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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理论建设中取得的成果，及这些理论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扩散和渗透，弗洛伊德在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大。这十年间的胜利，奠定了弗洛伊德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地位。 一九二一年七月，艾丁根请维也纳雕刻家保罗·柯尼斯贝格为弗洛伊德塑半身像。“委员会”的成员为庆祝弗洛伊德六十五寿辰，决定把塑像原型买来，送给弗洛伊德作纪念。 弗洛伊德半身塑像的出现，意味着“弗洛伊德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一直到弗洛伊德死后，弗洛伊德成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崇拜对象之一。 一九二四年五月，英国外交大臣巴尔佛在耶路撒冷市希伯来大学建校典礼上说：“对人类现代思想起着重大影响的，有三个人：柏格森、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而这三个人都是犹太人。”巴尔佛的这段评论显然并不全面。但是，不管巴尔佛怎样说，他对弗洛伊德的评价倒是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弗洛伊德在近代和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当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在六十五岁之后享有越来越高的盛誉时，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在六十五岁以后，弗洛伊德本人的遭遇并非平坦和舒适。他除了受到社会危机的压力和理论上反对派的攻击以外，身体越来越衰老，而更严重的是，从一九二三年起，潜伏多年的下颚癌开始恶化，使他忍受了肉体上的巨大痛苦。所以，他必须在克服内外困难的斗争中发展自己的事业。 一九二三年，当弗洛伊德六十七岁的时候，他发现右颚显著地膨胀起来。但他并没有把疾病告诉任何人。他自己并没想到这是致命的下颚癌的前兆，所以，他自己不声不响地去医院看病，并动了第一次手术。动手术后，晚上经常出血，但他仍然对自己的疾病不介意。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疗自己的病，以致下颚迅速地萎缩，难以开口。四个月后，他的下颚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只有靠止痛药才能制止痛苦。 疾病的迅速恶化对弗洛伊德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他立志要在战后完成的事业和目标是很宏伟的，他希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站住了脚跟的精神分析学能迅速地传播到全世界各个有关的科学领域。因此，他计划在理论上、实践上和组织上进一步推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在理论上，他的建设重点是论证潜意识的“本能”性和把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应用到文学艺术、宗教、教育、社会学、文化史、人类学等广阔领域；在实践上，他则着重革新精神治疗法，使精神治疗法更牢固地建立在现代医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遗传学等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而在组织上，他计划进一步扩大原有“委员会”的范围，并使已经活动多年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获得发展。 一九二三年，当弗洛伊德发现了自己的严重疾病的时候，又有一件使他万分悲伤的事情发生：他的小外孙、苏菲的第二个儿子海纳勒突然因患肺结核而死去。这个孩子是弗洛伊德所见到的孩子之中最聪明的一个。 弗洛伊德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告诉钟斯说，他遭受到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打击，而且，“这种无尽的悲伤已经深深地潜入内心深处，分秒不离地伴随着我的工作。”弗洛伊德说，由于这一打击，“在我的思想中已经激不起智慧的火花，我已经很久没写一行字。”在这之后不久，弗洛伊德又说，海纳勒之死“给我一次不可言状的打击。”“在这之后，我再也不对任何新鲜的事物感兴趣。”但是，他又说，海纳勒之死给他的沉重打击转化成为巨大的动力，促使他除了发展科学的雄心以外再也不对其他事物感兴趣——他说自己已对其他的一切都麻木了，心中唯有一个信念：努力啊，努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非要达到自己的目标不可。 为了更有力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他很重视组织上的建设。 在组织上，他一方面扩大“委员会”的名额，另一方面扩大国际分析学会的规模。 他首先建议由钟斯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代理会长，同时建议艾丁根加入“委员会”。接着，弗洛伊德又让他的女儿安娜加入”委员会”。象安娜那样，获得这样高的荣誉而加入“委员会”的妇女，还有洛·沙洛姆、玛丽·波拿巴特和钟斯的妻子卡德林。 与此同时，在维也纳正式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建立对于推动精神分析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自从该出版社建立以后，二十多年中，共出版了几百本书，并在一九二四年出版了第一版的《弗洛伊德全集》，发行了五种关于精神分析学的杂志。这个出版社得到了冯·佛伦德的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他共支付了五十万美元的捐款。 自从一九二二年以后，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继续按例行规定每隔一、二年召开一次大会。 一九二二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柏林召开第七次大会。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因在学术上成绩卓著被推选为学会会员。 在这段时间内，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又面临着新的分裂。兰克和费伦齐，背着“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撰写了一本论述精神分析学发展过程的巨著——《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这本书在一九二三年年底出版，震动了国际学术界，特别震动了“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使弗洛伊德及“委员会”其他成员感到不满的是，这本书在出版前未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而且全书的观点明显地背离了弗洛伊德的“正统”观点，其最突出的是非常轻视儿童时期的生活经历对形成潜意识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把重点放在“此时此地”的经验上。 一九二四年四月，在萨尔斯堡召开了第八次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大会，阿伯拉罕被选为会长。本来，弗洛伊德希望在这次大会上进行一次开诚布公的讨论，以便在内部解决矛盾和分歧，加强团结。但弗洛伊德因患感冒未能参加大会，兰克和费伦齐根本拒绝在会上讨论他们的问题。兰克自己在大会召开后的第二天便离开大会前往美国。 在这一年，精神分析学会继续在欧美各国获得发展。“精神分析训练研究中心”纷纷在柏林、维也纳、伦敦和纽约建立起来。 一九二五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洪堡召开第九次大会。安娜代表她父亲宣读论文——《论两性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 在这一年年底，阿伯拉罕患肺癌而死。虽然在最后几年内，阿伯拉罕曾同弗洛伊德发生争执，但弗洛伊德仍然很尊重他，弗洛伊德很珍惜他同阿伯拉罕的友谊。他在为阿伯拉罕所写的悼文中引用了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诗文：“一位终生昂然挺立而又纯洁的人”。这是对阿伯拉罕的最高的评价。弗洛伊德写信给钟斯说：“夸大一个人的死，是我所不肯做的事，我尽力避免这样做。但我认为上述引文对阿伯拉罕来说是很切实的。” 阿伯拉罕死后，艾丁根继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长，安娜担任学会秘书。 一九二五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自传》。这本书系统地、概括地总结了精神分析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突出了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在学术上和理论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弗洛伊德在同一年还为法国的《犹太人评论》杂志写了一篇论文《对精神分析学的抵制》。同时，弗洛伊德还发表了两篇医疗方面的论文——《否定》和《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后一篇文章是由安娜在洪堡大会上宣读的。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的下颚癌恶化，而且他还得了心绞痛。经医生诊断，病因很可能是精神上的过度忧虑和过量的抽烟。为了治疗疾病，弗洛伊德每天早晨坚持到郊外散步。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七十寿辰的时候，很多人来祝贺他。维也纳各报和德国著名报刊都写专文庆祝弗洛伊德的成就。在这些专文中，最好的两篇是由布洛伊勒和史蒂凡·茨威格写的文章。 与此相反，维也纳的官方学术和研究机关——维也纳大学、奥地利科学院和奥地利医学会却对弗洛伊德的七十岁寿辰保持沉默。弗洛伊德不但不懊丧，反而感到光荣。他说：“我不认为他们的任何祝贺是真诚的。”因此，他们如此坦诚地表示冷淡反倒使弗洛伊德感到高兴。这件事集中地表现了奥地利和德国境内排犹势力的猖獗。 五月六日，弗洛伊德的几个学生捐献给他四千二百马克的基金。弗洛伊德把其中的五分之四献给“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五分之一献给维也纳精神分析诊疗所。在感谢词中，弗洛伊德表示了从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引退的愿望。他说：“从今以后，必须全靠年轻一代来发展精神分析的科学事业。”他还警告说：“未来的道路不会是平坦的；精神分析学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在克眼重重障碍（包括人为的困难在内）之后取得的。” 一九二六年圣诞节，弗洛伊德夫妇访问柏林。这是自一九二三年动手术后的第一次旅行，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柏林的愉快旅行。弗洛伊德到那里探望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同时也见到了爱因斯坦。 这是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之间的第一次会面，他们在一起谈了两小时。谈话之后，弗洛伊德对别人说：“他很乐观、自信，他很了解心理学，就象我了解物理学那样，因此我们的谈天是很愉快称心的。” 由于疾病的干扰，弗洛伊德不得不减少工作时间。从这一年起，他在诊疗所治疗病人的人数大大减少。按照他的身体的实际状况，加上年迈力衰，他应该停止一切工作，治病休养。但是，他的经济状况还是不够充裕。他不得不坚持给别人看病；因为看病的患者人数减少，弗洛伊德相应地将诊疗费抬高五分之一。 一九二七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召开第十届大会后，原“委员会”人员同时成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领导核心小组成员。显然，由于兰克、费伦齐等人相继脱离，“委员会”已经减少了人数，因此，“委员会”没有必要再作为一个组织继续存在下去。 到了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本人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与此同时，社会危机也笼罩着整个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发展成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又投入了军备竞赛的旋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弗洛伊德又一次遭受内外困难的夹攻，陷入难于克服的困境之中。 玛丽·波拿巴特劝弗洛伊德加紧治疗自己的疾病。她向弗洛伊德推荐维也纳名医马克斯·舒尔，建议弗洛伊德定期到舒尔教授那里检查身体。从此之后，直到一九三九年为止，舒尔一直负责治疗弗洛伊德的疾病，他和安娜·弗洛伊德一起，成了弗洛伊德晚年健康的保护人。他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无疑地延长了弗洛伊德的寿命。 疾病的折磨看来已经夺去了弗洛伊德的许多精力。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仍然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如《陀思妥也夫斯基及弑父者》等。 当一九二九年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弗洛伊德已经以坚强毅力度过了四分之三世纪。他以既沉重而又充满信心的语调说：“在过去十年内，精神分析学本身的发展历程，已雄辩地证明了精神分析学具有不可动摇的力量；但同时，它又遭到、并将继续遭到严重的阻力。” 一九三零年，弗洛伊德写出了《文明及其不满》等著作，得了歌德文学奖，但他又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心爱的母亲在这一年死去了，弗洛伊德本人的病情迅速恶化。 弗洛伊德对他的母亲始终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母亲的崇高形象给了他无穷无尽的力量。每当他在灯下思索着人类精神的奥秘时，他同母亲之间的无形的、然而是强大的感情联系，使他产生神奇般的灵感，使他的想象力插上了天使般的翅膀，自由地翱翔在精神王国的广阔天地中。 母亲的死，虽然使他沉痛的无可比拟，但同以往所经受过的一切打击一样，给了他新的推动力量。 三零年十月，弗洛伊德又一次动手术。同往常一样，这次手术从他的手臂上割了一块皮，移植到下颚部。手术刚完不久，他又得了支气管肺炎。 一九三一年，英国伦敦大学赫胥黎讲座邀请弗洛伊德去讲学。赫胥黎（1825—1895）是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科学家，弗洛伊德从大学学习时期起就已经很敬仰赫胥黎。自赫胥黎于一八九五年逝世后，伦敦大学每年举办一次“赫胥黎讲座”。一八九八年，德国著名的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魏尔啸（1821一1902）曾应邀参加该年度的赫胥黎讲座。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三十三年间，由于英德关系恶化，再也没有一个德国学者应邀参加赫胥黎讲座。这次邀请弗洛伊德讲学，是给予弗洛伊德的荣誉。弗洛伊德本人是愿意去的，但无奈病魔缠身，弗洛伊德只好谢绝。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开始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向科学和文明宣战。许多精神分析学家纷纷离开德国和奥地利。弗洛伊德面对迫害狂潮，表现得很镇定。他写信给当时在巴黎的玛丽·波拿巴特：“人们担心德国的种族主义狂热会波及到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已经有人劝我逃往瑞士，但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危险。如果他们把我杀了，那也好。这不过是和平凡的死去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很可能这仅仅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一九三三年五月，柏林正式宣布弗洛伊德的书是“禁书”，并焚烧了所有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怒不可遏，他大声疾呼：“这是人做的事吗？在中世纪的话，他们肯定会烧死我；而现在，他们只好满足于烧毁我的书！”弗洛伊德显然还没有估计到如果这些法西斯势力在维也纳得势的话，他们所做的，就不仅仅满足于焚书，而必定是要焚烧弗洛伊德的肉体不可。 一九三四年，当弗洛伊德的学说遭受法西斯势力摧残的时候，在瑞士琉森召开第十三次大会。弗洛伊德在一九三五年写的《自传·后记》中说：“第十三届大会于一九三四年在琉森举行，我无法参加大会。这次大会以各会员的共同兴趣为中心，把他们的工作向各个不同的方向推展开去——有些着重于心理学知识之澄清与深入，有些则着重于同医学和精神病学有关的问题。从实用的观点看来，有些精神分析学家着重于在医学领域内的应用，则有些在医学之外，在教育学等领域内开拓新的园地。我们往往会注意到，当一个精神分析学家强调某一方面的精神分析现象或观点时，好象牺牲了其他方面的研究。但是，从整体上看，精神分析学给人的印象是令人满意的——它是一个保持高水平标准的严正的科学工作。” 到一九三三年年底，钟斯是原有的“委员会”中最后一个留在欧洲的成员。阿伯拉罕和费伦齐已相继逝世，兰克离开了。查赫到美国波士顿，艾丁根则刚刚前往巴勒斯坦——艾丁根在那里建立了精神分析学会，并一直坚持活动。 一九三四年，德国的法西斯分子几乎把弗洛伊德的全部书籍都烧光了，以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了解弗洛伊德的德国人还不及日本人或巴西人那么多。纳粹分子强迫改组德国的精神分析学会。一九三三年六月，纳粹分子完全管制了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原学会主席克列兹美被迫辞职。容格取代了他的职位而成为主席。许多正直的科学工作者都谴责纳粹的这些野蛮行为，也谴责容格的作为。 一九三三年三月，德国法西斯当局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宣布没收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的全部财产，但由于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弗洛伊德的努力，该出版社仍能坚持工作，直到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维也纳。 自从一九三五年以后，弗洛伊德的注意力转向了“摩西”和一神教问题。弗洛伊德在这些著作中抨击了宗教的虚幻性及非真实性。他认为“宗教的威力不是由于真实的真理，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考虑到书本上所表达的观点具有强烈的反宗教性质，加上当时纳粹势力已表示出对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弗洛伊德决定不立即出版这些书籍。他清醒地估计到，这些强烈的反宗教书籍的发表必将引起法西斯势力的疯狂报复，并将累及他的同事们和整个精神分析学的工作。他坚信，宗教的历史基础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保持沉默。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整个一生就是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给玛丽·波拿巴特的信中。他的思想认识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在这封信中他不仅痛斥了宗教，还揭露了法西斯势力支持宗教的阴谋。 一九三六年五月，弗洛伊德度过了最难忘的八十岁寿辰。弗洛伊德在家中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宴会。接着，在连续六个星期中，他收到了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发来的贺电。他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托马斯·曼、罗曼·罗兰、朱利斯·罗曼、威尔斯、维吉尼亚·吴尔夫、史迪凡·茨威格等人，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 最使弗洛伊德高兴的是爱因斯坦寄来的贺信。下面是爱因斯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自美国普林斯顿寄来的信的部分内容： 尊敬的弗洛伊德先生： 我感到很高兴的是，我们这一代有机会向你这位最伟大的导师表示敬意和祝贺。毫无疑问，你已经轻而易举地使那些具有怀疑思想的普通人获得一个独立的判断。迄今为止，我只能崇奉你的素有教养的思想的思辨力量，以及这一思想给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爱因斯坦向弗洛伊德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最后，在信的附注中，爱因斯坦说他的这封信不值得给予回复，希望不要过多占有弗洛伊德的宝贵时间。 弗洛伊德为爱因斯坦的信所感动，他终于决定回复爱因斯坦，表示对他的衷心感谢。弗洛伊德在给爱因斯坦的回信中说： 尊敬的爱因斯坦先生： 你不让我给你回信的愿望落空了。我实在得必须告诉你，当我收到你那非常善良的信，听到你的判断的演变过程……的时候，我是非常高兴的。当然，我始终都知道，你之所以“仰慕”我，仅仅是出于礼貌关系以及对我的学说的某种信赖；尽管我自己经常反问自己，你对这些学说所仰慕的究竟是其中的哪些内容，假定我的学说不正确的话——也就是说，假定它并不包含许多真理的话。顺便说一下，难道你不认为，如果我的学说包含了相当大的错误成分的话，对我来说就会得到比现在更好的待遇吗？你比我年轻得多，所以，在我的“继承人”当中定会有人在你到达我的岁数时对你作出评价。我是不会知道这些事情的，所以，我只好现在提前为此而高兴……” 这两位巨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和敬仰以及双方表达出来的谦虚精神，是他们的崇高品质的自然流露，也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他们都受到了法西斯黑暗势力的迫害，他们需要相互支持和同情。 四月三十日，弗洛伊德因病情严重不得不离家前往奥尔斯贝格疗养院，在那里，他又动了几次手术。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德国法西斯入侵奥地利。弗洛伊德难免要遭受所有的犹太人的厄运——他要象他的祖先世世代代所走过的流浪道路那样，离乡背井、流离颠沛。不同的是，弗洛伊德这次流亡生活是作为一个被法西斯迫害的知名人士的身分进行的；而且，弗洛伊德的未来流亡地恰恰是他自幼年以来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英国。 德军入侵后不到五天，钟斯为了营救弗洛伊德，亲自飞往维也纳。到达维也纳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同钟斯接触，安娜首先请钟斯去交涉国际精神分析学出版社的财产处理问题。钟斯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为的是给德国人一个印象：出版社的财产是国际性的。 当钟斯前往出版社时，德国的武装人员荷枪实弹地占领着这个地方。钟斯看到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已被武装监禁，当钟斯开口说话时，德国武装人员竟然也宣布钟斯“已被捕”，不许钟斯自由行动。只是在钟斯表示自己的国籍并要求与英国大使馆联系时，钟斯才被释放。钟斯从出版社出来以后，径直前往弗洛伊德的寓所。 在弗洛伊德寓所，他俩亲切地交谈，正如钟斯所担心的那样，弗洛伊德决心留在维也纳。钟斯怀着由衷的敬意和无限的关怀，恳求弗洛伊德赶快离开维也纳。钟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并不是孤立的。你的生命对许多人来说是很珍贵的。”弗洛伊德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是一个人罢了。啊，如果我是独自一个人的话，我老早就报销了。”钟斯进行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使他同意离开维也纳。 接着，钟斯前往英国，希望英国政府同意弗洛伊德入境，英国政府表示欢迎。 同时，为了使纳粹政府同意让弗洛伊德出境，钟斯又同美驻法大使布利德联系。布利德本来就认识弗洛伊德，所以，他热情地进行活动。由于布利德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私人感情很好，很快地取得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一方面，罗斯福通过国务卿命令美国驻维也纳临时代办维利先生尽全力帮助弗洛伊德离开维也纳；另一方面，布利德在巴黎直接警告德国驻法大使，不许迫害弗洛伊德。 经过这一系例的努力，纳粹终于同意弗洛伊德出境。在弗洛伊德出境前，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让所有的学会成员离开维也纳。 弗洛伊德临走以前，安娜和玛丽·波拿巴特清理了弗洛伊德家中的一切文件；把一切没有价值的文件都烧毁了。弗洛伊德在临走前，写信给在伦敦的儿子厄纳斯特：“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 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弗洛伊德同妻子、女儿安娜及两个女佣人离开了居住了七十九年的城市——维也纳。当弗洛伊德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无话可说，他只有默默地在心中说：“再见，维也纳！”他知道，这一去是不会复返的了。 路过巴黎时，弗洛伊德一家人在玛丽·波拿巴特的家中度过了六小时最难忘和最美好的时刻。玛丽·波拿巴特告诉弗洛伊德，他的存金全部被保护下来。玛丽·波拿巴特把弗洛伊德的存金转到希腊驻维也纳大使馆，然后由大使馆寄给希腊国王，再由国王转运到希腊驻英国大使馆。 到达伦敦以后，弗洛伊德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从车站前往寓所的途中，弗洛伊德在乘车上指手划脚地竟做起他太太的“导游”来了——其实，弗洛伊德对伦敦的建筑物、街道并不熟悉，他只是在启程前反复地翻阅了伦敦市区地图。由于他过于兴奋，他禁不住在车上就活跃起未了。显然，弗洛伊德的心情是愉快的。他从一个法西斯统治地区中解放出来，终于使自己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归宿地。周围的朋友都很热情地帮助他。 钟斯为弗洛伊德租到一间位于埃勒斯沃西街的房屋。弗洛伊德对这个新住所感到很满意。花园、樱草色的大厅和舒适的卧室，都使他感到清新。他来到这个新环境以后，仿佛忘记了自己是八十二岁的病人。 尤其使他高兴的是，在英国的朋友纷纷前来拜访、礼贺他。英国的精神分析专家们、著名的科学家们、犹太人协会的代表都热情地接踵而来，慰问他。伦敦的报刊热情地报道了弗洛伊德到达伦敦的消息。 他刚刚到达伦敦不久，美国克利夫兰市以“全体市民”的名义打来电报，邀请弗洛伊德去那里安家。 弗洛伊德还收到了许许多多陌生人的贺信。这尤其使弗洛伊德感到兴奋，他真正地体会到自己并非孤立的。 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想念着维也纳。他写信给艾丁根说：“获得解放的胜利心情是同忧伤交错在一起的，因为我始终热爱着那所我刚刚从那里被释放的监狱。”每当他想起维也纳的时候，他虽然也可以回忆到许多发生在那里的不愉快的往事，但同时也使他又一次留恋地想起自己与父母、子女在那里共度的天伦之乐，想起与同事们一起钻研人类精神领域的奥秘的情景。这一切都过去了！啊，可恶的法西斯！它不仅夺去了弗洛伊德及千千万万善良的人们的家庭，也夺去他们的自由生活，夺去了他们的事业。 对法西斯的仇恨，又使弗洛伊德回到了现实。他懂得今后应该怎样生活，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和无数新人们。 不久，弗洛伊德迁人更美丽的新寓所——马勒斯费尔特公园道的一所房子，他对这间新房子非常满意。他尽可能用更多的时间在安静的花园里散步，欣赏着大自然的一切。这时候，他的疾病又恶化，他在伦敦作了一次自一九二三年以来最大的手术。值得欣慰的是，他能在这舒适的环境中养病，使他手术后能很快地恢复精力。 一九三八年秋天，他在家里接待了几位高贵的客人：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生物化学家和犹太人著名人士魏斯曼。 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愉快地告诉他说：“英国社会科学院在六月七日做出了一项决议，对弗洛伊德的来到表示热烈的欢迎。” 六月二十三日，英国国王亲自访问弗洛伊德。英国皇家学会的三名秘书阿尔伯特·施瓦特爵士、赫尔教授和克里费斯·达维斯带来了英国皇家学会自一六六零年创立以来代代相传的珍贵纪念册，请弗洛伊德在纪念册上签名。当弗洛伊德签名的时候，他的激动心情使他的手颤抖不已；他知道就在这个纪念册上，有伟大的科学家伊萨克·牛顿和查理斯·达尔文的签名。 七月十九日，斯蒂凡·茨威格陪同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来访。达利是西班牙著名的现代画家，他早就崇奉弗洛伊德，特别是很爱读他写的那本《梦的解析》。达利和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样，以潜意识的活动作为构思线索。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残痕》表现了活生生的原始记忆原料在心理深处的状态，使人感到记忆残痕的新鲜性和生动性。这次访问弗洛伊德，是达利多年前的宿愿。达利为弗洛伊德画了一幅素描画。这幅画以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把弗洛伊德的头盖骨想象成一只蜗牛壳的残痕！达利曾把这次难忘的会见写进他的《自传》中，并附上两幅他自己绘制的画面。 第二天，弗洛伊德写信给斯蒂凡·茨威格说：“我的确感谢你为我带来了昨天的访问者。因为在这以前我一直认为，那些把我当成崇拜偶像的超现实主义者们是纯粹的傻瓜（我可以说他们起码象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那样，百分之九十五是傻瓜！）。但那位年轻的西班牙人以其敏锐的目光和不容置疑的技巧改变了我以往的看法。如果仔细地研究他构思和绘制那幅素描画的过程，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 八月一日，国家精神分析学会第十五届大会（也是弗洛伊德生前的最后一次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剧烈地争论了关于非专业性的精神分析工作的问题，大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欧洲委员会的成员们到弗洛伊德的家座谈，直接听取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们忠实地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使得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欧美两大陆的精神分析学家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弗洛伊德继续发挥他的全部精力，终于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写完了《摩西与一神教》的最后一部分文稿。但可惜，他已经不能完成《精神分析学概要》。他还很谦虚地说，他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时时为自己没有创新的思想、不得不重复以往的观点而惭愧。 一九三九年二月，弗洛伊德的下颚癌已经发展到无可挽救的阶段。英国医学界尽全力给予医治，并请巴黎“居里研究院”的放射线专家们用放射性物质进行治疗，但已经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发现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他最急切的期望是能在自己去世前见到《摩西与一神教》的英文版。钟斯夫人正夜以继日地赶译这本书。结果，一九三九年三月，该书英文版终于出版了。 八月，弗洛伊德的病情迅速恶化，以致使他难以进食。他最后阅读的一本书，是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弗洛伊德说：“这本书正好适合于我，它所谈的就是饥饿。” 九月十九日，钟斯探望奄奄一息的弗洛伊德。当时，弗洛伊德的下颚已经全部烂掉，他痛苦万分。弗洛伊德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钟斯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弗洛伊德睁开了眼睛，认出是钟斯。他伸出手，握了握钟斯的手，然后以很庄重的手势向钟斯表示告别和致意。 九月二十一日，弗洛伊德对他的医生舒尔说：“亲爱的舒尔，你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吧。你答应过我，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去的话，你将尽力帮忙。现在我万分痛苦，这佯继续下去是毫无意义的。”显然，肉体的痛苦己使他无法忍受，他祈望能安详地死去。舒尔很理解他的心情，紧紧地握了握弗洛伊德的手，答应采取措施减轻他的痛苦。弗洛伊德很感激，接着，对他说：“把我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告诉安娜。” 九月二十二日，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吗啡，弗洛伊德入睡了。第二天，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弗洛伊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弗洛伊德的漫长的、充满着斗争的一生结束了，一个伟人逝世了，但他的思想和精神遗产却留给了世界。 九月二十六日，弗洛伊德的遗体在伦敦哥尔德草地火葬场火化。许许多多的吊唁者参加了火化仪式，钟斯致悼词，斯蒂凡·茨威格同时也在德国发表悼文。 一九四零年，为了纪念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全集》十八卷伦敦版开始出版发行。这一版本的《弗洛伊德全集》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出齐。接着，自一九五三年起，由詹姆士·斯特拉奇等人主编的二十四卷本《弗洛伊德全集》陆续出版。这就是弗洛伊德给全人类留下的唯一可贵的精神遗产。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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