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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家族属于班尼亚种姓①，原先似乎是零售商人。然而，从我的祖父开始，他们已连续三代担任卡提亚华各邦的首相。我的祖父乌昙昌德·甘地，别名奥塔·甘地，想必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因为某种政治纷扰被迫离开了波尔班达；他原是那个地方的帝万②。他避难于朱纳卡德，以左手向当地的纳华伯③致敬。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不恭，他回答说：“我的右手已经矢忠于波尔班达了。” ①班尼亚（Bania）种姓是印度教徒第三个大种姓吠舍（Vaishya）的一支，原来的职业是务农或经商——译注。
①政治监督官（Political Agent）是英国统治印度时代、驻印度英国总督派到印度较小土邦的官吏，实际上是该地的太上皇，连土邦王公也听命于他——译注。
①指《薄伽梵歌》，见本书第一部第十章第二十八页《薄伽梵歌》注——译注。
当我的父亲离开波尔班达到拉奇科特去做王府法庭的法官时，我大概已经有七岁了。我就在那里上了小学，现在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包括教过我的老师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其他特点。关于我在这里的学习情况，也象在波尔班达一样，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想必我当时还是一个平庸的学生。后来我从这个小学转到郊外的另一所小学，而且一直读到中学，那时我已经十二岁了。在这个短时期中，就我的记忆所及，无论对师长或同学，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我总是很害羞，常常避开别人，书本和功课是我的唯一伴侣。准时到校，一散学就跑回家——这就是我每天的习惯。我的确是跑回去的，因为我生怕和别人讲话，甚至害怕有人向我取笑。 我在中学一年级考试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值得记述的事。有一个名叫齐尔斯先生的督学，到我们学校来视察。他要我们写五个字，借此测验我们是否写拼得正确。其中一个是“锅”字，我把这个字拼错了。教师用他的脚尖触我借以提示，可是我却体会不了他的用意。我不懂得他原来是要我去抄袭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学生石板上的写法，因为我以为教师站在那里是防止我们抄袭的。结果除我以外，别的学生每一个字都拼对了。只有我是愚蠢的。后来教师这样指责我，可是没有用。我是永远学不会“抄袭”的艺术的。 然而这件事情丝毫没有减少我对教师的尊敬。我是生来看不见长者的缺点的。后来我知道他还有很多别的短处，可是我对他的尊敬始终如一。因为我已经学会了遵从长者的吩咐，而不计较他们的行为。 这个时期还有两件事情我不会忘记。我平常并不喜欢阅读课外读物。每天的功课我总得做完，因为我不愿意受教师的诘问，更不愿意欺骗他。所以功课我总得要做，但时常心不在焉。因此既然作业不能完全做完，自然不存在什么课外阅读的问题了。可是有一次我看见父亲买来的一本书，是有关斯罗梵纳孝顺双亲的一个剧本。我读得津津有味。这时我们家里来了几个巡回演皮影戏的人。他们所演的影戏当中，有一个场面是斯罗梵纳用带子背着双目失明的父母去朝圣的情景。这本书和这种景象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象。“这就是你应当效法的榜样”，我这样告诫自己。斯罗梵纳死去的时候，他的父母悲痛哀号的情景，至今我记忆犹新。这一段哀歌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曾用父亲买给我的手风琴演奏过这一段哀歌。 还有一件类似的事情和另一出戏有关。就在这个时候，我得到了父亲的允许去看某剧团演出的一出戏，叫做“哈立斯昌德罗”，把我迷住了。这出戏我是百看不厌的。可是我究竟有多少机会再去看呢？它老追随着我的心思，我独自扮演哈立斯昌德罗也不知有多少次了。我自己日夜自问：“为什么做人不应当象哈立斯昌德罗那么诚实呢？”我要象他那样服从真理，为了真理可以经受一切考验——这就是我受到鼓舞的一个思想。我当时完全相信哈立斯昌德罗的故事是真的。我一想起这个故事，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根据我现有的常识判断，哈立斯昌德罗大概不是一个历史人物。但无论如何，我以为哈立斯昌德罗和斯罗梵纳都是活生生的现实，我相信如果今天我重读这两个剧本，我一定会象从前一样受到感动。 我很希望最好不写这一章，我知道在这个叙述中我得咽下许多痛心的眼泪。不过如果我自命为真理的崇拜者，就不能回避这一段经历。这是我沉痛的责任，我得在这里记述我在十三岁就结婚的事情。今天我看到我所照料的、和我当年年岁相仿的孩子们，不禁想到我自己的婚姻，我为自己悲伤，为他们没有遭到我的命运而庆幸。象我这样荒唐的早婚，我看不出有什么道德的论据说得过去。 请读者不要误会，我是结婚而不是订婚。因为在卡提亚华，订婚和结婚是两种不同的礼仪。订婚是男女双方的父母预先应许的婚约，并不是不可解除的。男的死了，女的用不着守寡。这完全是父母之间的一种协议，和做儿女的没有什么关系，有时连本人也不知道。我自己似乎就订过三次婚，虽然我自己也不晓得。我听说挑选给我的两个女孩子都先后死了，因此我猜想我是订过三次婚。我还模糊记得，我第三次订婚是在七岁的时候。不过我已记不清是不是有人通知过我这件事情。我在这一章里要谈的是我结婚的经过，这一点我倒是记得极为清楚。 我们兄弟三个，大哥早就成亲了。我们的家长决定叫比我大两三岁的二哥，还有一个大概比我大一岁的堂哥和我自己三人同时结婚。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我们的幸福着想，更不是出于我们的愿望，而纯粹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和节省。 印度教徒结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了一场婚姻，男女双方的父母常常为之倾家荡产。他们浪费金钱，浪费时间。为了购置衣饰、备办酒席，往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光。酒席还要互相竞争，看看谁家的样数多而出色。做妇女的，不管她们是否长于歌唱，总要引吭高歌，甚至因此得病，大嚷大叫打搅邻居。而邻居们对于这些喧腾噪闹和残羹剩菜的烦扰，总是处之泰然，因为他们晓得总有一天他们也将有这么一场。 我们的家长懂得这些事体的麻烦，所以想要一气呵成，既省又好。因为一次花钱，就算弄得铺张一些，总比三次开销合算。我的父亲和叔叔年纪都很大了，我们又是最小的孩子，大概他们希望在未死以前，能够得到这最后一次婚事的快慰。由于这一切考虑，他们就作了这个三婚并举的决定，于是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早几个月就忙着备办起来了。 就是由于忙着这些事情，我们才警觉到即将光临的事件。我想当时我不过以为结婚无非是穿好衣服，敲锣打鼓，迎接新娘，丰盛的酒席并得到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共同游玩，如此而已。性的欲望是后来才有的。为了遮羞，我想除了值得记述的若干情节，别的我就不谈了。这些，以后再说。而且这些情节和我写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并没有多大关系。 就这样二哥和我从拉奇科特被送回波尔班达。最后演出以前的准备工作还有一些有趣的事——例如在我们周身涂抹姜黄膏——然而我必须从略不赘了。 我的父亲是个帝万，但无论如何是一个奴仆，由于他博得本邦王公的信任，更加显得如此。王公直到最后一刻才肯让我的父亲离开，给我父亲派了几辆专用的马车，这样可以节省两天的路程。然而命运另外作了安排。从拉奇科特到波尔班达有120英里，坐马车要走五天。我的父亲三天就赶到了，但在最后一程竟把车子赶翻了，他因此受了重伤。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已是遍体包扎着纱布。父亲和我们的兴趣虽然已经减了大半，可是婚礼还得举行。因为婚期怎么可以改变呢？然而由于沉溺于婚礼的稚气的逸乐，我竟忘记了父亲的伤痛。 我对父母是孝敬的，但是我耽溺于肉欲的程度并不亚于我对父母的孝敬。我还不懂得孝敬父母应当牺牲一切幸福和快乐。于是，象是惩罚我耽于逸乐似的，发生了一件使我遗痛终生的事情，这事情我以后还要谈到。尼斯古兰纳歌中有一个句子说：“绝欲而不清心，终难持之有素。”我一唱起这只歌，或者听见别人在歌唱，便使我想起这件令人痛心的丑事，内心充满了惭愧。 我父亲虽然受伤，却还勉力参加了全部婚礼。直到今天回想起来，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婚礼的每一个细节的过程中所坐的位置。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会严格地批评他使我在幼年的时候结婚。我觉得那一天每件事情都安排得恰当而令人愉快。自然我自己当时也是想要结婚的。正因为我的父亲那天的一举一动无可厚非，那些事情回想起来仍然是新颖的。时至今日，我还能画出我们当时怎样坐在婚礼台上，怎样和新娘同行“七步”礼①，作为新婚夫妻，我们怎样把合欢糖②送到彼此的咀里，而此后我们又是怎样同居的。还有，那新婚之夜！两个无知的孩子，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投身于人生的大海里。我的嫂嫂曾经充分地将初夜应有的知识传授给我。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人教过我的妻子。我从来没有问过她，现在也不愿意过问了。读者一定认为我们当时非常紧张，不敢面对面。我们的确很难为情。我怎样和她交谈呢？谈什么好呢？嫂嫂教给我的，似乎还不足以使我得到多少的帮助。事实上，象这样的事情是用不着有人指点的。前人所遗留给我们的印象足以使一切传授成为多余了。我们彼此逐渐了解起来，而且可以在一起随意交谈。我们是同年，但我不久便行使丈夫的权威。 ①“七步”礼（Saptapadi）是印度教徒新娘和新郎行七步的一种仪式，仪式进行时，彼此承应互守贞节和敬爱，从此他们的婚姻成为百年不变的结合。
大约在我结婚的时候，常常发行出版一些价值一个派斯或一个派①（现在我记不得究竟是多少了）的小册子，谈论夫妻之爱、节约、童婚和其他类似的问题。每当我看到这种小册子，我总是从头至尾细细研读，当时我已养成一种忘我所恶、行我所好的习惯。这些小册子所谈论的把终生忠于妻子看成是做丈夫的责任，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况且，我秉性就有追求真理的热情，因此就不存在欺骗她的问题。再说那时候年纪还小，不忠于她的机会很少。 ①印度旧币制：一卢比（Rupee）等于十六安那（Anna），一安那等于四派斯（pice），一派斯等于三派（pie）；现已改为十进制——译注。
我已经说过，我结婚的时候是一个中学生。我们三兄弟都在一个学校读书。大哥的班次最高，和我同时结婚的二哥只比我高一班。我们两人因为结婚耽搁了一年；二哥所受的影响更坏，他竟因此辍学了。天知道有多少青年遭受了和他一样的厄运。只有在我们当前的印度教社会里，才有读书和结婚并行的现象。 婚后我仍然继续念书。学校里的人并没有把我当傻子看待，我总是很得师长们的宠爱。学校当局每年都给我的父母寄来我的成绩单和操行单；我从来没有得过坏评。事实上我在第二年考试以后还得过奖，到了第五和第六年级，则分别得到了四个卢比和十个卢比的奖学金。我所以取得这些成绩，与其说是由于我的用功，不如说是由于我的运气。因为奖学金并不是为所有的人而设的，而是保留给卡提亚华的索拉兹地区的优等学生；而当时在四、五十个学生的一个班里，来自索拉兹的孩子不会有多少。 就我自己所记得的，我对自己的才能并不怎么自豪。我在得到奖品和奖学金时，常常是很惊讶的。然而我对于自己的操行，却是小心维护、惟恐不周。只要一点小小的过失，便会使我流泪。当我应当受到、或者老师认为我应当受到责备的时候，我是受不了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受到了体罚。受罚我倒不怎么在意，我所难过的是别人以为我是罪有应得。我伤心地哭了起来。那时我还在一年级或二年级。我在七年级的时候，又发生了另一件这样的事。当时的校长是度罗伯济·叶杜吉·齐米。他很受学生欢迎，因为他严于纪律，而且教导有方。他把体育和棒球的课程都列为高年级男生的必修科。这两样我都不喜欢。在它们被订为必修科以前，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运动，不管是棒球还是足球。我对运动抱着规避态度的原因之一是害羞，现在我知道这是错误。同时我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运动和教育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我才懂得体力的训练和智力的训练在课程内应受同样的重视。 不过话说回来，我虽然不大参加运动，我的身体却不见得衰弱。因为我从书本上得知露天作长时间散步的好处，我喜欢这种意见，并且养成了步行的习惯，至今不衰。由于这种散步，使我具有相当强健的体格。 我所以不爱好运动是因为我热切希望看护我的父亲。每天散学以后，我便赶快回家去侍候他老人家。运动成为必修课程，正好直接妨碍了我服侍父亲的工作。我请求齐米先生免除我的体育课程，以便我有时间侍候我的父亲。然而他竟置之不理。碰巧有一个星期六，上午上课完了，但在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却得从家里赶回学校去上体育。我没有表，而那天又是阴天，我把时间弄错了，赶到学校的时候，学生们全都走了。第二天齐米先生检查点名簿，发现我曾缺席，便来问我旷课的原因，我只好据实以告。他不相信我的话，罚我交纳一个或两个安那（现在我不记得是多少了）。 我竟然被人说成撒谎！这使我极为伤心。我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无辜呢？我想没有办法。我因极端痛苦而大哭起来。我从此便晓得：一个诚实的人也必须是一个谨慎的人。我在学校犯疏忽的错误，这是第一遭，也是最后一次。我还依稀记得罚款最后是被撤销了。免除运动的事当然获准了，因为我父亲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说他需要我在散学以后回家。 虽然没有因为忽视运动而吃亏，可是因为在别的方面忽视了，直到现在还受罚。我不知道从那里得到这么一个观念，认为书法并不是教育的必需部分，这种观念一直到我去英国的时候还保持着。后来，特别是在南非的时候，我看见当地的律师和生长在那里并在那里受教育的青年所写的字体都很秀丽，自己感到惭愧，并且悔恨自己的疏忽。我认为字写得不好应该被当作是教育不完善的一种迹象。以后我曾力图改善我的书法，可是已经太迟了。我永远不能弥补年青时候的疏忽。希望每一个青年男女从我的事例中吸取教训，应该懂得好的书法乃是教育的必需部分。现在我有这样的意见：小孩子在学写字以前，应该首先教他画画。应该让小孩子看图识字，如同观察不同的事物如花、鸟等等，等他学会了画东西再教他学写字。这样他就会写得一手好字。 我在学校时还有两件事值得记述。我因为结婚耽误了一年学业，老师为了弥补我这种损失，让我跳了一班——通常只有勤奋的学生才能得到这种优待。因此我在三年级只念了六个月，期考以后便跳到四年级，跟着便放暑假了。四年级以后，大部分的课程都用英文讲授。我发觉自己如坠入五里雾中。几何是一门新的功课，我觉得相当吃力，用英文讲授，就使我更感困难了。教员讲得很好，可是我却听不懂。我常常失掉信心，想要回到三年级去，因为感觉把两年的课程并为一年，未免野心太大了。然而这样做不但自己丢脸，老师的面子也过不去；因为他看到我还勤奋好学，才推荐我越级。这种怕双方都失面子的思想使我坚持下去。后来，由于我的努力，学到欧氏几何第十三定理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一切都很容易。一种课程，如果只要求单纯运用一个人的推理能力，就不是很难的课程。从此以后我便觉得几何是一门容易而有趣的功课了。 梵文就比较困难了。几何是不凭记忆力的，但梵文却是处处需要死记。这门功课也是从四年级开始，我一进入六年级，便有点灰心了。教员是一个严厉的人，我认为他是在强迫学生念书。教梵文和波斯文的先生颇有一种互相竞争的味道。教波斯文的先生比较温和。学生们常常互相议论说波斯文非常容易，说波斯文教员很好，很能体谅学生。有一天，我因怕难，就跑到波斯文班上去听课。梵文老师很难过，把我叫到他的身边说：“难道你忘了自己是毗湿奴信徒父亲的儿子了吗？怎么连自己的宗教的文字都不学了吗？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我要尽力把你们的梵文教好。只要你继续读下去，你就会发现其中有无穷的趣味。你不要灰心，还是回到梵文班上来吧。” 他这种亲切的态度使我惭愧。我不能不尊重老师的关怀。时至今日，我一想起克立斯纳商卡·潘提亚，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因为当时我如果没有学会那一点点梵文，我便很难有研读经典的兴趣。事实上，我还深深懊悔当时未能获得更加透彻的梵文知识，因为我从此认为每一个印度教徒的男女青年，都应当好好学习梵文。 现在我的意见是：在印度所有高等教育的课程里，除了当地的语文之外，都应当有印地文、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英文。大家不必要为这许多语文课程所吓倒，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教育更加系统化，而孩子们又卸下了以外国语文为进修的媒介，学这些语文就不至于成为一种令人厌倦的任务，反而感觉有无穷的乐趣。学会了一种科学的语文知识，就会使得其他语文的知识学起来比较容易了。 事实上，印地文、古遮拉特文和梵文可以算是一种语文，而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也算是一种。波斯文虽然属于雅利安语系，而阿拉伯文则属于闪语系，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种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两种语文都自以为是起源于伊斯兰教。我认为乌尔都文并不是一种独立的语文，因为它采用了印地文的文法，大部分的语汇则取自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谁要学好乌尔都文，就必须学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正如学好古遮拉特文、印地文、孟加拉文或马拉提文，必须学会梵文，是一个道理。 我在中学时代，在不同的时间里，有两个人可以算得上是我少数的几个朋友当中比较知己的。我和其中一人的友谊，并不长久；不是我抛弃他，是因为我结交了另外一个朋友以后，他就不同我往来了。我和这第二个朋友的关系是我一生中的一个悲剧。这种友谊为时甚久。我是在一种革新者的精神中和他结成这种友谊的。 这个同伴本来是我哥哥的朋友。他们是同班同学。我知道他的缺点，但我却把他当作一个忠实的朋友看待。我的母亲，我的大哥和我的妻子都警告我，说我交上了一个坏朋友。为了保持做丈夫的尊严，妻子的警告我不听，但我却不敢把母亲和大哥的意见置之度外。然而我却为那个朋友辩护，对他们说：“我知道他的确象你们所说的，有缺点，可是他也有你们所不晓得的优点。他不会把我带坏，因为我和他交朋友正是为了改造他。如果他能改正，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有为的人。请你们不必为我担心。” 我想我的话并没有使他们满意，但他们却接受了我的解释，不再过问了。 后来我才晓得我的想法错了。一个革新者不应和他所要改造的朋友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真正的友谊是精神上的一致，这是人间少有的事情。只有气味相投的友谊，才是有价值而持久的。朋友是彼此互相影响的，所以在交谊中几乎没有改造朋友的余地。我以为一切排他性的亲密的关系都应当避免，因为人容易接受坏的影响，却不容易接受好的东西。而且凡是要和上帝做朋友的，必须孤独，不然就得和全世界的人为友。我的见解也许是错误的，然而我想要启发亲密友谊的企图算是失败了。 当我初次遇到这个朋友的时候，拉奇科特正浸沉在一种“改革”的热潮中。他告诉我说，我们的许多教员背地里吃肉喝酒。他还举出拉奇科特许多有名的人，也是同属一伙，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中学生。 我既惊讶而又难过。我请他将这些事情的原委告诉我。他解释说：“我们是一个孱弱的民族，因为我们不吃肉。英国人所以能够统治我们，就因为他们吃肉。你知道我的身体很强壮，我也跑得很快，这也是因为我是一个肉食者。吃荤的人不会长血瘤，有时即使偶然长上了，也好得快。我们的老师和其他知名人士并不是傻子，他们所以吃肉是因为他们知道吃肉的好处。你也应当这样做。试试看，不要紧。你不妨试一试，看看效果怎样。” 他为肉食宣扬的这些话，并不是一次说出来的。这是我的朋友随时想要说服我的长谈中雄辩的精辟之处。我哥哥已经坠入彀中，因此他就支持我的朋友的论据。我同我的哥哥和那位朋友比较起来，身体的确衰弱得多。他们都比我结实、强壮、勇敢。这个朋友的技能把我迷住了。他能作异常迅速的长跑，并且擅长跳高和跳远。加在他身上的体罚，无论多重，他都不在乎。他常常向我表演他的技能，正如一个人当看见别人具有自己所没有的才能时，常常为之神往一样，我也为这个朋友的技能所迷惑。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赶上他。我几乎既不能跳也不能跑。我为什么不应当象他那么强壮呢？而且我是一个胆怯的人：我怕贼，怕鬼，怕蛇；这种恐惧常在我的心中萦扰着。夜里我不敢到室外走动。黑暗对于我是一种恐怖。我几乎不能在黑暗里睡眠，因为我恐怕这一边来鬼，那一边来贼，另一边又来蛇。因此，如果屋里没有灯光，我就不能入睡。我怎么能够把这些恐惧告诉睡在我身边的妻子呢？那时候她已经不是小孩了，是一个青年了。我知道她比我胆子大，我也自感惭愧。她不怕蛇和鬼，什么黑暗的地方都敢去。我的朋友抓住了我这一切弱点。他告诉我，他能用手抓住活蛇，不怕贼也不相信鬼。而所有这些，自然是由于吃肉的结果。 在我同学里面流行着古遮拉特诗人纳玛德的一首打油诗。这首打油诗是这样的： 英人雄纠纠， 印人何其小； 肉食者治人， 颀昂寓奇妙。 我受了这一切的影响，终于屈服了。这时候我才渐渐相信吃肉是好的，以为它能使我身强力壮，胆识过人；以为如果全国一致肉食，便可将英国人打倒。 于是我们便选定了一天，开始我的体验。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我们甘地这一族都是毗湿奴信徒。我的父母更是笃信所宗。他们经常到哈维立神庙去参拜。我们家族有自己的神廟，古遮拉特盛行耆那教①，其影响随时随地都可以感觉到。古遮拉特的耆那教和毗湿奴信徒反对和厌恶肉食的情况，是印度的任何地方或印度以外地方所没有的。我就是在这种传统中生长的，而且我极端孝顺我的父母。我知道他们一旦获悉我破戒吃肉，他们就会吓坏。况且，我之热爱真理使我极为谨慎。当时我并不是不知道，如果我吃起肉来，就等于欺骗了父母。然而我的心思却倾向于“革新”事业。我并不是要顺从口腹之欲，我并没有想到肉食有什么特殊的好滋味。我只是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同胞得以强壮勇敢，这样就可以打倒英国人，使印度获得自由。“自治”这个字，我还没有听说过。但我已经明白自由的意义。我之热中于“革新”蒙蔽了自己。而且既然是秘密进行，我自己说服自己：仅仅把所做的事隐瞒着父母，并不能算是违背真理。 ①耆那教（Jainism）旧译景教，在印度的创立，几乎与佛教同时。它提倡刻苦牺牲，除去物欲，自救而不为世俗所累。它有五个信条：一宜真言，二尚清贫，三不杀生，四不偷窃，五守贞洁。所以耆那教的教义和佛教、印度教都有共同之处——译注。
这一天终于到了。我当时的心情是很难充分描述的。我一方面抱着“革新”的热望和好寄的心理，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象窃贼一样地干着这不可告人的勾当而感到羞愧。这两种心情那一种占优势，连我自己都分辨不了。我们到河边去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在那里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了肉。我们还带了从面包店买来的面包。这两样东西我都吃不出什么味道来。那天的山羊肉粗糙得象牛皮一样，简直无法下咽。我实在受不了，不得不抛下走开了。 那天晚上我很难过，作了一夜的恶梦。每一次快要睡着的时候，总觉得好象有一只活山羊在我的肚子里苦苦地哀叫，使我懊悔地惊跳起来。然而我又安慰我自己说，肉食是一种责任，于是又觉得泰然心安了。 我的朋友是不肯轻易罢休的。现在他为我预备了许多荤菜，看起来真是色香俱全。至于我们聚餐的地方，已经不再是河边的僻处了，而是在一栋政府宾馆的餐厅里，桌子椅子应有尽有，是我的朋友和那里的大厨师特别布置的。 这种诱惑果然生效了。我不再厌恶洋面包了，我也不再为山羊而有所悯，而且变得好吃荤菜，虽然并不特别喜欢吃肉。这样继续了大约一年之久。但是统共也不过吃了五、六次荤菜席，因为政府宾馆并不是天天开放的，经常备办那么多贵重而美味的荤菜，显然也有困难。我没有钱来支付这种“革新”，所以每次都是我的朋友出钱。至于他的钱是哪儿来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可是他总是弄到钱，因为他决心使我成为一个肉食者。然而他的能力终归有限，因为后来这种饮宴就越来越少，中间的间隔也越来越长了。 我每一次前赴这种秘密酒宴的时候，就不在家里吃饭了。我的母亲自然要叫我吃饭，而且问我为什么不想吃饭。我总是对她说：“我有点消化不良，今天我没有胃口。”这样的托词，使我很不安；我知道我在撒谎，而且是在向母亲撒谎。我也知道如果我的父母晓得我已经变成一个肉食者，他们会深深悲痛。 这些思想使我内心极感忧闷。 因此我对自己说：“吃肉虽然是必要的，在国内进行饮食‘改革’也是必要的，可是欺骗父母、向父母撒谎比不吃肉更坏。所以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决不能再吃肉了。等到他们去世以后，我就可以自由了，那时我便可以公开吃肉，但是在这以前，我应当克制自己。” 我把这个决定通知了我的朋友，从此我没有再吃肉。我的父母一直不知道他有两个儿子一度成为肉食者。 我之所以戒绝肉食，是因为我有一种纯洁的愿望，即不向父母说谎。可是我并没有和那位朋友断绝往来。我想要改造他的热望已经证明对我是一种祸害，可是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 这位朋友几乎使我做出不忠于我的妻子的事情来，可是幸免了。他有一次把我带到一个妓院去。他把应有的知识都告诉了我。一切都已预先安排停当了，连账都已经付清了。我进入罪恶之窟，幸亏上帝以他无限的慈悲保护了我。在这罪恶之窟，我几乎是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我在那个女人的床上，坐在她身边，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当然忍受不了，把我赶出屋门，并加以辱骂。我当时感到大丈夫的气概象是受到了伤害，惭愧得无地自容。然而我永远感谢上帝拯救了我。回顾我这一生，曾有四次类似的事件，我之得救，与其说是出于我个人的力量，不如说多半是由于我的幸运。从严格的伦理观点来说，所有这些事情都可以看作是道德上的堕落；因为这是肉欲的暴露，和已成事实同样的坏。但是从世俗的观点来说，一个人如果在肉体上没有犯罪，便算是已经得救了。我自己所指的得救，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人有时逃避了罪恶，好象天意为他和他周围的人作了安排。人们一旦醒悟过来，就会为自己的幸免而感谢上帝的慈悲。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有时无论怎样抗拒诱惑，终不免堕落；我们也知道，有时他要犯罪，而上帝却加以干涉而且把他拯救出来。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一个人究竟有多大的自由，他受环境支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自由意志究竟有多大作用，命运究竟有无影响——这一切都是疑团，而且永远是疑团。 不过还是让我把这个故事说下去吧。甚至连这件事还不能使我认清这个朋友的恶劣。我因此还有许多可痛的经历，直到我看见他所做的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不道德的行为，我才恍然大悟。关于这些事，我以后再按次序讲。 可是有一件事，我得在这里提一提，因为它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我和我的妻子发生一些误会的原因之一，无疑地是因为这个朋友的缘故。我是一个既专一而又妒忌的丈夫，这个朋友便火上加油，煽起我对于妻子的怀疑。我从来不怀疑他的话是否可靠，常常根据他的闲话粗暴地折磨我的妻子，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永难宽恕自己。大概只有信奉印度教的妻子才能忍受这种折磨，所以我常想：女子是容忍的化身。做仆人如果无缘无故受了怀疑，可以离职不干；做儿子的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形，可以和父亲分居；做朋友的可以绝交。然而做妻子的，即使她怀疑自己的丈夫，也只能安于缄默；可是如果做丈夫的怀疑了她，那她就完了。她能上哪儿去呢？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妻子，不能向法庭请求离婚；法律不能伸雪·她·的冤屈。我一度把我的妻子逼得走投无路，这是我永难忘怀或饶恕自己的。 怀疑的毒瘤，直到我完全了解“非暴力”①的意义，才得以根除。这时我才看见了“节欲”②的光辉，才懂得妻子不是丈夫的奴隶，而是他的伴侣、他的助手，是他的一切忧愁和欢乐的共享者。她可以选择自己所要走的道路，如同她的丈夫一样。现在每当我想起那些充满疑惑和猜忌的黑暗日子，我便痛恨自己的愚罔、荒淫和残忍，并为我盲目轻信朋友而感到悲痛。 ①梵文为Ahimsa，意即不杀生、非暴力。
我在这个肉食时期以及在这之前的若干时候——大概是在结婚前后，还有其他一些错误，应当说一说。 有一个亲戚和我都染上了抽烟的嗜好。我们抽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好处，也不是喜欢香烟的味道，我们只觉得香云吐雾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的叔叔有这个嗜好，我们看见他抽烟，便想学他的榜样。可是我们没有钱买烟，所以我们便把叔叔抛弃的烟头偷偷地拣起来抽。 不过，烟头并不是常常有的，而且也没有多少烟好抽。所以我们便开始偷窃佣人的零用钱，拿去买印度土烟卷。可是问题在于：买来的香烟搁到哪里才好。我们当然不能在长辈面前抽烟。这样偷钱买烟的事，继续了几个星期。同时我们听说，有一种植物的梗，里面有许多小孔，可以当烟吸，所以我们又开始抽这种烟了。 然而这些事还远远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开始感觉不自由的难过。没有长辈的许可就不能做任何事，这使我们无法忍受。最后，我们觉得非常厌烦，便决定去自杀！ 然而怎样才能自杀呢？我们从哪里可以得到毒药呢？我们听说闹阳花子是一种有效的毒药。我们便到丛林中去寻找，果然找到了这个花子。我们以为晚上行事最适宜。我们到克达济神庙里去，把酥油放在神灯上，到神坛参拜一下，便要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去自杀。然而我们的勇气消沉下去了。如果我们一下子死不了，怎么办？自杀究竟有什么好处？缺少一点自由，为什么将就不了？虽然，我们还是吞下了两三粒花子。我们不敢多吃，我们俩都有点怕死，于是决定到罗摩吉神庙去镇静一番，摈除自杀之念。 我这才懂得：萌自杀之念易，而行之则难。而且从此，我一听见人家嚷着要自杀，很少动心或根本无动于衷。 自杀的念头终于把我们两人抽烟头和偷佣人的零钱去买烟的坏习惯革除了。 自从我长大成人以后，我再也没有抽烟的要求了。我总以为抽烟是野蛮的，肮脏的，有害的。我一直不懂世界上为什么还有这么一种抽烟的狂热。我最不能忍受坐在一节全车人都抽烟的车厢里去旅行，我受不了那种气氛。 然而比这种偷窃更严重的却是我在不久以后所犯的一次。我偷零用钱在十二、三岁——可能更小的时候。我在十五岁的时候，又犯过一次偷窃。这一次我是从我那位吃肉的哥哥的手镯上偷了一小点金子。他那时欠了一笔大约二十五个卢比的债。他手上的一只镯子是纯金的，弄下一小块并不困难。 金子真的弄下来了，债也还清了。然而这一次我实在受不了，我立志不再偷窃。我还决心向父亲坦白，可是我不敢和他面谈。我并不是怕挨打。不，我记得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们，我害怕这件事要使他痛苦。不过我觉得必须冒一冒险；我以为没有坦白的承认，就不能做底悔改。 最后，我决定写一张悔过书交给我父亲，然后恳求他的饶恕。我写了一张字条，并且亲自交给了他。我在这张字条上不仅承认了我的罪状，而且请求给予适当的处分，末了我还要求他不要因为我的过错而自责。我还发誓以后永远不再偷窃。 我双手颤抖地把悔过书递给我父亲。当时他正害着瘘病，困于病场。他的床只是一块光木板。我把字条交给他以后，便坐在他对面。 他读完以后，晶莹的泪珠流满了他的双颊，连那张纸都弄湿了。他闭上双眼沉思了一会儿，于是把纸条撕毁了。他看着悔过书的时候是坐着的，后来他又躺下了。我看见他内心痛苦的样子，也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如果我是一个画家，今天我还能把当时的整个情景画下来。它在我的记忆中仍然非常生动。 那些出于慈爱的珍珠般的眼泪，涤净了我的心怀，并且洗掉了我的罪恶。只有经历过这种爱的人，才能体会什么叫做爱。正如圣诗所说的： 只有受过爱之箭伤的人， 才晓得爱的力量。 对于我，这是“非暴力”的一堂实物课。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一种父爱，今天我才懂得这是纯粹的“非暴力”。当这种“非暴力”包括一切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起了变化。它的力量是无限的。 这种至高无尚的饶恕，对我父亲来说，并不是生性如此的。我以为他一定会生气，斥责，并自击其额。然而他却是那么异常的平静，我相信这是因为我坦白悔过的缘故。坦白悔过，加上永不再犯的诺言，如果在一个有权利接受的人的跟前陈述，实在是一种最纯洁的忏悔。我知道我的悔过使我的父亲感到我是绝对安全的，也使他对于我增加了无限的慈爱。 我这里要讲的这件事，发生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在前面说过，我父亲害着瘘病，一直卧床不起。我母亲、家里一个老仆人和我自己是他的主要看护人。我担负着护士的责任，主要是给他包扎伤口，给他吃药，并且把需要在家里配好的药给他配好。每天晚上我在他的腿上给他按摩，只有他吩咐我去睡或者等他自己入睡以后，我才离去。我喜爱这样侍候他。就我记忆所及，我从来没有疏忽过。我所有的时间，除了盥洗等事外，都用在上课和服侍父亲这两件事情上。只有他许可，或者他觉得好些的时候，我才在黄昏去散步。 也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妻子有了小孩。今天看起来，这件事对我是一种双重羞耻。因为第一，我还是一个学生，我应当克制自己，可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其次是，这样纵情态欲不但妨碍了我求学的职责，而且妨碍了我履行更大的天职，就是对于父母的孝顺。因为我从小就把斯罗梵当作我的理想人物。每天晚上，我的双手虽然在忙着为父亲的双腿按摩，我的心却在卧室徘徊着，而且那个时候，无论是从宗教、医学和常识来说，都是不应当有性行为的。我的职务完了以后，我总是满心欢喜，向父亲道了晚安，便直奔寝室了。 这时候我父亲的病日益严重。夜柔吠陀①的大夫们，赫金②术士们和地方上的庸医们，把他们所有的膏药、秘方都用尽了。有一个英国外科医生也来诊断过。他以为最后和唯一的办法只有动手术。但是我们的家庭医生不以为然。他反对对这样大年纪的病人动手术。这位医生既能干又著名，他的意见自然是被接受了。手术是不动了。为手术而购置的许多药品也弃置于一旁了。我现在的印象是，如果那位医生同意动手术的话，伤口很容易就会好起来。而且手术也是要由当时孟买很有名的一个外科医生做。但是上帝却另有主意。死亡将到了，还有谁能想到正当的治疗？我父亲从孟买带着所有手术器械回来，这些东西现在全然无用了。他已经不想再活了。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到后来连大小便也不能下床了。可是一直到不得已的时候，他还坚持要下床便溺。毗湿奴的信徒重视外部洁净的规矩是这样的不可逾越。 ①夜柔吠陀（Ayurveda）系印度最古老的医学典籍——译注。
①印度教徒手臂上都系着一条绳，上面缠着所谓符籙，以期却邪去病。因为这种符籙，受之父母，所以临终的时候都要取下——译注。
从六、七岁到十六岁，我在学校念书，这期间除了宗教以外，什么功课都学过。我敢说我并没有得到教员们毫不费力就能传授给我的东西。可是我却随时随她从我周围的事物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这里所用的“宗教”一词是一种最广义的说法，意即自我实现或自知之明。 因为我是生来就属于毗湿奴信徒，所以我常常到哈维立神庙去朝拜。可是这并没有触动我的感情。我不喜欢神庙里的灯火辉煌和喧腾热闹。而且我还听说神庙里也干着败坏道德的勾当，于是更感到它索然无味了。所以我从哈维立神庙里并没有得到什么。 然而我在那里所得不到的，却从我的保姆——我们家里的一个老佣人——那里得到了。她对于我的疼爱，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小的时候很怕鬼怪。兰芭——这是她的名字——教我反复诵念“罗摩那摩”①，说是这样就不会害怕了。我虽然不大相信这个办法，但我却相信她本人，所以我在幼年的时候便开始反复诵念“罗摩那摩”，以便消除我对鬼怪的恐惧。自然，这只不过是刹那间的事情，但是儿童时期所播下的良种，并未落空。我想正是因为这位善良的女人兰芭撒下了这一粒种子，所以今天“罗摩那摩”对于我还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子。 正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笃信《罗摩衍那》的堂哥为我和我的二哥安排着学习《罗摩护》②。我们把它背熟了，并规定每日早浴以后朗诵。我们住在波尔班达的时候，这种做法从未间断。可是我们一搬到拉奇科特，便把它忘了。因为我并不相信它有什么魔力。我之所以诵读，一部分是因为我要向人夸耀我能够从正确的发音诵读《罗摩护》罢了。 ①罗摩那摩（Ramanama）反复念着“罗摩”这个名字的句法，以表示对于罗摩的崇拜。罗摩是传说中的古代印度十车王（Dasaratha）的儿子，是毗湿奴（VishAnu）神的化身，以孝悌忠信、救妻伏魔著称，为印度最古老的史诗《罗摩衍那》所神化——译注。
①比尔花（bilva），一种热带树，印度人用这种树叶供盛祭品，迷信为圣树——译注。
①湿婆天（Shiva）是印度教神话中最受祟奉的天神之一，时至今日湿婆天神庙仍然是印度最普遍的神庙。他是保护神，保护牲畜、男女免受祸难；又是破坏神，因为他力大无边，能降妖伏魔，摧毁一切——译注。
①《曼奴法典》（Manusmriti）是印度教最古老的法典汇编，维护种姓制度和宗教信仰，其中有许多上帝创造万物和人类起源的传说——译注。
1887年我念完中学。当时统一考试分别在阿赫梅达巴和孟买二地举行。由于印度一般都很贫困，所以卡提亚华的学生自然选择最近和最经济的地方去应试。我的家境也迫使我作同样的选择。这是我第一次从拉奇科特到阿赫梅达巴，而且还没有人作伴。 我的家长要我中学毕业以后，继续进大学深造。八万纳伽和孟买都有大学，因为前者比较经济，我决定到那里去进萨玛尔达斯学院。我是去了，但如坠五里云雾中。事事有困难。教授的讲授，我听不懂，更不要说有什么兴趣了。这不是他们的错误，因为那个学院的教授被认为是第一流的。可是我是那么笨拙，第一学期末了，我就回家了。 我们家里有一个老朋友和顾问，名叫马福济·达维，是一个机警而有学问的婆罗门。我父亲死后，他还保持和我们家里的关系。在我的假期中，他凑巧来探望我们。他在同我母亲和大哥的谈话中，问起我的学业。他晓得我在萨玛尔达斯学院读书，便说：“时代变了。如果你们不受适当的教育，不要指望继承令尊的衣钵。既然这个孩子还在继续求学，你们应当使他能够保持令尊的衣钵。他得念上四、五年的书，才能够得到学士的学位，而这充其量只能使他有资格谋求月薪六十卢比的职务，帝万可是当不成了。如果他也象我的儿子一样去学法律，时间就更长了。等他毕业的时候，一定有不少律师在竞争着帝万的职位。我想倒不如送他到英国去留学。我的儿子柯华尔朗说，做律师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出三年他就可以回来了，费用也不过四、五千卢比。你想想一个刚刚从英国回来的律师该是多么时髦啊！那时用不着他去谋求，帝万的职位就会送上门来。我极力主张你们今年就把穆罕达斯送到英国去。柯华尔朗在英国有很多朋友，他会写介绍信给他们，穆罕达斯在那里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约希吉①——我们常常是这样称呼年老的马福济·达维的——转过来用诚恳的口气问我说：“与其在这里念书，你不是更愿意到英国去吗？”自然，这是我再欢迎也没有的了。我本来就担心学校的功课难，所以听到这个建议便高兴得跳起来，并说要送我去，愈早愈好。不过要想很快通过考试，却不是那么容易。好不好把我送去学医呢？ 我哥哥打断了我的话说：“父亲不喜欢学医。他说过：我们毗湿奴信徒不应当做解剖尸体的事。父亲希望你当律师。” 约希吉附和地说：“我倒不象甘地吉那样反对当医生。我们的《沙斯陀罗》②并不反对行医。不过你要得了医科学位，也当不了帝万，而我却希望你将来能当个帝万，或比帝万更好的职位。只有这样，你才能担起照顾你们这个大家庭的责任。这个时代变化很快，而且一天比一天艰难。所以做律师倒是一个很好的打算。”他转过面来对我母亲说：“现在我该告辞了。仔细考虑一下我的意见吧。我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能够听到你们准备让他去英国的消息。如果需要帮点什么忙，务必叫我知道。” ①参看卷首英译者前言的译注。
得到母亲的许可和祝福以后，我便欢欢喜喜地到孟买去，离别了我的妻子和一个几个月的婴儿。然而一到孟买，便有几个朋友告诉我哥哥，说印度洋在六、七月间风浪很大，因为这是我的初次航行，他们要我等到十一月再走。还有人说最近有一艘轮船遇到暴风而沉没了。这使我哥哥感觉不安，他不肯冒险让我马上动身，他把我安置在孟买的一个朋友那里，便回拉奇科特去做他的事情去了。他把我的旅费委托给我的妻兄保管，并吩咐一些朋友在我需要的时候尽可能给我一些照料。 我在孟买度日如年，常常做梦去英国。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种姓里的人对于我出国一事便议论纷纷。那时还没有哪个莫德·班尼亚种姓的人去过英国，如果我居然去了，我得加以说明：他们召开了一个种姓会议，传我出席。我参加了。我当时如何突然鼓足了勇气到那里去，我实在不明所以。但是我无所畏惧、毫不犹豫地出席了那次会议。赛德——我们族里的族长——是我们的一个远亲，而且和我父亲相处很好，这时却厉声对我说： “照本族的意见，你去英国的打算是不妥当的。我们的宗教禁止航海远行。我们还听说到了那里如果不损害我们的宗教，便无法生活。去的人不得不和欧洲人同饮食！” 我回答说：“我并不认为到英国去是违背了我们的宗教。我到那里的目的是求学深造。而且我已庄严地答应我母亲不做你们最害怕的三件事。我相信我的誓言能保障我的安全。” “但是我们要告诉你，”那位族长反驳道：“在那里要保持我们的宗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我同你父亲的关系，你应当听从我的忠告。” “我知道那些关系，”我说道：“而且我把您当作我的长辈看待。但是这件事我无能为力了，我不能改变我去英国的决心。先父的朋友和顾问是一个很有学同的婆罗门，他并不反对我去英国，而家母和家兄也都准许我出国留学。” “可是你竟敢不顾本种姓的命令吗？” “我实在没有办法。我想种姓本身不应当干预这件事。” 这话激怒了那位族长。他斥责我，但我坐着不动声色。于是他便宣布他的命令：“从今日起，这孩子不应当被看作是本种姓的人了。谁要是帮助他或到码头去给他送行，就得交纳一卢比四安那的罚款。” 这个命令对于我并没有影响，我起身向那位族长告别。但是我不知道我的哥哥会有什么反应。幸而他还很坚定，写信对我保证：不管那位族长的命令，他还是准许我出国。 然而这件事使我更急于要走。万一他们对我的哥哥施加压力发生了效果，那又怎么办？谁能担保不发生意外的事情？我正在为这种处境发愁的时候，听说有一位朱纳卡德的律师被召要到英国去执行业务，将于九月四日乘船启程。我去见我哥哥嘱托照应我的朋友们，他们也都同意我不应当错过同这位律师作伴的机会。时间已很匆促，我打电报请示我哥哥，他回电表示同意。我便向我的妻兄索取旅费，可是他竟提到那位族长的命令，说他担当不起丧失种姓身分的处分。我只好另找我家的一个朋友，要求他暂垫旅费和零用钱，并请他向我哥哥索还垫款。这位朋友不但满足了我的要求，而且还鼓励了我一番。我很感激他。我立刻拿出一部分钱去买船票，然后准备行装。还有一个朋友对航行很内行，他替我把衣服等物都准备停当。有一些衣服我还喜欢，有一些我根本不喜欢。领带我后来很爱用，当时却很厌恶。有一件短甲克我看很不庄重。但是当时一心要到英国去，这一切都管不了许多了。至于所携带的食物，则足够旅程之用而有余。我的朋友们帮我订的舱位和朱纳卡德那位律师特立安巴克莱·马兹慕达先生同一个房间。他们还把我介绍给他。他是一个上了年纪而饱经世故的人。我那时只有十八岁，初出茅庐，毫无经验。马兹慕达先生告诉我的朋友们不用为我操心。 九月四日我终于离开了孟买远航了。 我在船上一点也不觉得晕船。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我却感到局促不安。我对侍者讲话都觉得难为情。我很不习惯用英文讲话，而除了马兹慕达先生以外，所有二等舱的乘客都是英国人。我不敢和他们交谈，因为当他们和我谈话的时候，我简直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即使听懂了，我也回答不了。我得先在心里打好腹稿才讲得出口。我不晓得怎样使用刀叉，而且不敢问明菜单上有哪些素菜。所以我一直不敢到餐厅里去吃饭，总是叫到房间里来吃，而这些菜主要的全是甜品和水果，这些东西我自己都带了。马兹慕达先生却没有什么困难，他和每一个人都合得来。他常常在甲板上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我却成天躲在房里，只有等到人很少的时候，才敢走上甲板。马兹慕达先生一直劝导我多和乘客们来往，多和他们随便谈谈。他告诉我，当律师的应有悬河之口，还为我叙述他的业务经验。他劝我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讲英文，不要怕讲错，因为这对于应用一种外国语言显然是无可避免的。然而怎么说我也克服不了我的羞涩。 有一个英国旅客待我很好，他拉我攀谈起来。他的年纪比我大。他问我吃了什么，做什么的，上哪儿去，为什么害羞等等一连串的问题。他还劝我到餐厅吃饭。他笑我坚持不吃肉，当我们经过红海的时候，他用一种友好的口吻说：“现在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到了比斯开湾，恐怕你就得修正你的决定了。而且英国是那么冷，如果不吃肉就无法生活。” “可是我听说人们不吃肉也能在那里生活，”我说道。 “我告诉你，这是瞎扯，”他说。“就我所知，那里的人没有一个不吃肉的。难道你不明白我并没有叫你喝酒吗，虽然我自己是喝酒的？可是我认为你应当吃肉，因为不吃肉便活不下去。” “我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已经庄严地答应了我母亲不吃肉，所以我连想都不敢想要吃肉。如果不吃肉确实活不了，我宁肯回印度去，也不能因为要在那里住下去而吃肉。” 我们终于进入了比斯开湾，然而我并不觉得需要吃肉或喝酒。有人劝我准备一些不吃肉的证件，我就请那位英国朋友给我开一份，他高兴地给了我一份证书，我把它珍藏了很久。然而后来我知道连肉食者也可以弄到这种证书，它对于我就完全丧失了它的魅力了。如果我说的话都不能算数，弄到一份证书又有什么用呢？ 不管怎样，就我记忆所及，我们终于在一个星期六到达了南安普顿。我在船上穿的是一套黑西服，朋友们给我买的那套白法兰绒，我是特意留到上岸时才穿的。我原来以为上岸的时候穿白衣服比较体面，所以我就穿上了那套法兰绒衣服。那时已经是九月的最后几天了，上岸以后才发现只有我一个人穿这种衣服。我把所有的衣箱和钥匙都交给格林德利公司的代理人托运，因为我看见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自己也就照办了。 我带了四封介绍信，分别给皮·捷·梅赫达医师，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兰吉特辛吉亲王和达达巴伊·瑙罗吉。船上有人劝我们住到伦敦的维多利亚旅馆。马兹慕达先生和我都接受了这个意见住到那个旅馆里去。只有我一个人穿白衣服这件事，使我越想越不好受。到了旅馆以后才晓得我的东西要到第二天才能够从格林德利公司那里取出来，因为那天正是星期天，这使我更为局促不安。 我在南安普顿给梅赫达医师发了一封电报，他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便来看我。他热烈地欢迎我，却笑我还穿着法兰绒的衣服。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无意中拿起他的礼帽，要试试它多么光滑，因为不懂得纹理，竟用手把绒毛弄乱了。梅赫达看见我这种行为，多少有些生气。他想阻止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件事是对于未来的一个警告，这是我学习欧洲礼节的第一课。梅赫达医师幽默地给我详细讲解起来，他说：“不要摸别人的东西：第一次见面，不要象我们在印度常常做的那样问许多问题；不要高声讲话；对别人讲话的时候，不要象我们在印度那样老是称呼他‘先生’①；只有仆人和属下的人才这样称呼他们的主人。”诸如此类。他还告诉我住旅馆很花钱，劝我最好住在私人的家里。我把这事情拖到星期一才考虑。 ①英文Sir还含有“老爷”之意——译注。
星期一那天梅赫达医师到维多利亚旅馆来，以为我还住在那里。他发现我们已经搬走了，找到了我们的新址，便到我们的住处来看我。我因为不懂事，在船上染了癣病。在船上我们老是用海水洗衣服和洗澡，肥皂使不上。可是我却偏偏要用肥皂，以为用肥皂才能表示自己有文化，结果是不但没有把皮肤洗干净，反而弄得混身油腻，因此长了癣。我指给梅赫达医师看，他教我用醋酸洗涤。我还记得醋酸怎样辣得我痛叫起来。梅赫达医师看了我的房间和陈设，摇着头说：“这个地方不行。我们到英国来，与其说是为了求学，不如说是为了取得一点英国人的生活和风俗习惯的经验。为了这个缘故，你应当和英国人家住在一起。但是在这以前，我想你最好跟某某人当一下学徒，我带你去吧。” 我感激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又搬到一位英国朋友那里去住。他为人极其和蔼体贴，把我当弟弟看待，教导我英国人的规矩礼俗，使我习惯于用英文谈话。但是我的饮食却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吃不下用开水煮过的不搁盐或香料的青菜，主妇不知道应该给我煮些什么才好。早餐的麦糊倒还可口，但是午饭和晚餐我总是吃不饱。那位朋友不断劝我吃肉，然而我总是以已有誓言为理由略加说明，然后默不作声。午饭和晚餐都有菠菜和面包，还有果子酱。我是一个能吃的人，胃口也很大，但是我只吃两三片面包，不好意思多要，因为多要好象是不对的。况且午饭和晚餐都没有牛奶。有一次那位朋友发急了，坦白地对我说：“如果你是我的亲弟弟，我就会送你回国。你母亲既不识字，也不了解这里的情形，在她面前发的誓言有什么价值？这根本不是什么誓言，法律上也不会加以承认。坚守这种誓言是纯粹的迷信。我要告诉你，你这样执拗在这里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你承认你吃过肉，而且觉得好吃。你在绝对不需要的地方倒吃了，现在到了必须吃肉的地方来了，你却不吃。真是令人不解！” 然而我还是坚定不移。 那位朋友还是日夜絮絮不休地劝导我，但是我始终以否定的态度面对着他。他愈争辩，我愈固执。我每天祷告，求上帝保佑，果然发生效验。我对上帝并没有什么观念，这是信仰的作用，这种信仰的种子是那位善良的保姆兰芭种下的。 有一天那位朋友开始给我读起边沁的《功利论》来。我简直如坠入五里云雾中：其文字之艰涩使我无法理解，他便为我解释起来。我说：“请原谅我吧，这些深奥的东西我实在捉摸不住。我承认人需要吃肉，但是我不能破坏自己的誓言。我不能争论这个问题，我明白争也争不过你。请你把我当作一个傻瓜或固执的人饶了我吧。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爱护，我知道你确实希望我好。我也知道你再三启导我这个问题，是出于你对我的关怀，但是我没有办法。誓言就是誓言，它是不能违背的。”那位朋友惊讶地望着我。他把书合起来，说道：“好吧，我不再和你争辩了。”我听了很高兴。他果然不再讨论这个问题。然而他并没有终止对我的担忧。他既抽烟又喝酒，但是从来不要我抽烟喝酒。事实上，他倒叫我别抽烟别喝酒。他所担心的一件事是：别让我的身体因为不吃荤而衰弱，从而不会感觉在英国那么自在。 这就是我一个月的学徒生活。那位朋友的家是在里奇蒙，一个星期最多只能上伦敦一两次。梅赫达医师和达巴特朗·苏克拉先生因此决定我应当寄居在某一家庭里。苏克拉先生看上了西肯新敦一个英印混血种的家，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主人是个寡妇。我把我的誓言告诉了她。这位老太太答应适当地照顾我，我就在她家里住下来了。我在这里也几乎是挨饿的。我已写信回家去要一些糖果和其他家乡风味的食品，可是还没有寄到。这里样样东西都是淡而无味。这位老太太每天都问我喜欢不喜欢她做的饭菜，可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还是象从前一样的难为情，不敢索取比人家所给我的更多的东西。她有两个女儿，她们总是多拿一两片面包给我。但是她们不知道，一大块面包也不一定填满我的肚子。 然而现在我总算安定下来了。我还没有开始正规的学习。由于苏克拉先生的提示，我这时候才开始读起报纸来。我在印度从来没有读过报纸，但是在这里，我已养成了经常读报的习惯。我常常浏览《每日新闻》、《每日电讯》和《保尔·玛尔公报》。这大约要花一个钟头。因为闲着，我便出去到处走走，想找一家素食馆。那位主妇曾告诉过我市区里是有这种地方的。我一天要走十英里到十二英里，找一家便宜的馆子畅畅快快地吃面包，可是总是不满足。有一次我在闲逛的时候，无意中在法林顿街发现了一家素食馆。这个发现所给我的快乐正如一个孩子得到了他心爱的东西一样。我正想进去的时候，看见门边的玻璃窗里陈列着一些出售的书，其中有一本是萨尔特的《素食论》。我花了一个先令买了这本书，便一直走进餐厅里去。这是我到英国以来称心如意的第一餐。上帝终于给我援助了。 我把萨尔特的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印象很深。自从读了这本书的那一天起，我可以说是变成了一个知所抉择的素食者了。想起我在母亲跟前发誓的那一天，不禁感慰交集。我从前不吃肉的动机是忠于真理和履行誓言，但同时却又希望每一个印度人都成为肉食者，我自己也盼望着终有一天也可以公开地、自由地吃肉，并且劝导别人也吃肉。现在我已经选择了素食，宣扬素食便成为我今后的使命了。 我对素食的信仰越来越增长。萨尔特的书扩大了我研究饮食的兴趣。我到处搜罗并阅读一切有关素食的书，其中有一本是霍华德·威廉斯的《饮食伦理学》，是一部“自古迄今人类有关饮食著作的传记史”。这本书力图说明，自毕达哥拉斯①和耶稣到现代的一切哲学家和先知，无一不是素食者。安娜·金世福医师的《饮食善方》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书。艾林生医师关于卫生和健康的许多著作也很有帮助。他提倡一种以正规饮食治疗病人为基础的治疗制度。他自己就是一个素食者，他给病人开的方子也是严格的素食。读了这一切著作以后，饮食实验在我的生活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开始作这些实验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健康问题，但是后来宗教便成为凌驾一切的动机了。 ①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582—507B．C．）是纪元前第六世纪希腊的哲学家——译注。
①英国金币，一个基尼（Guinea）等于二十个先令——译注。
希望没有人会想象我对跳舞和其他类似的体验是我一生放纵的一个阶段。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也还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在那个迷恋于逸乐的时期里，就我自己来说，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反省。我花的每一个铜板都记了账，而且我的开销都是经过细心计算的。每一个细小的项目，象公共汽车费，邮费，买报纸的一两个铜板，全部登入账目里，每晚入睡以前结算一次。这种习惯我一直保持下来，而且我明白，我虽然经手处理过数达几十万的公共基金，却能够在开支方面做到严格的节俭，不但没有负债，而且在我领导的运动中，总是有盈余，就是由于养成这种习惯的结果。希望每一个青年人从我这里学得一点经验，对于每一样收支都能够记入账目，我相信他会和我一样得到好处。 正是由于我严密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才明白需要节俭。所以我决定将我的开支减少一半。我的账目中，车票的支出很多。因为我寄住在人家的家里，每个星期照例要付一次账。有时还要请东家的人上上馆子和参加一些集会。这一切都使车钱的负担加重，尤其是邀请的如果是一个女朋友，照规矩说得由男方支付所有的费用。而且在外面吃饭也是一笔额外的开销，因为即使不在家里吃饭，每星期应付的伙食费也不好扣除。我觉得这些项目都可以节省下来，由于错误的礼节观念而开支的钱也可以省掉。 于是我便决定自己租房子住，不再作别人家里的寓公，而且斟酌工作需要，随时迁移，以便获得新的经验。我所选定的新居离工作地点只有徒步半小时的距离，这样，车费就可以省下了。以前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总要坐车，要散步就得另外找时间。这个新的办法把散步和经济结合起来了，既可以节省车钱，每天还可以步行八至十英里。我在英国期间，实际上没有害过什么病，而且身体还相当强壮，主要的就是由于养成了这种长时间步行的习惯。 就这样我租下了一套房子；一间会客室，还有一间寝室。 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还在后面。 这些改变给我省下了一半的开支。可是我怎样利用时间才好呢？我知道法学考试用不着读多少书，所以我倒不觉得时间逼促。我一直很担心的倒是我的英文程度。李立先生（以后为弗立德烈爵士）“念完大学再来找我”的话还萦绕在我的耳际。我想我不但要争取做一个律师，还应该弄个学位才好。我了解了一下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课程，还请教了几个朋友，我发觉如果我选定这两个地方的任何一个，那就得有更大的开销，在英国住的时间还要比我所准备住的长得多。有一个朋友建议说，如果我真想过一过高深的考试的瘾，我就得参加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样，我就得大大用功一番，并且会大大地增加一般的知识，而无需花费多少额外的开支。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然而课程表却吓住了我。拉丁文和一种现代外文是必修科！我怎么弄得了拉丁文？可是那位朋友极力主张念拉丁文，他说：“对于律师来说，拉丁文是很有价值的。懂拉丁文对于了解法律书籍非常有用，而且罗马法的一篇论文就完全是拉丁文。此外，懂得拉丁文，要精通英文就更容易了。”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决定不顾一切困难要学会拉丁文。法文我是已经开始学了，我想这应该算是现代语文吧。我参加了一个私人开设的大学预备班。这种考试每半年举行一次，我只有五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追求变成一个英国绅士的愿望，使我成为一个认真的学生。我订了一个很精密的时间表；然而无论是我的智力还是记忆力，都不容许我在这个时间内除了别的课程，还能应付拉丁文和法文。考试的结果是，拉丁文不及格。我觉得很可惜，但是并没有失掉信心。我已尝到了拉丁文的滋味，而且我还认为我的法文好得多，可以再参加一次考试，我还想在理科方面选一门新课。化学我本来念过，但是因为缺乏实验，所以没有什么吸引力，不然，学起来一定是极有趣味的。这是印度各校的一门必修科，所以上一次我就选定这门课程参加伦敦大学入学考试。可是这一回我不选化学而改选热光学，据说比较容易，而且我发觉确实如此。 为了准备另一次考试，我竭力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简化起来。我感到我的生活方法和我的家境是不相称的。我一想到我那不断奋斗的哥哥，总是慷慨地把我所需要的钱一笔一笔地寄来，心里就很难过。我看见有很多每月只花八至十五英镑的学生，功课都很好，我眼前有很多生活简朴的事例。我遇见过不少贫苦的学生，他们的生活比我差得多。其中有一个学生住在贫民窟里，他以每星期两个先令的租金租了一个房间，每顿饭只花两个便士，从罗哈特便宜的可可间买一点可可茶和面包充饥。我要学他自然是困难，但是我觉得我由两个房间改住一个房间，有时在家里自个儿烧饭吃，肯定是可以做到的。这样，一个月就可以节省四、五英镑。我还读了几本论述如何过简单生活的书。我放弃了那套房间，改租单房，买了一个火炉，开始在家做起早饭来了。一顿早饭花不了二十分钟，因为只要煮麦片粥和可可茶就行了。中饭我是在外边吃的，晚饭则在家里吃面包和可可茶。这么一来，我一天只要花一个先令三个便士就行了。这个时期也是我最用功的日子。简单的生活使我有充足的时间学习，于是我的考试及格了。 读者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使我很难堪，其实这种改变倒使我的精神和行动得以协调，这也更加适合于我的家庭经济。这样，我的生活就一定会更加率真，精神上也感到了无限的欢乐。 当我更深一步探索自己的时候，我越发感觉内心外情都需要有所改变。当我的开支和生活方式一有了变动，甚至在这种变动以前，我就开始调节我的饮食了。我知道论述素食主义的许多作家曾经非常细致地从宗教、科学、实践和医药方面着手探讨过这个问题。从伦理学的观点上说，他们得到的结论是：人之所以超越于下等动物，倒不在于前者必须以后者为食，而是高级动物必须保护低级动物，两者之间须有互助，一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还指示这样的真理：人们之所以饮食并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生存。于是他们就有人据此建议并身体力行：不但不吃荤，而且不吃鸡蛋不喝牛奶。有人从科学的观点出发，得出结论说：人体结构表明，人本来不是需要烹调，而是一种吃果子的动物；他只能吃他母亲的奶，等他长出牙齿了，便开始吃硬食物。从医学上说，他们的意见是：不吃所有的香料和酱料。根据实践和经济的说法，他们则表明，素食是最省钱的。这一切见地对我都有影响，在素食馆我遇到过所有这些类型的素食主义者。英国有一个素食者协会，而且由这个协会出版了一种周刊；我订阅了一份，参加了这个协会，而且不久还成了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就在这里，我同那些被认为是素食主义的著名人物有了往来，并且开始了我自己关于饮食方法的体验。 我不再吃特意从国内带来的糖果和香料了。想法一转变过来，对于香料的嗜好就逐渐消逝了，现在我用开水煮熟的菠菜，吃得津津有味，可是以前我在里奇蒙吃过，却是淡而无味。这许多实验教训了我，真正尝到滋味的并不是舌头而是心情。 经济上的考虑当然还是一直在我的脑子里盘算着。当时流传着一种看法，认为茶和咖啡是有害的，主张喝可可。而我呢，我相信一个人只应该吃那些有益于身体的东西，因此当然不再喝茶和咖啡，而代之以可可。 在我经常光顾的那几家餐馆里，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由那些景况相当好的人光顾的，有各色各样的菜，任人自由选择按价支付，这样每顿饭总得花上一两个先令。还有一部分只有三道菜和一片面包，每顿饭六个便士。在那些严格节约的日子里，我通常是在第二部分吃饭。 和这些主要的实验同时进行的，还有很多小实验；例如有时不吃淀粉质的食物，有时只靠面包和水果生活，有时又只吃奶酪、牛奶和鸡蛋。最后这一种实验是值得记述的。这种实验延续不到半个月。那些主张不吃淀粉质食物的改革者对鸡蛋有很高的评价，认为鸡蛋不是荤菜。吃鸡蛋对于生命显然是没有损害的。我就是听信了这种说法，而不顾我的誓言吃起鸡蛋来。可是这种荒唐究竟是片刻的事。我不愿意对这誓言加上什么新的解释。母亲为我监誓所作的说明我还记得。我知道她所指的荤菜包括鸡蛋。而当我一发现这誓言的真谛，我就不再吃鸡蛋，而这实验也就放弃了。 对于这种说法，有一个很好的论点是值得一提的。我在英国听见有三种荤菜的定义。第一种是说，所谓荤菜仅指禽兽的肉而言，凡是接受这种定义的素食者都不吃禽兽的肉，但是吃鱼，更不必说鸡蛋了。第二种定义是说，所谓荤菜系指一切动物的肉而言。这么说来，鱼当然不能吃了，可是鸡蛋是可以吃的。第三种定义是把一切动物的肉及其所有的附产品都包括在荤菜之中，因此也包括了鸡蛋和牛奶。如果我接受第一种说法，我不但可以吃鸡蛋，而且还可以吃鱼。然而我相信我母亲的定义就是我应当遵循的界说。所以如果我要恪守誓言，我就不该吃鸡蛋。因此我就这样做了。这是一个难题，因为仔细追究就会发现，即使在素食馆里，有好多菜都包含着鸡蛋。这就是说，除非我确实知道了，我就得通过令人难堪的过程来弄清楚某个特殊的菜是否含有鸡蛋，因为有许多布丁和糕点是离不开它们的。虽然，为了分清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引起了这种困难，它却简化了我的伙食。这种简化本身却又使我烦恼，因为这样一来有很多我所喜欢的食品都得放弃了。这些困难只不过是正在消逝的东西，因为严格遵守誓言产生了一种显然更加健康、精美而永恒的内在滋味。 然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那是关于另一个誓言。但是谁敢损害上帝所保护的人呢？ 这里不妨谈一谈对各种誓词的解释。对于誓词的解释一直是世界上争辩不休的丰富的论题。不管这誓词多么简明，人们总是按自己的意图加以歪曲。这种人在社会上各个阶层里都可以碰到，从富人到穷人，从王公贵族到乡下农民。自私自利使他们色盲，他们以模棱两可的中庸之道欺骗了自己，也企图欺诈世人和上帝。有一个金科玉律，那就是诚心接受监誓者对于誓词所作的解释。另一个办法是，如果可能有两种解释，那就接受弱者一方的解释。拒绝了这两个办法，就会引起起源于不诚实的争吵和罪恶。只有追求真理的人，才易于遵循这个金科玉律，他不需要寻求深奥的解释。我母亲关于荤菜的说法，按照这个金科玉律，对我来说该是唯一的真理，而不是我的比较广泛的阅历或引以自豪的比较丰富的知识可能教导我的那种说法。 我在英国的体验是由经济和养生之道的观点所指导的。这个问题的宗教方面在我到南非进行全力的体验以前并未加以考虑，这在以后还要谈到。虽然，一切方面的种子在英国的时候就种下了。 一个改宗者对于他所信奉的新教的热情，往往比一个从小就信奉那种宗教的人还大得多。素食主义当时在英国是一种新的信仰，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我原是以一个被说服的肉食者到那里的，但是后来却是有意识地改变成为一个素食者。怀着满腔新信徒对于素食主义的热忱，我决定在我的住宅区贝斯瓦特成立一个素食俱乐部。我邀请住在这个地区的艾德温·安诺德爵士担任俱乐部副主任。《素食者》主编奥德菲尔德博士担任主任，我自己则担任秘书。这个俱乐部活动了一个时候，但是过了几个月便结束了。因为按照我定期迁居的习惯，我离开了那个地区。可是这次简短而谨慎的经验却给了我一点点组织和经管社会团体的锻炼。 后来我被选为素食者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我决定参加该委员会的每一次会议，可是我总感觉舌结说不出话来。有一次奥德菲尔德博士对我说：“你同我讲话很自然，可是在委员会的会议上，你为什么从不开口呢？你是一只雄蜂吧？”我很欣赏这个揶揄。蜜蜂是很忙碌的，雄蜂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懒汉。在这些会议上，当大家发表意见时，我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并不是一件小小的怪事。倒不是我从来就不想讲话，但我总是不知如何表达自己，在我看来，其他所有的委员都比我懂事得多。有时正当我鼓起足够的勇气想要发言的时候，大家又常常开始讨论另一个新问题了。这种情形延续了一个很长时期。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引起了争论。我以为缺席是不应当的，而且感觉到投一张沉默的票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这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协会的主席希尔斯先生原是泰晤士钢铁工厂的老板，他是一个清教徒，协会的生存可以说实际上是依靠他的资助。委员会的很多委员多多少少都是受他庇护的。享有素食者声誉的艾林生医师也是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是当时新兴的节制生育运动的倡导者，并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节育方法。希尔斯先生认为这些方法正是要在道德的根蒂上开刀。他以为素食者协会的宗旨不仅是在讲饮食，而且还应该进行道德改革，因此象艾林生医师这样一个持有反清教徒观点的人，就不应当被容许留在协会里，因此建议开除他的会籍。这问题深深引起了我的关怀。艾林生医师关于人工节育的方法，我以为这种观点是危险的。我还相信希尔斯先生作为一个清教徒，是有权利加以反对的。我对希尔斯先生的为人和他的慷慨也很尊敬。然而仅仅因为有人不承认清教徒的道德观念为协会的宗旨之一，就把他从素食者协会排除出去，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不合适的。希尔斯先生关于从协会中开除反清教徒的看法是他个人的观点，和协会所宣布的只是提倡素食并非倡导什么道德制度的宗旨是不相干的。所以我认为任何一个素食者，不论他对于其他的道德具有什么看法，都可以成为协会的会员。 委员会中还有别的委员和我持有同样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有必要亲自表示我自己的意见。怎样表示法倒是一个问题。我没有勇气讲出来，因此决定把我的想法写下来。我就带着这份书面的东西去参加会议。就我所记得的，我当时甚至连宣读它的能力也没有，主席不得不找人代读。艾林生医师那天是失败了。这样，在这类问题的斗争中，第一个回合我就发现自己是在失败者这一边了。然而我以为我所做的是正当的，并以此自慰。我还依稀记得这事情发生过后，我就向委员会提出辞呈了。 我在英国的整个时期，一直保持了这种羞涩。有时我去作应酬性的拜访，如果在座的有半打以上的人，甚至也会使我说不出话来。 有一次我和马兹慕达先生一齐到文特诺去。我们住在那里一个素食者家里。《饮食伦理学》的作者霍华德先生也住在这一个避暑盛地。我们见过他，他邀请我们到一个会上去为提倡素食讲演。我已明白在会上念讲稿的做法并不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我知道有很多人为了讲话前后连贯而简洁，是这样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即席讲话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就把我的讲稿写下来。我在会上站起来宣读，可是读不出来。我的眼睛变得朦胧了，而且我还发抖，虽然我的讲稿总共不过一页。马兹慕达先生不得不代我宣读。他自己的讲话不用说是很漂亮的，博得了不少掌声。我自己感到很难为情，心里为自己的无能而悲伤。 我在英国作公开讲话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我离英返国的前夕。可是这一次我还是闹了笑话。我邀请我的索食朋友们到前边谈过的贺尔朋饭店去吃饭。我对自己说：“素餐当然只能在素食馆里吃。可是为什么不可以到一家非素食饭店去吃呢？”我就同贺尔朋饭店的经理商量，要他准备一桌严格的素席。应邀赴宴的素食者为这个新的实验欢呼不已。一切宴会原是为了欢乐，但是西方已把它发展成为一种艺术。这种宴会是用喝采、音乐和讲演来进行的。我所举行的小小的宴会也少不得要有一些这一类的表演，所以也有讲演。轮到我讲话的时候，我站起来发言。本来我已经想好了只消几句话就可以讲完的腹稿。可是讲了第一句话，第二句就讲不出来了。我读过关于艾迪逊的故事，他在英国下议院开始他的处女发言时，重复“我想”①三次，后来再也讲不下去了，便有人站起来开玩笑说：“这位先生想了三遍，可是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我原想引用这个逸话发表一通幽默的讲演。所以我就开始讲起来，可是欲吐还休。我本来打算讲得幽默有趣，一想却又完全想不起来，弄得自己贻笑大方。“谢谢你们，先生们，谢谢你们好意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我突然说了这句话就坐下来了。 ①原文I conceive 的conceive还有一个含义是怀孕，这里有双关之意，但中文很难恰当地译出来——译注。
四十年前，到英国去留学的印度学生还比较少。他们有一种习惯，就是要装成单身汉的样子，虽然他们有的已经结婚了。英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都是未婚的，他们以为念书和婚姻生活是不能并行的。印度古代的好日子，也有这样的习俗，那时候的学生叫做“波罗摩恰立”①。但是到了近代，我们却有了童婚制度，这在英国是闻所未闻的。因此，旅居英国的印度青年都不好意思承认他们已经结婚了。还有另一个不敢吐露真情的原因是：如果事实被人知道了，那些年青人便不可能和他们所寄寓的那个家庭的年青姑娘一同出去玩或者嬉戏了。嬉戏是不算什么的，做父母的甚至还加以鼓励；而且由于每一个青年人都得选一个配偶，男女青年的那种联系在那里倒是必要的。然而，如果印度青年一到英国就纵放于这种关系之中——这对英国青年来说是很自然的，其结果很可能是不堪设想的，正如我们所常常发现的。我见过有一些印度青年经受不住这种诱惑，因为常和英国女孩子在一起游玩而过着一种不诚实的生活。和女孩子游玩在英国青年来说，虽然是不算什么，但对于印度青年，实在不妙。我自己也受了他们的传染，毫不迟疑地冒充自己是一个单身汉，虽然我已是有妇之夫，而且早已做了父亲。可是我这样自欺欺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快乐。只是由于我的谨慎和羞怯，才使我没有陷入更深的水火之中。如果我不讲话，没有那个女孩子会愿意和我交谈或陪我出去走走的。 ①“波罗摩恰立”（brahmachari）即遵守“波罗摩恰立亚”的人，即完全自制的人。参见二十页注②。
我在英国第二年末，碰见两个通神论者。他们是两兄弟，而且都是未婚的。他们对我谈起《纪达圣歌》①。他们正在阅读艾德温·安诺德爵士翻译的《天府之歌》，请我和他们一起读原文。我觉得惭愧，因为我并没有读过那首圣歌的梵文或古遮拉特文。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没有读过《纪达圣歌》，可是我很愿意和他们一起读，虽然我的梵文知识很有限，我希望我对于原文的理解足以使我鉴别译文是否有讹误之处。于是我开始和他们读起《纪达圣歌》来，其中第二章有这么几行，给我印象很深，而且到现在还萦绕在我的耳际： 人如果注意感觉之物，那就将 受它的诱惑；诱惑生爱好， 爱好煽起欲火，欲火置一切于不顾； 藩篱既破，浩气无存， 终至精神丧失， 身心同归于尽。 ①这里指的是《纪达－戈文达圣歌》（Gita－Govinda），据说是十二、三世纪的时候由一位抒情诗人贾亚－德瓦（Jaya－deva）写下的歌颂黑天（Krishna）早年的牧牛生活，戈文达系黑天的别名——译注。
①原文为Nirbala ke bala Rama，是苏尔达斯（Surdas）著名的赞美诗的复句，直译为“他给无助者以帮助，给弱者以力量”。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纳拉扬·亨昌德罗到英国来了。我早就听说他是一个作家。我们在印度国民协会曼宁小姐的家里和他见面。曼宁小姐知道我不擅长交际。每次我到她那里总是默默地坐着，除了回答别人的问话，自己从来不作声。她把我介绍给纳拉扬·亨昌德罗。他不懂英文。他的服装很古怪——一条笨拙的裤子，一件皱褶不堪而肮脏的波希人穿的①褐色衫子，既没有领带，也没有领结，还戴着一顶有繸子的绒帽。他留了一下巴的长须。 ①波希人（Parsi）大部分聚居于孟买，源出波斯，皮肤白晰，信奉拜火教，善经商——译注。
①马哈尔希·德文特罗纳斯·泰戈尔（Maharshi Devendranath Tagore）是印度现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罗宾特罗纳斯·泰戈尔（1861—1941年）之父，以进行社会和宗教改变著称——译注。
①dal是印度人日常吃饭必备的黄豆汤，豆粒很小，为印度特产——译注。
①“拖地”（dhti），一块宽长的白布，一般印度男人缠在身上当裤子用——译注。
1890年巴黎举行过一次大博览会。关于这次博览会详细的筹备情况，我早就从报刊上读到了，而且我也有一种热切的心情想去看看巴黎。因此我以为最好是一举两得，就在这个时候去巴黎。这个博览会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座高达1，000英尺左右、完全用钢铁建筑的埃菲尔塔。博览会中当然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这座铁塔是最突出的，因为那时人们还以为这么高的建筑物是不可能安然屹立于地上的。 我早就听说巴黎有一家素食旅馆，我就在那里开了一个房间，住了七天。我的开销尽量做到省钱，包括到巴黎去的旅程和到那里以后的参观游览。我在巴黎出门大都是步行，我有一张巴黎的地图和博览会的路线图和指南，这些工具要指导一个人去主要的街道和名胜古迹，是绰绰有余的。 关于这个博览会，除了规模宏伟和内容繁杂以外，我是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还清楚记得埃菲尔塔，因为我曾攀登过两三次，为了表示我也曾经在很高的地方吃过一顿饭，我花了七个先令在塔上的第一层月台吃了一顿午饭。 巴黎古老的教堂现在还在我的记忆之中，它们的宏伟和安宁是令人难于忘怀的。巴黎圣母院的美妙建筑和内部的华丽雕塑与精致装饰，是叫人忘不了的。当时我觉得除非人们心中充满了对于上帝的敬爱，是不会花千百万钱来修建这么神圣宏伟的大教堂的。 早些时候，我就读过很多有关巴黎的时髦和逸闻，这是每一条街上都可以看见的。然而那些教堂却令人侧目地屹立于这些情景之外。人们一旦走进这些教堂，立即就会忘却人间的嘈杂和繁忙。当他走过跪在圣母象前的人，他的态度就会转变，成为庄严而虔敬。当时我所具有的感情一直在我身上增长，我觉得这样跪下来祷告的人决非由于迷信；跪在圣母象前的虔诚的灵魂决非只是为了膜拜那块大理石。他们是由真诚的虔敬所燃热的人，他们所膜拜的并不是石头，而是它所象征的神灵。当时我所得到的一种印象是，他们这样崇拜不是损害了、而是增加了上帝的荣耀。 关于埃菲尔塔，我还得讲几句。今天我不懂得它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当年我所听见的，有诋毁，也有褒誉。我记得托尔斯泰就是对它进行非难的主要人物。他说埃菲尔塔乃是人们的愚蠢而不是智慧的遗迹。他说烟草是所有麻醉品中最坏的，因为一个上了烟瘾的人会犯上一个喝醉酒的人所不敢犯的罪；酒会使人疯狂，然而烟草却会蒙蔽一个人的明智而使他建立空中楼阁。埃菲尔塔就是人们在这种影响之下的创作之一。埃菲尔塔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无论如何决不能说它对于这个博览会的真正美丽有什么贡献。人们所以争先围观并以一登高塔为快，无非是因为这座建筑物新奇和庞大无比。事实上它是博览会的玩具。只要我们还具有小孩子的心情，我们终将要被各种各样的玩具所吸引。这座高塔正好说明了，我们还都是一群容易被装饰品所迷惑的孩子。这也许就是埃菲尔塔被建立起来的用意所在吧。 关于我去英国的目的，即打算当律师，我一直到如今还没有作什么交代，现在该简单地谈一谈了。 作为一个学生，他在正式当上律师以前，必须履行两个条件：“保持学期”——十二个学期相当于三年左右的时间；和考试及格。“保持学期”意即吃掉学期，也就是说每一个学期至少必须参加大约二十四次宴会中的六次。所谓吃掉并不是指真正的吃一顿饭，而是指在规定的时间亲自报到，其余的时间只是参加宴会而已。当然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人都是开怀大吃好菜大喝美酒。一顿晚饭要花二先令六便士到三先令六便士，即二至三个卢比。这还算是便宜的，因为如果是在旅馆吃饭，光是喝酒就得花那么多钱。对于我们这些在印度的人来说，如果我们还没有“文化”的话，酒钱超过饭钱，确是一件惊奇的事。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是很吃惊的，我奇怪人们怎么有这样大的气量花那许多酒钱。后来我就明白了。在这种晚宴席上，我常常是不吃东西的，因为我所能吃的只有面包、煮的马铃薯和大白菜。最初我连这些东西也不吃，因为我根本不爱吃这些；后来我既然吃了，我也就有了勇气要别的菜吃。 晚宴席上准备给法官的菜往往比学生的好。有一个波希学生，也是素食者，为了替素食着想，我便申请只有法官席上才有的素菜。这个请求被接受了，我们便开始从法官席上取得了水果和其他的蔬菜。 每四个人一组可以分到两瓶酒，因为我不喝酒，人们都想拉我凑数，以便三个人喝两瓶酒。每学期还有一个“盛夜”，除了葡萄酒和樱桃酒以外，还有平时所没有的香槟酒。因此到了这种“盛夜”，我便受到特别邀请，而且到处都有人拉我入座。 当时我既看不出来，而且一直也弄不明白，这种晚宴怎样能够使学生更有资格充当律师。最初这种宴会往往只有少数几个学生参加，所以他们就有机会和法官交谈，还有人发表演说。这种情况有助于他们获得具有一种优雅而精练的社交知识，而且还提高了他们讲话的能力。可是到了我那个时候，这种情况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法官们自己分设一席了。这么一来，这种制度便逐渐丧失了它原有的意义，可是保守的英国还是保持着它的形式。 学习的课程是容易的，律师们被幽默地称做“宴会律师”。谁都知道，考试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在我那个时候，考试有两门：一门是罗马法，还有一门是普通法。当时有一些正规的课本是专门为这种考试而编印的，而且可以带到考场上去，可是几乎没有人去读它们。我知道有很多人以一两个星期的时间突击罗马法的笔记，便可以应试及格；只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读一读普通法的笔记，也可以应试及格。考卷是很容易答的，主考员也是宽宏大量的。罗马法考试的及格率住往达95％至99％，而大考的录取率则达75％或更多。所以谁也不怕落榜，何况考试不是一年一次而是一年四次，谁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 然而我却成功地把这两种考试并而为一。我觉得我应该读遍所有的课本。我以为不读这些书是一种错误。我花了很多钱去买课本。我决定读拉丁文的罗马法。我为了应付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所获得的拉丁文知识，对我很有好处。而所有这一切阅读在我到了南非以后，也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罗马荷兰法就是那里的普通法。所以读了贾斯丁尼亚的著作对于我了解南非的法律，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我花了九个月相当艰苦的劳动读完了英国的普通法。布罗姆的《普通法》是一部巨大而有趣的著作，我花了不少时间才读完。斯尼尔的《平衡法》是很有意思的，可是有一点儿难懂。怀特和提德尔的《重要案例》收集了一定的案例，很有意思而且富有启发性。我还以极大的兴趣读过威廉士和爱德华合著的《不动产》以及古德维著的《动产》。威廉士的著作读起来象一部小说。我回到印度以后曾以同样浓郁的兴趣阅读的一部著作是麦尼的《印度教徒法》，不过这里不是谈论印度法律书籍的地方，所以不谈了。 我参加了考试，而且被录取了，于1891年6月10日取得律师资格，并于11日在高等法院登记。12日我便起程回国了。 然而不管我怎样读书，我的束手无策和恐惧心里并未因此而告终，我并不感宽自己已经有了执行律师事务的资格。 但是要描写我这种遇事束手无策的情形，只好另辟一章了。 在英国取得律师的资格不算难，但是执行业务却不容易。法律书我倒是钻研过，但是如何执行我却没有学过。我曾经用心读过《习律一助》，但不晓得怎样把它应用在我的业务上。 “应用自己的财产应使无害于人”是其中一个格言，然而我实在不懂得应该怎样运用这个格言而有利于诉讼当事人。我读遍了这本书中所有重要的案例，可是在业务上如何加以运用，并没有给我多少信心。 而且，印度法律我根本没有学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法律，我一点也不懂。我连起诉书应该怎样写也没有学过，而且感到毫无办法。我曾听说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在法庭上作狮子吼的故事，他在英国如何学得这种功夫，我倒是感觉奇异。我并不奢望具有他那种法学上的敏锐，但是我究竟能不能依靠这种职业为生，的确使我深为不安。 我在学习法律的时候，心中已经充满了这些疑虑和不安。我把这些困难告诉了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个朋友劝我去请教达达巴伊·奥罗吉。我已说过我去英国的时候，本来就带有一封给达达巴伊的介绍信。可是我很迟才把这封信交出去，因为我终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麻烦这样一个大人物。每次听说他要演讲了，我便赶去参加，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谛听，等到眼福和耳福都得到满足了，便自回家了。为了和学生有密切的接触，他曾建立了一个学会。我常常参加它的集会，看到达达巴伊对于学生的关怀和学生对于他的尊敬，心里着实快活。过了一些时候，我终于鼓足勇气把介绍信交给他。他说：“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谈谈。”但我一直没有去找他。我以为除非最迫切的需要，就不应当去麻烦他。所以当时我竟不敢接受那位朋友的劝告把自己的困难向达达巴伊提出来。现在我已不记得是否也是这位朋友介绍我去见弗立德烈·宾卡特先生。他是一个保守党员，但他对于印度学生的关怀是纯洁和大公无私的。有很多学生去请救他，我也请他给我约定一次拜会的时间，他同意了。这一次的会晤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他把我当作朋友看待，在欢笑声中消除了我的悲观情绪。他对我说：“你以为人人都应该成为费罗泽夏·梅赫达吗？象费罗泽夏和巴德鲁丁这样的人总是少数。做一个寻常的律师用不着非常的本领。普通的忠实勤奋，就够他维持生活了。案子并不全是繁难的。好吧，请你告诉我你读过一些什么书。” 当我把读过的很少几本书告诉他时，我看出他有点失望。但这只是刹那间的事。他的脸上很快又闪耀着那可爱的笑容。他说：“我了解你的困难。你读的书很有限，你也不懂得世故，这是做律师不可缺少的知识。你连印度的历史也没有读过。作为一个律师，应该通晓人情，应该具有从一个人的相貌就可以看出他品格的能力。每一个印度人都应该了解印度的历史，这和律师的业务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是你应有的知识。我看你甚至连凯依和马尔逊的1857年兵变史①也没有读过。你马上就去读一读这本书吧，我看你还得读一两本关于人情世故的书。”这就是拉伐拓和申梅尔品尼克等人有关相貌学的几本著作。 ①即1857年印度人民的大起义，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人采取蚕食的方式逐渐征服了印度，在政治上、经济上、宗教上和军事上进行了重大的变革，引起残余的王公贵族的恐惧和人民的不满，于1857年5月首先在德里附近英国的土著雇佣兵（印度人）中发生了兵变，印度中部各地英人统率的印兵群起响应，几个月内席卷了恒河上游的广大地区。这就是印度历史上的所谓“兵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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