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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庆还是很细心的，她发现了我情绪上的问题，就千方百计地为我寻开心，让我能够高兴起来。她不仅每天在厂里尽心尽责地拍戏，回到家里，还尽量尽一个妻子的责任。 也许是为了尽快使我摆脱这种情绪，或者是为了逃脱那不愉快的、尴尬的、而又无时不在的心理障碍，我们只有积极地工作了。 这个时候，中国又涌起了一股走穴热潮，约我们演出的人总是接二连三。每逢有一点空闲时间，一份份的演出合同就接踵而至，于是，我们又开始了肆无忌惮的走穴活动。 观众的情绪是高涨的，演出的场次似乎永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欲望。尽管我们一再加演，但是观众的热情丝毫未见衰退，每次加演场次的票总是一售而空。 由于和后面演出的地区已经签了合同，而且他们把票都卖了出去，所以，我们不敢延长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停留时间，否则，就会陷入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中。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加场次不加停留时间。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们那时一天要演八场，这个“八场”的概念就是：早晨七点半开始第一场，晚上十二点五十最后一场开幕。即使是这样，演出的票子还是很难搞到的。 为了保证演出的顺利进行，所有的演员整天都不能离开剧场。每当自己的节目结束，就在后台的沙发上稍事休息，下一场再继续演。这边演出刚刚结束，那边就开始下一场的剪票了。就这样，我们马拉松的表演要坚持一天八场。 记得那时最高的纪录是一大演出九场。 当时虽然对我私演私分问题的调查已经结束了，但是，由于我们的演员来自全国各地，有许多人的单位还会不时地派人来调查我们的演员。可是，当那些外调人员听到我们一天演出九场的时候，他们哈哈大笑，根本不相信这会是事实。 一天九场，这在中国一定是全国纪录了，而且，我相信它也是一个世界纪录，没淮哪一大就会被记载到《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上去，因为，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拥有这么多精神饥渴的观众群了。 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朗出现的情况，也许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了。一天九场，也许会成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世界纪录了。当然，我没有调查过，但是我想大概不会错！ 有得就有失，有红火就有冷落，我们当然也有走麦城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在山西的一个边远小城市里，那次是我当穴头来组队，凑了一个演出班子。虽然用的是一个“凑”字，但，我们的人员素质和节目质量在当时还是可以的，至少可以和国家级的演出相抗衡。参加演出的所有同志都是各个团的主力演员，甚至在我们的乐队里都有近年来赫赫有名的作曲家。 演出是认真的。因为这是我们特别严格的要求。 我们觉得，老盯姓挣钱也不容易，我们不能糊弄老百姓，这就是我们当时走穴的一条标准，或者说是一种所谓的良心吧！当时．我们拿的钱的确不少，可是，由于那时走穴的风头刚兴起不久，我们拿这么多钱好像还并不太心安理得，不像现在这些大腕儿们那样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因为在不久以前，我们也是这种演出的观众，我们就更加理解买票观众的心情了。所以，我们也一直要求所有演员都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场演出，不要辜负了观众们的期望和钱。 可是，由于经验不足，我还是犯了一个错误。 看到每天剧场里都是满满的，我以为没什么问题，没想到剧场的经理每天只卖了五六成的票，剩下的票全留给关系户了。结果，到了演出即将结束的时候，剧场的经理告诉我们，票没有全卖出去。那一次，我们是和剧场在售出的票中分成，所以这样算起来，去掉演员的吃住、差旅费，几乎没剩下多少。但是，做人要讲信誉，由于是我当穴头，既然把大家带出来，就要对人家负责，答应给大家的数，绝对一分也不能少。人有的时候是怎么也坚强不起来的。在我非常自信自己的能力，希望打一个大胜仗的时候，却突然遭到了这样的打击，碰了这样的…个大钉子，被那位老经理当羊肉涮了一回，而且是哑巴吃黄连一一一有苦说不出啊！ 当时，正好最后一场还没有演，于是，就有演员说，如果他们不给钱就不演了。可是，为了艺术家的良心，我们还是劝说那些演员们坚持演完了最后一场。唯一不同的是，我站在门口，把那些没有票的人毫不客气地拦在了门外。这最后一场演出一定也使那位老经理坐蜡了，因为他把好多最亲密的朋友都安排看最后一场演出了。我们也算是以牙还牙了吧。好在情况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坏。我本来和刘晓庆打算回北京再把大家的钱结清，没想到按照剧场经理结算的数目，居然还拉平了。虽然，我和刘晓庆没有拿钱，但是大家的钱一分也没有少。 演出结束了，我们又要马不停蹄地赶到下一个演出地点。 坐在长途车上，我依旧在发着抖。虽然已经打过针，吃过药了，但我仍然高烧不退，这次和以往不一样，不是刘晓庆偎着我，而是我靠在她的身上。 外地的公路不像北京的这么好，汽车在上面行驶时，颠簸得非常厉害，不时还会遇上一个大坑，汽车会毫不犹豫地跳得高高的。夜里，路过那小村庄，农家场院里的灯会瞬间从车窗前划过，然后，又把我们甩在无边的黑暗里。 我枕着刘晓庆的腿，颠簸着、颠簸着，恍馏间感觉到刘晓庆一直用手轻拍着我的身体，在额头上试着我的体温。 我们就这样向另一个演出地点迸发，为了钱，为了今后能过上好日子，为了实现像大堂一样的生活理想…… 那时．我们像一只只小蚂蚁，不辞辛劳地往家里搬东西。 都说河南焦作的瓷器好，其实，有什么好，只不过是便宜。于是，我们就买了一大堆瓷器，从一个演出点扛到另一个演出点，记得好像是从河南扛到了湖南。好家伙！那瓷器做得可真着实，又厚又沉。真不知当时为什么要那么蠢地把它们从焦作带到湖南，又带到北京，周游了大半个中国？其实，北京什么瓷器没有啊！ 哎，只是为了给家里省几个钱，哪怕是几毛钱也好啊！ 演出的地点大多都是那种交通不发达的地方，我们每次转移都是对方开长途客车来接我们。这种长途的疲劳，不分白天黑夜的行进。就是我们这些走穴队的主要生活。现在看起来，不要说是刘晓庆，就是我，也再吃不了那么多的苦了。 那颠簸的让人肠子都晕的乡村公路。那漫大飞舞的令人气管阻塞的风沙…… 当时我们坐的汽车好像密封情况特别不好，那些灰尘从每一个缝隙里不厌其烦前仆后继地向车里灌进来，令人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窒息的感觉。有的演出地点还好，可以下车以后洗一洗，可是有的地方条件很差，根本没有办法洗澡。 好在，我的烧慢慢地退了，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吃过同样的亏。 有那么一部电影，叫《脖子上的安娜》，刘晓庆也可以叫“胳膊上的刘晓庆”了吧！ 我们的破客车在烟尘滚滚的乡村公路上行进着，车上载着这些出门挣钱的人们，大家向下一个希望驶去，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不管时间有多长，也不管有多么辛苦，刘晓庆总是乖乖地枕在我的胳膊上。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一种新的充满了朝气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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