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我第一次吸毒的那个周未，就在“音响舞厅”碰到了戴特莱夫。他立刻看出我的状况：“你干得好！你完全处于虚幻状态了。”阿斯特里德已经告诉他了。 我回答他说：“安静点儿，老朋友。你自己才真上瘾呢。而我呢，我不会让自己上瘾的。” 戴特莱夫没有找到反驳的话。因为他有气无力。他没有毒瘾发作——他尚未达到肉体上依赖毒品的程度——但是他非常想注射一针毒品。他终于对我说，他很想买一点儿兴奋剂，但是他没有钱。 我说：“伙计，你瞧。”我建议我们一起去偷窃。他同意了——但是他应该知道这对我会产生什么结果。20分钟后，我扒到20马克。戴特莱夫到手的少得多，但是这点儿钱对于我俩已经足够了，因为我们要想“神游”一番，需要极少量的毒品就够了。自然也没有两人平分的必要，那天晚上，戴特莱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只是嗅了嗅。我一个月前下的决不碰海洛因的决心，突然烟消云散。 戴特莱夫和我重新在一起，好像我们从未分开过似的。好像这几个星期末我们在“音响舞厅”几乎像陌生人似地擦肩而过这件事也不曾存在过。他和我都不再提这事。世界又变得像那个星期天那样美，那天我给戴特莱夫做饭，接着我们又一起吃午饭。 我心里很高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假如我没有去试一试海洛因，我就永远不会同戴特莱夫和好。我设想我将始终只是一个“周末吸毒者”。吸毒者开始时总是这样想的，虽然谁也没有见过一个仅限于周未吸毒的人。另外，我以为我能够挽救戴特莱夫，阻止他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吸毒者。我对这些幻想感到满意。 我的这些幻想并不是无意识的。我不愿意听到海洛因；假如有人要冒这个险，我就会发怒，大嚷叫他滚开。就像我第一次吸海洛因，阿斯特里德想问我问题时的情景一样。我开始仇恨所有与我同龄的女孩子，我的印象是她们同我走的是一条道。我在地铁里和“音响舞厅”里都能认出她们，这些十二三岁的黄毛丫头吸印度大麻，吸麻醉毒品，并试图穿戴得跟放荡女人一样。我心里不停地想：“这个小丑八怪最终会给她自己注射毒品的。”平常我并不刻薄，但是那些女孩子们的确使我变得好斗。我恨她们，我确实恨她们。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是在恨自己。 我连续几个周末吸毒后，我确实停了半个月。这对我绝对没有什么影响——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从身体感受来看，我并不觉得比以前难受。但是后来呢……我又重新开始吸毒。我对什么都没有胃口，我又开始跟我妈拌嘴。几天之后，就该是1976年的复活节假期。 复活节假期的第一个星期六，我去了“音响舞厅”，坐在楼梯旁的一条长凳上，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两个女孩子从楼梯上下来，她们大约12岁左右，但是她们戴着胸罩又化了妆，尽量使自己显得像16岁的样子。我也是如此，除了我的知心朋友外，我对所有的人都说我是16岁，我也化妆，使自己显得大些。这两个女孩子立刻就使我讨厌，但是同时她们又让我感兴趣。我一直盯着她们。 我立刻看出她们在拉关系，试图使她们被接受入伙。在她们看来，最有吸引力的是吸毒者团伙。她们认识里斯，“音响舞厅”的厨子领班——他是职工中惟一一个老的，他快40岁了。可是他很喜欢十二三岁的女孩子。那两个女孩子因此和里斯聊起天来。可是她们已经注意到我在观察她们，她们不停地朝我这边瞧一眼。毫无疑问，因为我也是与她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后来她俩中的一个朝我走来。她有一副纯真的天使般的面容。她自我介绍，“巴普西”，又问我是否能给她一针毒品。 “一针毒品？你要那个干什么？放弃算了，那些玩意儿可怕得很。”我欣赏着自己优越于她的态度。要让她知道，她不应该这么放肆地向一个尝试过海洛因的人讲这话。她大概也发现我给人印象很深，而且无所顾忌，就像几个月前那些在吸毒的问题上比我滑得远的家伙给我的印象一样。巴普西告诉我她想请我喝一杯果汁饮料，她起身去取，很快又回来了。 她刚转过身，她的伙伴就走过来。她叫施特拉。她问巴普西向我要什么。我回答：“一针毒品。” “她给你钱啦！我少了5马克，我敢肯定是这个小丫偷的。”这十分像施特拉的为人。后来，我每天听到类似的话。巴普西和施特拉以后成了我的最好的朋友。直到巴普西成了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人物：她死于过量吸毒，至今柏林所知的最年轻的海洛因的牺牲品。 巴普西拿着果汁饮料回来。她使我感到讨厌，但同时我又很喜欢她，包括她那天使般的面容和天真的动作。我们一起聊天。巴普西和施特拉被一所普通制中学开除了，因为她们经常逃学。她们之所以逃学，因为她们已经加入了一个团伙，那里面的人像疯子似的吸印度大麻。这会儿，她们刚从家里逃出来，正在寻找新的尝试。巴普西12岁，施特拉13岁。 我请巴普西第二天早上去了我家。由于她没有衣服穿，我给了她两件我的旧T恤衫和一条三角裤。我在准备饭时，她在我床上小睡了一会儿。现在，我真正觉得她很热情，第二天，我也与施特拉结下了友谊。这两个女孩子同我一样，年纪还很小。可我同她们在一起，感到比同那些吸毒者在一起好。她们俩吸大麻和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她们与我所交往的人不同，不是那些只想海洛因、光谈海洛因的人。我满足于每个周未吸一点点毒。其他人笑我，经常跟小娃娃们在一起，我不在乎。 我们仨人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也有同样的家庭烦恼。巴普西的父亲自杀了。当时她还是一个很小的小姑娘。她母亲当过舞蹈演员后来又当了模特儿。巴普西的继父是一个大钢琴家。巴普西强调说，他是一个具有世界声誉的钢琴家，她对此感到很骄傲。当我们去一家迪斯科舞厅，她看见印有她继父的名字和照片的唱片袋时，她喜形于色。但是这位大钢琴家几乎从来不关心她。巴普西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简直就像由祖父母收养着她一样。祖父母让她过着公主般的生活。后来我去过巴普西那儿：我看见了她的寝室——真漂亮，家具精美极了。她有一架最新式的电唱机和大量的唱片，各式各样的衣服应有尽有。但是巴普西与她的祖母相处得不好，她祖母是一个老泼妇。巴普西很想回她妈妈家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她从她那舒适，漂亮的卧室逃走，她已经厌烦这一切了。 施特拉的母亲也很漂亮。施特拉很爱她。但是她很少有时间照顾施特拉。她喝酒，因为她独自一人很难熬——施特拉的父亲三年前死于一场火灾。施特拉有一个崇拜的偶像：穆罕默德·阿里。她欣赏他的力量。在我看来，阿里在她心目中，代表着她的父亲和他的情人。 我们仨人因而上了同一条船。从第一天晚上起，我就认准这两个女孩子最终是会注射毒品的。但是施特拉向我要海格因的那天，我还是感到吃惊。我又一次发火了，我责骂施特拉：“别碰那玩意儿！总之，没有人会给你。再说我也快戒毒了。那玩意几绝对没有什么用。” 我让其他人也不要给施特拉海洛因。但是几天之后，她还是把布朗基说动心了，这是“音响舞厅”的团伙中的一个小伙子，他成了她的伙伴。她开始吸毒，当然巴普西也跟着她学。 但是，这两个女孩子很快就不得不停下来。她们被抓到警察局又被领回了家。我连着几个星期都没有看见她们。 春天到了，天气越来越暖和。在一年开初的日子里我总是情绪很好。这从我童年时代就开始了，赤脚走走，脱掉外衣，在水里趟来趟去，观看花园中的花朵开放。但是1976年的春天，我却丝毫没有往常的那种幸福感。我心想当太阳变得越来越热时，生活不可能不变得更美丽。但是我总是背着一大堆问题，甚至不大清楚究竟是些什么问题。当我吸毒时，所有的问题化为乌有，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每星期吸一次毒已经不够了。 这年5月，我庆贺我14岁生日。我母亲吻了我一下，又给了我50马克。这笔钱，是她从家庭开支中节省下来的。她让我用它去买我喜欢的东西。 那天晚上，我去了选帝侯街，买了40马克的海洛因。我还从未一次有过这么多海洛因。我又用6马克买了包香烟——我已经成了一个大烟鬼，2、3个小时就能抽完一包烟。我还剩了4马克：去“音响舞厅”的钱。 在“音响舞厅”，我碰到了戴特莱夫，他温柔地拥抱我向我祝贺生日。我也向他祝贺：他的生日比我的早两天。他有点伤心，因为今年他父母没有向他祝贺生日，只有他奶奶向他祝贺了生日。他的确比我不幸。我试图用“老朋友别难过”这类话安慰他。另外，我给他准备了一件好礼物：注射用的毒品。我有足够两人美美地过一番瘾的可卡因。 我们小小地庆祝了一番生日后——我吸了很多毒品，戴特莱夫也美美地打了一针——我们俩的关系确实更密切了。以前，戴特莱夫大部分时间同他的伙伴们呆在一起，而我则与巴普西和施特拉在一起。现在，只要有一分钟的空闲，我就与戴特莱夫在一起。戴特莱夫实际上从来不忙。他刚刚辞掉他的学徒的工作。有足够的钱时，我们就去过过烟瘾。 暑假到了。 暑假第一天，我们同几个伙伴去了温茜海滩。我们又一次囊空如洗。我很快弄到了值钱的东西。 我们在小树林里宿营——女孩子们喜欢的地方——因为她们经受不住太阳。开始，我们仅限于搜罗我们的急需品：我们瞧准一些游泳的人扔下盖单和冰箱无人看管，我走过去并高声说：“瞧，没有人看守！”我从冰箱里拿了几瓶可口可乐。又一次，我拿了一条毛巾和一块浴毯。晚上，我的战利品大大丰富起来，还有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和一架半导体收音机。戴特莱夫则弄到了一块手表。 我立刻在“音响舞厅”用半导体收音机换了50马克。这是很不错的一天。我很激动，对戴特莱夫说：“喂，我吸毒已经吸够了。我想注射毒品。” 戴特莱夫反对这种方式。吸毒或注射毒品，没有多大的差别，只不过，谁只要是光吸毒，他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吸毒者。 在选帝侯街，我们的老卖主隔着很远就认出了我们，他立刻溜进更远的几条街上，一直走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我向这个卖主买了40马克的毒品。我决定给自己打第一针海洛因。当人们吸毒时，效果来得慢，而注射毒品时，效果来得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快——我听见其他的吸毒者把这比作性欲高潮。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丝毫没有考虑到我这样会在吸毒的泥沼里陷得更深。 我们走到波茨坦街旁的公共厕所里。那是一个肮脏的地方，厕所门前挤满了流浪者，醉汉们也到这儿来睡觉。有人向他们散一包香烟。他们已习以为常，他们窥伺着我们的到来。 “音响舞厅”的一个女孩子蒂娜陪着我们。戴特莱夫从一个塑料包里取出器皿——针管、勺子、柠檬。他把可卡因倒进勺子里，又加进一点水和柠檬汁。这样，从来就不会是完全纯的可卡因，就能够溶解得好一些。他用一个打火机给装满了可卡因的针管加热。这是一个旧的一次性使用的针管，脏得可怕，针头完全钝了。戴特莱夫第一个注射，接着轮到蒂娜。他们打完之后，针头全被堵塞住不能用了，至少他们两人都这么说。大概是不想让我注射。但我还是很想打。 另外一个吸毒者走近厕所来注射毒品。他完全虚了，处于毒瘾发作的最难熬的阶段。我向他借针管。他同意了。但是，突然我非常害怕把这个针头扎进静脉里。我把针头置于时弯上——我知道怎样注射。我经常看别人注射。但是我怕，我不敢这么做。戴特莱夫和蒂娜视而不见，就像这一切与他们无关似的。我不得不求那个吸毒者帮我一下。当然他立刻明白我是第一次注射毒品。在一个有经验的吸毒者面前，我简直像一个傻瓜。 他对我说这么做很恶心，但是他还是拿起了针管。由于我的血管看不清，他半天找不到一根。他连扎了三针，才回了一点血到针管里，他又嘟囔了一遍，这玩意儿不好，接着就把针管里的毒品都推进了我的静脉。 我果然立刻就有犹如离弦之箭似地感觉，但这不是我所想象的性欲高潮。紧接着，就是云里雾里，我勉强知道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我什么都不想。我走进“音响舞厅”，坐在一个角落喝果汁。 戴特莱夫和我现在平等了。我们有福同享，严然像一对结了婚的夫妇。除了我们还没有在一起睡过觉。我们尚未发生任何性关系。我总感觉自己还不成熟为时尚早，戴特莱夫也同意这一点，没有怎么争执。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觉得戴特莱夫很不错。这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同戴特莱夫睡觉。我很高兴我还从未与别的小伙子这么做过，我确信我们两人将会在一起。从“音响舞厅”出来，戴特莱夫陪我走回家，步行需要两个小时。然后，他一般是搭车回他家。他同他父亲住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谈论过许多古怪的事情。我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对于我来说，现实并不现实。昨天或明天我都不感兴趣。我没有什么打算，只有梦想。我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假如戴特莱夫和我有许多钱，我们拿它干什么。我们会买一所宽敞的房子，一辆大型的小汽车，一些高级的家具。我们梦想许许多多的东西——除了海洛因。 戴特莱夫忽然想出一个赚钱的点子。他告诉我，有一个卖毒品的人准备赊卖给他100马克的海洛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小包，再以每包20马克的价钱卖出去，这样我们立刻可以赚100马克，然后我们用这笔钱买可卡因，我们又如法炮制，使我们的资本翻一番，就这么不停地倒卖。我认为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那个时候，人们对倒卖毒品抱有很大的幻想。 戴特莱夫果真得到了赊卖给他的值100马克的海洛因。那时候，小的毒品转卖商不是极缺吗？我们带着可卡因并不冒险，我们去“音响舞厅”出售。戴特莱夫有一颗仁慈的心、他总是正巧碰上身无分文，而毒瘾又极度发作的人。于是他就赊卖给他们，当然他们从来不付钱。一半的海洛因就这样弄光了，剩下的一半我们自己用了。不久，我们又落到既无可卡因又身无分文的地步。 赊卖可卡因给戴特莱夫的那个转卖商气坏了，但他也仅仅是骂了一通了事。无疑他只是想试一试戴特莱夫的转卖能力。试验结果确定无疑的：他一无所获。 暑假的头三个星期，戴特莱夫和我总是每天下午见面。我们一般都是一起去弄钱。我干一些我以前从不会干的事。我像个小鸟似的，在大商店里行窃，尤其是偷一些能在“音响舞厅”迅速卖掉的物品。这样干一天也很少能弄到够买两针毒品的钱，不过我们尚未达到需要那么多毒品的程度。我们还没有到身体上依赖毒品的地步。有时碰上“断顿”的日子也不要紧。 暑假的后半部分时间早已定好了。我将去外婆家度过，我外婆住在汉斯的一个小村庄里。这多少有点奇怪，但我一想到既可以看见我外婆又可以到乡下去，就高兴极了。一方面，我又无法想象怎么能离开戴特莱夫二、三个星期，甚至不可想象要一连几天离开“音响舞厅”和城市的灯光。然而另一方面，我又很高兴能重新见到那些从不知道什么是毒品的乡下年轻人，很想去骑马，游泳，等等。总之，我不再清楚我是哪一种人。 我不知道我已分成了两半，变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我给自己写信，更确切地说，克丽斯蒂娜给维拉写信。维拉是我的第二个名字。克丽斯蒂娜是想去她外婆家的那个14岁的女孩子，一个好孩子。维拉是吸可卡因的女孩。 我母亲一把我送上火车，我就只是克丽斯蒂娜了。一进我外婆的厨房里，我立刻就有完全到家了的感觉，就像我从未到过柏林似的。只要看见外婆坐在这间厨房里的安详和轻松的神态，我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这才叫厨房，壁炉里燃着火，有许多小锅和大锅，里面总是在炖一种好吃的菜。就像一本幻想书所写的一样。我感觉良好。 我立刻就跟我的表兄们和表姐们以及其他与我同岁的小孩子们混熟了。他们同我一样的确还是孩子。我很高兴又恢复了童心。我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以来我不再有童心。我把我的高跟鞋扔在角落里，外婆家的人借给我凉鞋；下雨时，又借给我胶鞋。我一次也没有用过我的化妆品。在这里，我没有什么可显摆的，也无须让什么人佩服。 我经常骑马。我们组织了许多竞赛，走路的或骑马的。但我们最喜欢去玩的地方还是小溪。我们长大了，我们修筑的小水坝现在规模也很可观了。小水坝拦起了一个真正的人工湖。晚上，我们在堤上凿穿一个窟窿，一个至少有三米高的瀑布就落到小溪里。 其他的人当然问我有关柏林的事情，问我在那儿干什么。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什么。我一点也不愿意想起柏林。简直不可想象，我居然不想戴特莱夫。我本来打算每天给他写信，结果我一次也没有写。有时到了晚上，我试图使自己去想他，可是我似乎连他的轮廓也想不起来。我觉得他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而我却不懂那个世界的信息。 后来晚上躺在床上时，我焦虑不安。我眼前老是晃动着“音响舞厅”里那些家伙们的幽灵般的面孔，我想不久我就应该回柏林。我对柏林害怕极了。我心想应该请求外婆把我留下，但是用什么理由呢？又怎么向我母亲说呢？必须把一切坦白出来。但是这样做我下不了决心。假如我告诉外婆，她的外孙女注射海洛因，她立刻就会气死。 因此，我应该回柏林，柏林的嘈杂声，灯光，喧哗，我以前喜欢的这一切，现在却让我很恼火。晚上，嘈杂声使我不能入睡。我去选帝侯街时，来往的车辆和人群使我惊恐万分。 开始，我甚至不试图使自己重新适应柏林的一切。我知道返校一个星期后，我们全班要去黑森林呆几天。我时刻想着买海洛因；因为我有了钱，我外婆给了我50马克作为礼物。我也没有去找戴特莱夫。听说他已经不去“音响舞厅”了。 我对这次旅行很高兴，但是两、三天以后，我感觉不舒服，我每次饭后肚子都疼，出外游玩我累得精疲力尽。我们坐公共汽车去参观苏查尔的巧克力工厂，凯茜坐在我旁边，她突然对我说：“哟，你脸色蜡黄，你有黄疸。”这下可好，我很清楚，所有的吸毒者都会得这个病。由于吸毒者们经常轮着用注射器，针头和针管不干净。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海洛因，我也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注射毒品时的那个肮脏的针头。但后来我发现凯茜并不是很严肃地说上述那番话的，于是我心想，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注射毒品了——肯定不会有什么事。 在苏查尔工厂的大门口，巧克力夫人大殿的前面，我买了一把塑料勺子。我把它伸进每一个稍微能引起食欲的溶化缸里。当我认为实在很好时，我就向导游提很多问题，接着我又把勺子伸进缸里。这样，我把衣服角都弄成褡裢了，走出工厂，我的衣服边糊满了巧克力。 车刚一开动，我就发誓再也不碰一点儿巧克力了。回到我们住的招待所，我简直累瘫了。我不得不狼吞虎咽地吃这成堆的巧克力。我的肝脏也似乎没事了。 老师也发现我的面色蜡黄。他叫来一位医生，又来了一辆救护车——不停地响铃——把我送进医院。儿科医院的隔离室很小，墙壁雪白。墙上一幅画一张图都没有。一些女护士给我送来药和饭，什么话都不说。一位医生时常来问我感觉怎么样。三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我不能离开寝室，甚至不能出去小便。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也没有人来跟我说话。我既没有有趣的书看，又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我不止一次地认为我快变成疯子了。 惟一给我以安慰的事情，就是我母亲的来信，我也给她写信。但我主要是给我的小猫写，我仅有的小动物。我把信折得很小，装进我自己做的小信封里。 我时常想念外婆，想念村里的孩子们，以及小溪和马群。有时我也想柏林“音响舞厅”，戴特莱夫，以及海洛因。我不知道我是谁。当我感到自己情况很糟时，我自言自语：“你是一个吸毒者，第一次得了肝炎，以后算完了。”当我想象着同我的两只小猫在一起玩时，我决心回学校去上学，每个假期都到我外婆家去度过。这一切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可我有时候也长时间地盯着天花板，什么也不去想，好像我情愿死去一样。 另外，我总是害怕医生们发现我脸色发黄的原因。幸好注射毒品的痕迹已经消失，我的胳膊上还没有留下瘢痕和血栓形成的印迹。谁会到弗里堡的儿科医院找一个女吸毒者？ 三个星期后，我重新开始走动。医生准许我乘飞机回柏林。路费由社会保险机构付。我一回到家就去睡觉。我很高兴又见到了我母亲和我那两只小猫，其他什么我都不去想。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告诉我，戴特莱夫来过好几次打听我的消息。她告诉我，戴特莱夫看样子对于很久没看见我很懊丧。于是我又想起了戴特莱夫，仿佛又看见了他那一头卷曲的头发，温柔而漂亮的面孔。我感到十分幸福。有一个人在思念我，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他就是戴特莱夫。我感到内疚，好几个星期以来，我几乎把他和我们的爱情忘掉了。 我回来几天之后，戴特莱夫来看我。我一见他走到我床边，我不禁一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瘦得皮包骨，他的胳膊细得几乎连我的手都能攥得过来，他的脸苍白，轮廓塌陷。可他还是那么英俊。他的眼睛显得更大，也显得更忧郁。忽然，爱情又在我心中复活。即使他变得骨瘦如柴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甚至不想知道为什么。 好一阵子，我们俩不知道说什么。他想知道我的情况，可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我甚至忘了跟他讲我假期在我外婆家的情景。我只是问他为什么不去“音响舞厅”了，他说“音响舞厅”真讨厌。那么，他现在去哪儿呢？他终于说了出来：“地铁动物园站。”干什么？“我卖淫”。 这时，我并不感到吃惊。我知道一些吸毒者有时就这么干。我没有怎么明白这里的含义。再说我也不太想知道。我只知道那主要是满足同性恋者，而不是自己，这个活儿能赚许多钱。我没有让戴特莱夫解释别的。我只是很幸福地望着他，我爱他，他也爱我。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戴特莱夫来邀我出去。我们走到一家咖啡馆。里面坐满了同性恋者。他们几乎都认识戴特莱夫。他们对我也很热情，一个劲儿地恭维我。祝贺戴特莱夫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发觉戴特莱夫为我感到骄傲，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把我带到这个咖啡馆来，这里人人都认识他。 我很喜欢这些同性恋者。他们对我很客气，恭维我可又不像他们对其他男人那样勾引我。他们觉得我很可爱，非常喜欢我，但不向我提什么要求。所有这些恭维都使我心花怒放。我去梳洗时照了照镜子，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我两个月没有吸毒，对我的身体大有好处。我的脸色变好了，我发现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戴特莱夫说他要去地铁动物园站转一圈。他与贝尔恩德，他的最好的朋友有一个约会，今天，贝尔恩德已经安排好了去给他俩弄钱。戴特莱夫去地铁动物园站，这可不是我的错。因而，这不必争论。我陪他去。再说，我也很高兴能又见到贝尔恩德。 贝尔恩德刚刚跟一个马路嫖客走了。我们只好等他。那天晚天，地铁动物园站并不是像我日后回忆中的那么阴森可怕。尤其是我看见戴特莱夫。他把我扔下而去跟另一个伙伴说话时，一些外国佬就过来与我搭汕。我只听见“60马克”或诸如此类的话。我紧紧拉住戴特莱夫的胳膊，这样我就有了安全感。我劝他跟我回“音响舞厅”去。后来，我让他给我一点儿钱去吸一吸毒。他当然拒绝了。但我一再坚持：“只是今天一晚上。只是为了庆祝我回来。我想稍微舒服一下，就跟你一样。要不然你也什么毒品都不准碰。” 他让步了，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回答他：“那是当然。”两个半月以来，我刚刚证实自己能够摆脱海洛因。我甚至也注意到戒毒对我确实有好处。 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理由。戴特莱夫对我说：“听着，小家伙，我也要戒毒。你瞧着吧。”这样，他注射毒品，我吸毒。我们感到幸福，我们谈论着我们幸福的未来，永远在一起，没有海洛因。 第二天下午，我又在地铁动物园站见到了戴特莱夫。我又有权利吸一次毒。过了些天，我又重新开始注射毒品。就像我从未离开过柏林似的，就像我两个半月没有吸海洛因这事从未存在过。我们几乎天天都谈论我们戒毒的决心，戴特莱夫说，这很容易。 我从学校出来后，经常是直接去地铁动物园站。我的书包里装着吸毒的器皿和一大包三明治。我母亲如果看见我突然消瘦会吃惊的，于是我每天早上就带上一些三明治。我知道戴特莱夫和他的朋友们等着我给他们送午饭。 开始，戴特莱夫看见我来就生气。他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在卖淫。他说：“你可以在随便什么地方跟我约会，但就是不要到这里来。” 我不听他的。我想跟他在一起。逐渐地，我习惯了那儿的一切。我不再觉出尿的味道和消毒水的味道。顾客们、妓女们、外国佬们、警察们。流浪汉们、醉汉们，都构成了我每日所处的环境。这里就是我的位置，因为戴特莱夫在这里。 开始，其他的女人们盯着我，上下打量我，弄得我很紧张。而在我看来，最咄咄逼人的还是那些嫖客们的眼光。后来我意识到，来这里卖淫的这些女人害怕我，怕我把他们的好顾客抢走了。难道我是一个能引起人胃口的新鲜商品？这是真的，我的风度比她们的好，我的举止高雅，我几乎每天都洗头。一看见我，没有任何人会怀疑我是一个吸毒者。我知道我优于其他的女孩子，我感到很愉快。所有的马路嫖客也确实围在我身边。但是我不需要去卖淫，戴特莱夫已经为我这样做了。其他观察我的人大概会想：这个小姐，她有可卡因，却无须为它疲于奔命！ 开始，那些马路嫖客使我害怕。尤其是外国佬们没完没了地说着这类话：“你接吻吗？你去旅馆吗？”一些人出20马克。很快，我就以撵走他们来取乐。我对他们说：“喂，老东西，你瞎了眼啦？我？谁要是没有至少500马克就别想接近我。”或者我就面对面盯着他们，一副无所顾忌的样子，向他们甩出一句话：“你找错对象了，老朋友。走开。”我说完这番话后，很开心地看着这帮坏蛋垂头丧气地走开。我对那些马路嫖客也这样，我比他们高一等。假如偶尔他们中的一个人向我表示傲慢或无礼的挑衅，戴特莱夫会立刻挺身而出。每当戴特莱夫跟一个嫖客走时，他总是关照他的伙伴们照顾我。他们像兄弟一样对待我，时刻提防着想对我施无礼的家伙。 现在，我也不再去“音响舞厅”了。我除了地铁动物园站的我们小团伙里的朋友以外，没有别的朋友了。小团伙由戴特莱夫和我、贝尔恩德和阿克赛尔组成，后两人都是16岁。这三个小伙子都住在阿克赛尔家。 阿克赛尔与其他两人正相反，他长得很丑。他的脸部没有一处协调的地方，他的四肢仿佛应该接在另外一个身躯而不是他的身体上.的确，他没有什么可吸引同性恋者的。但是他有嫖客，甚至是回头客。戴特莱夫厌烦时，就骂嫖客们并同他们吵架。阿克赛尔碍于他的长相，不得不时刻压住自己的火气，装出一副可亲的样子。另外，在床上，阿克赛尔大概有特殊的东西，特别能讨同性恋者的欢心。没有这一手，他就不可能继续吃这碗饭，因为在地铁动物园站，有许多竞争者。 他也尽可能地进行报复。只要他碰上一个比较笨的嫖客，就要诈骗他。阿克赛尔是一个有个性的小伙子：谁冒犯他和污辱他都没用，他能自我控制，从不流露自己的感情。而且他简直是出奇地客气和乐于助人，这在吸毒帮中是极少见的。说真的，像他这样的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他的为人就好像他不是生活在这个腐败堕落的世界里似的。不幸的是，他一年之后就死了。 阿克赛尔的经历与我们相似。他的父母离了婚，他一直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后来他的母亲搬到另一个朋友家住，可是她很慷慨：把两间一套的房子和几件家具以及一台电视机留给了他。她每个星期来看他一次并给他一点儿钱。她知道他在吸毒，还多次劝他戒毒。她自认为她为儿子做了许多事，比其他的父母为子女做的事多得多。她给了儿子一套住房和一台电视机，难道不是吗？ 周末我在阿克赛尔家度过。我对妈妈说我在一个女朋友家里。 阿克赛尔的套房真是一个吸毒者的陋室。我一跨进门槛，臭气就熏得我喘不过气来，空的沙丁鱼罐头盒扔得四处都是，满处是油和番茄汁，上面又沾满了烟头，还有许多脏的无脚酒杯和茶杯，里面残留着一点点的水、烟灰。香烟。香烟纸。我想把酸奶放在桌上——惟一的一张桌子——两个沙丁鱼罐头盒就滚滚落下来，里面的汁撒在地毯上。谁也不在意。 总之，地毯发出一种可怕的臭味。阿克赛尔注射毒品时，我明白了地毯为什么会这么臭。他从胳膊上拔出针头，把一点暗玫瑰色的液体——针管里还有几滴血——滴在地毯上。这就是他清洗针管的方法。原来地毯发出的可怕臭气，是血液干后的味道与沙丁鱼汁味的混合。甚至窗帘也全都发黄了，发出臭味。 在这一切乱七八糟中间，放了一张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我立刻逃到床上，我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散发着洗涤液的味道。我相信我从未睡过如此干净的床铺。 阿克赛尔对我说：“这些床单被褥都是我为你准备的。”每个星期六我都发现床铺是干净的。我的被单总是盖一次就换一次，而那几个小伙子却从来不换他们的被褥。 他们尽力让我高兴。我总是有足够使我满意的吃喝。尤其是他们为我买上等的可卡因。我的肝脏一直不好，如果我注射掺了假的可卡因，我就会病倒。我身体不舒服时，他们总是尽心费力。他们给我买最好的海洛因，当然这很贵，没办法。我需要他们时，这三个小伙子总是在我身边。实际上，他们只有我。我呢，我有戴特莱夫——戴特莱夫排第一——其次是阿克赛尔和贝尔思德，再无其他的人。 我真是幸福。我似乎很少这样幸福过。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保护。我在家里是孤独的，所以下午到地铁动物园站，周未到阿克赛尔臭烘烘的房间。 戴特莱夫是小团伙中最强的人，我是最弱的。我感到自己不如小伙子们，不论在体力上还是意志上。特别由于我是一个女孩子。然而，我第一次感到我情愿这样软弱。我享受着戴特莱夫对我的保护。我需要人帮助时，戴特莱夫，阿克赛尔，贝尔恩德总是挺身而出，我品味着所受到的这种宠爱。 我的男朋友是我的，他会做其他吸毒者不会做的事；他只要有海洛因就与我分享。他为我挣钱，去干最肮脏的活儿。为了给我买毒品，他一天要多接一、两个嫖客。我们俩跟别人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男人为了女人而卖淫。大概我俩是世界上惟一一对这么做的情侣。 1976年的秋天，我从未想过我自己去卖淫。至少从未认真想过。我的脑子里大概闪过这种念头。尤其是我看见戴特莱夫跟一个恶心的家伙走了，我感到内疚的时候。可是我知道假如我提出这事，戴特莱夫会狠狠地责备我。 再说当时，我始终不知道这里面的细节，或者至少是我不愿意去想它，不可能想象我会去干。戴特莱夫从来不谈此事。从这三个小伙子的谈话中，我听出好像是替鸡奸者手淫。 对于我来说，这与戴特莱夫和克丽斯蒂娜无关。戴特莱夫是被迫去干这种事的，于是我不认为这事多么恶心。他乱摸那些鸡奸者，这倒不怎么害怕，这是他的任务——令人作呕的活儿，但却能使我们有可卡因。只是我不愿意那些家伙乱摸戴特莱夫。他是属于我的，属于我一个人。 开始，我还觉得有几个同性恋者比较热情。小伙子们有时说杜尔柯或马善是个不错的家伙，不要怠慢他。我记住了这些。我同戴特莱夫在地铁动物园站时，有几个人对我特别热情，好像他们很喜欢我。不时地，其中一个小伙子递给我一张某个鸡奸者认为我“很可爱”而给我的银行支票。戴特莱夫没有告诉我，这帮家伙中的一些人纠缠着他说想接近我。 我观察其他的姑娘。几乎全部跟我一样还是孩子。我觉得她们很不幸。尤其是吸毒者不得不为了能够注射毒品而卖淫。我看见每次当一个嫖客挑逗她们时，她们的脸上都显出厌恶的神情，但她们还是强装笑脸。 我鄙视那帮家伙，他们悄悄地溜进车站大厅的人群里，不时用眼睛搜寻着“新鲜猎物”。当他们能够与一个完全不相识的女子睡觉时，他们便格外高兴，显然这很讨厌，不可能在这事上不遇麻烦吗？ 那些同性恋者，我也很容易恨他们。渐渐地，我发觉他们让戴特莱夫遭受痛苦。他经常不能抑制住他的反感，很难迫使自己把那种活儿干完。总之，假如他不是处在毒品的恍惚状态中，这种活儿他不可能干下去。他毒瘾发作时——即他最需要钱时——见嫖客他就溜掉，于是阿克赛尔或贝尔恩德就去顶替他。他们尽量压制住他们的厌恶。他们也一样，需要用吸毒来麻醉自己，才可能去干这种活儿。我看见鸡奸者们追逐戴特莱夫就生气。他们向他结结巴巴地表示非常可爱的“爱情”，往他手里塞情书，这些都是当着我的面。这帮家伙就应该把他们单独关在一处！我不可能同情他们。我真想向他们大喊：“听着，伙计，戴特莱夫是属于我的，不属于其他任何人，更不属于一个混蛋鸡奸者，你们懂吗？”但正是这些家伙付给我们钱，他们就像给圣诞节的火鸡拔毛似的，大把大把地花钱。我们又需要他们。 我逐渐发现这些人中间的一些人与戴特莱夫很亲近，甚至比我跟他还亲密。很让人恶心。一天，我听戴特莱夫、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三个小伙子谈话才知道，一些嫖客要等到他达到性欲高潮才肯付钱。我真觉得恶心得要命。 我越来越难看见戴特莱夫，因为他随时都要跟一个混蛋嫖客走。我真替他担心。有人告诉我有时候卖淫的小伙子最后自己也成了同性恋者。可我什么都不能对戴特莱夫说，我们需要钱，不断地需要钱。自从我入了他们的团伙，我就决定，至少无意识地觉得，应该跟他们一样，变成一个真正的吸毒者。我每天注射毒品。我总是注意留出足够第二天早上注射的海洛因。 但是，戴特莱夫和我还是尚未达到身体上依赖毒品的程度。对于那些不是每天注射毒品的初期吸毒者，身体上依赖毒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两天没有海洛因还顶得住：我们用别的替代品来“过瘾”，并不怎么痛苦。于是，我们以为我们跟其他人不同，跟那些堕落到底的吸毒者不同。我们想什么时候戒毒都可以。 我有幸福的时刻。每个周末在阿克赛尔家。戴特莱夫和我一起躺在那张干净的床上，向我说声“晚安”，又在我嘴上温柔地吻一下，于是我们就睡觉。我俩背对背，屁股冲屁股地躺着。我醒来时，戴特莱夫吻我一下并问我早安。 我们六个月以来一直呆在一起，没有发生别的肉体关系。我刚认识戴特莱夫时，我就已懂得了要提防着小伙子们的粗鲁。我立刻对他说：“你明白吗？我是处女。我还想再等一等。我觉得自己还太年轻。” 他立刻明白了，从未找过麻烦。对于他来说，我不仅仅是与他相处得很好的女朋友：他很清楚14岁的我还是一个孩子。他极为敏感，能感觉出我所希望的以及我能否做的事。这年10月，我向我妈要避孕丸。她给我弄了一个处方。她立刻明白了我和戴特莱夫的事。可是当我告诉她，我和戴特莱夫什么事也没发生，她怎么也不相信。她对这类事情总是存有戒心。 于是，我吃了避孕丸，但没有告诉戴特莱夫。我还是害怕。10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我到了阿克赛尔家时，看见铺在那张干净床上雪白的床单比我们往常睡的要宽。阿克赛尔向我解释说何必两人挤在一张小床上呢，他自己睡到另一张大床上，把他的床让给我们。 那天，大家情绪都好，忽然戴特莱夫建议打扫一下房间，大家立刻同意。我先把窗户打开。涌进来的新鲜空气才使我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空气如此污浊的房间里。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是连一分钟都不能忍受这种恶臭的——干的血迹、灰尘和发霉的鱼罐头混杂在一起的怪味。 两个小时后，我们还在房间里大扫除。有的扫地，把堆积成山的垃圾装进塑料袋里。我开动吸尘器，我甚至还把金丝雀的鸟笼打扫了一遍，大扫除把鸟惊得乱蹦乱跳。阿克赛尔的母亲把这只鸟留给他，算是对他的奖励，因为她的朋友不喜欢鸟。阿克赛尔也恨这只不幸的小鸟：当鸟叽叽喳喳叫唤时，阿克赛尔嫌吵，就会给鸟笼一拳，可怜的小鸟像一个疯子似地龟缩在栅栏中。三个小伙子谁也不管它，阿克赛尔的母亲定时来给鸟送食物。我每星期六都给鸟放一周的食料。我还给小鸟买了一个玻璃小器皿，里面放上够鸟喝六天的干净水。 那天晚上，我们睡觉时，情景和往常不一样。戴特莱夫没有吻我并说“晚安”，也没有转过背去。他跟我说起话来，说的都是温柔的话。我感觉到他的手在抚摸我，非常温柔。我一点儿都不怕了。我也抚摸起他来。我们互相抚摸，长时间地相互抚摸，谁也不说话，这真好！过了有一个小时，戴特莱夫才打破沉默，他对我说：“下星期六，你想做爱吗？” 我回答：“好吧！”我总是怕这个问题。现在我很高兴戴特莱夫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过了一会儿，我说：“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是你还是我，都不准吸毒。不能有海洛因。假如我们处于吸毒后的恍惚中，我可能感觉不出做爱的欢乐。我愿意完全处于清醒的状态。我希望你也这样，以便也能判断你是否真这么爱我。”戴特莱夫说：“可以。”他温柔地吻了我一下祝我“晚安”，我们又背对背地睡了。 第二个星期六，我们都很守信：我们任何毒品都未用。阿克赛尔的屋子重新变得又脏又臭。但是，我们床上的被褥却白得耀眼。我们脱了衣服。我还是有点害怕。我们并肩躺着，一句话也没有。我回想着我班上的女同学们曾经告诉过我的情景，第一次小伙子怎样粗鲁地扑向你，不顾一切地与你做爱，直到他满足时才停下来。女同学们说第一次做爱疼得可怕。 我对戴特莱夫说，我不愿意出现我班上女同学们所描述的情景。 他回答我：“行啊，我的小乖乖。” 我们互相抚摸了很久，开始性交，我只感觉出一点儿。当我感到疼时，不等我说，他已经感觉出来。 我心想：“他有权利把我稍微弄疼点儿。他已经等待了六个月。” 但戴特莱夫不想把我搞疼。过了一会儿，一切都好了。我们俩都感到很好。我爱他，爱得发狂。但是我却僵直得像块木板，戴特莱夫也是一动不动。他肯定明白我无法表达出的意思：我被担忧和幸福弄得呆住了。 做爱以后，他紧紧搂住我。我的感觉真是出奇地好，我问自己，我怎么配得上这么一个好小伙子呢。他一心想到我，从不为他自己考虑。我想起了查理，有一次看电影时，他把手悄悄地放在我的大腿中间。我很高兴把身子给了戴特莱夫，属于他了。我太爱这个男孩了，以致惊慌失措。我害怕死了。我总是自言自语：“我不愿意戴特莱夫死。” 在他抚摸我时，我对他说：“戴特莱夫，咱们戒毒吧！” 他回答说：“好吧，我不愿意你成为吸毒者。” 他拥抱我。慢慢地，我们分开睡了，还是背靠背，屁股冲屁股。 戴特莱夫的手放到我身上把我弄醒了。天还早，一道灰色的光透过窗帘。我们互相抚摸，尔后，我们做爱，很和谐。我的感觉主要还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但是我发觉与戴特莱夫做爱的确妙不可言。 星期一，我直接从学校到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在那儿。我把我的快餐和一个苹果给了他。他饿了。我很想注射海洛因，我已经有三天没有注射毒品了。我问戴特莱夫：“你为我准备好一针了吗？” “没有。而且我再也不会给你了。我不愿意。我太爱你了，我不愿意你成为一个吸毒者。” 我气炸了。我大吼道：“哟，老朋友，你倒有胆量！你完全处于恍惚状态，你的瞳孔已经胀得有大头针的头那样大了。你还来教训我！还是你自己先戒毒吧，你戒我就戒。但是，别说瞎话，老实坦白你是不是想独占可卡因。” 我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他无法辩解。星期六晚上，他又开始注射毒品。他最后向我让了步，并说：“行了，小乖乖，那就让我们俩一块过瘾吧。”接着，他接了一个嫖客，以便为我买毒品。 现在，我们俩躺在一起，我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我在地铁动物园站时，已感到很不自在了。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卖淫。确切地说，是想让嫖客们接近我！去干戴特莱夫和我所做的那种事。做爱，以往我根本不知道它的内容，只是有一种很抽象的概念。现在，这成了戴特莱夫和我之间最好又最亲密的事。那些嫖客们却让我恶心。地铁站所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完全无法理解：怎么能跟一个令人厌恶的外国佬、酒鬼或大腹便便的秃头睡觉？听见那些嫖客说蠢话，我不再感到有趣，我没有任何话回答他们。我惊慌失措地溜走。有时，我甚至打他们。对于鸡奸者们，我现在讨厌他们。我简直想把他们杀了，这帮猪猡。我要花很多精力来阻止自己去想象戴特莱夫被迫抚摸他们的情景。 但是我每天下午放学后，还是继续到地铁动物园站去。为了见到戴特莱夫。当戴特菜夫接完一个客，我们就坐在台阶上，他递给我一块巧克力。有时候接不到客，好些天戴特莱夫都很难挣到够我们俩用的钱。 逐渐地，我认识了一些其他的小伙子。以前，戴特莱夫总是试图让我疏远他们。他们比我们糟糕得多，他们比我的伙伴们更难找到嫖客。他们是不择手段搞毒品的吸毒者，我以前很欣赏这类家伙。 戴特莱夫对我说，他们是他的朋友，可同时他又让我提防他们。他们总是身无分文，又不顾一切地寻找可以注射的毒品。从来不能在他们面前露出钱或海洛因，否则就有遭暗算的危险。他们不仅诈骗嫖客，他们之间也互相诈骗。 我开始明白什么是真的。吸毒者们的圈子如此吸引我。但我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圈子，或者说基本上进入了。 有时，戴特莱大的朋友们对我说：“戒毒吧，你太年轻了，不该吸毒。戒毒，你可以做到，只要你同戴特莱夫分手。总之，他是永远摆脱不了毒品了。别再傻了，你就任他去堕落吧。” 我把那些人都撵走了，让我与戴特莱夫分手？简直不可想象。假如戴特莱夫自杀，我也会去自杀。当然我没有对那些人说这些，我只是回答他们：“你瞎说，我们不是吸毒者。戴特莱夫和我想什么时候戒毒就能戒毒。” 1976年11月，我每天的生活都一样，从2点到8点。在地铁动物园站，尔后是选帝候街的一家迪斯科舞厅，戴特莱夫现在经常去的地方。那里是吸毒者们约会的地方，比“音响舞厅”还糟糕。我经常在那里呆到夜里12点20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的时间。实际上，我只为星期六晚上活着。每个星期六晚上，戴特莱夫和我做爱，每次都特别好——只要我们不是醉状。 12月到了。我感到冷。以前，我从来不知道冷。我意识到这是身体发出的警告。这个月开初的一个星期天，我就意识到了。我在阿克赛尔的房间里醒来，戴特莱夫睡在我旁边。我冷得要命。我的眼睛盯着一只盒子。突然盒子上面的说明文字，跳到我眼前。文字是彩色的，而且是耀眼的色调，刺得我眼睛难受。尤其是其中一种红得可怕的鲜红色。我吸毒后，最怕红色。但是海洛因却使红色变成一种很温和的色彩。它使红色像其它颜色一样，罩上一层薄雾。 可是在这个该死的盒子上，红色又变得很可怕。我的嘴里满是唾沫。我咽下去，口水马上又涌上来。口水不断涌上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口水又突然消失了，现在我的嘴里又干又苦。我喝了点儿水，但无济于事。我冷得发抖，可一分钟后，我又热得要命，我大汗淋淋。我叫醒戴特莱夫，对他说：“出了点儿事。” 戴特莱夫看着我的脸：“你的瞳孔胀得像茶托那样大。”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尔后他低声说：“怎么样，小姑娘，这下行了吧。” 我又冷得发抖，我问他：“这下行了，是什么意思？” “吸毒者的发冷，毒瘾发作了。”戴特莱夫回答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犯瘾了。我对自己说，你也到了这种地步，你成了一个吸毒者。但这也不是太可怕，吸毒者式的发冷，为什么人们对这种东西小题大作呢？我并不怎么痛苦：我仅仅是发抖，颜色刺我的眼，接着是嘴里那种可笑的感觉。 戴特莱夫不再说什么，他从牛仔裤的小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和维生素C，又去找勺子，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支蜡烛上加热，又递给我准备好了的针管。我使劲发抖，因而我很难把针扎到静脉里，但是我还是很快扎进去了。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所有的颜色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我的嘴里的状况也恢复正常了，我又睡了，紧贴着戴特莱夫。他也趁着这机会给自己打了一针。我们直到中午才起床，我立刻问戴特莱夫，他是否还有剩下的海洛因。 他对我说：“你别担心。你回家之前，今晚还有一针。” 但是我需要在明天早上注射用的。 “这个嘛，我也剩得不多了。今天我实在不想去地铁动物园站。因为今天是星期天，一个客都不会有。” 我惊慌了：“难道你不明白吗？假如我明天早上不打一针，我就会发毒瘾，那样我就不能去上学。” 戴特莱夫说：“我早对你说过了，小姑娘，你也上瘾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俩还是去了地铁动物园站。我有时间来思考。我第一次犯毒瘾。我终于也成了依赖毒品。依赖戴特莱夫的人。最使我害怕的是依赖戴特莱夫。一个人完全依赖另一个人时，那爱情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不得不哀求戴特莱夫给我一点儿毒品时，事情又会怎样呢？我已经见过许多犯瘾时的吸毒者，我看见他们乞讨，不顾廉耻地准备接受所有的污辱。我可是从来不会乞求的。我不会先从戴特莱夫开始我的乞讨。尤其不能向戴特莱大乞讨。如果他任随我向他乞讨，那我和他的关系就结束了。 戴特莱夫拉到了一个客，我等他回来。等啊，等啊……我必须习惯于等待，才可能得到我第二天早上的毒品。 我疲倦死了。我低声自言自语：“怎么样，克丽斯蒂娜，你有了你所想要的。这是你那想象的东西吗？肯定不是。但是你自己愿意。你羡慕吸毒者。现在你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别人再也吓唬不住你了。他们向你谈到犯毒瘾，你不必再睁大眼睛，你已经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别人再吓不住你了。该轮到你去向其他人描绘那种场面了。” 我精神上并未真正战胜自己。我回想着我过去对待犯瘾的吸毒者的方式。我不明白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注意到他们极其敏感，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非常脆弱。一个吸毒者一犯瘾，就完全垮了，甚至不敢同人顶嘴。我曾经对他们显示我的强大。只要你愿意，你完全可以把他们摧垮。只须找一个好地方，一点点地揭他们的老底，戳到她们的痛处他们就彻底垮了。吸毒者犯瘾时，他还是知道自己是一个精神和体力上都瘫软的人的。支撑门面的都垮掉了。吸毒者不再认为自己比一切人一切事都强了。 我心想：“现在轮到你吃苦。你犯瘾了。他们将会看到你变瘫，变得愚蠢可笑，可是你早已知道这一切，不是吗？真奇怪，你以前从未想到这一切。” 我的自言自语并没有能够帮我的忙。我需要向某个人诉说。当然，我可以找一个在这里游荡的戴特莱夫的伙伴。我没有这么做，而是龟缩在一个紧靠邮局的角落里。我很清楚别人会对我说什么：“你不应该这样干，老朋友会好起来的，你不是一向认为戒毒很容易吗？有一种药就是专为这个而制作的。”戴特莱夫也讲过这类事。 我只能向我妈诉说。可我一想：“这不行，不能对她讲。她爱我，我也以我的方式爱我的妈妈，如果我对她说了我所发生的事，她会难过的。不管怎样，她不能帮我。她大概会把我送进监狱。这有什么用呢？强制从来不会让任何人走上正道。尤其对我不适用。你筑一堵墙，我赶快溜走。这样更糟糕。 我一直在低声自言自语：赶快停下来！你只是遭受了初次犯瘾的一点痛苦，可是你要下决心自己帮自己渡过难关。戴特莱夫回来时，你就应该对他说：“我不要海洛因，我要戒毒。你也应该这么做，否则我们就分手。你口袋里有两份海洛因吗？好吧，老朋友，我们打最后一针，明天结束这一切。”我一边说一边感到自己极其渴望打一针。我叽哩咕噜，就好像我在诉说自己的一个秘密：总之，戴特莱夫不会愿意的。你也很清楚你离不开他。别再乱想了：“你已经走到头了。彻底到头了。你的生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可你自己愿意这么做”。 戴特莱夫回来了。我们一句话没有说，就一起溜到选帝侯大街寻找我们的老卖主。我把我的那份毒品装进衣袋里，回到我家，我立刻躲进寝室。 两个星期后，只有戴特莱夫和我在阿克赛尔的房间里。我俩都有气无力。头天晚上，我们没有找到我们想找的贩毒商，另外一个卖主把我们骗了。他卖给我们的可卡因掺假太多了。星期天早上，我们不得不多打一针才支撑得住。现在已经快傍晚了，我们什么毒品都没有，戴特莱夫开始出汗，而我也觉得自己离犯瘾不远了。 我们翻遍了整个屋子，想找一点儿可以卖的东西。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可卖的。从电咖啡壶到半导体收音机，早已被卖了换成毒品。还剩一个吸尘器，可它旧得已经卖不了5马克了。 戴特莱夫说：“小姑娘，我们必须赶快去弄钱。最多再有两小时，我们就会处于毒瘾全面发作的状态，那一切可就都糟了。现在是星期天晚上，我一个人不行，你必须帮助我。最好的办法是你到‘音响舞厅’去偷窃。争取弄到40马克，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嫖客弄到40或50马克，我们还可以把明天早上的可卡因也准备好。你能行吗？” 我说：“我当然可以办到。扒窃是我的拿手戏。”我们约好两个小时后会面。我以前常在“音响舞厅”里扒窃。我一般只须挑逗别人就行了。这一招总是很灵。但是今晚不行，我着急，扒窃花的时间多：必须选好偷窃的对象，事先想好接近他们的办法，有时还要跟他们聊一会儿，尤其是要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扒窃倒是很有趣。 但是我的毒瘾犯了，影响了我的扒窃。半个小时后，我才弄到7马克。我对自己说：“你不行了。”我想到戴特莱夫正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而地铁动物园站星期天晚上只有以家庭为单位外出的人，爸爸、妈妈和孩子们。另外，戴特莱夫又处于犯瘾的状态。我害怕极了。 我走到街上，辨不清方向。我希望在街上再扒窃一次，我成功的机会要大些。一辆“奔驰”车停下来。我已经习惯看见一些大轿车减速并停在“音响舞厅”门前。这里女子的身价比别的任何地方都便宜，一些女子没有2马克一张的门票，就拉客来付门票和几瓶可口可乐钱。 坐在“奔驰”车里的那个家伙向我招手。我认识他。他经常在这一带转悠，他已经不是第一次盯我的梢了。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不想挣100马克吗？”有一次，我问他想用什么来换。他回答：“没有什么殊殊的。”我大声地讽刺他。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大概是这类的问题：“总是看见这家伙，得搞清楚他到底想干什么。你大概还能从他那儿借到一、两个钱。”不管三七二十一，我突然走到“奔驰”车旁边。他让我上车，这里不能停车。我服从了。 实际上，我很清楚会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不是偷窃之类的。对于我来说，那些嫖客们不再是另一个星球的人。这类人我在地铁动物园站见得多了，我也经常听小伙子们的谈话，所以我知道这部刚开始的“电影”的结尾。我知道不能让顾客定条件。我竭力装出高傲的样子，我不发抖。但是我吸了一大口气，我的话还是没有说出来就走样了。 我说：“怎么样？” 他说：“什么怎么样？100马克。行吗？” 我说：“我不做爱。根本谈不上这个。”他问为什么，我情绪波动得厉害，找不到别的话回答他，就只好照直说了：“我有一个男朋友。我不和其他人睡觉。我不愿意这么做。” 他说：“好吧。那你就替我口淫。” 我说：“不，这也不行。这会使我恶心。”我很固执。 什么都不会使他生气。他回答：“行啊，你替我手淫。” 我说：“那可以。100马克。”这时候，我不害怕，只是在想，这家伙大概爱上我了：100马克就为了这个，在选帝侯街，“小雏妓”角，那里的女子并不值钱！我蜷缩着依在车门上，右手抓住扶手。他知道这不是在演电影。 他减慢车速。我惊恐不安。“他肯定不会满意的。他大概会狠狠打我一顿，或者他不会给我那么多钱。”他停了车。我们到了一个公园，离“音响舞厅”不远。我经常从这个公园穿过。这真是一个肮脏的地方，每个角落都是扔下的避孕套和纸手帕。 我浑身发抖，隐隐感到有点儿恶心。但是那个家伙总是很平静。我鼓起全部勇气对他说，完全按照妓女的规矩：“先给钱吧。”他给了我，我还是害怕。刚才并没有说定他不会让我把钱退给他。我常听到谈论这类事情。但是我知道应该怎么办。近来，我们小团伙的小伙子们尽谈论这件事：他们怎样跟嫖客们“耍心眼儿”。他们相互之间也没有别的事可说。 在等待着他脱裤子的时候——他只顾了自己，顾不上注意我——我趁机把钱塞进我的靴子里。行了，他准备好了。我一直坐在“奔驰”车的后排座上，靠着车门。我一动不动，也不看他，我伸出左手。可是够不着。我不得不向那家伙靠拢一点。在抓住那玩意儿之前，我只好先看一眼。 我感到恶心，感到发冷。我眼睛盯着挡风玻璃，竭力去想别的事情。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远处一个闪耀着霓虹灯的广告上，集中到透过小灌木丛看见的车灯上。 完的还比较快。那家伙又掏出他的钱包。他拿钱包的姿式使我看见钱包里装满了大面额的钞票。他大概是想让我吃惊。他又给了我20马克小费。 钻出汽车，我感到自己很平静。我想了一下：“行了，你14岁。一个月以前你还是处女。现在你已经开始拉客了。” 在这之后，我不再去想那家伙以及我所干的事。我甚至还很高兴，因为有了钱。我从未一次有过这么多钱。我不担心戴特莱夫，甚至也不去想他会说什么。毒瘾又发作了，我只有一个念头：打一针。我有运气，立刻碰上了我们的老卖主。他见我有这么多钱就问我：“你哪儿弄的这么多？你卖身啦？”我以盛气凌人的口气对他说：“看你说的，我会干那种事？我都要戒毒啦，而不是想注射毒品。这钱是我爸给我的，他忽然记起他还有一个女儿。” 我花40马克买了四份四分之一克的毒品。四分之一克是毒品市场上的一个新计量单位，大约相当于四分之一克。以前，把四分之一克分作三份，现在这些正好够戴特莱夫和我用。 我走到选帝侯街的公共厕所里，我给自己打了一针。这次是上等的可卡因。我把剩下的可卡因和钱装进学生月票的长夹子里。 整个注射过程只用了一刻钟。因而我离开戴特莱夫正好是三刻钟，我满有把握能在地铁动物园站碰到他。他果然在那儿，一副可怜相。这个星期天下午连一个顾客的影子都没有，不用说，他犯瘾了。我对他说：“过来，我已经搞到了。” 他也不问我是怎么弄来的，什么话都没说。他只是着急一件事：赶快回他屋里。我们径直走到浴室。我从口袋里掏出学生月票夹，递给他一个小包。当戴特莱夫把毒品放在勺子里加热时，他翻看着月票夹，发现了另一个小包和钱。“你在哪儿搞到的钱？”“没有扒窃到钱。也没有别的可干。这时碰到了一个有钱的家伙。我替他手淫。只干了这个，我向你发誓。我本来不该这样做。我这样做全是为了你。”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戴特莱夫脸色苍白。他气坏了。他大吼道：“你撒谎，没有一个人会因为这点就付100马克。这是什么意思：手淫。没有别的？”他说不下去，他毒瘾发作到了高潮，他浑身发抖，他的衣衫全湿透了，他的腿在抽筋。 他把止血带绷在胳膊上。我坐在澡盆边上哭，我认为他有权利发火。我哭着，等待着戴特莱夫的针起作用。只要他一切恢复正常，他就会给我一记耳光，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不会辩解。 戴特莱夫抽出针头，走出浴室——我跟在他后面——一句话也不说。终于他开了口：“我送你去公共汽车站。”我打开第二包毒品，给了他一半。他把毒品装进牛仔裤口袋里。我们走到公共汽车站。我很想让他大吼一番，打我一顿，至少他得说几句。但是什么也没有，没有，一点儿也没有。 公共汽车来了，我没有上去。他转身要走，我对戴特莱夫说：“我对你讲的完全是真话。我替那家伙手淫。就这些。这并不太可怕。你应该相信我。怎么，你不再相信我了？” 戴特莱夫说：“我相信你。” 我说：“真的，是为了你，我才这么做。” 戴特莱夫的声音坚定了一点：“别说傻活。你那样做是为你自己。你当时犯瘾了，你已经有办法了，很好。假设我不存在了，你反正要这么做。明白吗？你现在是一个吸毒者。你的身体已经依赖毒品了。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 我回答他：“你说得对。但是，听我说。你一个人已经不可能弄到够我们俩人用的钱了，我们需要的毒品量已经增加了。我不愿意由你一个人去干。现在，该我去干了，我敢肯定我能赚到很多钱。而且我不做爱，我向你发誓，永远不和一个嫖客睡觉。” 戴特莱夫什么也没说，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肩。天开始下雨了，我不知道他脸上闪动的水珠是雨水还是泪水。又一辆公共汽车停下来，我说：“我们没有走正道。你还记得吗，当我们还在吸大麻和吞服药片时，我们感到非常自由，我们不需要依赖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可现在……我们奇怪地掌握在别人手中。” 又走了三、四辆公共汽车。我们低声说着难过的事情。我伏在他胳膊里哭了。他说：“我们要想办法。我们要戒毒。我们俩得一起戒毒才行。我去弄‘瓦尔隆’毒品。我第二天一早就去办这件事。我们要一起戒毒。” 另一辆公共汽车来了。戴特莱夫把我推了上去。 回到家里，我机械地重复着习惯性的动作。我去冰箱里取酸奶。我坐在床上吃。实际上，这只是我借口把勺子取来，为了第二天早上我注射毒品做准备。接着，我去浴室取了一杯水，为的是洗针管。 第二大早上也跟往常一样。我妈7点差1刻叫醒我。我躺在床上装作没听见。她每隔5分钟来一次。我最后对她说：“是，是，我就起床。”她又进来烦扰我一次。我看着时间一直数到7点1刻。这是她应该动身去上班的时间，如果她不愿意误了地铁的话。因为她从未误过地铁。再说我也应该7点1刻走，这样才能准时到学校。 当我听见房门叭嗒一声关上时，我立刻开始行动。我从放在床角的牛仔裤里掏出小纸包。旁边的塑料袋里有我的化妆品，一包罗斯一汉德勒香烟，一小瓶柠檬酸，针管上罩着卫生纸。针管跟往常一样堵塞住了，由于到处乱飞的烟灰，我把针管浸在水杯里，将可卡因粉未倒进勺子里，又加入几滴柠檬酸，一块加热，又把止血带绑在我自己的胳膊上。这一串动作都是如此机械地进行，就像有的人点燃他们一生中第一支香似的。我经常是打完针后又睡一觉，我只是上第二节和第三节课时才到学校。我在家里打针时，上学总是要迟到。 有时候，我妈终于把我从床上拖起来，让我跟她一起坐地铁。这样，我就只能到地铁莫里斯广场站的公共厕所里注射。这太不愉快：厕所里又暗又臭，而且墙上到处是窟窿，总有些家伙从洞里看女人小便。我老是害怕谁看见我在注射毒品就去叫警察。 我总是把注射器带到教室。以防如果有什么事把我们留在学校，例如一项特殊的活动或者我不能回家去，我就随时随地可以注射。学校的厕所的门没有一个能关得上。于是我的女伴就帮我把门顶住。她知道我的事。班上大多数同学跟她一样知道我的事。但是他们无所谓。在克罗比小区一个吸毒者算不了什么。 我上什么课都睡觉。有时候我干脆头趴在桌上，闭着眼睛。有时毒品的剂量太大时，我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老师们大概早就发现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有一个老师有一天跟我谈起吸毒的事，甚至还问我是否有什么问题。其他的老师则只限于把我看成又懒又笨的学生，并给我打零分。总之，我们的老师多得很，他们中的大数人认为能记住我们的名字就算不错了。我们可以说从未与他们有什么个人之间的交往。 他们很快就对我不做作业不闻不问：我不再做任何作业。他们只是拿出记分册，他们刚一布置完一项作业，我就在我的练习本上写道：“我不知道。”然后交给老师，剩下的时间我就坐在课堂上乱写乱画。我的印象是，大多数老师对学校并不比对我更感兴趣。他们完全不负责任，他们讲课时，只要没有被学生起哄，他们就格外高兴。 过了那个很不错的星期天晚上——我第一次干了挣钱的活儿之后——有一段时间，一切仍然跟往常一样。 我每天都向戴特莱夫发表一篇讲话，向他解释我去偷窃倒没有关系，我不愿意让他一个负担我们俩的需求。戴特莱夫嫉妒得要命。但他也觉得不能继续这么下去，有一天，他建议我和他一道去找活儿。 他对识别嫖客已有一定的经验，他知道他们中有些人既是同性恋者又是异性恋者。一些鸡奸者也很想跟一个女子试一回，只要有一个小伙子在身旁就行。戴特莱夫告诉我选嫖客的方法：选择不做爱。不摸我的家伙。因为有些家伙只愿意别人摸他们。戴特莱夫愿意选这类家伙。他认为我们俩可以挣100马克，甚至更多。 我们俩第一个共同的嫖客是马克勒贝格。这是我们给他取的外号。他是戴特莱夫的一个常客，我也认识。戴特莱夫向我解释，这个顾客要求我做的，就是让我光着上身并且打他。我同意了。我心想，这下我要发泄一下，狠狠地打他一顿。我对戴特莱夫的嫖客总是有一肚子怨恨。马克勒贝格满以为我会跟他们一起去。自然是双份的钱。我跟马克勒贝格约好星期一下午3点，地铁动物园见面。 不用说，我去晚了。马克勒贝格已在那里了。戴特莱夫没有来。戴特莱夫跟所有的吸毒者一样，不可能准时。我猜想戴特莱夫又接了一个客，大概这个客付的钱多，他不得不在这位客的家里多呆一会儿。马克勒贝格和我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戴特莱夫还是没有来。我怕得要命。但马克勒贝格显然比我更害怕。他不停地向我解释，他至少有10年没有与一个女人有过关系。他说话时，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他总是结巴得很厉害，我勉强能听懂。 简直无法忍受，我必须想个办法。再说，我又没了可卡因，我害怕与马克勒贝格还没有搞完就犯瘾。但我越看见马克勒贝格焦急，对自己就越有信心。我最后很傲气地对他说：“来吧，朋友，戴特莱夫不守约。我一个人伺候你，你瞧着吧，我会使你高兴的。但是我们先要把价钱定好：150马克。” 他结结巴巴吐出一个“行”，就转过身去。他满脸不情愿的样子。我抓住他的胳膊，完全由我领着他走。 戴特莱夫给我讲过马克勒贝格的忧伤故事。他是干力气活儿的，快40岁了，从汉堡来。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他小时候挨打差点儿被打扁了。挨他母亲和鸨母们的打，在学校他也挨打。别人把他打得太狠了，所以他说话结结巴巴，现在，他总是需要一顿痛苦才能达到性满足。 我们到了他家。我立刻向他要钱，虽然他是戴特莱夫的一个常客，不必对他存这个戒心。他真的给了我150马克。我很得意，轻而易举就从他那儿得了这么多钱。 我脱掉T恤衫，他递给我一根鞭子。简直跟电影里似的。我觉得我不是我自己。开始，我打得不重。但他哀求我把他打疼，于是我就狠打。他大叫：“妈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听也不看他。可我立刻发现他身上的鞭痕都肿了，甚至有几处皮都破了。真可怕，鞭打持续了一个小时。 终于完了，我穿上T恤衫，立刻跑掉了。我大步跨着楼梯。刚一到室外，我就感到恶心，我就在门前呕吐起来。吐完之后就好了。我没有哭，我不可怜我自己。我很清楚我掉在泥潭里只能怪自己。 我到了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在那里。我没有向他讲什么。由于是我一个人接的马克勒贝格，我只是把150马克给他看。他也从牛仔裤口袋里掏出一张100马克的钞票。我们俩手挽手去买了许多上等的海洛因。这一天真不错。 后来，我几乎一直是自己挣钱给自己买海洛因。我非常成功，我可以挑选顾客并由我来定条件。从不选外国人。在地铁动物园站的女子们看来，外国佬是最差的一类，她们说：他们总是想骗人，又没有钱——他们一般付的钱超不过20或30马克——另外，他们做爱总是想搞个够，又不用避孕套。 我一直不和别人睡觉。这个只能留给戴特莱夫。这是我们惟一的私人生活。我只是用手干，后来采用“法国式”的方法，由我来摸那些家伙，而不是由他们来摸我，这样还不太可怕。我最不愿意让他们碰我。如果他们想碰我，我就骂他们。一点儿也不让步。 我总是愿意立刻就谈条件。我对那些很想与我纠缠的人根本不屑一顾。这种人不自爱，会占去我很多时间。找一个接受我的全部条件的合适的顾客，我往往要花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很少有像我第一次去马克勒贝格家那天那样手中有许多钱。 马克勒贝格是我和戴特莱夫共同的常客。我们有时一道去他家，有时分开去。马克是个诚实的家伙，很喜欢我们俩。显然，靠他劳作的工资，他不能继续付给我们150马克一次，可他总是设法给我们40马克——够买一针毒品的钱。有一次，他甚至把储钱罐给砸了，一分一分地给我数了40马克，又从一个茶托里拿了几个钱添上。我急需时，我能先从他那赊20马克。他有钱时，就赊给我。 马克总是有吃的东西给我们，给我的是桃汁，我最爱喝的饮料。给戴特莱夫的是粗粉布丁——他最爱吃的。这是马克自己做的，而且冰箱里总是有。他知道我很喜欢干完活儿后吃点儿什么，所以他就买了酸奶酪和巧克力什锦。鞭打他对我来说纯粹是一种形式。一旦这个手续完毕，我就吃、喝、与马克聊天。 可怜的马克越来越瘦。他的钱都付给了我们，他却连肚子都填不饱。他很习惯同我们在一起，他与我们一起非常幸福。同我在一起时，他几乎不再结巴。他早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报纸，只是想了解因吸毒过量而死亡的人数是不是没有增加。一天，我来到他家，准备打他一顿挣20马克，可我发现他脸色铁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结巴得厉害。他看到报纸上说，一个叫戴特莱夫·w的人是今年无数海洛因的牺牲品之一。当我告诉他，我刚离开我的戴特莱夫，他活得很好时，马克高兴得快要哭了。他反复劝我们戒毒，这已经是第一百次了，他说那玩意儿也会把我们害死。我冷冰冰地回答他，假如我们戒了毒，就不会再到他那里去了。他不说话了。 我们跟马克勒贝格的关系很奇怪。我们恨所有的嫖客，也恨马克勒贝格。但是我们发觉这个家伙并不坏（大概主要是我们需要40马克时，他从来不找麻烦）。另外，我们有点同情他。实际上，这是一个比我们还不幸的顾客。他孤单一人，只有我们俩。他为了我们毁坏了自己，这点我们从未想到。以后，我们还会毁坏其他的人，我们的顾客们。 我们有时在马克家里过夜，我们睡觉前大家一起安安静静地看电视。他把他的床让给我们，他睡在地上。一天晚上，我们都处在吸毒的恍惚之中，马克勒贝格放着古怪的唱片，戴着一顶长假发，裹着一条上等皮毛的大衣，像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似地手舞足蹈。我们看着他，笑得要死。突然他失脚跌倒了，他的头撞在缝纫机上，他昏过去了几分钟。我们十分担心，叫来一个医生：马克是脑震荡。他为此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 不久，他失业了。他以前从未吸过毒，甚至从来没有试过。他现在身体彻底垮了，被可卡因摧垮了。他求我们去看他，只是看看他。但是不能向一个吸毒者提这种要求，这不合他的口味。首先，他不可能向别人提这个要求，另外，大概主要是他没有时间，他整天都在疲于奔命地弄钱，为给自己买毒品。戴特莱夫向马克勒贝格解释了这些，马克向我们发誓，他一旦有了很多钱就给我们。戴特莱夫不客气地说：“一个吸毒者就好比一个实业家。他每天都要密切注视他的收支平衡。他不能以同情或友谊的借口赊账。” 初次拉客后不久，我很高兴碰见了好朋友。一天，在地铁站，我在等一个客人……我看见了巴普西。这个小姑娘，几个月前在“音响舞厅”向我要过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巴普西屡次从家中逃跑，抓空吸几口海洛因，又被送回她祖父祖母家。 我们互相望着，立刻都明白我们走了同一条路，我们俩紧紧拥抱在一起，对重逢感到十分高兴。巴普西变得瘦骨伶仃，胸和屁股都没有了。但她比以前似乎更漂亮了。她的金黄头发垂在肩上，发式做得真绝，她非常妖艳。我立刻看出她吸足了海洛因。不用细看她的瞳孔，就能发现它胀得像大头针的头那么大。但是，我敢肯定某个不知道内情的人，不会马上想到这样一个迷人的少女是吸毒者。 巴普西很平静。不像我们其他人从早到晚都在搞钱。她向我解释，她不需要去当妓女，她可以给我注射用毒品和吃的东西。 我们走上台阶。无需讲叙我们各自所做的事情。但是巴普西没有立刻告诉我，她从哪里弄来的这些钱和可卡因。她只是向我透露，自从她离家逃跑，她的家里人对她格外严厉。她每天晚上7点到8点必须回家，根本不可能逃学。她的祖母严密地监视着她。 没办法。我追问她。她说：“我有一个常客，一个上了年纪的家伙，他人挺好。我坐出租车去他家。他不给我钱，光给我海洛因。每天给四分之三克。也有别的女子去找他，他也是这么做，他直接给她们海洛因。只不过现在，他爱上了我。我在他那里呆一个小时。当然，我不做爱。绝不这么做。他只是要我脱光衣服，跟他聊天，他不时地给我拍照，或者替他手淫。” 那个家伙叫亨利。他有一个造纸厂。我已经听说过这人，一个很不错的客，直接给海洛因，这样就可以避免东奔西跑地买海洛因。我羡慕巴普西，最晚8点就口到自己家里，安安稳稳地睡到第二天早上，比我们的生活安稳多了。 巴普西什么都有，甚至有一大堆注射器。他们用的是一次性使用的针管，很难搞到。我用的注射器，针尖都钝了，每次注射时，我都不得不在火柴盒的磷面上磨一磨。巴普西答应给我三个针管、三个针头。 几天之后，我碰见了施特拉，也是在地铁动物园站。施特拉是巴普西的朋友。我们相见彼此都很高兴。当然施特拉也在吸毒。她没有巴普西的运气好。她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她的母亲跟一个意大利朋友开了一个小酒馆，并开始喝酒。施特拉总是到钱柜里去偷钱，但是有一天，她从母亲的那个朋友的钱包里偷了50马克，被发觉了。从那以后，施特拉再也不敢回家了。 我们俩立刻讨论起顾客。施特拉在我面前把她最好的朋友巴普西给贬了一通。原来巴普西已经彻底堕落了。那个亨利是个恶棍，是一个又胖又讨厌的老家伙。巴普西跟他睡觉。施特拉说：“要是我，这简直就算完了，跟这么一个家伙睡觉。另外，她随便就跟任何一个客睡觉，只差没跟外国佬睡觉了！经常用手淫，这活儿还可以干。可是怎么能做爱呢！” 我感到震惊，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施特拉这时向我讲这个。不久，巴普西告诉我，亨利是施特拉的常客。难怪施特拉对他的要求了如指掌。后来，我也去了亨利家。 施特拉后来告诉我，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是最“掉价的”。“在那里，尽是些被榨干了的女子以及外国佬。我才不能让讨厌的外国佬一天到晚缠着我呢。” 施特拉接的客是开车的人，在选帝侯街的“雏妓”角，那里的女子几乎全是十三四岁。我认为这么做很可怕，随便钻进一辆小车，无法知道是在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我对施特拉说：“我认为，这比去动物园站还糟糕。有些女子这样干只能挣到20马克。要接两个客人才能买一针毒品，我真不能这么干。” 我们俩争论了近一个小时，争论是去地铁动物园站拉客“掉价儿”呢，还是在选帝侯街拉客“掉价儿”。但是，我们很快都同意一点：如果巴普西跟那个老家伙睡觉，那她就比“掉价儿”的女子更“掉价儿”。 连着几个月，巴普西、施特拉和我几乎天天争论这个有关我们拉客的“名声”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竭力想向自己向别人表白，自己还没有堕落到最低的台阶。如果我们是两个人在一起，就说另一个人的坏话。 当然最理想的就是不要被迫去拉客。我跟施特拉重逢的那天，我们就认为可以不去拉客：我们可以用扒窃或诈骗的手法来弄钱。施特拉很有一些点子。 她有一个最好的点子，于是我们立刻溜到一个大商店“卡德威”里去试验。在厕所里，必须等到妇女们关上小格子的门。一般她们都把挎包挂在门的把手上。一等她们宽衣解带坐在马桶上，我们就立刻从外面把门的把手猛地往下一扳，挎包就落在地上，我们能很容易地从门下伸手捡过挎包。那些妇女们自然不敢追我们到街上，她们穿好衣裤的那功夫，我们早就跑远了。 施特拉和我因而监视住“卡德威”的女厕所。但是每次施特拉都说：“快点儿，我都厌烦死了。”她不想一个人干，也确实需要两个人四只手，以便能尽可能快地把所有的包抢走。所以，我们在女厕所的行动失败了。而且扒窃又需要胆子大，我从来都做不到，也越来越不行了。 这类的尝试失败了几次之后，施特拉和我决定一起去拉客。去地铁动物园站，我坚持要去那里。我们两人一起拉客。拉客很要冒些风险。风险之一是我们喜欢悄悄地进行，但我们互相注视，彼此都知道对方同意去哪儿。俩人一起拉客有安全感，不容易被欺骗，如果一个嫖客不愿意遵守条件，我们就能够更好地防范。而且接客的速度也快得多：一个负责上半部，一个负责下半部，三下五除二就完了。 另一方面，找一个愿意给两个女子付钱的顾客不太容易。有些顾客害怕要两个女子；有经验的家伙知道，一个女子伺候他时，另一个女子可以很快地把顾客的钱包偷光。我们三个中间，施特拉竭力坚持要两个人一起去拉客：因为她看起来已经不怎么像孩子，她比巴普西和我更难拉到客。 巴普西最容易拉到客。因为亨利已经可以提供她所需的东西，所以她只是为我们干。她凭着她那一副13岁的天真少女的脸蛋——她从来不化妆——扁平的线条，她正是那些家伙到“小雏妓”角来寻找的对象。有一次，她一小时内接了5个客，挣了200马克。 戴特莱夫。阿克塞尔和贝尔恩德立刻接收巴普西和施特拉人伙。现在我们是三个姑娘和三个小伙子。我们出去溜达的时候，总是手挽手，我当然是挽着戴特莱夫。但是其他两对中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们只是一个很要好的小团伙。每个人都可以诉说自己的烦恼——实际上什么都说——向哪个伙伴说都可以。当然，大家又不停地吵嘴，这在吸毒帮里是家常便饭。我们堕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只是海洛因及其带来的问题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不敢相信除了连接我们小团伙的东西外，在不吸毒的青年人之间还会有一种友谊。吸毒帮，至少是“初学吸毒”的人中的这些哥儿们义气，对其他一些年轻人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 巴普西和施特拉两个女孩子的到来，给我和戴特莱夫的关系带来了影响。我们像以前一样相爱。但是我们吵嘴越来越多。戴特莱夫动不动就发火。我跟巴普西和施特拉呆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他很不高兴。这是他最不能忍受的。以致于他不再帮我挑选嫖客。我就自己干，或者跟巴普西和施特拉一道干。戴特莱夫指责我跟嫖客们睡觉，他非常嫉妒。 我跟戴特莱夫的关系不再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爱他，我会永远爱他，但我不再依赖他。我不再需要他不停地保护，也不需要他供给毒品。实际上，我们俩现在是许多年轻人所向往的那种现代男女之一：两个人各自都完全独立。我们小团伙中的女孩子们有的几天就戒了毒，而小伙子们却继续吸毒。 总之，我们的“友谊”说穿了只不过是吸毒者的友谊。我们全都变得越来越好斗。我们生活在海洛因和奔忙中，为了钱和海洛因每天都在搏斗，还要对付家里的人——必须不停地躲藏，编造新的谎言来欺骗父母——这一切把我们的神经搞得紧张得快绷断了。我们身上的好斗因素越聚越多，以至我们都不能自我控制，甚至在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 我跟巴普西相处得最好；主要是她是我们中间最安静的一个。我们经常一道去拉客。我们俩买一样的黑色紧身超短裙。里面，我们穿上黑色连裤袜，系上吊袜带。这身吊袜带和黑色连裤袜装束在我们少女的身上，简直令嫖客们神魂颠倒。更何况我们的脸蛋还保留着稚气。 1976年圣诞节前几天，我爸爸动身去休假，他允许我回他住的屋子里住，那里只剩下我妹妹一个人了。他甚至还允许我把巴普西也领去。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巴普西和我拼命吵架，甩出一大堆粗话，吓得我妹妹——她比我小一岁——直哭。她显然不会想到我们的双重生活，而我们吵架时则使用妓女的伎俩。 第二天早上，巴普西和我又成了世上最好的朋友。总是这样，当我们睡了个好觉，我们又平平静静地回到现实，我们一般还是比较安静的。巴普西和我决定不要马上注射毒品，要尽可能地拉长注射的间距。我们经常这样做——一种真正的运动。讨厌的是，我们不谈别的，光谈有一针上等的可卡因在等待我们。就像两个等待圣诞礼物的孩子在想入非非。 我妹妹好不容易才明白我们不是处在正常状态中。她没有想到我们吸毒，她以为我们有别的原因。她很认真地发誓要保守秘密。 巴普西去找给白奶酪加香料的东西——今天，她选择了草莓香精——她最喜欢这个。她几乎只吃加香料的白奶酪。我的食品一点儿也不复杂：白奶酪、酸奶、布丁、选帝侯街地铁站卖的一种煎饼。我的胃承受不了别的。巴普西在准备她的混合奶酪。就像庆祝宗教仪式一样：我们三人都在厨房，巴普西郑重其事地在准备食品，我和我妹妹虔诚地盯着她。过一会儿，我们仨人将高兴地品尝这一堆早餐白奶酪。吃完东西，巴普西和我要去注射毒品。 巴普西搅拌完的奶酪，变成了一个大雪人。可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叫我妹妹先吃饭。我们俩立刻跑进浴室关上门。我们已经犯瘾了。 我们只有一只可以使用的注射器，我说我先打。 巴普西发脾气了：“为什么总是你第一？今天我第一。因为这是我的可卡因。” 这下气坏我了。的确，她总是经常比我们的可卡因多，因而会给我们一些，但是我不能忍受她拿得更多。我对她说：“听着，老朋友，你别夸口。你打针占的时间太长。”这是真的，她打针少说也要用半个小时。她的静脉看不见。假如她第一针没有扎准，她就惊慌失措，不断地扎，她会越来越慌。如果她最初扎准了，那真是运气好。 那时候，我没有这类的问题。或者由戴特莱夫给我注射——这是他的一个特权——或者我瞄准一个地方，自己用左手扎。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胳膊上形成了血栓，我的皮肤成了毡纸。于是，我也找不到下针的地方了。 那天早晨，终归是我赢了。我拿着针管，一扎就扎准了，注射只用了两分钟。这一针打得很可怕。我的血液沸腾。我感到热，太热了！我用凉水冲脸，冲完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开始在屋里到处乱翻。 巴普西坐在澡盆边上，把针往胳膊上扎，又开始了她的“表演”。她喊叫：“混蛋，人都快憋死了！打开该死的窗户。” 我打了针，感觉很好，这个女子我不怕她。我回答她：“别来烦我。你嫌闷，是你自己我的。” 巴普西把血弄得到处都是，还没有找到静脉。她越来越紧张，大叫：“这屋里怎么没灯呢？给我拿灯去。到寝室里给我拿灯去。” 我很不情愿地去把灯拿来。但是巴普西还是没有找到静脉，我害怕我妹妹发现，最后我帮她注射。这样巴普西总算打完了针。她立刻安静下来，认真清洗针管，擦净澡盆上和地上的血迹。她不再说一句话。 我们回到厨房，我准备吃白奶酪。可是巴普西却抱着沙拉盆，一个人吃。她使劲强迫自己吃，把沙拉全吃光了。她只是对我说：“你最知道为什么。” 我们俩人都很高兴在我父亲屋里住了几天。从第一天早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什么原因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吸毒者，久而久之，吸毒者都成了这个样子。吸毒破坏他与别人的关系。甚至在我们的小团伙里——大概我们都还太年轻——我们相互间也争吵不休，我一直认为，这很不正常。 我跟戴特莱夫的争吵越来越凶。我们的身体已经被损坏了。我身高1米69却只有43公斤，戴特莱夫身高1米76，只有54公斤。当我们感觉格外难受时——这是常有的事——我们都很烦燥，互相谩骂，都想骂到对方的痛处，突然甩出租俗的语言。对于戴特莱夫和我来说，痛处就是卖淫（当我们不吵架时，我们故意把这个看成是次要的，纯粹是例行公事）。 例如，他说：“你以为我想跟一个与肮脏的嫖客睡过党的女人睡觉吗？” 我说：“我最厌恶一个跟鸡奸者鬼混的人。”如此等等。 大多数的时候，我最后都要哭起来。情况也不总是一样：有时戴特莱夫什么事也没有，有时我们俩人都哭。当我们其中一人犯瘾时，另一个很容易把对方彻底击垮。随后俩人又像两个小孩似地，互相拥抱着蜷缩在一起，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每个人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堕落的身影。我们互相厌恶，因为我们都很丑恶，于是我们彼此攻击与自己干同样事的对方，想表示自己还没有丑恶到这种地步。 这种谩骂、好斗当然也发生在不认识的家伙们之间。在地铁站，我一看见提包购物的有钱阔妇人就发怒。于是，我嘴上叼着一根点燃的烟，钻进不准吸烟的车厢。如果她们表示抗议，我就对她们说，如果你们不高兴就请到别处去。我最喜欢从最后一排座的阔妇人的眼皮底下偷东西。这使全车厢的人都气愤，有时，人们粗暴地把我赶出来。我的所作所为我自己都气愤（看见巴普西和施特拉这样做我也生气）。但是我又不能制止住我的行为。 我完全不再管别人怎么看我。当我浑身痒得难受时——随时都会出现，一件衣服碰了你，甚至只是隔着化妆层——我就搔痒，根本不管旁人。我一点儿也不难为情地在地铁里脱下靴子，或者把裙子撩到肚脐，我惟一看重的，是小团伙的伙伴们对我的看法。 在吸毒帮里，有一阵子什么都不重要。吸毒者到了这种地步，他也不再属于哪个团伙。我认识几个“老吸毒鬼”——他们注射毒品已经至少五年了，还没有死。我们对他们的看法很复杂。这些铁石心肠的人给我们印象很深，我们给他们的评语是：个性很强。给人讲认识他们，对我们有好处。另一方面，我又瞧不起他们：他们才是彻底的堕落。尤其是他们使我们这些年轻吸毒者产生恐惧心理。这些家伙连一丝一毫的道德、良心或同情心都没有了。一犯瘾，他们能痛打你，让你交出可卡因。这伙人中间最坏的一个叫马努·勒—菲鲁。所有人都这么叫他，他的外号对他真是名副其实。一看见他，那些卖毒贩子溜得比见了警察还快。只要他抓住一个卖毒贩子，就把可卡因全抢走。很简单，他一个人用。没有一个人敢反抗。所以，至于那些小吸毒者们，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次，我正在注射时被他撞见。我刚刚躲进一个厕所里打针，突然我看见一个家伙从隔板上跳下来，正好落在我面前。是马努·勒—菲鲁，别人早就告诉过我，这是他的惯用伎俩：躺在女厕所，等一个女子进来注射毒品。我知道不给他肯定要打人，便立刻把毒品和针交给他，他走出去，站在一个镜子前，自己打针。往脖子上打。这个家伙什么也不怕，这是他惟一还能扎进针的地方。他像一口猪似地喷血。我想他大概把针打进了动脉。他不再看。对我说：“谢谢。”就走了。 至少我永远不会达到这种程度。我敢肯定。因为要想跟马努·勒—菲鲁活得一样长，必须身体非常结实。我可不是这种身体。 在我们的小团伙里，一切都越来越围着拉客和接客转。小伙子们的问题跟我们的一样。大家还是互相感兴趣，互相帮助。我们小团伙里的女孩子也互相交流经验。慢慢地，我们接客的圈子缩小了。对于我来说是新客，大概早已是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常客。必须搞清楚怎样坚持。 有些嫖客好一些，有些差一些，有些家伙最好是要避开。这种分类的方法，人的好恶感不起什么作用。我们对于嫖客的职业。家庭情况等等也不感兴趣。我们从不谈论他们告诉过我们的他们的私生活。我们只注意他是否是一个“好顾客”。 “好顾客”的含义之一就是，他非常害怕传染性病，因而使用避孕套。可惜这种人太少了。大多数女子都是业余拉客，最后都染上了病。她们不去找医生看病，害怕医生发现她们吸毒。 “好顾客”也指只要对方替他手淫，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要求的家伙。这样可以避免讲条件浪费时间。但是我们把下列这类人也算在“好顾客”之列：他比较年轻，不太胖，不把我们当商品看待，对我们比较好——有时甚至还经常邀请我们吃晚饭。 但是最主要的标准，当然是出的价钱：他愿意按对方的服务来付钱，应该避免的是：不守信用的家伙，一到了旅馆，就以威胁来欺骗，或者用甜言蜜语说服你增加服务项目。 后来，我们女孩子之间就最坏的顾客互相交换情况——尽可能详细地描叙顾客的外貌特征：那些事后就用武力把钱抢夺回去的家伙，其借口是他们不满意。 1977年到了。我几乎什么也感觉不到。春夏秋冬，圣诞节或新年，对于我来说，每天都一样。这些节日临近，我就只可以接到一、二个客，所铮的钱就相当于圣诞礼物了。总之那些过节时日，几乎没有客。我连着几个星期如同在云雾里。我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感觉不到。我完全只想自己，但是我又不知道我是谁。有时，我甚至不清楚我是否还活着。 这个阶段只有几件事我勉强记得。而其中任何一件都不值得我的脑子去记它。 一月底的一个星期天。 清晨我回到家里，感觉很好。睡在床上，我想自己是一个刚刚从舞会回来的小姑娘。她认识了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她爱上了他。现在我只有在梦中才感到幸福，我梦见我是另外一个人。我最喜欢做的梦，就是梦见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十几岁的少女，就好像可口可乐广告牌上的那个一样。 中午，我妈叫醒我，并且把午饭给我端到了床上。我星期天在家时，她总是这么做。我强迫自己吃了几口。太难下咽，除了酸奶。白奶酪和烘饼以外的任何东西。我拿起我的塑料包：它已破旧不堪，提手没了，到处都开了口子，因为时常把我的外衣往里塞，还有针管和香烟。我什么都不在乎，根本想不到该换一个包了。更想不到提这包应该避开我妈。我夹着包，走进浴室，把门关上。在我家，别人都不关门。同每天一样，我已经不认识镜子里的我了。这副面孔不是我的。这副皮包骨的身架也不是我的。我的身体没有什么感觉。生病时，身体甚至都无反应。海洛因把身体弄得不知道饿，不知道温暖，不知道发烧。只是犯瘾时，身体才有感觉。 我站在镜子前，准备注射。我极其渴望打一针。这一针有点特殊，因为是灰色毒品。我们这么称呼以区别白的——白色的或近白色的毒品——一般市场上常见的。灰色毒品是一种灰里带绿的粉未，很不纯的海洛因，但它可以产生闪电般的快感效果。它直接作用于心脏，所以用量大小要格外小心：如果用多了，人就会死，但是我强烈渴望这一瞬间的刺激。 我把针扎进静脉，我开始喘气，血立刻涌上来。我过滤了几遍灰毒品，但它还是含了大量的杂质。这下好了：针头被堵了。这是最糟糕的，针头正好在节骨眼上堵住了，因为如果血凝在针管里就毫无办法，只能扔掉药品。 我使劲推针管让那些脏东西流过去。我的办法还好，又能使了。我又把针扎进去想一直打完最后一滴。针头又堵了。我气坏了。还有八到十秒我就可以有闪电般的效果。我用全力支撑着自己。心脏飞速跳动，鲜血喷涌，澡盆里满是血。 原来，闪电般的刺激的说法是假的。只是心脏区产生阵阵巨大可怕的痉挛。就像有千万根针扎我的头皮。我用两手抱住头想阻止它开裂——就像有人在打我的头。突然我的左手瘫痪了。 等我能动弹时，我用擦洗刷把澡盆的血迹擦掉。洗脸池、地上、墙上到处弄得都是。好在都有油漆层，很容易擦掉。我正在擦洗，我妈来敲门。她大叫：“开门。让我进来。为什么关门？这又是你的一个怪毛病。” 我说：“得了。我马上就完。”她搞得我很紧张，偏偏在这会儿烦扰我。我像一个疯子似地赶快擦。我慌慌张张，有几处血迹没有擦掉，又把鲜红的擦洗刷忘在洗脸池上。我一开门，我妈就进来了。我什么也没想，只以为她要小便。我拿起塑料包回到寝室，又躺下，点燃一根香烟。 我刚吸了一口烟，我妈就冲进我房间。她大叫：“你吸毒！” 我说：“你没睡醒。谁让你这么说？” 她扑向我抓住我的胳膊。我也不反抗。我妈立刻看见刚打的针眼。她拿起塑料包，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注射器、烟丝、羊皮纸片，都掉了出来。纸片用来包海洛因，我总是留着这些纸片：我犯瘾而又不可能弄到毒品时，我就用指甲刮纸片，用刮下来的海洛因末打一针。 我妈不再需要其它的证据。另外她一看浴室的情景就完全明白了：除了刷子和血迹，她还捡到了炭黑——我加热毒品时从勺子里掉出来的。她早就读过有关海洛因的文章，对这玩艺儿也略知一二。 我不否认。我泄了气，尽管我刚打了很可怕的一针。我哭了，说不出一句话。我妈什么也没说，她浑身发抖。这对她震动很大，她走出了房间。 我听见她与她的朋友克劳斯谈话。她又回来。一会儿，她看上去稍微平静了一点儿，问我：“你不能抵制那玩艺吗？你不愿意戒毒吗？” 我回答她：“妈妈，老实说，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你可以相信我。我实在想摆脱那个肮脏的玩艺儿。” 她说：“好，那我们一起来。我去请个假，以便能在戒毒期间一直陪伴你。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说：“太好了。但是还有一点儿事。没有戴特莱夫我戒不了毒。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他也想戒毒。我们以前经常谈论这件事。” 我妈很惊讶：“什么，戴特莱夫也吸毒？”她以前认为他不错，很高兴我有这样一个热情的朋友。我回答：“戴特莱夫当然也吸毒。你还以为我一个人吸毒？他本来不准我吸毒。但他也不愿意我一个人戒毒。” 我突然感到很好。我一想到戴特莱夫要同我一起戒毒就很高兴。再说这也是我们很久以来的一个计划。但是我妈的状态极其悲惨，脸发青。我心想她随时可能晕过去。戴特莱夫的事使她又遭到一次打击。让她知道这事已经持续了两年而她却一无所知，什么也没有觉察出来，这也是沉重的一击。现在，她又开始怀疑，想知道我从哪里弄的钱。她很快想到了：卖淫。 但是，我不能。我没有勇气告诉她实情。我撒谎：“我扒窃。我总是可以找到一些人给我马克。我也时常去给别人干家务活儿。” 我妈不再问下去。同往常一样，她很高兴听见我的话减少了她的担心。总之，她今天知道了很多事情。她还算不错，她可怜我。看见她这样做使我很内疚。 我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动身去找戴特莱夫。他不在地铁动物园站。他也不常去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家。 晚上，我们去看戴特莱夫的父亲。他的父母也离了婚。他父亲是一个职员。他很早就知道戴特莱夫吸毒。我妈责怪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起过这事。他几乎快哭了。儿子吸毒又卖淫，对他来说这太可怕了。他很高兴看见我妈果断地做出决定。他不停地说：“是的，应该想点办法。” 戴特莱夫的父亲在抽屉里存了许多安眠药和镇静剂。他都给了我。因为我告诉他，我们没有瓦尔隆。没有瓦尔隆，戒毒太可怕了。我拿了4、5个曼特拉克，50个瓦里姆。回家路上，在地铁里，我吞了一把药片，因为我感觉要犯瘾了。药比较管用，我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早上，戴特莱夫来敲我家的门。他正在犯瘾。我认为他这样来我家里很好，说明他没有打针。他知道我没有可卡因。他说：“我跟你一样准备戒毒。”多么好的小伙子！ 戴特莱夫跟我一样真心希望戒毒。他对所发生的事感到高兴。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两人一起戒毒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经常是其中的一个重又吸毒，把另一个也拉下水。我们听说过戒毒，但我们却抱有幻想。我们自以为我们与别的吸毒者不同。我们仍旧觉得我们其中一人去戒毒，是不可想象的。 多亏了戴特莱夫的父亲给的药片，早上算平安地过去了。我们谈论着我们“今后”的生活——我们把它看成是玫瑰色的——我们决定明天或以后，一定要勇敢地挺住。我们很幸福，尽管痛苦又来了。 下午，我们又犯瘾了，难忍难熬。我们大把地吞咽着药片，用一杯杯的酒送下去。但无济于事。我的腿突然不听使唤，腿弯得像灌了铅。我躺在地上伸展腿，想把它伸直，活动活动肌肉。但是我的腿不听使唤。我把腿靠在衣柜上，腿紧贴着衣柜，但无法伸直。我滚到地上，可我的脚却不知为什么紧贴着衣柜。 我出了一身冷汗，眼睛里都是汗水，我很冷，直发抖，这个该死的汗出得要命。这大概是我身体的各部位在往外冒毒品。我简直像经历了一场驱魔法。 戴特莱夫更糟糕。他完全爆发了。他冷得发抖，可又脱掉了衬衫。他走到我喜欢坐的位置上，靠窗户的一个角落。他好像是跑到位置上去的：他的腿细得像火柴棍，不停地走动，可怕地颤抖着。甚至已经不是发抖，简直是“地震”。他不停地擦掉满脸的汗水，他弯成了两节，痛苦地吼叫着。他的胃在痉挛。 戴特莱夫发出的臭气比我还要厉害。我们把整个屋子弄得很臭。我记得听说过吸毒者的友谊从来抵挡不住成功的戒毒，但我还是爱戴特莱夫。尽管他发出臭气。 戴特莱夫爬起来，拖着身子走进我的寝室，站在镜子前说：“我受不了了。我戒不了毒。真的受不了。”我没有话回答他。我没有力气说出鼓励的话。我尽量不像他那样去想。我竭力强迫自己去想一本惊险小说。我翻动着一本画报，我难受时就撕掉它。 我的嘴和嗓子干得要命，可嘴里又满是口水，吞也吞不下去。我光咳嗽。我又呕吐了。地毯被弄得很脏。吐出的是一种白色沫状的东西——我的狗吃了青草后吐出的就像这种东西。我咳嗽，呕吐，又咳嗽又呕吐…… 我妈一直呆在客厅。当她来看我们时简直不知所措。她不停地跑商业中心买一些我们根本咽不下去的东西。最后，她给我拿来了最好的麦芽糖。这个还行，我的咳嗽止住了。我妈打扫地毯。她真不错，可我连“谢谢”都没有力气说出来。 后来药片和酒还是起了作用。我吞了五片瓦里姆和两片曼特拉克，又几乎喝光了一瓶酒，这是一个常人几天才能消费掉的东西。我的身体刚开始有所反应，因为它在戒毒。至少现在我安静了。我躺在床上。我的床旁边又安了一张床，戴特莱夫也躺下了。我们谁也没碰谁。每个人完全被自己消耗干了。我处于半睡眠状态。我睡着了，但却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感到种种痛苦。我做梦，我思考。一切都同时进行。我觉得每个人，尤其是我妈，都能够像看一本书似地看透我的肮脏的想法。看见我有许许多多恶心的东西。我厌恶我的身体。如果它能被掏空，能脱离掉我就好了。 晚上，我又吃了几种药片。一个正常人吃这么多药是会死掉的，而这只能让我睡上几个小时。一个梦把我弄醒：我是一条狗，人们对我很好，有一天，人们把我关在一个笼里折磨至死。戴特莱夫乱伸胳膊腿，猛地一下把我打醒。灯点亮了。我床旁边是一床全是水的被子和一条浴巾。我妈把它们拿走了。我擦了一下满是汗水的脸。 戴特莱夫睡得好像很死，但他整个身体在抽动，他的腿在蹬，胳膊在晃动。 我现在感觉好点了。我有了力气，用浴中给戴特莱夫擦额头上的汗。他一点儿也没有察觉。我知道我一直爱他，狂热地爱他。过了一会儿，我迷迷糊糊——我又困了——我感到戴特莱夫在用手理我的头发。 第二天早上，我们明显好多了。按老规矩，戒毒的第二天会更厉害，可我们不是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第一次戒毒，比后来我们的戒毒容易多了。中午，我们甚至开始说话。开始是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后来又谈起我们的未来。我们发誓再也不吸海洛因和LSD，也不吃药片了。我们想过宁静的生活，置身于安静的人中间。我们将吸大麻，同以前一样——对于我们，那时候是最好的阶段——因为我们想结识吸大麻烟的朋友，这些人一般很和气。而对酗酒者，我们要避开，那是些好斗的家伙。 戴特莱夫将去找工作。“我得回去看我以前的老板，我告诉他我曾经胡说八道，现在我明白了，我变得讲道理了。我的老板总是很能理解人。我要重新开始我的学徒工作。” 我呢？我要当一个勤奋学习的学生，我要获得毕业证书，争取参加中学毕业会考。 这时，我妈进来了。一个好消息：她去找医生开了瓦尔隆的处方。戴特莱夫和我遵照医嘱每人吃了20滴。瓦尔隆对我们很有效。我们只是得注意不要过度使用，那瓶药我们必须用一个星期。我妈为我们准备甜食——我们饿极了。她给我们买来冷饮。总之，一切我们想要的东西。一大堆书报杂志和连环画。以前，我认为连环画最没意思，现在我不只是翻一下。戴特莱夫和我一起仔细地看，几乎每一页的画面，俩人很可笑地弯着腰看。 第三天，我们坚持住了。当然我们总是在吃药：瓦尔隆，也吃一些瓦里姆，全都用酒送下去。我们的身体还时常在抵抗戒毒并释放毒素，但总的来说，我们感到很好。第三天晚上，我们很久以来第一次做爱，因为海洛因使得我们没有性欲。自从我首次做爱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不是处在恍惚状态中。真是好极了。很久以来，我们就曾这样相爱，这样亲密。我们久久地躺在床上，互相抚摸；我们还在出汗。实际上，我们第四天就可以起床，但我们又在床上躺了三天，互相亲热了一番，让我妈周到地照顾我们，又吃了许多瓦尔隆、喝了许多酒。我们认为戒毒也不可怕，摆脱了海洛因真好！ 第七天，我们起了床。我妈很高兴。她拥抱我们。我们刚度过的这个星期改变了我同我妈的关系。我对她怀着一种类似友谊和感激的心情。我也很高兴重新得到戴特莱夫，重新得到这个幸福。我总是认为这样的小伙子世上再找不出第二个。如果对于其他的吸毒者，戒毒扼杀了爱情，那我们正好相反，我们比以前更加相爱。真是太妙了。 我们对我妈说想出去透透空气；我们关在小屋子里呆了一个星期。她同意了。“我们上哪儿去？”戴特莱夫问我。我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向他提议。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没有地方可去。我们所有的伙伴都是吸毒者。所有我们认识的地方，我们仍感到自在的地方，都是我们注射毒品的地方。去看那些吸大麻的伙伴们吗？我们不想再跟他们有什么来往。 突然，我感到不太好。我们没有瓦尔隆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点紧张，想出来走走的原因。但是我们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我忽然感到精疲力尽，空空荡荡！海洛因，别了。可我们不知上哪儿去。 我们向地铁走去。甚至没有做决定，我们就机械地向那个地方走。我们无意识地、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住一样。我们又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从我们动身起，就一直沉默，现在终于开口了：“至少应该去向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说声再见。他们大概还以为我们坐班房或进坟墓了。” 我忽然松了一口气：“当然。应该告诉他们我们戒毒了。大概我们还能说服他们也这样做。” 我们立刻碰到了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他们有许多可卡因，这是很不错的一天。戴特莱夫向他们讲了。他们认为我们做得好。在祝贺了我们之后，他们说他们要回家去打针。戴特莱夫和我互相看了看。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都笑了。我冒出一个念头：“第一天肯定很疯狂。”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们可以偶尔打一针，这样最好，只要不依赖它就行了。必须注意不要重新依赖毒品，因为我想象不出还会戒一次毒。” 我兑：“当然，偶尔打一针，太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准备，我们知道防备海洛因。”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我只有一个念头：打一针。 戴特莱夫对阿克赛尔说：“你能给我们一点儿吗？有机会我们就还你，一言为定。”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认为我们最好还是考虑考虑，并告诉我们，下个星期他们也要像我们一样去戒毒。只等去找瓦尔隆了。重新找工作，只是偶尔打一针，这该多好。 离开我妈的房间才两个小时，戴特莱夫和我又处在注射毒品后的恍惚状态之中。这太妙了。我们手挽着手在选帝侯大街闲逛。在虚幻状态中散步简直太妙了，不急不慌，也不为第二天的可卡因操心。戴特莱夫很高兴地对我说：“明天早上我们做做锻炼，一天不碰海洛因。” 我们自以为像铁一样坚硬。我们天真地认为在我妈屋里度过的难受难忍的一个星期是一次真正的戒毒，虽然我们的身体注射了海洛因。但是相应地，我们又吃了瓦尔隆。瓦里姆，等等。我们甚至没想一想在肉体上戒毒以后怎么办。我妈也太天真。她很希望我们摆脱那玩艺儿。她怎么能想到她的愿望落空了？ 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见过的例子多了。但是我们不愿意正视这些事实。再说我们还是孩子，太幼稚的孩子。再多的教训，也改变不了我们。 我们坚持了近一个月。我们成功地做到了我们发誓的：不拉客。我们有一点钱时偶尔打一针，或者别人给我们一点儿海洛因。只是——当然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总是在伺机寻找弄钱的办法，或者找好心的人给我们海洛因。 这一个阶段很不错。我没有上课——我妈想让我在戒毒的头几个星期过得愉快。她同意戴特莱夫继续住在我家。戴特莱夫又重新向我显露他的个性，我更加爱他，尽可能地爱他。他没有忧虑。快活，想法多极了。我们俩心情一直很好，充满了活力。至少我们装成这个样子。 我们在森林中散步。有时，我们带着我的两只小猫，我们让它们爬树。我们几乎天天晚上做爱。一切都很好。我们有时连续三天不注射毒品。当我们弄到海洛因，我们便赶快离开肮脏的地铁动物园站。我们喜欢去的地方是选帝候街：我们混在有钱人的人群中散步。实际上，我们应该像他们那样——只有一点儿不同。总之，我们想向世界显示，虽然我们注射过毒品，但我们不是吸毒者。 我们去迪斯科舞厅，完全陷入虚幻状，我们看见其他的人——有教养的年轻人和有钱人——我们认为我们几乎跟他们一样，完全不是吸毒者。有时，我们一整天都呆在屋里。我趴在窗户上，戴特莱夫抓住我的腿，我就能摘到几片树叶。我们拥抱亲吻，我们像疯子似地看书看报，一天的四分之三时间我们像两个快活的傻子一样。我们从不认真谈论我们的未来。有时候我忽然觉得不舒服，但这种情况很少。当出现这种问题，例如，戴特莱夫和我就一个很愚蠢的事情争论起来，我想不通时就反复思考，我害怕有时候为了一点儿愚蠢的小事失去自我控制。这时候，我往往想打一针——因为它一下子就可以驱散任何烦恼。 但是真出现了一个问题。克劳斯，我妈的朋友，因为戴特莱夫而找了许多麻烦。他说房子太小不能让一个外人住在里面。我妈不敢反驳他。而我呢，只有再一次无能为力，如同克劳斯命令我把我的狗弄走的那天一样。一切全完了。美好的日子又结束了。我必须回学校，戴特莱夫不能与我过夜。 我没有觉察到我已缺了三个星期的课。总之，我很久以来就缺课了。我又有了一个新问题：抽烟。我没有吸毒时。我一天抽四五包烟。久而久之，从第一节课起，我就支撑不住了，我走出教室到厕所里抽几支烟。我一上午不停地抽，抽得直恶心：我呕吐在卫生纸上。我很难得真正坐在教室里。 三个星期以来第一次，我一整天没有见到戴特莱夫。第二天，我有一个预感，我放学后跑到地铁动物园站。我的戴特莱夫在那里。他在等那种人。 我很厌恶地看着他站在肮脏的地方等待恶心的家伙。他向我解释他一个钱也没有。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又去阿克赛尔和贝尔恩里德家去睡觉，每天来地铁动物园站拉客，又每天打一针。如果我想见他，我也必须回到动物园站。我只有他。没有其他的人。我不能没有他。因而我又回去了，几乎天天在地铁动物园站。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