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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83年夏天我到扎伊尔调查金沙萨的艾滋病情况的前几个星期。当时我正要会见一位将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我的生活的研究人员。我曾从戴维·辛普森（DavidSimpson）那里听说过她。戴维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研员，曾于七年前积极参与对苏丹埃波拉疫病爆发的调查。他写信告诉我关于一位对病毒性出血热症的发病原理感兴趣的英国妇女。她名叫苏珊·费希尔·霍克（susan Fisher Hock）。她瘦小但精力极为充沛，善于以清晰的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她有一头红色卷发和金雀斑。她在亚特兰大受美国全国退伍军人疾病大会（National Legionnaires'DiseaseConference）邀请发表她对退伍军人疾病（legionella pneumophila）细菌在英国的热水系统中传播的新数据时，给我打过电话。她在报旨中指出：一旦在英国发现退伍军人症时，她认为这不可能来自空调系统。寒冷潮湿的岛国是不常用空调的。因此她开始在别处寻找细菌来源。 我不明白这种研究工作同病毒性出血热症的发病原理有什么关系。但我很快就明白了。 我了解到，除关于退伍军人疾病的研究外，她已经在英国波登·当（Porton town）的第四级病毒实验室对埃波拉病毒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显然她正热衷揭示这种病毒的种种神秘。当她告诉我关于她所做的埃波拉病在猴子身上的感染试验时．我感到震惊。她同从事研究工作的同事们的工作条件令人吃惊，基本上她们能够依赖的唯一的保护是用来清除空气污染的一些高效粒子，一件相当于大号睡衣的隔离服和一个面罩式呼吸器，而她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研究而不受感染，则更为惊人。 苏正在进行的试验是空前的。“疾病控制中心”对此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作用于人体的方式极为相似，当她回来参加大会时，我们同意她应尽早到“疾病控制中心”来进行一系列有关拉沙热症发病原理的试验。我向她保证，新的工作环境将对她的生命会有所改善，我在下午的退伍军人疾病大会上同她分别。 奇怪的是，1976年我在苏丹的同一项调查工作是苏卷入病毒学研究的间接原因。她在这个领域里的兴趣是由戴维·辛普森引发的。1978年，她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攻读硕士学位，听了辛普森的讲课。那次讲课对她是一个转折点。还是让苏来讲她自己的故事吧。 戴维当时正在波登·当从事出血热病毒的研究工作，那是英国唯一的热试验室，可以供他继续进行他在乌干达荒漠中开始的病毒性疾病研究。他是对分离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作出贡献的一批科学家之一——也许是他应得的最大荣誉。我对出血热并非一无所知。我听说过戴维也曾研究那神秘的绿猴病（玛尔伯格病）（Marburg）；我也知道与此有关的埃波拉病毒看上去很像，长丝状、卷曲和缠绕的玛尔伯格病毒，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这种病毒如此神秘和凶暴，使我想起科幻小说《安德罗美达菌株》（Andromeda Strain）中虚拟的来自外星球的疫病。它来自何处？何以具有如此致命的毒性？我要进一步了解它。这种病毒实际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患者染上它便迅速死亡？ 我清楚地想起戴维·辛普森的讲课。我听过戴维讲述他1976年在扎伊尔调查埃波拉病毒的经历。 我们的飞机经过滑行停在朱巴（Juba）机场的停机坪上，准备把东西都卸下来。麻烦的是我们的装备大多。女工政府坚决相信防毒面具的效用，这种传统的信念无疑是二次大战中皇家空军的英雄范例所造成的。然而，在战斗中适用于飞行员的东西，并非对解剖埃波拉病毒死者尸体时你脸部最需要的东西。你发疯似地淌着汗水，几乎看不清你的动作。但我们别无选择。当我们着陆时，飞行员回过头来对我们说： “要交着陆费，请替我们付吧”，说着，就将我们连同我们所有的装备扔下飞机，立即飞走。 戴维是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埃波拉病毒研究小组在苏丹的主要调查员之一，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吸引力的讲师，但同时又有点自行其是，靠头脑和毅力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而他确实有毅力。我怀疑他从未仔细准备讲稿，可是他的讲课水平总是一流的。也许因为他是爱尔兰人，具有传奇的爱尔兰人天赋的口才，说起后来令人不得不信服。但是吸引我去听课的既不是戴维的赃力，也不是他的深刻的智慧。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他在世界各地探寻病毒的经历。 我们终于来到喀土穆，对当局控制放行感到焦虑。但是我们不能前进。我们无法动弹。我们在丛林中找上有关官员的门，但是他们坚持说毫无办法。马里迪周围已经建立起一道防疫线，没窄任何进出该城的交通，每个人都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告诉我，无法找到愿意运送我们的人。他们不愿或不能帮助我们。 于是，晦，你看！紧要关头出现了解围的人。如不是上帝自己，也是他的代表，降临现场。你猜，谁来到朱巴机场了，不是别人，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有，他有自己的飞机。原来英国圣公会在苏丹南部被围困的人群中有一大批追随者。他是去南方帮助那些信徒而途经此地的。显然，对于当地政府，主教是比我们更为重要的人物，因此没有人会干涉他，不让他”飞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于是，我们找到大主教请求搭乘他的飞讥。他说：“当然可以，来吧！” 我至今不能肯定他是否完全理解这场突然爆发的瘟疫的全部意义，或者他自信有上帝保护，而全然不顾瘟疫的危险。 戴维接着谈他在马里迪的调查，在那里他找到一所被弃置的医院，该院的许多工作人员死于埃波拉病疫，其他人员则躲在各自家中，但疫情仍时有发生，他就在空地中间解剖尸体。他最后来到恩扎拉（Nzara）镇。他爬到一座棉纺厂的屋顶去抓蝙蝠，希望能在其中的身上找到引起埃波拉病的病毒。他将这只死蝙蝠装在箱子里送回波登，由一位名叫厄尼·鲍恩（Ernie Powen）的研究人员将它打开。没有人告诉厄尼箱里装的什么，因此当他发现那六只蝙蝠时很是惊讶。遗憾的是，波登的研究人员在蝙蝠身上找不到埃波拉病毒的线索。但就我而言，这与本题无关。当截维继续往下讲时，我唯一想到的是：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才作出这个决定，并用了更长的时间才真正参加和戴维所描述的那样一项调查工作。然而，我总是一个后来者，在我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远比我想象的要多。 1943年8月，我出生于英国的登比（Denby）市。当时正是酷热的长夏，该市正在遭受唯一的一次空袭。母亲说过在我出生前采集黑毒的事。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在英格兰北部通常黑毒要到八月底才成熟。我最初的记忆是当敌机在头顶上飞过时，我仰躺在通向防空掩蔽体的楼梯上的情景。 当我11岁时，我被送到威尔士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那好像被放逐一样——真正完全的隔离。我在那里度过的6年时间，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为了排遣孤独感，我贪婪地阅读我能找到的一切散文、小说和诗歌。我学音乐、弹钢琴和风琴。 当我以英文、法文和历史都是A等的成绩毕业时，我发现自己已在人生道路的分水岭上。父亲和母亲迁居巴黎近郊，因为父亲将在枫丹白露（Founfainebleau）的北约总部（NATO）工作。于是我得有机会在巴黎大学（Sorbonne）读书并有过几次真正的旅行。 在法国和意大利消磨了两年之后，我逐渐显现出掌握外国语言的能力和向往异国他乡的情绪，我下打算回到寒冷、潮湿和灰漾漾的英国，但是我要谋生。到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已把自己当作一个地中海人了。我再也不能使自己适应故土的生活。我同一个年龄比我大的人结了婚，他到处旅行，特别是非洲。 我自己要旅行的激情并未随结婚而消逝。相反，随着岁月的推移变得越发强烈了。27岁那年，我觉得一定得采取某种行动了。我决定要做一些人们曾经告诉我，像我这样已婚妇女，特别是有一个孩子的妇女做不到的事情。我要成为一名医生。 不管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英国流行的对妇女不宜学医的偏见，我上了当地的技术学院，选读物理、化学和动物学等课程，以便能达到医学预科课程的要求。也许那些主管人以为这些课程足以便我生气而放弃我的脱离常轨的道路。诚然，我坐在15岁男孩坐的最后一排的未位，熬过了艰难的第一学期。尽管这些孩子还不成熟，他们已经学过两年物理，这意味着他们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我则一无所知。 然而我下定了决心。我尽量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下课后就去接汉娜（Hannah），然后回家，准备晚餐，并料理家务。只有这一切都做完了，我才能坐下来做家庭作业。这也并不容易。1967年那时还没有袖珍计算器，而我又耻于让人知道我已经忘记了对数运算了。因此，整整一个学期，我都用长长的乘法和除法运算，写得满纸都是，就像《阿丽斯漫游奇境记》小说中的老鼠尾巴，直到我哥哥可怜我，送了我一把计算尺。 无论处于何种困境，我总是能够在A级物理和化学课中门门得A分。我想这样的成绩足够使我顺利进入医科学校。当时对妇女是有限定名额的，接纳的限额为所进班级人数的15％，而大多数成功的女孩子是从高级私立学校毕业的化学专业学生。即使如此，我相信我仍能进得去。我给所有我能想到的每一所医学院的院长写信，所有的回音都是一样的：我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有一所学校直截了当地让我回到厨房水池旁边去。同时，我看到医学院接收比我年轻、学习成绩差的男同学入学，原因是橄榄球打得好。 值得欣慰的是，有一个例外：皇家自由医学院院长费朗西丝·加德纳夫人（DameFrarces Gardner）出于好奇，约我面谈。我们谈话之后，她同意接收我，尽管这样做明显地违反招生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愿。于是她提出一条不可违背的条件：我必需出具丈夫的信件，保证他在我结束四年学业之前不与我离婚。他照办了。 加德纳夫人嫁给一个名叫乔治·奎斯特（George Quisi）的好人。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古怪的人，他的名字令人想起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其实，曾有谣传他是理查德·戈登（Richard Godon）的喜剧小说《家庭医生》（Doctor in The house）中的古怪外科医生兰斯洛特·斯普拉特（lancelot Spratt）爵士的原型。他常常拒绝在外科手术教室中进行手臂消毒，虽然十分合理的，他自己从来没有不进行消毒就做手术。他走进手术教室，穿上一件大号的塑料工作裙。为向他的学生演示一项外科技术，用带血迹的棉花球取出一大套钳子，利用这套钳子在围裙的正面阐明他的论点。他的腰围很大，因此有足够的地方进行演示。有一次乔治·奎斯特在开车（他开车不稳）将我从一所医院送到另一所医院的途中告诉我说，有一个（唉，也许不足凭借的）传说，说他曾经给钱让正在建造一所新医院的工人们喝啤酒，鼓励他们坚持罢工。他说他不赞成新建筑。 我抱着相当程度的忧虑进入医学院。我肯定我会处于一群很聪明的男生中间，他们将彻底胜过我。此外，在路上来回还要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注在离伦敦50英里的地方——这就耗费了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但是我感到能够进医学院学习是一种殊荣，因此我不在乎不能满足家庭和工作两方面对我的要求。我非常幸运有家庭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的能力甚至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呀。而且我后来竟能在交通车上大量地阅读。唯一的问题是当我取出我的解剖学书藉——特别是当我翻到有关性的片段时，同车的穿着细条子工作服的人所表现出的惊奇。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甚至把盛放着一具真正的骷髅的盒子放在我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但愿它不致于掉下来将所盛的东西散落地上。有人告诉我，如果出了这样的事故，根据不知何时制订的“解剖法”，我将会被抓起来。这条法律就是为了制止任何与医药有关的东西不当地惊吓公众而制订的。 我的事业也受到另一位意志坚强的妇女的影响，她就是希拉·谢洛克（SameShei1aSherlock）。是她引导我通过了实习医生。她相貌威严，对人要求严格，她因为对引起黄胆性肝炎在国际上所持的立场而以黄色皇后的绰号著称。在她的管辖下，根本不允许出错。她秉性古怪，才华出众，可能会是《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的作者笔下创造出来的人物。有一次她参加她的住院医生们组织的一个圣诞节聚会，她径直走到盛着混合香甜饮料的大酒钵前面。那是一个放满干冰的大色谱箱。为的是使它放出诱人的雾气。住院医生们一时都沉默了。 她先品尝了调制的饮料，然后撅撅嘴皱起眉说：“酒味不够”，她转身对一位住院医生说：“孩子，到我桌子底下把一瓶威士忌酒拿来。这酒是一位病人为了感谢而送我的礼物。”酒瓶一到手，她就把酒倒进大钵，统统都倒进去了。这次聚会结果开得很好。 我很幸运与特丽莎·泰特（Teresa Tate）成了好友。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有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她出身有钱人家，还曾与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一同上学。因此她进医学院并非为了将来的生汁．而是出于她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志愿。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得住她。当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使谢洛克夫人非常高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领导偏爱妇女甚于男人的唯一一次。 有一次，特丽莎和我忽发奇想，用彩色蜡笔在病人的记录纸上做标记：红色代表血红蛋白，黄色代表胆红素（bilirudin）。胆红素是引发黄疽病的。我们把结果贴在病人的床脚一端。谢洛克夫人党得这样做挺好，并让年长的住院医生们看。她大声说：“瞧，孩子们，事情就该这么做！”（她总是称呼男士们为“孩子”。）“现在你们可以看见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的同事们真正喜欢我们两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那种咬牙的样子。 医务实习期后。我必须当六个月的外科往院医师。但外科不适合我的性格，外科医师好像并非真正需要用脑子办个。他们老是开刀。除此之外，我的兴趣在另外的方面。自从我在谢洛克夫人手下工作、护理肝炎病人起，我就对病毒着了迷。因此当我一旦完成了外科注院医师的任务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到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PHIS）（Public HealthLaboratory Service）去工作，那里是英国一个病毒学训练的好地方。 问题是那时候病毒是科学的灰姑娘。医学界对病毒并不认真对待，因为他们认为病毒并非引起疾病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不管怎样，“没有办法对付病毒”。在那些日子里，把公共卫生的重点放在疾病的预防上是一种陌生的观点。你等待患者得病，然后设法去医治他。此外还广泛地相信现代药物已经战胜了像小儿麻痹症那样的疾病，一位同行甚至为我的兴趣而责备我，他坚持认为我专攻病毒性疾病是很“不恰当的”。他说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细菌学一一像他所做的那样一一那一定会提供我成为一个病毒学家所需的一切知识。然而，不知怎么，我坚信他是错的，而且，在这点上，大多数人是错的。我坚信病毒学将成为一门有发展的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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