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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爱情和婚姻


  有些不了解弗洛伊德的人以为,象弗洛伊德这样对性心理有待殊研究的人,一定是一个色情狂,或者是一个热中于玩弄女性的恶棍。其实,弗洛伊德对爱情和婚姻生活的态度始终是严肃的、正派的。
  爱情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人对爱情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品质、感情、道德和性格。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弗洛伊德的爱情和婚姻生活的经历,无可辩驳地表明了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他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如同他的科学事业一样,给人以一种忠心耿耿、严肃认真的印象。
  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更多的事情能象爱情那样,能够对于一个人的心灵和道德的本质,作出最严厉的考验。所以,再也没有什么,能象在爱情的领域中那样,通过表现出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可以极其生动而深刻、毫无保留地把一个人的人格内涵显露出来。
  弗洛伊德和许多正直的人一样,以纯洁的感情投入了自己的情人的怀抱。尽管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也有过感情上的复杂、曲折的变化过程,有过象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说的那种“最智慧的疯狂”、“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整齐的混乱”、“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永远觉醒的睡眠”、”沁舌的甜蜜”等等相反相成的苦乐交融之情,但弗洛伊德不愧是忠实于爱情的人。
  关于弗洛伊德的爱情,直到一九五一年底,当弗洛伊德和他的妻子死后,人们才有幸从他们的一大叠情书中看到其中的奥秘。
  弗洛伊德一共写了九百多封信给他的未婚妻。在他们订婚到结婚之间的四年零三个月中,他们分离了整整三年。他们的习惯是每天都要写信,偶尔中断了二、三天,对他们来说就是很难受的事情。每当弗洛伊德没接到信的时候,他的朋友们就会开他的玩笑,调侃地表示不相信他真的订过婚了。另一方面,他们常常会一天写上两三封信。写信次数如此频繁,但仍然未能充分表达他们的深厚而热烈的感情。因此,他们每次写信都是很长的,好象有说不完的话要相互倾诉。四页长的信对他们说来,就是很短的了。有时,他们的信会密密麻麻的写十二页之多,有一封甚至达二十二页。
  弗洛伊德同玛莎之间的情书是他们在恋爱期间的真实感情的晴雨表。在这些信中,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复杂、曲折的感情--从极乐的巅峰降到丧气的深渊,又从冰冷的山谷一下子飘荡到虚幻的太空;一句话,各种程度的喜怒哀乐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间,始终贯穿着一个主调,这就是双方之间的真挚感情。
  玛莎是一位什么样的姑娘,能引起弗洛伊德的如此倾爱和迷恋呢?
  玛莎·柏内斯是一位美丽的犹太姑娘,一八六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于书香之家。她比弗洛伊德整整小五岁。她的祖父伊沙克·柏内斯是正统的犹太教教士。在一八四八年前后社会上掀起改革运动的时候,他正在德国汉堡任犹太教大教士。他坚持“正统”,反对改革。显然,他是一位极其保守的人,极端仇视革命,唯恐改革触动几千年前早己定下的教规和教法,他视教法如命根子;但另一方面,他又同革命诗人海涅有密切来往。海涅曾在信中反复地提到伊沙克·柏内斯,把他称作“富有智慧的人”,足见老柏内斯是很有学问的犹太学者。在德国当局迫害海涅的时候,不是别人,正是伊沙克·柏内斯的一位弟弟在巴黎主办的《前进报》上刊登了海涅的一首诗。海涅在给这位编辑的信中,请他向正在巴黎流亡的卡尔·马克思致意。伊沙克·柏内斯的一个儿子——米凯尔,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犹太人。米凯尔后来当上慕尼黑大学的德语教授,后来还成为德意志巴伐利亚国王的学术顾问。这位米凯尔还写了一部论歌德的著作。米凯尔还有两位兄弟,一位叫雅可布,另一位叫柏尔曼。柏尔曼就是玛莎的父亲。
  雅可布和米凯尔一样,是一位教授,曾在海德尔堡大学教拉丁文和希腊文。玛莎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但他对犹太教非常虔诚,而且也很有学问。
  玛莎一家人是在一八六九年从汉堡迁往维也纳的,当时,玛莎刚刚八岁。玛莎曾经回忆母亲离开汉堡时的悲伤情景——妈妈不忍离开汉堡,临行前,一边做饭,一边哭,她的眼泪掉在炉灶上,发出了咝咝作响的声音。
  到了维也纳以后,玛莎的父亲成为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伦兹·冯·斯泰因的秘书。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九日,他突发心脏病,死于街头。他的儿子,也就是玛莎的哥哥埃力继承了秘书职多年。
  玛莎是娇弱可爱的姑娘。她很象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的美貌曾吸引了不少男青年,很多小伙子热情地给她写信倾吐真情,也使弗洛伊德妒火中烧。虽然在弗洛伊德夫妇的那些情书中未曾提及玛莎在与弗洛伊德认识前的情史,但据玛莎自己后来说,在弗洛伊德向她求爱以前,她差一点与一位比她大许多岁的商人雨果·卡迪斯订婚。好在她哥哥多方劝阻,告诉她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是不会美满的。
  关于玛莎的美貌,弗洛伊德曾以他那一贯坦率的口吻回答玛莎的自谦说:“我知道你在画家或雕刻家的眼中看起来,并不算美丽;假如你一定要坚持用严格和准确的字眼的话,我必须承认你并不美丽。但在实际上,我是错误的。倒不是我有意奉承你;实际上,我也不会奉承。我的意思是说,你在你自己的面貌和身段方面所体现的,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你的外表,能表现出你的甜蜜、温柔和明智。我自己对于形式上的美,总是不太在意;不过不瞒你说,很多人都说你很美丽。”接着,弗洛伊德又在信中写道:“不要忘记,‘美丽’只能维持几年,而我们却得一生生活在一起;一旦青春的鲜艳成为过去,则唯一美丽的东西,就存在于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和了解上,这正是你胜过别人的地方。”
  玛莎虽然算不上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却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聪慧的人。在她同弗洛伊德生活的那些年中,日常生活中的事务全部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但她的才智仍然时时显现出来。
  玛莎的哥哥埃力于一八八三年十月十四日同弗洛伊德的大妹安娜结婚。一般人都以为,埃力和安娜是在弗洛伊德订婚之前订婚的,似乎弗洛伊德是经由埃力订婚才认识玛莎的。其实不然。弗洛伊德是在一八八二年六月十七日和玛莎订婚,比埃力订婚早半年左右。
  一八八二年四月的一个晚上,玛莎,可能还有她的妹妹明娜,去拜访弗洛伊德家。通常弗洛伊德下班后总是径直走进他的房间里去继续研究,根本不管客厅里有没有客人。但这次却不同,他看到一个美丽而愉快的姑娘坐在餐桌边,一边削苹果,一边高兴地谈天,他很快就被吸引住了。出乎家里人的意料之外,弗洛伊德竟参加了谈话。看来,那第一眼相见是命运所安排的。往后他俩的幸福爱情似乎全是这第一眼引起的时间系列的自然延续。可是,在最初认识的几个星期内,他显得很不会交际,而且行动起来总是很不自然。他不太敢直接地追求她。但他很快就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和一股难以忍受的感情冲动。他说“因为任何对这样一位少女的假惺惺都是不堪忍受的”,所以他终于冲破犹疑和呆板的罗网,决心向她求爱。他每天送给她一朵红玫瑰,并附上一张名片,上面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英文或德文写上箴言或格言。他回忆说,第一次向她致意时,他把她比成一个嘴唇会衔来玫瑰和珍珠的“神仙公主”。从此以后,他就经常用“公主”来叫她。
  一八八二年五月的最后一天,他们手挽着手,沿着维也纳的古老城堡卡伦堡走下去。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私人交谈。在他那天的日记中,他记下了她对他的疏远表情,拒绝接受他送给她的橡树叶。弗洛伊德在日记中表示怀疑自己能否在今后也象她对他那样表示疏远。就是从那以后,弗洛伊德很讨厌橡树。第二天,他又陪玛莎和她母亲去散步。他向玛莎问起许多事情。玛莎一回家就告诉她妹妹明娜,并问道:“你觉得怎么样?”她所得到的是一句令人泄气的回答:“谢谢医生阁下对我们如此感兴趣。”
  六月八日,弗洛伊德发现她在为她的表哥马克斯·迈尔做皮包。他以为自己来晚了一步。但两天以后,玛莎对他已娇态毕露,显然他们之间的吸引力已经不是单方面的了。这时候,弗洛伊德才觉得自己有希望。第二天,玛莎给他送去她亲自作的蛋糕,上面写着“玛莎·柏内斯”。就在她要把蛋糕送去时,她收到了弗洛伊德送来的礼物——狄更斯的小说《大卫·柯柏费尔德》。于是,她在蛋糕上添上感谢的字眼。再过两天,即六月十三日,她到他家去聚餐。弗洛伊德把她的名片留下来当作纪念品,玛莎很欣赏他的这种行为,在桌下把他的手按住。他们之间的眉目传情都被家里人看到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也进一步沸腾起来。那个星期六,他们就订婚了。
  星期六那天,玛莎给弗洛伊德送去一只戒指。这是玛莎的爸爸送给她妈妈的,她妈妈又把它送给了玛莎。弗洛伊德仿照这个戒指订做了一只小的,送给玛莎。
  订婚那天是六月十七日,弗洛伊德和玛莎都永远忘不了这一天。他们曾一连好几年,要在每一个月的十七日那天庆祝一番。
  从他们认识的时候开始,弗洛伊德的性格就给玛莎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使弗洛伊德高兴的是,玛莎觉得他很象她爸爸。
  从玛莎给弗洛伊德的信中可以看出,从那以后她很明显地爱上了他。但是,弗洛伊德仍然有相当长的时间对她的真情表示怀疑。弗洛伊德指责她说,她只是在弗洛伊德爱上她九个月之后才吐露真情。弗洛伊德的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后来,弗洛伊德也承认,大多数女孩子总是要在男方追求一段时间后方能动情。
  弗洛伊德对他所爱的人远不是单纯地停留在迷恋之中。弗洛伊德的感情乃是一种真正的寝食俱废的狂热恋爱。他这次总算亲自地感受到了爱情的惊人力量,经历了其中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的感情变化。爱情象吸铁石一样,把他的内心深处的一切热情都吸引出来、激荡起来。正如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所说:“真实的爱情的道路永远是崎岖不平的;即使是两情悦服,也可能会有斗争、死亡或疾病侵害着它,使它象一个声音、一片影子、一段梦、黑夜中的一阵闪电那样短促,在一刹那间它展现了天堂和地狱——在还来不及说一声‘瞧啊!’的时候,黑暗却早已张开了大口把它吞噬殆尽……既然真心的恋人们永远都要受到折磨,似乎是一条命运的法则,那么,就让我们练习着忍耐吧;因为这种折磨正和忆念、幻梦、叹息、希望和哭泣一样,都是可怜的爱情所缺少不了的随从者。”假如有人想要寻找一个能真正体验爱情的这些深刻复杂内涵的人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就是最有资格的候选人。
  但弗洛伊德和玛莎很快就分开在两地住。在他们分手那天,弗洛伊德深怕自己会从一个可能是虚幻的好梦中惊醒。他还不大敢相信自己沉沦于幸福的爱情之中,但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心安理得地在反复欣赏玛莎寄来的信。
  弗洛伊德这个人的感情的特点在他同玛莎的关系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弗洛伊德最厌恶调和和逃避现实,最不能容忍姑息。在他看来,他同玛莎之间的关系必须达到完全融和的程度,不容许其间存在一点杂质或暧昧。他要求自己同玛莎之间的爱情生活达到绝对纯净的地步,甚至不许玛莎有任何一点令他怀疑的言行。弗洛伊德的这种性格与其说是他的科学研究中的严谨、一丝不苟品质的延伸,毋宁说是书呆子气的表现。
  玛莎虽然是一个娇丽温柔的姑娘,但她有很强的自尊心,也绝不是一个百依百顺的、毫无主见的人。所以,弗洛伊德同玛莎之间的关系经常会遇到挫折和矛盾。在他们俩分离后不到一星期内,弗洛伊德就单方面地表现出他那过于理想化,因而是很不现实的要求,希望她能百分之百地放进他脑子里为她设计好了的那个模子里。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在他们之间发生的许多事情恰恰不合弗洛伊德的主观设想。
  最大的麻烦是玛莎同她的表哥马克斯·迈尔的关系。在认识弗洛伊德以前,玛莎确实曾考虑过要选择马克斯·迈尔。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弗洛伊德大吃其醋了,再加上弗洛伊德的一个妹妹故意地、也可能是不怀好心地火上加油,告诉弗洛伊德说,玛莎曾对马克斯为她谱的乐曲和为她唱的歌感兴趣。这就使弗洛伊德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那样,终日心神不安,疑神疑鬼。此外,马克斯也直接气弗洛伊德,说玛莎早就需要爱情,以致她早已准备寻找一个合意的丈夫!所有这些挑逗,更使他妒火中烧。
  弗洛伊德远较别人更自寻烦恼。弗洛伊德曾写信给玛莎坦率说:“我对自己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疯狂的事情吗?你没有什么美丽优点,就赢得了最亲爱的人的芳心,而你竟于一星期后,就如此尖刻地指责她,以嫉妒去折磨她……当一个象玛莎那样的姑娘喜欢我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害怕一个马克斯·迈尔或一个军团的马克斯·迈尔呢?……这正是植根于我的爱情的那种笨拙和自寻烦恼的表现……现在我已把它当做疾病一样的抖掉了……我对马克斯的感觉来自于自己的没有自信心,而不是来自你。”这一段话是弗洛伊德对自己的自寻烦恼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分析。虽然只是对其中的一件事而发的,但它是一个典型,足见弗洛伊德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经历了何等曲折的心理矛盾过程。他往往给自己添加麻烦,接着又象上面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自我分析、自我批评。但是,这种理智的、冷静的看法,并不长久,很快又被爱情的副产品——妒忌心所动摇,于是,又陷入新的烦恼之中。但不久,马克斯的影子又被另一个人的影子所掩盖,更严重地干扰了弗洛伊德的感情。这个人不是弗洛伊德的陌生人,而是一位亲密的朋友——弗立兹·华勒。马克斯是一位音乐家,而弗立兹是一个艺术家,而这些就是令弗洛伊德不安的地方。弗洛伊德曾经仔细观察过他们取悦妇女们的本领,有一次,有人告诉他,弗立兹最擅长于诱拐别人的女人。弗洛伊德后来曾说:“我想艺术家和那些奉献于科学工作的人之间,普遍地都存有一种敌意。大家知道,艺术家拥有一把开启女人心房的万能钥匙;而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只好无望地设计一种奇特的锁,并不得不首先折磨自己,以便寻找一种适当的钥匙。”
  实际上,弗洛伊德对弗立兹的疑心也是多余的。弗立兹已经和玛莎的表姐订过婚,而且他一直都以兄长的身分关心玛莎。弗立兹和玛莎很要好,有时带她出去,而且常常从各方面鼓励她。他们之间只有亲密的友情,没有什么值得弗洛伊德惊慌或妒忌的地方。玛莎对弗洛伊德的感情也始终是很忠贞的,她只是把弗立兹当成哥哥一样看待。但是,不管怎样,弗洛伊德一直坚持要玛莎和弗立兹停止来往。这样,玛莎与弗立兹才不得不中断各种关系。从那时候起,弗立兹再也没给他们增添麻烦,不过他们所受到的创伤却需要长时间的医治才能痊愈。这事过了三年,弗洛伊德还说这是一段“不可能忘记的”痛苦的回忆。
  在弗洛伊德与玛莎的爱情生活中,玛莎的哥哥和母亲也曾经带来一些矛盾和干扰性因素。
  玛莎的哥哥埃力·柏内斯,比玛莎大一岁,是弗洛伊德的心腹之交。他生性豪爽,很擅长于针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需要赠送礼物。弗洛伊德一直珍藏着埃力送给他的美国独立纪念图片。弗洛伊德奉之若神宝,一直挂在医院宿舍的床头上。在他们感情破裂以前,弗洛伊德非常喜欢这位朋友。
  埃力在这两家人中,比谁都神气,他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且还发行了一本有关经济方面的刊物。自一八七九年埃力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和两位妹妹完全由他一手供养。同时他和弗洛伊德的妹妹安娜结婚之后,也帮了弗洛伊德一家不少忙。他对人生的看法,不象弗洛伊德那样严肃。而弗洛伊德则认为埃力是一个被家庭娇惯以至宠坏的孩子。
  实际上,弗洛伊德对埃力的上述看法是片面的。埃力确实是一个聪明能干的男人。
  一八八二年七月,埃力和弗洛伊德住在一起。埃力对弗洛伊德很友善和亲切。但过了不久,问题就出来了。当时,弗洛伊德的刚刚年满十六岁的弟弟亚历山大正受雇于埃力,学习他后来一生从事的工作。按照那时的习俗,当学徒是不支薪的。但是,亚历山大上工九个星期后,弗洛伊德便叫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向埃力索取薪水,并说,若埃力真的不答应或甚至稍有迁延,就要辞职不干。埃力只答应从两个月后的一月份开始支薪。所以,亚历山大就听了弗洛伊德的建议离开埃力辞职了。这件事使弗洛伊德与埃力及其母亲(即弗洛伊德未来的岳母)的关系恶化。
  由于弗洛伊德与埃力的矛盾,弗洛伊德以后再也不去玛莎家。所以,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只偶而在街上,或在弗洛伊德的拥挤的家中见见面。这样的不对劲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五月一日,弗洛伊德在医院里有自己的房间时才有所转变。接着,玛莎就经常到那里去看他。
  玛莎的母亲爱梅玲·柏内斯,母家姓菲力浦,她生于一八三零年,是一位很有知识的妇女。她的老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所以,她会讲一口流利的瑞典语。她和她的丈夫一样,严格地遵守正统的犹太教教法。她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象她那样虔诚,信守犹太教教规。而弗洛伊德根本不信那一套,因此,矛盾也就由此引起。弗洛伊德很不客气地称宗教教义那一套规定为迷信,他很鄙视宗教迷信。按照犹大教规定,星期六安息日内,不能写信,禁止书写。玛莎为了躲避妈妈的目光,偷偷地到花园里写信,并用铅笔代替钢笔和墨水,弗洛伊德为此烦恼不已,甚至指责玛莎不敢起来反抗她母亲的迷信活动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弗洛伊德曾经对玛莎说:“埃力并不知道,我将要把你改造成一个异教徒。”确实,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改造了玛莎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有一次,弗洛伊德写信给玛莎,谈到玛莎的母亲时写道:“她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太冷漠了。她对我的态度可能会永远如此。我一直尽量地想在她身上找到与你相似之点,但发现几乎没有半点是能扯得上的。她那极端的热诚,多少带一点屈尊俯就的神气,显得她处处要人尊敬她。我可以预见将来我肯定会和她常常合不来。不过,我不打算迁就。现在,她开始对我弟弟不好,而你知道我对我弟弟是喜欢得要命的。另外,我已决定,再也不能让她用疯狂的虔诚和挨饿的折磨来损伤你的身体。”
  弗洛伊德对玛莎的妈妈最为不满的,就是她那洋洋自得的神气和贪图安逸的习惯。其次,弗洛伊德觉得,她活到那么大年纪,却不象他母亲那样,退到一边,一切为儿女的利益着想,反而母居父职,摆起一家之长的架子,过多地干涉儿女的事情。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种太过男性化的表现,弗洛伊德对此很反感。弗洛伊德的朋友索恩贝尔格也站在弗洛伊德一边,认为她太自私了。
  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母亲和哥哥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同玛莎一家人的关系。公正地说,有很多事情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心胸过于狭窄造成的。在实际上,玛莎的母亲和哥哥,尽管有很多缺点,但一直是没有妨碍他和玛莎的关系。玛莎自己也并没有因母亲和哥哥的关系而减少同弗洛伊德的来往。
  玛莎对她母亲的态度,始终是真诚的和尊敬的。在玛莎看来,她母亲的那种坚决的意志,不是自私的表现,而是值得钦佩的。特别是作为一个女性,能如此自信,是很难能可贵的。玛莎的可贵之处在于:既能保持对母亲的尊敬,又始终真挚地热爱着弗洛伊德。她能很好地保持平衡,不致使任何一方的感情受到损害。这是玛莎能成为贤淑的家庭妇女的先兆。
  一八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在弗洛伊德和玛莎两家人都热热闹闹地和快快乐乐地度圣诞节的时候,弗洛伊德和玛莎两人才把他们俩订婚的事情告诉玛莎的母亲。玛莎的母亲接受他们俩送给她的礼物。那是德国名作家席勒的作品《钟》。
  一八八三年一月,弗洛伊德和玛莎开始在一本他们称之为《秘密纪事》的书本上记载他们之间在订婚前后的恋爱生活。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要在以后的某一天好好地读它。他们认为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会有书信来往,因而就没有机会记录他们之间的那些极其美好的恋爱生活。因此,他们决定,当两人住在一起的时候,要轮流执笔,写日记和回忆或感想之类的东西。弗洛伊德所写的一段话,头几句是这样写的:“在我的内心深处,有某种难以驱赶和剔除的勇气和胆略。当我严格地检讨自己,当我比我所爱的人更严格地检查自己的时候,我发现上天并没有给予我许多天赋,也没有赋予我更多的东西。恰恰相反,只给我很少迫使别人承认的才能。但是,它却赋予我那种热爱真理的大无畏的精神,给我一双研究家的锐利眼睛,使我对生活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同时使我生性努力工作,并能从中获得无限的乐趣。我的身上所具备的这些最好的品性使我能忍受在其他方面的贫乏……我们要把这些共同地贯彻于一生中……”弗洛伊德还在《秘密纪事》中写道:他们要共同研究历史和诗,“不是为了美化人生,而是为了生活本身。”
  一八八三年,埃力坚决支持母亲举家迁回汉堡的决定。这样一来,弗洛伊德同埃力的矛盾就更尖锐化起来,以致当埃力同弗洛伊德的妹妹安娜结婚的时候,他不愿参加婚礼。弗洛伊德本来就讨厌各种形式上的礼仪。这次埃力的婚礼举行得很隆重,更引起弗洛伊德的反感。他公开说,这次婚礼“简直令人讨厌”。但是,弗洛伊德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婚礼也免不了要举行得如此隆重。
  一八八三年六月,玛莎一家迁往汉堡,弗洛伊德与玛莎不得不暂时分居两地。
  弗洛伊德很担心,他们分手以后,玛莎会由于精神不悦而影响健康。但在实际上,他自己所受的影响,远比玛莎所受的影响要严重得多。他那段时期的境况,确实是够凄凉的。当时,他还没有正式从事能使他的前途和家庭生活变得更加美满和充满希望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的家庭负担又重,而唯一支持他的精神安慰——和玛莎谈话,解除心中之烦也没有了。他在苦恼中怨天尤人,怪他妈妈和在英国的哥哥不为他着想,不分担他的重负;同时也怪玛莎不坚决反对搬家。在那一个月内,他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和烦恼,而玛莎也狼狈不堪,坐立不安,这对情人简直忍受不了分离的痛苦。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之间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误会;由于弗洛伊德的固执和过于自信,使他们之间的误会发展到悲剧的程度。在这里,集中地表现了弗洛伊德的性格和感情的特点。
  弗洛伊德同玛莎相比,不论在性格和感情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玛莎有着一般女人所具有的那种渴望被爱的天性,同时又能深信自己已经获得了所想要的一切。与此相反,弗洛伊德不但和一般男人不一样,总是希冀更多更深的爱,而且对于自己是否已经获得所要的东西,也总是有过多的忧虑。他在别的方面表现得很自信,但在自己的爱情问题上,则表现得自信心不足。他一次又一次地因怀疑玛莎对他的爱而苦恼不堪,更因此渴望玛莎经常向他提出“保证”来达到安慰自己的目的。为此,他常常想出一些特别的试验,想要证明玛莎对他的爱。但他的某些“考验”方式,显然不太妥当,有些甚至不合情理。最突出的表现是要求玛莎和他完全一致,要无条件地、绝对地赞同他的意见、他的感觉和他的意向。在他看来,除非能在玛莎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或在玛莎身上看到他打下的“烙印”,不然她就不能算真正属于他的。
  但是,弗洛伊德对玛莎的这些“考验”,并不是始终都是如此坚决地坚持到底的。由于他对她的深厚感情,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经历了一番痛苦的自我折磨以后,弗洛伊德就会向玛莎作出让步,或自己在理智上表现得清醒些,承认自己的要求有绝对化或不切实际的倾向。
  一般而言,玛莎和弗洛伊德在性格、兴趣方面的差别并不能导致对抗的程度。所以,玛莎可以很轻易地通过他的各种“考验”。但在有的时候,一旦遇到他要埋没或否定她自己所坚持的生活标准时,她就会坚持己见,毫不退步。在许多情形下,总是玛莎获胜,弗洛伊德退让。这就说明,弗洛伊德的那种占有欲、感情的绝对排外性等等,碰到玛莎的硬个性,也都要败下阵来。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弗洛伊德自己不但不怨恨,反而为玛莎的胜利,即为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弗洛伊德觉得,他能找到这么一个有个性的、坚强的终生伴侣是很高兴的。因为在他看来,他所需要的正是那种能在今后一生中,不管风吹浪打,也不管经历何等的艰难困苦,都能与他共同战斗的忠实朋友,而不是一个只能供他欣赏的洋娃娃!
  在一般情况下,一对订婚或结婚的夫妇,在他们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总会自动地相互协调,寻求最大的可能使彼此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如果说在订婚或结婚以前,许多事情都处在理想化的阶段,双方的缺点和各种微妙的性格都未能全部看透,那么,在订婚和结婚以后,由于有了更多的实际的接触,在事实的严峻考验下,双方的性格就会慢慢地、也更真切地表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正常的夫妻应该是尽量调和和调整关系,使之更加平稳地发展下去。但是,弗洛伊德却与众不同,他说:“相互宽容只能导致疏远,这种宽容一点好处也没有。如果有困难的话,应该去克服它。”这是弗洛伊德的敢于正视现实、迎着困难上的优秀品格的表现。由于他厌恶各种形式的一知半解或半途而废、厌恶各种掩盖矛盾的虚伪形式,不愿意自欺欺人;由于他有一种不管经历多大艰难困苦都要直捣真理的核心的坚强毅力;再加上他有上进心;所以,他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了“绝不妥协”的精神,成为一个很不好惹的人。他甚至认为,如果一个人看不出别人身上存在着某种必须如以纠正的错误的话,那就是不堪设想的。弗洛伊德的这些性格,使他在订婚后的头一两个月内,同玛莎之间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争吵。
  我们在弗洛伊德的爱情生活中所看到的,是一个严谨、一丝不苟的科学家的特有品格的特殊表现。我们没有理由过多地指责弗洛伊德在爱情生活中所表现的刻板态度。我们倒应该从这里获得关于弗洛伊德的特殊作风的丰富材料,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为人。他在投注他的感情之前,总要先给对方一个难以忍受的批评;他内心中深藏的那种仁慈的宽宏和忠诚的爱情,总要覆盖上一层苦味的外衣。因此,有些人常常对弗洛伊德的个性产生一些误解。玛莎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她对弗洛伊德的高度忠贞,以致她同弗洛伊德订婚和结婚后,当她发现弗洛伊德身上的缺点的时候,仍然能保持对他的忠诚爱情。她表现出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她深信只要和他在一起,不管遇到何等复杂的感情变化或境遇,他们的爱情都会获得胜利。
  弗洛伊德一直为玛莎的健康操心,玛莎患有青春少女常患的“萎黄病”。一八八五年夏天,当他听说她的身体不太好的时候,他在信里写道:“当我为你的身体而焦急的时候,我简直就要发神经病了。就在那一刹那间,一切价值观念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生怕你生病的可怕念头。唉!我心乱如麻,不能再多写了。”第二天,弗洛伊德收到她的一封明信片。他看了信以后又写道:“我怎么会想象你生病了呢?这真是大错特错的事情,我看这是太疯狂了的缘故……当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的时候,他自然会疯的。”三十年以后,当弗洛伊德研究爱情心理学的时候以及当他在一九一零年发表《恋爱生活对于心理的奇异影响》的时候,他个人的爱情经历就是最直接的和最富有内容的材料来源之一。
  有一次,玛莎到卢北克度假,曾经开玩笑地写信给弗洛伊德说,她曾幻想自己在洗澡时淹死了。弗洛伊德在回信中说:“有人一定会认为,同人类数千年的历史相比,一个人失去自己的爱人,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但是,我要承认,我的看法同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在我看来,失去爱人无异于世界末日的到来。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是一切仍在进行,我也什么都看不见了!”弗洛伊德还在信中说:“在过去的日子里,你的一封信就会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你的一个决定,就如一个能决定生死的大计一样,令我期待不已。我除了那样做以外,不能再作别的什么事情。那是一段充满着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时期。而且,只有经历那样一段时间,我才能为赢得你而平静地工作。因此,我那时必须为你的爱而战斗,正如我现在必须继续为你而战一样……”
  不管怎样,这一切就是弗洛伊德的信仰所固有的特征。他并不期望有什么好事,可以自然而然地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认为想要获得任何好东西,都必须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才行。
  在订婚后三年,他告诉她说,他远比三年前更加爱她。在三年前,他对她的了解太少了。弗洛伊德说,他在三年前所爱的只是她的形象,而如今他所爱的是她的人格,是真正的玛莎。他说:“在开始的时候,我对你的爱还掺杂着许多痛苦。在那以后,我对你产生了忠诚的情谊和欢乐的信心。如今,我则以一种神魂颠倒的激情爱着你,这种激情只能保留下来,并大大超过我的期望。”
  从一八八二年六月订婚到一八八六年九月结婚,弗洛伊德不仅在感情上经历了多种复杂的考验,而且,在经济上承受了很重的压力。弗洛伊德的家庭经济状况始终都不很富裕。他自医学院毕业后,又有一段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不能解决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他的婚姻费用一直给他带来很大烦恼。玛莎的妈妈本来就有点计较弗洛伊德家里不够富裕,因此,越接近婚期,弗洛伊德越为经济问题着急。
  若要以他开业所得的积蓄来结婚,起码要好几年才能办到。所以,结婚的费用,看起来几乎要全靠玛莎家里的钱。结婚后建立家庭所需要的家具,需要花相当多的钱去购置。他为此四处借钱,但结果又不理想。更糟糕的是,他获知八月又要去当兵。在当兵的时间里,他不但将没有收人,而且还要花钱付路费。
  在弗洛伊德订婚后的那段长时间里,弗洛伊德几乎没有一刻不在心中挂念着何时可以结束订婚期。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他一心想成名,希望能有较多的收人,得到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以便能够和她结婚。但是,那几年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段在经济上艰苦奋斗的岁月。
  弗洛伊德自己曾经算过好几次,要想使自己在结婚后度过安稳的第一年,非得要有一千美元的准备金不可。但是,直到结婚的那一年,他才筹备了不到五百美元的钱。好在那时候玛莎那位富有的姨妈李·劳贝尔资助了他们,给他们提供了三倍於此的嫁妆费。
  弗洛伊德决定把婚期定在一八八七年六月十七日。那是他们订婚五周年纪念日。玛莎很同意弗洛伊德的安排,使弗洛伊德又一次感受到当初玛莎答应他求婚时的那种快乐。但是,不久弗洛伊德就获知他已得到资助赴巴黎深造(详见下一章),所以他决定改变预定的婚期。从巴黎回来后,他决定在维也纳开业。在一切都安排就绪以后,一八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弗洛伊德才同玛莎结婚。
  这时候,新娘正好二十五岁,而新郎三十岁。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弗洛伊德身高五尺七寸,长得英俊、瘦长,五官端正,还有一对乌黑乌黑的、炯炯发光的眼睛。
  刚刚结婚的日子里,弗洛伊德的经济生活仍然未能迅速好转。他这时候已经开业行医,本来预料十月份会有很多患者来看病,但实际诊疗者却寥寥无几。弗洛伊德的每天收入很有限,他只好让自己的太太暂时度过一段较艰苦的日子。在头几个月,弗洛伊德每月只能得到约合四十五美元的收入,而他一个月的生活费却要一百二十美元!虽然,他们都能泰然处之,但实际困难确实接踵而来。他把哥哥伊曼努尔送给他的金表拿去当押。好在有明娜的帮助,日子才能过得去。
  由于玛莎处处表现出仁让、俭朴和顾全大局,弗洛伊德在生活上的困难才不至于影响到他的工作。玛莎在生活中总是把方便留给弗洛伊德,而把困难留给自己来承担。
  一八八七年十月,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孩子,取名马蒂尔德,孩子的降生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增添了美满和幸福的气氛。弗洛伊德在两年后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很快就生活在日益安详自在的环境之中。每当我们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们就认为那是我们所遇到的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我已经无所他求,也不再那么辛苦地工作了。”接着,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和一八九一年二月,他们又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取名为琼·马丁,这是为了纪念弗洛伊德在法国巴黎深造时的一位老师琼·马丁·沙考特。沙考特是法国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第二个儿子取名为奥里沃,这是为了纪念英国近代革命家奥里沃·克伦威尔的。如前所述,克伦威尔是佛洛伊德早年崇奉的一位英雄。
  由于人丁日多,需要的房间也越来越多。所以,一八九一年八月,他们搬到著名的柏格街十九号。那儿既宽敞、又便宜。一年以后,他们又租了楼下的几个房间,作为弗洛伊德的书房、候诊室和诊疗室。弗洛伊德在那里一直住了四十七年。在那以后,在这所房子里,他们又生下另外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三个孩子分别生于一八九二年四月、一八九三年四月和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最小的儿子取名为厄纳斯特,是为了纪念弗洛伊德的老师厄纳斯特·布吕克教授的。
  弗洛伊德是一位和蔼可亲、溺爱孩子的爸爸。每当孩子们患病的时候,他总是心焦如焚。当他的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差一点死于白喉。在情势危急的时候,心乱如麻的弗洛伊德问她最喜欢什么东西,他得到的回答是“草莓”。那时候草莓已过了季节,但在一家有名的商店里,还可以买到。弗洛伊德不顾一切地去采购到手。就在她要吞第一个草莓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咳嗽,把梗在喉头的那些白喉假膜吐了出来。第二天,她的病就日见好转,人家都说,一颗草莓和一个爱子心切的父亲救了她的小生命。
  当弗洛伊德有了六个孩子以后,他的事业也开始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幅广阔而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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