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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坠入情网


       刻苦练兵树样板,晋级调职心里欢;
       追求少女遭失败,终与寡妇结良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伯纳德·蒙哥马利清楚地认识到,军事是一门需要终生研究的学问,要掌握它的全部奥秘,就必须把它放在首位,献身于它。于是,他决定把军事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事业,但应该如何去做,却不甚清楚。不过,有一点他是肯定的,即必须进参谋学院深造。

  1919年,参谋学院重新开办。但蒙哥马利却没有某些军官那么幸运,凭着作战纪录,不经考试就获准入学。第一期他的希望落空了,便寄希望于第二期。1920年1月开办第二期,学制一年。这一期的录取名单公布时,他又落选了,究其原因,是他没有后台和靠山。蒙哥马利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对此他并不善罢甘休。

  当时驻德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是威廉·罗伯逊爵士,但蒙哥马利并不认识他。罗伯逊爵士非常喜欢打网球。有一天,他邀蒙哥马利到科隆他家去打网球。蒙哥马利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决定要不顾一切地抓住这次机会。他了解到,罗伯逊爵士在1915年至1918年间曾任帝国参谋总长,是从士兵逐级升到元帅的第一人,他年轻时也经历了许多周折坎坷,对年轻人抱有同情心。打球休息时,蒙哥马利便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苦恼和愿望。

  那次网球聚会不久,录取名单上便有了伯纳德·蒙哥马利的名字。录取通知要求他1920年1月到坎伯利参谋学院报到。

  回919年5月5日,蒙哥马利奉命担任皇家燧发枪团第17营营长。当时,那个营的营长刚刚离职,老兵想复员,新兵毫无作战经验,整个情况很糟。蒙哥马利一到这个营,便把局势控制住了。他用操练和体育运动使这个营振作起来。他为士兵们提供条件,使他们对运动会、竞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感兴趣。他亲自负责全部训练工作,把训练搞得轰轰烈烈、卓有成效。11月份,这个营被裁减,于是,他得到了他夏天就想要的休假。在圣诞节与家人团聚之后,蒙哥马利于1920年1月22日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

  蒙哥马利迫不及待地想对过去和现在的军事学说作一番彻底的研究,因此并不热衷于学院的打猎和社交活动。不久,他便发现他对教官的期望过高,他所追求的目标超过了学院能够提供的范围。例如,让优秀的军官有机会把他们的经验纳入战史资料,并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制定出一套完成任务的途径。艾伦·穆尔黑德在描写蒙哥马利在参谋学院学习期间的态度时写道:

  “对他以及一些曾到过法国的有作战经验的年轻人来说,参谋学院的课程‘全是胡闹’,是完全过时的不现实的东西。特别是蒙哥马利,学校当局把他看成一个好争吵和好辩论的人,‘有点布尔什维克的味道’。他认为自己比教官或其他人都知道得多。训练班为期一年。蒙哥马利和他的同学们是在互相揶榆、嘲笑和争论中度过的,最后他们都及格了。”

  的确,蒙哥马利的许多同学都认为,他在这一段时间是“放言高论,口若悬河,固执己见,目空一切”。1920年圣诞节的参谋学院刊物在谜语栏里,对这位喋喋不休的学员幽了一默:“如果需要10卡车印度名牌水泥,才能堵住参谋学院二楼浴缸的缺口,那末,需要多少个乐团,在著名剧作家康格里夫的亲自监督下,才能压住蒙哥马利在早餐时的喋喋不休?”在“我们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栏内,则更为挖苦地写道:“在停战日,蒙哥马利是否有过两分钟沉默不语?有,在哪里?”

  虽然蒙哥马利个性执拗,但他勤奋努力,十分健谈,从不放弃与同学讨论和切磋的大好机会。虽然他觉得参谋学院的教育和教官都不能令他满意,但他对学校的信心似乎从未受到影响。相反,六年后学校打算聘他为教官时,他欣然同意。

  1920年12月,蒙哥马利从参谋学院毕业。尽管没有人告诉他他的成绩是好是坏,但他自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为他被派往当时英国陆军最好的几个旅之———驻科克的第17步兵旅,担任旅参谋长,并直接投入镇压南爱尔兰的新芬党争取独立的活动。

  蒙哥马利是在爱尔兰动乱达到巅峰时被派到那里去的。虽然动乱的政治中心是都柏林,但英国人最难维持秩序的,却是南部诸邦。12月11日,科克市中心被人纵火焚烧,于是整个南部宣布戒严。

  蒙哥马利的父母是爱尔兰基督教的子民。虽然他家的土地大部分已被爱尔兰强迫没收,但家族产业仍在“新公园”。一旦爱尔兰独立或被平分,蒙哥马利家人的地位和安全势必大受影响。此外,蒙哥马利特别喜欢的堂兄豪休·蒙哥马利中校,于1920年11月21日在都柏林被爱尔兰共和军谋杀。蒙哥马利在这种情形下到达科克第17步兵旅,可见他心头自然会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第17步兵旅是爱尔兰境内最大的一个旅,开始辖7个营,后来增至9个营,由希金森准将指挥。开始,蒙哥马利与其旅长、师长一样,相信他们可以把爱尔兰共和军打垮,于是着手把那个9000多人的旅部署在可能是最有利的位置上,又在城里设立了一个特别的“科克城情报单位”,并给各营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看法。他在给同僚来西瓦尔少校的信中写道:

  “我认为莱德·佐治的做法是对的。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武力,我们或许可以暂时将叛军打垮,但当我们将军队撤走后,叛军又会像溃疡一样死灰复燃。我想,那些叛军可能回避战斗,把武器藏起来,等待我们离开。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让爱尔兰人组成某种形式的自治政府,自己去平息叛乱。他们自己才是唯一真正能够做得到的人。爱尔兰人目前仍在努力去做,就我们所知,他们似乎已有相当的成就。不过,本人现在与那边并无密切的接触,但我觉得爱尔兰人的成就,远比我们的大……”

  他的态度的转变,表明早在20年代初,他已学会重新考虑自己的意见,并能根据客观事实的发展而加以修正。在其《回忆录》中,蒙哥马利对爱尔兰战争作了如下的评价:

  “这场战争在许多方面要比1918年结束的大战糟得多。它发展成为一场屠杀,到最后军人们都变得擅长杀人甚于固守自己的阵地。这样的战争对官兵都是有害的,它使军人的品德和骑士气概下降。战争的结束使我感到欣慰。”

  1922年1月,爱尔兰省政府成立。它与英国签订条约后,南部的英军开始撤离。5月19日,蒙哥马利与师、旅部的参谋最后撤离科克。5月24日,蒙哥马利从奇斯维克前往普利茅斯就任第8步兵旅参谋长。第8旅旅长汤姆·霍朗德准将很赏识他在训练方面的才干,一切都放手让他去干。

  在第8步兵旅工作不到一年,蒙哥马利又被调到以约克为基地的地区自卫部队第49师担任二级参谋。新任师长是查尔斯·哈林顿,由于一级参谋的职位悬缺无人,蒙哥马利实际上成了他的一级参谋。

  幸运的是,蒙哥马利和师长哈林顿都是首次到地区自卫部队任职。这样,蒙哥马利便能顺利地提出他对编组和训练的建议。他把第49师作为自己的各种战术观点的试验场,全心全意地拼命去干。1923年7月,蒙哥马利毫不迟疑地颁布了他在军旅生涯中的第二本刊印小册子《供西区部队和第49师用的战术教材》。在引言中,蒙哥马利写道:“本教材供各军官训练部队和准备晋级考试之用。”当然,当时英国陆军已颁发各种训练教材和野战条令,但蒙哥马利认为那些教材有缺点,因为它们仅订立作战的基本原则,却不提供为达成这些原则应如何训练部队的方法。

  也许是由于裁减的缘故,当时的部队士气十分低落。蒙哥马利认为,唯一的办法是,以坎伯利参谋学院为启动枢纽,重振陆军士气。他认为:与其让年轻军官抱着越来越渺茫的升迁希望,在部队中年复一年地服役,不如让他们跳出眼前职务的框框,去憧憬未来,去准备参加参谋学院的考试;与其让他们在函授中自行摸索,不如让他们在一个熟悉而又可以当面交谈的军官指导下进修。于是,他在第8旅时就开始为希望进入参谋学院的年轻军官开办“进修班”。1923年,他又在德文郡港为年轻军官开“参谋学院预备班”。从蒙哥马利为预备班编的教材来看,他当时对陆军的编组、部署、运动和战术的理解已相当精到。他认为:战术“目标总是要追敌应战,对敌攻击,并尽量把敌人歼灭”;土地之得失不是最重要的,自始至终认清军事上的战略目标,才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观念后来成为他的军事哲学的主要原则之一。

  蒙哥马利兼有一级参谋的职责,既要制定训练计划,又要指导部队训练,还要为参谋学院预备班讲课,拟订习题,修改习卷。这一切使他成天忙个不停,较之在法国和爱尔兰的日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使第49师成为1924年暑期野营演习中首屈一指的部队,他又于1923年秋动手撰写一系列讲稿,打算在当年冬天亲自指导军官们实施沙盘训练。他一共写了四篇讲稿,结果弄得他筋疲力竭,但他却觉得那是非常值得的。后来,那些讲稿又印成小册子颁发。蒙哥马利在引言中说:“唯一的目的是使听讲的军官不必作笔记,这样他们就可以全神贯注地听讲和看着沙盘。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教材应与陆军部颁发的训练教范互为补充,不应用教材代替教范。请特别注意参考陆军部颁发的下列册子……”

  英国陆军部对某些年轻军官擅自颁发指导部队训练的小册子越来越感到不安,于是发出一道命令,禁止使用一切非官方的小册子或训练书籍。蒙哥马利在教材和小册子上动了那么多脑筋,下了那么大的功夫,很不愿意放弃那些小册子。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不得不忍痛割爱,停止使用他所颁发的各种小册子。

  蒙哥马利在执行第49师的公务和指导参谋学院预备班期间,经常写讲稿和小册子之类的东西,因此,他在写作方面已开始崭露头角。1924年夏季的《陆军季刊》刊登了他的一篇文章,他的原定题目是“地区自卫部队的训练”,发表时编辑将其改为“对地区自卫部队中新任副官的建议”。尽管这篇文章下面没有注明作者是蒙哥马利,但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在军事杂志上。蒙哥马利对以这种形式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很感兴趣。1925年1月,皇家沃里克郡团的杂志《羚羊》又登载了蒙哥马利少校研究战术史的第一篇文章“现代步兵战术的演进”。

  《羚羊》是一份以刊登团内消息和娱乐为主的杂志,刊登这类学术文章引起了许多异议。但蒙哥马利以其独特的风格和见解吸引了读者。他开门见山地把自己对战术的看法摆在了读者面前:“从古罗马的密集队形起,战术的基本法则始终保持不变。这个法则就是:要想成功,就必须在准备实施决定性打击之处,占有绝对优势。”

  随后,蒙哥马利又连续发表了四篇研究战术史的文章,其内容涉及从1611年到1924年约300年间,现代步兵战术的演进和发展。这些论文表明,虽然蒙哥马利非常关心步兵训练,但他并没有忘记研究过去,并注意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供未来借鉴。

  1925年春天,蒙哥马利前往法国去度每年春初的所谓“高尔夫假期”。他与当时的沃里克郡团第1营营长麦克唐纳中校一起到布里特尼海岸的迪纳德去旅行。在那里,这位严肃而且专心于事业的年轻少校,出人意料地爱上了一位比他小一半多的英国少女。那位少女名叫贝蒂·安德森,是一位高级印度公务员的女儿,她金发碧眼,皮肤白哲,美丽动人。

  蒙哥马利当时已满37岁。在约克时,他总对预备班的学生说,陆军和天主教一样,一个人若对他的事业认真,就得保持独身。他的格言是:“你不可能做一位好军人,同时又是一位好丈夫。”在这之前,他显然对女性一直缺乏兴趣。大战期间,蒙哥马利在家休假时,喜欢为妹妹温莎安排舞会,自己却不去跳,只是坐在那里看,显得彬彬有礼。温莎不认为他哥哥这种独身思想是受母亲莫德的影响,而认为有些男人就是对女性不感兴趣。

  可是,蒙哥马利对贝蒂·安德森的迷恋却来得那样突然,迷得那样深,又那样急于娶她,以至于把自己的格言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问题可能并不像温莎所说的那么简单。

  也许可以认为,直到1925年,蒙哥马利在个人感情方面,一直完全生活在他母亲的阴影之中。一方面,他渴望得到母亲的爱,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向母亲表明自己的爱心,但却屡屡被母亲冷峻地拒绝。他那样专心致志于军旅事业,他满腔的激情,无疑会憋在心中,除自己的家庭外,便无处发泄。他的殷勤越被母亲拒绝,他就越渴望着证明自己深邃的爱心和孝心。过去,他把自己丰富的感情贯注在妹妹温莎的身上,但现在,妹妹已经出嫁。他曾负担弟弟布赖恩读书的费用,并把他调到自己的团里。现在,蒙哥马利显然需要在自己身旁有一个他可以宠溺和珍爱的人。

  于是,这位美丽的金发少女便激起了他满腔的激情,使他把爱心和希望全部倾注到她身上。结果,这使他判若两人。布赖恩·蒙哥马利在回忆贝蒂·安德森时说,他们常常在圣马洛的围墙周围散步,然后又穿过松树林,走到海边的沙丘去,在那里,伯纳德在沙上描绘一些图形,向她解说他认为装甲战斗车辆在战争中应该怎样运用。伯纳德告诉她,在他所知道的未来战争中,将会怎样部署坦克同步兵和其他兵种协同作战,以克敌制胜。

  尽管贝蒂·安德森还是位少女,而且可能对步兵战术毫无兴趣,但蒙哥马利却仍然滔滔不绝地对她讲解,可见他已对年轻而漂亮的少女神魂颠倒。后来,他竟毫不迟疑地向贝蒂的父母表白他对贝蒂的爱慕之心,并问他们是否可以向她求婚。贝蒂·安德森的双亲很明智地把这个问题留给贝蒂自己去决定。

  贝蒂没有立刻作出答复。显然,她特别欣赏伯纳德·蒙哥马利的坚强个性和品格,包括他的雄心壮志。但是,欣赏并不等于爱情。贝蒂尽管很年轻,但似乎已经感觉到她根本就不可能达到这位野心勃勃的准少校的理想。几周后,贝蒂在福克斯通的一个宴会上“很偶然地”遇上了布赖恩·蒙哥马利,并开始和他调情。以后,他们俩常常见面,一起去跳舞,但他们尽量避开伯纳德·蒙哥马利,不让他知道,以免他伤心。

  贝蒂的拒绝使蒙哥马利很难过。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他才从感情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这是他第一次把深沉的情感灌注到家人以外的人身上,但却未获成功。不过,值得安慰的是,他的情感至少可以不必完全倾注在他母亲身上了。

  1925年3月,蒙哥马利返回皇家沃里克郡团第1营任A连连长。男女私情丝毫没有影响他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当他到内皮尔兵营报到时,他已拟定一份步兵连训练计划,其中包括从3月18日至8月初的每日课目。他在计划前言中说:“我们的目的是在连训练结束时,使每一个军官和士兵在战斗中对每一种作战所应采取的行动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蒙哥马利的连训练,从一开头就准备作为全营其他单位的示范。这个训练在1925年3月18日上午正式开始。操场教练很少,有时根本就没有。当步兵战术的基本原则讲解清楚后,部队的演练随即开始。演练的课目包括利用地形地物、战地通讯、射击命令、战斗队形、排战术、巡逻侦察、夜间战斗、进攻、退却、防御、陆空协同、野战筑城、坦克支援等。这套计划的目标很高,是沃里克郡团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10年的参谋职务和刻苦钻研,使蒙哥马利对英国陆军应该成为什么样子,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他认为,到了最后,一切战争都变成步兵的对垒,而这些步兵的训练、步兵配合行动的能力,以及同炮兵、坦克、工兵、飞机等协同作战的能力,将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他的这种见解始终未变。不过,是在当连长之后他才体会到,不仅要将自己的看法灌输给每一个军官,而且还要灌输给每一个士兵。

  蒙哥马利这种与众不同的训练方式,惊动了第10旅旅长(沃里克郡团第1营隶属于这个旅)。3月30日,旅长亲自率领参谋长前来视察。当时,蒙哥马利正带着A连进行6英里越野前卫战术模拟演习。演习相当成功,旅长满意而归。

  蒙哥马利训练计划产生的余波开始扩大,全神贯注于眼前工作的他却全然不知。不久,他奉命将连里的一个排派往第132步兵旅进行一系列的示范。从1925年8月初起,他的声誉开始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这种形势下,陆军部被迫于1925年7月26日将伯纳德·蒙哥马利晋升为正式少校。

  两天后,陆军部参谋处一时没有察觉到蒙哥马利刚晋升正式少校,竟再一次发布他的人事命令。原来,坎伯利参谋学院有一名准中校教官的任期将于年底期满,7月28日的参谋会议决定,由准少校伯纳德·蒙哥马利填补这个职位,任期三年。查尔斯·哈林顿爵士曾在1924年10月的机密报告中对蒙哥马利大加赞扬,并提出如下建议:“伯纳德·蒙哥马利是位精明强干的军官,也是位优秀的教官和演说家,对本职的学识和能力远较一般水平为高,兹建议调任参谋学院教官。”显然,陆军部的决定是根据他的建议作出的。

  任教官的命令使蒙哥马利兴奋不已,但他在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他照样带着连队参加示范、训练和演习。不管同事们对他的感觉如何,团里从来没有其他连把战术训练搞得像他那么有声有色。他在那里订下的战术原则,在他离开团队调到参谋学院以后,仍然保持不变。如果说他日后在官兵的心里赢得了一“席”之地的话,那不是由于他有天生的高尚品格,或是关心官兵福利所致,而纯粹是由于他有一种自威灵顿以来,英国陆军中无人可比的敬业精神。

  蒙哥马利曾写信告诉他的母亲,他接受了贝蒂·安德森作出的决定。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接受。相反,他觉得自从春季以来,情况改变了。他现在是正式少校,又在参谋学院当教官,保证很快便会晋升荣誉(准)中校。他在参谋学院任期3年,如果他需要,就会给他配住宅。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就买了一张车票前往瑞士伦科,因为贝蒂·安德森一家住在那里。蒙哥马利不是个花花公子,但他已是38岁的人了,而且在事业上已建立起坚固的基础。他也许感觉到,他目前的状况一定会使贝蒂·安德森的父母作出较好的反应。

  安德森一家住在伦科的一家旅馆里,蒙哥马利也故意住进那家旅馆。然而,蒙哥马利的努力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贝蒂的决心已定,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改变她的主意。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能说贝蒂·安德森的拒绝,对蒙哥马利就一定是不幸呢?36岁的坎伯利参谋学院教官克罗迪·阿金勒,娶了一个21岁的美女为妻,结果甚为悲惨,使他受尽了屈辱;戈特也想在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后,娶一个如花似玉的20岁女郎为妻,后来也在很没有面子的情况下分手;假如蒙哥马利的追求成功,贝蒂·安德森能与他白头偕者吗?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经贝蒂父母的介绍,蒙哥马利认识了安德森家族中的其他人,其中包括爱德华爵士和夫人,以及罗伯特·霍巴特的女儿贝蒂·卡弗。罗伯特是位印度官员,已于1910年去世。他的女儿身材不高,容貌也不动人,但乐观快活,颇有人缘。她是个寡妇,有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13岁。她的丈夫在大战爆发时从军,在加里波里阵亡。她与蒙哥马利同岁,是个艺术家,擅长油画和水彩画,雕塑也很拿手。她住在奇斯维克,离蒙哥马利家人曾住过的地方相距不远。她的祖籍也是爱尔兰,而且属于名门望族。她的弟弟斯坦利曾于1920年与蒙哥马利同在坎伯利参谋学院学习。蒙哥马利发现、,他与卡弗太太情投意合,不过,他们当时只是朋友关系。

  被日蒂·安德森拒绝后,蒙哥马利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冬季运动,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帮助儿童学习滑雪。后来,这群人各自返回英国,孩子们回到学校,贝蒂·卡弗返回奇斯维克,蒙哥马利则返回坎伯利参谋学院就任新职。

  尽管蒙哥马利不是大学教授,他对历史的兴趣也不是纯学术性的,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却是坎伯利和奎达参谋学院最出色的战术演讲家。究其原因,一是他有作战的“普通常识”,二是他具有清晰而又合乎逻辑的表达能力,但更重要的是,他具备第三种气质,雄心。但他与同时代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有名之士显然不同,他觉得需要对自己的雄心加以控制,以保持平衡。像戈特那种人物,飞黄腾达,却没有真正精通本行学识;像富勒那样的坎伯利参谋学院的伎使英才,却变成了法西斯主义者;像利德尔·哈特那样妄自尊大的军事理论家,却被赶出了军队;像帕特里克·霍巴特那样的坦克兵团先驱,却因顽固、暴躁和不听命令,在战争前夕惨遭撤职。蒙哥马利却能始终抑制自己的野心,使其雄心壮志总是在目前任务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的最后目标;在漫长而又枯燥无味的和平年代,面对现实,认清环境,对自己本职工作的每一方面都狠下苦功,不断地充实自己,坚定地迈向成功的未来。

  在坎伯利,蒙哥马利对资深教官、研究室主任艾伦·布鲁克佩服得五体投地。布鲁克比蒙哥马利大三岁,大战结束时是个荣誉(准)上校,曾获两枚优异服务勋章,是转移炮兵弹幕的专家。他思维敏锐,头脑灵活,能谋善断,眼光远大,常使蒙哥马利感到相形见细。由于布鲁克似乎总觉得他的部属庸碌无能,这更使蒙哥马利自惭形秽。不过,布鲁克亦独具慧眼,认为蒙哥马利在许多方面都是未来帝国参谋总长的材料,所以在各方面都尽可能地给他帮助。

  虽然蒙哥马利被研究室主任所震慑,但他对自己的演讲能力仍充满信心。在坎伯利,他成了沙盘的高手和想象力丰富的战术问题发言人。演讲时,他两眼注视着听众,极其清晰地阐明复杂的问题。他具有抓住问题并明确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本领。凡是听过他演讲的人,都会承认他讲话的精确性。从1926年开始当教官起,他的声誉便如日东升,越来越高。

  1926年底,蒙哥马利再次到瑞士伦科旅行。同行的有爱德华·克劳爵士及其一家和朋友们。卡弗太太和她的两个儿子又在那里。由于他们的父亲在战争中阵亡,两个男孩也就憎恨战争,憎恨一切与军人有关的事情。但这一次蒙哥马利对卡弗有了更多的了解,以致假期结束时,他已坠入情网。

  贝蒂·卡弗原姓霍巴特,她的父亲罗伯特·霍巴特是南爱尔兰人,年轻时在印度任公务员,40多岁事业有成时,与17岁的北爱尔兰女郎珍纳达·斯坦利结婚。长于查尔斯到印度任公务员,次子法兰克加入海军,三子珀特里克和四子斯坦利成为陆军军官,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入坎伯利参谋学院深造。

  贝蒂·霍巴特在中学与爱丽生·卡弗相识,后通过爱丽生与其哥哥瓦尔多·卡弗相识。瓦尔多·卡弗是位英俊而机敏的孩子,入剑桥大学时才开始操舟,4年后竟能代表国家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贝蒂·霍巴特貌不惊人,但她的为人弥补了外表的不足。她和瓦尔多很快就双双坠入爱河。瓦尔多的父亲是富甲一方的棉花大王,但贝蒂的父亲却反对这桩婚事,认为那是贬低了霍巴特家的身份,因为当时盛行一种偏见,即“职业家庭的人决不嫁作商人妇”。最后,贝蒂的父亲勉强同意,但坚持以卡弗家负担“最庞大的结婚费用”为条件。贝蒂与瓦尔多的婚姻是幸福的,瓦尔多死后,她过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

  当格温·霍巴特家的人得知贝蒂与蒙哥马利的恋爱关系时,颇感惊奇。他们认为:蒙哥马利一点也不出众,就算在军中已小有名气,但在外界却仍是无名小辈,既无丰富的学识,又羞怯拘谨,不能落落大方;贝蒂愿意与他结婚,也许是因为她感到孤单寂寞,并需要一个人来帮助她抚养那两个十来岁的孩子。

  然而,贝蒂却较霍巴特家的人更能观察入微。从这位沉默寡言、貌不惊人、说话声音比别人高几度、习惯于用手扯自己耳朵的少校身上,她看到一种较她自己、甚至较她哥哥珀特里克更高一等的天才。若干年前,贝蒂写过一句话:“女人不过是个让男人将他丰富的创造力灌注进去的敏感透明体而已。”对贝蒂来说,一个女人所有的创造性成就,都不过是她从男人身上所吸取的创造力的一种反映和翻版。蒙哥马利正是她所指望的那种男人。

  不错,贝蒂与蒙哥马利的爱情与贝蒂和瓦尔多的爱情截然不同,但对她却是同样重要。现在,贝蒂已经历过婚姻和生离死别,所以她的爱可能更深沉、更丰富。如果她的朋友私下觉得蒙哥马利配不上她,那似乎一点也不能阻止她。她的本能和直觉告诉她,她找对了人:这个男人的禀赋,在军队以外,只有她的慧眼才看得出来。尽管他的态度有点专横,但她仍可以爱他,而已可以像母亲般地照顾他。

  从1927年春开始,贝蒂和蒙哥马利频频见面,但却一直没有提起婚事。贝蒂的哥哥逼她催促蒙哥马利表明意图,但贝蒂羞于启口,蒙哥马利却仿佛浑然不觉。

  4月中旬,蒙哥马利带着弟弟布赖恩和皇家沃里克郡团第l营的3个少尉,前往一战战场作一次十分勇敢的自行车旅行。4月27日,旅行结束。回到坎伯利后,蒙哥马利又继续与贝蒂交往。

  蒙哥马利就这样追求贝蒂,可是却一直不谈及婚事。那么,蒙哥马利为什么不提出求婚?是因为害羞?是不愿冒第二次被打击的危险?还是他没有把握能否负得起一个寡妇和两个十来岁孩子的责任?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

  1927年复活节那天,贝蒂提议与他一道去看看她儿子约翰的学校。蒙哥马利欣然同意。当走近手球场时,贝蒂让约翰和迪克到别处玩,随后便对蒙哥马利说,也许人们已开始对他们俩窃窃私语,因此提议暂时停止见面。蒙哥马利不同意,同她争辩,但贝蒂坚持不再见面。蒙哥马利一听急了,马上对她说:“别傻,贝蒂,我爱你。”贝蒂哭了,蒙哥马利紧张地松了一口气,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当孩子们冲进手球场时,迪克首先听到他们订婚的消息,但他觉得很不是滋味,急于要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一直把蒙哥马利看作朋友,而不是父亲,从未想到他们俩会结婚。

  也许是为了这个缘故,贝蒂要求蒙哥马利不要急于宣布他们订婚的消息。他们通知了蒙哥马利的家人,又等两个孩子都回到了学校,才于1927年6月25日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则正式的结婚启事:

  “坎伯利参谋学院的师作训参谋伯纳德·蒙哥马利中校与伦敦W四区奇斯维克林荫大道滨河第2号的卡弗太太订于7月27日在伦敦举行结婚仪式。”

  1927年7月27日。伯纳德·蒙哥马科与贝蒂·卡弗在奇斯维克教区教堂举行婚礼,喜结伉俪。正是。不惑之年迎喜事,刚升官职又娶妻。欲知蒙哥马利婚后生活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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