将的军队来镇压那场真正的政变阴谋。
  但是,孙室订少将马上把吴庭儒的反阴谋计划告诉了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
  11月1日上午十点钟洛奇大使陪同在西贡访问的哈里·费尔特海军上将到总统府作礼节性的访问。就在前一夜,政变部队已经秘密地部署在西贡市区及其周围的地区。中午时分,费尔特上将去机场时也一点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象往常一样平静。
  下午1时45分,陈文敦少将打电话给美军总部说政变已经开始。下午2时,政变部队占领了电台、机场、警察总部和其他重要设施;下午4时,政变部队开始攻打总统府和特种部队兵营;4时30分,军官通过电台宣布政变成功,要求吴庭艳和吴庭懦辞职。
  事实上,效忠政府的军官早就发现政变活动的迹象,提醒吴庭儒加以注意,但是吴庭儒却认为那是他同孙室订将军搞的假政变圈套之中的一个部分,并告诉效忠他的军队指挥军官们不可干预。后来政变军队向总统府发动了进攻,吴庭儒才打电话给孙室订将军,要他下令反击,然而他被告知孙室订将军不在。
  三个小时以内,除了总统府之外,所有的抵抗都被击溃了。面对辞职的呼吁,吴庭艳总统让将领们到总统府进行磋商——这是1960年采用过的策略,当时把政变拖延了很久,使效忠吴庭艳总统政府的军队有足够的时间开进城里,但是此时将领们拒绝进入总统府。
  时隔不久,吴庭艳总统便拨通了美国驻西贡大使亨利·尤伯特·洛奇的电话,以弄清美国政府对于在他的总统府窗外进行的军事政变行动的态度。
  洛奇大使不愿表现态度。他说,听到了枪声,但是不了解所有的情况。“而且,华盛顿现在是凌晨4时30分,美国政府不可能在这个时候马上表示意见。”
  吴庭艳对此感到不满,他不同意地说:“但是你一定会有一些大致的看法,因为我毕竟是国家元首,我一直在努力尽我自己的职责。我正在设法按照职责和良知的要求行事,我尤其相信后者。”
  洛奇回答,吴庭艳总统当然已经尽了他的职责,而且是英勇地尽到职责的,他因对他的国家作出贡献而立下的功劳是谁也抹不掉的。这位大使接着说:“现在,我担心的是你的人身安全。”至于洛奇大使问到吴庭艳总统有没有听到过如果他同意辞职就可以让他安全地离开人的国家的建议时,这位已被政变部队包围但是仍然非常倔强的越南共和国总统坚决地说:“没有。”
  此后,洛奇大使关切地问:“请告诉我,我是否能为你的人身安全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
  然而吴庭艳总统在他愿意对一个美国人所讲的最后的话里说:“我正在设法恢复秩序。”
  在晚间还没有过去之前,吴庭艳总统和他的兄弟吴庭儒从暗道逃出了被围困的总统府。第二天的下午,他们在城里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堤岸被叛乱分子逮捕,在隆隆驶过西贡街道的装甲运兵车上遭到枪杀。
  我后来得知,那份有关隆成营兵力部署和人员的情报于政变前十天就已由科奈恩上校转交给陈文敦将军。,从而那支强大的特种部队在那次军事政变当中丝毫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而黎光松上校则流亡到了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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