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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以一位贤惠的妇女作象征，在自由、公理等许多不同的幌子下，得到豪华风雅的著名人物竭力粉饰的文明，却极其卑鄙地对待有血有肉的妇女，并无耻地侵犯她们的风化、贞节和生活的时候，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讽刺。 胡志明 《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 骂越南妇女是娼妓、猴子，这对法国人说来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胡志明 《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 这本书所讲的活生生的事情，大部分尚不为人知。作为美国军事人员，亨利·莫尔一九五四年在印度支那战争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就随同“游击战专家”兰斯代尔上校从菲律宾来到了越南，并在那里度过了十几年的光阴，与当时美国大使馆的译员赫利尔一起被称为“越语通”。西贡陷落之前，他回到了美国，然而已经永远失去了左眼。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五年他又作为自由记者多次重返越南。 二十多年的亲身经历及内心的深刻反省，使这本书在当前有关越南战争的书籍和研究著作比目皆是而又流于统计数字的情况之下，具有更多的现实意义。 有许多人认为那不过是一场没有任何价值的“肮脏的战争”，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丧生在那些遥远的热带森林里，大量的美元和物资投入到毫无意义的地方，但是最后不得不承认我们输去了那场战争。 美国人卷入越南一事主要不是或多半不是逐步地、偶然地陷入无法预测的泥潭。它主要说明美国为什么不让共产主义用武力夺取越南是极为主要的。 国际上对“丢失”（越南）的反响是他们要说明越南的重要性的最有力、明确的理由。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印度支那的重要性是根据法美关系和华盛顿旨在把法国重建成未来欧洲安全中心的愿望来衡量的。在冷战处于高潮以后和在中国失陷以后，法国在印度支那失败也被看成是遏制政策的失败。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印度支那变成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试验场所”和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基础，根据这种理论，印度支那的陷落将导致美国在整个地球的安全日趋恶化。 实际上，从杜鲁门到尼克松，没有一个总统谋求在越南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他们实际上也没有被关于进展情况的乐观报告所蒙骗，他们的战略是“坚持下去，以期他们的继续下去的意志……会使共产党人软下来。”每一位总统所做的基本上是他认为在他任职期间防止共产党获胜而必须做的最低限度的工作。越南悲剧的一部分在于：我们在总统们准备提出的妥协永远不可能导致战争的最后结束。 当然，战争终归要结束的，而事实上已经结束了，并且在我们的心上打了记很深的烙印；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整个战争的消失，相反，那只不过是我们经历过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那只能意味着另一个战争的开始。 这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即：战争是由人类进行的，如果我们抛开人本身而去研究什么战争，那将最多不过是文字的数字统计的游戏而已——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政治家、军事专家、军火商人及所谓“和平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在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怀着各自不同的兴趣进行着那样的游戏表演。 人们之所以不愿真正从根本上去研究他们声称正在研究的实质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人曾经把它真正与人类的生存联系起来，说得更具体些，就是不愿意正视非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他人头上去的恶劣的“天性”，更不要说去努力改造那个“天性”。 亨利·莫尔从各个角度，用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大量生动的事实剖析了整个越战几个民族特定的文化、历史、经济、传统和道德观的演变，法国人之所以失去那块土地的原因、越南封建王朝的覆灭和吴庭艳与胡志明对抗的产生、美国的卷入、军事顾问团塞缪尔·威廉斯将军至今尚未被披露的丑闻、佛教徒自焚内幕及吴庭艳总统被枪杀的真相、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残酷的复仇与屠杀、各种令人发指的人类的凶残，越战混血儿的产生及遭遇、印支难民问题的真相、越共政府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演变等等。但是，制止战争的真谛在于我们不断地从人本身，而不是从统计数字的表面出发，去断然否定一切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欺骗来进行战争的狂人。 ------------------ 亦凡书库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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