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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沣交出了摄政王印,转身就要走。
  “摄政王,”袁世凯跪在载沣面前道,“摄政王代皇上行大元帅职,我谨请王爷在京留守,本总理再赴前线。”
  载沣道:“我既然不是摄政王,代皇帝行大元帅职自……自然取消,又怎能代你留京?”
  袁世凯道:“那么还请亲王转告军谘府大臣贝勒爷载爷和毓朗贝勒留京,我到前线。”
  隆裕道:“内阁刚刚成立,首脑怎可离京?”
  袁世凯道:“臣恳请贝勒爷亲率禁卫军奔赴前线,扫除革命党,如今南方已遍是革命天下,若无天威皇族之风,恐怕难以平定。”
  隆裕太后道:“传旨让他仍来议事。”
  载涛、毓朗哪敢带兵打仗?于是乖乖地辞去了军谘府大臣的职务。
  一切都在自己的预先安排之中,进展顺利。袁世凯便任命徐世昌为军谘府大臣,电令冯国璋回京为禁卫军军统。袁世凯还是对禁卫军不放心,于是让冯国璋把军队带到城外驻守。同时,袁世凯加强了自己的卫队,把它编成了拱卫军,令他的干儿子段芝贵任拱卫军领领。
  袁世凯想:此时若和南方议和不成,也能凭据此方,占据半壁江山和他们周旋了。
  后方巩固后,袁世凯任命段琪瑞为湖广总督主持南方军事。段琪瑞深知袁世凯的用意,立即停止对武昌的轰击,并发表政见,说他也不反对共和,他认为和他鄂军有许多共同点。此议一出,北京一片恐慌,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南方得到这个口音,便有人鼓动起议和来。
  袁世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的谋划。他叫来杨度道:“早先赵秉钧建议我国汪精卫在京委以大用,克定也与他拜为义兄弟,你看汪精卫此人如何?”
  “我在东京时,就曾和他交往,此人志大才大,非等闲之人,绝不甘于人下。”
  “你看他能为我所用吗?”
  “可以。”
  “请道其详。”
  “此人志大,不甘人下;其才高,更自视才高,更不愿在人之下。所以,若能满足其一己之欲望,特别是权力之欲望,他无所不做。而今袁公主持国家军政,若吹之以风,他必借风扬帆,济海酬志。”杨度停了一下又道:“凭袁公之腕,还不是不怕他翻到危险的地位的。”
  袁世凯道:“不过,他又为何冒险刺杀载沣?我曾看过他的‘绝命书’,他对共和似乎真的心意笃深。”
  “那也是为了一己之欲。”
  “杨兄说得这么肯定,不妨你们联手,为南北团结的事出点力。”
  袁世凯又专门请江精卫长谈了几次,汪精卫有一点受宠若惊的味道。杨度对汪精卫道:“你我在东京就是知己的朋友,我也不瞒你,袁公曾屡次夸你人才难得,说你将来是总理的前途,兆铭你从今以后可能就是春风得意的日子了。”
  汪精卫道:“我只是想为国为民多出点力,并没有为个人打算的意思。”
  “那么为使国家不致分裂,百姓不受战乱之苦,你我应为南北走向一体倾以全力,你以为如何?”
  “我也是这样想。”
  汪精卫和杨度便一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为调和南北而奔走。
  上海英租界。
  黄兴接到英领事馆的信,信中表述了英国愿调停中国内战的愿望。黄兴正为这事思虑,又接到黎元洪的电报,电报说:弟以为革命军须建立统一的临时中央机构,以协调革命行动。其实,各革命军都表达了相同的愿望。这几天,革命军各省区的代表已陆续到达上海,黄兴把英领事馆的信给大家看了,并说:
  “革命义士汪精卫及我党的老朋友杨度在北京成立了‘国事共济会’,以调和南北矛盾。汪义士称,袁世凯有意要和我方讲和,并云袁真心赞成共和政体,颇有诚意。对此事,诸位有何看法?”
  一位代表说:“袁世凯曾几次派代表到武昌,现在我们对袁的表示不能再回避了,应有明确的回答。”
  另一位代表说:“段琪瑞停止了对武昌的轰击,并公开表示支持共和,由此看来,袁氏对共和确有诚意。”
  另一位代表说:“清政府已名存实亡,现在的问题不在于革命军与清政府之间,而存在于革命军和袁世凯之间,为避免更多的流血,应当说服袁世凯以一举手之劳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如果袁世凯愿意接受这个条件,革命军应当推选他为临时总统以促其成。”
  另一位道:“是的,若和袁世凯兵戎相见,全国实行共和之期恐怕遥遥不可测。”
  于是会议任命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并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袁世凯接电后,派唐绍仪为代表到上海与任伍廷芳谈判,谈判地点由上海英领事馆提供。经过舌战,双方签署了五条草约:
  
  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民立报》以《战乎?和乎》为题发表社论,反对以“口舌之力结此大革命潮流”。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在天津集会,一致议决吁请孙中山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的初衷。
  在这时,孙中山由美国回国。
  1911年12月25日。早晨,上海外滩金利源码头挤满了人群。随着一轮红日从海面上跃出,一艘客轮停靠码头。一会儿,航舱里走出一位精神抖擞的中年男子,手挥礼帽向人们致意。
  “中山先生!”
  “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回国!”
  人群响起如潮的欢呼声。
  中山先生健步走向岸边,记者们围拢上去,争先恐后地拍照,争先恐后发问。
  一位记者问:“先生这次回国带回多少钱?”
  中山先生答:“我不名一钱,我所带回的是革命的精神。”
  《民立报》记者问:“先生对未来的形势有何看法?”
  中山先生道:“来日大难尤甚于今,革命同志应该持一种真精神、真力量去战胜困难。”
  有记者问:“如今南北和谈,先生看法如何?”
  中山先生道:“我认为,革命正如火如茶,革命应扫荡一切封建之残余。和谈应建立在推翻满清政府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扫除犁庭、彻底打败封建义的前提之下,建立在构筑共和政体大厦的精神基础之上。”
  当天,《民立报》以《欢迎!欢迎!》为题发表了专题评论,独立各省的欢迎电报如雪片似的飞往上海。
  26日,黄兴单独拜见了孙中山。
  黄兴道:“先生回国,举国沸腾,革命成功在望,弟实感欣慰,我党牺牲之同志地下有知,也足当含笑九泉。”
  孙中山道:“弟在国外奔走,国内之事,全赖黄兄。革命党人前仆后继,至有今日之形势。黄兄筹划之功,不可没也。弟此次回国,实为推波助澜,为革命潮流中之一浪花耳。只是弟以为,‘革命成功在望’之说,或有疑惑,须知满清鞑虏已有几百年根基,而封建思想几千年来铜桂人心,中国民众之觉悟尚待提高,所以共和国体一时恐难建立,共和之思想也未必已真正深人人心。”
  “逸仙兄思虑太过。先生回国前,伍廷芳与唐绍仪之南北和谈已取得成效,达成五点共识。召开议会,确定共和政体更是为双方所确认。以袁氏之力量推翻清廷当不在话下,而其赞成共和政体之心迹,也一再表露。我以为,共和国家已呼之欲出。”
  “袁氏为人如何?就我所知,当年他曾反对立宪而向西太后告密,今日共和思想何来之迅之速之突然?恐为一时之思亦或遮人耳目而达个人之目的。”
  “袁氏之韬略,我们确是难以窥见,但其推清廷之志,无可怀疑。其赞成共和的举动,若果真另有所图,也不足虑,因为国家宪法、共和政体可以约束之。”黄兴站起身,踱步接着说道。“若其真敢欺世枉法,天下必共讨之。其政治生命亦必终结,这一点恐怕袁世凯自己也深知。逸仙兄曾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袁氏不是不明白共和乃世界之潮流这一道理,以现在之形势,他也应有足够之教训。”
  孙中山道:“既然如此,当继续与北方和谈,务必使其表示明确态度。同时,为防止其另有图谋,中华民国成立之日,当宣布约法,以法律约束之,以国会约束之。另外,国都宜建于南京,以此控制他。”
  “目前,各省革命代表已集南京和上海,成立中央政府已为大家共愿。先生众望所归,共和国政府之首脑必为先生担任。只是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已拟定推翻清廷者为民国大总统,各省代表及都督也都支持这一看法,先生以为如何?”
  “既然民国成立已刻不容缓,就不可延待。至于大总统职.是为临时,若袁氏果真推翻帝制,实现共和,临时总统即辞去职务。”
  黄兴道:“如此甚好。”
  孙中山与黄兴谈话的当晚,汪精卫从北方乘火车赶来,孙中山亲到门口迎接。二人相见,紧紧拥抱,清精卫流泪道:“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孙中山道:“义士当年之举,震动天下,激励革命党人不怕牺牲奋勇向前。今日革命之形势,兆铭功不可没。”
  “先生谬赞了,真不敢当,兆铭不过一马前率耳。”
  二人谈至深夜,孙中山问及袁世凯之事,汪精卫一力称赞。孙中山踌躇满志。长出了一口气,以为袁世凯真的倾向革命,共和国真的如躁动于母腹中的十月婴儿,就要诞生了。
  孙中山道:“天下为公。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若袁世凯推翻清廷,赞成共和,即推举其为大总统。”
  孙中山给袁世凯去电说:
  “革命代表已集会议,临时中央政府之成立已刻不容缓。若代表举吾为总统,吾不可拒诸君之意,但文虽暂时承之,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12月29日(十一月初十日),革命军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推定汤尔和、王宠惠为正副议长,旋即进行临时总统选举,孙中山以16票当选,其余一票为黄兴。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乘沪宁铁路专用花车离沪前往南京,同行者有南方各省代表临时会议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和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等数十人。上海各界万余人在车站送行,礼炮齐鸣,欢声震天。下午5时,火车抵南京下关,礼炮雷鸣,军乐齐奏,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发炮21响。各省代表和驻南京的各国领事均至车站迎接。居民夹道欢迎,铁路沿线及街道商店遍悬灯笼旗帜。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内。下午6时15分,孙中山先生乘马车去总统府,由黄兴和海陆军代表等迎入内阁。
  1912年1月1日晚11时,南京孙中山大总统受任典礼举行。孙中山先生首先宣读了誓词,誓词曰:
  
  大总统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孙文


  同时宣读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全文如下:
  “中华缔造之始,而以不才膺临时大总统之位,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若是速也。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目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职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辞也。是用邑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肝沥胆,为国民告。
  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届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早领土之统一。血钟一鸣,义旗四起,拥甲带戈之士,遍于十余行省,虽编制或不一,号令或未齐,而目的所在,则无不同。由共同之上的,以为共同行动,整齐划一,夫岂甚难?是日军政之统一。国家幅员辽阔,各省自有其风气所宜。前此清廷强以中央集权之法行之,以遂其伪立宪之术;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是曰内治之统一。满清时代,借立宪之名,行敛财之实,杂捐刻细,民不聊生。此后国家经费,取络人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日财政统一。以上数者,为行政之方针,持此进行,庶无大过。
  若夫革命主义,为吾侪所倡言,万国所同喻,前次虽屡起屡踬,外人无不鉴其用心。八月以来,义旗飚发,诸友邦对之,抱平和之望,持中立之态,而报纸及舆论,尤每表其同情。邻谊之笃,良足深谢。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应尽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污辱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循序以进,对外方针,实在于是。
  夫民国新建,外交内政,百绪繁生,交顾何人,而克胜此。然而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十余年来以至今日,从事于革命者,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战胜其所遇之难。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基础确立于大地。此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部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之四万万同胞鉴之。”
  宣言毕,孙中山接受大总统印,由秘书长将其盖于宣言上。
  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1月3日,代表又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举行副总统选举会,黎元洪以17票当选。
  临时政府组织成员如下: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黎元洪;外交部总长王宪惠、次长魏宸祖,陆军部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部总长黄钟英、次长汤芗铭,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次长张居正,财政部总长陈锦涛、次长王洪酞,司法部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教育部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部总长张春、次长马君武,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参谋本部总长黄兴,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
  袁世凯得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后,惊慌万状,恼怒异常。可是他又不能悍然和临时政府对抗,虽然他保有军事上的优势,因为现在还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候,任何人想和革命作对都会被这浪潮所冲毁。袁世凯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用谈判的方法达到在军事上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袁世凯仔细地分析了南方政府的成员,一半是革命党,另一半则是立宪派或被革命浪潮裹挟进去的清廷封疆大吏。至于各省首脑,更是以立宪派和清廷旧官吏为主。这些立宪派和清廷旧官吏都是投机革命,窃取革命果实,在政府和地方上占据要害位置,握有实权。策动立宪派和变节的清廷官员向革命的中坚人物施加压力,是完全可能的。即使是革命者,有些人迭遭失败,已经害怕流血,害怕革命胜利遥遥无期。这些人想通过妥协、通过他袁世凯的政变推翻清政府,走革命的捷径。
  绝不让南方的临时政府站稳脚跟,形成气候,对南方的行动已刻不容缓。
  袁世凯首先指使姜桂题、冯国璋、张勋等将领联名致电内阁,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
  北方又组织了“君主立宪维持会”,推举冯国璋为会长,反对共和。
  在一片喧嚣声中,袁世凯宣布解除唐绍仪北方谈判代表的职务。声明唐绍仪签订的关于国民会议的各项办法逾越权限,北京内阁政府概不承认。以后的谈判事项由袁世凯自己和伍廷芳直接电商。
  袁世凯自己致电伍廷芳质问道:
  “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并孙文受任总统之日,宣誓驱逐满清政府,是显与前议国会解决问题相背。特诘问贵代表,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伍廷芳回电道:
  “南京临时政府与国民会议解决国体决不相妨。现在民国光复十余省,不能无统一之机关,此为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若以此相洁,请还问清政府于国民会议未决之前,何以不即行消灭?”
  袁世凯见伍廷芳措辞强硬,心里惊慌。恰在这时,却接到孙中山要他推翻清廷、实行共和的电报。电报称,只要袁世凯能做到推翻清廷实行共和,孙中山就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他。
  袁世凯不肯相信孙中山的话,怕其中有诈,复电孙中山道:
  “君主共和的问题,现在正应付于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
  袁世凯急切之中又请来了英国公使朱尔典和《泰晤士报》记者莫理逊。
  见到袁世凯沮丧的神色,莫理逊道:“袁先生东山再起,正是收拾残局的大好时机,怎么露出这样为难的样子?”
  袁世凯道:“实不相瞒,南方革命党人义气用事,实不了解中国复杂内情,执意共和,和谈似无诚意。中国有分裂的可能,内战在即,所以我特别焦心。”
  朱尔典问:“难道总理真的不赞成共和?”
  袁世凯道:“‘共和’、‘立宪’,名称不同而已。立宪即设君主,共和即为大总统,只不过立宪以首相行政府职权而已。共和、立宪,又各有国会,我也没有什么不赞成的,只是南方那些浮躁的革命党人,不知我国国情,煽惑人心。贵国不也是君主立宪政体吗?有何不妥?不过,我也不是反对共和,只是觉得中国应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阻止中国的分裂。”
  朱尔典道:“如此看来,是立宪还是共和并不是总理阁下最关心的,阁下最关心的是政府本身是否坚强有力,政府首脑是否有统治中国的威望。”
  袁世凯答:“正是。”
  莫理逊道:“现在中国最有实力者还是袁总理,这是我们共同的看法。袁先生放心,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有什么话,就直说。”
  袁世凯道:“正如莫先生所说,我们都是几十年的朋友了,我在练兵时,贵报就曾报导过我军军威;在下的许多危机,都是靠二位兄弟的帮忙才得以化解的。此次恳请二位兄弟帮我度过这一难关。当然,如果南北为一,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贵国的在华利益才能有保障。我们都是朋友,所以我就明说了。”
  朱尔典道:“我国政府获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重申大英帝国的铁路投资及其他通商事宜,理应受到贵国的保护,同时声明绝不会对中国混乱无序的局势袖手旁观。”
  莫理逊道:“我国政府希望在贵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诸省亦应有很好的商机,特别是铁路矿业方面。同时,我国欲组织对西藏的民情地理考察,纯属科学考察,还请贵政府提供方便。”
  “老朋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不过孙中山可不一定答应。”
  朱尔典道:“我们会敦促南京临时大总统信守诺言,在袁总理作出行动后,让出大总统一职。”
  袁世凯与朱尔典、莫理逊一番谈话后,心里更踏实了一些。于是指示梁士治致唐绍仪密电:“清廷正商筹退位之方,此后如何推举,苟不得人心,则祸变益巨。前云孙君肯让袁君大总统一职,有何把握,乞速详示。”
  原来,唐绍仪的代表身份只是表面上被取消,却做了袁世凯的秘密专使,这样,袁世凯无论是对清廷还是对革命党,都可进退自如。
  孙中山接待了唐绍仪。之后,同盟会中坚人物又在会议南北议和之事。
  宋教仁道:“先生如今怎么少了锐气,难道惧怕袁世凯不成?革命取得的成果难道能拱手让给他人?”
  孙中山并没有回答宋教仁的话。
  片刻沉默。
  胡汉民道:“袁世凯要是做了总统,怎能保证共和政体的实行?恐怕共和会有名无实。袁世凯乃一武人,他的政府必定是军人政府;他的统治,必定是军事统治。名义上他是大总统,实乃又是一个皇帝耳。”
  宋教仁说:“胡兄的看法正是我想说的,袁世凯凭军事而建政府,一定是独裁政府,强权政府,孙先生决不能让大总统一职。”
  黄兴说道:“多年来我奔走各地,多次赴死地而后生,今日之局面得来不易。若再陷人混战,我党又必遭重大牺牲。当然,我们并不惧怕牺牲,可是,诸位有没有想到,此战一开,四万万同胞又要涂炭于炮火,国家亦可能而分崩离析。中国贫弱已极,应有稳定之局面。所以,和谈成功,国家免受劫难,走向和平治郅,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此前,袁世凯一再表示赞成共和,若其反悔,岂不是自毁前程?我以为他不会做此傻事。逸仙兄曾言,逆历史潮流在亡,袁世凯不会自取灭亡吧。”
  汪精卫道:“我曾身陷囹圄,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难道怕与袁世凯打仗不成?只是我亲见袁世凯对共和确有诚意,中国不可丧失此和平发展之良机。”
  谭人风道:“老夫看,袁世凯数次出尔反尔,奸诈凶顽,此人最不可信。若孙先生让大总统一职,袁氏主持国政,恐怕中国永无宁日。到那时再采取行动,恐怕正如孙先所言:‘艰难远逾前日。”
  老人白须飘飘,长叹一声。
  汪精卫愤然起立,说道:“这些都是揣测之辞。如今应该看袁世凯的具体行动,他若真的推翻清廷,毁数千年封建帝制,诸位同志又有何话说?同志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首先应该看到民军有无能力扫荡清廷,应该看到民军乃至天下百姓是拥护还是反对和谈,应该看到袁世凯是否真的愿意推翻清廷,袁世凯的行动是否能达到我们的革命目的。他若能实现我们多年来为之奋斗之目的,我们的疑虑是不是多余?”
  宋教仁道:“我看汪兄的话更多揣测之词。”
  谭人凤道:“大家别争了——孙先生,你是什么看法?”
  孙中山一言不发。
  汪精卫急了,道:“逸仙兄,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这个位子吗?”
  孙中山奋然道:“我三十多年来为革命奔走,信奉并倡导‘天下为公’,难道会贪恋总统的职位?你要知道白谭等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国承几千年专制之思想,百姓开化不够,袁世凯利用这一点,又凭手中军队,从而走向独裁,就会毁革命成果于一旦,难道同志们对此事能急切地下结论吗?”
  同盟会内对袁世凯的态度不一,对南北议和意见分歧,难于统一。孙中山便让政府和议会讨论,政府和议会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乘机而起,桴鼓相应,汪精卫、黄复生等也朝夕鼓噪。
  《泰晤士报》发表评论道:
  “我们认为,南方临时政府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临时政府的组建过于匆忙。目前,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应当结束,中国应实现统一之政府。放眼中国,有能力实现统一的,仅袁世凯一人耳;收拾局面,非袁不可。”
  英美各国则不断宣称,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将果断地进行武力干涉。
  司法总长伍廷芳早年在美国留学,在美国有很好的声誉,作为和谈的南方代表,他致电美国公使,希望其劝告清廷退位。但是电报一去,如泥牛入海。
  外交总长王宠惠和伍廷芳一样,曾留学美国,知名度很高,他电请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但美国政府置之不理,结果和伍廷芳一样。
  天上飘下雪花来,可人们并没有感到寒冷,却觉到了温润的春天的气息。谭人凤的卧室里却升起炉子,他躺在床上,旁边坐着他亲密的战友宋教仁。
  谭人凤道:“事情已露端倪,袁世凯主政的日子不远了。我又见袁氏,他执政不过一年,就会走向独裁,国会议会都会形同虚设,共和的事业现在已经……失败。”
  “老谭,如何才能挽此颓局呢?”
  “唯有建立坚强之政党、坚韧之政党。”
  “您是说同盟会不够坚强坚韧?”
  “同盟会已鱼龙混杂,须改组更新。不然不能承当共和之事业。实现共和,必须使民主共和之思想灌输给天下百姓。几千年来,专制之帝王及其思想家,毒害百姓,使我人民养成受专制之奴役的习惯,要改变这种状况,非十年八年之事,恐怕也不是三十年五十年所能解决的。须知文化的惰性,须知国人的惰性,这一点看到了,就不会浮躁。故云,没有坚强而有韧性之政党不能负此重任。”
  “我一定牢记你的话,作长期革命的打算”。
  “可惜……我已不能与你并肩作事了。”
  “老谭……”宋教仁流出了眼泪。
  停了一会儿,宋教仁道:“美法等皆民主之国家,为何我实行共和政体,其国态度冷漠若斯?”
  “共和乃富国强邦之本,各国各怀霸心,难道会让中国走向富强?英美为自己的利益,不会支持临时政府,而会支持袁世凯?”
  “其各国各怀鬼胎却又为何惧怕南北分裂?”
  “美英各国利益皆在南方,当然希望有统一的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战乱也会损害他们在华的巨额投资。”
  “老谭对各国的动向有何看法?”
  谭人凤喘了一会儿,喝了口水,道:“东边台湾港澳,北边满蒙,西边藏疆,必是各国互斗,势力消长之地,也是肢解中国的要地。日俄多们满蒙藏疆,日本在满蒙藏疆的活动频繁,这是日本首先要谋取的地方,一来可阻俄南下,二来可由外到内,并吞中国或蚕食中国。台湾港澳为西方和日本势力消长之地。控制了台湾就控制了中国的上海。若日本占有台湾,就可长驱南下,若美英控制了台湾,也就扼住了日本南下的势头。我注意到,英国人在西藏活动频繁,英国人现在没有能力占领中国,将来就不可说了,就我看,英国是东据港台,而西伏下西藏的乱种,台港、西藏,犹如钳子的两片铁钢之牙,可以钳制中国,英国人的苦心在此。”
  宋教仁道:“老谭你好好养病,我们少不了你。”
  “可惜,我将不久于人世。中山先生的思想,何时才能在中国实现……”
  孙中山受到多方面的压力,内外交迫,于是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
  “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当天,汪精卫去电袁世凯:
  “若袁公迫请帝退位,实行共和,则临时大总统退职,已成定局,不必怀疑。”
  袁世凯确认自己在推翻清廷后能坐上大总统的宝座,便迅即采取了迫清廷退位的措施。他认为此事越快越好,如果南方国民大会成立,将终为其要挟而难以摆脱。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专对清室动手,同时又要避承担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大权的恶名。
  这一天,他见到了庆王,惊慌失措地道:“全国大势都已向着共和,民军势力一天比一天利害。听说孙文这回从海外回来,携有大宗款项,还有西洋海陆军数十人,都愿帮助效力。对南京政府,各国都已表示亲近的态度,倘若我们的战事再拖延下去,胜败不必论,试问饷在哪里?枪炮在哪里?如果兵临城下,不但皇位不能保全,就连这些贵族也都无望了,岂不是后悔嫌迟吗?”
  庆亲王奕劻只愁得捶胸顿足,被袁世凯的话吓得六神无主,便道:“袁宫保就没有什么最后的办法了吗?”
  袁世凯犹豫了半天,长嘘短叹了半天,才说道:“只有趁这个时刻,请皇太后俯从民意,肯把政权让出来,再由我们切实商量,哪个还敢亏待皇上和宗室贵族?就是后世谈论起这件事来,晓得朝廷为保民不私天下,自然人人感恩戴德。这样做,既有了体面,又享受了实惠,岂不很好吗?不过,这话臣下不好说,请王爷把这话转奏圣听,若被采纳,功劳也不小呢。”
  庆王叹息了一会儿,觉得若能保住他上亿的家产,做寓公也还快活,就道:“别无他法,也只好如此。”
  袁世凯离开后,庆王奕劻不敢迟延,进宫去了。
  隆裕太后在东暖阁里接见了庆亲王奕劻
  太后道:“你来的还好,奏报说匪首孙文做了临时大总统,竟到了这种地步,你看怎么办?”
  奕劻道:“我实在也没有什么办法,革匪看样子还要往北发展。”
  “你看咱们的军队能阻止他们吗?”
  奕劻道:“很难。”
  “那如何是好?你在朝中几十年了,就没有一点办法了吗?”
  “唉——,”奕劻叹了一口气道,“不如让袁世凯和他们谈判,看能谈出什么结果来。”
  “不是已经在谈了吗?你知道他们谈些什么吗?”
  “皇族不干涉内阁的事,我也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
  “你看袁世凯可靠吗?对大清忠诚吗?”
  “这个,太后放心。”老实说,我今儿个来,就是请太后放心地让袁世凯和南方谈判,也许能谈出对咱有利的结果。我看,现在的革匪和当年的洪贼不同,杀是杀不完的,压是压不下去的,不如满足些革匪的条件,或许可以消弥兵祸。”
  “与贼匪谈判,答应他的条件,朝廷脸面何在?”
  “太后,当年徽宗收服梁山草贼,也是满足了草贼的一些条件的。”
  “你是说现在只有和匪贼谈判这一个法子了?”
  奕劻道:“我看是的,还请太后放心地让袁世凯去谈,他会为咱尽力争取一切的,太后心里要先有个主见儿。”
  奕劻并没有向隆裕提出退位的事,怕他一下子接受不了,见太后对袁世凯谈判的事已很信任,就谢恩出宫了。
  奕劻刚走,外务副大臣胡惟德求见。因为正大臣根本就没有到任,所以外交部的工作由胡惟德主持。
  胡惟德跪在地上启奏道:“太后,臣接到以驻俄公使陆征祥为主的驻日、美、英、德、荷、法等国会使的电报,此事重大,特来禀奏太后得知裁夺。”
  “是什么事,就说吧。”
  “他们一致要求皇上退位……”
  “什么!”
  隆裕太后惊得瞠目结舌,脑子嗡嗡作响。
  小德张把胡惟德的电报交给太后,隆裕定了定神,接过电报,当看到“实行共和,乃世界之潮流,皇上退位为大势之所趋”时,几乎昏晕过去,眼前直发黑。
  “主子没有事吧?”
  小德张连忙扶着太后。
  “没事……”太后有气无力地说。
  过了许久,隆裕太后问道:“内阁对这怎么看,你们有什么说法吗?”
  胡惟德慌忙说道:“臣等不敢评议此事,只等太后和皇上定夺。臣这就告退。”
  胡惟德走出殿门,隆裕太后急得哭起来,只说同样的一句话:
  “这事如何是好?”
  胡惟德出去没有多久,国务大臣兼民政大臣赵秉钧进来奏报道:
  “太后,全体国务员上奏太后,臣觉得此事重大,不敢声张,特秘密奉太后知闻。”
  隆裕太后接过密奏,上面写道:
  “臣等国务员全体恭奉奏太后陛下:南方革匪气焰熏天,北方党贼蠢蠢欲动。孙文就临时总统,各国表亲近之态。孙文挟海外之资,延外国之将,领十余省之众,欲北伐清室,扬言要‘扫穴犁庭’。我方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之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
  隆裕头如炸了似的,眼前一黑一头栽下,小德张连忙扶住,掐了太后人中,揉了太后胸脯,太后醒了过来。觉得自己失态,看那赵秉钧时,只五体投地,伏在地上,并没抬头。太后又定了定神,让御前太监捧来茶水,啜了几口,方才又看那密奏,不看便罢,看后更是如五雷轰顶:
  “……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孙,靡有孑遗也……”
  太后又是眼前一黑,一头栽下。
  赵秉钧再不好装下去,便起身与小德张一起扶住太后,小德张又是一番舞弄,太后醒来,不一会儿御医也赶到,太后摇了摇手,示意御医出去,御医看了看小德张。
  小德张道:“主子还是看看吧。”
  隆裕又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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