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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民（一八八四—一九五五），江苏淮安人。原名维新。早年留学日本，历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国民党财政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受国民党迫害离沪赴港。一九五一年回到北京。后任全国银行业公私合营董事会副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一九五五年三月病逝于上海。 在父亲的教诲下度过童年 周作民小时候，家中四壁如洗。家父是前清举人，性格倔强，因看不惯官场龌龊而不入仕途，在乡里开馆教学。 周作民幼年随父亲学习古文。有一天，父亲给他讲《论语》。周作民凡事都要寻根问底，待父亲讲完后，他便问道： “爸爸，这本书是谁写的？” 在座的孩子都望着先生，周先生看了看孩子们说： “孔子的弟子们将孔子言论收集起来编成了这本书，取名为《论语》。此书乃孔子思想之精华，望你们逐字逐句弄清楚，背熟。日后定能派上大用场。” 周作民眨着大眼睛，又问： “爸爸，您能给我们讲讲孔子的故事吗？” 孩子们都愿听先生讲故事。此时，他们望着先生那一副厚嘴唇，从这副厚嘴唇里进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知识的种子。他将书合上，低声细语地讲起来：“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也就是今山东曲阜。他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终年七十三岁。” 这时，周作民悄悄为父亲斟满一杯水，放在父亲面前。周先生拿起杯子饮了一口，继续讲道： “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贵族，后避难逃往鲁国。孔子3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年轻时过着贫贱的生活。他曾在鲁国贵族季氏门下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畜牧牛羊的‘乘田’。他立志笃学，以好学闻名远近。孔子在而立之年创办儒家私学，任教四十余年，一生乐此不倦。他虽然当过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但从未停止过教学。 “在鲁国三桓分公室、政治实权落于季氏之手的情况下，孔子见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在鲁国实现，便率领弟子们到列国游说，到过齐、宋、卫、陈、蔡、曹、郑、楚等十几个国家，但却到处碰壁，不为诸侯赏识。尽管境遇困难，但孔子却不辍教学。在从曹国到宋国的途中，孔子与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在陈蔡断粮时，他还饿着肚子讲学。孔子在外历经十四年，返回鲁国后，一方面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用作传授学生的教材；另一方面广泛招收弟子，发展私学。相传他‘以《诗》、《书》、《礼》、《乐》教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晚年时博学多能，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弟子也越来越多。不少弟子是从很远的地方投奔孔子，来进行学习的。孔子兴办的私学是当时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的学校。他的教学实践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在创办私学的时候，孔子主张不论是贵族或是平民，无论是华夏族或是夷狄族的，都可以入学受到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当时的官学存在着严格的等级、族类差别。各国的贵族们多认为夷狄族是异族，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说‘戎狄豺狼’，当然不会把夷狄之人作为接受对象。另外，贵族们还认为‘礼不下庶人’，一般民众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有教无类’的原则冲破了贵族官学的界限，一方面把教育及于夷狄之族，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楚国是当时的蛮夷之邦，孔子弟子中就有楚人公孙龙和秦商。孔子曾想乘坐木筏浮于海上，居于九夷之地。孔子的弟子澹台灭明曾经到楚国招收学徒三百人，受到孔子的称赞。 “孔子的学生里有不少出身贫贱的人。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住在贫民区，过着箪食瓢饮的困苦生活。另一个弟子公西华被派到齐国为使者，家中贫困，还需要孔子周济他粮食。樊迟曾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和蔬菜的知识，可见他是劳动者家庭出身。曾参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年轻时曾亲自种瓜，并帮助母亲织布。另外，身穿芦衣为父推车的闵子骞、贱人之子仲弓、鄙家子弟子张、衣若悬鹑的子夏、曾为大盗的颜琢聚等人，也都不是贵族出身者。” 周先生饮了几口水，接着说： “你们多数都是贫民出身，希望你们能像孔子及他的弟子们那样，刻苦学习，长大一定有出头露日的那一天的。人只要有决心，肯吃苦，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什么难事都能做成。功到自然成，铁棒磨成针嘛！希望在你们中间也能出现像孔子那样的流芳百世者。让子孙后代以你为楷模，世世代代都认识你的名字！” 孩子们听了，议论纷纷。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首次有了学习的榜样。周作民眼睛发直，默默中，在他幼小的心中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 后来，由于周作民勤奋学习，天资聪慧，父亲又送他去学馆聆教。不久，他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学子。 后来听说大城市开始实行新学，他便向父亲提出新的要求： “爸爸，儿欲南去羊城就读。听说那里有许多非常有名望的老师，学识渊博。” 父亲长叹一声说： “父亲何尝不望儿成龙呢？只是眼下家中一贫如洗，哪里有钱送你去外地求学。父亲虽有此想法，只是川资无着落呀！” 他突然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是痛楚，而是使他痛苦的揪心的难受，使他一时间忘记了所有的一切。多年来，他努力攻读，刻苦钻研。因为他看到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这是自己奔向光明的唯一一条路。盼望有朝一日喜悦的光辉将那凄凉的生活照亮，哪怕是一瞬间；渴望有朝一日能尝到幸福……可是突然……要终生委身于一个永远贫困、永无出头露日的小乡村，过着没有欢乐的枯燥乏味的生活；要摒弃一切向往，摒弃那久怀于心底的、在悲怆的艰难日子里唯一给人勇气的诱人的期望……啊，可怕，多么可怕！他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过错？不过他觉得，当时不如一头扎进坟墓里去！ 后来，乡中有一个叫王仲书的人，与父亲交情甚厚，听说此事，觉得周作民是一个可造之材，以后定是国家的栋梁，遂慷慨解囊相助。那是周作民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当时他不知道是忧，是喜，是高兴，是惭愧。他好像背负着一个千斤重的大包袱，不知如何去偿还，如何诉说心里的一切。他只有默默地背负着多年教诲和养育他成长的父母对他寄以的无限希望，背负着乡亲父老们对他的期望，登上了去羊城的火车。 两次向财政总长周学熙递交辞呈 使周作民得以发展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恩师罗振玉。周作民十五岁入无锡东文学堂时有幸遇到罗振玉教诲。三年后，东文学堂因故停办，罗振玉老先生应广东公学之聘赴粤任教。他刚到羊城，未顾安家，便修书召周作民前去就学。罗振玉对周作民除悉心教导而外，还为他支付学费，安排他誊写讲义等事，得些报酬，作食宿书籍等费用。直到周作民二十三岁那年考取广东官费赴日留学，还得力于罗老先生奔走呼号，四出求情，周作民才得以成行。因周作民本籍江苏，对广东来说便是外省人，一经审核，便理所当然地被取消赴日资格。罗老先生夜以继日地一路找去，一直找到当时的广东桌台兼留日主考官，说： “周作民是我的学生。此人品学兼优，人才难得，将来必是国之栋梁。我以人格担保，周作民定能学成归国，为民族振兴效力！” 考官看罗老先生德高望重，从无虚言，便应允下来。罗老先生竭尽全力地教导栽培资助扶持周作民长达八年之久，这是人生旅途中最关键的八年啊！他对周作民恩重如山，周作民没齿难以忘怀！日后，周作民日日鞭策自己，不负恩师厚爱厚望，时刻想着为民族振兴为国家昌盛竭尽绵薄！ 民国初年，周作民完成学业回到祖国。当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首任库藏司科长。 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也来到北京。 一天，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宣布正式铨叙人员名单。周作民的名字排到最末一伙，任命为“主事”。周作民以为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散会时特意到人事部查对，一点儿没错，在周作民名下的职务栏里清楚地写着“主事”二字。 周作民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眼睛发胀，脑门上的青筋凸了出来，好像一条毛虫。他的脑子失去了理智，这不是歧视从南京临时政府北来的人吗？岂有此理！共和国政体刚刚成立，周学熙就来这一手。这绝不是我周作民一人的私事，它的实质是压制革命工作者…… 思前想后，他想与周学熙说说明白！可是又一想，中国有句名言：官大一品压死人。何况这何止一品？怎么能说清楚呢？最后，他果断地决定辞职，以示对任命不公的抗议。 次日，周学熙收到周作民的辞职呈文。他捧着呈文，好似捧着一只刺猖，扔不得，丢不得，捧在手里还刺手。 呈文洋洋数千言，通篇说理抗争，无一阿谀之词。面对辞职呈文，周学熙非常为难！他望着笔架，不知拿起笔又放下了多少次，笔尖在砚台上反复濡着，放下，再拿起来，再濡笔尖，再放下……在呈文上签署什么文字合适？他闭上眼睛，痛下决心要突破思维与存在的界限，超越纯粹理念与物体的范畴。通过他的眼睑、阳光是通红的。他思考再三拿不定主意。批个“不准”吧，等于承认他那数千言的数落。这可是义正词严、毫不留情面的呵斥啊。周作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哩。一个泱泱大国的财政总长怎么可以……他再也想不下去了。他极力想找个台阶下，可怎么也找不到，只得丢尽脸面，还要给周作民升官。给周作民升官儿就等于公开向他认错，事后他便更加狂妄了啊。批个“准”字吧，就等于承认了铨叙不公。一个周作民不足畏，棘手的是他代表着一帮人。这就容易让政敌抓到把柄……唉，政敌政敌，要没有政敌多好！想到政敌，周学熙不寒而栗。他的反对派数量不少，而且强劲有力。像铨叙不公之类的错儿让反对派们逮住，财长的交椅恐怕不出旬日就要易主。可怕！ 周学熙不曾想到，宦海沉浮久历沙场的他竟被羽毛未丰的小青年来了个下马威。 后来，周学熙无奈，只好求助他的两位心腹。平日里他们称兄道弟，无话不说。周学熙夺得财长之位也全仰仗着这两位运营筹划。他的一个心腹开门见山地说： “不跟这等小人物一般见识。他不是要官当吗，给他当就是了。在南京是科长，到北京还让他当科长，甚至给他个司长也无所谓。不在乎个把位置，但必须在乎影响。要着眼于政治，那玩艺儿价值难以估量。” 周学熙何尝不这样想？给周作民升官于他有失脸面，但批准周作民辞职可能危及他的前程。两者相比孰轻孰重他比谁都明白。两弊当前取其轻之道理他幼年就懂。可此时此刻他已有江郎才尽之感，只好仰仗这两个智囊了。把智囊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最大限度之术，他早就谙熟。 周学熙加重语气强调说： “让周作民当科长当司长得师出有名，不能说我们首次铨叙就错了，要让众人认为我们铨叙是正确的、公道的！” 两个心腹异口同声说： “这好办，就说是人事部业务量大，一时疏忽……” “财长放心，这事交给我们办吧。人事部门由我出面疏通。花三百块钱足矣，由司长特别费里开支。让人事部门写个呈文，说初次铨叙工作量大，把周作民弄错了。财长您呢，并不认识周作民，也扯不上失察。” 第三天，周作民被委任为科长。接受任命的同时还接受有关部门的致歉，说他们一时马虎，使他受了委屈，遭了冷遇，等等。 这场风浪就这样过去了。 事过不久，财政总长由熊希龄担任。周作民大显身手，深得总长赏识，于是任命他为财政部库藏司长。年纪轻轻能得此职位，可以说是盲运亨通了。 不久，周作民在财政部库藏司长任上正感得意，开始有了有朝一日荣升财政总长的美梦时，不料，风云突变，财政总长易人，赏识他的熊希龄下台，信他不过的周学熙再次上台。 刚听到消息，周作民有些忧伤。静心仔细一想，觉得不必过虑。周学熙重任财长虽然不如熊希龄对他有利，但不至于丢掉饭碗。他出任库藏司长成绩斐然，其建树有目共睹，财部同仁一致公认。他屈指算算，财政部的所有司长，不管人品学识还是才华能力，没人能与他相比。何况他在他们当中年纪最轻。他出任库藏司长不过两年，任期未满。周学熙是有脑子的人，不可能上台伊始就把他撤换，撤换他对周学熙不见得有好处。周作民想到这些，心里平静了。 周作民作事一向雷厉风行，他立即写信给他的同乡、直隶省东光县知事王其康。王其康是周学熙和他的共同朋友。对王其康，周学熙几乎无话不说。所以，周作民先托王其康去周学熙处探探口风。周作民估计，周学熙即便心存芥蒂，在表面也会卖个人情，像周学熙这种人绝不会放着河水不洗船的。要是那样，便可过一阵再说，待到找着更好发展自己的去处，而周学熙又依然不离其位，再辞职不迟。 周作民把希望寄托在王其康身上，耐心等待着王其康的回音。不料，一连五六天没有消息，而且连他的影子都见不着了。这些天，周学熙挨个约见次长和司长，唯独不找他周作民。 有一天，周作民在走廊里隐约听到秘书们议论，说新任总长等着周作民去找他。 周作民闻听不由一惊，他仔细揣摩，觉得这议论好像是有人授意精心安排的，示意我主动找他，故意拿我一把，让我低三下四求情。 周作民预感情况不妙，连夜找王其康，仍然不见他的影子。此时，王其康避而不见，周作民完全明白其中的因由了。 周作民心想：周学熙的如意算盘打得够精，放风让我去找他，求他。他一定会编出一套危言耸听的鬼话在等着，待我求到一定火候，他才假惺惺地开恩，要我今后对他服服贴贴，唯命是从。尊敬的周大总长，你错了！你错翻了眼皮，认错了人！想到这里，他立刻展纸奋笔疾书。 几个时辰后，周学熙案头上多了一只牛皮纸信封。财政总长瞄了瞄信封上的字样儿，心中窃喜。此时，周学熙安详地、舒服地微仰着身子坐在沙发上，乳白色吊灯的明亮而又柔和的光辉，照射着铺着暗红色地毡的套间房的外间客厅，照射着他那眯眼含笑的大脸盘。他的左手思索地慢慢摩挲着白瓷茶杯，右手很舒服地放在锃亮照人的栗色的沙发本扶手上。香烟在他食指和中指间，升起着袅袅青烟。他冷笑道： “终于沉不住气了。写信不好使，非他登门恳求不行。不煞煞他的傲气总让他这般狂妄哪行！也得让他知道马王爷几只眼，让他晓得我这个总长对僚属的驾驭才能。” 他把信封举到眼前凝视片刻，才拿起剪刀漫不经心地铰开。然后连同剪刀一块放下，并不把信笺抽出展阅，好像他已经知道信里的内容。他又点燃一支洋烟，闭着双眼儿慢慢儿地抽着，品尝着，什么事儿也不想。香烟抽了一半时，他忽然觉得不放心，又重新拿起信封。刚把信笺展开，便惊呆了。 此时，周学熙的心里如同打翻五味瓶一般。他把周作民辞呈丢在一边，决定置之不理。心想：让他琢磨去吧。 那天，周作民送走辞呈便离开了财政部。他仔细酝酿后，便走进了交通银行会客厅。总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周作民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访意图，接着把向周学熙送去辞呈的缘由讲述了一遍。 这个行的总经理叫梁士诒。过去见过面，但没有什么交情。只见梁总经理慢悠悠地说： “本行正缺稽核主任，你如愿意屈就，明天就到职吧。” 周作民感激地向他的新上司深深鞠了一躬，说： “谢谢您了，梁总经理！” 一刻钟以前，他心里还在打鼓，甚至谋划着三个月找不到事做怎么办，失业半年怎么办…… 此时，梁士治微笑着说： “不必多礼。你我过往虽然不多，但你的品格、才华、学识、能力我早有耳闻，银行界的同仁们对你评价极高。咱国家的银行业刚刚兴起，亟需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才，我们早就打算聘请你来我行稽核，只是一怕屈了你的才，二怕财政部不放，还会说我们挖它的墙脚而影响本行与财政部的产系，所以未敢启齿。尽心竭力地干吧，在交通银行，会有你施展才华的机会。” 周作民满怀感激地起身告辞。他来到这间会客厅前后不到半个小时。事情居然这般顺利！周作民摹然有了找到用武之地的感觉。 那天夜里，他失眠了，因为想事而失眠。最先想的是要有所建树，为交通银行作出贡献，报答梁士请在关键时刻拉他一把的情谊。后来他又想到： “应该认真回顾从日本留学回国后，特别是到财政部任职以来的经历，从中找出有用的经验教训。” 周作民一想到这，周学熙的形象立刻呈现在眼前。 “千重要万重要，人际关系最重要，只有把处好人际关系当作第一关键，才符合中国的国情，才有可能成就事业，有所作为。” 他一想到周学熙，便顺理成章地得出这个结论。他自信自己有能力，实践也证明自己有能力，同仁更是公认自己有能力，别说财政部的司长自己可以胜任愉快，就是当财政部次长、总长也绰绰有余。可就是因为与周学熙的关系不洽便屡遭打击，任你有天大本领也无从施展，除落个一腔悲愤，别无所得。 从此，周作民便把融洽人际关系视为建功立业的命脉，坚信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左右逢源，能够呼风唤雨。于是他开始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财富创造和改善人文环境。 与魔鬼打交道 周作民到交通银行没多久，梁士诒又委他兼任国库课主任。一天，他因国库课里的业务去找梁士诒，在返回办公室的路上看见文书课主任和钞票课主任迎面走来，他隐约听到“芜湖……”“倪嗣冲太他妈跋扈……”“分行……夭折……”等几句断断续续的言辞。 周作民回到办公室后，两位主任的说话声仍在耳际回荡，他突然意识到“莫非是行里想在安徽有所举措”？周作民心里一振，“一定是的。在安徽督军倪嗣冲那里卡壳了……我要是能……”他沿着这条思路想呀想的，愈想愈远，想得如醉如痴，物我两忘。下班的时间早过，他思想的翅膀还在高深玄妙处邀游正酣。 倪嗣冲的关键在哪儿？这位督军大人听谁的？……他是皖系，皖系的祖师爷是段祺瑞……如有法接近段祺瑞就好了……对，好好琢磨琢磨，把这堡垒攻下……送礼对这老头子不灵，据说他在这方面极为清廉，在外界已经有名。为保住名声，他不可能为谁破例。传闻，一位南国封疆大吏曾想巴结他而大搞感情投资，送了十次礼品十次被退回，次次原封不动，弄得送礼者很是尴尬，同时也很纳闷儿：段老爷子究竟喜欢什么？十次礼品次次不重样儿，金银宝石稀世奇珍无价古玩儿无不囊括其中，他居然一样也没看中。他段祺瑞绝非至圣贤人，为什么不喜欢别人送东西？常言道，“当官的不打送礼的”，当今社会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他段祺瑞偏偏怪癖如此……那封疆大吏愈想愈觉得段祺瑞其人琢磨不透。突然间，他生出个恶作剧念头，精选了个奇大的南瓜，派专使给段送去。心想：“华夏广袤数万里，产瓜无数，独独不产傻瓜，倘若产有傻瓜，即便重金购买，我也送他一个！我如今居官盛产南瓜的湖广地域，就将此瓜权当傻瓜给他送去。这老家伙也跟这老南瓜差不多一样，基本算得上是个傻瓜，看你老傻瓜接此南瓜如何处置！”殊不知，段祺瑞见到大南瓜格外高兴，欣然收下，还专门给那地方官写了封表示热忱的长信，并赏给送南瓜的使者不少银两，这对段祺瑞来说也是破例了。后来，但凡想给段祺瑞送礼的人只送非常普通的地方土特产，大多为瓜果梨桃之类。送上十次八次，也值不了两把银子。只有不想真送礼的人才送贵重的东西，因为那样，既可以充门面好看，又不损失什么礼品，总能如数退回的啊。 周作民想、段祺瑞这样资深年老的高官儿，倘若送礼不灵，便很难结识。我与其相比，地位悬殊，即便走通路子得以相识，也难相知。求人办大事只有两种关系靠得住，一金钱，二情谊。第一种关系能见速效，第二种则不然，非情投意合知心换命不可。 周作民绞尽脑汁，突然想到了徐树铮。 徐树铮，将军府事务厅长、国务院秘书长、陆军次长、参陆办公处（即执行大总统、三军大元帅职权的机构）主要负责人。因受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赏识信任，执掌着三军的军令和军政大权。他还为段祺瑞运筹决策。内阁凡有重大举措都与他有关，或约他建议，或由他授意草拟，或出于他的手笔，故有“小扇子军师”的美称，被军政要人们视为段祺瑞的“灵魂”，炙手可热！所以，巴结他的军政大员极多，终日门庭若市，宾客如云。 周作民知道，单凭自身活动，诸如送份厚礼前往拜谒之类根本无法与徐树铮结识。于是，他决定找徐树锋的好友汪志农。 汪志农，字竹杉，幼年丧父，少年丧母，家境贫寒，出身卑贱。为了糊口，十三岁进入天津一家妓院充任杂役。因干活很卖力气，为人机警，工于钻营，有心计善筹划，深得妓院老板赏识而当上杂役头子，成为津门妓界有名的“大茶壶”。不久，他另立门户，自己开妓院。凭着吃喝玩乐样样在行，特别是精于赌博的本领，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后来，一些有眼光谙世事的朋友劝他说，妓院虽能赚钱，究竟声誉不雅，难成气候。大丈夫处世，应该建功立业，留名后世才是。他接受友人建议，把妓院移到别人名下，自己退居后台暗地里操纵，对外则声称“今生不再操此业，只一门心思改行经商”。他先后做过木材、粮食、食盐、军装、军火等生意，样样顺手，财路通达，短短几年就积存了丰厚资财，在商界站稳了脚跟，显露了头角…… 于是，他变得油滑鄙俗，善于揣摸他人心理，娴熟与各种人物交际之技能！ 周作民听说汪志农并记住其姓名有三四年了。那时，周作民随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北迁北京不久。他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就记住了，而且记得很牢。其因由不是周作民的记忆力太强，而是汪志农有“很难说清楚”的复杂特征。也是因为这“很难说清楚”的复杂特征，周作民多次放弃了与汪志农交往的机会。他们不止一次被人邀请赴宴并同席吃喝，不止一次在街上相遇，周作民总不愿与他言语，有意回避。 事到如今，周作民感叹着说： “有些时候，明知是魔鬼也要与之来往。” 周作民来到汪志农住处。 汪志农高兴得无以复加。寒暄间，汪志农就抽空吩咐家人叫车。烟茶方罢，未及说话，汪志农便拉起周作民往外走，说是“要陪周主任找个好去处逛逛，散散心，周主任终日公务缠身，案牍劳烦，好不容易忙里偷闲出来，应该彻底轻松，玩个痛快才是”。汪志农根本不征询周作民的意见，一凭自己意愿行事，言谈举止倒有几分见面熟的雍容气度和江湖侠客的倜傥雅量。 汪志农引着周作民走进一个大院套小院的去处。屋宇富丽堂皇，室内陈设豪华。美丽的侍女奉上茶点。一旁的八仙桌上摆放着骨质麻将牌，四张精致的红木太师椅围桌而设。 不一会儿，进来两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周作民当即反应出即将发生的事，他不由暗中叫苦。此时此刻，哪有闲心玩麻将游戏呢？对于玩牌，下赌注，周作民之技能虽未炉火纯青，但也相当娴熟，即便遇着高手也能玩个平局，绝不至于输掉本钱。他曾向友人戏言夸口： “吾人倘若落到被奸人陷害挤兑求职无着时，便去赌博耍钱儿也可养家糊口，其银两金钞之收入说不定强似如今供职京都的薪俸而过上小康生活。” 可是，他找汪志农旨在寻觅成就大事之路径，而且希望速成，时间不允许他运用“迂回战术”，他只能开门见山“直取中军”。他早已分析过了，只看汪农对他的态度，“直取中军”已有八成成功把握。谁知这姓汪的见面之后竟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周作民心里有事儿，哪有心思与这些人寒暄，于是他只点点头。汪志农指着自己的小皮包悄悄对他说： “这里有两万现钞，你我对半儿，赢了是你的，输了算我的。别犹豫，玩个痛快。” 这时，周作民才发现他手中拿着一个玲珑精致的小皮包，胀得鼓鼓的。汪志农不待周作民说话，便将他生拉硬拽到牌桌前。 周作民被摁到坐椅上。他腾地站起，抱拳施礼说： “真不好意思，第一次见面就扫你们的兴。作民今日拜访竹杉兄，原有要事相商，未曾想一路急来，还不及向竹杉兄陈明原委就……” “噢，明白了。好，改日再玩，只下回不失约就行。”中年人站起来，说罢悻然而去。 周作民又连连向汪志农致歉，说： “我实出无奈，请仁兄多多包涵才是。我拜谒仁兄，是有……” 没等周作民说完，汪志农便打断他的话说： “这里不是谈正经事的去处，我们走吧。” 周作民只好跟他上路。心想：“有求于人的事儿无论多么着急都得耐着性子，客随主便嘛。身居客位，只好任凭主人安排。” 上了车，汪志农对司机吆哈一声，卧车启动了。 回到汪府，他俩便如同有数十年交情的挚友一般亲密了。汪志农满口答应次日下午三点带他去徐树铮处。其实汪志农也非常欣喜，原来他穷追不舍地花大钱儿费功夫与周作民结识，就是奉了徐树铮之命。徐树挣早闻周作民之名，知其有才，欲拉其入伙以壮皖系实力之心由来已久。 安徽之行，折服督军倪嗣冲 北京初夏之夜，空气相当凉爽。高高的、动得很快的云在蓝色天空中飞过。 有关文章这样记述聪明的周作民所选择的契机。 梁士诒满脸愁容地走在花园的小道间。周作民紧随其后。试探着问： “总经理，您像有心事？” “碰到一桩难事。”梁士诒声音很轻，但每个音符都充满忧郁。“半年前，我在董事会上建议在长江下游的安徽芜湖设个分行，董事们一致通过……” “这样的提案哪有理由不通过！”周作民的口气使人一听就觉得他的赞叹是由衷的。“多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啊！那里的茶叶贷款和押汇业务都大有可为！咱们搞金融的就该向那样的地域开拓！” “只可借……” 梁士诒欲言又止，转过身来摁着周作民的肩膀说： “听说你是江苏淮安人，安徽和江苏毗连，那里可有熟人？” 周作民不由激动起来：总经理终于想到了我，并对我寄有希望，十多天来的努力总算没白费！他按捺着兴奋，回答说： “在安徽我暂时没有熟人。不过，要是需要，通过关系，认识些人不会太难。总经理有用得着我处，我随时恭听驱使。” 于是，梁士诒立刻委派周作民前去安徽，并说： “那就派你去‘砍’，‘砍’成了，芜湖分行经理就由你兼任。钱，你大胆花，实报实销，只要办好就行。” “当不当经理我无关紧要，完成您的重托才是头等大事。大海口我不敢夸，让那姓倪的老丘八点个头的门路还是能找到的。” 周作民见到了徐树铮。他们一见如故，一谈便是三个钟头。徐树铮很惊讶，周作民竟然如此投他脾气，“缘分不浅呀！”他暗暗感叹着并庆幸自己派汪志农结交拉拢周作民的做法是多么正确。 徐树铮无论如何也意想不到，周作民来见他以前专门琢磨了他几个小时！周作民的一言一颦一笑，都事先作过预演，只拣他徐树铮喜欢的爱听的上，“要甜的端蜜罐，要酸的拎醋瓶”。于是，徐树铮委派汪志农帮助周作民办理一切事务。周作民从汪志农那里得知了一些消息。 周作民眼睛一亮，心中大喜：终于找到了突破倪嗣冲的切入点！只待搞清倪嗣冲集团的人际关系，便能操掌胜券。 蚌埠。安武军总司令兼安徽省督军倪嗣冲会客室。周作民与汪志农、汪甫闲谈，话很投机，有说有笑。半个时辰前周作民才被两位姓汪的领到这里，等候倪嗣冲会见。周作民来皖四天了，还未见倪嗣冲。不是求见倪嗣冲困难，而是周作民不急于与倪嗣冲对话。他入皖后并不忙于拜访这个求见那个，只问何处风景最好，何处名胜值得一游，仿佛酷爱游山玩水的骚客文人随心所欲地挥洒逸致闲情。 四天来，周作民只让江志农引见一人：汪甫。他们只谈了两次话，每次都未超过一小时。汪甫问： “衔命来皖公干，为何不先见督军？” “有两个原因：一、倪督军年老体弱公务缠身，不好随便打扰；二、见您汪镇守使和见倪督军无异。” 只此一言，即令汪甫眉开眼笑，心比蜜甜。 汪甫，倪嗣冲的亲戚，刚过而立之年便当上皖北镇守使，在皖军握有实权，将领中数他最年轻。他聪颖好学，既有军事才能又有政治头脑，且喜诗词歌赋，文章也写得不错，很受倪嗣冲器重，也深得徐树铮赏识，被倪嗣冲视为股肱，并作为继承人栽培。他的话在倪嗣冲那里很占地方。所以他有幸被周作民作为第一个会见人选。这时，汪甫陪着倪嗣冲进来。周作民迎上鞠躬行礼。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他们这次会见的谈话。倪嗣冲握着周作民的手说： “让你久等了，很抱歉。” “督军公务繁忙，晚辈本不该打扰，只是在京都时，段芝老（即段祺瑞，其字为芝泉故称）和国务院秘书长徐公树铮君以及和其他知名人士特别是军界政界要员对倪督军赞誉有加，称颂不已，使得晚辈早闻督军大名，心中仰慕已久，今日既然得便来皖，倘若错过良机，不来拜谒求教，将会遗恨终身，再者，晚辈离京时徐秘书长曾反复叮咛代向督军问候，所以，便不揣冒昧，只请督军鉴谅。” “这几日总听汪督办和汪镇守使称赞周先生博学多才，年轻有为，今日得见，方知两位言之不谬，周先生果然潇洒倜傥，气度不凡。” “督军过奖了。” “请用茶。”倪嗣冲礼貌周到地向客人打手势。 “好茶，好茶！不是龙井，也非碧螺春铁观音……哪产的？” “就是敝省安徽呀，黄山毛峰，又称猴葵，已颇有名气了呢。” “是吗？”周作民让惊讶的表情略作夸张。“作民孤陋寡闻，让督军见笑了。”没等对方有所表示，他继续说，“这可是宝呀，中国人外国人都喜欢享用的佳品，只不知产量有多大？” “它是拔尖儿的，略次一些的产量可大了。但究竟一年能产多少我说不好，谁都无法估量。这么说吧，黄山、安庆、芜湖一带，广袤千里均盛产此物……” “这可是绝好的生财之道呀！……”周作民高扬手掌啪的一声击在沙发扶手上。他故意做出这貌似忘情的动作打断主人的话。倪嗣冲眼睛蓦地放亮，一声“生财之道”震动了他的中枢神经。他正为生财无道食不甘味，卧不安席。好些日子了，他总是绞尽脑汁想呀想的，想得头昏眼花、精神恍惚，以致无法把思想集中到一事一物上，做起事来丢三拉四忘东忘西的。军费，把他搞苦了。他又不能不扩充实力。作为军阀，有兵才有一切，没兵狗屎不如。身价地位全由兵之多寡决定。他不满足眼下局面和既得利益，他要扩兵，往高处走往大里奔。 周作民看准这一点，才把它作为打动倪嗣冲的王牌亮出来。果然一矢中的地勾住了倪嗣冲的腮帮子，收到立竿见影之效。 “这茶怎么与生财之道扯到一块？请详细说来让我听听。” “在安徽，抓住皖南茶叶生财之道便走通一半儿。”周作民慢条斯理地说。“只不知督军对此有无雅兴？发展皖南茶叶，若督军有兴趣便亲自抓抓，一年就有收成。至于销路不用愁，国内市场广阔不说，国外市场也有很大的需求量。日本、东南亚和欧洲各国，都很欢迎中国茶。这方面的知识和行情，汪公汪督办比我渊博比我熟悉。我有几位朋友做茶叶贸易。如有用得着我时，打个招呼即可效劳。” “只可惜资金……投少了，怕意思不大，小里小气之事我不愿为之。投多呢，一时半会儿又不甚方便。”倪嗣冲叹口气说。 “我有个建议。如果督军采纳，一年之后，皖省财政收入便可大增。” “请说明。” “我此来是为敝行考察事儿。噢，”周作民作忽然想起状，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双手递给倪嗣冲。“我临来时，敝行总经理梁士诒嘱我向倪督军致意的同时面呈倪督军一信。” “回京替我面谢梁老总。还接着刚才的话茬说。”倪嗣冲阅毕说。 “贵省茶叶业既然大有可为，我打算给敝行写个呈文，建议向皖南发放专项贷款鼎力扶持。倪督军如果同意，我便着手准备，争取一个月内办妥，年底即可收益。此事倘若促成，皖省仅税收数目就十分可观，往少里估计其款项也够两个到三个师之军需开支。” “好。”倪嗣冲高兴地看着周作民。“我这里没说的。只要对贵行和敝省都有利，我祈盼早日促成此事。晚上在我这儿吃顿饭，也好有时间谈充分点儿详细点儿。” 他把脸扭向汪志农：“去张罗一下，酒和菜都要本省产的。到新地界儿就该品尝一下地方风味。丰盛些儿！” 当周作民即将启程回京时，倪嗣冲郑重地说： “请转告梁老总，我只欢迎你来此办行，别人不行。” 于是，周作民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经理。 办银行——找到了支点 从此，周作民身兼四职：中国交通银行总行稽核课主任、国库课主任、芜湖分行经理、蚌埠分行经理。 一九一五年秋，安徽全省的财政收入便与交通银行往来。交通银行成了代理倪嗣冲集团的金库机关。 这年冬天，倪嗣冲集团里凡爱财的将领都成了周作民的朋友。他们爱财也罢爱周也罢，反正周作民支使他们办事，他们全都尽心竭力，不打折扣。 此时，倪嗣冲又动了请周作民替他们办银行的念头，并派汪志农向周作民游说。于是汪志农经常请周作民喝酒，周作民乘机游说他存款说： “你暂时派不上用场的款子放着也是放着，何不存到银行里让我周转运用？我算给你最高利息，既能帮助你解决头寸紧张之困难，对你也不无好处。” “要说帮你，我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分内事嘛。”汪志农豪爽地拍拍他的肩膀，心想，时机来了，何不试探他一下。他故意来了一声长叹，“可对我好处恐怕有限。利息能给几个钱儿？说句掏心的话儿，帮你还不是帮交通银行？交通银行盈利天大对你个人有多少好处？大不了赏几个零花钱儿。你还不知道吧，我和督军办了个银号，经理叫郭善堂。虽然郭经理能力有限，银号里也缺专业人才，但投进了资金还是增值可观。现在倪督军有意让你帮我们办银行，只是……” 周作民听得心潮翻滚，感慨万千：有道理呀有道理！我这些年来虽然卖了不少气力，成效也算显著，但我个人终归没有落下什么东西。不难想象，如此下去再干十年二十年，也不会有多少变化和进展。何况交通银行是官办的金融机构呢。官办机构难免随官场变化而变化。今天这个上台用你，明天换别人上台就可能把你一脚踢开，管你以往表现如何有无建材呢，业绩贡献统统不作数……一句话，在交行供职跟官场厮混没有区别，都是“五日京兆”……他不由记起在财政部供职的往事，愈觉道路艰险，前途渺茫……三十多岁了，该知道浑浑噩噩混日子的危险性了。要有属于自己的玩艺儿才行！不然对不起父母祖宗，对不起良友恩师，对不起青年时代的满怀壮志！为实现志向，在逝去的岁月里每时每刻都孜孜攻读苦苦求索。学点本事不容易啊，该有自己的事业了……要是自己办个银行呢，有了建树是自己的建树，创下产业是自己的产业……一切的一切全归自己，都记在自己的名下，那该是多么畅快的事情啊！倪嗣冲、汪志农他们对金融业一窍不通，还开银号而且赚大钱儿呢。在业务上我比郭善堂辈熟悉得多精通得多。他们都行我有啥不行的，我要干起来绝对比他们有前途！只是两手空空……他们，倪嗣冲、汪志农辈要乐意，再拉上若干个如徐树铮、吴鼎昌之流的要员和财主，就能成事！ 周作民知道，关键是要他们看到有大利可图，他们才乐意掏出资本。 此乃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周作民暗自合计良久，说： “我两袖清风一寒士，哪能与仁兄相比！你们兜里有钱，手上有权，拥有重兵，一呼百应，谋事事成，杀人人死。你要是设身处地为我想想，就会知道我为什么拉你存款了。办银行之事非同一般，需从长计议，待我考虑成熟再说吧。” “这我知道，在其位谋其事忠其主，人之常情嘛。我是觉得你才识过人，干练脱俗，该大有作为才好。”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转动。’一位哲人的名言，我也信它，只是有了‘支点’怎样充分利用好，才是关键。” 据有关文章记述，筹办银行之事，与倪嗣冲交谈时是这样的。 周作民仔细考虑后，便找倪嗣冲和汪志农共商此事。倪嗣冲见周作民前来便知有了眉目，于是迫不及待地问： “办银行关键是什么？” 没等周作民回答，汪志农抢着说： “当然是资金，资金问题……” 倪嗣冲把目光移向周作民： “你是专家，你以为多少合适？” “对外，至少得号称二百万元，不然，让人觉得气派不够，对开展业务不利。实际上五十万可以开业。要少于这个数就难免有周转不开之虞。” “实际五十万，对外号称二百万。”倪嗣冲摸摸秃头，嘿嘿一乐，“这样行吗？” “曹操当年东征西代时动不动就说带甲多少多少十万多少多少百万，其实呢，只有天知道是几员将校几伍士卒。干金融跟带兵打仗相似，天下一理嘛。” “高论。”倪嗣冲一翘大拇指。“周先生要掌兵，也一定是位好统帅！” “不敢当。” “我相信你的眼光，欣赏你的见识，只是五十万元几个月前倒是有来着，如今都派了用场，近期怕难以筹够，我最多能筹措十五万到十七万元。过一年两年筹个百八十万不成问题，怕是周先生等不得呢。汪督办是大财主，只不知……哈哈……” “倪督军要办的事儿，志农敢不跟随吗？我拿十万。我眼下也手头紧，到明年底，筹上四五十万都不难。” 周作民想，我两手空空不得不借鸡下蛋，有二十七万元已不算少。军阀之“鸡”不可久借，也不可多借。因为“鸡”主不能依靠，只能利用。欲达利用之目的，须从多处借“鸡”。若“鸡主”太少，必受其控制，没有主权。如果自己作不得主，事业必发展不快，还有为他人作嫁衣裳之危险。那样便一辈子也当不成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更不用说涉足政坛或再得其他了。既要“借鸡”，就得把“鸡主”哄好，争取速成。待我掌握一定数量的“蛋”就有办法了。到了那个时候，哈哈，我跟你们，至少跟你姓汪的最多也只剩下酒友牌友的交情和见面时说“过年话儿”的份儿了。他想着，说： “知我者，倪督军也。我真是等不得了呢。我想，有倪督军和汪督办二位的大名儿就能办个大银行，何况还有二十七万元呢。二位放心，余下部分作民再想办法。款子筹够马上成立董事会，选出董事、常务董事、董事长和监察人，任命总经理就开业。我想，董事长得由德高望重的倪督军倪总司令您出任最好。” “周先生尊重我，我很高兴。只是军务忙得实在无暇他顾。办银行绝非儿戏，董事长不可以挂名不管事。银行办糟了对大家都不好。所以，我不能尸位素餐。我不任董事长，不任任何职务，不管任何事情。我想，支持你们干，你们要遇到难以了却的棘手事情我出面撕掳开，这就够了。投资挂在我儿子倪道杰名下。”倪嗣冲笑着说。 “好吧，我告辞了。”周作民说。“今晚我就动身回北京筹措资金，勘察行址，遴选行员。半个月后来皖向二位报告结果。” 周作民回到北京后，四处奔波。一天，他来到交通银行高级职员任宏的住宅。佣人告诉他，主人在书房里和一位天津的客人谈话，请他稍候片刻。 他随便在客厅里踱步，无意中看见窗外花园叶绿花艳，苍苍翠翠，姹紫嫣红，又到了草长莺飞树青花好的季节。不由想起两年前和梁士诒谈话的往事。就是那回谈话，才真正使他迈上了创造自己事业的初级台阶。他去安徽奔走一个月，几番周旋，终于不辱交通银行使命，大受梁士诒赞赏。未满一年，他在皖建树显赫，总行所使稽核、国库两课主任也胜任愉快，施展裕如，成绩卓著。已有传闻说梁士诒有意提拔他为交行协理，现兼各职仍然在任不免，职位既高，实权不减。在梁士诒那里他的身分、地位渐居号称交行的“龙（建章）、虎（叶誉）、凤（苞）、麟（关赓）”四大将之上。然而，梁士诒已拟好了提拔周作民的报告正要送上去还未送上去的时候，袁世凯突然毙命，袁政权垮台。一九一六年七月，梁士诒被通缉…… 周作民回忆起往事不寒而栗，愈感官场风急宦海浪高，倘无坚强后盾，实在不能恋栈。同时，备觉邀集志同道合之辈和结交宦囊丰厚之流创办银行的举措正确英明！办起银行，便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才算找到“转动地球的支点”。得此“支点”，即便不去“转动地球”，也可设计自己的前程，操起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若遇时机，对己胃口，也不妨重入官场溜达溜达，游戏一番，凭着自己的学识才智未尝不可弄个财政总长之类的官儿当当。周作民永生忘记不了一九一二年初到北京和一九一五年夏财政部易主之遭遇。两次挫折，均犯在周学熙一人手里，很叫他感到羞辱。每每思及都痛恨不已愤门难平，总惦记着有朝一日能亲长财政部。一则为过官瘾出却那口恶气，让周学熙之流看看他周作民也有本领坐上那把交椅，而且比他们坐得自在潇洒。二则为中国财政走上正常的向前发展之路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中国财政不似以往那般总在举步维艰之泥潭中挣扎。像以往那样，挣扎愈久，国力就必然愈弱，国运也必然日衰，民众总也脱不了艰难，走不出苦海。想我周作民热血男儿，堂堂汉子，学贯中西，干嘛不杀进政治舞台建功立业以慰平生呢！对的，我要为中国财政的历史添写上光辉的一页之后向更高的目标冲刺：参与国事，为改变中国命运施展我的才华实现我的抱负！此乃为进。要是官场失意，或遇宦海风云突变难以适应必须暂时下台避风头时。仍可返回银行，重操旧业。这“旧业”真真不失为可凭借之“好风”，只要操作稳健便不难发展，便不难以金融力量为核心，进一步控制和发展其他各项企业，滚雪球也似地骤增资产财富。还可以做买卖公债等投机营生，吸收军阀官僚政府机关存款……内能坐获厚利而外可结交军政要员，培植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问鼎政界……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作民终于集资成功。银行取名“金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金城银行在北京宣布成立，公推周作民为总经理，负责组织一切。 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五日，金城银行总行在天津法租界七马路四十三号正式开门营业。 识时务者为俊杰 天津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眼看窗外心想行务。从武汉分行想到上海分行想到蚌埠分行想到天津总行……他南下视察一个礼拜，积下不少公务。现在的周作民今非昔比了，原来金城银行成立一年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洋人腾出手来明目张胆地瓜分中国各项权益，民族工业再次受到致命打击，经济急趋萎缩。而中国金融业却发展势头不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竞争激烈得吓人。这种情况下，必须厚集资力，相互通气，提高信誉，方能生存，求得发展，具备与中国和交通这两个国家级银行竞争的能力，在华北金融业中站稳脚跟，永立不败之地。周作民深受吴鼎昌先生的启示，吴先生去西洋考察之后说： “外人设立银行资本既厚，团体亦坚，每可调剂金融、辅助实业，而我国银行各自为谋，不相联合，实难与敌。以今日银行之需要，似非群策群力联合进行不足以资发展。” 周作民听了，认为句句真言，字字不谬。于是酝酿筹措一年多，才成立起来了北四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家银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这标志着他的事业又上一个新台阶。有了这个机构，遇点儿风浪也不用心慌了。 这时，列车咪当一震减速，停住。周作民如梦方醒，他才听清高谈阔论着的邻座们的声音： “北京政变搞得够利索，冯玉祥有两下子，胆也够大。” “军阀嘛，哪个没本事哪个没胆？” “嘘！莫谈国事……下一站就是北京，当心警察把你从车站直接请到号子里去。” “听说黄郛代理内阁总理，还摄行总统职权。” “政变那玩艺儿弄不好就掉脑袋。如今成功了，冒了偌大风险参予政变的黄郛还会客气吗……” 北京政变，周作民一过山东就听说了，但黄郛的消息却一无所知。他和黄郛在日本时认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黄郛长他三岁，一九０五年入同盟会，一九０七年与蒋介石结识，与陈其美、蒋介石是盟兄弟。周作民回国那天，黄郛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出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时，蒋介石是他属下团长。曾参予策划护国反袁军事。一九二三年后先后出任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黄郛与周作民先后迁居北京。周家住西城绒线胡同西口，黄家住宣武门内大街糖坊胡同，相距咫尺，来往愈加密切。 周作民这次南下在上海逗留时，听到不少关于蒋介石和张群在南方的活动情况，正想回北京通报给黄郛呢，谁曾想黄郛却在北京爆出偌大新闻！ 周作民恨不得一步跨入北京看个究竟。 这时，周作民家里，夫人何如珍也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丈夫归来。整个上午电话铃声不断，她已觉招架不住。周夫人拿起当天的报纸，醒目的一行字使他愣住了：“财政总长周作民。”周夫人完全明白了，是那报纸上的几个字使她家的电话不断。 “叮铃铃……”门铃大作。 夫人忙去开门，来了一个陌生人，自我介绍说是黄郛总理秘书。秘书奉黄郛总理之命接周财长，让周财长马上去。周夫人抱歉地说： “哪里有人去得成，我也等他呢。” 秘书听不明白，正待详问，周作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秘书见周作民推门进来，不胜欢喜。因周作民和黄郛常来常往，他和周作民早就很熟。未待说话，他不由分说地把周作民请上了汽车。还一个劲儿说他们正等您呢，大家的时间都极宝贵等等。 汽车刹住，周作民才发现到了财政部大院。车门开处，早有数人躬身侍候。下得车来，他愈发疑惑惊奇：财政次长统领着司长、处长、科长等财政部大大小小官员，恭候元首检阅一般地列队两旁，说是欢迎新财长赴任。 周作民懵懵懂懂如坠五里雾中，问那黄郛秘书： “不是黄总理召见我吗？为何把我弄到这里来？” “您被任命为财政总长而且发表见报，您不知道？” 那秘书不解地看着他，见他神色有异，忙说： “我以为黄总理跟您通过电话说好了呢。他只让我把您送到这……” 周作民哭笑不得，把那秘书拉到一边，指着欢迎队伍对他说： “劳驾您转告他们，作民改日拜访。” 说罢，眼皮都不抬一下便扬长而去，边上汽车边给司机指令： “送我回家！” 这回轮到秘书发懵：有人说，自他丢掉库藏司长职务之日起就奋发拼搏和攒资本，希冀有朝一日出掌财政。可熬了十年后的今天，财部第一把交椅果真带着微笑欢迎他前往就座时，他却眼皮儿都不抬不一下便扬长而去……到底为什么？ 这其中的奥秘只是周作民知道。“这财长不是我没有本事当，也不是我不够资格当，而是时候不对。我当财长时机尚未成熟。”他老谋深算而且信心十足。他创办金城银行获得两条宝贵经验：一、时机特别重要。二、头炮打响特别重要。创办金城所以成功，就因为时机特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掠夺中国经济的西洋人无暇东顾，民族工商业发展很快，给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最好条件；金城所以发展迅速，就因为头炮打得响，赢来了信誉，奠定了基础。 周作民知道，南方革命力量发展迅速，北方军阀势力依然强大，政局动荡不安且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黄郛的内阁无法长命，加之财政困难重重，神仙下凡也乏术扭转其局面。 “头炮无法打响，那官儿有何当头？”他想着心里一笑。“别说财长，总理我也不当。黄郛傻冒儿，一旦名声毁坏，便再无希望可言了……” 丰泽园饭庄好友密谈 据有关文章记述，周作民发起北方金融界为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送去劳军款，使者返回北京后，周作民邀集使者钱永铭和黄郛有过一次如下的密谈。 北京丰泽园饭庄。陈设考究的雅座单间里，周作民、黄郛、钱永铭酒兴正浓，跑堂的来请周作民接电话。 “烦人，吃顿饭都不得消停安生。”周作民嘟哝着跟跑堂的出去。 黄郛笑着对钱永铭说： “无官一身轻，我现在才知其含义，真个妙不可言。一年多来，我悠哉悠哉好不自在，不是神仙却胜似神仙。这份闲情这份逸致，在位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你看作民兄，吃顿酒三个电话，我呢，就不会有人再找……” 钱永铭笑道；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半年多以前，我跟你一样，可现在又套上枷锁了……” “你老弟不甘寂寞，自找的。怎么样，四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之简称）储蓄会副主任和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兼两职于一身，权力不小于你曾在任的交通银行协理，只不知好不好干？” “处此乱世，无论官职大小差事多寡，没有好干的。”钱永铭喟叹着，暗地里却在冷笑：你黄郛何时甘于寂寞？南方北方，数你活动最凶，一天不做官难受得如丧考妣。透个消息给你吧，也让你高兴高兴。于是他说道： “你说小弟不甘寂寞，怕是冤枉呢，友人相邀，且情真意切，敢不从命？实话说了吧，闲云野鹤的日子于你黄兄也不会太久。” “此话怎讲？”黄郛口气平淡，貌似无意，实则关切异常。他知道钱永铭刚到武汉见过那位曾是自己部下现在却已飞黄腾达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肯定听到不少消息，特别是有关黄郛的消息。想当初在日本在上海，他和蒋介石相处何等亲密！又是结拜为盟兄弟，又是提拔蒋介石为自己手下团长。不曾想，蒋介石发迹，对盟兄却冷漠若此。他被撵出官场，在家呆着无聊，便给盟弟写信，一封接一封，盟弟他竟毫无反应！钱永铭曾与他们先后留学日本，三人私交都算不错，他俩在武汉见了，蒋介石还能对他黄郛不闻不问吗？即便蒋介石薄情，把盟弟忘却，但蒋氏心志高远，要问鼎中原逐鹿北国统一天下，总得用人吧。他黄郛的才能盟弟不是不知道…… 黄郛天马行空般地遐想正酣，周作民返回，见状不由笑道： “二位运气练功呐，这地方可是用杯运筷的去处。还按原先说好的，喝一杯酒，讲一段趣事儿，笑话、好消息也成。一人一段儿，大家开心就好。来！喝酒。” 说着喝了一杯。黄郛明知轮到钱永铭，却故意发问，因他惦着钱永铭的话茬儿，急欲知道蒋盟弟对他的态度； “该谁说了？” “我说吧，”钱永铭笑道。“不然黄兄又有话把儿可抓，说咱们小了几岁便有意捉弄他云云。可说些啥好呢……” 周作民压低声音说： “讲你武汉之行吧。这屋安静严密，隔墙无耳，已跟饭庄经理说好，我们不叫便不许跑堂的进来，放心谈论无妨。” “作民兄，还是你有眼光，你筹款劳军的建议太有见地，太是时候了。”钱永铭由衷地说，蒋总司令对我们送去劳军现洋四十万，甚是高兴，说钱虽不多，但说明金融界拥护我，我会记住你们的。他详询北方和江浙一带金融界情况后，又听我讲劳军的经过报告。蒋总司令说，他对江浙金融界比较熟悉，对京津地区知之不多。他询问作民兄的情况十分详细。当他问到同仁们为什么公推我做劳军代表时，我回答说，是金融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的主意，说我是总司令的同乡，而且早在日本认识，易于接近。蒋总司令听罢哈哈大笑，说周作民不但能干，而且很有脑子，你回去转告我对他的谢意。告诉他我会记住他的。总司令又问黄郛兄近况，叮咛我们多和黄兄联系。他说，黄兄在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都很强，是多面手，要我们向黄兄靠拢。并要我转达黄兄多注意北方情况，以便将来为国家负起北方责任。” 一席话，听得周作民和黄郛欢天喜地，连连举杯。 “周兄，说正经的，你很值得我敬一杯。”黄郛边给周作民斟酒边说。“你怎么想起发动金融界朋友筹款劳军？这主意真真绝妙！” “你们还记得当年少帅张学良部下把我绑票，在他们老帅、少帅都发话放人的情况下还要敲诈四十万吗？从此我得出一个银行家要遵循的原则：利润必须分拨部分打磨刺刀。”周作民郑重其事地说。 酒后之言弦外音 从1926年筹款委托钱永铭去武汉劳军之日起，周作民对北伐军胜利抱极大希望。北洋军阀政府刚刚垮台，他就设法上庐山会见蒋介石，呈上了改革金融的具体方案。接着，又多次给宋子文等人献计擘划，在帮助政府克服财政困难中立下汗马功劳。嗣后，除在财政方略上继续为政府做了优秀金融家所能做到的一切外，还在对日本外交上充分利用自己与日本朋友的关系做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工作，诸如给蒋介石建议聘请日本顾问，向蒋报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日本满铁总裁松冈泽右等日本要人在东北的活动情况，出面组织政府不便挂名的民间团体中日贸易协进会，并任考察团团长率团访问日本，在日本经济界、产业界产生极大反响……他只想不遗余力地工作，凭学识才能，凭拼搏得来的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取得政府信赖，委以适当的能使他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的职务，为国家昌盛、为民族强大多做事情。岂不知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未有区别处。只说掌管财政吧，非孔即宋，全凭裙带关系。真是名副其实的一统天下，针插不入，水泼不进。驱驰劳碌奔走呼号整十载，除落几个如岳军（张群）者之友外，只是听到些“好话”。回想起来，那一堆堆一套套的“好话”全是哄人卖命逗人玩的。好在他周作民还未傻到不识“逗”的田地，几年前就定了新工作方针，使得金城事业朝着社会化、农村化方向发展，现已有所成就，聊可自慰…… 每当想起这些往事，周作民的心里就像打翻五味瓶子似的，他抑制自己尽量不去想这些苦恼的过去。据有关文章描述，周作民的这种心态，在一次接待张群的酒宴中，微醺之际，曾将心中的隐秘有所暴露。 那天，周作民和他为金城银行特聘的高级顾问何廉驱车来到北平西城什锦坊胡同的一幢豪华住宅。何廉曾留学美国，兼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商学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等多种职务。曾与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清华大学教授蒋廷一道在行政院任职，有“学者从政派”之称。周作民很尊重他，出入门户都让他走前面。 “我很久没见岳军先生了，这些年他平步青云当大官儿……啧，还是您先请吧。”何廉打着手势往后躲。“人们都说您跟他的关系非同一般，什么时候认识的？在日本？” “我和岳军都去日本留学不假，但当时不认识。”周作民回答说。“黄郛介绍我和他认识，真正交往不过十多年，当时黄郛在北京组阁，他是黄郛的总务处长和交通部司长。” “一九二四年对吧？”何廉有所发现一般惊喜。“知道吗，听说岳军和蒋委员长认识虽然很早，但关系密切也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那是交友吉利之年呀。” “是吗？” 他们跨过院子走上大门台阶。 “这房子很不错咧。”何廉打量着。“听说您专为接待岳军买下的？” 周作民点点头： “这些年，岳军先是为东北那位少帅易帜的事，后来又为与日军争端的事和华北政局的事总来北平。他肩负蒋委员长重托，身负国家大任，整日价车马劳顿，该有个像样的安静去处下榻歇息才好。所以，我买了这房子。岳军不在北平就让它空着，只有至交来才偶尔用用。民国二十二年，内务部长黄季宽代表中央往内蒙百灵庙宣慰，往返就住这儿。到客厅恭候吧，从这儿进。” 他给何廉指示路线，对佣人说： “去禀报张部长说我们来了。” “二位，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张群笑容可掬地走下楼来，抱拳施礼。“啊，何教授，您好！‘学者从政派’人物，国之精英呀，幸会幸会。” 他先跟何廉握手。 周作民说： “请部座起驾。” “干啥去？”张群问。 “给您洗尘呀。” “不必了吧，这住宅环境好，厨师也好，在这儿边吃边聊反而随便自在。记得民国十七年七月，你代表北平银行界在西山饭店欢迎蒋委员长。那家西山翠微峰下的饭店从环境到菜肴均属一流，赴会的也全是好友，委员长平易近人，且少你三岁。想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还不至于精神紧张吧。可事后我听说，你不但没喝好，饭都没吃饱呢。我说的意思是到外面怎么都不如在家里好。” 周作民说： “陪客只有何教授一人，非常熟悉的至交，再说去的地方跟在家里一样，甚至比家里还好，保您喜欢。” “哪儿？” “丰泽园。”周作民凑近张群悄悄补充说。“放心，不是中南海丰泽园，是煤市街丰泽园。” “啊，哈哈……”张群会心大笑。他忆起了往事。 一九三三年前后，黄郛出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张群经常衔命前来与黄郛密商对日外交。周作民深知张群嗜酒成癖，且酒量奇大，除指定稽核主任吴延清专司招待张群之职外，自己也三天两头陪同张群畅饮。不几天，他发现张群对煤市街丰泽园饭庄酒肴甚为满意。便包下雅座一席，每天陪张共进晚餐。当时，对日外交最是棘手，张群和黄郛整日关在黄郛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磋商再三也无良策，弄得焦头烂额。稍有余暇必去借酒浇愁。一日酒酣，张群对周作民慨叹： “我愿在此丰泽园醉卧竟年而不愿去那丰泽园待上半刻。” 张群所说的“那丰泽园”在中南海里，是黄郛当时办公的地方。 周作民、何廉和张群驱车来到煤市街丰泽园饭庄。 三个小时后，三人喝光了一瓶茅台酒。 张群微醉，对周作民感叹道： “你我能结下今日之情谊，全赖膺白（黄郛）。想当初膺白对我俩何等爱护提携，唉，没想到，他已沉菏缠身，也不知在莫干山上疗养得怎样……” 周作民感叹道：“膺白历任要职，虽劳累致疾，也不枉活一生。” “想你当初白手起家，现已创下举世瞩目之基业。论年龄，你刚及五旬，做大事正属年富力强……” 何廉连忙附合着张群说： “是呀是呀，你不但在金融业上建树显赫，在工商、运销、保险、发展农村经济等等诸多行业中成就斐然，更令人钦佩敬慕的是你近年在政府中所兼各职，胜任愉快，政绩卓著，声誉日隆，实在可喜可贺！来，为你的成就干杯！” 一番话，又勾起周作民重重心事。他强忍不愿想起那些往事。对何廉的提议，既未婉拒致谢，也不露心安理得之色，只连连举杯。三杯下肚，四语出口： “五年未满六委员，头衔一串接一串。 宵吁驱驰方寸乱，愿君能知我暑寒。” 此时，张群已醉，酒兴已尽。但人醉心醒。好朋友的弦外之音他听得明白，但无言以对。只拍拍周作民的肩膀，其意尽在那几掌中…… 不拘一格用人才 香山，双清别墅。 青山耸翠，碧岫堆云。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名花瑞草掩映其间，环境十分幽雅。它比浙之天台更奇绝，比闽之武夷更巍峨。它的主人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有“香山王”雅号的熊希龄。 金城银行新行员集训班在这里举办。学员全是各大城市名牌大学毕业生。因经严格考试遴选，个个品学兼优。 “有人说，咱们的职业是‘金饭碗’。因其待遇优厚于其他行业而且相对固定。知道这‘金饭碗’是谁给你们的吗？”周作民兴奋地问着学员。未待回答，就指着何廉说。“是他，何教授给你们的，是何教授建议金城吸收你们为行员。你们被金城录取后，咱们的大股东老股东、我的好老师、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熊老先生主动把别墅让出来，使得咱们有这么好的去处集训。身兼数职、学贯中西的何教授在百忙中拨冗来给你们授课。地点，在堪称胜地的世界第一流的风景区内；老师，是著名经济学家，世界第一流的教授。只此两点就足以证明咱金城有能力、有条件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金融企业，更证明金城的领导者对你们厚爱有加，高度重视，并寄托着极大希望！金城锐意革新，决心清除一切陈规陋习，使行务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甚至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这任务极其艰巨。而你们就是完成这艰巨任务的中坚力量。希望你们保持朝气，不搞拉帮结派勾当，为扩展金城业务，提高金城知名度做出贡献。金城的未来属于你们，你们很快就结业。我本打算再来一次，也出几道题考考你们。但很遗憾，已安排好去香港视察行务，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决定今天就考你们。请不要紧张，会计学、商法、数学和公文程式这些你们现在正学着的课程，我一道题也不出。这方面的试卷由主讲教授命题。考前，宣布两条规定：一、考试不许外泄，换而言之，考完试后不许向任何人提起考试内容；二、个人在卷面上填写的答案不许外泄。” 他向门外招招手： “马秘书，发试卷，一个小时后收上来交给我。” 晚上，周作民挑灯阅卷。 他出的全是学员们无法想到、书本上也找不到答案的题。很久以来他就深深感到精通金融业务的人才已不够用。几年前，他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将金融资本渗透到产业资本中去了。现在保险事业、运销事业、辅助小农工商事业，工厂管理事业，发展农村经济事业等项都有不少已盈利丰厚，成就斐然，为社会所瞩目，顶不济的也已具规模，打牢了发展的基础。 所以，他想出这招数亲自物色各方面人才。 “你在受训即将结束面临分配的日子里，想必对各分行情况特别是经理们的业务能力、人品、资历等情况都私下作了调研，请就你所掌握的情况，试析这些人做各分行经理的根据及理由。” 周作民拿起一张试卷，念着自己亲拟的试题，细阅答案： “……从金城创立近二十年的人事安排概貌看，周总经理用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三适一灵活’，即适人、适时、适地，根据实际需要和当时政治形势等情况灵活掌握。比如，金城初创时，皖军首领倪嗣冲等人是主要投资者，而总行又设在银号势力强大的天津，周总经理便根据这两个特点，适合皖军首领们的意旨，提高与银号的竞争能力，聘用了皖军首领们介绍的曾在天津日商横滨正金银行任职多年的和天津商家、银号和纱号关系极深的天津人阮寿岩为总经理，宋相臣为副经理，还有北京分行的经理孙汉卿、副经理尹凤藻，等等，均属此类情形。当时的政府机关大多由日本留学生掌政，而银行为新式金融企业，亦需有较新头脑的与执政官员说得上话的人，于是延聘了留日学生为分行经理，如王毅灵、吴蕴斋。为扩大影响，金城创办了经济研究室，聘用诸如顾翔群、董洗凡、金子玉、王一吾等一批留学欧美人员。北伐胜利后，国内经济形势变了，政府里掌财政经济大权者大多数为留美学生。为提高金城在社会上的声誉，也为便于与政府机关联系，周总经理很快罗致一批留美学生，或从事调研工作，或担任大城市分行经理，如金城顾问何廉、顾问兼农贷主任金绍文、武汉分行副经理徐国懋，香港分行经理周兆元、副经理杨培昌，重庆分行王恩东等等。再举例，北洋政府垮台后，许多军政要员逃到大连设立分行，可那里日本势力强大，为适应这一特殊环境，周总经理延用了日本留学生杨济成为大连分行经理，一九三一年设哈尔滨分行也由他兼任。又如汉口分行，地处长江中游，欲往大西南发展业务，必须跟四川方面疏通关系，融洽情感。周总经理便聘用四川聚兴诚银行创办人杨家女婿戴自牧为汉口分行经理。上海为外商麇集之地，洋行林立，便用吴蕴斋为上海分行经理，因吴氏不但精通日语，英语也说得异常流利。青岛日人关系繁多，西洋贸易亦多，便用陈图南为青岛分行经理。因陈氏为留美学生，懂外文，国际友人也多，还是曹汝霖的女婿，曹与洋人的关系众所周知……” “这个小青年不简单！”周作民拍案称赞。看了看卷上的名字，想象不出那学员模样。要在别处看到此文字他一定认为作者是年已半百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然怎么能对自己用人意图分析得这般准确透彻！他兴奋地翻到最后一页。只要最后那道题的答案令他满意，他便让那学员见习少时即调回总经理处委以重任。 “……据我所知材料分析，今明两年金城存款额有望达到一亿五千万甚至一亿八千万。到金城二十周年时存款额可达两亿一千万甚至两亿四千万元，相当于创办头一年的四十倍到四十五倍左右，在各地的分支行处也可望增设到六十至七十个 周作民毫不犹豫地把那学员的名字写在专记机要事项的笔记本上。他又看了十几份卷，均党平平。算算卷子，还剩十余份，决定一气阅完。 “金城创办的太平洋保险公司，虽然增资高达五百万元之巨，联合了交通、大陆、中南、国华、东莱等多家银行，保险业务也由水、火、船只、汽车等发展到兼办玻璃、邮包、行李、蚕茧、木驳、电梯、兵、盗、信用、意外、人寿等，并与安平、丰盛等保险公司横向联营，组织了总经理处。但为了真正实现周总经理提出的‘挽回权利外溢’的口号，还应暂时与外商保险公司联合，以更快壮大自己……” 周作民在卷首写下“到太平洋保险公司工作”字样。 “关于辅助小本农工商业和发展运销业之我见”，周作民见到卷上这般字样不由诧异。他没出这类题目，为何答非所问？待他往下细读才明白学员意图： “因我对金融诚心热爱，便想全面熟悉并做了何时研究何题之规划。只可惜初来乍到知之甚少……无奈，只得离题而乱说……” “我离课题而考，他离试题而答，有其头目必有其下属乎？我怪僻他怪僻，怪僻之缘分乎？”周作民会心一笑，细阅其卷。 “我国百姓贫困，小本农工商业举步维艰，最需要金融资助，然只求近利者不屑为之。而我金城却与北平市政府组设北平市民小本借贷处，不怕繁琐，只贷十元小额也办，接着又在南京、青岛、镇江、苏州、天津、汉口、武昌、兰溪等地成立类似机构多处，这种敢为天下先之行动足见决策者爱国扶贫之善心。据概略统计，借户已达六万余户，款额累积却不过百余万元。据闻，总经理处最近又提出‘将国内小工业分类援助，使其有计划生产，以免盲目竞争，并改进技术，以提高产品质量，并为工科学生增辟出路得到学以致用’之口号，并与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联合办理小工业贷款……此乃扶贫救弱之大善举，盈利虽微，却能为民族工业之发展壮大筑路修桥，实属功德无量…… “运销业……” 周作民心想，不需要再看了，字里行间能见其忧国忧民之心。考察试用半年，倘若他之所行也副其所言，便破格提拔，界以高薪，令其专司此职……他想着拿起另一份卷子。 “此公老实有余，机灵不足，小职员材料……”他把卷子丢开。 “华而不实……”卷子又被丢开。 “工厂管理业……发展农村经济事业……”怎么净是些“旁”业“专家”，倒要看看他到底了解多少……周作民一目三行地看着。 “……据说周总经理基于‘我国工业中纺织业尚具规模，且有较久历史，但受洋人掠夺，大伤元气，应切实改进，以求复兴’之思想，与中南银行合资创办诚号信托公司，收购了天津北洋纱厂、上海新裕纱厂，又将上海大生纺织二厂并入新裕纱厂；延揽纺织技术人才，如朱梦苏、曾伯康、赵抵士、童润夫等等；并根据纱厂机器零件亦需进口等情况，在诚孚信托公司下设诚孚铁厂，专为维修机器配制零部件……设置纺织实验所，专司研究棉花和棉纱质量，使各大纺织厂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从国外进口原棉的现状。周总经理为了他所经营管理的纱厂能得到充足的原棉供应，于一九三四年四月联合清华、金陵、齐鲁、南开等大学和中华贫民教育促进会，组织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在河北省定县设立棉场从事试验，从美国购进斯字四号良种繁殖，待其对土壤气候条件适应，即在冀中大平原各县设立办事处推广种植。同时组织合作社，办理生产、凿井、运销、利用等农业贷款，为此，周总经理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专门与河北省主席商震商洽，以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为基础，以河北省建设厅、北宁铁路局等近十个机构共同组织河北棉产改进会，由周作民为会长，设会址于北平东城赵家楼二号。棉产改进分支机构遍及全省，当年增产皮棉二百二十万担……与此同时，金城还联合交通等十家银行组成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委托陕西棉产改进所，就陕、豫、晋三省境内组织棉花产销合作社并代办生产、运销等多种贷款…… “这是从生产到收购、运输、纺织及纺织机器制造的一套完整的棉业托拉斯……” 周作民没有想到这些青年对金城的事业知道得如此清楚，对他周作民的意图了解得这般透彻！有的数据是保密的，他们却估计得这样接近；他的许多想法也极少宣扬过，只是考虑成熟了便努力去做，做出成果，他们却能以成果为依据分析推理 他又一次印证了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新生力量的决策之正确。尤其让他欣慰的是这些青年居然对他这样理解，使他看到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再一次确定了自己的职业位置。 “把恨抛弃，弃得远远的！把爱拥抱，抱得紧紧的……”他像吟诗，像立誓，发自内心，充满情感，声朗若钟，铿锵有力。 难处之时，自有妙计 入夜，灯红酒绿，鼓乐齐鸣。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及其夫人太太们正在上海高安路与淮海路交界处的通园，即上海交通银行俱乐部里举行茶会。以往茶会不过清茶点心或是加点外国酒而已，与会者或议事或聊天，边吃喝边谈话，轻松随便。这夜，舞迷们瘾头上来。于是，鼓乐响了，酒绿之外又加灯红。 周作民夫妇没有舞兴，一曲未了便觉心烦，退下闲聊。这时，一个不相识的人走近递过一只极小的信封。 “给周总经理的，回家再让他看。” 周夫人接过小信封，想问什么，那人却不见了。 回到家里，周作民把小信封打开，里边只十余字： “母忧儿在外漂泊染疾，盼速归。” “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呢，神秘兮兮的。”周作民不悦地取过火柴把那纸条连小信封付之一炬。 “那……”周夫人盯着化为灰烬的纸条。“那是啥意思？” “一纸故作神秘的密令，‘母’是政府代号，‘儿’是我的代号，说是我在沦陷区有危险，令我撤到大后方。” “那该如何是好？” “理它做什么？”他恼火地说。“去重庆，哼，我没有疯，政府里我立锥之地都没有。一九三七年秋天，日军步步逼近，形势一日坏似一日，政府做什么事都不灵了，才想起我周作民，要我出任军委会的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难当头，我没说的，干了。遴选人员，筹集资金，组织机构……仨月下来一切就绪了，我的任命才发表见报，可不到两个月，他们两片嘴皮儿一碰：‘农产委员会撤消。’只此一言，我半年宵衣旰食的辛劳统统作废，成果化为乌有，心血付诸东流……现在不知道他们哪根筋出了毛病，又想拿我找乐……” 周作民心想：金城才是我的基业！我基业的十分之九在沦陷区。离开十分之九的基业我周作民还有什么用？还能于什么？现在局势表明，日军力量很强大，三年二年不会垮台，我必须设法在这种环境中维持和扩展已有基业。从个人安危角度看，留在沦陷区不如去大后方保险。两个选择，两种前途，一个是保险而无为，一个是冒险可以做事，我只有选择后者！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周作民吃过早饭匆匆登车，正要离去，夫人追出来说有电话找他。 “谁来的？” “没报姓名，只说是你老朋友。” “自称老朋友的才难缠呢。”他咕哝着问。“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他已拿定主意：要是日本人便让夫人回话说他坐车走了。因为昨天下午清水董三来过电话，跟他套近乎说他俩是老朋友，要登门拜访等等，他推说安排了重要会议要马上前去主持才搪塞过去。可清水董三留了话：另约时间。清水董三名义上是外交官，实际是日本驻上海的特务头子。他上门何异于黄鼠狼给鸡拜年？ “听口音是中国人，说话很客气。”夫人回答。 他回屋抄起话筒： “我是周作民……啊，公博兄呀，您几时到沪的？……昨晚刚到，兆铭先生也来了。那太好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在沪逗留两三天，住愚园路王伯群府上……好，我马上来。” 夫人忧郁地问： “汪精卫、陈公博一块来找你？……我妇道人家不懂什么，可我怕……怕跟他们来往将来说不清。老百姓反日本反得这么凶，他们长得了吗？你……” “这种时候不敷衍他们哪行？唉，难呐……”周作民握着右拳往左掌上一击。“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见了他们再说吧。你不必太担心，凭我与公博的交情，谅他不会太为难我，何况我跟汪精卫也有几面之交呢……对了，快把那治心绞痛的西药丸给我找来，我随身带着。” 见了他们，周作民想尽办法与他们周旋。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与陈公博说真话。他自信已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块找他谈话的原因猜到了八九分。“大概以为我在香港被侵略军吓住了，会就范了……” 想起香港他怒火中烧，忘不了那奇耻大辱：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空袭了香港。那天入夜，正在香港视察行务的周作民从权当防空工事的地下室爬出来，和他的好友何廉、徐国懋在干德道的一个院子里透气。忽听飞机引擎声响，他以为日机又来轰炸，疾呼防空。 何廉告诉他休慌，当空一指说： “重庆派来的飞机，接大人物的。” 飞机远去，三人相对无语。良久，徐国懋提议找有关人士探听重庆方面的消息。何廉率先入室打电话。未几，消息探得：只有重庆方面列上名单的人士方能登机离港。 “还不是谁官大谁逃生！”周作民忿忿不平地慨叹。“官是不能不做的，而且得往大里做。” “屁！”往日里文绉绉的何教授一反学者风度粗鲁起来。“那个曾经故作神秘兮兮地给周总经理送密信的女人章蕊梅算个什么鸡巴大官儿？她不就是什么银行经济研究主任吗！我算是他妈的看透了！” “她脸蛋漂亮，风情万种，你有吗？她能和大官儿们上床，你行吗？你‘学者从政派’是顶啥用的？我‘著名银行家’是顶啥用的？政局不稳，遇上无法解决的棘手事儿想起你了；宦囊空虚，花天酒地的生活难以为继，亟需钱用想起我了。到了危难时刻，嘿嘿，对不起，‘学者从政派’也罢，‘著名银行家’也罢，统统不灵。”周作民翻出一瓶洋酒，抓过三只茶杯。“来，喝酒，醉了就啥都不想了……” 日本飞机仍然轰炸。重庆飞机没有再来，周作民只有与闷酒为伍。 闷酒，喝到第十八天，香港政府在告罗土打饭店楼上扯起白旗，宣告对日投降。 周作民被日本宪兵拘禁！押进九龙半岛酒店，押进香港大酒店……一直押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又押上飞机，押到广州，押到台北，押回上海。 回到上海，说是自由了。可他失去的自由比拘押还多，天天有人找上门来！日本人、蒋政权人、汪政权人，黄金荣、杜月笙的人……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些人脸皮特厚，软磨硬泡，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避之不开，挥之不去，来头一个比一个凶，官衔一个比一个大……直至今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齐上阵。 周作民说着说着，表情陡然一变，痛苦不堪地捂住胸口左侧心脏处： “啊唷，啊唷……” “你……你怎么了？”陈公博惊慌地盯着他问。 周作民吃力地指着挂在衣帽钩上的皮包： “那……有……药，快……快给我拿……拿来，心……绞痛得不行……” 话未说完已躺倒在沙发上。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他们看着救护车把周作民送进医院后，多次派人询查医护人员。回答结果完全相同：周疾有三：喉疾、牙痛、心脏病。三种疾病以一三两种为甚，第二种虽然较轻，却如俗语所说“牙痛不算病，一旦犯了要人命”。 从此，汪精卫他们再也不提请周作民出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类话茬。从此，周作民有了挡箭牌，挡开了日伪政权企图委任他的一切职务，诸如商统会理事长、商统会监事、米业统制委员会理事长等等。 那“挡箭牌”从周作民被从香港押回上海之日起便开始设计营造，帮他精心“施工”的是他的医务界的三位朋友，这三位医生当时在上海都小有名气。几年后，周作民真的患病，他们便成了他的保健医生。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说是改革币制。 九月十日，周作民接到一封由蒋经国具名的公函，令他于二十一日上午到梵皇渡路乐义饭店见蒋经国。 次日一早，周作民遵令而往。进得门去，有位秘书请他坐等。他见桌上有份名单，有他的名字，还有各大银行首脑。那屋是套间。他刚一坐定，就听里间有争吵声传出，似乎双方都在动怒。 不一会儿，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馥苏从里间走出来。只见他面红耳赤，神色忧愤。周作民起身与他招呼，他也不作声，只机械地点点头便匆匆离去。 周作民知道，政府向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派出了经济管制督导大员，派到上海的是财政部长俞鸿钧和蒋经国。俞不过挂个名而已，实际由蒋经国独断专行。前几天蒋经国找的是工商界头面人物，听说不少人已经被捕。周作民看着想着，已感凶多吉少。 周作民被叫入里间，被蒋经国教训了一番，最后冷笑着对他说： “你没外汇，谁相信？！我看你还是识相些，免得大家不好看。回去想想吧。非经我批准不许离开上海！” 回来后，周作民马上活动。经多方说情有所松动，周作民说： “事不宜迟，替我联系虹桥疗养院。那儿清静，也安全。” 周作民在那所美国人密勒办的虹桥疗养院住了半个月，总觉心不踏实：小蒋暂不找麻烦了，可是今天不找不等于明天不找呀……国共双方战事不断，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这个政府愈来愈让人无法依靠……不管结局如何，上海总是是非之地……走吧，三十六计走为上！ 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清晨，一辆黑色美式小卧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机场。每临近一道岗哨，坐在司机旁边的高鼻子红头发副经理卫乐尔就把脑袋伸出车窗高举证件摇晃着。卧车一直开到飞机舷梯旁。卫乐尔第一个下车打开后排车门。 风衣领子竖起老高帽沿压得很低的周作民迈下卧车蹬上舷梯，须臾消失在机舱门内。 机舱里，卫乐尔拍拍周作民肩膀，指着自己的大鼻尖儿，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 “我够不够朋友……”周作民连连点头，但心里苦不堪言：六年半以前，日寇用飞机把他从香港押回上海；今天，美国人神神秘秘地护送他从上海飞往香港。 押送也罢，护送也罢，在自己国土上总让外国人摆布，无论如何也找不着自豪的感觉。 平安的归宿 一九五０年八月，周作民由香港返回北京，重新担任抗战胜利不久由于政治原因辞去的金城银行董事长。 一九五一年，周作民提议成立“北五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商业储蓄信托等五家银行）公私合营总管理处，并出任董事长。 十月，周作民出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出任由六十家行庄组成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在一次国宴上，周恩来总理特意走过来给坐在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身边的周作民敬酒，风趣地说： “很早就听说我有一位出色的淮安同乡银行家极富海量，可惜总没有机会一块畅饮，今日有幸相见，先来三杯然后叙话如何？” 周恩来极有风度地做了个手势，在离去的一刹那间十分自然地向周作民迈近一步，靠在他耳边悄然说道： “这酒不好喝哟，还望别怪小弟勉强了您。” 声音亲切，真诚。这种来自大人物的不含杂质的亲切和真诚，周作民第一次遇到。 他接触过的大人物可谓多矣。 北洋政府时期的倪嗣冲、徐树铮、熊希龄、段祺瑞、黄郛……他们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可他们无一不是为自己私利，希望他为他们所用，为他们赚钱。 日伪时期的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和日本军界政界财界的要人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可他们是为了拉他下水，希望他做他们的卖国帮凶和抢掠帮凶，坑害民族，蹂躏百姓。 南京政府时期的蒋介石、张群、吴鼎昌、钱大钧、顾祝同、何应钦、戴笠……他们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有的还在生死攸关时为他消灾免难，可他们看中了他创办的金城和金城投资扶持的若干个工商企业。偌大余融企业和工商企业能够为他们巩固政权提供数量可观的资金和物质财富，为他们中饱私囊拓宽财路。 众多人物对他亲切对他真诚之最高水平也未超出友人交往之情谊。只有周恩来的亲切真诚是确实为国为民，不掺杂私心，可以信赖的。 那天，周作民的酒喝得很痛快！从不知醉为何物的他醉得酣畅，回到家里便熟睡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周作民赴上海视察行务，心脏病发作，八日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二岁。 临终时神情安详，恬静，看得出他非常欣慰，他用手反反复复地在被单上画着圆，一再地作着重合终点和起点的努力。 他觉得自己的结局很圆满。 在他的眉宇间的淡淡笑意似乎有些动感，那笑意是满足和无憾的外溢，是自豪与慰藉的流露。 （丽君）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转载请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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